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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住房政策(文摘)

牛虻 · 2008-02-27 · 来源:
中国暴富阶层原罪 收藏( 评论() 字体: / /

 1980年4月2日
同胡耀邦、万里①、姚依林②、邓力群谈长期规划问题。在谈到建筑业和住宅问题时指出:从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看,建筑业是国民经济的三大支柱之一,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过去我们很不重视建筑业,只把它看成是消费领域的问题。但是这种生产消费资料的部门,也是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的一个重要产业部门。要改变一个观念,就是认为建筑业是赔钱的。应该看到,建筑业是可以赚钱的,是可以为国家增加收入、增加积累的一个重要的产业部门。建筑业发展起来,就可以解决大量人口的就业问题,就可以多盖房,更好地满足城乡人民的需要。随着建筑业的发展,也就带动了建材工业的发展。在长期规划中必须把这个问题放在重要地位。还说:要考虑城市建筑住宅、分配房屋的一系列政策。城镇居民个人可以购买房屋,也可以自己盖。不但新房子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十年、十五年付清。住宅出售之后,房租恐怕要调整,要联系房价调整房租,使人们感到买房合算。不同地区的房子,租金应该有所不同。将来房租提高了,对低工资的职工要给予补贴。这些政策要联系起来考虑。在谈到能源问题时指出:长期规划第一位的问题是能源,把它规划好了,使它真正走在前面,就解决了长期规划一半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各项事业寸步难行。各国解决能源问题,都有各自的侧重点。我们的侧重点,应该是煤的开发和利用,其次要搞水力发电。这要和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结合起来考虑,也要同开发西南的有色金属、稀有金属联系起来考虑。在谈到交通问题时说:发展商品经济,交通必须走在前面。在谈到国防工业问题时指出:除二机部、七机部外,其他国防工业部门要和民用工业部门结合起来,主要承担民用工业的生产,同时搞同国防有关的产品。可以由机械工业委员会统一考虑,下面成立各种公司。将来部要减少,要结合体制改革和机构调整一起来考虑。在谈到农业问题时说: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像贵州、云南、西北的甘肃等省份中的这类地区,我赞成政策要放宽,使它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发展自己的特点。西北就是要走发展畜牧业的道路,种草造林,不仅要发展现有的牧场,还要建设新牧场。农村要鼓励种树,要发展多种副业,发展渔业、养殖业。政策要放宽,要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包给组,有的可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在这个问题上要解放思想,不要怕。在这些地区要靠政策,整个农业近几年也要靠政策。政策为农民欢迎了,即使没有多少农业投资,只要群众的积极性发挥了,各种形式的经济、副业发展了,农业增产的潜力大得很,发展余地大得很。农业问题,计划不要抠得太细,不一定要那么多投资,还是多从政策上考虑问题。总之,最大的问题就是要从提高经济效果、增加人民收入方面考虑问题,要按这个精神搞长期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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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万里,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1980年4月还任国务院副总理。
② 姚依林,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1980年7月17日—20日
在武汉期间,听取胡耀邦、赵紫阳、姚依林汇报制定“六五”计划和长远规划的一些基本设想。在谈到体制改革问题时说:国务院要取消好多个部,这是一场很大的革命,体制改革就从这里入手。体制改革,核心是搞好专业化,搞公司。公司完全按照经济办法搞,要有独立经营权、用人权。要用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不然就是吃大锅饭。要搞董事会,或者联合委员会,定大政方针,起监督作用。在用人问题上,要让能干的上来,不能干的淘汰。一定要让精力充沛的人干事。对干部要考核,经理不行就换人。公司经理当得好的,待遇可以高于部长,不管资历深浅。工程师也要有工程师的职权,应当由他决定的就由他点头。当上什么职务,就应该给什么待遇,对年轻的也应该如此。运动健将应当有运动健将的工资标准,差别可以大一些,但要规定最低不得低于多少,不如此不能鼓励上进。在谈到立法问题时指出:要立法,搞公司法,成立经济法庭,成立有专家参加的科学论证机构。要大量增加懂法律的人,各省市都建立经济法庭,律师队伍要扩大,企业要请自己的律师顾问。城市个体经济也要立法。在谈到国防工业问题时说:除二机部、七机部以外,军工企业统统改为军民结合。军队同军工厂的关系是订货关系。航空工业不应是单独的工业体系,搞几个航空工业公司是必要的。在谈到引进国外技术问题时说:在引进技术方面,要学习日本的经验,引进技术,自己制造。我们自信心不够,应当增强自信心。在谈到经济建设方针问题时指出:讲比例,不只是农轻重比例,科学、教育、住宅都要按比例。要承认不平衡,搞平均主义没有希望。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国家才有余力帮助落后地区。不仅全国,一个省、一个社、一个队也是这样。百分之二十先富起来,会把其他的带动起来。不能什么都靠上级推动,而应当运用经济杠杆。在谈到今后十年经济发展目标问题时指出:建设目标,一定要反映人民生活在哪些方面受益,不能只讲平均工资每年增长百分之几,必须把经济的发展使人民生活得到的改善反映出来。人民生活要有相当增长,人民才能满意。还指出:要在国外搞贸易中心,这才能学会做生意,搞得死死的,有什么希望?只靠农产品出口不行,还要靠机械产品。机械工业大有可为,机械工业要改组,要引进一些新技术,提高自己的制造能力。还要好好研究一下,创造一些名牌机械产品,花上几年、十几年功夫,打开国际市场。机械委员会要抓紧工作。在谈到今后十年的发展速度问题时指出:要再研究一下,工农业总产值翻一番的时间能不能提前一点,这是个鼓舞人心的问题。在谈到三峡问题时指出:修建三峡工程,对航运的影响不大,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不大,而对防洪所起的作用大,发电效益很大。因此,轻易否定三峡工程不好。

