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初期斯大林建立新的国际共运领导中心的努力及其失败

50年代初期斯大林建立新的国际共运领导中心的努力及其失败
 
                                      张盛发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使整个国际关系急剧恶化和美苏关系骤然紧张。虽然作为美苏冷战的一种特殊形式，朝鲜战争只是一场有限的地区性战争，但是无论如何，这种真刀实枪的战争孕育着美苏直接发生军事冲突甚至战争的威胁。它同时也表明，美苏冷战进入了一个总体非武装对抗但局部有间接军事冲突的新阶段。
       新的形势对共产党情报局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冷战产物和工具的共产党情报局，在其成立之时的目的原本是为了以(阵营)集团的力量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全面的对抗。但是由于南共和南斯拉夫的“叛逆”，迫使斯大林不得不违背初衷和偏离方向，把情报局变成讨伐南斯拉夫的工具。情报局的三次大会(1947、1948和1949年)及其所通过的决议均是针对南斯拉夫的。情报局作用的这种奇怪的异化，对苏联来说，无疑削弱了与美国进行冷战的力量。朝鲜战争的爆发，使斯大林开始从整体上重新审视与美国进行冷战的战略和手段。其结果就是打算重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中心，由联共(布)对共产党情报局各党实行统一的领导。
 
 
一 扩大共产党情报局职能的设想及其努力     
 
 
       1950年9月21日，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主任格里戈良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提议于1950年10月10日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召开共产党情报局书记处会议。[1] 格里戈良在报告中谈到的会议的两项议程是：一，讨论有关保卫和平运动和第二次世界和平大会的筹备工作的问题；[2] 二，讨论关于共产党报刊的现状和任务的问题，听取一些党的代表的报告。
       格里戈良报告的重点是关于和平运动的问题。他建议，“各党代表代表应当对共产党所做的争取禁止原子武器的工作进行总结并制定措施以便加强第二次世界和平大会的筹备工作。”[3]
       他提出，“联共(布)中央驻情报局书记处的代表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应当：1)，注意深化保卫和平运动纲领的必要性，除了禁止核武器要求外，还应当补充提出有关普遍裁军、谴责新战争宣传和采取旨在反对新战争准备和宣传活动的措施的建议。2)，强调经常揭露新战争宣传的重要性和追究进行此类宣传活动的官员责任的任务的重要性。3)，指出必须吸引更广泛的人士参加保卫和平运动以便进一步扩大保卫和平运动的群众基础。4)，建议采取更多的措施为第二次保卫和平大会作好准备工作，特别是要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来推选与会代表并通过给代表的指示。5)，强调希望扩大与会代表的成份，吸收妇女、青年、宗教、文化和其它组织的代表、农民和手工业者代表以及某些拥护和平的著名的科学和艺术界进步人士、议会活动家和其他政治和社会活动家，亦即要尽可能多地吸收非党人士参加保卫和平大会。6)，注意必须将大会的筹备工作与斯德哥尔摩呼吁书的征集签名结合起来。”[4]
       关于共产党报刊的现状和任务的问题，格里戈良认为，在讨论该问题时，要责成联共(布)代表：1)，建议在各党的中央刊物上更广泛地阐述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马列主义理论宣传问题和党的建设问题。2)，强调在目前形势下所有进步报刊揭露旨在煽动新战争宣传的重要性。3)，注意改善共产党报刊发行工作的必要性。[5]
       格里戈良还建议，在情报局书记处会议上就将于1950年11月底和12月初召开的共产党情报局大会交换意见。情报局大会主要讨论的问题应当是：关于争取和平反对新战争贩子斗争的今后任务；关于与迫害共产主义运动的反动派的恐怖活动进行斗争的措施。[6]
       但是斯大林在阅读了格里戈良的报告后，否定了他的建议，决定把情报局会议的议事日程改为讨论扩大情报局职能的问题。
       于是，格里戈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对报告作了修改。10月26日，他向斯大林递交了一份新的报告。这份10月份的新报告与9月份的原报告相比，已经是面目全非了。新报告提出情报局书记处会议应当讨论的问题是：一，讨论扩大共产党情报局职能的问题；二，听取意共和捷共中央机关报编辑的报告；三，就共产党情报局大会召开的日期和日程交换意见。原来9月份报告中作为重点的保卫和平运动的问题完全抹去了。
       对上面三个问题，报告详细论述如下：
       “1，各党驻情报局书记处的代表应讨论扩大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职能的问题，提出供共产党情报局大会讨论的相应建议。(着重线系原所加——引者注)
       根据事先的约定，可由法国共产党代表提议将该问题提交书记处审议。
       拟定于今年11月下旬在布加勒斯特召开情报局书记处会议是合理的。
       法共、罗马尼亚工人党和联共(布)驻情报局的代表可提出召开情报局书记处会议的建议。
       在就扩大情报局职能问题向情报局书记处提出的建议中应当：
       1)，指出扩大情报局职能的必要性源于当前整个国际形势，它要求在争取和平、反击帝国主义反动派和捍卫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政治和经济斗争中各党建立更加紧密的联合。
       2)，强调情报局的工作经验已充分证明建立情报局是正确的，现在提出扩大情报局职能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因为各党需要相互协商和协调行动的问题范围扩大了，无论是在一般的政治领域还是在意识形态工作、宣传、党的组织建设和共产党报刊的活动等问题上，都出现了各党建立更加密切联系的必要性。
       3)，提出设立情报局常设书记处和共产党情报局总书记职务以保障对情报局活动的经常性领导的问题。
       2，在情报局书记处会议上，还可适当地以交流经验的方式，听取意大利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团结报》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红色权利报》编辑的报告。
