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小兵”说起
理想的确立是现实教育的积累，从启蒙到初现雏形，到固化，再到不懈追求，它离不开环境的诱导。我在前二沟小学加入少先队，入队那天庄严神圣，老师说：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烈士用鲜血染成的，我们要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建设好社会主义。放学了，我戴着红领巾回到家，母亲见后高兴地说：“晓冬进步啦”。母亲的话让我油然而生一种幸福感，我感到祖国太伟大了，将来要像先烈一样为祖国去奋斗。
文革开始后，1967年初韩增顺老师告诉我们学校成立红小兵组织，过去的少先队员转为红小兵。每人发了一块红布作的“红小兵”胸牌，大家戴在胸前感到很自豪，虽然我们不知道要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是什么，但我们加入的当天都写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决心书。
文化大革命运动如火如荼，群众的积极性十分高涨。学校停课了，高年级年龄大的同学参加了运动，我们低年级的没有参加。老师为了便于管理，每天都要求我们上学，只是文化课变为学毛著、读报、讲革命传统、讲英雄故事，一直坚持到1968年复课。在那期间我们了解到更多的革命英雄人物，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比如翻地瓜秧、打地瓜秧尖喂兔等。贫下中农忆苦思甜学校也组织我们参加，在忆苦思甜会上我们了解到旧社会的黑暗，了解到穷苦人为什么这么热爱毛主席，在我的脑海里诞生了我的信仰——毛泽东思想。
回到农村，面对变化的环境，我对自己那朦胧的理想产生过疑问。我在帮助妈妈挑菜、烧火做饭中感到一种平凡，好像很迷茫，我问妈妈“我今后是不是永远在农村了？”妈妈说“在农村、在部队都是革命工作，等你长大了还要靠自己，路就在你的脚下，还得自己走。”妈妈的话我似懂非懂，只是在嘴里嘟囔道“我要当兵”。
也许，在那个年龄不应当有这么多疑问、迷惑、想望，但我确实在苦苦的思索着，在试探着向理想的路走去，……
1969年底中苏边境冲突，叫人们从心里感触到形势的紧迫，战争就像随时要爆发似的。学校上课也在进行沙俄侵略中国割占中国领土的教育。现在看来那种教育很像战争前的动员的。农村也是积极备战，每个村都以大队为单位组建民兵连，枪支弹药发到基干民兵手里，基干民兵除了正常的农业生产，还要抽时间进行军事训练。
正是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学校把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了红小兵组织。学校按照生产队把学生分编成排，选出排长，红小兵要干的是每天夜间站岗放哨。
那时的人们警惕形势非常高的，建国刚20年时间，人们刚刚从战争的硝烟中走过，战争的残酷、战争的警惕还没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所以红小兵一成立，所有的家长都赞成，也支持孩子们利用夜间站岗放哨。
记得第一次站岗心情很激动，就像战争已经打起来了，俨然像个参战的儿童团员。吃完晚饭，我问妈妈：过去儿童团站岗手持红缨枪，我们拿什么呢？于是妈妈到六奶家借干农活的工具，六奶是个热心肠，她从自家棚子里找出用于翻地瓜秧的叉子给我。虽然叉子不像红缨枪好看，但毕竟有些相似，我拿着高高兴兴去站岗了。
1969年的冬天是那样的寒冷。在山东的时候冬天下雪，天气也寒冷，但是那时冬天部队有烤火煤，人们并不在乎天气的寒冷。现在就不行了，冬天是没有任何取暖设施的，唯一的取暖就是把火炕烧的热点，天一黑就钻进被窝里。自从成立红小兵站岗就不行了，每天晚上都要站到十点左右，刚开始是新鲜，站过几次后就感到烦了，那时讲觉悟，从内心里想进步，虽然不想站也要打精神去。
