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倡导中国近代化洋务运动的成败与功过
吕加平
(2008年6月14日)
(此文发表在2008年6月《曾国藩研究导报》第18期)
一
晚清的杰出思想家、被后人誉为“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魏源(1794-1857),曾经提出:“学古人书,求修身道,友天下士,谋救时方。”魏源是湖南邵阳人,他的这四句名言刻在邵阳火车站前魏源广场他的全身塑像座基之上。
魏源“友天下士”所要“谋”的“救时方”,是其所著的《海国图志》一书中“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思想的延伸,他认为:“师夷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以后他进一步认识到“夷之所长,不徒船炮也”,而是一整套近代化工业体系。他说:“有用之物,即奇器而非淫巧”,“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所以中国应该善于向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兴起近代化工业经济,制造洋枪洋炮洋器,使落后的中国尽快强盛起来,以能抵御西方列强侵略掠夺,最终打败和制服这些西洋之“夷”,而如果不善于向西方各国学习,必会被这些强夷所打败制服。为此,他提出在广东虎门设置造船厂和火器(枪炮)局,聘请西方工匠技师传授,选拔本国巧匠精兵学习制造和使用。除此之外,他认为对诸如“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火轮车、自来水、自转碓、千斤称之属,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这样就可以以军事工业带动民用工业。他甚至还主张鼓励商人投资近代工业,“沿海商民有愿仿设厂局者,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
魏源的《海国图志》是在他的好友林则徐所编著的《四洲志》一书基础上继续收集材料编写成的,它是亚洲第一部有系统地介绍世界史地的著作。毛泽东对魏源有很高的评价,1938年3月,他曾对一位到延安来考察学习八路军治军方略的湖南邵阳籍并是魏源族亲的国民党少将说:“你们那里出了个魏源,他是个大思想家,大改革家”。“魏源写了一本《海国图志》,提倡放眼看世界,让中国人民开阔眼界;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调夷仇国以攻夷’,给我们民族提出了反对外来侵略的政治与技术的策略,批驳了清政府投降派的卖国论调,提出了重要的反侵略军事思想”(见《湘潮》杂志2007年第2期第20-21页)。魏源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改革思想,无疑直接影响和引导曾国藩开创的“洋务运动”。
很凑巧的是,我的户籍所在地也在湖南邵阳,与魏源和曾国藩也可以算是同乡了(建国后,双峰县曾一度属邵阳地区管辖),而我的岳母是曾国藩的(第四代)曾孙女曾宝葹(原名曾宝蔟,就读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英文翻译家,译著有《世界著名科学家传》等),我的夫人是曾国藩的(第五代)玄外孙女。其实我的祖籍在上海,直到1965年因我夫人从北京中央某文艺单位乐团调到湖南,我才从北京退伍后随之入籍湖湘定居邵阳的。而中国真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实际上应该是明末崇祯年间的上海人徐光启,他上书历陈西洋神器之妙用,首先呼吁明廷重视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购置西方枪炮。他说:“西洋神器,既见其益,宜尽其用,恳乞圣明,极敕当事诸臣……可以克敌制胜者,独有神威火炮一器而已。……惟尽用西术,乃能胜之。欲尽其术,必造我器尽如彼器,精我法尽如彼法,练我人尽如彼人而后可。”徐光启的家乡在上海徐家汇,徐家汇这个地名就是后人为了纪念他这位中国第一个提出并实践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中国近代科学家而作此命名的。我既与徐、魏两位首先“开眼看世界”的先驱者为同乡,又与按照魏源思想(实际上也包括徐光启的学西术思想)开创中国近代化洋务改革运动并为毛泽东所“独服”的曾文正公也为同乡并有姻亲关系,得教匪浅。
更凑巧的是,曾国藩是创建中国近代海军第一人,而我父亲吕炳奎是中共海军的创建者之一。他在抗战前是上海嘉定的一位中医,上海沦陷后他在家乡组织了嘉定外冈游击队,并建立水上部队打击日伪,还配合新四军先遣队袭击日军虹桥机场,击毁五架日机。后奉命创建中共第一支海军部队新四军海防旅并担任政委,开创了浙东抗日根据地,国共内战时为三野海防纵队(师)政委。由于该部官兵大部分是上海人,所以是一支名符其实的“沪军”,上海战役时他率部打回上海。解放初期中央军委在该海防师的基础上组建了东海舰队,他因在战争中负伤致残而转业地方,任江苏省卫生厅厅长。后受毛泽东主席委托,在南京创建了现代中医医疗和教学理论体系,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中医医院和中医学院。后调任中央卫生部中医司司长,主持将中医医院和中医学院在全国推广建立,形成庞大严密的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的医疗和教学系统,成为新中国中医事业的奠基人,有“中医将军”、“中医司令”之称。他也是电影“五十一号兵站”中的小老大和现代京剧“沙家浜”中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的原型。因此这段历史由我这个徐、魏同乡、曾家姻亲来评说,也许更贴近些,故而不揣冒昧、班门弄斧地写此拙文。
