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统治苏联（1974年）

《谁统治苏联》（1974年）

中国文革研究网

《谁统治苏联》（一）

勃列日涅夫

　　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社今年六月编译出版一本书，书名是《谁统治苏联》。这本书的编者在“内容介绍”中说：“在今日的苏联，社会的表面同其真正实质之间出现了巨大的矛盾。……一连串生动的实例显示出一个结论：这个国家已背离了社会主义，它的政权是掌握在上层特权阶级手中，他们所制定的对内对外政策目的是维护本集团的利益。本书的资料选自世界各大报刊，文章着重事例，深入浅出，有助于读者透过现象认识苏联政权的实质。”
　　
　　本刊从今天起连续转载这本书的部分内容。
　　
　　特权阶层的生活
　　
　　西德《镜报》周刊
　　
　　苏联领袖们平日生活怎样？工余又作何消遣？一般人对这方面知道得很少。但如果任何人有兴趣的话，他能够在每日上午九时至十时之间看到他们，因为这正是克里姆林宫的主人们到达办公室的时候，大多数的政治局委员经过库图佐夫和加里宁广场，在“布拉格”饭店门前，交通警察让官方汽车进入弗伦兹街——这是与正常的交通规则相反的；汽车于是经过国防部，从保罗维茨大门进入克里姆林宫。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二日，一名叫伊林的中尉在保罗维茨大门之后向勃列日涅夫的座驾车射击。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安全措施加强了。市中心及领导人必经之路上的警察现在都有无线电联系；当高级官方的汽车（一般都是黑色的）接近时，其他所有交通都停顿下来，通往克宫的保罗维茨大门前一直亮着红灯。
　　
　　政治局的汽车很容易辨认：车头的车牌总是空白的，车尾的车牌号码总是由“１１”开始，但号码经常更改，使人不易识别。
　　
　　开路的是一辆载着一名公安人员的伏尔加牌车子，接着便是一辆内有高级人士的海鸥牌或吉尔１１４型的轿车。三十公尺之后跟着另一辆契卡：里面有架着轻机关枪的秘密警察。整个车队以一百公里的时速向前冲去。汽车的侧窗及后窗都有窗帘，掩遮着车内人士。
　　
　　自从谋刺勃列日涅夫事件发生以后，柯西金不再和他的司机单独驾车经过市区。他也改变了在商店前随便停下来看看有那些货品出售的习惯。
　　
　　顺便提一下，车内电话在苏联高级人士中还未普及。政治局委员及高级将领们已经有了，但一般部长级官员及地方上党领导人还在等待。西德的大电机企业“西门子”，为莫斯科的电话系统提供了技术设备。现代技术当然也已经为克宫所采用：电视摄影机监视着红场，好象在任何一间美国百货公司内一样。
　　
　　克里姆林宫这个古老而庞大的沙皇堡垒的东北角，现在仍旧不对外开放。国务会议及政治局便设在以前是参议宫的地方。柯西金的总部设在楼下，二楼留给其他高级官员——马祖罗夫、波德戈尔内、波利扬斯基和苏斯洛夫。
　　
　　当最高苏维埃开会的时候，可以对这批领导层作较接近的观察。大约有一百人坐在主席台上。柯西金、波德戈尔内和苏斯洛夫坐在勃列日涅夫的右边；后面坐着其他政治局委员。差不多都穿黑色西装。只有苏斯洛夫这位主要理论家有时穿上一套典雅的浅灰色法兰绒西装。他对领带的选择显得他的越味不俗。
　　
　　在那些冗长的演讲的同时，政治局委员们互相闲谈。满身勋章的勃列日涅夫喜欢讲有趣的故事，引起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嘻嘻地笑。工作过度和神经紧张的柯西金不停地挪动手指，玩弄着铅笔。
　　
　　勃列日涅夫后面几行中坐着他的最接近的亲信：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卡图谢夫。他忙于翻阅文件。当他写的时候，好象小学生一般用他的手臂把他所写的掩盖起来，以防别人在后面偷看。除了柯西金、波德戈尔内和苏斯洛夫之外，中央委员会书记基里连科是唯一敢于主动地和勃列日涅夫讲话的人，谢列平、马祖罗夫和波利扬斯基则完全不动声色。
　　
　　苏联的命运几乎是马马虎虎地决定的。最高苏维埃这样讨论国防预算：主席对一千五百十七名代表们说：“现在轮到讨论国防预算了，大家有什么意见？没有。谁赞成通过这国防预算？”所有代表们都举起手来。主席也不抬起头来看一下，继续问：“有谁反对或弃权？没有。”于是，在二十秒钟之内，最高苏维埃就通过了国防预算。
　　
　　在公众场合观察勃列日涅夫所得的印象是他有意识地以元首自居。他喜欢拍下属的肩膊。他在上午出现时总显得疲乏；面孔臃胀，眼睛红肿。他常常从袋中拿出一把梳来梳头。在今年四月保加利亚党代表大会上，他先用双手拉直了他的头发，然后开始演讲。（一）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4.08.16

