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连旭：当心，苏共的惨烈下场！
杨连旭
2008/8/8
过了立秋，气候宜人，大脑灵活，应俺村臭皮匠们的强烈要求，继《农民强烈要求高呼：胡主席万岁！温总理万岁！习副主席万岁！》和《武警部队，期盼你永远是最可爱的人！》，再披露些他们的议论。
2008年6月29日 ，黔省瓮安县的群众火烧官府；
2008年7月1日 ，杨佳奇袭沪市一警局；
2008年 7月3日 ，湘省邵阳县石龙村，男女老少以锄头、鸟枪抵抗前去抓捕的正规军和警察；
2008年7月5日 ，陕省府谷县的群众砸烧了警车；
2008年7月29日 ，滇省孟连县的胶农反攻前去抓捕的警察。
仅仅对头一个月的时间内，就有了这五起公开报道的民变。这是个危险的信号，这是向党国发出的警告：
当心，中共比苏共的下场或许要惨烈！
对此，臭皮匠们提请党国、领袖和官吏注意：可要小心哟，是到了采取坚决措施挽救危局的时候啦！
否则，大难临头、出路何在？
（一）
土豪劣绅、达官显贵、记者文痞无论公款私款，反正是有钱周游列国、见多识广，所以也就有资格经常大发感叹：西方多么富庶，美国怎样美好。
穷乡僻壤的庄稼汉们，每日劳作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养家糊口尚且吃力，哪里来的闲钱周游四处、更不要说列国啦！所以，就连咱们中国的事也还说不明白呢，更没资格说人家外国的事呀。
好在科学技术进步到了电脑网络时代，俺们也能遍知天下闻啦！也就有胆量议论议论、说道说道这天下事了。
要说关于苏共丧权辱国直至彻底崩溃的原因，全世界的议论可是多如牛毛，可无论是高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亲身经历者，他们所总结出的都是形形色色的、却不是根本的原因！
俺村的臭皮匠们认为，要论苏共丧权辱国直至土崩瓦解的根本原因，那还是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早在1960年代就指出的：不讲阶级斗争、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导致了修正主义泛滥成灾，诱发了苏共的蜕化变质，失去了民心！
斯大林不讲阶级斗争，可由于他不仅有坚定不移的政治信仰、超众出群的人格魅力，而且有举世罕见的雄才大略、无以匹敌的丰功伟绩，压抑了修正主义。
可到了赫鲁晓夫，由于是篡权执政，为巩固地位，他采取了两大方法：
一是、任人唯亲，并强化和扩大了斯大林时期的干部特殊照顾制度，以收买
官心，结果开始逐步形成了一个官僚贵族阶级。
二是、实行了以利用和刺激起发家致富的私欲为主的改革，以图激发社会对斯大林坚持共同富裕的不瞒，全面否定斯大林，导致了惟利是图的修正主义兴起。
由此，同样篡权的勃列日涅夫也依法炮制，直至戈尔巴乔夫这个名副其实的修正主义者。
这样，苏共内部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修正主义兴起、党风败坏，至戈尔巴乔夫时期，不仅修正主义泛滥成灾，而且日趋腐败：职务越高，津贴越高，特权越多。在社会商品短缺的情况下，可供高级干部享用的特供商店仅是莫斯科就达100多处，各种各样生活用品应有尽有，其它诸如出国、就业等等，自不在话下。
这样，苏共就已经从为人民谋利益、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政党蜕化变质成了实现个人升官享乐的工具、维护官僚贵族阶级的组织。多数人入党的目的，就是为了个人升官享乐；社会普遍认为，这个党只是代表着官僚贵族、并不代表人民的利益、并成为人民的负担和国家的浪费了。
至此，苏共已经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泥足巨人！任何风吹草动，都将使它轰然坍塌。
正因如此，当1991年8月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并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时，苏共顷刻土崩瓦解。无论是其多数党员，还是多数人民，并没有大惊小怪。因为：
一是、对其多数党员来说，党不过是实现个人升官享乐的工具而已。那么，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既然这个工具不时髦、不好用了，那充其量也只是另换一个时髦好用的工具问题。苏共是否存在，无所谓。
二是、对多数人民而言，党不过是维护官僚贵族阶级的组织，并不代表人民的利益，解散了、崩溃了，社会反倒减轻了一个负担和浪费，是件于国于民、顺理成章的好事。
也正因如此，苏共是在平静平淡中土崩瓦解的，并没有在本国产生多大的社会反响，反倒是因为实现了杜勒斯当年的“和平演变”战略，在国际上反响剧烈。
试想，如若苏共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收买官心，不实行以利用和刺激私欲、全面否定斯大林为主的改革，那么也就不会蜕化变质成了实现个人升官享乐的工具、维护官僚贵族阶级的组织，依然是为人民谋利益、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政党，这又怎么可能土崩瓦解、实现“和平演变”呢！
讲经济困难，能比的上三年国内战争时期，如《列宁在一九一九》中所描述的那样嘛，至于到把粮食人民委员饿晕的地步嘛。
说美国凶恶，能比的上支持白匪叛乱、刺杀列宁，并联合进行武装干涉的14个资本主义列强嘛，能比得上大军压境、兵临城下的希特勒德国嘛。