       在该问题讨论完毕后，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就在党的中央机关刊物上更好地阐述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马列主义理论宣传、党的建设和加紧揭露新战争宣传等问题，提出一些实际的建议。
       3，在情报局书记处会议上，应当就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大会召开的日期和日程问题交换意见。
       在今年12月下旬召开情报局大会是可取的，会上将讨论扩大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职能的问题。情报局会议还应当设立情报局书记处(指常设性的——引者注)，选举共产党情报局总书记，审议情报局组织结构问题，也就是情报局组织巩固和机构加强的问题。”[7]
       在格里戈良报告提交两天后，10月2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书记处会议的决定》，批准了由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工作人员起草的《情报局书记处关于扩大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职能的建议》草案。草案的第2和第3条说：
       “2，根据已经被充分证明是正确的各党之间相互协议和自愿协调行动的原则，情报局书记处将履行下列职能：1)，把国际形势中产生的要求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者及其先进的共产党先锋队共同努力和统一行动以反对战争威胁、捍卫劳动群众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问题提交共产党和工人党讨论。2)，听取一些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报告以交流经验和改善它们的工作并围绕着报告向这些党提出建议。3)， 根据一些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请求，就它们的政治路线和实践活动的问题向它们提出建议以便在情报局大会上进行讨论，而在刻不容缓的情况下，将接受有关党必须执行的决定和指示。4)，对各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党的组织建设、马列主义理论宣传、改善党的整个意识形态工作和加强同反动的意识形态斗争方面的工作给予帮助。5)。检查执行情报局大会所通过的决议的情况，提出问题以供情报局大会讨论。6)，做好对《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刊物的领导工作。3，情报局大会认为，必须成立作为常设机关的情报局书记处，创设情报局总书记职务。”[8]
       从格里戈良的报告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议中可以看出，对于如何扩大共产党情报局职能的问题，苏联方面已经有了比较全面的设想和规划。这就是：首先，扩大情报局职能是由于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实际上也就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冷战的需要。第二，就各党来说，它们的政治路线和实践活动、它们的党内问题将要拿到情报局会议上去进行讨论，并接受情报局会议的建议和帮助。第三，最有实质意义的是，在刻不容缓的情况下，有关的党必须接受情报局的决定和指示。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表明苏联准备重新建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中心，也就是要回到共产国际的老路上去了。
       按照苏联方面的计划和部署，1950年11月22~24日，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了共产党情报局书记处会议。按照事先的约定，由法共代表法容就扩大情报局职能的问题作了报告。
       关于扩大共产党情报局职能的必要性，法容从国际形势的特殊性方面作了论证，即：两个阵营斗争尖锐化；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反动阵营由准备新战争转为直接侵略朝鲜，扩大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挑衅行动；在最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军备竞赛在最近几个月里又有了新的发展；北大西洋集团国家建立了统一的武装力量，准备重建西德的侵略性军队；希特勒分子佛朗哥恢复了权力。结论是：“战争的准备工作进入了新阶段”。[9]
       法容指出，国际反动派已对劳动人民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发起进攻， 降低工人工资，恶化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消除民主自由的残余，加紧逮捕和在法律上迫害和平战士，更经常地采取首先是针对共产党和其它民主组织领导人的恐怖和政治暗杀的手段。“在国际形势普遍紧张的条件下，应当再次提及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对阻止新的世界大战和对其利益受到美帝国主义威胁的各民族命运的历史责任。”[10]
       法容认为，战争威胁的增长和共产党面临的任务有力地提出加强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联系的问题。“我们感到，已经有必要在各兄弟党自愿合作、协调它们的活动和组织交流它们之间经验方面采取新的步骤。我们认为，这些在改革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工作以扩大情报局职能中应当有所反映。”[11]
       法容在报告中对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三年来在组织交流经验和协调各党工作的活动及其作用作了肯定的总结。他说，各党之间的联系和就诸如保卫和平的斗争、建立工人阶级的团结等党的活动问题所制定的共同一致的决定，“促进了兄弟党思想和政治组织方面的团结，加强了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巩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2] 情报局“及时地揭露并把法西斯间谍开除出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和把杀人犯清除出前南斯拉夫共产党。反对铁托集团的斗争提高了共产党内的革命警惕性，有助于及时地把右翼民族主义者和其他变节分子从一些党中清除出去。”[13]总之，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成立及其活动乃是工人阶级和所有反帝力量团结起来为了争取牢固的和平、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以及为了与斯大林同志的名字、榜样和学说具有不可分割联系的事业而斗争的重要因素。”[14] “