《谁统治苏联》（二）

　　
　　勃列日涅夫懂得在最适当的时候下泪——好象一九六八年在捷克的布拉迪斯拉发城时那样：那时正在演奏国际歌。一九七○年，当卡可夫拖拉机厂的经理和工人们欢迎他的时候，勃列日涅夫也噙着眼泪。
　　
　　他的女儿加利娜披着名贵的皮裘出现在节日的观礼台上。她现在刚三十出头，曾经是马戏迷，曾和一位驯兽师结婚，离婚后又先后与一位神枪手和莫斯科大马戏团的魔术师有来往。据说勃列日涅夫常常求她找一位有地位的官员或军人作终身伴侣。
　　
　　勃列日涅夫的城内住所位在库图佐夫广场二十四号的一座战后兴建的大厦内。他住在五层。
　　
　　大厦的其他部分住有其他官员。大厦门禁森严，一般人是不能通过大厦的铁门的。
　　
　　勃列日涅夫闲时喜欢和公安部负责人在一起，有时他的昔日乌克兰旧僚们也来凑兴，对他们来说，大门是敞开的。他喜欢卷起袖来为客人们烧菜，也喜欢自己端菜端酒，伏特加和美国白兰地都应有尽有。
　　
　　勃列日涅夫是一名狂热的足球迷，很少错过在首都举行的大赛。他最捧狄纳莫队。当他们在外地比赛时，他就看电视转播。他曾要求转播墨西哥足球锦标赛，因为不想错过它。在列宁体育馆中，他和朋友们留有包厢。要等勃列日涅夫就座时比赛才能开始，即使他迟到。
　　
　　和他的同僚波德戈尔内、柯西金一样，勃列日涅夫也热中于狩猎。他常到莫斯科北面一百八十公里上伏尔加区的森林中去打猎。这一地区对苏联人或外国人来说都是禁区，它只是外国外交官和记者们的游乐场所。那里有别墅，有餐厅。当芬兰的国家元首访问苏联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就带他到这一森林地区来打猎。
　　
　　勃列日涅夫的好友——公安部长谢洛科夫，掌管着民兵和警察。他爱好音乐，钢琴弹得不错，和文学艺术界中许多人物颇有交往。但他的儿子给他带来了麻烦。二十多岁的小谢去年刚在“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学院”毕业。他在一九六九年和一个比他大十岁的女人搞得难解难分。这个“平民”女人为了这位年青的上层阶级朋友而和她的丈夫离了婚。部长儿子不听双亲的话，决心和这个女人结婚。他的爸爸于是动用他的警察干预这件事。
　　
　　他们几次命令这个女人断绝和小谢的关系。他们俩虽然被警察跟踪，但还是继续幽会。最后这个女人被逐出莫斯科，并遭到其他“不愉快事件”的威胁。当这些恫吓都显得无效时，小谢被转到外交机构。经过短期训练之后，他被派到苏联驻澳洲大使馆去工作。
　　
　　在文章和演讲中，谢洛科夫部长常常批评苏联警察的素质。去年他在莫斯科的作家俱乐部说：自从他上任以来，约有五万名警察因为能力有问题而遭解职。这位部长还因公众对警察缺乏信心而表示不满。事实上，小轿车司机和货车司机已不把莫斯科的交通警察放在眼里。
　　
　　在一九六八至六九年之间，一股机动化的盗匪曾活跃于莫斯科，并抢劫了一间储蓄银行。经过与警察枪战之后，他们束手就擒，其中有一个是莫斯科刑事警察。首都的年轻貌美的姑娘们恐惧被袭，她们回家时坚持要有人护送到自己住宅的门口；她们怕单独乘搭电梯。
　　
　　人民渴望有良好的治安。秩序的象征不是勃列日涅夫而是柯西金。前者不怎样受欢迎，但后者却据说是唯一认真关心公共福利，特别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准的政治局委员。（二）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4.08.17

