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中国经济不断恶性循环的被动局面是摆在新一届中央政府面前的重要任务，而最为核心的要点在于，如何解决中国实体经济重归良性循环轨道的问题。
毫无疑问，中国目前最严重的一个恶性循环圈在于实体经济与金融安全的恶性循环。具体表现是：企业生产成本上升，企业为了生产达到规模边际必须加大流动性贷款需求，但金融不支持，偏紧的货币政策使得企业信贷成本量价齐升，同时压制终端产品需求，使得企业成本无法正常传导，企业利润急剧压缩，实体经济迅速萎缩，内需严重不足，股市下跌。这就是说，实体经济越是艰难，金融安全越是降低;金融安全性越低，越会提高融资价格;融资价格越高，实体经济越是艰难。这不是恶性循环吗?
由此衍生出多重恶性循环。第一，企业资产质量与贷款成本的恶性循环――成本越高，越不能传导，企业利润越低，资产质量不断恶化;企业资产质量越差，金融机构对企业的融资成本越高，越不敢为企业提供贷款，从而进一步恶化企业资产质量。这是企业与债权资本之间的恶性循环。
第二，企业资产质量与股价走势的恶性循环――紧缩货币导致内需严重不足，加上企业资产质量恶化，导致股市下跌，中国资本定价不断下跌，从而阻止了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获得股权资本的机会。一方面贷款量价齐升，一方面股价下跌，这使得企业根本无法获得修复资产负债表的机会。于是，实体经济与股市也形成恶性循环。
第三，物价预期与货币紧缩之间的恶性循环――成本推动物价导致货币紧缩，货币紧缩导致内需不足，内需不足导致成本压力更大，而企业向后端传导成本的冲动更加强烈，物价上涨预期更加强烈，货币更加紧缩。又是恶性循环。
第四，人民币升值与商品出口之间的恶性循环――紧缩货币导致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升值导致出口抑制，也导致套利外资涌向中国，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升值，进一步恶化中国出口。如此恶性循环。
第五，企业资产质量与劳动力成本之间的恶性循环――企业资产质量越是恶化，越出不起高价雇用劳动力;在企业规模边际的作用下，越雇不起高价劳动力的企业，越难确保规模边际的实现，产品质量也会随之下降，如此企业将更加艰难，又是恶性循环。
第六，城市社会成本与就业之间的恶性循环――美国人大量发行货币，推高了中国的城市社会成本，而城市社会成本越高，劳动力价格要求越高，但企业资产质量恶化的前提下，无法应对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结果大量进城的农民变成城市无业游民，社会安定受到严重威胁，群体性事件日甚一日。有人说这是刘易斯拐点，错。第一，刘易斯拐点不会出现在产能萎缩的年代;第二，刘易斯拐点只会强化社会安定，而不会是越来越不安定。所以，今天的民工荒，完全是企业能够支付的劳动力价格无法覆盖劳动力城市生活成本所致。
第七，社会财务状况与消费拉动之间的恶性循环――中国经济外需受到人民币升值的压制，内需中的投资需求受到紧缩货币的压制，那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什么?于是，有专家提出，既然出口和投资都不行，我们可以依靠拉动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并美其名曰：这是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这真是大笑话，完全大失水准。因为，出口、投资、消费――经济的三驾马车彼此之间密切相关。经济学理论早有论述，在整个社会财务状况恶化的时候，根本拉不动消费。如果强行拉动，社会财务状况将更加恶化。而我们偏偏就落入了这样的恶性循环。
第八，国民财富流失与经济内需之间的恶性循环――用紧缩货币的手段对付成本推动的物价上涨，结果使大量实业资本逃离实业，加上国内股市下跌，房地产投资受到抑制，再加上鼓励资本流出的政策，致使大量民间资本流向国外，大量财富离开中国，那中国的内需靠什么拉动?结果一定是恶性循环――资本流出越多，内需越虚弱。
第九，国内民众财富缩水与国外金融资本发财之间恶性循环――美元滥发导致国内企业原材料成本上涨，在国内货币紧缩的背景下，国内企业不得不承受国内国外双重成本代价，去接受高企的原材料价格。结果是，中国企业被迫接受价格所承付的成本，被炒作资源的国外金融机构赚走了，而这个高代价通过中国企业传导给社会公众。如果紧缩货币，成本传导不下去，企业便存活艰难，减产、停产、破产都会最终导致供给不足，物价飞涨，中国经济“滞胀”。这实际是，国际金融机构发中国人的财，中国民众财富缩水。
说了这么多恶性循环其核心指向当然是“用紧缩货币政策对付输入性或成本推动性物价上涨”的政策错误。这也是新一届政府必须面对选择――是继续，还是结束?我认为，在国际经济形势极其恶劣的时候，中国经济必须保持足够的活力，否则我们距离危机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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