       然后报告要求改建共产党情报局，因为它过去的形式已经不符合“日益增多的任务了”：“建立共产党和工人党常设国际行动机构的问题已经提上日程，这样的机构就是情报局书记处。” 在国际形势发生迅速变化的情况下，需要这种庞大的常设机构。它将能极大地提高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国际形势发生剧变时统一观点和行动的能力。此外，“兄弟党将经常能够在其感兴趣的问题方面得到劝告和建议”。[15]
       关于共产党情报局如何扩大和执行职能的问题，报告说：
       本着相互一致和自愿协调各党行动的原则，情报局书记处可以承担下列职能：它可以把要求“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了共同进行反对战争威胁、捍卫劳动人民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斗争而一起努力和统一行动”的问题送交各共产党和工人党讨论。书记处可以根据各共产党和工人党(包括未加入情报局的党)的请求，就各党的政治路线及其实践活动问题制定建议以供情报局会议进行讨论。将把定期听取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报告以便交流它们的工作经验和必要时就这些问题向各党提出建议作为情报局书记处的实际工作。       另一方面，按照已完全被证明是正确的原则，即必须检查已通过决议的执行情况，情报局书记处应当检查情报局会议的决议及其涉及加入情报局各党的建议的执行情况。情报局书记处“应当对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组织建设、马列主义宣传、改善党的整个意识形态工作和加强同反动的意识形态进行斗争等工作起到促进作用。”而《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刊物则是行动的指南。[16]
       报告认为，情报局扩大职能后获得的“优势”是：书记处将“提高兄弟党的战斗准备状态，加强党在各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切身利益的斗争中的领导作用”，“将能促进各党思想政治的进一步提高，党的队伍的组织巩固和党的影响的增强”，“加强对争取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斗争的理论和实际问题的必要研究”，“为进一步加强反对投靠帝国主义者的右翼社会党首领对工人阶级的有害影响的斗争创造有利的条件”。[17]
       但是，值得指出的是，法容在报告中竟然没有提设立情报局总书记的问题。但是在法容报告后接着的讨论中，首先发言的保加利亚代表恰科夫却说，“我们代表团完全同意法容同志的报告，赞成他提出的扩大情报局职能和设立以总书记负责的常设书记处。”[18]联共(布)代表苏斯洛夫接着更为明确地表达了苏联的建议：“我们还认为设立情报局总书记的职务是正确的和必要的。”[19]
       各党代表在发言中对设立总书记一事虽然只字未提，但对扩大情报局职能则一致表示赞同。保党代表认为，三年来，情报局成功地“弄清了人民民主制度的社会政治性质这样的基本问题”，“组织各兄弟党交流经验，特别是研究和运用联共(布)丰富和宝贵的经验”，“很好地组织人民群众去进行争取和平与反对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斗争”，“消除了反映在所谓不同于苏维埃道路的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道路‘理论’中的偏差和歪曲现象”。[20]
       苏斯洛夫在发言中回顾情报局三年经历时说，各党之间的联系和制定共产党情报局有关各共产党活动问题的协调一致的的决定    ，促进了“各兄弟党思想和政治组织的巩固，提高了它们的革命警惕性，加强了它们在群众中的影响”，“及时揭露和清除了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队伍里的法西斯间谍和前南斯拉夫共产党内的杀人犯以及其它一些党内部的民族主义分子和叛徒”。[21]
       匈牙利代表霍瓦特说，1947年情报局第一次大会宣布世界分裂为“和平”阵营和“侵略”阵营的结论使匈党认识到，“内部的敌人不仅仅是以前的统治阶级的残余，还有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对他们必须加快予以清除。认识到这一任务决定了我们对小农党和社会民主党右翼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政策。这一情况也提出了纯洁党的队伍和提高党的思想水平的任务。”他还说，“1948年6月的共产党情报局大会上对铁托匪徒的揭露对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揭露和消灭拉伊克匪徒起了推动作用，同时促使党更坚决地开展农业合作化工作和加强反对富农的斗争。但是，情报局给了我们最大的帮助。当时它把捍卫和平作为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主要的决定性任务。”[22]
       捷共代表巴雷什回忆说，1947年9月共产党情报局大会后几个月，也就是1948年2月，捷共“以牢固的捷苏友谊和反帝民主阵营的团结声援为基础，领导人民消除了反动叛乱的试图，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他还说，“在斯洛伐克成功地消除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倾向”，而在1950年揭露了钻进捷共中央内部的“有害的代理人”。[23]
       意共代表多诺弗立奥举了两个例子证明必须扩大情报局的职能。一是，刚刚成立的前意大利殖民地利比亚共产党曾就包括党纲问题等同意共商量。二是，的里雅斯特自由区的共产党经常就一些问题向意共寻求帮助和建议。“只是意共无法解答这些问题，因为它们涉及到我们对外政策的整个安排”。“情报局可以解决这类问题，可以给这些成员不多的党以帮助，向他们提出建议，并在必要时，根据国际工人运动的利益，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24]