二
曾国藩是按照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实行洋务运动的,并且在魏源“师夷制夷”、“以夷制夷”、“自强”“救时”思想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提出了“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师夷智以制夷”的主张,也就是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并付之实践的第一人。于是,中国近代化军民工业、文化教育、派生留学和翻译西方科学书籍等迅速发展起来,由此开启了中国近代化改革自强的先河,使国人的观念迅速改变,使中国产生了近代资本主义最初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从而为中国的资本主义近代化打下了一个基础。
因此,从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意义上来说,曾国藩在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指导下所开创的洋务改革运动,对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资本主义近代化发展是有重要贡献的。加上他在王船山思想的基础上兴起和宏扬了湖湘文化,聚集并提携了一大批湖湘精英人才;在镇压太平天国战争中,他屡败屡战,反败为胜,全歼对手,立下头功。在此十二年征战过程中,战争之初太平军拥有百万之众,作战悍勇,曾经几次大败湘军,逼得曾国藩两次走头无路跳水自尽,一次写遗书准备引刀殉职。可是太平天国的领导集团自1853年3月占领江陵(南京)定为“天京”都城以后开始贪财爱色、贪图安乐享受,以后更是步入腐败快车道而沉于奢靡、争权夺利、内讧分裂、自相残杀,并醉心于愚昧神权巫术信仰,大搞“天父天兄附身托梦”的荒诞指挥和落后统治方式。洪秀全骄奢淫逸、腐化迷信、猜忌成性,对违己者的杀戮心狠手毒,对后宫的残暴令人发指。他自己占有姬妃八十八人,又令各王每人纳姬妾十人,而对一般起义者却实行男女分营的隔离制度,不许有家庭,有家者也不准过正常夫妻生活,违者皆斩,连“老兄弟”都不放过而施以点天灯酷刑。对百姓更是巧立名目地横征暴敛、抓兵拉夫、抢劫搜刮、扰民压民、焚书杀士、施以暴政。天国各王个个大兴土木、建宫造殿、姬妾成群、穷奢极欲,在战败逃跑或叛变投降时又个个携带大量金银财宝,连李秀成在天京突围时都不例外。于是,虽然太平军中下级官兵和前线将领奋力拼杀,却也已使太平天国民心大失,军心动摇,叛变反戈成风,军事实力和作战能力锐减,完全丧失甚至彻底背弃了推翻满清黑暗统治、建立平等博爱社会的革命起义初衷而性质大变。天王洪秀全和由被他乱封的2700多个大小王组成的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在还未夺取全国政权之前就如此迅速地腐败糜烂、蜕化变质,使之成为较腐败的清朝尤有过之的贵族腐败小朝廷,这比明末占领北京、逼死崇祯、推翻了明王朝以后才贪财腐败的李自成起义都不如。如果不是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将它剿灭,而是由太平天国来取代满清而称帝建朝一统天下,建立比封建君主专制更坏的天王巫术神权专制,推行更加愚昧落后、腐败野蛮的黑暗统治,其后果将不堪设想,真会像著名哲学家冯友兰说的要使中国社会倒退几个世纪,这种来自远离和落后于中原文化的更南方民族杂居地区而有悖于中华文明的农民起义,实属中国历史所少见。洪氏集团的行为、动机和变态心理实在不可思议、令人鄙弃,他们的天国小朝廷由极盛到极衰、由为民革命到腐败没落的快速蜕变,也就为儒生从戎的湖南人曾国藩大显治军方略和军事才能提供了极佳的机会,太平军因此转胜为败,全军覆没,曾国藩湘军则反败为胜,完满凯旋,从而不仅阻止住了中国更加落后的倒退劫难而力挽狂澜,而且又由他造就了“无湘不成军”的神话和飚扬了坚忍执着、血性霸蛮、敢为天下先而勇于死战的湖南人精神;而他在修身养性、耕读家风、治学治国、清廉从政、勤勉诚信、识荐人才等等方面也有独特成就,成为湖湘文化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因此他不仅作为清朝“中兴第一名臣”被满清同治皇帝赐予“勋高柱石”的亲笔御匾和册封为一等“毅勇侯”之高爵,成为清代以文人封武侯第一人,并官居一品,而且也为毛泽东和蒋介石所折服。
三
也是湖南人的毛泽东在青年时就熟读曾国藩的家书、奏稿,称赞曾国藩是一个真正探得“大本大源”的人,不仅将曾氏与周公、孔子及理学二程并称为“立德、立言、立功”三并不朽者,而且还特别记述了《曾文正八本》的要旨,即“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等,以认真学习,铭记在心。他到延安以后还向一些干部提议阅读《曾文正公家书》。
曾国藩在统领湘军与太平军进行长达整整十二年的作战中,不仅水陆湘军从最初常吃败仗而使他多次差点丧命的一万七千多人,扩充到能征善战、大获全胜而使他成为杰出统帅的数十万人,而且在战略战术上形成了一整套克敌致胜、高人一筹并独成体系的湘军兵法。毛泽东既关注太平军的作战方法,曾和郭化若将军谈起过太平军的被曾国藩称之“五瓣莲花抄尾阵”的“螃蟹阵”,更注意研究战胜太平军的曾国藩湘军兵法。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创立受曾氏湘军兵法的影响很大。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指挥红军作战时,其军事战略战术方面不少是借鉴曾国藩及其湘军的。