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

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
袁南生     
  
 
　　中国革命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都与斯大林不无关系。由于斯大林的支持和援助,推动了国民党的改组和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形成;推动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他支持了新中国的成立;鼓动毛泽东出兵朝鲜抗美援朝;等等。这一切,在中国现代史、中苏关系史上都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但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出现,苏联在东北和新疆对中国主权的侵犯等,也同斯大林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斯大林曾以大国主义的态度对待蒋介石,也曾以大国主义的态度对待毛泽东。
　　《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一书由学者袁南生所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本报选登其中鲜为人知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编 者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创办
　　为了纪念孙中山的逝世,同时,也为培养中国革命干部继续开展国民革命,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决定在莫斯科创办以孙中山名字命名的一所大学,其全称是孙中山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1925年8月13日,莫洛托夫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拉狄克担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同时,要求有关部门研究中山大学的组织形式,“注意不宜让它公开具有国立性质�如隶属苏联教育人民委员部　”。
　　1925年8月27日,政治局再次开会,决定成立有政治局委员布哈林、托姆斯基、越飞、罗佐夫斯基、萨法罗夫等17人组成的中山大学促进会。
　　1925年9月17日,斯大林在政治局会议上亲自拍板,莫斯科中山大学预算总额费用为55万卢布。
　　在莫斯科阿尔罕格尔斯克大街16号,有一座并不十分华丽的4层楼的方型建筑,这就是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孙中山逝世后,苏联和共产国际决定以这所学校为基础,建立中山大学。
　　1925年10月7日,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66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建立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消息。在这次会议上,鲍罗廷建议国民党派学生去中山大学学习。这个提议获得通过,随即成立了由谭延  、古应芬、汪精卫组成的选拔委员会,鲍罗廷任选拔委员会顾问。委员会建立后,立即在广州、上海、北京、天津着手选拔学生。
　　选派学生去苏联学习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各地,仅广州一地就有1000多人报名参加选拔考试。经过考核,选拔委员会选拔了250名学生,其中,广州占了180人,大部分是国民党员,其他地区选拔的多为共产党员。
　　这批学生中,有20名是鲍罗廷亲自推荐的,其中大多数是国民党要人的子弟,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这年15岁,也由于其父的特殊地位而被鲍罗廷所推荐。于是,蒋介石、蒋经国父子都成为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上的著名人物。
　　也许是有意安排,也许是苏联方面愿意让中国政界要人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苏联去,当时,国民党的要人们,如汪精卫、于右任、冯玉祥、邵力子等都把自己的子女或亲属送到中山大学去学习。
　　正像黄埔军校一样,莫斯科中山大学受到国共两党领导人的关注:
　　胡汉民、于右任、邵力子、冯玉祥等国民党领导人曾到中山大学讲演;宋庆龄、陈友仁等在中山大学的招待会上讲过话;张国焘、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陆定一、邓中夏、关向应等中国共产党的著名人物曾在这里作过报告。
　　中山大学的学生们,在学习期间,就已对国共两党的重要领导人有了多多少少的接触。中山大学成了革命政治舞台的缩影。
　　中山大学的中国学生,具有各种政治倾向,学生中既有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人。坚持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立场的学生与坚持国民党右派立场的学生,在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对象、方法、指导思想等根本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著名的共产党人邓小平、乌兰夫、傅钟、左权、朱瑞、王明�陈绍禹　、博古�秦邦宪　、洛甫�张闻天　、王稼祥、杨尚昆、俞秀松、沈泽民、吴亮平、孙冶方、张琴秋等,著名的国民党人蒋经国、郑介民、康泽、谷正刚、谷正鼎、贺衷寒、肖赞育、邓文仪、任卓宣等都曾在这所著名的大学同学。