1984年2月14日
和王震、陈丕显①等听取陈国栋②、胡立教③、杨堤④、阮崇武⑤等汇报。指出:我这次看了几个经济特区,看了几个饭店。中山温泉宾馆是霍英东独资经营的,每年赚两千万元,几年后产权归我们。像这样的事,你们也可以搞嘛!现在看,开放政策不是收的问题,而是开放得还不够。上海要搞十个大饭店,也可以让国外海外的人独资搞,包括建筑材料也从国外进口。旅馆可以利用外资。你们要加快速度,条件可以放宽一些。在谈到汽车工业的发展时说:要搞一个汽车设计研究机构,经常改改样子,搞得新一些,怪一些也可以。在谈到建筑体制问题时指出:现在我们的建筑体制,特别是住宅的建设,住房商品化,一下子还改不过来。我们的建筑施工速度慢得很,像蜗牛爬。深圳蛇口因为采取责任制,建筑速度快,几天一层楼。建筑队伍还是那些人,只是办法改了一下。我们的一些制度要改,吃大锅饭不行。在谈到宝钢建设时指出:宝钢二期必须上,不要等“七五”,今年就上。不上是个浪费,要争取时间。中国借二三百亿美元的外汇不会有什么问题,还得起。在谈到财政问题时指出:现在一个大问题是中央财政收入少,大项目上不去。要恢复到中央掌握百分之七十,地方百分之三十。方针已经定了,说是三年做到,可不可以两年就搞成。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些大项目就可以上得快一点,也可以给你们上海解决一些问题。这是历年来的一个矛盾,我做总书记时就是这样办的,要把地方的钱收一些上来。在谈到上海的人才情况时说:现代化和干部年轻化相关,没有年轻人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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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丕显,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② 陈国栋,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③ 胡立教,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
④ 杨堤,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
⑤ 阮崇武,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常务副市长。

1986年9月13日
上午,听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赵紫阳、姚依林、田纪云等汇报当前经济情况和明年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在汇报到农业情况时指出:美籍华人吴健雄教授说,中国解决农业问题要搞生物工程,投资少,见效快。我看二〇〇〇年粮食要达到九千六百亿斤,要靠这个。当然还要解决复合肥料等问题。在汇报到财政情况时说:要研究日本人讲的道理。日本在经济起飞时期也发生外汇短缺和财政赤字的问题。怕赤字,怕借外债,就不能起飞。在汇报到劳动制度改革时说:不愿改革劳动制度,实际是鼓励懒人。在汇报到今后借外债主要用于增加钢、石油化工、铝的生产能力的情况时指出:广西平果铝厂要搞。在汇报到外贸改革的设想时说:外贸改革后,经贸部主要是一管政策,二管信息。在汇报到住房改革的设想时说:住房商品化,时间放得长一点,也得加以解决。在汇报到目前企业工资改革已有一些新的办法时说:解决工资问题,关键是企业有自主权。管理权力下放,涉及厂长负责制。现在中国环节多,有些行政公司要改,不搞厂长负责制不行。要搞负责制,首先厂长要负起责任,要明确企业的第一把手是厂长。企业党委的机构太大,人数太多。这两条要下决心予以解决。厂长负责制不要只是试点。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党政要分开,这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党委如何领导?应该只管大事,不能管小事。党委不要设经济管理部门,那些部门的工作应该由政府去管,现在实际上没有做到。汇报结束后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改革总要有一个期限,不能太迟,明年党的代表大会要有一个蓝图。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过去我们那种领导体制也有一些好处,决定问题快。如果过分强调搞互相制约的体制,可能也有问题。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是《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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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来自《邓小平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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