而且他的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方法,与曾氏湘军学风有类似之处:他的关于集中兵力的“十大军事原则”和明确主攻方向的一贯作战思想,与湘军兵法颇为雷同;他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则与曾国藩等人提出的“恃己”和“自强”有很大的一致性;“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毛泽东这句名言,曾国藩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认识到了。他从认字启蒙开始,对来自山村“朴实少心窍”而没有文化的赤脚农民进行文化和仁、礼教育,并亲自编了一首《爱民歌》,主要强调湘军要爱民,爱民首先要遵纪。曾国藩身体力行,亲自教授,令士兵先识字,再识义,使湘军个个都会背唱《爱民歌》。毛泽东要求人民军队遵纪爱民要有文化,同曾国藩对湘军官兵的这个要求如出一辙,而他在创建工农红军后所亲自主持制定并要求官兵人人会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内容与曾国藩在湘军出战初期时所作的《爱民歌》几乎是同工异曲。此歌中有这样的歌词:“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第二行路要端祥,夜夜总要支帐房”;“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要得百姓稍安静,先要兵勇听号令”;“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而在1943年时,中共的《八路军军政杂志》还曾出版了《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白话解》,作为官兵的军事读物。
因此可以说,毛泽东军事思想与国防建设理论,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曾国藩湘军兵法和其反映在湖湘文化中的国防建设思想的延伸和发展,可见毛泽东在军事、国防和国家安全方面受曾国藩的影响之深。所以毛泽东不仅把曾国藩视为治学为人的榜样,更把曾文正公作为行军打仗的楷模,甚至在很早时就高度评价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他在1926年3月18日纪念巴黎公社演讲时说:“打倒太平天国出力最多的是曾国藩,他当时是地主阶级的领袖”。后来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又说:“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这是洪秀全的手段错了。”而“无湘不成军”更是他经常挂在咀边的口头禅。后来他还对曾国藩之弟曾国荃的玄孙女、解放后担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的曾宪植开玩笑说:“阿曾,你那支娘子军,怕是打不过曾文正公的湘军吧。”
历史学家范文澜在所著的《中国通史》一书中,对曾国藩的一生作出了“汉奸、刽子手、卖国贼”的定性,但毛泽东并不认同。1967年1月文革期间他派女儿去看望重病住院的范老时转达了他讲的两件事,一是要范先生安心养病,二是讯问范老《中国通史》下卷能写完否,对曾国藩的评价,可重新商榷。而在1969年1月的一次谈话中,他还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这一句话虽然贬褒相间,却也包含有他对曾文正公不无敬意的佩服(见胡卫平《曾国藩“热”的社会背景》一文,刊载于2007年6月第14期《曾国藩研究导报》第16—19页)。
蒋介石明确表示过要师承曾国藩,要求国民党军队中的将领必须“认清历史,效法曾(国藩)胡(林翼)”。1924年他当黄埔军校校长时把曾国藩、胡林翼的用兵之道编成《增补曾胡治兵语录》作为黄埔军校教材,强调“原本校同志,人各一编,则将来治军、治国,均有所本矣。”他对曾国藩的《爱民歌》更是命令每位国民军人都要背诵牢记,遵照执行。
四
正因为以上这些原因,又由于中国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几年来,人们普遍认识到曾国藩这位中国近代化改革开放发轫者的重要贡献,湖湘文化对近、现代中国所起的重大影响和作用,以及曾国藩廉政事迹、成功家教和学术成就所拥有的广泛文化基础和群众基础,所以一股曾国藩“热”腾然兴起,并持续升温,对曾国藩的业绩和重新评价受到朝野各方的高度重视。对此,现在已属于娄底市管辖、位于风景秀丽的双峰县荷叶镇他的故居,中国唯一保存完好的神秘乡间侯府“富厚堂”,已在2006年3月29日被国务院列为第六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这是娄底市第一处国家级别的文物资源,当年6月10日获得省政府正式公布授牌,并入选新潇湘八景之一,以供人们“游曾文正公之故里,探齐家教子之秘诀,觅立志成才之要义,学读书作文之妙法,学修身养性之要诀,得为人处世之良策,品湖湘文化之精髓”(此语出自“富厚堂”参观游览须知)。当年11月30日,有关部门又专门成立了“曾国藩研究会”,会址就设在曾国藩故居旁。自此以后,到“富厚堂”参观、学习、研究、探讨和旅游的人络绎不绝,尤其在长短假期时每天前往者可达千人以上,真可谓盛况空前。
比曾国藩年长十七岁的魏源是曾氏倡办洋务运动的思想导师,他的故居在邵阳市隆回县司门前镇的一个小山村里,此处和曾国藩的故里荷叶塘一样,绿山环抱,山清水秀,不远处是风景秀丽的瑶乡六都寨水库,又名魏源湖,也是被入选新潇湘八景之一,视野要比荷叶塘更开阔些。这两位中国近代化洋务改革先驱的故居相距100多公里,都是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去这两处参观游览,正好构成一条了解中国近代化改革开放的洋务旅游线路。参观者由此也可以实地体验一下魏源、曾国藩这两位当年拖着长辫子的大清子民、山野村夫、普通秀才是怎样走出落后闭塞的小山村,去开眼看世界地闯荡天下,并倡导中国近代化洋务改革运动而干出一番不平凡事业来的。
五
