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网北京3月23日讯 (记者 段丹峰)23日，主题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国"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4年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主题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分会场上表示，中国企业走出去要有企业的责任感，同时眼光要放长远，也不要从事那些可能会带来不稳定发展的短期行为，在发展中国家投资，我们不仅仅是要为了获得这些国家的资源，而且是要帮助他们发展。
以下是文字实录：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非常高兴能够再次到这儿来，也非常感谢主办方邀请我出席这次论坛!中国的对外开放，对中国过去三十年取得的成功至关重要，那么这种开放应该说是多层次的，包括对新思想的开放，对于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开放，对于外资的开放，以及中国对于海外的投资的开放，这为中国带来了新的技术以及更多可以得到保障的进口供应。
那么是什么使得中国的对外开放变得如此的特殊，而且表现得也比世界上其他国家要更好呢?首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中国对于改革开放的顺序和速度有着非常谨慎的安排，那么中国没有过快的开放或者说完全基于资本市场的自由化。不像其他国家一样，他们没有进行自由化，现在事实证明，那些国家过快的完全使自己的金融市场自由化以后，就面临很多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的情况一样。同时，很多的中小企业也会受此影响，而且国内企业的投资也会下降。
因此，中国很好的管理了他参与全球化的进展，中国因此也比世界上很多国家更加成功地避免了很多非常不利的结果，包括限制工业化失业率的上升和经济的失控。事实上中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中国认为开放只是实现发展的工具和渠道，而不是最终的目的，因此中国的这种开放的战略使得中国取得了发展上的成功。在下一个阶段，也就是中国未来改革当中该如何开放，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在过去可行的经济措施，或者政策，未来未必就一定可行，因为全球的经济在发生变化，而且中国未来的情况也未必就会和过去一样。因此，我想说，中国应该降低对出口拉动型经济的依赖，尤其是对制造业。而应该更多依赖于内需的扩张，当然我们希望这种依赖于内需驱动的增长不像美国的这种内需驱动的增长一样，完全依靠所谓的消费。而应该是取决于另外一种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国这种全面的深化改革的举措当中重要的领域就是要接受一个经济发展新的模式，那么这个模式可能部分是基于中国过去取得成功的经验，当然了，也可以吸取其他国家最近的一些失败案例的教训。
在改革的其他领域可能会遇到比如说既得利益的阻碍或者是抵抗，那么现在我们必须要明确的找到一个正确的发展模式，尤其是现在。因为我们今天确定下来的游戏规则以及发展模式会对未来的经济成长产生长远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在现在我们所做的工作应该是为未来工作制定的一个议程。有两个大家必须要关注的潜在风险。第一，中国要尽可能的抵制短视的投资所给予的压力。短期的投资者并不会太在乎长远发展是什么样的结果，这就是一种危险。同时，中国还应该尽可能的避免被所谓的监管所俘获，那么这种新的开放的模式就像过去的开放模式一样，包括了很多层面的开放，包括思想的开放，投资的开放，贸易的开放，以及包括管理或者管制的开放。
可能由于我是学者的缘故，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开放领域是思想，也就是说与世界进行更多的互动，尤其是对于科技的发展来说这一点至关重要。中国一直以来是一个充满创新的经济体，所以很自然的我们会想到知识产权的问题，当我们想到对思想开放的时候，一定会想到知识产权，那么之前的一些发言人也讨论过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但事实上很多国家的知识产权制度是不同的，那么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以发展为导向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而这样一种知识产权的体系和WTO文件当中，或者说在TPP的谈判当中所提出的知识产权管制体制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所需要的是这样的一种知识产权的管理体系，它和十几年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所讨论的那种知识产权的概念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所需要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应该允许发展中国家能够获取，比如能够救人命的仿制药的产品，像美国这样的体制在设计的过程当中就没有被用来保护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很显然，在最近的美国最高法院的一个决定中，也改变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性质，所以随着中国不断地开放，随着中国探讨它需要什么样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时候，他必须要了解到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知识产权的管理体系，那他必须要找到一个发展导向型的知识产权的保护体系。这样的话，中国才可以变成一个更加具有创新力的社会。