       必须指出的是，联共(布)代表对于法容所提出的扩大情报局职能的提法作了精心的修改。法容原来的建议是：根据情报局内外的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请求，准备就它们的政治路线和实践活动提出建议以供情报局讨论。苏斯洛夫将此改为：“而在不容迟延的情况下，将给情报局内的有关各党下达必须执行的指示。”[25]最后会议通过的决议又改为：“而在刻不容缓的情况下，将接受情报局有关各党必须执行的决定和指示。”[26]仔细分析一下，前一句话的重点在于，主体是下达指示者——情报局，而后一句经修改的话的重点在于，主体变成了决定和指示的执行者——情报局的有关各党。这样的修改当然不是简单的语言修辞问题，而是突出了对各党的约束，强调它们必须执行决定和指示。更有甚者，苏斯洛夫还要求，“我们也应当重视欧洲、美洲和亚洲那些没有加入情报局的共产党的利益，应当提出帮助这些向情报局寻求建议的党的任务。”这些党所属的国家是：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挪威、比利时、荷兰和古巴。[27] 这清楚地证明，职能扩大后的共产党情报局力量所达的范围并不仅仅是情报局本身，而将是整个世界。上面所引的意共代表的发言也证明了这一点。
       会议最后一致同意扩大情报局的职能和设立常设书记处。法容的报告成为会议通过的《关于扩大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职能问题的决议》的基础。会议建议情报局书记处将这份决议草案提交情报局下次大会批准。会议还委托书记处对情报局章程作相应的修改，并将章程草案提交情报局大会审议。[28] 处会议还就召开情报局大会以讨论扩大情报局职能问题交换了意见，并且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决定由法共代表作为情报局大会的报告人。[29]
       除了扩大情报局职能问题外，1950年11月的情报局会议还听取了意共中央机关报《团结报》和捷共中央机关报《红色权利报》主编所作的报告。
       意共代表说，意共反对让报纸成为党内报纸的观点，认为有必要使报纸成为“能面向广大人民群众并把群众团结在共产党人政策周围的报纸”。意共希望把报纸办成“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为基础并宣传这一学说的工具”。[30] 意共代表详细阐述了该报为争取劳动人民自由和福利而斗争的情况。意共代表承认“意大利人民不太了解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成就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成就”，这是《团结报》工作中的不足之处。所以，他称，应当更重视“普及马列主义理论”，“揭露敌对的思想意识形态”，“总结党的工作经验”等问题。[31]
       捷共代表在发言中说，1948年2月后《红色权利报》夺得了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集体宣传者和组织者”的“领导地位”。这样，该报的基本职能之一就是帮助捷共实行它的政策。该报宣传了苏联取得的巨大成就、它爱好和平的对外政策和富有创见的国内政策以及“光荣的联共(布)的经验”。在谈到缺点时，捷共代表说，该报发表的材料没有说服力，许多文章内容是千篇一律的宣言，经常缺乏战斗精神，没有坚定地运用“布尔什维克的锐利武器——批评和自我批评”；肤浅，考虑不周密。[32]
       接着，会议听取了情报局刊物编辑、苏联哲学家米京的发言。米京上来就引用了三段“斯大林同志的经典原理”(如报刊是“我们党最锐利和最有力的武器”)。然后就对意共《团结报》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他说，尽管这段时期，该报登载的有关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成就的文章增加了，但这仍然不够。没有刊登关于表现出自己优越性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充满说服力的文章，特别是没有关于处于“马歇尔计划”压制下的那些国家的劳动人民的悲惨处境的文章。报纸完全把党的建设、党内生活和共产党的先锋队作用等问题置诸脑后。米京指责《团结报》基本上是从美国的合众社和美联社那里获取国际消息，“完全不用苏联通讯社的材料”。他要求《团结报》注意，必须“严格坚持党的战斗的思想路线，与任何资产阶级世界观作斗争，坚持不懈地以党对待这些问题的态度教育群众”。[33] 米京提出的其它的指责还有：《团结报》“对弗洛伊德有关心理分析问题的观点所作的冷静的客观主义的叙述”；称爱因斯坦为“伟大的学识渊博的唯物主义者”；低估斯大林卓越的语言学著作的意义；把列宁的画像与杀人犯的照片放在同一版面上。米京还认为，《团结报》在选择刊登连载小说时不够严谨。他说，读者更感兴趣的不是《基督山伯爵》或者《三剑客》，而是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母亲》。[34]
       米京对捷共《红色权利报》的批评是：该报对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论述不深刻甚至是错误的(如，关于917年十月革命的理论依据的文章，分析了列宁的著作，但是竟然未提斯大林的著作。)；很少刊登“可供人民民主国家实际运用”的布尔什维克党经验的文章；对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够重视。[35]
       以米京报告为基础，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提出了共产党报刊的根本任务以及资产阶级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共产党报刊的具体任务。决议认为，党的报刊的中心任务就是要论述下列问题：“扩大和平运动的群众基础，特别是在农民和中间阶层之中”，揭露一些战争贩子；加强苏联为首的反帝民主阵营以及它所捍卫的和平事业；宣传苏联、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所取得的成就。[36] 其它的头等重要任务有：揭露美国的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和反动的国内政策；揭示殖民地和附属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增长；宣传马列主义等。[37]
       决议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报刊面临着争取使自己国家取得摆脱“美帝国主义侵犯”的民族独立，反对镇压民主自由包括迫害共产党报刊的斗争任务。人民民主国家共产党报刊的任务是，学习和总结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对苏联的经验的实际运用；系统宣传马列主义、联共(布)经验和其它共产党的经验；揭示社会主义建设中阶级斗争的表现，动员群众战胜阶级敌人的顽固反抗。决议要求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及其报刊要加强同群众的联系，定期刊登劳动群众的来信，力争使党的报刊成为党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交往的最重要的手段和党影响群众的传播工具，加强各兄弟党报刊之间的联系。