一天晚上站岗大约到九点半左右，大队给“地富反坏右”举办的学习班结束了，村里的地主富农向家里走，我们几个在街道上巡逻的孩子们似乎是回到了战争年代，大家看到这些地主富农就一下子来了精神，对路过的一一叫他们站住，让他们站下背毛主席的语录，背过的就回家，不会的就再让背，不大的恶作剧叫他们有些灰溜溜的，这些恶作剧没有让孩子们感到这是在无形中伤害着人的自尊。我看到大孩子们在训斥着回家的地主富农，不知从哪也来了“无产阶级责任感”，对着正在走进的一个老太太大声地喊道：“站住，背段毛主席语录”，那老太太见到我态度和蔼地说：“是晓冬啊，叫大妈站下大妈就站下，大妈给你背一段毛主席语录。”听老太太这样一说，我感到阶级立场有问题，就大声训斥道：“谁叫你大妈？你是臭富农，低头。”老人听了我的话并没有生气，但很无奈地对我说：“你叫大妈低头大妈就低个头，不叫大妈就叫罗李氏。”老人低下头，背完语录我们就让他走了。
看着老人的背影，老人那双裹过的小脚在慢慢地移动着，已经驼下的脊背显得老人更加的苍老，夜幕中的她没有给我留下一丝的表情，但是从她那话语中我感到了一种悲凉，也就在老人从我的视野中消失的那一刹那，我突然想起外祖父的问题，这绝对是一种地道的自我嘲笑，虽然是黑夜我为自己的做法而深感自责，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这位孤寡的老人呢？即便她是富农，也不应当这样对待她呀。
其实，这位叫罗李氏的老人是奶奶的远房亲戚，论辈分还没出五俯，只因父亲在部队二十几年，我又长在部队，对家乡的辈分不清楚。这次无意中的恶作剧让我感到内心深处的不安，也就是从那时起在站岗中学会了沉默，不再用不友好的言语去无辜的伤害他们。
1969年的冬天过得太漫长了，由于工作队的到来，每天晚上社员们都要参加集体学习，要是不去就是思想觉悟不高。由于天气冷，又在外边站着，虽然从头到脚都是棉得，但是时间一长还是感到很冷的，也就盼着早点回家。
那时人的思想是很单纯的，上级一下指示，社员就行动，即便是有个把讲落后话的，也只敢在背地里说。但是学习对农民来讲是一件难事，因为他们从生下来就远离学习，在他们眼里，有力气、能干活就行，至于学几个字没有什么，农村人这一辈子不都是这样过。
红小兵站岗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对学生成长是有一定的意义，由于组织形式是以连、排、班为单位，再加上觉悟比较高的复退军人指导，这就极大地培养了同学们的集体观念，增强了责任感和使命感；再加上站岗是在夜间也就锻炼了意志。当然，在和平环境下看似无为的付出，而这种付出对一个人价值观的形成，对增强人的战争意识、危机观念是大有益处的，我正是在那种环境长大，所以我的危机意识是很强的，以至于在参军、上军校、直至转业，这种危机意识一直在我的心中扎下了根。
1969年的冬天战备形势是很紧张的，学校在利用课间时间、课中抽出专门时间开始挖防空洞，我拿不动镐，就从六奶家借把锹，参加学校的备战。学校挖的防空洞很简单，洞口大约三米，向下挖到距地面两米左右，而后成直线前挖，大约十米左右一个出口，总长在四十米左右。
学校在学校操场两侧各挖一条防空洞，四个洞口一条线地摆开，人们对防空洞的认识比较肤浅，挖得也很危险，由于我的家乡地处沿海，土质耐压性不好，再加上是软质土，质松软易塌陷，地下水浅，很容易塌方。当时学校没有考虑到这些，挖成后又组织学生防空演习，记得学校防空演习的哨声响起后，低年级的同学真以为敌人来空袭了，刹那间哭的、叫的、跑不动的、尿裤子的，什么样的都有。同学们是按年级、班级奔向不同的洞口的，下洞口时洞口上有一个老师负责把同学放下去，洞下有一个老师负责接，防止跌伤，当同学们按照老师的要求都进入防空洞后，两百多人挤在两条四十米的地道里，而且防空洞主要是靠冻土层，现在想起来那时是很危险的。到了七零年初春，学校挖的两条防空洞随着冬雪消融，也就塌下去了，留下的是两条深深的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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