　　在鲍罗廷宣布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时,毛泽东从湖南到达了广州,虽然他在中共中央“四大”上失去了中共中央委员的职务,但他还是国民党的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于是,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住了下来。恰好,此时兼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无暇顾及宣传部长的职事,于是,推荐长于写作的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一上任,便实际主持了国民党选派学生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事宜。
　　蒋介石在叛变革命之后,在一段时期内,他尝到了自己种下的送儿子到苏联学习的苦果,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事与愿违的事,不得不下大力气去为儿子“洗脑”。但是,当时的蒋介石送儿子到莫斯科学习自有他自己的一番用意。蒋介石的羽翼尚未完全丰满,尽管已成广东的军事实力派人物,但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都不是,在国民政府中也没有位置,他还需要苏联、共产国际的继续扶持,如果鲍罗廷主动推荐他的儿子去,他竟然不领鲍罗廷的情,这会引起苏联顾问和共产国际代表的怀疑;此外,曾经访苏的他,虽然不赞成共产主义,但对苏联的集权制、军队和建党的严格制度和组织却有浓厚的兴趣,自己的儿子到苏联去对此学习研究一番,不见得没有一点好处。
　　广州国民政府为即将出国的蒋经国等国民党要人的儿子举行茶话会饯行。汪精卫亲自致词,鲍罗廷也出席发表演讲,足见国民党和苏联顾问对此事的重视。汪精卫勉励大家努力学习,要以爱祖国、爱民族为前提,希望大家整个地去,整个地回,并向大家分析介绍了当年旅法勤工俭学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蒋经国等学子,置身红都,自然不免被逐渐“赤化”。以善于强化思想教育为特长的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自然用同样的手段来教育熏陶中山大学的学员。当然,仅仅是学校的气氛就给人一种非革命不可的强烈感觉,使学员们从踏进校门的第一天起就把谋求中国的解放,实现苏俄式的革命理想,当成天赐的伟大使命。
　　在第一期每个学员心中印象最深、终身难忘的也许是中山大学的隆重的开学典礼。
　　1925年11月底的一个晚上,开学典礼在工会大厦的圆柱大厅举行。主席台上出现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拉狄克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舞台上的著名人物。顿时,大厅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无数盏枝形吊灯像闪电一样亮了起来。
　　校长拉狄克主持开学典礼。
　　拉狄克原是波兰人,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克拉克夫大学和伯尔尼大学。1904年参加波兰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曾被关押一年之久,出狱后继续在德国和波兰从事秘密革命活动。1917年二月革命时期,他和列宁、季诺维也夫等一起出生入死,十月革命后,在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参加举世闻名的苏德布列斯特条约的谈判,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18年,当德国革命爆发时,他以俄共�布　中央代表的身份帮助工作,对德国共产党中央领导人员的确定起了重要作用。1922—1923年间,他再次在德国组织工人起义,再次遭到了失败,但他作为一名共产主义的革命家、才华横溢的理论家和学者,其声望并没有受到影响,相反,受到列宁的重视和信任。他还是俄共�布　中央委员会委员。
　　开学典礼上最引人注意的人物当然是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登台演讲时,掌声雷动,持续数分钟之久。
　　这是托洛茨基第一次面对中国的学生,单独发表演讲。这位令全世界资产阶级为之胆寒的苏联红军统帅,有极好的口才,以极富感染力和煽惑力的语句,向学生们描述了世界革命的大好形势,告诉中国的学生们,他们将目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灭亡,将迎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胜利。
　　此时的托洛茨基,和列宁等革命家一样,都认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并不是遥远的未来。因此,他希望中山大学的学生们,做旧世界的掘墓者,新社会的开路先锋。
　　最使中国学生为之心动的是,托洛茨基强调不许以轻蔑的态度来对待中国的学生。他说,从现在起,任何一个俄国人,不论他是一个同志或是一个公民,他如果用轻蔑的态度对待中国学生,见面时把双肩一耸,那他就不配当俄国共产党人或者苏维埃公民。
　　校长拉狄克是托洛茨基的追随者和崇拜者,是托洛茨基理论的积极拥护者和宣传者;中山大学校董事会主席、著名外交家越飞是托洛茨基的密友,后来他以自杀来表示对托洛茨基的忠诚;校董事、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与托洛茨基有良好的个人关系;由于这些原因,托洛茨基在中山大学有较大的影响。不少中山大学的学生成了托洛茨基的信徒,其中许多人回国后成立了拥护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反对站在斯大林一边的中国共产党的托派地下组织。
