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主流媒体上,政府研究机构的一著名经济学人就曾撰文指出:“至于国有企业的效率是否高于民营企业,则已经有中外研究机构所作的实证分析,对它作出了有翔实数据支持的否定性结论。”所以,“最与市场经济不相称的便是国营部门⋯⋯”于是,他依靠这个“伪公理”,一是先要求国企退出竞争性领域。为此,他还多次杜撰党中央国企改革决定,说“政府要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这是中央明确了的方针”。二是近来亮明底牌,接着要求国企退出“国民经济命脉”。如在2011年12期《中国改革》中,他撰文要求国企退出“列宁所说的‘制高点’,即‘国民经济命脉’”。目前“国有企业在石油、电信、铁道、金融等重要行业中继续处于垄断地位”,这是“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很不完善的主要表现”。
总之,他就是要否定中国共产党十五大以来关于国企改革和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重大决策,主张全面私有化。否则,他认为就是“国家资本主义趋向就变得十分明显”。“权贵资本主义就是官僚资本主义,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了。”他还希望这一类“假改革”成为“新”的“顶层设计”,能够左右党的十八大走向。
几乎同一时间段内,欧美政府,尤其是“重返亚洲”来“领导亚洲”的美国,也公开要求中国政府反国企、反“国家资本主义”,以消除欧美国家主导的、虚伪之极的“国际自由贸易”的障碍。
天下没有“国企搞不好”的公理
目前,国内对于这个经济学人以上“三聚氰胺”式的“改革”言论已经有诸多批评。这里补充的内容是,仅仅从西方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些说法也是非常片面的。因为,事实上还有“中外研究机构所作的实证分析”及深刻的理论分析表明,在西方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中,国企无效率和私有化并不是畅通无阻的“公理”。国企无效率=傻瓜经济学。
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赫伯特•西蒙等就批评过“国企无效率”,私有化乃人间正道的经济学“伪公理”。斯蒂格利茨指出,有了竞争,加强监管,经理资本主义企业和国企都可以发展。天下没有“国企搞不好”的公理,只有这样不切实际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观点。斯蒂格利茨写道:
傻瓜式的经济学理论暗示,私有制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私有制毕竟俱足激励,而公有制做不到。
无论是在公共部门还是在私营部门中,高效企业和低效企业并存。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大型钢铁企业的效率要高于美国的私有企业。美国最成功的行业之一仍然是高等教育产业,而美国所有一流的大学都是国有的而且不以营利为目的。
赫伯特•西蒙因在“现代企业的实际功能”方面的开创性研究而获得197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曾经指出,人们过分夸大了现代资本主义与官办企业之间的差异。在这两种体制下,每个人都是在为别人打工。用来刺激经理人与工人的激励机制是完全相同的。⋯⋯“没有任何先验的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组织中产生的正面激励要比在目标多元化的组织中产生的这种正面激励要容易(或困难)得多。由利益驱动的组织要比其他组织更有效,这种结论并不是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组织经济假设的必然结果。如果这一点从经验上看是正确的,那么我们还需要寻找支撑这一结论的其它公理假设。
不仅如此。这些年来,欧美的一些知名经济学家已经和斯蒂格利茨联手研究,再次据实在《私有化:成功与失败》的报告集中说明,国企通过改革可与市场经济共舞、融合,且“做得好”。他们的这项内容广泛的研究成果分别显示出,在全球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中:私有企业“不胜其任”的例子很多,而国有企业做得好的例子屡见不鲜。
如果在垄断行业实现私有化,那么“私有部门比政府更擅长玩弄垄断权术,结果是总体经济效率并未提升” 。
西蒙和斯蒂格利茨两人的研究表明,确保私有化卓有成效地实现社会目标的条件与市场趋于帕累托最优的条件完全相同:不存在市场失灵问题,包括格林沃尔德和斯蒂格利茨所讨论的信息不对称或其他形式的市场不完备等问题。简言之,满足私有化的假想状态是极其脆弱的,或者说根本就不存在。
私有化问题远比十多年前所形成的意识形态思维要复杂得多,也比华盛顿共识支持者们的预想更为纷繁。说得好听一点儿,其理论假设远比当初的思维更脆弱;私有化进程中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却比他们的想象更为严重。
欧洲并没有搞过全面私有化
在对中国国企改革产生过影响的欧洲国家的私有化,其实也是有限的政策行动。
欧洲国家似乎并没有完成对战略部门实施全面私有化这一宏伟蓝图。仅仅有几个国家,如英国和西班牙完成了对能源、电信、交通等战略部门的全面私有化。其他国家,除了近期的一些案例外,战略部门(尤其是能源部门)的大部分资产仍然由国家控制。
私有化的宏观经济效果在西欧国家体现得并不明显。唯一可信的是,私有化对公债具有负面影响。⋯⋯迄今为止,那些能正确反映私有化与企业绩效因果关系的研究成果,还十分少见。⋯⋯一个令人很感兴趣的发现是,有相当一部分项目(至少有30%)只是将国有企业的少部分资产实现了私有化。政府对私有企业仍然持有较大的份额,看来极不情愿失去对国有政策的控制。这是新发现,毫无疑问,还有待进一步调研。
20世纪90年代欧洲出现的私有化浪潮,代表了企业产权史的一次巨大转变。然而,仍有一种观点挥之不去,即认为私有化没有明显改变国有企业的管理方式,政府仍在通过直接或间接手段掌控企业。⋯⋯主要股权的出售并不是避免政府对于私有化企业干预的充分条件。政府能够通过黄金股来赋予自身广泛的自由决定权,控制已经进行了部分甚至全面私有化的企业。⋯⋯黄金股在西欧国家非常普遍。⋯⋯事实上,政府利用黄金股来确保广义上的国家安全,防止国防领域的私有化企业被敌方(外国)接管,保证公用事业部门提供天然气、电力、水、通信和交通等公共服务。这些服务的提供和重点设施的保卫确有战略意义,尤其当私有化不能确保在充分自由和有效管制两方面齐头并进时,更是如此。
