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工业革命时期的六十年代，毛泽东发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亲手树立了经济领域的两面旗帜。这两面旗帜不仅叙述了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和农业建设的思想，而且还证实了毛泽东建国后形成的经济战略学说与实践的啮合性。
首先，“两大”精神，如：大庆“两论”的哲学思维、铁人精神和大寨自力更生的意志，证实了毛泽东经济战略学说合理地描述了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建设的规律。
在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生产力三者的互动中，由于在新中国国体、政体制度下，党通过组织和动员，能够使人民群众焕发出强大的社会主义精神力量。这个精神力量是由思想、文化、知识、科技共同铸造出来的，这个执政党与人民同甘共苦的社会主义精神力量的存在，可以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不是反作用）之一。发展生产力的前提条件是要解决人的动力要素。西方从资本主义制度出发，按照发掘人性中“利己”的部分，把人假设为经济人，用金钱刺激人的动力的路线。毛泽东从社会主义制度出发，从社会主义劳动者自觉选择高层次竞争的方向出发，选择的是发掘人性中“利他”部分，把人假设为社会人，在艰苦奋斗的创业时期，更多的用政治激发人的动力的路线。
从单纯的经济领域观察，在农村，生产关系的所有制形式的选择也可以根据生产力范畴其他两个要素——人的思想觉悟和劳动对象在时空上的扩张及遭遇来决定。当劳动对象在时空上的扩张及遭遇使小农经济或互助组已无能为力时，就应当建立集体经济，适应并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换句话说，生产关系与生产力适应与不适应往往是先取决于人的理性选择和劳动对象的扩张，而并非是有了什么样的生产工具，才能有与这个生产工具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成员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是为人民服务的以人民为主体的社会，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保卫人民的安全和增加人民的福利。因此，价值工具的合理性与技术工具的合理性都应当同时安排于这个社会的制度之中，公正与效率是这个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这就是国家宪法的精神。毛泽东要解决的是，在公正的前提下实现效率的最大化，如果效率破坏了公正，就违背了为人民服务的路线，侵犯了宪法，就必须修正，效率并不是神坛。这是一种公正优先选择的原则。这种思想也被约翰*罗尔斯叙述过：“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象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和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正义论》P17、18 中国社会出版社）相反，新自由主义主张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成员是资本，是一个人被异化的社会，特别在经济领域排斥价值工具的合理性，只讲技术工具的合理性，这就导致了其经济制度的唯“效率”论
其次，“两大”精神证实了公有制也是发展经济的有效机制，并且与资本主义相比，更有多快好省的可能性。
计划经济可以合理配置资源。合理配置资源，其实也是“好”、“省”的表述。哈耶克正是在此处否定计划经济的这种功能。哈耶克认为：“市场秩序之所以优越，这个秩序只所以照例要取代其他类型的秩序（只要不受政府权力的压制），确实就在它在资源配置方面，运用着许多特定事实的知识，这些知识分散地存在于无数的人们中间，而任何一个人是掌握不了的。”“市场制度取代其它类型秩序的根源，就在于市场制度在促成资源配置上利于了比任何个人所能掌握的更多特定情况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只是分散地存在于无数的人们中间。”（转引自《西方经济学简史》P178、179 王雪梅 谢实 编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5年5月第一版）可见，哈耶克认为计划经济之所以不能像市场经济配置资源，是因为计划经济是“一个人”根据一个单一的计划对经济进行集中指挥和管理。这种模式由于每一个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所以，没有能力去了解所有人对资源的需要程度，不可能获得这方面的完备知识，更不可能给它们排出先后秩序。