论思想混乱，比得上当年普列汉诺夫等人公开反对十月革命嘛，比得上米塞斯发起的对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的理论围剿嘛！
就在那样困难条件下、险恶环境中，苏共愈战愈强、苏联越斗越壮，直至成为超级大国。可是就在苏共权力最大、苏联国力最强的时候，苏共和苏联却土崩瓦解了。
更何况，无论如何，苏共和苏联同古共和社会主义古巴所遇到的困难与危机相比，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可古共和社会主义古巴至今还依然傲立在美帝国主义的大门口呢。
所以，苏共和苏联却土崩瓦解的根本原因只能是一个，就是毛主席提前30年所指出的：不讲阶级斗争，实行修正主义路线！
还是阿拉法特他老人家说得好哟：“什么是伟大？这就是伟大！”30年前早知道。别人想不服，那行嘛。也拿出个真东西来比比看！
还是华主席英明哟。人家和吕后、汉惠帝、曹参一样，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行，就来个萧规曹随，大搞“两个凡是”。虽说是极端了点，可要是大搞至今，至少大方向还是正确的，也不至于沦落到在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内，就有了这五起公开报道的民变发生。
闲言少叙，咱们书归正传！要说苏共能在平静平淡中土崩瓦解，苏联人和苏共党员们那还要感激戈尔巴乔夫：
因为是他的改革，使苏联免除了暴力革命和个人报复的社会动乱、流血灾难。
相反，中共尚在执政，就已经出现了暴力革命和个人报复的前兆。
（二）
那么，为什么苏共能在平静平淡中土崩瓦解，而中共尚在执政就已经出现了暴力革命和个人报复的凶兆了呢？
就是因为他们所谓改革的内容和方法虽然基本相同，但人物和时空有所不同，因此过程也就不同。
苏共的所谓改革始于1950年代中期的赫鲁晓夫，中共的所谓改革始于1970年代末期的邓小平，相差了20多年。
这两个所谓社会主义改革的始作俑者，个人经历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第一、都是在第一代无与伦比的领袖去世后，经三年左右的权力斗争脱颖而出的。
第二、都是第一代领袖器重的人，都曾在战争时期出任过一个方面军的政治主官，在和平时期出任过地方党的最高领导、执掌中央党务；
第三、都有子女在第一代领袖时期受到过伤害；
第四、都对第一代领袖过世前后表示过忠诚、高度颂扬！
他们两者的所谓改革在内容、方法和结果上，几乎如出一辙：
其一、先从农业入手。
赫鲁晓夫一是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取消农副产品的义务交售制；二是大规模开垦荒地，扩大播种面积，种植玉米，增加粮食产量；三是取消农业机器拖拉机站，把农业机器卖给集体农庄；四是放宽了对个人经营副业的限制，扩大了集体农庄的生产自主权。
邓小平也是1979年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1981年实行包产到户，最后取消农副产品的义务交售制。
其二、在政治上
赫鲁晓夫清算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指出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一系列极其严重地歪曲党的原理，歪曲党的民主和革命法制的根源。”
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提出“全民国家”、“全民党”，“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和“全面裁军”政策，摒弃了“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思维，对内结束十月革命以来的“内斗”；对外以求与各国和平友好，结束长期“冷战局面”。
同时模仿斯大林个人专权的做法，制造对自己的个人崇拜。
邓小平则是彻底否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清算了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和个人崇拜，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实行大裁军、下马重点建设项目，主张韬光养晦，自造出了第二代领导核心。
其三、在经济体制上
1961年10月，在苏共召开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新的《苏共纲领》，提出了以扩大企业权限、加强经济刺激、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各种经济杠杆以及加强经济核算为中心的比较完整的改革思想和方向。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强调“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
其四、在结果上
鲁晓夫当政的1953—1964年，苏联工业年增长率始终保持在9.1%—13.2%， “日子比斯大林时代轻松”。但是改革10年：
1.国民经济综合指标下降。根据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提供的材料，苏联社会总产值从1956年到1963年八年间，增长速度降低了一半。
