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佩克：美国中产阶级之殇

　　大衰退（The Great Recession ）已经让美国的中产阶级被加速掏空，也把大部分美国人与超级富人之间不断加大的分歧暴露无遗。两相叠都预示着美国的中产阶级行将消亡。那么阶层之间的鸿沟如何填补呢？

　　2005年10月，三位花旗集团的分析师发布了一份报告，为我们描述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形势。他们写到，为了真正了解美国经济和股票市场的未来，你首先需要认识到“美国消费者这样的消费动物（真是绝无仅有），”还有，诸如消费者“平均”负债和消费者“平均”支出之类的概念正在被严重误导。

　　他们说，事实上美国是由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构成：富人阶层和余下的美国大众。第二个群体是根本不关心投资决策的目的的；跟踪这个群体的消费习惯或者对它的储蓄率表示忧虑只能是浪费时间的行为。在美国经济中，所有的行动都是在上部阶层完成：（占美国家庭总数）1%的最富裕家庭的年收入总和与底层60%家庭收入的总和相当；他们拥有的财富总和与底层财富总和的90%相当；而且每过去一年，就会有一大笔国家的钱财通过自己的手流进他们自己的腰包。就是这一小群人，几乎是独断地掌控了未来的经济增长和未来的经济回报。阿杰伊·卡普、尼尔·麦克劳德和纳伦德拉·星等三位分析师为这种经济状态选了一个最契合的词：政治经济学（plutonomy）。

　　卡普和他的合写到，在这种政治经济学中，“经济增长是由富裕的少数人推动的，也是由富裕的少数人大把消费的。”他们注意到，美国此前曾经两次遇到类似的状况---一次是在“镀金时代”，另一次是在“咆哮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每次事件中，财富的集中都是快速的技术进步、全球一体化、自由主义的国家政策和“创造性的金融创新”等带来的结果。在2005年，富人们几乎触及了他们在前面的那些时代中已经达到的高度，而且花旗集团也没有找到适当的理由认为这次轮回中富人们的财富不会继续攀升。报告说，“世界正在被企业家富们豪强力控制，”我们这个时代的“富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将会充分利用”处于快速转变中的全球经济“异常复杂的形势”。

　　在经济衰退期间收入的不平等程度通常会降低，但在大衰退时却不尽然。从2007年到2009年（有据可查的最近几年），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有所扩大。1%的最高收入者在2008年的收入比其他美国人减少得更多，但是这些减少几乎完全是因为股票市场的暴跌，并且其中有50%的减少是在实现的资本增值方面。如果把资本增值排除在外的话，最高收入人群获得的国民收入的份额在2008年还是上升的，而且自此以后股票市场便开始恢复了。自2009年开始，公司利润在一个季度、一个季度的急剧增加。

　　甚至在金融领域，高收入人群也已经回归强势。2009年，这个国家前25位的对冲基金经理的收入比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的收入还要高，达到了250亿美元。由于金融危机开始时，华尔街便大量暂时裁员，因此与其它领域相比，金融产业抵御外来冲击的能力更强；从2007年一季度到2010年一季度，金融产业缩减了8%的工作职位，与之相比的是建筑业缩减了27%，制造业缩减了17%。纵观整个衰退过程，金融与保险领域的失业率一直明显低于全国的总失业水平。

　　大衰退对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人的影响是非常不均衡的，而影响也很容易看到。从2009年到2010年，在全国范围内，工资收入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但在曼哈顿地区是增长了11.9%，硅谷是8.7%。华盛顿特区和圣何塞（硅谷）的城区（都是美国精英人士的主要聚居区），今年2月份的招聘职位几乎与应征者一样多。与此相反，在迈阿密和底特律每一个招聘岗位会有6个失业者前来求职。3月份，在全国范围内，仅有高中毕业文凭人群的失业率是12%；大学毕业生是4.5%；有专业资格的人士是2%。

　　（大城市的）远郊和房价适中、曾经快速发展的地区（如凤凰城、拉斯维加斯和佛罗里达的大部分地区）一直是只有有限的储蓄和教育水平但志存高远的中产阶级心目中的麦加城，但是一夜之间住房市场发生了雪崩。相比较而言，职员阶层都密集聚居在房价较贵但富有活力城市（如旧金山、西雅图、波士顿和芝加哥等）的近郊区域，他们受到的损失要小些。事实也是如此，由于股票市场反弹但是房屋价值却没有回升，因此整个中产阶级的财富比持有更多样化投资组合的富人阶层缩减的要多。一份2010年皮尤（译注：皮尤研究中心）研究报告表明，从衰退开始，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已经损失了23%的财富，与此相对应的是上层阶级仅损失了12%。　　

　　富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可以更容易地摆脱衰退的困扰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他们一直顺风顺水好多年了。与此同时，经济衰退制约了工资的增长并有助于实现快速业务重组和离岸外包，使许多公司降低生产成本并获得更高的利润---它们的高管也会获得比较高的收入。　

　　安东尼·阿特金森是牛津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家，他在最近几次金融危机如何影响收入分布方面做过研究。他发现在这些金融危机的提醒下，富人阶层通常会强化他们的经济地位。阿特金森研究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横扫亚洲的金融危机以及同时代对几个北欧国家造成影响的金融危机。他说，在大部分案例中，在危机发生后，中产阶级都经受了长时间收入低迷的煎熬，而1%的高收入人群却可以保护自己---一旦市场崩盘，他们会利用手中的现金储备非常便宜地购买资产，然后便会在危急中崛起，比他们曾经拥有的资产份额和收入还要明显增加。阿特金森告诉我说，“我认为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在美国看到了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巴菲特先生一直在投资。”

　　住在伯克利的经济学家以马利·萨伊兹说，“富人们似乎已经走在复苏的大路上，”而那些中产阶级，特别是那些失去工作的人，“也许会遭受永久性地打击。”萨伊兹指出，（世界经济）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严重衰退走出来后，“当富人又恢复了活力，当加入工会的劳动者再也找不到和曾经的工作报酬一样的新工作时，你会看到，不平等又增加了······。现在我担心我们将要见到同样的现象了，但是这个会更富有戏剧性。”在美国，由于与海外劳工的成本或者工艺替换性上相比较时，一些工人属于过度取酬，因此中等收入的工作“便消失了，但是留下的会是一个刚性的和真实的市场。”许多工作报酬比原先减少了，也有少部分工作报酬甚至比原来还高了。这种政治经济学在后危机时代的严酷考验中得到了巩固。

