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6日，全国碳市场开市。在此之前，全国范围内有7个碳交易试点省市，分别位于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东、湖北、深圳，进行碳排放权交易。如今成为一个统一的碳交易市场，作为实现“力争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承诺的重要途径。
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一般是三类政策：命令控制、经济刺激、劝说鼓励。经济刺激被认为是最好的一种方法。而在经济刺激手段中，最重要的就是碳定价机制。这个很好理解，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中，价格是最重要的经济要素，市场化的价格机制，是最重要、最完善、最好的价格机制。市场化的发现价格的过程，也就是资源最佳配置的过程。
所谓碳排放交易市场，也就是把碳排放的权利，作为一种资产或者资源，通过市场化的交易来确定碳排放的权力的价格，并由交易来实现排放权利的最优化。A用不掉的碳排放权，通过市场交易给碳排放权不够用的B。所以，其实很简单，就是不要浪费碳排放权，要把碳排放权用足。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可笑的悖论。首先，碳排放的权利是从哪里来的呢？实际上是一种配额制度，国家分配给纳入交易体系的用户（企业）碳排放权利。结果，有的用户的配额用不掉要卖掉，有的用户的配额不够用要去买。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国家就没有能力根据实际需要来分配配额吗？
当然了，对于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来说，这并不是个问题。在这些人看来，国家或者政府的智商是不够用或者不在线的，所做的事情，准确的少，不准确的多。不准确才是常态。但是对于不那么迷信市场的人来说，这里边的潜台词显然是荒谬的，是把国家应承担的责任放弃掉了。
如果国家真的没有能力准确分配配额，那就应该进一步的市场化：一开始就不应该由国家把配额分配给企业，而是国家把排放权直接拿到交易市场上拍卖、竞价，岂不是比先分配后交易更加彻底、更加简单？
其次，如果在总的排放权利或者排放总量确定好之后，有的企业不够用，有的企业用不光。那么，就意味着排放权利没有用足，排放总量没有达到预期。对于以减排为目的的安排来说，这是件好事，能够更加快的推动节能减排。而碳交易市场，则是人为的放了个口子，让碳排放总量，在总量控制的限制下，尽可能排放得多。这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
至于说碳交易有利于实现减排目标，那这种安排肯定没有一刀切的办法更加有利于实现减排目标。当年中国出台政令，要求“从2008年6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购物袋”，效果立竿见影。如果碳排放额度分配后，用光了就没有办法获得新的额度，那企业更加有动力提高减排能力。现在，用光了额度，还可以买，那何必投资费心费力提高减排能力？
以前，在京都议定书的框架之下，有国际间的碳排交易。发展中国家把用不掉的额度卖给发达国家，体现“共同而有区别”的原则。这种安排有一定的意义：发达国家历史碳排放多，应承担更多的责任；发展中国家把配额卖给发达国家，获取资金可以用于发展节能减排技术。但是对一个国内市场来说，基本不存在这样的合理性。
再次，据说碳交易市场有利于提高中国在碳交易价格上的话语权。但是，在全球没有形成统一的碳交易市场的前提下，根本谈不上什么定价话语权。碳排放的权利，不像其它商品，在哪个市场都可以交易。各个交易市场都是分割的。所以，各个市场上的价格也非常不同。4月29日欧盟交易市场的价格大约在人民币380元/吨左右，而当天国内的交易价格最高的北京市场才人民币47.6元/吨。价格相差很大。没有一个统一的市场，谈定价话语权，完全是空谈。
根据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总经理刘杰的说法，上海将逐步探索推出碳金融衍生品，如推出配额质押、碳基金、碳信托、借碳业务、碳远期产品等金融产品交易，推进形成多层次的碳市场。
所以，说来说去，还是挂羊头卖狗肉，以减排为名、行金融炒作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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