曾国藩在同太平天国作战初期针对太平军使用洋枪洋炮,也购置了不少西洋枪炮火器与之相战,以后更是致力于国富民强、力主学习西方科技工业的实践,开始了“使彼之长,我皆有之”的洋务起步。在曾国藩置办洋务的推动下,清廷在1860年正式设立管理“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就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外交部,以此为起点,中国的洋务运动正式起动。1861年8月曾国藩呈折向清廷提出:“购买外洋炮船,则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清廷不仅予以批准,而且即对办“洋务”的“总理衙门”权力予以扩充,使之成为清中央政府最重要的机构,曾国藩即于当年创建了引进和学习西洋军工技术的安庆内军械所。他召集了当时全国最优秀的精于西学的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汇集于安庆的这个兵工厂内,制造火绳滑膛枪、子弹、火药、炸炮等武器弹药,还效仿西方技术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和第一艘以蒸汽机为动力并以“黄鹄”为命名的木壳轮船,从而使安庆内军械所不仅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化军工企业,而且又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军事技术研究所和科学技术研究所,自此使中国迈出了近代化洋务改革、即也可称为中国工业革命的第一步。接着,曾国藩派容闳去国外采购了一百多种机器,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引进西方的机器设备。然后又主持建立了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官办企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制造出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艘大型兵舰“恬吉”号,并采纳容闳建议,创办了不是培养“官才”,而是造就懂专业的科技人才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技工学校,依靠从国外引进的和自己培养的工程科技人才,又相继制造出“威靖”、“操江”、“测海”等处于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型兵舰。同时他又上奏要求开采煤铁各矿,试办招募轮船,用于加强整个国家新兴的工业基础,并提出建立外海、内海、里河三支水师的近代化海军,以“外而御侮,内而诘奸,三支水师,均不可少”。于是,持续达三十多年的中国第一次改革开放的近代化洋务运动,就大张旗鼓地开展了起来。
然而尽管洋务运动对中国的近代化改革有着重要贡献,人们却不能不正视如下的惨痛事实:这场由曾国藩按照魏源思想所倡导和实施并在1872年曾国藩去世后由后继的“洋务派”继续推行的洋务运动,其结果却是以1895年2月北洋水师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为标志而宣告失败。而在此十年前的1884年9月,停泊在福州马尾港内的南洋水师因为洋务派惧而不战,被法国舰队夜间偷袭而全被击沉,马江造船厂也被摧毁。随着马尾海战和甲午海战的先后惨败而使一南一北两支水师葬身大海,由曾国藩费尽心血一手推动的中国海军损失殆尽,不复存在,从而导致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中国不仅没有“自强”崛起而“制夷”“救时”,反而被包括后起的日本在内的东西洋强“夷”所制,从此沦为受列强任意侵略掠夺、宰割瓜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更加衰弱了下去。
于是国人不禁要问:“师夷长技”和“师夷智”的洋务结果,为什么会违背魏、曾“自强”“制夷”“救时”的初衷而失败了呢?究其原因,问题恰恰出在曾国藩只接受和实践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却没有采纳和实行他的另一个更重要的思想,这就是他主张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也要借鉴和学习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
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表示他向往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称赞美国的联邦制“其章程可垂亿世而无弊”,还把美国、瑞士的议会制赞誉为“西土桃花源”。他虽然没有像“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那样鲜明响亮地喊出“师西之长制以制西”,或“师西之长制融东西”的口号,但他相信如果“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那么中国就能“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如西海之民”。由此可见,他的这个“因其所长而用之”和“东海之民犹如西海之民”中间,就包含有“师西长制”的内容,而且还要达到东方的中国人和西方的美国人一样的文明程度和智慧水平而两者相融合的内容。因此魏源所开出的“救时方”中不仅有“师夷长技”这一方,而且还有更重要的“师西长制”的第二方。
六