　　中产阶级的凋零

　　严重的经济衰退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们倾向于加速已经进行中的深层经济变化。衰退中的产业和公司失败后，会激励工人和资本向上升期的领域转移；衰退中的城市迅速萎缩，留下满目荒凉；技术革命部分地取代了工人们的角色，工人自从被大量的从工作岗位赶走之后，就再也没有让返回。一些经济学家辩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类似这样的(经济)阶段等于为国家做了一些服务工作，它们为新的创新、更有效率的生产和更快的增长等扫清了道路。不管是不是真的，它们一般会非常清楚地、非常无情地让我们知道，社会正在走向何方以及什么样的人和地区正在落在后面。

　　可以说，过去的几代人的经历表明，在美国最重要的经济趋势便是非常直白地把美国人分成了胜利者和失败者以及中产阶级被缓慢的淘空。从1999年的2009年，平均收入值一直就跌跌不休，但总的来说这个下降的趋势被住房泡沫最大程度地掩盖了。尽管收入停滞或者工作的流动性下降，但是住房泡沫使得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家庭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标准。但自此以后，这块终遮羞布被吹走了，经济衰退将美国社会中这个庞大的中间群体压得喘不过气来。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大卫·奥特在2010白皮书中写到，在美国，“大衰退已经在数量上但不是在质量上改变了就业的两极分化现象，”“中等技能的白领和蓝领工作”的消失情况要比高技能白领工作或者低技能服务岗位“严重得多”。确实，从2007年到2009年，专家级、经理级和高技能技术岗位总的就业形势基本未发生变化。像食物准备、个人护理和家居清洁之类的低技能服务岗位的工作也相当的稳定。与上述情况相反的是，经济衰退已经压倒性毁灭了中产阶级的工作。销售、行政助理和非管理层办公室工作之类的白领工作，几乎每12个岗位中就有一个在衰退的最初两年消失了；生产、手工艺、修理和设备操作之类的蓝领工作，每6个岗位便有一个也是同样的命运。

　　奥特把中等技能的中产阶级工作岗位遭遇分化现象单独提取出来作为正在深刻重塑美国社会的劳动力市场进步趋势之一。其它的几个趋势是：顶层岗位的报酬正在增加；没有文化的人的工资在下降；和“男性员工薪资水平的变化在劳动力市场滞后”等。他写到，“所有这些进步的标志都使大衰退提前到来，而且从已有数据来看，大衰退又反过来强化了这些发展趋势。”

　　在30多年的时间里，美国经济一直处于上述突变的中心。通过从工业到服务业和信息业的过渡，美国经济把自己非常紧密地整合到一个单一的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市场中。在某种程度上讲，这种转变自始至终都是表现为破坏性的。但是在新千年后这种转变的步伐已经加速，金融危机后甚至更快了。公司企业已经理解到如何更好更快地利用计算机处理能力的指数增长趋势。与此同时，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全球供应链在供应的紧密程度和广度上也在进步，这也是信息技术进步和贸易自由化的结果，并使得日常工作更容易安排。当然，中国、印度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正在完全地崛起为经济的发动机，它们能够提供大量高价值的商品和服务。

　　美国在一些领域的转变也许正接近完成。近几十年来，随着其它商业领域的成长，制造业对经济的重要性已经持续式微。制造业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迅速衰落，然后便是被缓慢的蚕食。但是根据就业数据来判断，这种泛泛的说法至少不是十分正确。事实上，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本世纪初，工业部门就业总人数一直保持稳定，从大约1700万人变动到1900万人。无可否认，制造业并没有为新增人口提供许多新增工作岗位，但是几十年来，增加的产出却从根本上抵消了节省人力的技术和离岸外包对制造业带来的冲击。

　　从2000年开始，美国的制造业已经流失了1/3的工作岗位，其中一些岗位转移到了中国。尽管制造业丢掉的工作与二十世纪农业工人人数大幅减少的农业领域相比有过之而不及，但是制造业仍然不会在美国消失。时至2010年，美国依然是世界第二大制造国和第三大农业国。由于农业的机械化程度已经非常高了，以至于只有2%的美国工人会选择农民作为职业。由此看来美国的制造业也会后其后尘。

　　与此同时，经济转变的另一阶段实际上刚刚开始，这一阶段明确指向白领劳动力。奥特告诉我，“信息技术之类的东西有非常广泛的应用性。它一直在降价，而我们也用得越来越好。”比如，计算机软件可以编制法律文书模版并且可以在第一时间内读取X射线和其它医学扫描的数据。同样地，感谢计算机技术，我们现在可以很容易地让远在地球另一边的教授们读取和解释那些扫描数据。

　　2007年，美联储前副主席、经济学家阿伦·布林德估计，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美国的工作总职位数的22-29%可能会转移到海外。似乎只有离岸外包在伴随着经济衰退大行其道。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全球性的，但是美国工作岗位的损失却特别惨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在世界范围内丢掉的每4个工作岗位中就有1个在美国。并且，在美国失业人数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在中国和巴西等国家，失业人数已经恢复到（或低于）衰退之前的水平。

　　焦虑感在攀升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贸易和技术两方面，仅有中等程度的认知能力或操作技能的美国工人的低成本替代者的数量在增加。他（它）们主要从事常规的工作，如生产线、工艺控制、数据记录、基础信息经纪、简单的软件编码等。由于机器和低收入的外国工人已经担负起了这些功能，所以与这些操作有关的技能（在美国）便变得无足轻重，缺少高等教育基础的工人也因此受到冲击。　　

　　到目前为止，在很大程度上，同样的的这些因素对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具有出色的创造才能或分析能力的美国人算是利好消息。信息技术对进行复杂研究、精密分析、高端生意撮合和从事多种形式的设计和艺术创作的人起到补充作用而不是替代那些工作。同时，全球一体化对美国新产品和高品质服务意味着更广大的市场，也意味着那些创造或提供它们的人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

　　在近几十年里，教育的回报在提高，也产生了更加严重的收入分层现象。但是即便在精英人士当中，经济发展也令他们产生了令人震惊的背离想象。从1993年开始，这个国家的收入增长中超过一半被1%的最高收入者获得；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收益也增加很多：从2002年到2007年，在每3美元国民收入增加值中，1%的最高收入者就拿走了2美元。2002年有将近200万人进入大学学习，其中1630名在哈佛大学，但是今天在他们当中只有马克•萨克伯身家超过100亿美元。超级精英的兴起并不是差异化教育的结果。部分地原因是，它是正在扩大的市场和技术革命（它们正在比以往更快地创造更大的胜利者）的自然结果---这个结果甚至还没有完全地展现出来；同时，在巨额财富带来的政治影响力的作用下，这个结果还被大大强化了。