《谁统治苏联》（三）

　　
　　柯西金住在列宁山的一个别墅中。在保罗维茨大门事件之前，常常可以看到他和女儿柳德米拉在闹市逛公司。柳德米拉直到现在还是用公共交通工具（公共汽车或地下火车）。
　　
　　柯西金经常地在家中主持沙龙，与苏联的高级知识分子讨论各种问题。据说他热爱爵士音乐，收藏了不少这方面的唱片。柯西金曾经到过不少地方；与任何人比较他和外界有较好的联系。
　　
　　他的女婿格维希阿尼是国家科技委员会的副主任。他衣饰入时，能讲流利英语，并经常在国外。西德克虏伯厂的经理这样形容他：“我随时都会聘他为推销部经理。”
　　
　　格维希阿尼说他的最大休憩就是坐在驾驶盘旁。他说他只有一辆伏尔加。可以肯定不止这一辆。事实上高层人士所拥有的外国汽车不可胜数。勃列日涅夫喜欢罗尔斯银云型，他最近在官式场合中常常用这辆汽车。
　　
　　在以前，莫斯科的贵族在官式活动时只坐在苏联自制的汽车中亮相。但在今年四月，勃列日涅夫到索非亚进行官式访问时乘坐了本茨６００型汽车。国家规划部部长巴伊巴科夫公余闲暇选择驾驶雪佛兰牌汽车出游，而波德戈尔内则喜欢本茨６００型。过去几年间，克里姆林宫购买了两部这个款式的本茨轿车；但是每年由本茨汽车厂往西德（驻莫斯科）大使馆修理大使馆汽车的工程人员，是不准接触那两部汽车的。
　　
　　在首都和乌平斯高尔两地之间的高级游乐区里，人们往往看到没有编号的新式外国汽车，载着一些青年男女，大概都是统治集团的儿女吧。
　　
　　当莫斯科天气炎热时，政治局委员就到黑海海滨的索契或加格拉去。年轻一代则稍有别于传统习惯，他们到波罗的海的岸边去。在那里，可以观看芬兰的电视广播节目。但没有一个领导人会到西方国家去度假。说实话，他们之中大部分不懂得西方是什么样子的。
　　
　　有时候，政治局委员对外间的无知，达到使人惊讶的程度。譬如说，一九六九年谢列平对即要离苏的德国客人问及杜塞尔多夫是不是一座大城市，有没有机场。
　　
　　苏联高层领导人乘飞机、火车的一来一往，是礼仪上的重要事项。从报章里分析有关前往迎送的人的官阶的准确报道，就可以对当前的政治动态下些结论。
　　
　　勃列日涅夫从外国访问回来的时候，到达秩序的安排是经过周详计划的。路上设置了卫兵和路障。那少数偶然路过的苏联公民，则要回避到障碍物后面。一大群官员高声呼叫：“共产党万岁！”他步出车站的时候，旁观者肃静，动也不动。没有人欢呼或鼓掌；他踏进了他的罗尔斯—罗伊斯，便很快的消失了。
　　
　　上层分子按照等级和职务而享有不同的特权。有一个机构，专门负责供应佣人、宿舍、别墅、司机、汽车。有一些特殊商店专门为政治局或中央委员会委员而设立。这些商店没有招牌，好像普通的办公室或公寓一样。持有许可证的人才能够进入，里面的货品从食品到家什，包罗万象，就像西方的大百货公司。每月的头一天，官员在那些特殊商店，放下五十卢布，他的家人就可以获得任何数量的食品，不必再付账。
　　
　　不必说明也可以知道那些特殊商店里，满是从没有见过的货式。在那里，订购三公斤鱼子酱，十瓶法国白兰地，威士忌酒，鹅肝，龙虾等都不成问题。英国外衣，意大利领带，外国香水，唱片，书籍，录音机等都一样方便，送货上门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
　　
　　中等政府机关的官员，参谋部里军阶在将级以下的军官，演员，作家，艺术家等人也有他们的特殊商店。低级的官员则享有一些较低级的特权，譬如能买来自社会主义国家、主要是东德的衣料。
　　
　　一些特殊的苏联人物，如社会主义劳动英雄、获得列宁勋章的人、人民艺术家等等，享有一种十分少有的特权：在国家银行里有一个“公开账户”。“公开账户”的户主，只要是出于个人的需要，如购买汽车、乡间别墅等，他可以在他的账户内支取任何数额的卢布。他的唯一限制是如果滥用特权就会有被取消特权的危险。实际上，这个“公开账户”是一个活期存款账户，这种账户在苏联以外的任何地方都是没有的。（三）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4.08.18