　　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一度也是托洛茨基的崇拜者。
　　中山大学成立后,谁是它的领导部门,一直没有明确。虽然,是苏联政府出钱创办的,苏联共产党�布　的领袖们出席了它的开学典礼,并且一直过问学校情况,但无论是托洛茨基,还是斯大林,或者其他苏联重要领导人,都没有直接挂名当中山大学的校长。也许是苏联和共产国际为了不给人们特别是资本主义列强以苏俄输出革命的口实,也许是怕国民党右派攻击苏联要“赤化”国民党,反正中山大学成立后五六个月,它的法律地位、归属关系才予以明确。在苏联的国民党要人、曾任广州革命政府代理陆海军大元帅的胡汉民亲自过问了这件事。
　　1926年4月初,胡汉民从莫斯科给广州国民政府发出了这样一个电报:“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提议,该校应置于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之下。”拉狄克的提议显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的意见,经拉狄克之口,以他个人的名义表达出来。
　　这个提案被提交给1926年5月5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139次会议讨论。与会者没有经过争论就议决接受拉狄克的提议,并决定将此决议电告拉狄克。当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的秘书起草了国民党中央贯彻执行这一决定的正式指示信。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26年5月11日举行第27次会议,其第六项议程就是再次讨论拉狄克的建议,结果作出了一个正式决议:“中政会议决,同意拉狄克的提议,即莫斯科中山大学应置于苏共中央和国民党中执会共同管理之下,并将我们的决定通知拉狄克。”
　　此后,著名的国民党人邵力子受国民党中央的派遣,担任国民党驻中山大学常驻代表,负责监察。他于1926年夏天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为他的到来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并授予他名誉学员称号�被授予名誉学员称号的还有赴中山大学访问的冯玉祥将军　。后来,他成了中山大学理事会的成员。
　　                �选载之一　
 
摘自：《作家文摘》2000年第78期 

　　斯大林的指导和所谓“陈独秀主义”
　　蒋介石、冯玉祥、汪精卫都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和援助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可是,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反戈一击,相反,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中国共产党,却因为斯大林眼中的这些“左派”的接连叛变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大革命失败的责任主要在谁�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回答是:责任在于陈独秀。
　　汪精卫叛变之际,共产国际严厉批评了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它指出,当中国共产党广大党员群众进行“自我牺牲的真正革命斗争”时,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却在“执行束缚群众手脚的路线”。因此,共产国际决定“采取措施,纠正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会主义错误”。
　　按照布哈林的要求,具体地说,中共必须“召开党的紧急会议,改选中央委员会,严厉批评党的领导,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各项指示,对那些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当受国民党中资产阶级上层分子支配的人进行坚决的斗争,直到将他们开除出党”。这表明共产国际已决心将陈独秀从中共的最高领导位置上赶下去,建立新的中央最高领导机构。
　　长期以来,受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推给陈独秀这一做法的影响,陈独秀成了造成大革命失败的千古罪人,陈独秀的错误成了造成大革命失败的最基本的主观原因,仿佛陈独秀之所以犯错误,就是违背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事实证明,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正确的说法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指导中的右倾错误是造成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或者说是第一位的原因,而陈独秀的个人错误则是造成大革命失败的次要原因,或者说是第二位的原因。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来看。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什么�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第一书记布哈林在向大会的报告中指出了3点:�一　中共在与国民党合作中没有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二　对同盟者不敢作正面的批评;�三　动员群众的力量不够。