       决议还建议，在共产党报刊上要广泛登载情报局刊物上的材料。情报局刊物将定期评述各共产党的报刊，揭示报纸的正面经验，批评其不足。[38]
       情报局会议为各党报刊制定基本任务和行动规范，实际上已经是使情报局朝着共产国际化方向发展的一种努力了。
       综上所述证明，1950年11月共产党情报局书记处会议，是斯大林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急剧紧张的国际形势下，为建立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心所作的一次重要的努力。在美苏冷战进入整体对抗局部间接军事冲突的新阶段，这也是为加强和巩固苏联东欧（阵营）集团所采取的重大步骤。
 
 
三 挫折与退却
 
 
       尽管苏联为了扩大共产党情报局职能作了周密的规划和全面的准备，但是这一规划在付诸实践时却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1950年12月23日，已被确定为召开共产党情报局第四次大会的开幕日。可是在会议召开之前所发生的事情使原定的会议一再延宕而无法如期召开，直至最后流产。
       问题主要是在物色拟议中的共产党情报局总书记人选问题上遇到了困难。扩大情报局职能的要害在于要让各党义务式地接受情报局所通过的决定和指示。而设想中的共产党情报局总书记将在这个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因为届时情报局的指示肯定要通过总书记下达于各党。所以，物色一个合适的总书记人选对于实现斯大林的这一规划是至关重要的。按照斯大林的设想，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将是这个职务的合适人选。但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和挫折。
       1950年12月2日，苏联驻意大利大使科斯特列夫电告苏联外交部：意共总书记将无法如期参加定于12月23日开幕的情报局大会。他在电文中说，
       “12月2日晚上，皮耶特罗·谢克亚(意共副总书记——引者注)委托我向莫斯科的上级机关(指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引者注)紧急传送下列报告(报告是陶里亚蒂在苏联托写的并在那里委托给谢克亚；我转交的是由意大利文翻译过来的报告)：
       意大利共产党领导完全同意情报局书记处会议所通过的决定。关于已经确定的情报局大会召开的日期，意共领导建议推迟一个月也就是在1月20日左右召开这次大会。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如果按照原定的日期(12月23日)召开会议，陶里亚蒂同志是不可能参加的。陶里亚蒂同志现在正处于康复阶段。他手术期间的伤口不久前才愈合；医生要求陶里亚蒂同志休息较长一段时期陶里亚蒂同志可能在12月10~15日之间从意大利来莫斯科。”[39]
       这天(12月2日)晚上，谢克亚在与苏联大使科斯特列夫谈话时，向大使通报了12月1日他与陶里亚蒂在苏联托见面的情况。谢克亚说，“在莫斯科无论如何都不能让陶里亚蒂干事，因为他非常非常虚弱，很容易疲劳。根本就不能考虑让陶里亚蒂在12月23日去参加情报局大会，因为到那时陶里亚蒂肯定不能参加会议的工作，也不能作从莫斯科到布加勒斯特(往返)然后再到高加索那样的长途旅行。”谢克亚请求苏联大使让莫斯科通过秘密方法把苏联医生关于陶里亚蒂健康状况的报告完整地转达给他，并且不能少于每十天一次。[40]
       苏联大使在上述电文中说，“我也认为，陶里亚蒂在到达莫斯科后至少一个月内是无法工作的。必须立即放弃让陶里亚蒂在12月23日前赶到并参加情报局大会的想法。马上让陶里亚蒂干工作可能产生对他的身体极其有害的后果。”[41]
       由于陶里亚蒂的身体状况原因，苏联决定接受意共的建议，推迟共产党情报局大会的日期。12月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决定说，“根据意大利共产党的请求，把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大会的日期从12月23日推迟到1951年1月25日是适宜的。”政治局批准了由苏斯洛夫致各党领导人杜克洛、哥特瓦尔德、贝鲁特、拉科西、乔治乌—德治和切尔文科夫的电文，告知会议已经推迟。同时政治局还批准了致苏联大使的电文。电文说，       “请根据上级机关的委托转告陶里亚蒂同志：您关于把召开情报局大会的日期推迟一个月的建议已获同意。就此已经建议有关各党，将于1951年1月25日召开情报局大会。我们将会把它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通知您。”[42]
       12月8日的政治局会议还通过了《关于让陶里亚蒂同志来苏联接受治疗的决定》以及与此有关的给苏联驻意大利和奥地利大使的电文。决定说，“接受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的建议，派巴库列夫教授(克里姆林宫医疗局)和舍夫里亚金同志(对外政策委员会)迎接并陪同陶里亚蒂同志来莫斯科。”[43]
       由葛罗米柯署名的给苏联驻意大利大使的电文说，“我们的医疗专家建议陶里亚蒂同志不要乘飞机来莫斯科。如果陶里亚蒂同志不反对，那我们就派专列到波苏边界接他和随行人员到莫斯科。陶里亚蒂同志及其家人可以坐火车从华沙到达苏联边界，回华沙时也乘这列火车。关于这一安排已经同波兰方面的同志商量好了。合适的安排是：为巴库列夫教授和舍夫里亚金同志预定罗马—华沙列车的两个席位，他们将先到维也纳迎接并陪同陶里亚蒂同志及其家人由维也纳到莫斯科。谢克亚同志希望定期把有关陶里亚蒂同志的健康状况通报给罗马，我们已满足这一要求。请预先告知陶里亚蒂同志离开罗马的准确日期。”[44]
       由葛罗米柯署名的另一份给苏联驻奥地利大使的电文说，“按照同您的约定，我们认为合理的做法是：您想些办法在奥地利的英苏占领区的边界迎接陶里亚蒂同志，并陪同他到捷克斯洛伐克边界。巴库列夫教授和舍夫里亚金同志将来维也纳迎接和陪同陶里亚蒂同志到莫斯科。还要告知陶里亚蒂同志乘坐的罗马—维也纳—华沙列车的发车时间。”[45]
       陶里亚蒂于12月20日抵达莫斯科。随后他和家人被安排进中央委员会的疗养院。圣诞节之前，斯大林同志与他通了电话。斯大林首次建议陶里亚蒂担任共产党情报局总书记。后者既没有同意也没有绝对拒绝。随后陶里亚蒂给意共领导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转述了斯大林的建议并且对此表示了否定意见。[46]
       1951年1月4日，陶里亚蒂在给斯大林的信里正式拒绝了让他担任共产党情报局总书记的建议。信是以沉重的口吻写的：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
