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论是产业危机还是单纯的股市危机、楼市危机都不是真正的危机，而金融危机才是牵动全局的真正危机。(与金融具有同等全局重要性的，也许还有粮食和能源。)
1929年10月24日被称为“黑色星期四”，那一天纽约股市以毫无预警的方式暴跌了三分之一。在接下来的28日“黑色星期一”，股价再泻13%;29日“黑色星期二”，股价又泻22%，股市完全崩溃。股民被打懵了，当时流传着一则黑色笑话：旅店老板问前来登记的客人：“你是来住宿的还是来跳楼的?”但在股市崩溃中遭受毁灭性打击的只是涉入股市很深的股民，这些人占美国人口大约2%，实体经济所受影响不大，绝大多数美国人或者未受涉及或者所受损失还能承受，仍然继续工作、生活。
这样过了一年多，到1930年12月的一天，一家名叫合众国银行的一处地方分行由于误传谣言发生挤提事件，两万余人聚集在这家银行门口，一天提走了约200万美元，第二天合众国银行宣布倒闭。恐慌情绪顿时笼罩全国，挤提事件像瘟疫一样蔓延，真正的经济大危机开始了。到年底就有600余家银行倒闭、二万余家公司破产。到1933年，倒闭银行一万余家，占银行总数的49%;破产公司八万余家，工业生产总值仅为1929年的一半。失业人数达1300万，为美国劳动力的25%;完全没有生活来源的有3400万人，占美国总人口的28%。
经济危机爆发时期的总统是共和党的胡佛，他笃信市场自由主义，面对银行倒闭、公司破产、工人失业的不断恶化，他声称：“经济创伤只能由经济实体的细胞——生产者和消费者——来自我治疗”，“联邦政府应该最少最少地介入经济的领域”、“即使介入也是暂时的和迫不得已的”。他否决了议会中民主党人和共和党温和派人士提出的政府直接救济和兴办公共工程的方案，并派武装军警镇压了失业工人和退伍失业军人的请愿活动。他主张应该由私人慈善机构和“邻里互助计划”来解决贫穷和饥饿。
不过胡佛也做了几件违反自由市场教义的事情，例如后来也实行了一些针对失业工人的救济措施、由联邦政府筹资兴建了“胡佛大坝”等公共工程。但这些措施显然力度不够，像胡佛大坝工程只雇用了四万二千余名工人，相对于1300万失业人口和3400万赤贫人口不过杯水车薪。可后来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对胡佛违反自由市场教义的几件事仍然不依不饶，指责胡佛阻碍了自由市场经济、“干扰了经济危机的恢复”。
在迫切求变的民心所向下，民主党人罗斯福以压倒优势当选总统。就任后，罗斯福很快地推行了他的“新政”措施。基本思路是抛弃传统的自由放任主义、政府全面干预经济活动。他进行了税制改革，根据纳税能力纳税，分级征收公司所得税和过分利得税;税制改革增加了财政收入，使政府有可能投资带动经济发展、提高就业率、恢复穷困人口的消费能力。这方面的具体措施有关资料很多，这里不再赘述。
增税措施显然引起私人资本的不满。当经济情况稍有好转，私人资本就通过议会阻挠“新政”的继续实行，再加上罗斯福急于平衡预算，紧缩信贷和政府开支，结果又出现了1937年的“罗斯福萧条”。直到二战爆发，战时体制赋予总统更大的权力，再加上战时定单刺激，经济才再次繁荣。这是后话。
为了恢复公众对金融系统的信任，罗斯福命令现存的一万余家银行全部停业整顿，随后只批准了8家银行恢复营业，这8家银行占美国全部储蓄额的70%。就凭着这8家信用良好的银行，罗斯福逐渐恢复了美国经济。(可见银行数量也不见得越多越好。)
为整顿金融这个经济危机的祸源，罗斯福除创办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成立证券交易委员会外，还有一项具历史意义的措施是：1933年国会通过了《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案》，这项法案将商业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严格地划分开，商业银行只能从事存贷和国债，禁止从事证券业务。在《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案》法案之前的四百年间，金融危机每10年左右就或大或小地发生一次;而在《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案》生效后直到70年代，美国没发生过一次金融危机。
