福山等西方学者看世界金融危机和新自由主义

福山等西方学者看世界金融危机和新自由主义

    
    《中华魂》原编者按：美国《外交》双月刊2011年3/4月号刊载了美国全球发展中心主席南希•伯索尔、美国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合著的《金融危机后发展方面的新思想》一书的节选文章《后“华盛顿共识”——危机之后的发展》。法国人类学和社会学学者保罗•若里翁在柏林墙倒塌20年后，发表了他的新著《垂死的资本主义》一书，并于2007年预言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危机。今年3月21日法国《论坛报》登载了该报记者对若里翁的专访文章《局势比危机前还糟糕》。这三位学者在上述文章中分别谈了他们对这次世界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又称“华盛顿共识”）和西方资本主义的看法。本刊根据新华社《参考消息》等译载的这两篇文章予以摘要转登，供研究参阅。

    一、伯索尔和福山的看法
    上一次全球范围的经济萧条起源于美国的时候，其影响不仅对世界经济，而且对世界政治来说，都是毁灭性的。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为一种转变准备了条件，就是放弃严格的货币主义和自由放任的政策，转而采取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更为重要的是，对许多人来说，它使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丧失了合法性，从而为激进的和反自由主义的运动在世界各地的兴起铺平了道路。
    而本次经济危机发生时，并没有出现任何激烈地否定资本主义的现象，即便在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2009年初，正当全球金融恐慌处于最严重的时刻，没有任何发展中大国的领导人不再信奉自由贸易或全球资本主义制度。相反地，却是地位稳固的“西方民主国家”强调了过度依赖以市场为导向的全球化的风险，呼吁加强对全球金融业的监管。
    如果说这场全球金融危机让一些发展模式受到审判的话，那就是自由主义市场或新自由主义模式。该模式强调小政府、取消管制、私有制和低税收。
    实际上，在这场危机爆发前许多年，许多发展中国家就一直疏远新自由主义模式。20世纪90年代末东亚和拉美发生的金融危机使与所谓“华盛顿共识”相关的许多思想，尤其是完全依赖外国资本的思想丧失了信誉。到2008年，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保持了对本国银行体系的监管与控制，从而减轻了自己国家受到外国金融市场影响的程度。在危机之后的复苏中，与发达国家相比，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数字要高得多。
    这场危机凸显了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不稳定性，面对失业威胁的民众期望政府能够提供一定社会保障。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即使没有完全丧失信誉，最起码也不再占据主导地位。在今后10年里，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很可能会进一步改革自己的经济政策方针，它们将会不那么注重资本的自由流动，而是更多地关心通过社会保障网计划把给社会造成的破坏减少到最低限度，更加积极地支持国内工业。在实施自由化改革无果后，拉美国家的政策也开始向左转，增加社会开支，以减少贫困和不平等。巴西和墨西哥就帮助较贫困家庭抵御了最近的危机。
    这次危机爆发前的旧的经济共识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认为发展中国家能够从增加外资流入中获得很大的好处，即经济学家阿尔温德•苏布拉马尼安所说的“外资崇拜”。
    上世纪90年代，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力促发展中国家向外国银行开放资本市场，取消汇率管制。它们声称，发展中国家能够从增加外资流入中获得很大好处，因为资本在全球的自由流动将像商品和服务的自由流动一样，提高市场效率。但事实上资本的充分流动所带来的好处远非那么明确。造成这一点的原因与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之间的根本差别有关。自由的资本市场的确能够高效率地配置资本，但相互联系的大型金融机构也会冒险。而这种风险给经济的其他部门强加巨大的外部负面影响。
    2008年以来发生的金融危机，使西方国家尤其是美英两国最终领教到了东亚人十多年前就明白的道理：开放的资本市场，加上缺乏监管的金融部门，必将酝酿一场等候已久的灾难。
    因此，这场危机的一个明显后果就是“外资崇拜”论的消亡。曾经热衷于这一做法的国家，比如冰岛、爱尔兰和东欧的那些国家，遭到的打击最为严重，并面临的经济复苏也最为艰难。
    这场危机的作用是凸显了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不稳定性。美国式资本主义已经从神坛上跌落下来。