　　布哈林的这个说法 ,正如周恩来所说,是不中肯的,因为“当时的情况也并不完全如此”。“从整个大革命的过程来看,特别是1925年到1926年中,党的两次中央扩大会议都强调了组织上的独立性;对国民党的批评是有的,甚至有些批评是不恰当的;群众是动员起来了,……”群众运动的发展,“在历史上是空前的”。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主要表现不是在这些方面,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而是集中地表现在“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这就是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主要表现形式有3点。但是,历史事实却证明,在毛泽东指出的这3个问题上,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有着比陈独秀更明显的右倾表现。
　　在农民问题上,不可否认,虽然陈独秀说过农民问题是“不可漠视”的,农民“是国民革命之一种伟大的潜势力”,虽然陈独秀主持下的中共中央也曾一般地提出过土地革命的要求,但是,当农民真正起来后,他却又“害怕起群众的觉悟”了。在大革命的高潮中,陈独秀等人,“主要是被国民党的反动潮流所吓倒,不敢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为了迁就国民党,他们宁愿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然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虽然要求中国共产党开展土地革命,但是,当土地革命真正提上议事日程以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或者害怕刺激了国民党而有意推迟土地革命,例如,1926年10月,共产国际特意指示中共中央,“在上海占领以前,暂时不应加强土地运动”;或者为了拉住国民党,故意降低土地革命的纲领,如在“五月紧急指示”中,斯大林一方面提出“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会变成不可靠的将军们的可怜玩物”,另一方面却指示“不要侵犯军官的土地”、“对于军官和士兵的土地不要没收”;或者提出自相矛盾、难以操作的土地革命的办法,如既支持武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又指望武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支持和领导土地革命,使中国共产党面临两难选择:要么为了维护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而牺牲土地革命,从而损害农民的利益;要么为了农民的利益开展土地革命,而加剧、激化与武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矛盾,甚至冒与武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关系破裂的风险。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农民问题、特别是在土地革命问题上的错误的政策和策略,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基础、政策基础和策略基础。
　　在资产阶级的问题上,陈独秀确实存在过高估计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过低估计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的革命作用的倾向。但是陈独秀对资产阶级的一再让步,得到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支持,或者,更准确地说,共产国际在这方面的错误,是造成陈独秀对资产阶级一再让步的关键性的原因之一。例如,陈独秀在“中山舰事件”、在“整理党务案”、在陈独秀和汪精卫联合宣言等事件中的错误,都同共产国际的错误政策和策略有密切的关系。
　　在武装力量的问题上,不可否认,陈独秀对建立中国共产党自己领导的武装力量这件大事确实不重视,但是,首先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国民党控制下的军事力量进行了大量的援助,并将这些军事力量抬高到“人民军”的高度,不仅对中国共产党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没有给予实实在在的援助,而且严格规定要通过武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来建立所谓可靠的军队。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将全部军事援助给予国民党,并且要求中国共产党千方百计维护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的前提下,陈独秀独立建立共产党自己的军事力量,势必激化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而这又违背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要拉住国民党的要求。
　　其次,从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来看。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是中国共产党的上级机关,两者的关系是上级与下级,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毛泽东曾经说过:“看来共产国际在1927年提供给中国共产党的不是什么‘意见’,而是干脆发命令,中国共产党显然甚至无权不接受。”