私有化的微观效应并不明显,无论在私有化企业绩效还是在企业治理结构方面,都是如此。
另外,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等也从方法论的角度指出,简单地划分公共、私人部门十分粗糙,将它们完全对立起来则不可理喻。
现在的制度分析都依赖于十分粗糙的分类,把制度安排要么归入公共,要么归入私人,即作为国家的一部分或市场的一部分。这导致了对市场失败和国家失败的简单诊断:要么需要政府的干预,要么需要私有化。⋯⋯正像先前的分析已经对国家与市场间的选择过度简化一样,在集权与分权之间作出唯一选择的假设也同样过于简单。⋯⋯私有化不是灵丹妙药。
没有各种公共制度作为支持市场的基础,任何市场都不能长期存在下去。在现实场景中,公共的和私有的制度经常是相互啮合和相互依存的,而不是存在于相互隔绝的世界里。
更早些时候,英国的经济学家约翰•维克斯和乔治•亚罗在对1980年代英国私有化进程展开广泛分析的基础上也已经提出,在事实中: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强弱和监管政策效力的大小一般比所有制问题本身对经营业绩的影响更大。⋯⋯公有制和竞争完全可以相互兼容。
由此可见,就是在欧美的西方经济学领域中,“国企无效率”、全面私有化也不过是苍白无力的一家之言,特别是美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拼命推销的一种破绽百出、受到广泛批评的意识形态观点。它们并不是公理,而一旦被某经济学人吹捧为不容置疑的普世真理,就已经是他在伪造“公理”了,显得其人虚张声势,手头既没有事实的全貌,也没有通行的道理。而在中国国内,与其相反的观点和分析更是大量存在,且言之有理。
私有化的“市场经济”已经陈旧过时
另外,事实上我们刚刚看到的一幕滑稽剧是:金融海啸中美国和欧洲政府救市,计划经济﹑国有化一起上。当然,政府偏爱大公司、银行家贪婪是需要批判,但 “权贵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 ” 、“权力搅买卖”也真的派上了用场。
2012年伊始,欧美自由派代言人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就发表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国家资本主义在崛起的主题报告。墨西哥国际问题专家阿尔弗雷多•哈利费•拉默真实地介绍了其主要内容:
西方国家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危机在加剧,与此同时国家资本主义在新兴市场以全新方式强势崛起。
报告认为“中国、俄罗斯和巴西的未来无比辉煌”,但却并不看好印度和南非这两个国家,同时指出欧洲国家的资本主义已经陈旧过时。
报告称“因为更为强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崛起,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危机变得更加深重,国家资本主义将国家权力与资本主义相结合,同时很好地利用了国有企业上市和实行全球化等资本主义手段”。国家资本主义从来没有达到今天这样的“规模,拥有如此高明的手段”。
数字让人不得不服:国家资本主义已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经济模式⋯⋯。
报告强调,全球最强大企业都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践行者,汇集世界四分之三石油储备的十三大石油企业全部为国家所有,例如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伍尔德里奇说,“国有企业的成功身影几乎存在于任何产 业”⋯⋯。
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一帆风顺、欣欣向荣,因为西方国家危机而更显强大”,“国家在前进而私人部门在后退,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中国,也发生在全世界”。据统计,在全球工业范围内,能源产业的国有企业参与比例为67%,电力产业为55%。
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优点是“企业由专业人士而非官僚或者亲朋好友管理”。今天新兴国家经济的年增长率为5.5%,而西方国家的年增长率只有1.6%,预计在今后9年中,新兴国家G DP总量将占到世界总量的一半。国家资本主义将成为“未来的趋势”。
尽管如此,这份“特别报告”仍对国家资本主义持一定怀疑态度,对它的创新能力以及自我修正能力表示质疑,认为体制矛盾可以在经济快速发展时得到容忍,但在经济困难时就会爆发。笔者认为这种怀疑并没有意义,因为没有什么体制是完美的。
伍尔德里奇认为,“新兴国家已经学会如何利用市场来推动其政治目标发展”,“市场看不见的手已经被国家资本主义看得见的手所替代”。在“国家资本主义”模式下,全球历史潮流将朝着国有化发展。
放眼世界,认真学习和领会西方经济学,“国企无效率”是伪说,“国家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也功不可没,要一分为二。到了2011年下半年,在欧美经济界一片喧闹、惊恐中“二次探底”风险增大,欧美政府最担心的就是缺钱救市,恐怕“国家资本主义”也不给力了。“这也使得推行第二批次的私有化成为欧洲政府面对的严峻挑战”。
国企需要批评但不能妖魔化
当然,实事求是看我国国企,并不否认国企制度需要继续完善,也不否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路线图。与之相关的 “政府失灵”也应当注意校正。
但是,如果有人不是在这个角度讨论问题,而是要通过妖魔化国企,全面否定公有制和国有经济,实行彻底的“民进国退”,在向往“欧美模式”时当“超越哥”,置“欧美模式”都存在国企、“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的基本事实于不顾,这又是哪家的道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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