再讨论一下金融。在金融方面的开放我们必须要接受这样的一个核心的作用，也就是说金融行业的核心功能是什么?包括提供信贷，那么尤其是对中小企业提供信贷。管理风险，在不存在风险的情况下为老百姓提供服务。所有的这些功能对于金融行业的稳定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些重要的目标其实对任何经济体来说，包括最发达经济体来说都是很难实现的，那么在过去的实践当中我们看到在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在这些重要功能方面实现了巨大的变化。最关键的是我们必须要有完成实现这些目标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通过逐渐的开放来获得的。
首先，我们对资本和金融市场自由化要谨慎。绝对不能够操之过急，比如说我们必须要求所有的银行，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同时资本充足的独立子公司要进行独立运营，他们必须要为自己提供充足的资本和融资，同样对于跨境资本流动要进行监管，甚至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改变了他一贯的立场，建议国家要对跨境的资金流动进行一定的监管。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第二，同时要保持强有力的监管体系，尽管可能会面临来自外部的压力。那么为什么这么做呢，这当然可以追溯到我们其他几位财长刚才所说的，作为金融行业来说它有很多的外部性，这些外部性对经济的稳定性，大家对于金融行业的信心以及整个经济体系都会有影响。同时，货币的国际化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尤其是将它和国际或者国内的经济稳定发展相比。所以我们必须要充分的了解潜在的风险，才来逐步的推进货币的国际化。
那么我们现在谈谈贸易政策。我想首先，欢迎刚才钟部长所提出的中国支持多边主义这样的立场，我觉得这是非常合适的对外贸易谈判的态度，尤其是我也非常支持您刚才提到的多哈发展回合当中中国扮演的角色，尤其是考虑到过去的贸易谈判过程当中发生的情况。我想区域和双边的贸易协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损害了或者影响了多边主义，事实上现在我们就面临着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不同区域和双边的FTA协定，那么在不同的国家，涉及到他们不同的生活水平。
这个国家所有的消费者都需要从这样的贸易谈判当中获益，实际上我们贸易谈判真正应该关注的是非关税的壁垒，那么涉及到监管，比如说保护、健康、安全、环境以及经济和金融的稳定。上一节讨论当中我们谈到了人们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来减少对于社会保障方面的压力等等。事实上之前美国在曾经参与的贸易协定当中，也就是所谓的乌拉圭回合的谈判当中，甚至攻击谈判时候提出的要对烟草的销售进行监管的提议，也就是说他们希望能够影响某一个国家或者干扰某一个国家干预烟草的能力。的确像钟部长说的，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是很重要的，当我们看到这些投资协议的时候，我们必须回过头再看一看，细节决定成败，所谓的这种争端解决机制在很多国家和投资者之间的投资保护协定当中都有，而事实上很多使用的法律标准在21世纪的今天看来其实是已经过时了。
尤其是我们从历史来看，这种所谓的国家和投资者之间的仲裁并没有为他们带来投资，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看看中国招商引资的成功，或者从巴西的角度来看，并没有为这些国家带来投资。而中国没有靠这种协定就已经实现了很大规模的外资的吸收。那么开放当然应该是双向的，中国在过去30多年当中也知道这种开放是双向的，中国在海外的投资活动变得越来越活跃，包括中国的住权财富基金投资。同时还帮助中国分散了风险，所以我想再次强调一定要学习我们过去的经验教训。 [03-23 16:49]
首先中国企业走出去要有企业的责任感，社会责任，同时眼光要放长远，也不要从事那些可能会带来不稳定发展的短期行为，在发展中国家投资，我们不仅仅是要为了获得这些国家的资源，而且是要帮助他们发展，那么在这个领域我觉得中国是可以教很多国家怎么做的，中国这方面做得非常好，中国在全世界经济当中扮演着新的角色，我想首先中国已经成为最大的经济体之一，正如钟部长今天所说的，包括拉加德女士说的，中国是现在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但是中国在履行或者说承担他的责任方面可能还没有与他所占的体量的比例相协调或者相一致。
中国几年前也提出了要建立一个全球的储备货币的新体制，后续跟进的举措应该说还是比较缓慢的，但我认为中国应该更加积极参与规则的制定和新制度的建立。在这方面向全世界提供公共产品，在这方面中国做得更积极点，包括在环境，在大气的治理方面，中国可以做得更多，让我们的地球的生态环境变得更好，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当然在其他领域我们也可以进行国际性的合作，包括在经济方面，包括在宏观经济稳定性方面。还包括研究在内的国际的公共产品的提供，包括共同应对疾病，同时也包括对最不发达国家提供中国力所能及的帮助。
最后我想来总结一下。要建立一个开放型的新经济体制，对于中国继续他的增长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通过这样的努力来提高中国人民生活的水平。世界正在不断地变化，因此中国还需要继续摸着石头过河，过去中国成功应对了全球化进程当中的问题，但是任何未来工作当中的失误都可能会对经济的繁荣和稳定带来巨大的影响。我们理解也非常欢迎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的强调中国要全面深化改革，并且不断推进开放，那么我们希望中国在构建开放型新经济体制的过程当中，打造新的创新型的活力型的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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