《谁统治苏联》（四）

　　
　　出国的艺术家，把外汇带返苏联。依据国家银行的条例，而不是根据法律，他们可以把收入的百分之四十，来购买“有价券”——这是持有外汇人的一种特权。国家银行还把“认可奖金”和“现款礼”区别开来。比如，索尔仁尼琴的诺贝尔奖金就不算是“认可奖金”，只是“现款礼”，因此，这位作家获得的七万一千五百四十美元奖金，到目前为止，只从中换取了五千美元“有价券”。
　　
　　从外国带外汇回国的苏联人，他们有权在国外花费部分外汇，并且可以进口一些外国货品，像美国的电冰箱、法国时装、德国汽车等等。他们还可以到白桦树商店——专门为外国人开设的商店——以“有价券”来购物，有一个秘密的供销系统，供应各领导人物的太太们一些名贵的裘皮，以便在国宴中穿戴；或者供应某莫斯科主妇举行招待外国大人物宴会时所需求的各款佳肴。
　　
　　苏联的高层领导人永远不会光顾莫斯科的肮脏而挤迫的菜馆。上流人物都在家里，或在各种专业工作人员的俱乐部里吃饭，比如作家俱乐部，建筑师俱乐部，医生俱乐部，官员俱乐部等等。记者俱乐部只有在星期四这一天才招待外国客人，那里供应全莫斯科最好的牛排。各俱乐部的菜色都是可口的，侍应生彬彬有礼。如果想吃龙虾，则要到电影工俱乐部去。电影工俱乐部是莫斯科上流社会子弟们的活动场所，在那里可以看到不能公开放映的影片，象《春光乍泄》之类。
　　
　　莫斯科的舒适生活主要是在上层人物的私人住宅里才有。中级官员的宿舍集中在城中心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大街和托尔斯泰大街的几座整洁的，高大的，砖砌建筑之内。正面有窗和露台，草地管理得好，梯阶打扫得好，升降机保养得好。
　　
　　举例说，莫斯科城市苏维埃主席普罗梅斯洛夫就住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大街。他的月薪是五百卢布（五百六十美元）。
　　
　　文化部长福尔采娃住在托尔斯泰大街，和当外交部副部长的丈夫费留宾一起居住。她已失去了她在赫鲁晓夫时代的权力，是部长会议里的唯一女性。她的女儿是前任党人事部长高斯洛夫的离婚妻子，她离婚后就在新闻社工作，这个通讯社雇用另外一些出名人物如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人的女儿和赫鲁晓夫的养女尤利娅。新闻和外交机构总是一些纨袴子弟的好出处。
　　
　　上中级机关人员工作和生活在他们自己的圈子里，和下级机关人员或是统治阶层之外的人隔绝，甚至连住屋也是附属于机关的。比如库图佐夫大街上的一座公寓式大楼，是留给对外贸易部的人员用的。这个制度也适应于其他各部门，包括《消息报》和《真理报》的编辑人员。
　　
　　有些官员希望走出这些宿舍，购买自己的小型住屋——“合作房屋”。其中一些售价六千卢布，有一半（等于二十个月薪金）是现金的首期付款，其余按月分期付款。
　　
　　任何有地位的官员都有一座叫做“达恰”的乡村别墅。比较重要的官员都住在“达恰”区。勃列日涅夫和他的亲信最近建造了他们自己的加利福尼亚农场型的房屋，这些房子有雕花的窗，周围是草地和私家游泳池。这在苏联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这些住宅区有许多公安部队守卫，普通苏联公民是不能接近的。还有，这些乡村住宅区的保安措施使有关当局可以密切注视任何人探访他人的活动。
　　
　　政治局委员的“达恰”，就在离莫斯科很近卡朱加村的西北角。部长们的“达恰”则建在距离乌平斯高尔几英里一个叫做“高尔基十号”的禁区，这些部长虽都是高级官员，但不是政治局或党中央委员。这些房子是由一个法国建筑师设计，摆设着芬兰制造的家具。不用说也知道“高尔基十号”内有游泳池、网球场及其他体育设备。一个俱乐部内附有饭馆，电影院和特殊商店。在夏天，如果这些乡村房子的主人没有人能够调遣公众车辆作私人用途，他们每天可以免费乘坐长途车三次。（四）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4.08.19

