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策研究院编者按】构建国内大循环的主张，其实早就有中国学者系统地提出。只不过，在大讲开放的舆论之下，这些主张一直未能得到充分地注意。比如，王今朝教授等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著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理论与政策》（科学出版社，2011年）就用一章的篇幅加以论述。尽管他们当时没有使用国内大循环这一字眼，但已经明确提出对外经济关系转型的主张。经授权，稍加修改、补充，由昆仑策网分三节刊出，以助于加深对构建国内大循环的理解。已发表的第一、二节可点击文后【相关阅读】，此为全文的第三节。王今朝教授等还提出了使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建议，但由于分析中用到多个公式，故不在这里展示了。
第三节 中国外贸、外汇政策的转型
中国面对巨额的贸易盈余、巨大的外汇储备以及它们所产生的问题，外贸政策和外汇政策该怎样转型呢?如果再考虑到中国生产力不断发展，特别是随着经济发展模式向王今朝等(2011)(即《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理论与政策》，科学出版社)中所指示的方向转变，生产力发展可能更为迅速，中国的外贸政策和外汇政策究竟应该怎样转型呢?这个因素给中国外贸、外汇政策转型带来怎样的实质性变化呢?
2006年以来，面对巨额的贸易盈余，中国已经采取了多种相关政策(见表1，原表9.1)。但在我们看来，这些政策主要着眼于贸易盈余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而不是着眼于解决贸易盈余本身，它们性质上都属于短期措施，而不是长远的根本之道。
表 1：中国对外经济政策方面的措施
放松结售汇制约束，实行“藏汇于民”的政策旨在不改变现行贸易政策的条件下对国内外汇储存进行改革，消除贸易盈余对货币供给的影响。问题是，一方面，它无助于消除王今朝等(2011)第九章所分析的巨额贸易盈余带来的成本，另一方面，在贸易盈余不断积累的条件下，放松结售汇制度对企业的约束对解决外汇储备积累问题的意义不大。因为人民币升值已经形成预期，不仅国际热钱流入，而且国内企业也愿意(而不需要结售汇制强迫)将所赚得的外汇立刻(通过中国银行)卖给中国人民银行。因此，只有执行一种接近于国际收支平衡的对外经济政策才能解决中国目前的流动性与贸易盈余的联动机制问题。在这一点上，国际经济学中国际收支调整机制的研究可说是抓住了关键。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居民多级持有的外汇储备制度、汇金公司、增持黄金、放宽个人用汇标准对于处理目前的对外经济关系问题所起作用与放松结售汇制大同小异，它们都是在既有对外经济政策基础上的缓冲机制。
人民币汇率升值本来根本区别于上述措施，它可能通过改变中国产品的名义价格和实际价格来纠正中国国际收支的失衡。然而，这种结果是否实现受制于诸多条件。其中一个条件就是使用迅速升值还是缓慢升值。如果采用缓慢升值，就会给热钱流入以时间，最后导致缓慢升值不可持续。特别是，如果在缓慢升值的幌子下，中国如果还对升值报有疑虑，热钱流入的时间就会更加充裕，而同时贸易盈余还会积累。相比之下，一夜之间升值本来不会产生那种负效应。对此，一部分人以为它冲击就业加以否定。而按照王今朝等(2011)第1、2章的理论，就业不应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中需要考虑的问题。然而，从2006年至2011年，已经有大笔热钱流入中国国内。这个时候，快速升值已经丧失了最佳时机，亡羊补牢也无法达到原本可以达到的效果了。因为流入到中国的热钱在中国快速升值后，它就立刻实现了资本溢价。如果中国又允许它自由汇出中国，则中国的外汇储备数月内就可能损失大半。
上述政策无法解决中国在对外经济关系上的不可持续性。对外经济关系方面的转型必须是如下结构性的变化：
第一， 大量压缩中国进口。中国存在大量的由于资本主义因素发展所产生的炫耀性消费品进口(比如，中国石油进口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于错误地决策用合资企业办法发展轿车工业产生的炫耀性消费品进口)、重复性资本品进口(比如，中国许多高校重复性进口西方国家的设备、仪器、图书、教授)等。中国应该仔细审视进口资源的使用效率(必然存在极大余地)，提高进口品的使用，压缩进口的总量，以极大地改进中国进口政策发挥作用的效率。1949-1976年期间，印度的大学毕业生、硕士、博士拥有量远超中国，许多人从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却由于资本主义和封建种族主义的生产结构无法发挥效率，结果，加拿大学者发现，中国这一时期以更低的人力资本总量，却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下激发出无比巨大的学习热情(产业发展与知识进步产生了有机的结合)，创造出远高于印度的劳动生产率和人均生产总值(Riskin 1987)。