       我曾多次考虑了关于任命我担任情报局总书记职务的建议。要让我说出与您不同的意见是很艰难的，但是我认为，意大利共产党现在是不会同意这一建议的。[47] 现将我的意见简述如下：
       1，有关党的领导人特别是共产党总书记的问题主要已不是一个像地下斗争年代那样的简单的党内性质的问题，而是成为一个对各阶层居民负有重大责任的问题。今天未必能向意大利社会舆论说明陶里亚蒂为何要放弃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职务。共产党领导的所有重大的运动和创举，如同党不仅在工人而且在各阶层居民中享有的大部分威望，都是与陶里亚蒂同志的活动及其个人紧密相联的。
       在议会中，如同在整个政治生活中一样，这种情况反映在陶里亚蒂同志是整个反对派阵营的领导人这样一个事实里。在意大利，如果今后没有陶里亚蒂同志，那么共产党未必能守住这个阵地。
       2，我们的敌人在他们发起的最具挑衅性的运动中，正在公开谈论陶里亚蒂同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特别是最近，他们传播谣言或者制造假消息，说陶里亚蒂将不再担任意共领导。最近一次造谣发生在陶里亚蒂患病期间，它是由政府大张旗鼓地发起并予以支持的。反动报纸公开声称，如果陶里亚蒂不再担任意共领导，那么解散意共就是轻而易举的。
       3，最近以来，尽管反动势力有所加强，但是我们党基本上守住了自己的政治和组织阵地。如果政府采取更残酷的针对我们的措施，党就将面临困难时期。但是我认为，党的成熟的领导还是能够在较长的时期内维护党的合法存在，并且扩大党的影响。
       但是正是在这样的时候，不能使党和工人阶级没有陶里亚蒂同志及其他的活动。否则这就会使我们的阵线受到很大的削弱。大部分社会舆论、工人阶级和我们党内的一部分人可能会把陶里亚蒂同志到国外工作看作是一种迹象，即，党认为维护自己的合法存在愈来愈不可能。党和工会的工作由此可能会遭受严重的损失。
       4，今年3月将开始地方政府的选举运动(选举的确切日期尚未确定)。
       如果考虑到意大利北部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灵、热那亚、威尼斯、波伦亚等)和意大利中部在部分城市(佛罗伦萨和利伏诺等)的管理权都已经控制在我们手中的话，那么选举是有重大政治意义的。政府打算无论如何也要把我们从这些城市中撵走。为此目的，部分地通过了新的反民主的选举法。旨在排剂我们党的新的法律制度已经建立。如果党不想被完全地方政府中被赶出去的话，就必须同其它政党(不仅仅是社会党)结成临时性选举同盟。这样便出现了一个十分复杂的策略问题。在地方党组织中就会出现一种到处与人(不论是谁)缔结选举同盟的倾向。党的领导任务将会变得很困难。
       ……使人担心的是，如果陶里亚蒂同志在选举前到国外任职并居住在外国，那么我们的敌人将利用这一点，开动全部宣传机器，进行挑衅性的进攻。陶里亚蒂同志的离去将会极大地削弱我们选举前宣传工作。
       5，让陶里亚蒂同志到国外工作，在党内可能引起很大的不满和不理解，特别是在年轻的党务工和普通党员中间。
       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起初大会定于1月21日召开；后来推迟到2月底—3月初，这正是为了使他能够出席并主持这次大会。我认为，党的其他领导人是不可能担当大会第一项议程规定的报告人的(将作《为了和平和工人阶级的统一而斗争》的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
       当然，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选举其他同志担任总书记，始终是可能的。但是在我看来，这将会给代表大会造成很大的困难。因此，我不排除党内很快就会出现紧张局面。类似的情况过去也曾发生过，那时陶里亚蒂同志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被选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随后他被派往西班牙。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工作逐渐地受到削弱，以至于1940年我们不得不解散中央委员会，并委派一些领导人去恢复党的工作。
       现在的形势与那时已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是更换党的领导人的准备尚未做好，它将使党措手不及并产生严重后果。
       6，至于情报局及其书记处的组成问题，在我不知道那里的工作是如何开展的之前，我是无法发表意见的。那些迄今为止作为情报局书记处成员在布加勒斯特工作的意大利同志给我造成的印象是，他们的实际工作很少。另一方面，我曾指出，在最近(6~8个月)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在他们的工作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帮助，但是他们从保卫和平大会执委会书记处得到的帮助多于从情报局得到的帮助。确切地说，情报局制定了一般的政治路线，但是保卫和平大会执委会书记处善于就争取和平斗争的发展给予具体的和方向性的指示。例如在英国和美国这方面正在出现重要的转折。基于这一经验，我的印象是，在目前的条件下，通过加强和发展象保卫和平这样的运动比通过半合法组织(对于我们一些党来说情报局就是这样的组织)，更容易改善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工作。[48]
       7，个人方面的考虑当然是次要的。但我诚恳地请求注意我的情况。18年来(从1926~1944年)，我一直侨居国外，远离我的祖国。这是非常艰难的。当我回到意大利时，要求我作出更大的努力来重新安排自己的全部工作。我做到了这一点，我在国内证明了自己是一个‘意大利的’共产党人政治家，并从而促进了党内工作的新的迅速发展。当开展合法的群众性工作的可能性很大的时候，我又要离开自己的国家，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不正确的，而且我未必能同样有效地在这方面重新安排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最后我想建议，在情报局大会召开前夕，派一名意共中央书记处成员来莫斯科以同他讨论这个问题，并且通过他弄清楚我们其他领导人的意见。
       从我方面来说，我想建议请皮耶特罗同志去莫斯科。他是负责组织工作的，而且他手头的工作已经安排妥当，可以短期出国工作。”[49]