　　最近，随着技术的进步以及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把更多的人送入大学，经济压力也爬上了美国的教育阶梯。奥特告诉我，“把大学教育和继续教育做一区别是很有用的，”“长期以来（也包括最近），在具有职业资格甚至博士（学位）身份的人中，通常他们的求职市场一直很好。尽管具有高等教育背景，但最近工作不太顺利的那群人应当是上了4念大学只拿了学士学位但却没有继续深造的人。工作的机会不太好、工资增长也不太好，经济衰退正在给他们造成更大的损害。这群人正在被从中等管理岗位或组织岗位替换下来，因为他们缺乏特别专业化和稀缺的技能。”

　　大学毕业生也许会因为技术和贸易之外的原因失去一些光彩。奥特指出，在更多的美国人进入大学后，可以认为大学的教育质量已经变得不太稳定了，而且非特定学校颁发的学历证书所具有的身份的象征也许已经贬值。不管原因是什么，“大学学历不再是那种和原先一样可以避免丢掉工作和保住工资的金字招牌。”

　　毫无疑问，有大学文凭比没有要强千倍。的确，在相对的基础上，上四年大学的回报正在接近其历史高位，但在很大程度上，（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针对没有大学学历的人的预期一直是走平或下跌的。总的来说，大学毕业生的收入都几乎没有触动过。在定义为挫折与失败的十年里，也许这种奇观可以引发一种苍白无力的庆祝。蒂莫西·斯米丁是威斯康星大学的经济学家，也是研究不平等问题的专家。他说，“大学毕业生不错了，”　但是“所有与收入有关的事，没有高于学士学位的人就别想了。”

　　美国的阶层正在分化和改变。一小撮的精英人士继续游离于其它所有人之外。在它之下，很容易想到的就是飘忽不定的中产白领阶层（普通的大学毕业生），幸运的箭头多半偏离他们；还有高一等级的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幸运的箭头正在逐渐地抬起并指向他们，但趋势还不太明显。自从经济危机爆发后，专业的中产阶级的焦虑感正在增加，而且这种焦虑感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这种焦虑感不应使我们被美国社会中的第二条（分隔大学毕业生和其他人的）裂缝所割裂。

　　如果生活并工作在波士顿或西雅图或华盛顿特区的专业社区内，你会很容易忘记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25-34岁的人中，大学毕业生仅占对应人口的30%；很容易忘记2009年一个年收入11.3万美元的家庭在全国范围内会归于80%的那类家庭。美国社会真正的中心永远是它的非专业人群---那些没有继续取得学士学位的高中毕业生占到了成年人口的58%。随着制造业的工作岗位和半熟练的办公室岗位的消失，广大的、非专业的中产阶级当中的大部分人都在向下漂移。

　　底层的70%

　　非专业中产阶级的困境是与男人的经济困境分不开的。没有高学历的男人一向是经济长期转型过程中最大的失败者（按照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迈克尔·格林斯通的观点，自从在1973年达到顶峰后，男人的实际平均工资已经下降了32%，而且此前的统计数字还是把已经完全丧失工作能力的男人考虑在内的）。而且男人的困境还放大了这个国家面对的许多问题，不仅是经济上的，还有社会上的和文化上的。

　　就像住房泡沫掩盖了中产阶级的困境一样，它也在短时间内隐藏了许多男人在走下坡路的状况。根据哈佛经济学家劳伦斯·卡茨的研究结果，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有创造力、分析能力和人际交往技能的男人一直在劳动力市场受到青睐；而没有大学学历的男人在收入方面工资一直承受着特别的压力。卡茨说，“我认为经济衰退使问题更加严重了。”在无路可走时，建筑业为年轻男人提供了一个途径（放到20年前他们应当会进入制造业）。由于房产泡沫的原因，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男人在长期趋势下并不是像你预料的那样糟，但是很难想象会再出现一次建筑业的繁荣使他们得到终极拯救。

　　在过去的30年中，有一个最大的谜团就是男人作为一个整体对逐步衰落的蓝领劳务市场是如何应对的。大学毕业生的求职机会已经超越了与非大学毕业生的界限，而对非大学毕业生而言，他们的工作都仅限于服务业（工资水平最低从到中等）。然而，男人中的主体人群所追求的目标是既不想上大学又不想从事服务行业的工作。今天具有学士学位的年轻男人和1980年时几乎是一样的。正像社会学家玛丽亚·查尔斯和大卫·格伦斯基在2004年出版的《职业贫民区》（Occupational Ghettos）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目前处在职业阶梯不同层次的男人和女人非常容易地进入混合求职的领域，但是很多行业和职业却仍然像实行“种族隔离”一样，男人去寻找越来越萎缩的体力工作；女人们“蜂拥而入非体力职业，而且还可以商谈更高的报酬和地位。”

　　在最近的2001年，美国的制造业雇佣的人数依然和卫生和教育服务加在一起的人数一样多（大约1600万人）。但从那时起，由妇女主宰的卫生和教育领域增加了大约400万份工作，而制造业却失掉了同样多的工作。即便在其它领域都求职无门的情况下，男人也挤不进卫生保健和教育部门；2009年，男人们在那些景气的行业里，也仅占据了1/4的工作岗位，这和刚跨入这个十年时的境遇差不多。尽管工作岗位在萎缩，但男人们还是巩固了在制造业的优势地位，另外与2000年时相比，2009年男人在建筑业、交通业和公用事业等领域工作的垄断程度更加明显。

　　俄亥俄州经济学家布鲁斯·温伯格说，“我深切关注”低技能男人的工作前景。1967年，在30-50岁年龄段内，97%的美国男人是仅凭高中毕业文凭参加工作的；在2010年，这个比例降到了76%。男性就业岗位的萎缩不单单出现在美国，几乎在所有的富裕国家都是如此，这是因为它们已经走过了工业时代。温伯格的研究还表明，在社交技能变得越来越重要的工作岗位，在性别选择上正在偏向女人。而且这样的工作岗位确实非常多。在其工作论文《People People》中，温伯格和另外两名合发现，在计算机应用日益盛行和增长的工作岗位和团队工作非常重要的岗位，社交技能一般都体现出了极高的价值。当然，在美国的工作场所中，计算机应用和团队工作都正在成为核心特征；伴随大衰退而来的重组也加速了这种趋势。