2.劳动生产率也不断下降。1950—1955年，工业中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7.8%，而在七年计划的年份里，工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实际下降到5.6%。
3.农业生产形势严峻。1959—1963年农产品的年均增长速度，前四年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7%，1963年因旱灾则为负增长，引发了全国粮荒，甚至连面包供应也发生了严重困难，到1964年肉类产品在各地普遍出现长时间脱销。
4.农业改革也未能有效提高农业人员的物质利益。集体农庄人日劳动报酬合计，1958年为1.56卢布，到1963年仅增加到1.89卢布，增加了21%。可五年中，国营农场的农产品成本却提高24%。
5.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正在休假，苏共中央举行全会，以投票的方式，解除了赫鲁晓夫党内外一切职务。
于是，赫鲁晓夫被迫表示“自愿退休”，由继任的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开始恢复斯大林时期的政策。
同样，邓小平时期1978—1989年，中国经济增长举世瞩目、社会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但是，改革10年：
1. 出现了农产品收购“打白条”、卖粮难，农业连续徘徊；
2. 国营企业陷入困境；
3．形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4. 出现了严重的官倒私倒；
5. 1989年6月发生了全国性动乱。
于是，1989年9月，邓小平表示并于11月正式“自愿退休”，由江泽民开展了“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活动”、李鹏进行经济秩序和环境的治理整顿。
列位，看到了吧。有关其中的是是非非，咱们姑且不论，单就说当年毛主席把刘邓两位主席说成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这个论断，那可是无比正确、不委屈他们的吧！
当然，邓小平毕竟不是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也终究不是邓小平，两人相似不相同也就决定了他们所主导的改革，也是有所相似、有所不同的：
第一、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闭幕不久，就于1957年6月被以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为首的中央主席团解除了职务，但却在国防部长朱可夫的支持下，当即就反败为胜重新掌权，尔后又撤换了朱可夫，直到孤立无援被迫“自愿退休”；
第二、邓小平却是在“自愿退休”两年之后，由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支持重新复出，尔后又撤换了杨尚昆，却又主政直到6年后去世。
这样，赫鲁晓夫发起的所谓改革自他1964年10月被迫“自愿退休”，期间中断了21年，直到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掌权后才重提改革；而邓小平设计的所谓改革却是仅仅中断了2年，便又在他自己主导下继续乘风破浪、深入进行了。
正是这个差别，导致了苏共和中共改革现今的不同结果：
一是、苏共以最快的速度、在最短的时间内，能在平静平淡中土崩瓦解；
二是、中共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但已经出现暴力革命和个人报复的凶兆了。
（三）
通常，专制集权都是由暴力革命垮台，都会发生针对其官吏和基本力量的大规模社会报复。
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中国和西方的改朝换代、资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莫不如此。
可是执政长达73年，被国内外反对派咒骂为专制独裁的苏共却竟然在没有暴力革命发生的情况下，就丧权辱国、土崩瓦解，并且也没有发生针对其官吏的大规模社会报复，实是一大历史奇观。
其根源是：苏共的改革，经戈尔巴乔夫再启之后，从理念和方法上同赫鲁晓夫有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即：先政治，后经济。
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的伊万诺夫将军90年代和记者议论赫鲁晓夫的功过时说：“他是个犯了错误的共产党人。他跟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不一样，是真心想实现共产主义的，只是方法不对头，效果不好。”
确实，赫鲁晓夫曾经在战场上为国为民浴血奋战过，还有着共产主义信仰，他提出的修正主义路线只是否定斯大林，可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而，戈尔巴乔夫则是没有共产主义信仰的完全彻底的修正主义者，他不仅是反对斯大林、更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自然要优先改革社会主义制度啦！
这样的改革，虽然轻而易举地摧毁了苏联和苏共，却也有一个意外收获，即：苏共能在平静平淡中土崩瓦解，没有出现暴力革命和个人报复。