曾国藩只按照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第一个“救时方”去倡导和实行洋务运动,却没有按照魏源的第二个“师西长制”的“救时方”去做,其最大的特点,也是最致命的弱点,就是只片面强调学习西方列强先进实用的技术技能,想以此增强中国军事经济实力去抵抗和战胜西方列强而“制夷”“救时”。曾国藩等洋务主张者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他们都认为:中国的落后,只是军事装备、科学技术的落后,只要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把军事和经济发展起来,中国就能走上“富强”的道路。这也正如曾国藩在向清廷的奏折中所说的:“外国技术之精,为中国所未逮。……精通其法,仿效其意,使西人擅长之事,中国皆能究知,然后可以徐图自强”。因此他们力主“师夷之长技”和“师夷智”,但与此同时却没有重视“师西长制”,即借鉴和学习西方强国适合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需要的先进的上层建筑君主立宪或多党竞选民主政治制度。也就是这场洋务运动只“师夷之长技”而不“师西之长制”;只搞经济发展的改革而不搞政治制度的变革;只治标而不治本。
由此可见,曾国藩是在不触动、不改变甚至要去维护满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前提下去倡导和进行学习西方“长技”的洋务运动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就是,他和洋务派们把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洋务运动而使中国能做到“自强”“制夷”和“救时”的成功希望,寄托在了满清统治者的予以采纳和全力支持上。这种对封建专制王朝的信任和依赖,使他们当时没有重视魏源的“师西长制”这第二个“救时方”,因此也就没有注意和考虑要去借鉴和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可是在他们去世以后的事实证明,这个只片面“师夷之长技”却不同时去“师西之长制”而不去借鉴学习西方先进政治制度,不仅不能“自强”“制夷”而“救时”,反而因为此路不通的失败加剧了中国危亡的民族危机而被“夷”所制,后期洋务派也由此走向了曾国藩创办洋务初衷的反面。
然而与中国只有一水之隔的日本对于魏源提出的既“师夷之长技”又“师夷之长制”的思想主张,采取了与中国截然相反的态度。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中所提出的这两个“救时方”主张被满清统治者冷落了20年,直到1860年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洋务派才把他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重新喊起来,但却又把他的“师西之长制”思想给忽略了。可是日本在《海国图志》出版以后即就引起了朝野的高度重视,很快引进出版,并又很快按照魏源提出这两个“救时方”行动起来,先大刀阔斧地全面实行“师夷长技”之策,在大受其益后,又在1868年“师西长制”地进行了君主立宪政治制度改革的明治维新,所以不仅顶住了西方列强步步紧逼的入侵而避免了成为殖民地的厄运,而且很快崛起强大,并吞并了中国属国琉球,侵略了台湾和朝鲜;继而又在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打败了满清政府,吞并了又一个中国属国朝鲜,并迫使满清政府派李鸿章去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割让了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和赔偿二万万两白银,还获得了在中国内地设厂、通商、航行等广泛的殖民权益而暴发起来,中国却以甲午战争失败为标志,就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了。
因此可以说,日本从一个极为原始落后贫弱匮乏的小岛国,能够如此迅速地发展强大起来而跃居于世界东方、亚洲各国之上,实在得益于魏源《海国图志》的思想主张。对于这么好的奇智良策,中国人自己不用,却被日本人拿去用了,使日本强了,富了,反过来侵略中国老师了,真是可悲可叹。难怪日本的盐谷世雄大为感叹地说:“呜呼志忠智士,忧国著书,不为其君用,仅为他邦。吾不独为默深悲,抑且为清帝悲也夫!”
直到这个时候,中国的有识之士们才开始认识到在“师夷长技”时还必须要“师西长制”地去进行政治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于是新起的康、梁维新派就在1898年支持光绪皇帝,实行“师西之长制”、即效仿俄国、日本的君主立宪政体的改良主义维新变法,但却为时已晚。后期洋务派不仅正式提出拒绝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以此来竭力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统治,而且还与掌握军权的太上皇西太后及其“后党”顽固派联起手来扼杀了这次百日维新的戊戌变法。湖南人谭嗣同等变法六君子在西太后顽固派推翻光绪皇帝的戊戌政变中惨遭斩首杀害,维新派的改革措施除京师大学堂外全部废止,许多赞成新政的官吏被革职驱逐,名为皇帝实无军政实权的光绪“圣上”也被囚禁终身而一直关到1908年死在中南海瀛台。
然而,尽管封建专制顽固派对欲“师西长制”的光绪皇帝和君主立宪维新派进行如此凶残的镇压和迫害,却也阻挡不住政治民主改革的世界潮流和封建专制统治的灭亡命运。随着这次政治维新运动的失败和八国联军的入侵,尽管封建顽固派在不改变后党专制统治前提下也搞些“新政”,以缓和矛盾和危机,却是已经来不及了,极端腐败的满清封建王朝和延绵两千多年的家天下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也终于在1911年被主张实行多党议会民主政治和国家共和制度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举行的辛亥革命所推翻而寿终正寝。