　　第三,从陈独秀的作风来看。有这样一种普遍的看法,即陈独秀存在着严重的“家长作风”,因而,大革命失败的责任理所当然由他来负。有“家长作风”是一码事,能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党则是另一码事。事实上,陈独秀虽然性格倔强,作风粗暴,但基本不存在把个人意志强行变为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情况,换句话说,陈独秀奉行的只不过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既定路线和政策。即使是在所谓“陈独秀是中国党的彻头彻尾的独裁者”的时候,参加中共“五大”的代表们还是能够对陈独秀开展面对面的批评,陈独秀也作了自我批评。因此,借口陈独秀有“家长作风”,而将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发生右倾错误认为其主要责任在陈独秀个人的说法是不妥当的。
　　可以这样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导致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的失败,这一机会主义,既包括中共中央和陈独秀本人,也包括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布哈林、鲍罗廷、魏经斯基、罗易等人在大革命时期所推行的错误思想、错误路线和错误政策。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大革命中的失误和错误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陈独秀在大革命中的错误从一开始就不是“违背了共产国际的纪律”,恰恰相反,主要是陈独秀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
　　随着苏联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档案的解密,随着历史的真相越来越为人们所了解,随着人们不再以神圣、教条的眼光看待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也随着人们不再以定势化、脸谱化的眼光看待陈独秀,人们终于对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后期奉行的机会主义路线的内涵有了新的认识,这就是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是斯大林、布哈林、鲍罗廷、罗易、魏经斯基、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在大革命后期所实行的错误的政策和策略的总称。
　　事实上,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包括共产国际赏识的瞿秋白,内心都知道斯大林在指导中国大革命中有严重的失误和错误,但是,为了维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威信,为了使斯大林在和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中处在有利的地位,也为了维护中共中央的整体形象,不得不有意回避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错误,而将主要的责任推到陈独秀头上。张国焘的一段回忆可以从一个侧面印证这个问题:
　　7月21日,瞿秋白从庐山回到武汉,立即提出了改组中共中央领导的问题。在汉口法租界他的那所新布置的秘密寓所内,他告诉我鲍罗廷可以经过冯玉祥的西北区回莫斯科去,……又表示他这几天在庐山与鲍罗廷冷静的研讨,认为中国革命是失败了,责任问题要有交代。中共一切,虽然事实上是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但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负这个失败的责任,因为莫斯科威信的丧失,将会影响世界革命,也会助长托洛茨基派攻击斯大林的气焰,更会使中共党员不信任共产国际的领导。为了使共产国际今后能够领导世界革命,中共中央只有挺身出来负担起这个责任,才是避重就轻的办法。
　　瞿秋白更具体地表示,如果这一失败责任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来担负,中央的领导就会破产,损失也太大了。陈独秀在这次失败中,原有重大过失;现在又采取了不正确的消极态度,那我们不如把全部的失败责任,推到他一人身上。而我们自己应站在拥护共产国际的立场上,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这样才能稳定中共中央的领导。
　　瞿秋白提出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推在陈独秀身上,这样做确实保全了斯大林和布哈林等人的面子,但陈独秀内心并不服气。斯大林的政敌托洛茨基也不接受这样的解释,他们认为,是斯大林和布哈林的错误路线和政策导致了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斯大林和布哈林则猛烈予以还击,由此引发了共产国际历史上有关中国革命的一次最激烈的争论。
　　这场争论,对中国革命的进程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斯大林眼皮底下召开的中共“六大”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兹维果罗德镇召开。
　　这是中共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唯一在国外召开的一次代表大会。