       陶里亚蒂在信中把他不能担任共产党情报局总书记职务的理由阐述得非常清楚了。信发出后，陶里亚蒂就盼望着斯大林对他意见的“裁决”。但是斯大林没有马上给予答复。1月12日，陶里亚蒂委托他的秘书阿马杰奇向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主任格里戈良询问斯大林是否有了答复，因为陶里亚蒂今后活动的安排，特别是他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要作的报告的准备等问题都取决于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阿巴杰奇说，陶里亚蒂在焦急地等待斯大林的答复。当天，格里戈良就把谈话向斯大林作了书面汇报。[50]
       1月18日，联共(布) 中央政治局批准了以联共(布)中央和意共中央名义致法共、保共、捷共、波党、匈党和罗党的电文。电文说，“鉴于现在提议共产党情报局总书记候选人遇到了严重困难和解决这个问题是与扩大情报局职能(这是即将召开的情报局大会的主要问题)相联系的，联共(布)中央和意共中央提议把1月25日的情报局大会推迟一个多月。在同各党协商后，书记处将会就情报局大会的召开日期提出补充建议。”[51]这表明，联共(布)中央仍坚持扩大情报局职能的立场。
       1月19日，陶里亚蒂与联共(布)领导人举行了会谈。[52] 第二天，他又会见了来到莫斯科的意共其他领导人隆哥和谢克亚。2月1日，意共领导人举行了小型会议。2月12日，由陶里亚蒂、谢克亚和科隆比署名的会议情况报告递交给了格里戈良，后者当天就把它转交给斯大林。
       报告说，“会上领导人以此前同联共(布)领导人的会谈为基础，详细讨论了关于在当前形势下陶里亚蒂同志的安全及其保障的问题。”“党的领导人一致表示，苏联同志关于陶里亚蒂现在不能居住在意大利是合适的建议应当被接受。所以就有必要在国外为陶里亚蒂同志安排一个日常住所(尽可能靠近意大利)，他在那里可以支配自己的大部分时间。但是也不排除因重大政治事件他回意大利的可能。现在党的代表大会就是这样的政治事件。同时，党的领导同志认为，不应把领导国际组织的责任加诸于陶里亚蒂同志身上。这既是因为，这样会使政府对他采取如阻挠他回意大利等的措施，也是因为，同志们认为，陶里亚蒂同志的全部力量应该投入于对意共的政治领导中。” [53]至此，陶里亚蒂与意共其他领导人就拒绝让陶里亚蒂担任共产党情报局总书记的建议达成了一致意见。
       在给斯大林报告所附的信中，格里戈良说，“陶里亚蒂同志要求转告，如果报告已把问题论述得很清楚并且没有必要就此问题与苏联同志进行会谈的话，那么谢克亚和科隆比同志可能要立即回罗马。陶里亚蒂同志说，如果苏联同志觉得有必要同他以及从意大利来的谢克亚和科隆比同志就报告中所谈问题举行会谈的话，那么，他请求告知这样的会谈将安排在什么时候举行。”[54]
       没有文件证明后来进行了这样的会谈。后来，不仅早已规划好的共产党情报局大会终致流产，而且就连情报局书记处会议亦再未召开。斯大林费心筹谋的扩大共产党情报局职能从而重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的领导中心的努力彻底失败。
       使斯大林的努力归于失败的原因，与其说是陶里亚蒂拒绝担任情报局总书记莫不如说是陶里亚蒂对情报局前景的消极评价对斯大林重新审议扩大情报局职能的规划起了重要的影响。虽然物色总书记人选对于拟议中的情报局大会的顺利召开是一个关键问题，但它并不能最终决定会议的召开与否。因为，即便陶里亚蒂拒绝出任总书记，要另选一个人选也不是很困难的问题。问题的实质在于，斯大林从陶里亚蒂对情报局作用的分析中和在追求实现上述目标的过程中，看到了情报局各党对重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心的厌倦和抵制。这里有两点情况是值得提一下的。一是，在1950年11月的讨论扩大情报局职能问题的书记处会议上，除了联共(布)代表和保共代表积极倡议设立共产党总书记职务外，其他各党代表在发言中对此一字未提。[55] 二是，当苏斯洛夫提出“而在不容迟延的情况下，将给情报局内的有关各党下达必须执行的指示” 时，与会代表中只有匈牙利代表支持他的观点。[56] 这表明，各党都不希望联共(布)假借总书记之手进一步操纵和控制各党。后来，陶里亚蒂在信中对情报局工作的批评性分析，实际上是反映和代表了大多数党的普遍看法。斯大林正是在明白了情报局内的人心的向背后，才失去对情报局前途的信心，并最后放弃了扩大情报局职能的试图的。
       另外一个原因也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当时斯大林的身体状况问题。1951年，斯大林已经过了71岁。卫国战争的胜利，本应使斯大林在精神和心理负担上稍感放松。但是，战后不久，苏联同其原来的盟国的关系就开始紧张和尖锐，直到最后陷入冷战。接着，冷战中又发生局部热战——苏联与美国在朝鲜半岛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间接战争。从1945~1950年，斯大林为了追求和实现他对外政策中苏联安全的目标，殚精竭虑。虽然苏联在其周边建立了一些势力范围和安全带，但是从斯大林的安全观来说这并不能他感到获得了真正的安全。相反，在冷战中不断遭受的挫折（在柏林危机中被迫退却和不得不面对西方国家的军事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阵营内部南斯拉夫的“叛逆”、重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心的各种困难、没有胜利前景的朝鲜战争，[57] 这一切足以使斯大林身心疲惫。他逐渐地失去了作为一个斗士所曾经具有的充沛的精力和良好的心理状态。他已经不再执著地追求他自己设定的目标，他实际上选择了退却。正是在这一年，斯大林不仅放弃了重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中心的努力，而且同意在朝鲜进行和谈。[58]
       这样，1951年年初重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中心的努力失败和同年年中同意进行朝鲜停战问题的谈判，构成了斯大林晚年对外政策的一个转折。如果说，在这之前，特别是冷战开始后斯大林对外政策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进攻性的话，那么，从1951年起直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为止，斯大林的对外政策已经更多地表现出防守态势，基本上是维持原状，消极无为，没有再采取任何重大的冷战举动。
    
（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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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照共产党情报局章程，书记处会议是根据需要召开的，但必须每三、四月不少于一次。从上次会议(1950年4月)后已经过去五个月，也就是超过了章程所规定的期限，但情报局还没有召开会议。这至少说明共产党情报局的活动并不是正常的和有规律的。
[2]全称世界和平战士大会，第一次大会于1949年4月在巴黎召开，会议结束时成立了世界和平委员会，参加者多为知名人士和知识分子。1950年3月，在世界和平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发表了一个和平呼吁书，在全世界收集签名。1950年11月在华沙召开了第二次世界和平大会，并选举了世界和平理事会。
