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顶上草/译
12月26日是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家之一——毛泽东的百年诞辰纪念日。他在思想、军事战术与战略和政治领导等各领域都取得了大量成就。然而对于我们这些处在二十世纪和第二个千年行将逝去时候的人们来说，这些成就并不是我们怀念他的最重要的理由。
革命，只有当它赖以产生的形势变得令人无法忍受并且现有政权明显回天乏力时才能成功。革命一般会产生一个代表原来那些被排斥人口的政权，并预备推行符合这些人利益的改革。于是，原有的紧张局势得以缓和，许多人的生活得到改善，其它方面的改善可能更为巨大，对更加美好未来的希望也随之产生。事情在一段时期内进展良好，可是这新的形势远非一潭死水——新的社会冲突在发展，革命中的失败者们重新整合并计划卷土重来，革命领袖们渐渐故去，他们的位置也被新人取代。这些新人因为手中的权力而得益，对他们来说现状需要维持而且要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来营造。一个开始时富有活力、相对开放的革命后社会逐渐变异了，在某些方面甚至面目全非。周而复始上演的舞台搭建好了。
通常对毛的看法当然是这样：他是中国革命自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起到1949年取得权力时的天才领袖。此后，直到他在差不多30年后逝世时为止，他是党的主席，也是中国特色革命共产主义的主要设计师。今天中国官方的观点是——毛晚年迷失了方向、误入歧途，从1966年起他努力把中国推入一场他称之为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这场运动最终成为灾难性的失败，幸而因他在1976年逝世而中断。这一观点为追随莫斯科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赞同，并且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被世界各地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所分享。
我们根本不同意这种观点！我们对文革的失败不表异议，从大家共同接受的标准来看，这一点是明显的。然而我们相信，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那样一个全世界范围的革命骚动时期的特定条件下，文革的发动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历史事件。尽管文革失败了，但是它却提出了各种问题和预见，这些问题和预见必将在未来的岁月里变得越来越重要。
我们持这个看法的理由实际上相当简单。如所有的革命一样，中国革命在掌握权力一段时期以后情势持续恶化。领导层中一直就有分歧，一些人的眼光从来没有超出资产阶级革命的局限，而另一些人却相信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才能有效地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那些长期忍受令人绝望的贫困并占据人口中压倒多数的劳苦大众的实际利益才能被视为是至高无上的。毛是后一种趋势的主要推动者；而那些因革命而取得职权的人是相对有特权的集团，他们倾向于认为革命后的社会更需要巩固而不是更多革命性的变革。毫不奇怪，这个集团站在领导层中更保守的那些人一边。到六十年代中期，这种趋势正在增长，而且有足够的力量来启动架空毛的权力那种细致的工作。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如果这一进程没有遭到反对，其结果将会使中国革命几乎快速地非激进化。我们如何能确信这一点？很简单，因为这正是十年之后毛退出政治舞台以后所发生的一切，尽管此时令毛引退的因素是他的逝世而不是被他的政治反对派所排挤。
毛拒绝一声不响地被排斥出局。相反他发动了文革，把矛头特别指向了“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8日通过）。他不是通过政治上的阴谋诡计来进行这场斗争，而是通过唤起群众并且鼓励他们去“形成文化革命小组、委员会和代表大会”，这些组织将接受“类似于巴黎公社那种普选制度”的约束，并且成为“文化革命的权力机关。”
这是革命史上的新生事物，而对世界各地的官方共产党来说却无疑是该被逐出马克思主义教门的。毛自己非常清楚文革失败的可能。后来他不止一次地提及，要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可能需要不止一次也许更多次的文化革命。
在中国或其它地方将会有更多的文化革命么？当然不是最近。资本主义现在几乎一统天下。但是我们确信，资本主义在今天这个时代已经变为完全破坏性的力量，而且完全不能满足人类或其自然栖息地的长期继续生存的需要。如果这样，那么新的革命浪潮将不可避免，而且哪里有革命，哪里就会需要文化革命。只有到那时，毛泽东真正的历史地位才能被充分认识！
（译自《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杂志1994年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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