　　无需多言，就像无数的男人上学时课业优秀一样，无数的男人社交技能同样的优秀。作为团体来说，男人挣的钱仍然比女人多，部分原因可以归于挥之不去的性别歧视。我们观察到许多两性间的差别也许是由文化而不是遗传引发的。男人的困境在硅谷或华尔街表现得并不明显，但是在建立遍及全国的蓝领和低端服务社区时，他们是当仁不让的主力。恰恰在这些不太富裕的地方，性别角色、家庭动向和社区角色都在尾随着经济危机发生变化。

　　文化的分离

　　在本刊2010年第三期，我探讨了内容广泛的男性经济问题的社会后果，曾几何时它们已经变成了慢性病。尽管生孩子离不开男人，但女人倾向于不与没工作的或者经济上不可靠的男人结婚（或保持婚姻状态）。而且当孩子们的父母分开或居无定所时（通常情况就是这样），他们的生活一般都会变得很困难。哈佛社会学家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把上世纪七十年代内地城市制造业工作的流失（内地城市的男人也因此出现经济困难）和许多此后发生的社会病联系起来。那些社会病最终变成了从一代传递到下一代的自我强化。在这个很少有特权的群体里，一个大的、占主导地位的男性下层阶层也许正在形成，伴随它的是普遍的文化问题。

　　在这段历史中，有一点我并没有强调指出，那就是这些五花八门的社会问题触及的广度已经蔓延到非专业的中产阶级，这些问题会使家庭和群体陷入一个紊乱和令人失望的循环之中。在去年年末发布的一份有关美国家庭的全国性的研究报告中，社会学家W·布拉德福·威尔科克斯写到，在“中间美国人”（有高中文凭但没有大学文凭）当中，家庭机能失调的一系列信号都已开始亮起红灯。“今天受过中等教育的美国人的家庭生活（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的人类似），”“越来越像当年那些高中辍学生的生活。他们普遍因金融危机、伴侣间的冲突、单亲和问题儿童等背负负担。”

　　威尔科克斯写到，“变化的速度令人吃惊。”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37%的受过中等教育的夫妻走进婚姻殿堂不足10年便处于离婚状态或者分居状态，这个比例与没有完成高中学业的夫妻的比例大致相同，也是大学毕业生夫妻这个指标的3倍。进入新世纪后，自认为“婚姻幸福”的受过中等教育的夫妻的比例（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夫妻的比例相同）也正在与高中辍学生夫妻的状况接近。在2006-2008年之间，受过中等教育的女人当中，有44%的婴儿在婚姻以外出生，与高中辍学生的比例（54%）差不多;在女大学毕业生中，这个比例仅有6%。

　　与大学毕业生相比，现在非专业的中产阶级家庭与那些高中辍学生家庭更接近，因此以下每种行为模式几乎都是同样的状况：14岁女孩与父母共同生活的比例；青少年“非常”想上大学的比例；如果知道自己（或他人）怀孕了会感到尴尬的青少年的比例；未婚的年轻人一直使用计生用品的比例。

　　一个在美国根深蒂固的固定看法是：在蓝领社区和一些小城镇，或者更广泛的说在没有大学文凭的美国人当中，宗教根源的最深的。这个说法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可以说是正确的。但从那时开始，在中等教育程度的美国人中，参加宗教活动的人陡然下降，而现在大学毕业生中参加宗教活动的现却越来越普遍，同样他们参加公民团体的程度也大抵如此。出身富裕家庭的高中高年级学生最有可能当志愿者、参加团体活动、去教堂做礼拜，而且与过去的学生相比，学习（宗教）更有热情；和20年前同类学生一样信任他人；而来自不太富裕家庭的同龄人在参加上述活动方面却热情不足。一种传统中产阶级和30%的社会上层阶级之间的文化裂痕正在增大。这种文化裂痕在40年前并不存在，在20年前已经出现但仍然相对较小。

　　经济和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是综合显现的，但在文化规范上的变化不能单独归因于经济。威尔科克斯已经试图从统计学的意义上分析他已经归纳出的变化的原因，并且得出结论称，以阶层为基础的婚姻格局的变化中，举个例子说，有1/3可以归结为工资收入的停滞不前、正在增加的工作不稳定性或者有过失业的经历；余下的可以归因于公民和宗教社团参加频率上的变化以及中产阶级在态度上更广泛的变化。

　　事实上，所有这些变量似乎都是互相加强的。不管怎样，由于非专业的中产阶级人士的前景正在变得暗淡，所以在最近的10年里，中产阶级内部发生的一些最重要的文化上的变化正呈加速之势。例如，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住在一起但不结婚的伴侣的对数一直在快速增加，而且真的是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就几乎达到了翻番的程度，从2000年的380万人增加到2009年的670万人。从2009年到2010年，这个数字又增加了100万人。在新近同居的伴侣中，每十对之中即有六对至少其中一方没有工作，这个比例比过去也高了很多。

　　从根本上讲，精英阶层自身的演变似乎至少应当对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人和社会上其它人群之间正在扩大的文化鸿沟负部分的责任。正如作家比尔·毕晓普在其2008年出版的《The Big Sort》一书中所展示的那样，在过去的30年中，美国社会已经变得更加精细地按照贫富程度和教育程度来分类，而这种分类已经转而强化了没有大学文凭的美国人与有大学文凭的美国人在个人习惯和生活品味等方面的分离趋势。在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人社区内，家庭大半都很完整、理想教育很强烈而且可供学习的楷模很多。在大学程度人群所占比例比较低的社区中，上述特点是看不到的。第一种类区内天生的领导人通常在20来岁的时候便崭露头角，这些精英中的佼佼者在学校时课业优秀、上自己选择的大学并获得相应的学位。