《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案》的第Q条还规定：商业银行不能给活期存款支付利息，并对定期存款的利息设定了上限，一般是2.5%。这一条例的实施，对经济大危机后维持和恢复金融秩序、二战期间美国政府低成本筹措战争资金、战后美国经济的迅速恢复，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到了70年代，由于越战和两次石油价格暴涨，使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20%，这时僵硬的利息上限制度使存款形成负利率，所以无论银行还是储户都热衷于金融创新，以逃避管制。货币基金(将小户的资金集中起来，以大户的姿态在金融市场上获取高息，现在的“余额宝”即是这一类型)就是这时被发明的，以绕过利息上限制度。但在绕过利息上限制度的同时也绕过了商业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不能混淆的规定。
1982年，里根总统放宽了对投资银行的限制，允许储蓄银行动用储蓄存款进行风险投资。此前，投资银行大多是地方性的小公司，此后很快发展出高盛、摩根斯坦利、雷曼、美林等投资巨人。经过十余年去监管(deregulation)的冲击，《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案》的很多内容已名存实亡。1999年，在克林顿任期内，随着一项名为《金融服务法现代化法案》的通过，《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案》实际上被废除，从此一家公司可以同时控制一个商业银行和一个投资银行。
在逐利动机驱使下，这些银行家们不断发明出了如各种次级信贷证券、金融衍生产品等等的高风险、高利润的“金融创新”。80年代初，美国金融企业的利润只占全部上市公司利润的5%，但到金融危机爆发前几年，这一比例年年超过40%。这占全部公司利润三分之一以上的数字全是“钱炒钱”生出的金融泡沫。
有些人指责美国房贷危机是美国政府扶植没有资格的房屋贷款者才形成了次级房贷。但实际情况是：有40%的住房是用来投资、投机而不是住人的，银行是出于赢利动机而不是解决穷人住房的动机才放大了次级房贷泡沫的。
再从深层次讲，次级房贷这种事只会出现在美国这种一切都推给市场的国家，而不会发生在诸如德国和新加坡这类国家：在德国，60%的人住在公房或合作建造的房屋中，商品化住房不到40%;新加坡则有70%的人住公屋。而我国不幸走上了仿效美国的住房全部市场化之路，结果大家都看到了：十几年就造就了一小伙房地产富豪、一批房叔房姐和一代房奴以及一个被房地产绑架的国民经济。现在，一些人正以“改革”的名义要把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推进到包括金融在内的各个领域。
是泡沫迟早要破的。到2007年，房贷违约者开始增加，次级房贷证券的资金链开始断裂。到2008年9月7日，财政部长保尔森宣布联邦政府将接管“房利美”和“房地美”这两家处于破产边缘的房贷机构，估计要花费250亿美元。如果事情到此为止，问题也还不大。但两天后，雷曼兄弟公司宣布32亿美元的账目损失，向联邦政府寻求救助，保尔森拒绝了。9月12日，雷曼宣布破产，随之破产潮蔓延，金融危机正式开始了。
现在作为事后总结经验来看，当时美国政府可以有两个正确选择：一个正确选择是当雷曼兄弟公司这样影响很大的公司申请救助时就答应它，不过花几十亿美元，避免引发连锁反应，然后再设法逐步消除泡沫。这就好比先抑制住急性阑尾炎发作，把它转成慢性阑尾炎，再慢慢消炎。另一个正确选择是既然金融危机已经爆发，那就索性任由投资银行倒闭，因为投资银行反正都是金融泡沫，全部倒闭对实体经济影响也不大，只要花几百亿美元扶持一下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的正常业务就可以了，后来的冰岛就是这么做的。这就好比急性阑尾炎既然已经发作，那就索性动手术割掉它，流点血也有限。
那时的财政部长保尔森拒绝救助雷曼、听任美林被收购，看来是准备做第二种选择了。但当危机蔓延到高盛时，保尔森态度变了，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他是高盛前CEO的身份背景。保尔森同意向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提供850亿美元紧急贷款，条件是向高盛公司支付610亿美元的保险赔偿、并放弃起诉高盛和其它银行诈骗的权利，(可见徇私舞弊不只是中国才有，)最终美国政府为拯救AIG花了纳税人1500亿美元。此后大把撒钱的口子就收不住了，先是布什政府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随后是奥巴马上台不久的近8000亿美元的振兴经济方案，还有四轮约3.5万亿的“量化宽松”，直到最近才表示逐步退出。