根据以上对洋务运动的简要介绍,也就可以得出如下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只有全面遵循魏源的思想理论,即在“师夷长技”而发展军事经济实力的同时,又“师西长制”地进行政治制度民主改革,才能使经济自强、政治自主、国家自立的洋务革新和维新政改,即“自强”“制夷”“救时”的改革开放运动取得真正的成功,否则虽然在一段时间内可以取得一定的成果和成就,甚至可以看到国家比以前强了,但最终的结果却只可能因为封建专制制度的腐败腐朽而失败,而这也正就是曾国藩身后洋务悲剧的根源之所在,它与日本维新的大获成功而崛起强大形成了强烈鲜明的对比。
七
写到这里,对曾国藩倡办洋务运动的功过,似乎可以作出如下“盖棺定论”的结论了:“曾国藩学习西方的动机主要是维护清王朝的腐朽统治”,“曾国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方式、科学技术来维护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所以他“拒绝借鉴、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
然而问题却并没有那么简单,这个结论下得似乎早了些。
不可否认,曾国藩倡办洋务确有维护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主观动机,但这并不是他办洋务动机的全部,这是因为:
1、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有信奉孔孟之道的儒家文人,尤其是被满族统治者视为异类、防有异心而实行种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汉族文人,都只有拥护和维护满清王朝统治而不能也不敢越轨去非满和反清,否则不仅不能入仕为官,而且难以生存,甚至会招来杀身之祸、灭族之灾。因此有此“卫道”和“忠君”“勤王”的动机,或者说对清王朝采取信任和依靠的态度,实属正常,也在所难免,何况孔孟之道的核心价值和政治天职就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卫道”和忠于帝王君主的“忠君”。而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国家的内忧外患而引进西方先进武器装备、科学技术在军事上、日用上的重要性已在朝野引起很大反响,清廷上下此时已经普遍认识到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主张的正确性、急迫性和重要性,于是清廷决策者不仅批准曾国藩“师夷长技”、“师夷智”的办洋务要求,而且还常常主动传谕曾国藩,敦促他“购买外洋船炮,以利军行而维大局。”曾国藩当然是“求之不得”,也就积极执行“圣命”而尽力去办洋务了,他这样做,也是作为臣子下属必须要去履行的,否则就有违纪抗命之嫌而要被撤职查办了;
2、曾国藩办洋务真正重要的目的,则是为了“自强”“制夷”而去“救时”。在这里,“救时”的内容既包含有救满清,更包含有救中国,虽然这两救的界线有些模糊混同,但细分下去却是救中国不等于就是救满清,这两者并不能划等号,而两相比较,对于曾国藩来说后者比前者更重要。也就是说,如果救中国和救满清之间发生了矛盾,他很可能会选择救中国而不会选择救满清,因为炎黄子孙的华夏之中国不能不爱,不能不救;压迫汉人的满人之大清却可以不爱,可以不救。
对于这一点,从不少有关曾国藩的史实资料中可以看到,他对于清朝封建统治者除了有恪守孔孟儒家“卫道”“忠君”天职的动机和“不得已而为之”的难处外,有很多方面对清廷旨意并不是唯命是从、无条件遵照执行的,而是为了国家的“制夷”“救时”大局,常有违旨抗上、分庭抗礼和图谋权力之举,更隐藏有“明
从暗抗”、“迂回相争”并采取避免“功高震主”、“陈桥驿兵变”猜疑的“韬光养晦”、“忍而不发”、“蛰伏伺机”之策,甚至也有较明显的反满表现。
比如,对于清廷准备采取把外国军队引进来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军的“借夷兵助剿”政策,他反复上奏表示反对,建议可借夷兵助守,但万万不可助剿。他认为:“借助外国,自古为患”,“外夷之助中国,成功之后,每多意外要求”;“一二不逞之徒,自申其媚夷之术,必欲煽动西国大队东来。”也就是他主张中国内部的事由中国人自己办,不要把外国人引进来,插手干涉中国内政而进行敲诈和欺凌。因此他认为:“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华洋之人财则可;借洋兵助剿苏州,代复中国疆土则不可。”这桩借夷兵助剿之事,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坚决反对,最终迫使咸丰朝(1851-1861)未能实行,从而捍卫了国家的主权;
比如,他坚决反对把中国舰队的指挥权交给外国“夷人”,以免中国海军受外“夷”所制带来麻烦。为此他上书总理衙门说:“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授之以可凌之势;华人本有畏怯之素,而又逼处可怯之地”,其祸患无穷。在他的坚持下,终于迫使清政府采纳了他的建议,解散由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被清廷任命为司令的中国舰队,将已经从英国买来的8艘军舰以及包括阿思本在内的600名英国官兵水手全部退回,追回预付船款等,并按照曾国藩的意见,责令英国人“不准再干预中国事务”,从而又一次捍卫了中国的尊严和主权;
