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邓小平“恢复中共八大的路线”
恽仁祥
1956年9月15日，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政协礼堂开幕。
八大的决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滿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参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中国共产党重大事件纪实》<以下简称“纪实”>第二卷1120页)。“纪实”接着说：“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已不再是抓阶级斗争、而是发展生产力”。该书指出：“关于八大文件的起草，在十年动乱中曾有过一种说法，即是刘少奇背着毛主席搞的。这完全是无稽之谈”。(見“纪实”1116页)。该书沒有注明这段话的出处。
党的八大是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召开的，如果说“八大的文件都背了毛主席搞的”，这显然是大笑话，或称“无稽之谈”。问题是，我们查了不少资料，设有找到该书讲的“八大文件…，是刘少奇背了毛主席搞的”这段话，而是查到了关于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中：“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关于这一论断，确实有争议的文字记载。“纪实”一书，偏偏把这一有争议的论断抹掉了。而且，关于这一论断，确有未经毛主席审阅和未经大会主席团通过的文字记载。八大的政治报告、政治报告的决议，虽密切相关，但是是两个文件，爭论的也不是“决议”全文，而是一句重要政治论点，引起争论的时间也不是在“十年动乱中”(这在下面介绍)。坦率讲，该书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不是面对事实，而是抹掉正题，重墨渲染，看了不知所云。如该书关于61人叛徒案，该书不是针对叛党宣言作是与非的论述；再如，该书对1956年毛主席在合作化问题上批评右倾、保守，而该书偏离这个主题，大谈经济计划指标问题上批右倾保守。如果尊重史实，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6年经济指标方面中央沒有多大分歧。而且在叙述中，该书认为哪位中央领导讲对了的，就大肆宣传，竟成了各自为政，見不到集体领导和毛主席的存在；如是错误的就是毛主席一个人的，也見不到党的集体。事实上，至今找不出有关一些重大事项的决策，毛主席不经过集体讨论而个人说了算的例子。从该书对这类大是大非问题的陈述中，似乎要教育人民：毛主席下面的，均是一辈“贤臣、良将”，不用集体决策，更谈不上要同毛主席商量，都能“独断一方”，还都是无比正确；如若该书认为错误的事情，都是毛主席一人“独断专行”，更見不到还有领导集体；不知该书是否要造就一个：“解放后的27年，毛主席集‘一切罪恶’于一身；一切功劳集于‘贤臣、良将’”？如真是这样，书店以某权威党校教材而招引顾客(共四册，原订价1280元)，如此教育被广大人民称颂为曾由毛主席亲自领导并是主要缔造者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就难怪民间在江泽民统治时期，流传着：“远看像座庙，近看是党校，腐败分子来这里深造”。可見群众手里有杆称，几斤重，人民自有评论。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拜读一下这部被书店当作某权威党校教材而推销的书。
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王稼祥、刘少奇、陈云、陈伯达、胡乔木、陆定一、邓小平。
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安子文、刘谰涛、宋任穷、李雪峰、胡乔木、马明方、杨尚昆、邓小平、谭震林。
邓小平利用关于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上述那段话，宣扬自己“恢复了八大路线”；批评毛主席“违背了八大路线。
“然而，八大闭幕不久，毛泽东对决议中的一句话的提法(指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表示杯疑”。
参加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起草工作、后来又是“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主要起草人胡乔木说：“这个问题是陈伯达提出的，陈伯达找了康生，这时大会快闭幕了。他们商量了一个修改的意思，把我找去。陈伯达搬出列宁的《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这篇文章的一些话作为依据，说明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问题。然后我和陈伯达两人去找主席，把修改的方案拿给他看，他琢磨了半天以后，同意了。他说，好，赶快去印”。