　　罗恩·哈斯金斯和伊萨贝尔·索希尔在2009年合著的《创造一个机会社会》（Creating an Opportunity Society）一书中写到，在大多数美国人相信美国机会遍地，而且成功主要依赖于个人的智力和技能的时候，其实现实情况是非常复杂的。在最近的十年里，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人确实在顺着阶级的阶梯上下稳步运动，例如，在接近千年之交的时候，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中年人，其收入在一个很宽的范围内波动。但是在那些父母或贫或富的人中，他们自己所处的阶层与父母的阶层是很有粘性的。父母属于5%的最高收入者的，其子女成年后与父母同属一个层次的比例占到了39%；同样地，父母属于5%的最低收入者的，其子女成年后留在父母所在层次的比例占到了42%，只有6%跨入了5%的最高收入人群：从贫寒走向富裕的故事只是个传说而已。

　　一个单薄的中产阶级阶层在本质上意味着那些出身低收入家庭的人可依靠的垫脚石太少了。如果目前的经济和文化趋势继续下去的话，各个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在未来很有可能会降低，而且阶层之间的差别也许最终超出我们的能力而无法愈合。

　　最令人担忧的是，所有这些施加在非专业中产阶级身上的最强烈的压力，包括经济上的和文化上的，似乎都在朝向同一个方向。我们不能预知未来，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一些压力也许会自行消散：未来的技术进步也许不再像现在的技术进步那样使中等技能的工人受到惩罚；由于他们的替代者们（译注：指女人）在工作上变得日趋僵化，男人们也许会更习惯于后工业化时代的经济；非专业中产阶级家庭也许会使自己顺应发生变化的工作、收入和父辈的角色，从而进入一个新的稳定期。

　　美国经济之路的改变

　　从大衰退中真正摆脱出来并不是震动一下经济使它重回原来的道路那么简单，而是要改变道路。没有一个单独的行动或者政策措施可以修复中产阶级今天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通过一个复合途径我们可以缓解这些困难，比如，一些方法可以增加经济自身的增长率，还有一些方法用来保证更多的人能够从经济增长中受益等。许多最深层次的、已经暴露无遗和暂时加速的经济趋势将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完全地进行完。我们可以适应，但我们现在就要开始。

　　本文余下的内容会教我们如何去做。我所建议的措施不是泛泛的，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但这些建议在未来的几年里对我们需要权衡考虑的建议类型和我们需要进行全国对话的本质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对话的首要议题是：一定要对全球化如何影响美国的经济进行重新评估，以及需要采取何种措施使美国可以在迅速改变的世界中生存下去。

　　2010年，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布了一份报告，剖析了美国的跨国公司的强大程度和它们之于美国经济的重要程度。这些总部位于美国的跨国公司2007年雇佣了占所有私营领域19%的雇员总数、占所有私营领域25%的利润总额，而且发放了占所有私营领域25%的工资总额。它们还投入了占这个国家私营领域接近3/4的研发费用。自1990年以来，实际GDP增长的31%是由它们创造的。

　　然而尽管它们身躯庞大，但是跨国公司在创造工作机会方面却没有什么建树。在过去的20年里，它们在美国的劳动生产率中占据了41%的份额，但是在所有私营领域的工作岗位上却只占到了11%。而且，在近10年里这份数据表就更加难看了：按照经济学家马丁·苏里文的估计，从1999年到2008年，美国的跨国公司实际上缩减了190万国内雇员，同时国外雇员增加到了240万。

　　美国跨国公司沉重的脚步只不过是美国经济已经变得与更大的全球经济密不可分的一个象征，而且这些数据也显示出两大特点：第一，我们不能游离于全球化之外或者重回贸易的老路；如果这样做的话，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并继续恶化。第二，尽管美国的繁荣系于全球化，但是无论如何，在应对日益紧密的全球联系方面，美国经济在一些事情上是与之背道而驰的。

　　特别是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美国把赌注放到了连续创新上，只要商品成熟了以及它们的制造已经成为常规操作，美国便允许生产过程快速向其它国家转移，所有这些都基于一个理念：在本土创造更新的产品和服务将会大大弥补生产过程向外转移带来的损失。有时，这项战略收益颇丰。上世纪九十年代，急速的技术创新使美国经济快速增长并且创造了又好又新的工作岗位并顺着社会结构的阶梯取代那些已经过时的或者移至海外的工作岗位，同时为大多数美国人带来了给力的收入增长。然而，上述过程在近些年被打断了。

　　经济学家迈克尔·曼德尔写到，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不再像过去一样享受自己的创新所带来的经济成果。由于全球信息交流加快、无缝链接做得更加细密以及人力资本比过去更加广泛的分散，因此知识、研发和商业诀窍的贬值速度甚至比15年前更快。　

　　因此国内生产（阶段）繁荣的结束时间比过去提前了。例如，根据1999年美国劳工统计局估计的数字，IT业的硬件生产在接下来的10年里将会创造大约15.5万份新工作，而10年后却实际缩减了近50万个工作岗位。数据处理行业的工作职位也在下跌，据推测是离岸外包和技术进步的结果。由于创新贬值速度加快，所以为了维持同样的经济增长率，我们需要更多的技术进步。

　　但是，总而言之，就像许多的著名经济学家和企业家最近所指出的那样，重大创新率实际上在显著下降；由于前段时间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住房泡沫所推动的，所以我们只是没注意到而已。重大创新率的下降也许一直是运气不佳的结果---那种可以创造出整类全新产品系列的重大突破很难预测到，而长期的技术停滞却是司空见惯的。在某些领域，过度的控制也产生了一些影响。经济学家泰勒·考英在其最近的新书《经济停滞》（The Great Stagnation）中认为，尖端科学本身向外拓展（或者说，至少转化为商业化的技术创新的比例）不仅越来越慢，而且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并投入更多的资源。

　　近些年，工艺创新进展很快。美国的跨国公司和其它公司很善于通过对信息技术的投资、重组操作和在全球范围切换工作等措施不间断地改进运行效率。其中通过创造一些使生产率更高的本土工作岗位的举措让一些美国工人受益。但是由于缺乏可以带来新产品和服务的重大突破，同时也考虑到中国、印度和其它地方低工资但受过培训的劳动力大军已经存在的现实，因此在美国本土，运行效率的提高一直都不能成为获得工作或工资强劲增长的灵丹妙药。

　　美国作为技术创新者有巨大的优势。像硅谷、北卡罗来纳州的研究三角带和马萨诸塞州的高技术走廊等区域都是难以复制的，而且在美国类似的研究区域还有很多。在过去的15年里，外国学生依旧云集于此，外国的工程师和科学家在此获得博士学位后继续工作很长时间。当你做同等条件的对比时，比如对比居住在这里的有经验的工程师、科学家和商务人才等，你可以很容易地看到，美国仍然在领导着世界。　