《谁统治苏联》（五）

　　
　　沿着通往乌平斯高尔的公路两旁的田野，是一个国营农场的耕地。夏天的时候，这些耕地都有现代化的灌溉系统。村民看来要比苏联很多地方的人整洁得多。这个农场负责供应各“游乐区”的蔬菜、生果、蛋类和肉类。春天的时候，农场的木栅栏都重新漆了一遍。
　　
　　乌平斯高尔村藏在一片优美树林的中央。流经这里的莫斯科河的两岸叫做“外交草地”。那里，外国驻苏的外交人员及记者可以在警察的戒备之下进行河浴。
　　
　　村中的房子，都是作家、艺术家、科学院士、记者、各色部长或中级官僚的避暑别墅。这些房子的大部分，都有木栅围着，园地上长满了樱桃、草莓、黑葡萄。国家规划部部长巴伊巴科夫的“达恰”，就在史美特街上，再往村尾走远一些，就是斯大林奖金作家米哈尔科夫的住所。去年他在《真理报》发表了一篇奉承的文章，谈论作家对党的忠心。他的酬报是被准许（更为重要的是获得建筑材料）在原地建造另一所“达恰”。
　　
　　村中和河边沙滩上满是“达恰”主人的儿女和侄子。就是这些年青人制造了情调和气氛。他们不是苏联年青一代的典型。女孩子穿上比基尼泳衣，戴上进口太阳眼镜。盒装录音机播出最新的西方流行歌曲。健牌香烟、美国香口胶在人群中互相传递。
　　
　　这些年青人都懂得点“门路”的。他们懂得这个世界的动态。他们懂英语、法语或德语；他们收听英国广播电台、美国之音或者是德国之波；他们阅读苏联的地下报刊。他们嘲笑父老叔伯辈的生活方式。
　　
　　他们热心地听某个旧同学谈话，这个人现在可能当上了苏联驻巴黎、开罗或是伦敦大使馆的秘书。他们不断地谈论着西方世界；他们和不远的“外交草地”的外国人交朋友，他们阅读西方的报纸和杂志。女孩子特别喜欢时装杂志。男的翻看象《明镜》等新闻杂志。在河的另外一边，苏联将军在骑马驰骋。
　　
　　青年们不怕邀请外国人到他们的“达恰”举行舞会，在周末尤为普遍。客人以旅行冰箱装着威士忌、毡酒、补身饮料赴会，俄国主人则在野火上预备烤肉。这样的饮宴的唯一顾忌就是公安人员的阴影。公安保卫人员对活动情况看得清楚，然而年青的俄国人耸一耸肩膀说：“没问题嘛。我们是苏联公民，在家里我们可以干我们喜欢的一切。”
　　
　　这些年青人没有幻想。他们对共产主义的看法和他们的先辈不同。他们知道萨哈罗夫备忘录所要求的言论自由和多党的政制；他们知道他们国家的经济、文化生活停滞不前；还有，这个政权的意识形态的僵化对他们来说是讨厌的。很多人对捷克的实验寄予希望。他们懂得官僚作风下的规划的失败；他们又懂得当前的领导人不可能将苏联的科学成就变成经济的收益。
　　
　　他们最觉得困扰的，就是他们国家的自我孤立。他们希望能够到比黑海或波罗的海更远的地方去。“我希望我能够到罗马或是伦敦去。”说这句话的是一个穿了比基尼泳衣的女工程师，泳衣是她到外国开科学会议的父亲送的。她又说：“可是这些梦断不能实现的了。我以为，在这里，没有任何东西会改变的。”
　　
　　一个年轻的男子说，他是可以随着团体到华沙或是布达佩斯去的。“可是，这是什么样子的生活？向导每两小时就一、二、三的数着团的人数；你坐在长途车里，他们就叫你往左看，往右瞧。哎，谢谢了，我不如留在这里，直至我能随我所欲地旅行的时刻。”
　　
　　苦涩与逃避现实使年青人脱离政治。其中一些人多年来没有看苏联的报章。“满纸都是谎话，我想从报上看看战争是否已经爆发，然而，我还是从外国的广播中获得初步消息。”
　　
　　当黄昏来临，蚊子出来活动时，“达恰”的花园门上响起了一阵敲门声。巡警开口发问：“你们在干什么？”主人回答说：“你看到我们在举行小舞会吧。喝杯酒好吗？”巡警除下帽子，擦去额上的汗水，接受了一杯香槟。可是他还没忘记他的任务：“你们都是苏联公民吗？”全体点了点头。
　　
　　他周围瞧了瞧，指着一双夫妇说：“你们呢？”
　　
　　“我们是法国人。”
　　
　　“请把护照给我。”他将姓名和外交护照编号录下来，问了问他们的汽车是否停在弯角的地方。他们点点头。巡警说一声“谢谢”就离去了。
　　
　　这个外交家对他的年青朋友们表示有点担心。他们一再保证没有什么。可是欢乐的气氛给破坏了，舞会就此收场。
　　
　　乌平斯高尔的黄昏常常就是这样过去的。
　　
　　（五）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4.08.20

