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效率下降有历史因素
来源：国企 ：徐则荣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但是，近些年来有人极力污蔑和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百般宣扬和美化私有制经济，说什么“公有制天生效率低、效益低”，“私有经济天生成本低，效率高”
国有企业的效率绝不低
这种说法在理论上是不能自洽的，因为国有企业作为全民所有的社会主义公有经济性质的企业，更有可能是高效率的，而不是低效率的。其效率的高低首先表现在宏观上，国家通过调节整个社会的生产避免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通过引导合理的消费，避免了生产和消费的严重脱离，最终避免了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在微观上，企业职工成为国家和企业的主人，充分发挥主人翁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
指责国有企业效率低，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资料显示，我国国有企业资金利税率，1952年为25.4%、1957年为34.7%、1965年为29.8%、1975年为22.7%、1978年为24.2%、1988年为20.6%。这就是说，投资新建一个企业，只需3～5年就可收回全部投资，重建一个同样规模的新厂，即使除去税金而实现的纯利润率，同期也分别达到19.2%、24%、20.9%、14.9%、12.8%、8.3%。从国有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来看，1952-1975年间，年均增长率达3.9%，而美国1950-1978年间每年劳动生产率只增长1.5%到2%。这些事实说明，我国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绝不低。
我国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亏损，主要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有关资料显示，全国国有企业直到1996年4月才首次出现净亏25亿元，整个1996年和1997年都是净亏损，全国国有工业企业的资金利税率在1992年尚有25.4%，而到1997年则下降到6.27%(见《中国统计年鉴》1993年版，1998年版)。到2003年，据有关人士根据国资委发表的《坚持国有企业改革方向，规范推进国企改制》一文(《人民日报》2004年9月29日)所提供的资料推算，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利税率仍只约5%，若除去税金纯利润只1.49%。
国有企业效率下降有历史因素
我国国有企业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效率大幅下降，这既有国有企业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些客观因素，也有现实经济活动中的人为因素，特别是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和冲击关系最大。
从历史形成的因素来看，国有企业长期担负着安置就业和支付退休人员退休金的重任，这使得企业成本过高，在市场竞争中竞争力削弱。在我国，国有企业安置城镇就业人口比例长期高达70%，1978-2003年间，国企职工工资年均增长13.2%，扣除物价因素后为7%左右。此外，国有企业一直承担着支付广大退休人员工资的重负，结果企业的历史越悠久，对社会贡献越大，企业的成本就越高，在市场经济中竞争力就越弱。
歧视性的税收政策使得国有企业处于十分不公平的市场竞争之中。改革开放之初，为了鼓励私人经济的发展和引进外资，对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适当给予税收优惠是应该的。但到上世纪90年代，在私营、外资企业已具有相当规模的情况下，仍继续对它们实施优惠政策，特别是对外资企业长期实行“免二减三”政策就很不妥当。有关资料显示，各类企业每100元产值所缴纳的税金，国有企业为13.28元，乡镇企业为4.88元，中外合资为5.06元，外资企业为2.41元，就每100元销售收入所缴纳的税金来看，国有企业为9.28元，而外资企业仅为0.02元，后者仅为前者的千分之二。如此不平等的税负严重降低了国有企业自身的利润以及自我发展能力和竞争力。
某些管理失当和政策失误，加剧了企业经营的困难。在企业管理上，用所谓的厂长负责制取代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方法，用所谓的“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取代了工人群众治厂的原则，这一切为企业的经营管理者营私舞弊创造了条件。
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和影响，是企业陷入困境的最重要的原因。上世纪90年代以来，是国企大量亏损、破产、被出卖的时期，也是新自由主义在我国兴风作浪的时期。如在改革中，主流舆论和某些学者照搬新自由主义的科斯产权理论，实际是用科斯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他们借口明晰产权、提高效率，提出“细分到人论”(主张把国有资产细分到人，全面实行国有资产个人化)、“主体换位论”(认为公有经济不应是主体，而应让私有经济称为主体)；在歪曲“抓大放小”的本意下提出所谓的“退出竞争、营利行业论”(认为除涉及国家安全和必须由国家垄断的领域外，所有竞争领域和营利领域都应退出，以便让民间资本进入而成为主体)、“靓女先嫁论”(主张卖国企先挑好的卖)、“以卖代改论”(认为国有中小企业改革其实就一个字“卖”！一般说来，承包不如租赁，租赁不如卖。主张将非垄断性和盈利性国有企业的产权3/4都卖掉)，等等。在新自由主义错误观点的鼓噪下，我国某些国企的厂长经理被鼓动起来，不是想方设法通过改革和管理把国企搞活搞好，而是想办法把国企整垮，使之变成自己的私有财产；他们把限定时间卖光国有企业作为任期的政绩，把本地区没有国有企业作为改革成绩加以炫耀；他们在出卖国企方面互相攀比进行竞赛，唯恐自己落后；有的地方甚至开大会动员，派工作组下厂督促卖国企；有的地方号召“积极行动起来，迅速形成一个出卖国企的高潮”。这样，想搞好国有企业实在是难乎其难了。
以上分析说明，我国国有企业绝不是本质上就效率低下，也不是从来就效率低下。其所以出现低效率主要是一些历史的和人为的因素引起的，特别是受新自由主义的严重干扰。因此，只要清除上述弊端，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干扰，加强和完善企业管理，依靠工人阶级，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国有企业一定能够重振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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