究其原因是：在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导致苏共丧权辱国、土崩瓦解之时，由于苏联还没有大规模开始经济改革，也就没有产生私有制和社会贫富分化，此时苏共的腐败主要表现为特权制度豢养出的官僚贵族阶级成为了国家和人民的沉重负担。
也就是说，苏共的腐败是制度的腐败，大多数官僚只是凭着特权制度就可以合理合法地享受着贵族的生活和待遇，并不需要贪赃枉法、掠夺百姓，也就没有形成个人冤仇。
这样：
第一、百姓痛恨的是苏共的特权制度和苏共领袖，却对其中的多数官僚并没有个人仇恨，自然也就有只要苏共丧权垮台就完事大吉的思想！
第二、苏共的领袖和高官集团又像当年的北洋军阀一样，本是同根生、相煎并不急，所谓改革不过是大家轮流执政罢了。苏联解体后，不少是原来苏共的干部又成了相关各国政府中的高官，虽然相互争权夺势各不相让，可毕竟都是自家兄弟，俱荣俱损，其它的事还是要相互包庇的。
第三、至于说，苏联解体后，不少是原来苏共的干部成了莫斯科的大富豪，那多是在苏共丧权辱国、土崩瓦解后的私有化改革中产生的，早就跟苏共无关了。
所以，在苏共丧权辱国、土崩瓦解后也就没有发生针对苏共官僚的大规模社会报复。
与苏共改革是始于赫鲁晓夫，中断21年后再由戈尔巴乔夫重新启动不同，邓小平设计的改革仅仅中断了2年，便又在他自己的主导下继续乘风破浪、深入进行了。
由于邓小平比赫鲁晓夫在战场上为国为民浴血奋战的历程还要丰富，共产主义信念自然也更加坚定，又有戈尔巴乔夫的修正主义改革丧权辱国的前车之鉴，他也就始终是以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经济改革为主。
不仅如此，通过观察1989年的全国性动乱时国内外各种力量的表现，邓小平又得出了这样两个结论：
第一、“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366页）
第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要讲。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368页）
所以，由他选定的两代接班人没有一个是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也没有人胆敢公开抛弃社会主义旗帜。
由此，至今中共也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不仅如此，同样与苏共不同的，还有：
一是、中共不仅并没有名正言顺的干部特权制度，而且至少在理论和法律上是强调要限制、乃至消灭干部特权的；
二是、已经开始的经济改革产生了丰富的私有制和极度的社会贫富分化。
这样，中共的官吏们，若想享受着贵族的生活和待遇，只有两条出路：
第一、以养廉和留人为由，鼓吹高薪特权制以合法攫取；
第二、贪赃枉法、损公肥私、损人利己，官商勾结、侵吞公有资产、压迫人民、直至公然掠夺百姓。
也就是说，中共的腐败是官吏的腐败。由此，必然引发社会各界各阶层各阶级的普遍的不满和怨恨！
这种不满和怨恨，与其说是针对中共政权，不如说针对的是具体的大小官吏！
村民们由此判断：“肯定是某个官员从中渔利，擅自将架桥方案改成造价低的填土方案。”这就说明了一切！
所以，就现实的政治表现而言：
其一、当时的苏联，由于形成了腐败的制度，社会普遍对苏共，尤其是对其领袖，感到失望和怨恨，可对其官吏却不以为然；
其二、现今的中国，由于出现了腐败的官吏，社会普遍对中共的官吏感到失望和怨恨，可对中共，尤其是其领袖，却寄予厚望！
正因如此：
第一、在当时的苏联，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主张在社会上适销对路、迅速畅销，形成强大势力，甚至包括苏共自己的大批基层官吏。于是，苏共丧权辱国、土崩瓦解，戈尔巴乔夫等领袖销声匿迹。
第二、在当今中国，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主张并没有多少市场，除了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和奸商文痞相应之外，相反，劳动人民要求的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恢复毛泽东时代的群众路线，清算欺压和掠夺百姓的贪官污吏！
由此，中共现在虽然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但却已经出现了针对基层贪官污吏的暴力革命和个人报复的凶兆了。
正因如此，以时下而论，随着领袖的不同表现，中共前途无外乎有两类三种可能：
一类是、面临危局，趁社会普遍寄厚望予领袖之际，领袖当机立断，采取断然措施，回归正确路线，力挽危局，避免社会暴力革命的发生。
二类是、面临危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直到针对贪官污吏的民变民暴蔚然成风、成为时髦。由此，又有两种可能：
一是、中国内部有作为的正义力量起来，改弦更张，惩治贪官污吏，以平民愤。
二是、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乘机崛起、乘势而上，演变成全社会的暴力革命，组织和放纵对中共的大规模社会报复！
果真如此，那中共可就比苏共的下场要惨烈哟！
何去何从，自然是由领袖定夺啦！
《老子》云：“天网恢恢，疏而不失（上天的惩罚广大又宽广，稀疏却没有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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