也就是说，计划经济无法解决经济知识分散性的问题，只有市场才可能成为梳理分散信息的机制。这里的假设：“一个人”面对“无数的人们”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事实。中国计划编制是一个“条块”结合的庞大系统。其中：（1）、有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市）、县、基层的呈网络状的机构；（2）、这些机构面向消费市场（如商店、商场）和生产市场（工厂）进行调查研究；（3）、形成了分析需求的专业技术人员；（4）、需求信息的确认贯彻了群众路线，形成了宏观、中观、微观的社会需求层次；（5）、同样进行成本核算；（6）、编制的过程在几个月甚至半年，编制完成后仍然根据实际进行修正。这种政府、企业、消费者结合的力量所产生的多元化渠道，在整理信息上的时空的深度与广度是市场经济单靠企业依据价格波动曲线来整理信息所不能企及的。价格波动曲线只能描述购买能力与实现了的需求之间的关系，而潜在的需求被遮蔽了，这种被“遗忘”的资源市场无法配置，这是只讲“效率”的弊端。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以通过公正的原则来解决这种资源配置。从另一角度说，市场经济运用价值规律使合理配置资源成为可能性，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也叙述了相反的可能。这说明，市场经济不是合理配置资源的唯一途径，只要实现合理配置资源的目标，运用其它技术工具完全是合理的。至于哈耶克说的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能实现最优化配置，本来就不存在统一的技术和价值标准，因此无法证伪。应当是充分发挥二者的长处。
这里提供一个材料，用事实来证实计划经济配置资源的强大功能：
“ 根据中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的理论，广大勘探职工终于在东北松辽地区发现了大油田。自1960年5月开始，从全国三十多个石油厂矿、院校抽调了四万多人，集中了7万吨器材和设备，在大庆地区进行了油田勘探和开发。经过三年多的时间，拿下了一个大油田。到1963年底，已探明地质储量26亿7000万吨，累计生产原油1000多万吨，当年生产原油600多万吨；国家投资7.1亿元全部收回，还为国家积累了资金3.5亿元。在这场石油会战中，锻炼培养了一支有一定技术素养、干劲大、有组织、有纪律、能吃苦耐劳、能打硬仗的石油工业队伍。大庆是我国自行勘察开发出的一个特大型石油工业企业。”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 历史回顾：工业学大庆运动前前后后 》）
同时，毛泽东指出“节约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则之一”。为此，节约成了一种群众性的运动，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建设材料。
计划经济可以产生竞争制度，实现高效率。同样，哈耶克也否定计划经济的竞争制度。他认为，只有在人对金钱的需求动机上的自由才能产生竞争制度。或者说在金钱上的自由利益之争才算竞争机制。按照此种逻辑当然计划经济就不存在哈耶克的“竞争制度”的概念，社会主义也不需要这种惟利是图的不择手段的低层次的自由竞争制度。哈耶克的“竞争制度”在西方也不是一种共识。因为这种“竞争制度”会破坏政治制度。而“政治制度有结构方面的内容，也有伦理方面的内容。一个政治制度软弱的社会，无力约束个人和集团欲望的泛滥，其政治状态必然象霍布斯所描述的那样，充满着社会势力之间的无情竞争……”社会主义的竞争机制主要依据在公正、公平、信任和为人民服务基础上形成的团队的“主人公精神”，中央与地方的两个积极因素及企业的自主权产生，对利益的协调和分配是三兼顾的公共利益的制度，实现形式是经济民主：（1）、“比、学、赶、帮”的劳动竞赛；（2）、树立榜样，如大庆、大寨；（3）党员和领导的带头作用。通过这些企业和职工就能够充分发挥出积极性和创造性。在社会主义已提供了劳动人民的生存权、工作权、享受教育权和住房、医疗等福利的情境下，毛泽东显然反对损害社会主义精神的“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的低层次竞争，倡导“两大”精神显现的贡献性竞争，这种竞争话语描述了社会过程学说。查尔斯*霍顿*库利叙述了毛泽东的竞争话语显现的公众精神是与人类本性相合的，是文明社会的需求：
真正的进步不在排除竞争精神，而在于把它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究竟竞争精神意味着什么，它是否可行，以及如何才能可行，这才是需要讨论的问题。