比如,在与太平军作战时,因皇帝圣旨不符合当时的双方力量对比和战争形势,他敢于四次抗旨不遵。后来他又以与太平军作战困难为由,公开向清廷要权,在1857年竟向朝廷提出“非位任巡抚有察史之权者,决不能以治军”的强求。咸丰皇帝很清楚这是曾国藩在伸手向朝廷分权,所以不肯轻易答应,开始时只给个署理湖北巡抚的虚衔以示安抚,但后来由于与太平军安庆决战的战事吃紧,却也只得在1860年被迫正式任命他担任拥有实权的钦差大臣和两江总督,并将原属私家武装的湘军上升为国家军队。接着,为了让他集中力量打败太平军,又在1861年底命他统辖两江所属苏、皖、赣、浙四省军务,从而使他成为清朝自1674年平息三藩之乱以后近二百年来掌握军政大权的第一位汉人。由此而发,他的幕僚下属也纷纷获得各级军政实权和虚衔,单就政界官员而言,曾国藩在世时他的幕僚至三品及以上者达22人,其中总督4人,巡抚7人,至于道府州县官员则不计其数,从而大大削弱了清廷的中央集权,这对满清封建王朝的统治显然是很不利的,而对曾国藩进行自强制夷而救中国的洋务改革无疑是大为有利的。而到1872年3月曾国藩去世以后,他的部属又增加到总督以上者10余人,巡抚者10余人,布政使、按察使、提督、总兵、道员、知府、知州、知县、参将、副将等各级军政官员多不胜数;又据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作协主席、曾学研究专家唐浩明先生粗略统计:从胜利的湘军中走出来的尚书、侍郎、总督、巡抚先后有三十多人,司道以下的官员更多,二品以上的武官数以千计,三品以下者不计其数。而据曾国藩自己所说:湘军征战十余年,各营保举的武职共达十几万人,其中保至三品以上的军官不下数万人,湘军上下几乎都是军官。由此可见,太平天国被灭以后,曾国藩的汉人湘军体系控制了全国各级军政大权的绝大部分,真可谓“中兴将相,什九湖湘”,着实地已经把满人的清廷中央政权快架空了。如果曾国藩再晚死几年十几年,将会使清廷的中央和各级权力更加削弱,也对他实行他所要求的洋务运动更加有利;
又比如,灭了太平天国以后,曾氏兄弟的湘军势力已经控制了大半个中国,而皇上曾有“谁打下太平天国都城就封谁王”的许诺,但满清政府事后怕汉人权力太大危及自己的种族统治而食言,所以只封曾国藩为侯,封曾国荃为伯,这引起战功赫赫的曾国荃的极大不满。当时已有传言,曾国荃想劝乃兄趁着湘军气势正雄旺之际,一声令下,挥师北上,推翻满清,自己弄个皇帝当当,同时也有一些湘军将领劝曾国藩谋取天下,这也引起湘军数十万将士的蠢蠢欲动。但曾国藩深知当时单凭湘军之力还不足以与清廷中央政权相对抗,何况由他一手举荐提拔的左宗棠、李鸿章等他的幕僚属下和门生此时已被清廷分化利用,负义于他而趋势于朝廷,湘军胜利后官兵居功自傲并日益腐败也让他忧心忡忡。更严重的是,如果真的举兵起事或演绎“陈桥驿兵变”的夺权,满人清廷和附势汉员将会联合起来对付他和湘军,并可以勾结西洋列强引进强大夷兵进行围剿,势孤力单并内部不稳的湖南湘军在内外夹击之下不仅很难取胜,而且外夷列强也可借机入内祸害中国,而这一点正是曾国藩所最担心的。因此他冷静应对,斥退进劝,知难而退,忍而不发,蛰伏下来。而且为了避免清廷猜忌提防而可能引来杀身之祸和祸及家族属下,他在攻占天京以后将头功归于满人官将,还很快主动上奏裁撤湘军,一部分予以改制转移,并一再劝慰其九弟曾国荃切莫对朝廷食言不满,更不要持功争权、轻举妄动,尤其要绝对防止有“陈桥驿兵变”和领兵北攻清廷由曾氏取代之意的任何流露;
再比如,他明知湖湘文化的首创者明末王船山以及著名学者顾炎武、黄宗羲等都是反清复明斗士,却公开把船山先生和顾、黄等奉若“圣人”,并倾注一片心血专门去收集编撰和精校精刻出版《船山遗书》文集,致力传播,从而使船山学空前兴起,曾国藩也通过此举尽溢反满之意。等等。
从曾国藩以上这些忤满犯清和激流勇退的表现来看,他倡办洋务运动究竟是把救中国放在首位呢,还是以救满清为主呢?他究竟是在尽力“卫道”“忠君”而维护大清王朝封建专制制度呢,还是也反映出一些他对清王朝隐匿有“另有所图”只不过时候未到不能公开表现而需要“韬光养晦”、不可明言的隐秘打算呢?因此,如果对曾国藩倡办中国近代化洋务改革完全给予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定性,而对他为了“自强”“制夷”救中国而处处将国家和民族利益置于清王朝满人利益之上的洋务性质从根本上予以怀疑和否定;尤其如果给曾国藩扣上他办洋务就是为了维护垂死的封建专制统治、所以才不去学习西方先进政治制度的帽子,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也不符合曾国藩办洋务的全部动机而有失偏颇的。
八
除此以外我们还应当看到,在“师夷长技”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去“师西长制”而借鉴和学习西方先进政治制度,这种思想主张在曾国藩1872年去世以前的中国除魏源以外,还没有其他人有这样高度的认识(注)。即使是以后主张君主立宪的康有为,到中法战争以后的1888年时才感到民族危机的严重,虽然这时他已有变法想法,并上书皇帝下诏罪己,但也只是发挥了“法弊必变”的老说法,并没有具体变法的政治内容。直到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他才明确提出要学习西方政治制度而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的主张,并在1898年发动“公车上书”的万人应试举子请愿和支持光绪皇帝君主立宪的维新变法,这个时候离曾国藩去世已有二十六年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中法战争失败以后的1885年,即曾国藩去世以后十三年,也才认为清政府已经没有希望了;换句话说,在此之前他还认为封建专制的清廷在不搞西制政治改革的前提下去搞洋务经济改革的救国之举还是有希望的,所以这时他还没有形成成熟的民主革命思想。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他才开始明确了必须要推翻满清政府和帝制制度才能救中国,并于当年冬在檀香山华侨中秘密组织“兴中会”,到1895年2月北洋海军在甲午海战中惨败时他又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会,但此时仍还没有明确提出多党民主政治的主张。直到二十世纪初年他才形成了这个先进政治变革的主张,并引导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逐渐摆脱康梁的保皇立宪影响,于1905年10月正式提出了建立多党民主共和制中华民国的三民主义理论,这时离曾国藩去世已有三十三年了。