　　由于国内白色恐怖严重,没有合适地点,中共中央于1928年2月13日请求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中共“六大”在苏联召开,并请求斯大林和布哈林出席大会指导。
　　5月上旬和中旬,中共中央负责人多数前往莫斯科出席“六大”,国内由李维汉、任弼时、罗登贤组成常委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由于时间仓促,毛泽东、朱德、刘少奇、恽代英等重要领导人未能出席大会。共产国际没有忘记陈独秀,邀请他出席“六大”,但遭到陈独秀的拒绝。
　　在中共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次党的代表大会,有如此之多的苏联共产党人参加大会文件的起草工作。例如,沃林、约尔克、塔尔汉诺夫、弗列依耶尔、米夫和李立三、瞿秋白、向忠发一起负责起草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决议案,加伦将军、马迈耶夫和周恩来一起负责起草军事工作决议案,米夫还参加了组织问题决议案的起草工作。
　　6月12日,也就是中共“六大”正式召开前6天,斯大林会见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瞿秋白、苏兆征、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项英、张国焘、向忠发等,跟他们作了重要讲话。
　　斯大林指出:中国革命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句话就统一了大家的思想。那么,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究竟是高潮,还是低潮呢�中国共产党人当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很不一致。斯大林指出,中国革命形势现在还是退潮而不是高潮,但正在走向高潮。
　　斯大林补充说,中国革命形势处在两个高潮之间。接着,斯大林指示中国共产党人要争取群众,准备暴动,但不是今天就暴动;要反对盲动主义倾向。
　　共产国际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和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布哈林亲自指导一个支部党的代表大会,这在共产国际与各支部党组织关系的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这在中共党的历史上也是唯一的。
　　“六大”的重头戏是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所作的题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长篇政治报告。
　　根据代表们在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布哈林又作了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
　　毫无疑问,斯大林的讲话和布哈林的报告对于提高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起了积极作用。
　　当中共许多高级领导人在莫斯科就党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研究的时候,毛泽东正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领导工农红军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共“六大”虽然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委员,但斯大林、布哈林对毛泽东所代表的正在兴起的苏维埃运动和农村游击战争的前途持怀疑的态度。
　　斯大林在“六大”开幕前谈到中共领导班子时说,中共还是瞿秋白、张国焘等几个“大知识分子”起领导作用,应当更多地选拔工人到中央来。党的“六大”在斯大林片面强调工人出身的影响下,在组织安排上出现了失误,36名中央委员中,有21人是工人,连恽代英、刘少奇这样声望卓著的知识分子革命家都未能入选。
　　更有甚者,共产国际竟然安排选拔了工人出身、极不称职、后来被捕叛变的向忠发担任党的总书记。
　　           �选载之二　
 
摘自：《作家文摘》2000年第79期 

　　斯大林让小蒋回到老蒋身边
　　在“西安事变”之前,苏联就制定了对华以蒋介石南京政府为中心去团结各派政治力量的新政策。
　　“西安事变”发生后,斯大林谴责张学良“无论其动机如何,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鼓励日本的侵略”。苏联政府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释放蒋介石。斯大林最担心不明真相的人把“西安事变”与苏联联系起来,把张、杨的行动说成是苏联指使、操纵的。
　　斯大林致力于改善苏中关系的一个表现,是主动将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送回中国。
　　“西安事变”时,堂堂的“委员长”,一夜之间成了阶下囚。在此境遇下,蒋介石十分想念他的家人,尤其是远在苏联的蒋经国。
　　他在托黄仁霖给宋美龄的信中写道:“余决为国牺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余决不愧对余妻,亦决不愧为总理之信徒。余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还我天地父母也。对于家事,余无所言,唯经国、纬国两儿。余之子亦即余妻之子,望视如己也,以慰余灵。但余妻切勿来陕。”
　　周恩来在西安与蒋介石谈判。那天,蒋介石因逃跑时跌伤了,躺在床上讲话。虽然,蒋介石此时身不由己,形同囚徒,但他耻于与共产党人相见的心态丝毫没有动摇,尤其不愿同意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六项主张。只是由于宋美龄的一再斡旋,他才同意与周恩来会见。但他绷着面孔,打算与周恩来敷衍两句就算了。