《谁统治苏联》（六）

　　
　　苏联的间谍活动
　　
　　据美国情报指出：驻在海外的苏联官员，有一半至四分之三从事间谍活动，在第三世界的国家内，这个比数很可能还会更高一些。一九六八年的美国《时代》周刊报道：苏联间谍网拥有的工作人员达七十五万，单是公开的国外情报官员也有九千人，其中有三千五百人驻在海外各地，在苏联集团国家和西方国家都有他们的影子。
　　
　　苏联的间谍组织有两个主要体系：一个隶属于内政部，统称为国家安全委员会（ＫＧＢ），负责国内外的情报、国内的安全、移民及关税等事项，同时又指挥反间谍机构；渗入军队、行政机关、工商界、农业团体及教育机构等各阶层去，从事监视工作。另一方面，隶属其下的国外情报官员则被分配到海外的大使馆、塔斯社分社、苏联电影出口部、旅游社、国家航空公司、黑海和波罗的海保险公司及轮船公司等机关进行各类间谍活动。除了以上的公开身份人员外，还有无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属下的间谍分布全球各地，很多扮成记者、学者、贸易官员、甚至海员、汽车司机等角色，渗透各阶层，进行收集情报及煽动的工作。西方的情报人员认为在海外的苏联人，不论是侨民或旅客，总有一半以上是被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搭上的。
　　
　　苏联的另一个间谍组织是军事情报组织（ＧＲＵ），负责一些日常的资料收集工作，但也有几个部门专门从事反间谍、颠覆和煽动等活动。
　　
　　但军事情报组织比国家安全委员会小，经费也没有那么庞大，而且，前者在国外的权力，也受到严重的限制。在不久以前，一名苏联上校曾说过，百分之六十的外交人员是这两个机构中某一个机构的专职军官（国家安全委员会占百分之四十，军事情报组织占百分之二十），而那些非专职的人员可以随意指定。从这里，我们对它们的规模就可以知道一个梗概了。
　　
　　现在让我们看看这类间谍和特务干了些什么勾当。
　　
　　英法合作的“协和式”机与苏联的图一四四超音速客机实在太相似了。据说有很多的“协和式”机发展计划都是被东德的特务头子斯坦布勒查偷去，摄制成微型底片，塞进牙膏筒内而偷运到苏联。
　　
　　在一九六九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人员想贿赂一名黎巴嫩的空军，盗取一架法制“海市蜃楼式”战斗机，结果那名军官向上司揭发该项阴谋，使苏联人碰了一鼻子灰。
　　
　　在一九六八年，一名苏联工程师也曾要求两名在意大利外交部任职的人员，交出一些有关电子技术的情报。
　　
　　除了向工业国家动手外，苏联也使用阴谋以图阻止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以达到它控制他国目的。（六）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4.08.21

《谁统治苏联》（七） 

　　