假设我们在低层次的惟利是图和奉献性竞争之间作一个粗略的划分。区分主要取决于它是否专注于普遍认可的利益。低层次精神包括所有纯生理的冲动，如饥饿、喜好、喜热畏寒，也包括更富有想象力的动机，如对贫困的恐惧、对获得的贪婪、对权力的钟爱，表现的欲望、竞争的兴奋、甚至对声誉的喜爱，只要它们是纯个人性的，不包括对共同理想的奉献和忠诚。
奉献性竞争并不排除其他冲动，而是把它们分散指向对更大整体的专注，这样它们就享受到了固有的更高层次观念的调整、提高、控制、甚至是压抑。竞争和对荣誉的追求将继续存在，但是在“团队工作”的纪律下，个人需要的时候，总是需将整体的利益置于个人荣誉之上。个人可以为满足其个人及家庭的需要而奋斗，同时，更多和更大的竞争所带来的则是对某种长期存在的公众价值观的贡献感。
金钱在引导和刺激我们的努力方面，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金钱更像是一种次生的而不是原始的动机，
但是这种动机对人类本性要更高层次的激励是不够的。大部分的时候它们以一种肤浅的方式控制着我们，如果允许金钱动机诱导而不是跟随我们人格中深层次律动的话，它将使我们降格为贪婪者和物质主义者。
我觉得我们中大部分的人会承认贡献性竞争是令人愉快的，同时在某些方面也确实得到了实行，但问题是它是否层次过高，因而在普遍意义上不可行。
然而，它并未局限于高层次群体。它在学院和大学中的体育活动中十分普遍，在此艰苦工作和坚忍克己得到了实现。只有一种动机，即对集体的热爱，它使每个人都觉得团体的成功比个人的荣誉更为重要。然而，没有人会宣称大学生的本性会高于普通人。至于那些来自社会的各阶层的普通士兵，他们很快学会了珍惜他们所在团队或连队的荣誉，甚至在没有任何个人报酬希望的情况下会不惜用他们的生命去追求它，关于他们，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呢？公众精神和人类本性是相合的，只要我们内心能真正理解公众的事业，那么可以说一切事情都是在我们意料之中的，包括最高层次的自我牺牲式的贡献。
即使在我们当今混乱和自私的经济生活中，最好的成果也更多是贡献性竞争冲动的产物。
社会中存在这样一种用高层次动机去取代低层次动机的趋势，……
只要我们的社会秩序无法培养出一种为整体乐意奉献的精神，它就不可能带来更高的效率。
（《社会过程》P105—109查尔斯*霍顿*库利 华夏出版社 2000年1月第一版）
库利与毛泽东独创的贡献性竞争思想是相通的。其实，这种相通也同样存在于西方的不少大思想家的语境中，如：波普（思想决定经济）、哈贝马斯（社会组织决定生产力发展）。特别应注意上述引文中库利最后三句话。“最好的成果也更多是贡献性竞争冲动的产物”这在毛泽东时代是十分普遍的“更高的效率”。可现在，主流精英套用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为了西方经济人假设的所谓经济规律，不惜颠覆已在工人、农民之中存在的社会主义精神，更无视工人、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把工人、农民杜撰成懒汉，用初级阶段消解贡献性竞争机制，走着与现在西方“社会中存在这样一种用高层次动机去取代低层次动机的趋势”相反的路——高层次动机向低层次动机“回归”。所以何新先生要大声呼吁：“主流精英要击垮中国经济。”虽然，经济没有垮，但道德已经垮了。
计划经济可以实现统筹兼顾。一九五五年十月，毛泽东指出：“全国统筹兼顾，这个力量大得很。资本主义私有制大大地妨碍统筹兼顾，妨碍国家的富强，因为它是无政府性质的，跟计划经济是抵触的。”（《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统筹兼顾”这个概念从经济领域叙述有三个内涵：（1）、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在利益分配制度上解决好公正与效率的关系。（2）、调整好经济结构。a 合理处理农、轻、重的关系。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b 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c 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3）城乡结合的关系。工业对农业的支援。
第三，“两大”精神显示出计划经济能够使国家从战略高度安排经济建设。这种国家战略的选择机制对于落后国家赶超世界先进国家尤其重要。如国家领导下的科学技术创新体制。技术大协作，重大项目投资机制。如：1973年6月20日 国家计委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国民经济计划问题的报告》，指出在本年度内要把大型建设项目从1500个压缩到1200个左右，今后要把更多的投资用到技术改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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