    这场危机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引发对产业政策的新一轮讨论，即政府能否通过低息贷款或直接补贴等方式扶持产业发展。产业政策是一国旨在开发具体的产业部门的战略，通常是通过低息贷款或者直接补贴等支持，或者通过国家对开发银行的管理。这种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被当作危险的失败而遭到否定，因为它们以很高的财政成本维持了效率低下的产业。很多美国机构认为，经济增长面临的威胁更多来自于政府的无能和腐败，而不是市场失灵。鉴于美国式资本主义已经跌下神坛，这种看法有可能开始转变。这场危机和一些国家对其作出的有效反应很可能会提升一种理念，即发展中国家称职的官员能够高效率地处理国家对生产部门的干预。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的目的在于加强协调，解决靠市场力量无法克服的困难，从而创造条件引导私人投资者加大对新兴产业和新技术的投入。例如，巴西利用自己政府扶植的开发银行把信贷迅速地引向某些部门，作为其在危机情况下实行的初步刺激计划的一部分。
    这场危机使人们反思政府的经济角色。对这场危机中政府加强管理和自上而下进行决策的做法，不少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领导人都予以赞同。
    历史学家们很可能会认为，这场金融危机是美国在全球事务中占据经济主导地位的终结。朝着多极世界发展的趋势早已开始，西方金融市场的崩溃及其虚弱的经济回升使这一进程加快。西方国家要求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事务中承担更重要的领导角色，言外之意，就是承认它们已经不能单靠自己处理全球经济事务。这场金融危机最终导致了七国集团作为协调全球经济政策的主要场所的消亡及其被二十国集团所取代。由于二十国集团与七国集团不同，包括了巴西、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国家，所以经济协调的扩展，标志着应该承认全球经济参与者组成一个新的集团，西方大国已经不能单靠自己处理全球经济事务。
    所谓“世界其余国家的崛起”并不仅仅涉及经济和政治权力，还事关各种思想与模式在全球范围的竞争。西方，尤其是美国不再被看作有关社会政策创新思维的唯一中心。至于产业政策，30年来西方在这一领域中所贡献的创新思维甚少。要想见到实践中的成功模式，必须转向新兴市场国家，而不是发达国家。在国际组织问题上，美国和欧洲的声音与思想的主导地位日益下降，新兴市场国家作为国际金融机构资金的重要来源，其声音与思想越来越受到重视。
    所有这一切表明，世界的发展议程已明显转变。这种议程曾经一贯是在发达国家产生的、在发展中国家得到实施，实际上往往是强加于后者的。美国、欧洲和日本将继续充当经济资源与思想的重要来源，但是新兴市场国家正在进入这一领域，并将成为重要的参与者。尽管世界上的很多穷人生活在新兴市场国家，但这些国家就经济、政策和知识而言，已经在全球舞台上获得了新的尊重。事实上，发展从来就不是富人恩赐给穷人的东西，而是穷人自己实现的东西。西方大国看来正在觉醒，它们最终会认识到这一真理，因为这场全球危机对它们来说还根本没有结束。
    二、若里翁的看法
    资本主义的衰落现在是确定无疑的，因为它已经走向崩溃。经济不平衡一直未被消除。金融危机使得一些西方国家不再有能力投资于社会保障，而社会保障曾经维持了所有人都能从这个体制中获益的信仰。然而这个体制对不再受到保护的人残忍无情。请看美国的情况：10万人涌向威斯康星州的街头抗议中止工会权利，其中多数人是白人中产阶级。英国要想摧毁社会保障体系也会遭到反对。抗议运动将增多并伴随资本主义崩溃的过程。
    危机每次都不一样。世界随危机而改变。在这一点上我赞同马克思，他是第一个预言了资本主义将终结的近代经济学家。我们赋予私人财产的极端定义造成不可避免的财富集中。钱能生钱，富人借出的钱越来越多，把盈余用于投机，而消费者陷入债务循环。一旦没有足够的参与者，这个游戏就结束了。
    跟危机之前相比，在财富和金融实力的集中方面，情况更加糟糕了。当务之急是阻止财富的集中，税收能起到一定作用，但还不够。薪水和对剩余价值的分享都是重要问题。应该进行激进的改革，尤其是针对造成很多麻烦的金融领域。
    我觉得真正责任在于我们奉行的迷信市场的经济学的失败。这种经济学在危机来临之际没有能够提出问题并提供工具。政治家们向经济学家进行咨询，但他们找到的人只是重弹那些让世界陷入危机的老调。现在的经济学只造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即市场是无所不知的。它的前提是错误的。除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后来的凯恩斯，马克思是最后一个真正能够从资本主义的内部理解这一体系的经济学家。现在正是重拾马克思的理论并重建跟他的名字相符的经济学的时候了。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393期，摘自2011年8月上《中华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