　　在政治上，苏联又在一些较小国家中策划政治阴谋，以图干涉他国内政。就算在表面上是它盟友的国家，也不放过。七一年七月，苏联特务就参与苏丹的政变，其他在墨西哥、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等地方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另外，揭人阴私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也是苏联间谍的惯技。当一位曾负责收集苏联海军情报工作的英国海军将领哥尼在下议院提出有关苏联间谍活动警告时，激怒了苏联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这机关便在哥尼竞选国会议员的时候，公开了有关哥尼私生活的一些照片，结果使他失去竞选机会并离了婚。
　　
　　苏联的渗透和大量的活动，确是无孔不入，但这亦往往严重地影响了苏联与这些受渗透国家的外交关系。
　　
　　据不完全的统计数字，在过去十年中，就有六大洲的三十六个国家把搞间谍活动和其他有关活动的苏联外交官逮捕后驱逐出境。
　　
　　近年来，最严重的一宗苏谍被逐案件发生于七一年，就在那年的六月，一名莫斯科高级特务莱阿林以贸易官员的身分被派往英国，进行收集各方面的情报活动，包括“协和式”超音速客机的一切技术资料，有关电子工业、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和英国的导弹警报系统设备等秘密。这位特务的行藏非常隐蔽，完全不着痕迹。但后来他遇上了一位英国女子，大概是由于个人感情上的关系，他在当年九月挟着一批秘密文件，转向了英国政府，要求政治庇护。
　　
　　英国情报人员获得该份秘密文件后，在数星期的时间内，破获了一个潜伏在英国多时、规模庞大的苏联间谍网。
　　
　　希思政府认为这是严重危害英国国内安全的阴谋，遂下令驱逐苏联驻英一百零五名外交人员——占全部五百五十名中的百分之二十。同时亦警告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促请他们防范苏联的间谍活动。不出数星期，布鲁塞尔的比利时人员亦破获了一个指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苏联间谍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总部设在布鲁塞尔），使三十七名苏联间谍被逐。
　　
　　另一宗引人注目的苏联间谍被揭露的事件发生在北京。（即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五日晚我公安人员在北京市西坝河桥下逮捕苏修特务的事。《人民日报》作过报道，本刊从略）
　　
　　苏联间谍多次在世界各地被逐，并不意味着这个到处伸手的超级大国会收敛它的不光彩活动。
　　
　　由于它的势力到处伸张，苏联谍报人员亦会继续活跃于世界各地。苏联的间谍活动，也一定会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七）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4.08.22