　　聪明过人的周恩来仍以“校长”称呼蒋介石,在谈话中,周对六项主张只字不提,却在闲话家常中,将斯大林提供的有关蒋经国在苏联工作、生活的情况一一加以转述。
　　于是,蒋介石严肃的表情开始转为笑意,内心的防线也开始因此松懈。
　　周恩来对他说:“10年不见,你苍老了。”
　　蒋介石说:“恩来,你过去是我的部下,应听我的话。”
　　周恩来说:“只要你停止内战,改变先安内而后攘外的错误政策,一致抗日,不仅我个人听你的话,连我们的红军也可以听你指挥。”蒋介石提出三条:“一、停止剿共,与共产党联合抗日,统一中国,受我指挥;二、宋子文、宋美龄全权代表我,同你们谈判,决定一切;三、我回南京后,你可直接去南京找我谈。”
　　蒋介石思子心切,在谈判中提出让蒋经国回国的要求,周恩来答应设法帮助他们父子团圆。
　　经过谈判,蒋介石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八项主张,抗日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的关系逐渐开始解冻,苏联政府答应以人力物力支援国民党政府抗日。周恩来通过中共驻莫斯科代表把蒋介石思子之情转达给了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
　　其实,斯大林早就知道蒋介石盼子回归的迫切心理。
　　“西安事变”前,蒋廷黻出使苏联后,第一次同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会见时,就转达了蒋介石的心愿:“本大使动身之前,曾经蒙蒋委员长关照,代为查询其公子蒋经国的情况,不知阁下能否给予帮助�”
　　回答是外交辞令:“我们可以去做,不过此事难度很大。试一试吧。有消息我会尽快告知阁下。”
　　蒋廷黻一直在等待回音。这一试就是几个月。
　　这期间蒋经国正经历苏联风云变幻的政治风波的严重考验,介绍他入党的苏联共产党的老布尔什维克、奥尔忠尼启则区委书记一夜之间成为“人民的敌人”,惨死在疯狂的大清洗的浪潮中。蒋经国本人被撤消《为重工业而奋斗日报》主编的职务,并被无情地卷入了失业的大军中。
　　此时的蒋经国像一艘失控的船在海风中摇荡,是到达平静的彼岸,还是葬身鱼腹,只有老天知道。
　　仿佛是命运有意促成,“西安事变”后,蒋经国两次直接给斯大林写信,并直接给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写信,壮着胆子正式要求回国。
　　他的请求自然更加引起斯大林的注意。
　　出于对中苏睦邻友好关系、对苏联国家安全的重要性的重视,同时也由于中国共产党人代蒋介石表达的意愿和蒋经国本人的要求,斯大林决定让小蒋回到老蒋身边。
　　蒋经国接到通知,斯大林要接见他。
　　蒋经国怀着急切而又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了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对蒋经国说:“你虽然在苏联已经13年了,但你是个中国人。你们的国家和人民正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你应该回中国去,为你们的国家和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可以回国的消息使蒋经国万分惊喜。冒着零下20多度的严寒,蒋经国直奔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他向蒋廷黻行过礼,以风雪夜归人的感觉,自我介绍说:“您好,蒋大使,我是蒋经国。”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蒋经国倒自己出现了。蒋廷黻不胜惊奇。
　　蒋经国不等他从惊愕中清醒过来,就连忙问道:“大使先生,您认为我父亲真的希望我回国吗�”
　　蒋经国这样问,自有他的苦衷。他未经父亲同意�也无法与父亲联系　已经和一个俄国姑娘结婚,并已有2个孩子,蒋介石会接受吗�
　　还有,1927年“四·一二”事件后,蒋经国公开发表声明,对“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蒋介石予以严厉谴责,苏联塔斯社将其传播到了世界各地:“蒋介石的背叛,并非意外,当他口头颂扬着革命的时候,已渐渐地开始出卖革命,一心想和张作霖、孙传芳同流合污。他的革命事业,已经结束了。就革命而言,定了死刑。
　　“背叛了革命,从此他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敌人。过去他是我的父亲、革命的好朋友,去了敌人的阵营,现在他是我的敌人。”
　　这一公开宣言,使蒋介石丢尽了脸面,下不了台,蒋经国的这一与中国数千年文化传统和伦理观念的大相径庭之举,蒋介石会计较吗�蒋经国非常担心。
　　然而,蒋经国最悬虑的是他给生母毛福梅的一封信,信内一些用语,按照传统的中国礼教,确实可以说是“大逆不道”。这封信于1935年1月23日写成,托一位朋友带回中国送到生母手中,后来又公开发表了:
    　　亲爱的母亲:
　　您把我送到莫斯科已经有10年了,我们分离的时候,您说出了您的愿望,您希望我幸福、富有,今天我已达成了。但是,我达成的方式跟你当时的想象并不相同。您的儿子已经成了真正富有的人,但这富有既不是田产,也不是银行钞票,而是人类实际生活的知识和解放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的办法。您的儿子虽然成了真正幸福的人,但这个幸福不是舒适安乐的寄生虫似的生存,而是劳动和自由的生活,是斗争和作战的伟大前途,是为全国人创造幸福的将来。
　　1927年您给我的信要我马上回家,这个要求到今天还未能实现。但是您的儿子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道路,他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他也许永远不会再落入父亲那个笨蛋的手中,去做一个可怜胆小的孩子,您的孩子正要以坚定的决心在中国革命的大道上勇敢地迈步前进。