因此,既然康有为、孙中山这样的中国近代政治制度改革的先驱者都是如此晚地才认识到在“师夷长技”的同时应该要“师西长制”,那么又怎么能要求曾国藩在1872年去世以前,甚至在1860年开始倡导洋务运动的时候,就能够提出借鉴和学习西方先进政治制度的“师西长制”主张呢?这个时候他怎么可能有可以超过康有为、孙中山后来才有的超时代先见之明呢?再说,如果不是因为甲午战争日胜中败的结果而展现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和好处,在中国除了超时代的先觉者、被毛泽东誉为“大思想家、大改革家”的湖南邵阳隆回人魏源以外,又有谁能认识到“师夷长技”的同时还必须要“师西长制”这个成功之道呢?因此,这种对曾国藩在世时不可能提出也无法做到的事,却一定要他提出和做到,否则就是在有意维护封建专制制度而故意拒绝借鉴学习西方先进政治,这种对曾国藩的要求和责难未免太高、太苛刻了。
再者,洋务运动在后期的变质和失败,是在曾国藩去世以后十几年、二十几年时发生的事,是曾国藩的后继者即后期洋务派们完全听命和迎合于“后党”顽固派而所做的一系列违背他“廉洁从政”、“师夷制夷”而“自强”“救时”洋务初衷,大搞贪污腐败、维护自己既得权力和利益、只扶大清不救中国而“师夷不制夷”的卖国投降行径造成的。于是一些新的问题也就出来了:如果曾国藩不在1872年他仅61岁的时候去世,而是再活十几年或者二十几年,权势已遍布中国朝野的这位曾文正公毅勇侯,会让马尾海战和甲午战争得以发生和遭受失败吗?后期洋务派违背他洋务初衷而使由他一手倡导的洋务运动归于失败的这个悲剧会出现吗?当他看到南洋水师在法国的袭击下全军覆没,中国在中法战争中打赢了却反而以败认输求和,丢了中国属国越南,他又会怎么想呢?难道他会放弃他的“自强”“制夷”和“救时”的宗旨,而还会完全听令于靠政变攫取最高权力、控制操纵同治皇帝而对英国和亲英势力大为有利的“垂帘听政”、丧权辱国的西太后吗?当他又看到日本因为按照魏源的思想主张既“师夷长技”又“师西长制”而迅速强大起来,并吞并琉球,侵略台湾朝鲜,直逼中国,日本拜魏源为师而实行君主立宪政治维新的成功,难道他不会受到刺激、不会无动于衷而不会也去“师”它一下吗?再以后,他对已经亲政的光绪皇帝和新起的维新派有“师西长制”的君主立宪政治变革之意又会持什么态度和立场呢?是会站在“后党”顽固派一边去竭力阻止、反对甚至扼杀呢,还是会站在光绪皇帝和维新派一边支持君主立宪的维新变法去“师西长制”呢?也就是他是会选择忠于篡权的太后呢,还是选择“忠君”而忠于“真命天子”的皇上呢?或者说,如果由满清政府所倚重的“中兴名臣之首”、一等“毅勇侯”曾国藩出面倡导和实行“师西长制”的维新变法,西太后清廷是否会更愿意接受一些呢?等等。
当然,这些问题不是本文探讨的内容,但把它提出来供有兴趣者从一个新的角度去想一想、议一议,也是很有意义的事,这对曾国藩功过的重新认识和评价,从而对他对清廷或许有不能启口、“深藏不露”、“徐而图之”的意图,以及洋务运动和清朝政局如果因为他还健在将会发生什么样新的变化和走向,会不会也发生一场像日本维新一样成功的“师西长制”变法,等等,可以不以曾国藩去世的“盖棺”而作出就此终结的“定论”,这样也可以开辟出一个新的探讨天地,活跃学术讨论的空气,并探寻出更多的经验、教训和启发来,以供当今欲“友天下士、谋救时方”的朝野爱国仁人志士参考。
(注)与魏源同时代的徐继畲(1795—1873),因受魏源《海国图志》影响,在鸦片战争以后,心怀国忧,遍访国人、洋人,搜索中外史地资料,在《海国图志》出版六年后也撰写和出版了一部介绍当时世界历史地理知识和西方文明的巨著《瀛环志略》,魏源的《海国图志》在再版时曾摘引该书的某些内容作为补充。徐继畲在该书中虽然没有明确喊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响亮口号,也没有提出要“师西之长制”的思想,但他对近代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作了积极的介绍和评论。书中专门介绍了英国的议会政治和较早实行了资本主义民主的情况,对瑞士“推绎(选举)乡官理事,不立王侯”而使“国无苛政,风俗俭朴淳良”、“数百年不见兵革”大为赞叹,称之为“西土之桃花源”;对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创建美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赞不绝口,认为他“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是西方“古今人物之首”。更认为美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是“创古今未有之局”。他详细记叙了印度、东南亚沦为殖民地的事实,叫国人看清这个“古今一大变局”,启迪国人猛醒,不要再蹈印度、东南亚覆辙。他又着重记叙了俄罗斯在彼得大帝锐意进取下由弱变强的事实,鼓舞国人奋发图强的信心。但此书出版后也得不到清朝统治者的重视,而且引起了士大夫们以“张外夷之气焰”为由大加排斥,直到洋务运动开始后此书才逐渐被重视,已赋闲十年的徐继畲也才被重新起用,成为洋务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官员,后来又出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此书也被作为同文馆的教科书。因此《瀛环志略》可视为仅次于《海国图志》的中国近代早期先进文化的先声之一,徐继畲也可视为是仅次于魏源的中国近代先进文化的启蒙者。
(163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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