金融危机的爆发正巧在2008年美国大选前不久，指出“华尔街的贪婪和华盛顿的不负责任导致了金融危机，使我们面临大萧条以来最困难的局面”、强调“没有监督时，市场发展将失控;当市场只偏爱有钱人时，国家无法永续繁荣”的奥巴马被顺利选进白宫。
奥巴马上台后，不能不继续任用已有行政经验的原班财经人马，竞选时主张的“金融重组”也未能实现;但在对金融业监管制衡上还是取得了有效进展，重要标志是2010年7月15日国会通过了厚达2300页的《多德—弗兰克法案》。这一法案有三大核心内容：一、扩大监管机构权力，将之前缺乏监管的场外衍生品市场纳入监管视野;禁止使用纳税人资金救市;可限制金融高管的薪酬。二、设立新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对提供信用卡、抵押贷款和其他贷款等消费者金融产品及服务的金融机构实施监管。三、重新恢复了《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案》中切割银行信贷业务和投行投资业务的规定，但稍有放宽：允许银行进行部分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投资，但银行在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的投资不能超过一只基金总资本的3%，另类投资总规模也不得高于银行自身一级资本的3%。
当《多德—弗兰克法案》在国会通过后，奥巴马总统发表讲演说：“这个法案是历史上最强悍的金融监管改革，这项法案的诞生使美国人不会再为华尔街犯下的错误买单。从此以后，不会再用纳税人的钱注资到金融机构。”
在《多德—弗兰克法案》出台前后，一直遭到华尔街的全力游说和激烈反对，因为这些措施无异掐断了很多投机大资本家的财路。但美国的国家制度有这样一个好处：一项法案只要议会通过、总统签字生效，很快就能不折不扣得到实行，尽管反对者仍然反对。《多德—弗兰克法案》生效后，各银行的存贷业务和投资业务均已分拆或转型。存贷业务和投资业务的分隔不仅在正常银行业务和高风险的投资业务之间建起隔离带和防火墙，也迫使银行资金流向实体经济。这样，尽管美联储投放了天量的量化宽松资金，但通货膨胀率并未明显上升，而且奥巴马总统提出的“制造业促进法案”、“中小企业贷款法案”等也能得到银行资金支持。
奥巴马上台后不久，就向国会提交了一份4500亿美元的政府投资创造就业法案，但被共和党居优的众议院否决了。过了些时候，奥巴马改头换面，又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每月450亿美元的政府投资法案。看奥巴马一再坚持，议员们也不好太驳总统面子。大约是两党做了些利益交换，这份法案被通过。
奥巴马自上台起就力推向富人和大公司增税。2011年9月，奥巴马公布一项旨在未来十年削减总额约3万亿美元赤字的一揽子计划，其中1.6万亿将通过对富人和大公司增税来实现。但一项民调表明：超过60%的美国富人(年收入25万美元以上)支持奥巴马的增税措施。
看来主要不是量化宽松的作用，而是上述一些法案措施逐渐生效，美国经济开始复苏。2009-2012年，美国的GDP年增长率平均2.4%，明显高于2002-2012年平均1.8%的增长率;去年(2013)第三季度更是达到4.1%、第四季度2.6%。看到的一个数字是：美国从2010年开始取代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大国，美国制造业的产值现在已经超过中国1/3以上。今年1月19日奥巴马讲演中说：美国失业率降至过去5年来的最低点，并自信地宣称：“全球的最佳投资国家已不再是中国，而是美国。”
通过对美国两次大危机的回顾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带共同性的东西：
这两次大危机为什么会发生?可以说有三个共同原因：1.市场自由主义居主导地位，推行自由放任政策，相信市场能自行解决一切问题。2.全社会卷入炒股票、炒资金、炒楼市的虚拟经济热潮，实体经济被忽视。3.贫富差距明显扩大。
美国是怎样走出这两次大危机的?也可以说有三个共同原因：1.左翼政治势力占上风，左翼经济学理论和左倾情绪抑制了市场自由主义。2.政府干预经济，用包括增税在内的措施充实政府财政，政府投资带动经济发展，扩大就业，恢复中下阶层消费能力。3.加强对金融系统监管，在银行存贷业务和投行投资业务之间做出坚决切割或严格限制，前一次制定了1933年的《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案》，后一次制定了2010年的《多德—弗兰克法案》。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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