　　母亲�人家说,共产党是匪徒、野蛮人,共产党员不要家庭生活,对父母不要孝敬的这些话,您千万不要相信,这些话都是骗人的。共产党员是为争取自己的真理什么都不怕的战士,他们为了创造人民幸福的生活在斗争着,共产党员就是这样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了解生活和善于创造家庭生活的。
　　听许多人说,蒋介石在宣传孔子的孝悌和礼义廉耻学说,这是他迷惑人的惯用手段,以此欺骗和愚弄人民的意识。
　　母亲�您还记得吧�是谁殴打您、抓住您的头发,将您从二楼拖到楼下�那不是他蒋介石吗�是谁打我的祖母,使祖母因此致死�那不是他蒋介石吗�这就是他对父母和妻子的孝悌和礼义。
　　昨天我是一个军阀的儿子,今天我成了一个共产党员,有人也许真觉得奇怪,但是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一点都不动摇,我有充分的自觉,对真正的革命理论成就有研究、有认识。您和世界上许多人一样,因为对政治不懂,对各种的真相了解有困难,因此,也许对蒋介石的儿子变成共产党员就不能理解了。
　　也许您不会没有见过千百万人饿死的事吧�那些饿死的是因为蒋介石及其同党,把穷人以自己光荣的努力得到的一碗饭抢去吃了。还有,也许您不会没有见过外国人在中国各都市农村中殴打、杀戮中国人吧�这种事情的发生,是因为蒋介石把数千、数万为革命事业奋斗的优秀战士用石油烧死了。不会没有见过蒋介石把共产党员砍杀�蒋介石的手已经被全国工农血染红了,他应该在人民的面前负起这些罪恶的全部责任。
　　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援助下,前后发动了六次“围剿”,反对中国的苏维埃,打算消灭苏维埃政权,但是苏维埃政权是挽救中国,使中国独立的唯一出路。
　　他虽然打算消灭红军,但红军是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他的这种企图永远不会成功的。我们应该了解,也不应忘记,运动的规律和斗争的逻辑都说明了,所有的统治阶级必定灭亡,被压迫者必定得到胜利�
　　母亲�我希望您站在正义的一边,站在您的儿子的一边,站在革命的一边,这是您的儿子对年老的母亲的愿望。
　　1930年以后我在工厂工作,成了工人,后来成了技师,现在是副厂长,在这个分厂有4000个工人,我有自己的房子,每个月有700卢布的薪水。当然,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生活的这一方面,而是精神方面的快乐,我对您说这点,是因为在中国有一部分人说我被布尔什维克虐待,苏维埃政府把我放逐。所有这些谣言都会使我笑破肚皮。确实,有各式各样的坏人和卑鄙的人,把别人也看作与自己一样。蒋介石非法监禁了太平洋劳工组织的书记官员同志夫妇,只因为他们是反对帝国主义,拥护中国的利益的积极战士,我想蒋介石以为苏联对于在苏联的所有中国人,也像他对住在中国的各国革命战士的态度一样,但这是绝对没有的事。
　　母亲�最近就会和您相见,是值得高兴的,假如您能出国,不管哪一个国家,我都准备与您见面。
　　蒋经国写这封信,也许是为了求生存,也许是受了外力的强迫,也许是为生母抱不平,也许是思母心切。一种说法是:苏联克格勃不停地监视他,作为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王明更是从不忘记他和蒋经国之间的私怨,不时将蒋经国召回莫斯科,查问那些查无实据的指控反对苏维埃的言行。1935年,蒋经国再度应召,王明告诉他:“中国方面,谣言四布,说你已被捕,你应该写封信给你母亲,说你在工作,完全自由。”在王明的压力下,蒋经国终于同意写信,幻想以此作为回国的交换条件。
　　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令蒋介石难堪和生气的。蒋经国对蒋廷黻大使短短的一句“我父亲真的希望我回国吗”,充分显示了他内心的不安、后悔和尴尬�
　　蒋廷黻不仅尽量打消蒋经国的疑虑,为蒋经国返国做好一切准备,而且特地在大使馆内举行了一个神秘的宴会,为蒋经国饯行。
　　在蒋廷黻的回忆录中,曾这样记载:
　　1937年某夜,当我和部属郭闲谈时,有人报告我说有客来访,但于未见我本人前,不愿透露姓名。当我接见他时,他立即告诉我他就是蒋经国。我很高兴。在我还未来得及问他计划和意图前,他说:“你认为我父亲希望我回国吗�”我告诉他,委员长渴望他能回国。他说他没有护照、没有钱。我请他不必担心,我会为他安排一切。接着他又说:他与一位俄国小姐结婚,而且已经有了孩子。我肯定告诉他,委员长不会介意此事。接着他又问是否应该给委员长及夫人带一些礼物。最后,我帮他选了一套乌拉尔黑色大理石制的桌上小装饰送给委员长,一件波斯羊皮外套送给夫人。
　　几天过后,他们到大使馆来,和我共进晚餐。经国夫人是一位金发美人,外表很娴静。经国先生告诉我他对中国未来的抱负。我劝告他,请他在回国后一年内不要提出他的理想,尽量了解中国的问题以及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然后再提出解决的办法。
　　当天晚上,蒋廷黻还特地准备了麻将、桥牌、舞会。蒋经国夫妇两人,当晚有“说不尽的快乐”。
　　正当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即将拉开序幕的前夕,蒋经国于1937年3月25日,带着妻儿,登上特快列车,离开莫斯科,告别红色麦加,结束了他漫长的旅苏生活,踏上归国的征途。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蒋经国动身的这一天,把他全家请到自己家里,意味深长地对他说:“现在我们都认为过去‘以苏维埃化来拯救中国’是错误的。请告诉令尊说共产党绝对有诚意要与国民党团结一致。我们都深明蒋介石是最能干的战略家、杰出的政治家和中国最伟大的领袖。请向他转达我诚挚的祝福。”
　　季米特洛夫的这番充满外交辞令的话,使当时身价卑微的蒋经国顿生飘逸之感。
　　�选载之三·全文选载至此
 
摘自：《作家文摘》2000年第8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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