[3]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575，目录1，卷宗129，页码10。转引自阿季别科夫：1950年共产党情报局共产国际化的试图(根据新的档案材料)，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4年，第4~5期(合刊)，第52页。
[4]档案同上，页码10~11页。转引自同上，第53页。
[5]档案同上，页码11。转引自同上，第53页。
[6]同上。
[7]档案同上，页码42~43。转引自同上，第54~55页。
[8]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62，卷宗44，页码213~214。转引自阿季别科夫：陶里亚蒂为何没当共产党情报局总书记，载俄罗斯《历史问题》杂志，1996年，第4期，第157~158页。
[9]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575，目录1，卷宗123，页码50~51。转引自阿季别科夫前引文：1950年共产党情报局共产国际化的试图，第55~56页。
[10]档案同上。转引自同上，第56页。
[11]档案同上，页码53。转引自同上。
[12]档案同上，页码55。转引自同上，第57页。
[13]档案同上。转引自同上。
[14]档案同上，页码56。转引自同上。
[15]档案同上，页码57。转引自同上。
[16]档案同上，页码57~58。转引自同上，第57~58页。
[17]档案同上，，页码58~58。转引自同上，第58页。
[18]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575，目录1，卷宗122，页码26；卷宗123，页码68。转引自同上。对于保党代表的发言，法容没有表示反对。需要指出的是，在联共中央为苏斯洛夫准备的在情报局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材料中亦未提及设立总书记一事，但在10月2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决议中却提到了。为何在差不多一个月后(11月22~24日)召开的情报局书记处会议上，法容的报告没有提到这个问题？是忽略还是不协调呢？至今尚未有档案材料可以解开这个谜。但是正如阿季别科夫所说，这说明，设立情报局总书记的想法不是马上产生的，而是到10月下旬才成熟的。此外，很有可能的是，保党代表在发言之前与苏斯洛夫交换了意见，否则他怎么知道莫斯科有这种想法并作此发言呢？(见阿季别科夫前引文，第58，59页)。
[19]档案同上，卷宗122，页码32；卷宗123，页码79。转引自同上，第59页。
[20]档案同上，卷宗123，页码60~63。转引自同上。
[21]档案同上，页码72~73。转引自同上，第60页。
[22]档案同上，页码91~92。转引自同上。
[23]档案同上，页码97~98。转引自同上。
[24]档案同上，页码88~89。转引自同上，第61页。
[25]档案同上，页码79。转引自同上，第59页。
[26]档案同上，页码100。转引自同上。
[27]档案同上，页码76。转引自同上，第60页。
[28]档案同上，卷宗122，页码100。转引自同上，第61页。
[29]档案同上，页码100。转引自同上，第65页。
[30]档案同上，页码51~52。转引自同上，第62页。
[31]档案同上，页码56。转引自同上。
[32]档案同上，页码67，74。转引自同上，第62~63页。
[33]档案同上，页码90~91。转引自同上，第63页。
[34]同上。
[35]转引自同上，第64页。
[36]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575，目录1，卷宗122，页码105。转引自同上。
[37]档案同上，页码106，107。转引自同上。
[38]档案同上，页码109。转引自同上，第64~65页。
[39]原来的计划是：陶里亚蒂于12月14日早上7点45分坐直达列车从罗马到维也纳(然后再到苏联)。同陶里亚蒂同行的有他的妻子和养女以及他的秘书阿马杰奇(他曾化名洛维尔，长期在苏联的无线电情报委员会意大利语广播编辑部工作。最后又在布加勒斯特的共产党情报局工作)。但是，由于身体不好，列车在罗马耽搁了三天。12月17日才发车。(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59a，页码9~10，15。转引自阿季别科夫前引文：“陶里亚蒂为何没当共产党情报局总书记”，第158页)。
[40] 12月下旬，由葛罗米柯署名的关于陶里亚蒂健康状况的报告经苏联大使转告意共：陶里亚蒂于12月20日住进莫斯科的中央医院。医生会诊后认为，陶里亚蒂必须在医院住7~10天，然后再决定在哪里进行进一步的治疗和休养。(档案同上，页码24。转引自同上)。新年前夕，陶里亚蒂同家人和秘书一起转入莫斯科郊外的中央委员会疗养院。
[41]档案同上，页码6~7。转引自同上，第158~159页。
[42]见同上，第159页。
[43]转引自同上。
[44]转引自同上。
[45]转引自同上。
[46]同上。
[47]斯大林在这段话下面划了线。
[48]斯大林在“通过加强和发展这样的运动”的话下面划了线。
[49]《要让我说出与您不同的意见是很艰难的——陶里亚蒂给斯大林的信》，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卷宗319，页码28~32。载俄罗斯《史料》杂志，1995年，第3期，第149~152页。
[50]档案同上，页码32。转引自同上，第152页。
[51]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62，卷宗45，页码8，69~72，138。转引自阿季别科夫前引文：陶里亚蒂为何没当共产党情报局总书记，第160~161页。
[52]至今尚未见到会谈记录。
[53]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45，目录1，卷宗319，页码33，34。转引自阿季别科夫前引文：陶里亚蒂为何没当共产党情报局总书记，第161页。
[54]档案同上。转引自同上。
[55]参见同上，第59页。
[56]档案同上，页码79转引自同上，第59页。
[57] 1951年1月底，随着中国军队攻势的停止，在朝鲜战场，交战双方已经处于僵持状态。
[58]在6月13日致毛泽东的电文，斯大林表示，“我们认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斯大林致毛泽东电，1950年6月13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卷宗339，页码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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