　　但是我们需要比较好地利用上述优势以加快技术创新进程，其中一项工作便是在接下来的一些年里把国家重点考虑的事情更多地放在投资上而不是消费上。这意味着，首当其冲的是要通过把更多的联邦科研投入（也许是为私人研发支出提供减免税措施）和更低的公司综合税率（和更简化的公司税率代码）结合起来，大幅度提高和扩大国家和私人在基础科学进步和科研开发等方面的投资。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德蒙德·菲尔普斯和里奥·蒂尔曼建议设立国家技术创新银行。该银行可以以创新启动资金的形式投资或借出资金，金额比风险投资基金可以提供的还要多，而且资金成本很低，这样可以带动更多地资金投入并使风险稍大的项目能够获得资金支持。设立该银行更主要的想法是因为技术创新可以带来太多的外围效益（从创造工作机会到甚至失败的企业家及其员工都可以从中获得工作经验），因此作为一个社会而言，我们应当比私人投资公司更加心甘情愿地、不受限制地为技术创新提供资金支持。

　　扫清官僚主义制约创新的障碍与推动更多的基金投入到创新之中同等重要。就像华尔街已经充分展示的那样，并不是每个行业都受到完全过度的调控。不管怎样，这个十年确实见证了一些调控措施的累积，并使投资环境冷却下来（两个著名的例子分别是萨班斯· 奥克斯利会计改革（法案）和国土安全部成立后出现的代价高昂的安全规定的扩大化）。

　　在实践中，实现监管的平衡总是很困难的事，但是迈克尔·曼德尔建议使用经验法则：在关注新兴行业时，我们应当倾向于比较宽松的监管、允许创造性的实验并鼓励快速增长。上世纪九十年代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它就得益于其在进行工业化开发前享受的宽松的监管手段；今天的绿色科技、无线平台和社交网络技术也许都适合采用类似的方法。

　　任何认真加快创新的努力都将意味着还要采取许多其它的行动，从加倍的承诺到改善美国学校的条件、到每年引进更大数量的创造性的、高技能的移民等。这些措施都会增加成本或者存在缺点。在其它所有问题当中，根据宽松监管政策对高潜质的产业的授权，需要政府“选出胜利者。”政府开支向投资和创新倾斜可能意味着国防项目和目标为上层民众的项目要准备让步。由于现在技术创新的收益分散的更快了，因此国家投资于科学研究和商业创新的回报也许会比几十年前要低一些。尽管存在诸多缺点和多方权衡，但是替选方案巨大的投资以及国家级创新的高度优先地位都唤起人们忧郁的思考。

　　在我们努力追求快速创新时，我们也需要让新颖、高价值的商品在美国本土的生产维持更长一段时间。贸易保护主义者的方法通常都是弄巧成拙的，尽管我们对盗取知识产权的行为保持警惕并且在发现此类的偷盗行为属实时给予强烈的制裁，但这些措施不太可能改变技术和知识扩散的这种基本趋势。（绝大多数的扩散是完全合法的，而且长期工业化和全球化的历史已经表明，各种停止技术扩散的措施最终都会失败。）真正要做的是制订一个公平的汇率，特别是中国自始至终就采取了非同寻常的措施来保持其货币对美元相对低估值，而且已经损害了美国的工业领域。我们必须迫使中国做币值重估，如果有必要的话，就把制裁摆到桌面上。

　　那种认为过去十年里一些劳动力变动趋势会使技术、创新和全球化效应加倍的想法也许是判断错误的。确实，这些战略并不是包治百病的，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充满生机、富有创新精神的经济作依托，其它所有预期都会暗淡无光的。特别是对于专业中产阶级而言，创新方面的一项突破和对更快经济增长的回报会解决很多问题，而且很可能重新激发收入的增长。在技术进步威胁到一些大学毕业生现有工作的同时，他们的工作能力却丝毫看不到掉价的迹象。例如，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最近所做的分析报告表明，在接下来的10年里，即便经济增长缓慢，但是美国公司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很可能会增长很快；快速的经济增长将会导致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规模大大超过供应规模。

　　然而，即便在经济高涨的时代也有许许多多没有学历、技能或者能力（人数之多，我们都不好意思承认）的人去在一个纯粹的和全球化的市场中获得成功，因为这个全球大市场在中国、印度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拥有庞大的劳动力储备资源。再过10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即使国家经济增长很强劲的话，我们努力帮助并支持的那些只接受了中等教育的美国人将会用实际行动决定是否美国还可以被称作中产阶级国家。

　　修补中产阶级的漏洞

　　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和劳伦斯·卡茨在《教育与科技的竞争》（Race Between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一书中写到，在二十世纪大约前70，80年的时间里，大部分美国人都是成功的，不平等现象也减少了。这是因为尽管技术进步很快，并且（社会上）对相对高技能的人的偏见还是很严重，但是教育水平的进步仍然很快；可以利用新技术的人群越来越庞大，而跟不上步伐的人群相比较而言要小些。

　　然而，过去3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大学总体毕业率向上提升哪怕说涨到40%都是很缓慢、很困难的事情。（从1979年到2009年，25-29岁年龄段拥有四年大学文凭的比例仅仅从23.1%升到了30.6%，或者说每四年才大约升高1个百分点。）当然，最终大学毕业率很可能会触及一个比高中或初中毕业率低得多的最高值。在一个时间段内，构建美国中产阶级阶层的答案来自初中毕业生，此后一个时间段，就是高中毕业生。但是大学毕业生也许从来也不会成为一个综合性的答案。很简单，起码在接下来的一、二十年里，大学教育不能成为解决中产阶级困境的全部答案，因为即便按照最顺利的假定，这个社会中间群体的大部分人都不会拥有四年的大学文凭。

　　正如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那样，在美国精英阶层中最有害无益的想法是将成功与考试成绩划等号和与此相对的信念是那些在课堂上很用功的学生用不着期望再从社会上获得什么知识。从很早很早以前，精英成才之路便已经成为可以量化的东西。这是一条探寻人类潜能的狭窄小路，但这条小路非常拙劣地轻视了在总人口中占了很大比例的那部分人群。因为我们长时间鼓噪大学教育中心论，所以我们对那些不上大学或者上了大学但没有完成学业的人（他们一般在18岁或20来岁便逃离了大学校园）并不感到奇怪。每年对大学生和研究生的助学金、贷款和减免税总额达到了1600亿美元；与此对照的是，联邦、各州和地方用于就业和培训计划（一般资助没有大学学历的人）的开支总额仅为70亿美元---自1978年以来，这个已经根据通货膨胀做过调整的数据数字还下降了75%。

