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债,是美国政府的财政融资行为。美国国债的融资依据,是美国国民的未来税收。美国国债的本质,可以理解为预征税赋。简而言之,今天政府花钱,明天国民买单。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美国政府是受到法律约束的,美国国债上限是美国宪政原则的一条红线。如果,美国政府可以无限融资,政府将会失去权力制衡,政府的权力将会无序扩张,那绝非美国人民之福。美国立法当局对美国国债上限的坚守,是维护美国宪政原则的重要努力。在这一点上,共和党人阻挠是有历史意义的。笔者反而对美国宪法法院的裁决感到惊讶,就算美国政府曾经有79次的犯错误的前例,错误也不能变为正确啊。当然,这当中存在两党政治博弈的因素,甚至共和党人本身就是问题的制造者。但是,无论如何,美国政府的财权都应该受到宪法的有效制约。
除了宪政原则这条红线,也必须考虑经济规律这条无形的红线。任何债务都存在边际,政府的融资方式和数额存在自然边际。单纯就美国国债而言,其自然边际就是政府未来税收的偿债能力。为什么不能突破上限?因为可能将还不起债务本息(违约)!政府运用不恰当的方式融资,例如增加货币发行方式,是有严重负面后果的(信用损耗);融资数额超出支付能力,例如税收无法覆盖债务本息支付,政府就存在破产的可能性。所以,就算是不违背宪政原则,也要使用恰当的方式,也要受到数量的约束。经济规律比宪政原则更为现实,经济规律一定会惩罚政治投机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共和党人阻挠美国政府提高债务上限的努力是负责任的行为。相反,那些说美国人“玩火”的中国人,确实应该冷静下来了,看看是否是自己正在玩火。
笔者认为,美国政府的债务问题,说到底是政治问题。笔者一直提醒国内读者,应该仔细研究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英语:Joseph Eugene Stiglitz)的著作《不公平的代价:破解阶级对立的金权结构》(The Price of Inequality: How Today’s Divided Society Endangers Our Future,Norton, 2012年)。实际上,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右翼极度膨胀,财富迅速向少数人手上集中,导致了美国的政治经济严重失衡。美国国债问题就是这种失衡的一种经济现象。奥巴马总统作为左翼总统,意图有所作为,但受限于自身的能力,始终不得要领。本来,奥巴马有机会做第二个威尔逊,但奥巴马在政治上太幼稚了,他不太懂得形右实左的政治艺术,他错过了天赐良机。看来,美国也只能在未来的危机中变革了。
现实地看,美国的国债上限问题,仍然算不上一场政治危机或经济危机,美国仍然存在解决问题的政治空间和经济空间。所以,美国政府虽然关门,美国市场大体平稳如常,美国社会也是一如既往。然而,与之相对应,貌似仍然健康的中国政府债务问题,却已经悄然成为一个令人惴惴不安的隐忧了。美国政府关门,是美国司法体系提醒美国人民美国宪法的存在。同时,美国的权威机构和普通民众,已经在思考躲不过去的经济规律问题了。笔者一直在注意评级机构的计算,一旦美国的税收无法覆盖政府支出,美国政府的信用等级将会出现极为严重的后果,美元也将丧失国际结算货币的地位。相信,成熟的美国政治家们是不会自寻死路的。反观中国的政府债务问题,则更加让人忧心忡忡。既没有司法约束,也不在乎经济规律,政治投机已经惯性化和常态化,甚至成为了执政当局欲罢不能的选择了。
中国政府债务问题的肇因在于,政府债务没有有效的宪政约束。即便是残破不堪的《预算法》和《税法》,也无法得到最起码的尊重。笔者始终不能释怀2008年“四万亿”刺激经济政策的对宪政体制的伤害,允许地方政府无序举债的经济投机行为存在严重的政治后果。此后,地方政府的融资方式和融资数额皆无法律依据,地方政府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地方债五花八门且无偿还安排。更恐怖的是,这可能还不是中国政府债务的全部问题,中国政府仍然存在巨额的隐性债务,政府的债务延迟和债务转移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隐性债务可能已经远远超过显性债务。如果,精确测算中国政府的广义负债,可能已经达到令人震惊的水平(恕我不便说出自己的测算)。与债务问题相对应,各级政府的财政扩张失去控制,中国的制度成本攀升速度极其惊人,已经开始严重地侵蚀生产力的发展了。
并不有趣的是,中国的管理层和各界精英,对中国政府债务问题采取了鸵鸟政策。全世界冷静的观察者都无法理解,他们是通过何种方法论证了中国债务的“风险可控”?当政府广义负债已经远远超过美国和欧盟的水平之后,当国家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空间消耗殆尽之后,这个“风险可控”如何说起呢?更为荒谬的是,“风险可控”就可以继续宽松了吗?“风险可控”难道就可以搞“金融创新”了吗?奥巴马总统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是心不足而力有余,可谓无知且无畏。鸵鸟政策,自然有当下的好处,可以维持表面的繁荣。但是,用政府债务堆积出来的繁荣是脆弱的,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仁慈的父亲,不应将辉煌留给自己,将问题留给子孙。或许,中国也只能在危机中变革了。
作为民间的财政问题研究者,我们有责任提醒我国政府注意,政府债务问题本质上是税收问题,政府债务可以理解为一种预征税赋。以债代税,一般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是为了应对突发性灾难而采取的临时性财政措施。美国政府悍然通过国债扩张方式增加财政收入,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政治投机,他们将来会为此付出惨重代价。今天每一分钱的政府负债,必然会成为明天的国民税赋。美国人艺高人胆大,依仗美联储高超的金融技巧,玩危险的国家财政游戏,那不是值得艳羡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明白,我国玩不起这种危险游戏,我国没有金融“创新”的空间,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作为一个父亲,绝不应留下一屁股欠债给孩子!
笔者忧虑在于,如果中国政府债务问题恶化,我们是否可以像美国人一样从容。我们的市场依然会平稳如常吗?我们的社会仍旧能一如既往吗?如果不能,那会是一个怎样的结果呢?三中全会还有时间去讨论那些花花绿绿的伪命题吗?我们现在应该牢牢地抓住政府债务问题,政府债务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解决政府债务问题涉及到复杂的政治问题。
其实,抓住关键的问题,所有的改革也就尽在其中了。
原标题: 美国国债的本质以及对中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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