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子银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两高一剩”等问题，是中国经济中主要的负面问题，这些问题看起来结构比较复杂，但生成主因是投资与消费不匹配，从投资和消费的矛盾关系中，又会进一步发现问题焦点是居民收入问题，所以中国经济的负面问题虽不少，但这些问题是有重要交集点的，只有解开居民收入这个结，才能将各种矛盾关系理顺，才能让中国经济运行得更加顺畅。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主要是依靠投资、出口两条腿走路，以此来带动消费，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但这一增长方式如今难以为继，由于长期侧重于投资与出口，没有注重合理分配与居民收入的增长，忽视了消费环节，这让中国经济的负能量日增月累。片面强调大规模投资，使投资与消费脱节，造成产能过剩，而产能过剩会强化信贷风险，形成了经济危机的核心因素;另外，房地产泡沫与高地方债都是片面投资造成的，这两者不仅导致信贷的大规模扩张，还将高负债、高杠杆、高风险丢给了银行，银行担心自身风险爆发，就大力发展影子银行将风险转嫁给社会，在这里，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一条从大规模投资到社会风险被急遽抬高的路线图。
大规模投资的目的之一是要创造就业岗位，然后按劳分配，再以分配拉动消费，但是国内大规模投资已成为系统性腐败寄生的客体，腐败造成了分配严重不公，直接减少了就业岗位或劳动收入，最终加剧了两极分化，这使边际消费递减，乃至消费失衡。同时，腐败大幅提高了投资成本，让地方债不堪重负，这又导致了地方债——银行——影子银行——社会风险的二次循环传导，让全社会为腐败黑洞买单，这使社会不堪重负，尤其是弱势群体不堪重负。
国家提倡“共同富裕”，那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就需要有共富的经济模型来支持，但不管是用马克思经济原理分析，还是用西方其他的经济原理来分析，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型都是一个分化的模型，所以中国才有了今天严重的两极分化问题，这一经济模型之所以在过去30多年里可持续，是因为中国过去比较贫穷，她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足以调和各要素，如今各要素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多，金融、劳动力、房地产、技术、产权等市场要素冲突明显，人口红利优势不在，矿产资源老龄化，环境污染严重，房地产泡沫化，经济转型艰难，而两极分化更是带来复杂的社会矛盾，利益集团也更为顽固，所以改革的局面变得十分复杂，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必须要找回改革的主体，要充分赋予改革主体更多的权利，同时修正经济模型，扩张中产阶层，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推进改革，所以改革须急迫回归“以人为本”的改革，以积极解决广大弱势群体问题为根本道。
要回归以人为本的改革就要注重“劳动力产权”的作用，从而激活每一个人尤其是激活青年人的劳动积极性与创造性。目前，国内工资水平在增长，但蜗居的中青年也越来越多，究其原因是许多中青年的“劳动力产权”被忽略，他们的工资、福利、股权等等都与劳动力产权脱节，这使他们在劳动中既无财富累积又无主人翁地位感，认为前途渺茫，因此很多中青年人对工作产生了消极情绪，不愿意工作，这就形成了一批蜗居者与啃老族。
企业为什么不能将自身的利润让度给“劳动力产权”呢?因为很多企业都从事低附加值生产，利润较低，无法让度，也就是说产业不能升级导致了这些问题的出现。同时，大批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即便就业也多与所学专业脱轨，这些问题形成的原因难道仅仅是中国的就业人口过多且竞争过于激烈造成的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真正的原因就是中国的产业升级缓慢，无法容纳更多的高知识结构人才，所以中国存在极大的知识浪费，大量的知识无法转化为货币，无法转化为产权，这一问题又反向去冲击中国的教育问题，学无致用不仅让数年教育形成空转，还造成了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
从上面一系列问题中，我们可以看出经济转型的重要性，但经济转型要有支点，那么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支点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切实提高居民收入，通过合理分配缩小两极分化，扩张中产群体。中国弱势群体过于庞大，造成中高档商品与服务消费少，企业自然就长期处于低端生产，产业升级就困难，一产到三产就无法递进发展，同时，庞大的低消费群体也为假冒伪劣商品、有毒食品等提供了滋生土壤，所以只有使居民收入有效增长，夯实中产阶层，提高购买力，才能给企业带来更高的利润。市场有需求，企业有利润，民营资本就会自主投资，就会制造附加值更高的商品来迎合市场，这样就会调动积极性，市场就会快速整合各要素主动寻求转型。
当前，中国经济改革的主客体明显颠倒了，规模投资不仅造成了大量的浪费与分配不公，同时还阻碍了民营资本的积极性，这迫使许多民营资本逃离实体，加深了中国经济的矛盾。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国企与民企之间的矛盾，这个观点有些片面了，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消费与投资的矛盾，国内只要能做好合理分配，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积极向弱势群体提供消费货币，中国的民营企业发展空间会非常广阔，这点一定要看清楚。消化弱势群体，将货币真正分配到弱势群体手中，加强消费端，这是中国经济大转型的前提，它给市场提供的变革空间、物质空间、利润空间、就业空间等等都是国企改革无法企及的。
中国经济转型，难就难在“涸泽而渔”问题上，一边造就庞大的弱势群体一边要求经济转型，这是将沙煮饭，因果关系完全颠倒了，转型也就难以成功，如果我们从合理分配、增加居民收入的角度来探讨问题，以减少两极分化为目标，自然就会激活消费，有消费就能带动投资，市场的积极性与主动性都会爆发出来，那么“两高一剩”、地方债务、房地产泡沫等问题都会在这一良性有序经济循环中迎刃而解。时下，中央提倡城镇化，国内依然有规模投资的需要，但是从中长期来看，这一需要已处于下滑趋势，以大规模投资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已处于边际，渐渐不适合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中国当前迫切需要合理分配条件下由消费带动的经济转型，唯有如此，中国经济才能保持30年以上的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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