　　在我们继续推动12年义务教育和扩大大学入学比例的同时，我们还需要构建更多不需要依赖四年大学文凭也可以晋升中产阶级行列的途径。就像哈斯金斯和索希尔所指出的那样，一个很有前途的方式是发展“职业学校”---这种学校一般有100到150名学生，设在比较大的高中校之内，提供的课程表是混合型的，既有纯理论的课程，又有培养工作能力的操作技术课程。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有大约2500所职业学校投入使用。同学们都一起上课并有同样的指导老师；学生们还在学校的时候，当地的雇主单位便会和学校结成合作伙伴并提供实习机会。

　　“职业培训”在美国曾经名声不佳，部分原因是许多人臆断自己会就此失去上大学的机会。但事实上，职业学校的学生和其它高中生一样可以有同等的机会继续获得一个大专毕业证书。而且，不管他们是否会继续上大学还是社区学院，他们首先会职场打下牢固的基础。一份最近的大型研究报告显示，同样都是毕业4年和8年后，职业学校毕业的男性平均收入比普通高中的毕业生明显要高。他们更有33%是已婚状态，并且离婚率不足36%。（译注：意思是说他们很早便有了结婚的物质基础，而且婚姻还相比较更稳定。）

　　职业学校计划乃至（通常隶属于社区学院的）实习计划和其它类似的计划都应当扩大。实施这类计划的目的就是建立起努力工作的道德规范；培养年轻人的工作技能并在传统课堂内外都达到自己理想的目标；最终为实现就业提供更多、更清晰的途径。通过给予年轻人更多有关就业前景的信息并让年轻人清楚地认识到从何处开始生活以及如何达到目的等一系列计划，督促他们更加主动地学习、创造良好的职业生涯开端，并成为拥有高度熟练技能的劳动力。这些计划之于男孩的效果尤其有鼓励作用。在这个意义上，男孩子也可以在欣欣向荣的卫生保健之类的领域谋得工作机会（同时也可以在那些领域内确立起男人的角色定位）;同时这些计划甚至可以帮助削弱各种各样的固定模式的控制力，比如把一些男孩子们从某些正在衰退的经济领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等。

　　甚至在最糟糕的局面下，“中等技能”的工作都不会完全消失的。许多建筑业的工作和部分制造业的工作将会回归（美国民众）。另外还有非常多的中等收入的职位（从急诊医师、低级别的护士、X光技师，到水管工和家装技工等）是不会轻而易举地随着贸易和技术的发展而遭淘汰的，而且这些领域的职位还有可能增加。一个高度熟练的劳动力大军会带来快速、高效的经济增长、生产（或提供）质量优良的产品（或服务），以及挣到更高的薪水。

　　总而言之，美国劳动力市场大的变动格局暗示出，在接下来的一、二十年里,有相当比例的美国人会需要从事历史上只要求很低的劳动技能并报酬很少的职业。大卫·奥特所作的分析报告指出，从1999年到2007年，低技能的工作在美国所有工作中所占份额显著增长。在经济衰退期间，中等技术工作是丢失比例最大的工作。自那时起，新增职位便朝着经济的谷底大幅度滑落；根据国家就业法律项目的调查，美国新增职位的3/4都来自于平均每小时报酬不足15美金的工业领域。今后几年，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将是尽最大努力使传统上接近经济（体系）底部的工作更好些、更安全些和更令人满足些---换言之，更像中产阶级工作一些。　

　　正如城市理论家理查德·佛罗里达在《The Great Reset》一书中写到的那样，有部分进程已经在进行中了。越来越多的公司一直在重新思考零售业劳动力的发展问题，比如提高生产率、增加顾客的感受、使之成为更令人愉悦的工作岗位，并且在一些情形下取得更高的报酬等。例如，曾被《财富》杂志“最受欢迎雇主单位”之一的Whole Foods Markets（译注：美国有机食品超市巨头）把员工分成不同的团队，赋予他们极大的自主权并决定如何开展自己的工作；当一名新工人在岗位上工作30天之后，由团队的成员投票决定这名新员工是否接受了这份工作和工作文化，从而最终决定他或她是否留下来继续工作。百思买（Best Buy ）积极鼓励其所有员工像丰田那样对公司的工作流程提出改进建议，并从中提拔优秀员工。Trader Joe’s （译注：一家美国联锁店巨头）采用固定工资制，这样使全职员工在其社区至少可以达到平均收入水平；店长（大部分都是从基层员工提拔的）则可以挣到六位数的工资。

　　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的自然进化确实可以使一些服务性岗位变得更有富有成效、更加独立，也更加令人愉快。然而，在可预见的未来，经济（体系）底层生产率的提高似乎并不能给中低阶层的问题提供合格的答案。确实，中等技术工作的相对减少以及大学毕业生的缓慢增长都暗示出会有大量的工人追逐在零售、食品制备、个人护理等类似的工作---从而最终给工资收入带来向下的压力。

　　不管今后几年失业率如何变化，美国社会面临的长期问题并不是雇主想尽办法为人们提供工作岗位，而是大量的低等技术工作和一些中等技术工作的市场价值问题。雇主所能提供的工资也许太低了，以至于几乎没有美国工人愿意从事某项工作。干最差的工作、拿最低的工资就是为什么位于经济（体系）较低层次的人频繁换工作的一个主要原因，而这种工作上的不稳定性反过来会引发极其有害的社会和家庭问题。　　

　　不管是右翼还是左翼的美国经济学家都在长期倡导把对低工资工作提供补贴作为一种社会包容的形式---不管他们的技术水平如何，（国家和社会）与每一位选定了工作的人都形成一种经济上的契约。始于1975年的收入所得税抵免（EITC）就是这样一种政策，这项政策以后又扩大了几次，并成为这个国家最好的反贫困计划。然而，总的来说，EITC只帮助有儿童的家庭。2008年，这项政策为两个儿童的家庭提供最大近5000美元的课税减免。额度自收入大于15740美元开始逐步降低，直至38646美元时课税减免额度降为为0。没有儿童（或者没有儿童监护权）的工人的最大减免额度仅有438美元。我们至少应该适度增加EITC提供给家庭的支持力度以及EITC采用的最高收入标准。也许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当为没有儿童监护权的工人提供更全面的支持。这是一种基本的公平问题，但它也是一种直接定位今日美国社会中一些最大的潜在社会问题的评测手段。对工作最给力的奖赏是鼓励年轻的低技术工人（特别是男性工人）和劳动力市场建立稳固的、及早的联系，从而改进他们的预期目标。同时为年轻的低技术工人提供比较好的财政基础也会增大他们适龄结婚的可能性。