同样道理，不是一个简单的进口总量决定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而关键是进口品如何最有效率地使用。只要我们把进口品的使用效率加以巨大的改进，那么，中国就可以大大地压缩进口。比如，中国今天遍地的昂贵轿车、别墅、高档衣服、高档办公楼、高档饭店、遍地的“学术会议”，这些在西方都被许多学者视为资本主义的消费特征(如凡勃伦的炫耀性消费概念)。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人们不掌握私人生产资料、收入分配比较均等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浪费的。
许多人可能以为，压缩进口是贸易保护主义。这是糊涂认识。贸易保护是在必须进口、进口有利的情况下，仍坚持不进口。如果不是必须进口、进口无利的情况下压缩多余的不必要的进口，那就是科学的贸易政策。实际上，在国际贸易中，尽管不少进口品年度增长率惊人，但年度下降比率也完全是正常现象。比如，2008年相对2007年，中国大量商品的进口不仅在数量上大幅下降，在金额上也大幅下降了。见表2(原表9.2)。这些大量数据表明，压缩进口并不是如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激进(既然这些领域内生产者能够忍受进口量的这样的变化，整个经济为什么不能忍受呢)。
表 2：中国2007-2008进口数量和金额的变化（金额单位：万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表17-10】
第二， 大大压缩中国出口。中国在压缩进口后，就为压缩出口打下基础。毕竟，国际收支平衡是一种国家约束。然而，中国压缩出口还不是简单因为这种会计上的抽象原则。重要的是，中国今天的出口结构具有对中国社会的致命后果：1)它是用中国的环境恶化、资源耗竭来支援世界最富裕、自然资源最丰富的那些资本主义国家。2)它是把本来是社会主义国家主人公的工人和农民转变为资本主义私人企业的雇佣奴隶。3)贸易盈余所积累起的国际货币在西方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后即成为废纸(这意味着中国是在把真正的资源直接间接白送给西方国家)。
据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已经有一半以上由私人生产。在我们看来，这种所有制结构正是产生中国巨大社会问题的根源。就是在贸易问题上，它也是最主要的根源。如果没有私人企业的出口，中国环境、资源、能源就会纳入规划管理的体系，做最有效率地使用，特别是真正用于改善人民生活。而如果被私人企业获得其使用权，那么，最广大的工人作为雇佣劳动者、雇佣奴隶能够从中得到什么呢?只能分到残羹冷炙罢了，而且还冒生命危险、疾病危险。不压缩中国国内的资本主义私人生产，中国的出口压缩政策即使制定出来，也会半路而终。
有人会说，压缩私人生产，就业怎么办?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因为资本主义有充分就业就认为资本主义不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社会主义的保障制度(不是西方的社会保障)完全可以保证社会的稳定。就业只是一个问题(今天中国许多学者把它强调过了头，用就业问题恐吓中国的领导人)，而根本不会构成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威胁，只要真正是社会主义。
实际上，在国际贸易中，尽管不少出口品年度增长率惊人，但年度下降比率也完全是正常现象。比如，2008年相对2007年，中国大量商品的出口不仅在数量上大幅下降，在金额上也大幅下降了。见表3(原表9.3)。
表 3：中国2007-2008出口数量和金额的下降（金额单位：万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表17-9】
很显然，上述出口的变化(约占出口商品总量的1/3)并非政府的有意而为，而是市场环境发生变化的结果。政府的有意而为只不过至多将会使出口商品中出口数量和出口金额都发生下降，部分出口下降，出口金额反而可能上升。当然，上述出口的巨幅变化部分是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所产生的结果。我们不厌其烦地罗列上述数据的目的是要指出，把经济危机引起的出口下降看成正常现象，而把政府根据自己国家的正常需要调低出口看成异端，在逻辑上是荒谬的。