“这一句话，在决议的历次修改稿上都沒有，9月27日凌晨大会主席团常委会通过的稿子上也沒有，那是在大会闭幕式开会前临时加上的。急急忙忙地送毛泽东看过，就印发大会了”。 (原文注：根据档案记载，毛泽东于27日下午1时10分至1时50分在中南海游泳池。陈伯达和胡乔木就是在这个时候将修改后的决议稿送给毛泽东审阅的。这时离大会闭幕式开会只有一小时<注：仅40分钟>)。
“参加‘决议’起草工作的邓力群回忆说”：“我记得，大概是(八大闭幕)两个星期以后，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提出怀疑。他说列宁讲的是亚洲与欧洲比较，你们讲的是自己与自己比。陈伯达向我们传达过毛主席讲的这个意思”。
(以上参见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上册第537页)。
1967年11月5日，毛主席：“刘、邓互相合作，‘八大’决议不通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刚通过，我就反对”。(参见远方出版社《高层政坛恩怨》第28页)。
回顾当时情况：在城市已完成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村一解放就进行减租减息，接着搞土改，在江南地区1953年互助组己普及，至55年开始成立农业合作社；与这同时，相当一部分农村通了电，这不仅用了几千年豆油灯盏照明用具进了博物馆，人民生活发生了飞跃性变化，更主要电力灌溉农田，代替了几千年一贯制的人力车水，加上每到冬天生产淡季，就集中开河、筑渠，兴修水利，确保了大面积旱涝保收田；各乡、镇都建立了农机厂，虽产品不先进，但比旧式农具发生了质的变化(以电机为动力)，水稻在江南的普及，使每畝面积的粮食产量，由旧社会的一、二百斤，跃升到八百至一千斤，至58年后，升到一千二至一千五百多斤；……。生产力的发展速度是前所未有的。
很显然，生产力落后于生产关系的提法，不仅不符合马列主义，也不符事实。以这一错误提法为依据，而提倡唯生产力论就更错误。毛主席很快发现这一错误提法，并于八届二中全会作了纠正
上述情况看：1)、胡乔木讲的，同陈伯达讲的内容不一致；2)、胡乔木讲送给毛主席审阅，仅一面之词，去見毛主席地点“游泳池”、时间“离开会仅40分钟”(注：他们去请示康生，已是“这时大会快闭幕了”)，按胡的讲法“毛主席琢磨了半天”、而后还要去打字(注：那时还无电脑打印)，并经清样，再印出来，发给大家，这在时间上明显矛盾到了不合情理；3)、康生并非起草委员会成员，去请示康生时，“这时大会快闭幕了”， 这说明请示康生后，不可能再有时间去给毛主席审阅，而且不请示起草负责人刘少奇、邓小平，而请示康生，道理上讲不通，而且也不见康生什么态度；4)、送给毛主席审阅，毛主席身边竟无任何其他人在场，这显然不合情理；5)、上面所引“原文注” 那段话，只能证明当时毛主席在游泳池；而胡、陈去找毛主席只是文字上的“磨合”或称猜测、或称拼凑，决不是事实记载根据；6)、这么重要问题，至今未见胡乔木拿出当时毛主席的谈话记录来，这决不是这位，在这方面的最权威的职业工的疏忽，而只能是根本没有这回事。因此，有理由认为，胡乔木于1980年正在起草“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时，所述其时把八大政治报告“决议”稿送毛主席审阅一事，有违真实，基本上可认定是虚构的。他作为正在全力为“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主笔，在这时他为何要虚构，谁都明白。证明，毛主席对他作一介书生的评价非常确切。
現在的问题是邓小平要维持八届二中全会已纠正了的错误，反而批评毛主席违背八大路线。我认为，生产力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而生产关系的改变是阶梯式的。因此，较长时间是生产力冲击生产关系促其改变，一旦新的生产关系建立，这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比较适应，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过一段时间后，生产力又冲击生产关系促其改变，……；历史就是这样不断发展的。因此，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更注重生产关系的调整，道理可能就在于此。毛主席在及时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取得了卓著的成效，这也是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崇拜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原因之一。
至于邓小平坚持“先进的生产关系同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而宣扬唯生产力论，其是非，感兴趣的朋友不妨深入进行研究。本人仅谈了些浅見，不当处欢迎批评！
恽仁祥
2008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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