　　继续推动学校教育水平的提高、为那些没有立刻上大学的人创造一条更清晰的求职之路，以及为低工资的工人提供更有力的支持，所有这些措施都可以帮助缓和美国社会中的经济裂缝，同时加强中产阶级在社会上的地位。它们不会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但它们可以为更可预期的和更舒适的生活创造条件---所有这些措施就是为参加工作和接受教育的年轻人提供后续的报偿。这些措施在根本上就是保障中产阶级生活和创建健康和谐社会最关键的先决条件。

　　精英阶层的局限性

　　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应当特别关注是否大部分美国人都在取得进步而不是关注社会上层获得的利益有多大。收入的极度不平等会造成文化上的分离。随着时间的推移，表面上文化显示出不健康状态，而其肌体亦受到侵蚀。我们这个时代最强大的经济力量将继续把财富集中到上层社会，并给中产阶级带来更多的压力。除非进行比较大的财富再分配，否则我们很难想出一个恰当的答案去解答面临的问题。

　　即便把富人彻底拖下水也很难解决美国面临的所有问题。为了达到最大的平等，我们需要将最高的两级税率大致提高到90%，然后不切实际地假定各个阶层人的工作习惯都是一样的，最后在一个特别的年份把赤字降到GDP的2%。但是，即使我们有最强硬的预算计划同时大幅度降低医疗保险费用增长率，似乎还是不可避免的要对大部分美国人征收稍微高一些的税（不管什么形式）。如果我们目标定位于增加国家对技术创新的投资以及对从中产阶级阶层跌落出来的人（或者那些无法跨入中产阶级的人）提供更多的帮助的话，倒显得更现实一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专业中产阶级不应当再期望从增税（计划）中获得减免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已经不对精英阶层抱什么希望了，甚至社会已经把自己定位为在某种程度上使精英阶层收入最大化。在1960年时最高的收入调节税率是91%，1980年是70%，1986年是50%，而2000年是39.6%，现在是35%。投资收入适用税率是15%。同时，房地产税也已经面目全非。

　　高收入者在缴税方面理应比他们现在的水平明显多出一块。七位数的收入适用最高税率50%，这个税率与战后整个繁荣年代里高收入者的纳税水平相比，仍然相当地低，即便这样加税也不是不可能的---而且对于大型房产而言，房地产税提高也不是问题。

　　富人并没有变成生活在真空中的人。技术进步、自由贸易和更广大的市场等因素以及配套的推动措施总会使一些人受益、一些人受损的。经济学理论非常清楚地表明，获胜者得到的总比失败者失去的多，因此那些遭受失败的人（译注：上述因素作用的结果）可以因其损失获得充分地补偿---因为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仍然受益了。这一概念已经指导了美国政策30年。然而，在实践上，失败者却很少获得补偿，不仅不充分而且补偿持续的时间也很短。当许多来自贸易和技术进步上的收益都广泛地散布在消费者当中时，不同阶层的美国人感受到的施加在工资（译注：其实工资也是上述因素作用的结果）上的压力也是非常的不同。

　　更进一步讲，有一些政策使富人受惠颇丰，但是与（国家）更强的竞争力和经济效率没什么关系。华尔街的财富越滚越大的一部分原因就是政府为了防止灾难性的损失而采取的隐形保护措施，还有一个原因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一直到2008年代金融危机期间政府限制过度风险措施的稳步解除（，从而为华尔街巨额敛财创造力条件）。

　　由于美国的胜利者一直与失败者全然地分离，因此那种从前者口袋掏钱补偿后者的想法遭到了强烈地抵抗：由此将会引发与另外一种经济学理论的冲突，胜利者（奋斗）的动机变得麻木并且他们的企业家精神也被粉碎；从过往的事例来看，有一些人会选择离开这个国家。如此这般，伴随着纯粹的也许是无意识的二部舞曲，许多精英人士通过向社会兜售理论上存在的收益推动政策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然后取消那些可以让财富分配范围更广的措施。

　　甚至在我们继续试图让精英人士更完美的时候，事情向另外一个方向发展的迹象却正在激增。由教育、收入以及正在加大的知识分子家庭和非知识分子家庭之间的文化差异引发了持续走高的美国人分化现象。这种分化暗示出（不同人群间）内在的优劣势也许正在逐渐巩固。财富集中于相当少的一部分人手中的现实开启了一种可能性：精英分子的后代不需要努力工作或者创造性的工作便可以通过继承的方式获得他们的地位。

　　基于税法之外的原因，美国对人才依然保持了吸引力。按照国际标准来看，在这个国家，没有一条修改税则的建议会给高收入人群带来过重的税务负担。如果有些金融家为了寻找更低的税务账单而选择到一些小小的岛国安营扎寨的话，那么我们就祝他好运吧！

　　在政治演说和一些媒体上，中产阶级的未来经常被用来指代美国的未来。然而，大家都知道二者不是一回事。就像存在收入不平等现象一样，在整个美国历史上中产阶级的规模也是涨涨消消的。二十世纪战后几十年可以算作美国中产阶级的蜜月期---它是由强劲的经济增长、教育的快速回报、积极的税收政策、有限的自由选择工作、有限的国外工人储备的竞争和其它一些有利因素等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种机缘巧合在美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不可能被复制了。

　　如果说那个阶段对中产阶级是非同寻常的温馨记忆，那么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就是残酷的现实。 我们这个时代最强烈的影响力都是自然分化的；如果缺乏广泛的努力去约束它们，经济和文化上的分裂几乎可以肯定会继续下去。也许今天的专业中产阶级已经富裕到可以以平和之气吸收分裂带来的震荡。也许在二十一世纪，经过长时间的磨合，人们可以证明这种政治经济学是稳定的。

　　但是不管来自哪个阶层，没有哪个美国人会热切地盼望那个结果。

　　唐·佩克是《大西洋月刊》的专栏编辑。本文改编自他的新书《Pinched: How the Great Recession Has Narrowed Our Futures &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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