《谁统治苏联》（完）

　　
　　亚非国家对俄国幻想破灭
　　
　　肯尼亚《明镜》双周刊
　　
　　就在一九六七年六月战争（西方国家在战争中帮助以色列占领了阿拉伯的领土）之后，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总理再次给纳赛尔总统一个非常重要的口信。周恩来对阿拉法特说，请告诉纳赛尔总统：俄国人不会帮助阿拉伯人。俄国人拿阿拉伯问题做交易，把它作为同美国进行全面交易的一部分。
　　
　　中国领导人的预言有多么正确，这个问题将有待历史作出判断。
　　
　　但是阿拉伯人民的困难处境是非常明显的。虽然以色列得到了它想从美国得到的一切东西，但是俄国人并没有向阿拉伯人提供最现代的武器。阿拉伯人靠步枪和“原始的”俄国导弹是不能同以色列打仗的。
　　
　　关于阿拉伯人不能打仗和他们是胆小鬼的印象，事实上首先是在美国和苏联共同出现的。
　　
　　美国人给以色列人一切帮助，而阿拉伯人却被苏联孤独地抛在壕沟里。阿拉伯人被打败了。纳赛尔被出卖了。
　　
　　当赫鲁晓夫开始和西方勾搭的时候，纳赛尔感到担忧。他写信给俄国领导，表达了他的不安。纳赛尔感到，非洲解放运动将会失去势头，如果俄国人和美国人“指挥”世界事件的进程的话。
　　
　　斯大林政权帮助过非洲和亚洲人民进行反对法国和英国帝国主义的斗争。
　　
　　但是，他的继承人现在正在计划和美国人在空间共同飞行。俄国人和帝国主义者的调情不仅仅局限于国宴上。现在俄国人和美国人正处于划分势力范围的新阶段。
　　
　　周恩来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再次访问了开罗。他问纳赛尔：你从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得到什么教训？教训就是，我们东方人和西方人一样能够管好事情。西方总是企图把复杂的东西塞给我们，企图使我们相信我们不如他们好，我们贫穷、是下等材料。你们管理苏伊士运河从经济上看不是主要的，它的重要性就在于证明：他们能做的，我们也能做。
　　
　　中国总理向纳赛尔叙述了俄国人背叛中国的经过。俄国人撤回了在中国的技术人员和援助。俄国人留下了没有建成的工厂和很多其它未完成的工程。周恩来说：“然而，我们自己干起来了。”
　　
　　纳赛尔听得仔细。但是他没有讲不利于俄国人的话。
　　
　　然而，当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时候，纳赛尔感到喜气洋洋。他对一位埃及记者说：“现在人们对东方最有信心。”
　　
　　正如周恩来所说：“西方能做的我们也能做。”这意味着很多事情。
　　
　　共产党中国在没有得到西方或白人共产党国家的很大援助的情况下取得的这些惊人的进步，将是使一度沦为殖民地的人民苏醒的最大因素之一。
　　
　　在非洲的消除南部非洲的白人至上的决定命运的战斗中，中国起着最大的作用。俄国人对南部非洲人解放自己的土地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斗争只给予暂时的关心。这是历史事实。
　　
　　当中国人在修建庞大的坦—赞铁路以帮助赞比亚摆脱罗得西亚和英国叛徒们的束缚的时候，俄国对非洲解放的贡献仅限于提供成吨的毯子和医药，以及一些陈旧的弹药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机枪，的确没有什么可提的。
　　
　　现在，代表所有亚非人讲话的是中国。这种情况已在联合国得到证实。北京的代表们在维护亚非的利益时是如此直言不讳，甚至一些温和的亚非国家都感到为难。
　　
　　但是十分明显的一点是，北京正在成为第三世界一切受压迫者的发言人。
　　
　　尽管埃及总统萨达特消除了俄国在中东的存在，但是所有阿拉伯人逐渐明白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真理：中国领导谴责一九六七年六月战争之后的停火的说法是正确的。
　　
　　美国人和俄国人之间的合作实际上进一步达到了这样一种阶段，即它达到了两个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无耻交易的程度。（完）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4.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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