压缩出口是比较简单的。那就是把今天中国已经颁发出去的出口许可证逐步地收回，对外贸易权全部收回到国有公司中。但这里还有一些问题，那就是外资政策。可以用加强税收、货币、劳动、国有化率等政策，削弱外资公司相对中国国有企业的优势，从而为国有企业发展建立起良好的社会政策环境。中国受外资的技术优势、管理优势诱惑已经30年。外资公司相对于中国今天的经济总量、社会有机运作显然偏大。因而同样也要压缩。压缩了外资公司，就与压缩中国私人企业一样，为真正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创造出空间。这并不是说公有制企业的生存、发展非要以人为地压制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为条件。从理论上可以证明，在可比性条件下，公有制企业一定比私人企业有效率。也就是，公有制企业一定可以在市场竞争中战胜私人企业。我们这里提出的压缩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政策建议是为了给国有企业的快速重新生长创造最优条件。毕竟，改革开放30年，是国有企业为私人企业发展、外资企业发展付出了重大、惨重代价(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国有企业的积累、国家财政主要是国有企业等)。本来，如果中国在过去30年中仍然如1949-1976时期一样发展公有制经济，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这样的发展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中国在企业发展上产生了严重的鸠占鹊巢现象。现在，鹊要把巢夺回来。
中国压缩进口和出口对于提高中国在国际经济政治舞台上的利益这里就不加以论述了。我们只是要指出，在这方面，扩大出口和进口有害，压缩出口和进口有利。而且，前者害处大大，后者利益大大(包括国际力量对比、地位提升、发言权扩大、贸易条件改善、而西方等国也就不会因贸易顺差指责中国了等)。总之，这里再一次表现出辩证法，即并非越大越好，越小反而越好。
第三， 卖出以外汇购买的西方债券，同时制定出实行外汇双轨制的预案，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国际坚挺货币。十年前(21世纪初)，不少学者提出，中国购买国外债券是不利中的有利(即相当于存款还有些利息)。而从西方危机后发生的事件看，购买国外债券是不利中的大不利(虽然没有利息，但还能有本金)。因此，大幅减持西方国家债券是保护中国社会利益、政府利益的最明智之举。既然西方国家已经让中国忍受了巨额损失，中国自然没有义务维护西方的市场稳定。中国以此为要挟，在较好条件下，还有可能挽回一些失去的损失。而切实执行这种政策，就会使中国免受重大损失。当然，这是以西方国家不发生严重通货膨胀为条件。长期而言，为了免受西方长期来看必然发生的通货膨胀所造成的损失，中国在外汇储备持有量上不能学习日本。中国拥有一个可以支付数月进口之用的外汇储备即可。而且只能这样，必须这样，可以这样。那时，即使中国因不虞之需而需要更多外汇，完全可以用国家信用来支付几十亿美元的债务。这种债务比持有美元这种资产要合算得多。
鉴于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总量，鉴于金融账户大批资金还在流入中国，鉴于中国有关部门打算允许人民币更多升值，我们认为，中国必须制定出在紧急情况下实行外汇双轨制的预案。大量的热钱流入目的就是通过短期投机获得巨额利润，如果根据有关部门或有些学者的愚见，采取弹性制，据我们的观察，这些人不把中国推向浮动汇率制就会永远喋喋不休。而在目前高额外汇储备、热钱大量流入情况下，货币升值也好，浮动汇率制也好，只能把中国引向当年泰国、墨西哥、阿根廷外汇危机一样的境地。而由于中国今天国内货币的大量供应，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人民币币值的巨额贬值和国内的高通货膨胀。一旦走到那时，中国社会不发生动乱也就不可能了。为了防备这种可能，中国在打算升值时，必须随时准备遇到外汇流出中国的现象发生时，把流出的人民币汇率贬值，而把流入的人民币升值，从而把任何外国游资在中国投机所能得到的任何利润都截流在中国。只有这样，庶可保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的稳定。否则，不出几年，东亚、北美、南美发展中国家的危机就有可能在中国重演。从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看，这也不能看成是耸人听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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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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