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高中了
1973年底我初中毕业了，那一年高中录取是推荐加考试，我的成绩在全班第二名。入学通知书是春节前发的，拿着只有32开纸四分之一大小的油印通知书，心情是特别激动。我想这两年要好好的学习，高中毕业就到参军年龄，理想越来越近迫，有些急不可待。
我所就读的大黑坨高中建于1958年，当时为纪念李大钊，当地政府为大钊故乡做了三件事，全村通电、建高中、在村内建大礼堂，这三项工程为大钊故乡的乡民带来莫大的自豪。大黑坨高中校园占地大概3万平方米，高大的垂柳环绕整个校园，四排青砖瓦房与一里之外的古老村落相映，给人以现代气息，村里的孩子只要有空都喜欢到高中去玩，孩子们或到操场看体育比赛，或悄悄接近教师看老师讲课，他们都显得特别得遵守规矩，即便讲课的老师见到窗外窥听的孩子也不驱赶，像是一种默契。
文革复课后这所高中两个年级，共四个班，每班50人左右，我是第四届的，班主任是公振茹老师，她是解放前滦县师专毕业的，国学造诣很深，教语文课。公老师对学生还是延续老一套教学方法，对学生管理就是一个“压”子，她看不上的学生，无论今后如何表现也不会受到他的表扬。姐姐上高中时公老师是她的班主任，今天公老师又是我的班主任，我对她感到很亲切，因为她与父亲的关系也挺好的。
上课了，公老师走到讲台上，她告诉我们知识会把我们带到一个理想的王国，但要靠自己的努力。她的话让我有所振奋，我对各门功课处在临战状态，下决心要努力学好每一门文化课。下午放学的时候，公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告诉从明天开始要担任学习小组的组长，同时还问我，在初中时担任红小兵中队长的情况，并向我透露想让我担任班长的想法。听老师的话，我心存感激，老师的信任又鼓起我学习的劲头。
对待每门功课，我都是按时做作业，很快我成了一位学习好的学生，每次考试测验我都在前几名，心里也沾沾自喜。那时，学校的政治活动也是很多的，课余时间要批林批孔，写批判稿，办黑板报，我更是积极参加。
上高中让我认识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她叫艳玲。因为她低我三个年级，平时印象不深。对她的认识还是因为上学我找瑞勇一同走引起的。艳玲是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她家是八队的，父亲在大队当过民兵连长、大队党支部副书记。艳玲上小学的时候我们都认识，只是没在一起玩过，她家和瑞勇家是隔街的斜对门，离得很近。瑞勇家住在一个四合院里，院里住着六户人家，大家处得挺和睦。
一天早晨，我吃完早饭去找瑞勇一起上学。进屋刚坐到炕沿上就见艳玲来了。她进来后一直走到我跟前就站着不动了。我坐在炕沿上感到有些害羞，又向炕里挪挪，我挪一点艳玲又往前靠一点。瑞勇的姥姥见我们两个一个坐着一个站着，反复打量着我俩，而后不紧不慢地说：“你们看看，这个小小子多俊，你看这小丫头穿着红袄多漂亮，他俩真象天生的一对。”老太太看我一眼，看艳玲一眼，脸上露出对我俩喜欢。老太太这一说我的脸一下子就红起来，真有些害羞。艳玲站在我腿旁，手摆弄着衣角，不走也不说什么，我感到很尴尬，站起来又怕碰到她，我只好拘谨地一动不动地坐着看她摆弄衣角的手。
瑞勇吃饭本来就慢，我只好慢慢的等，艳玲在我眼前也不动，我也不敢动。这么近面对一个漂亮的小姑娘，我还是头一次，也就好奇地偷偷地抬起头来看她一眼，没想到我们俩的目光碰在一起，我“做贼心虚”地赶紧低下头。
我和艳玲在瑞勇家巧遇几次，之后有人说我和艳玲相好了，听到这些传闻我也就不再找瑞勇上学去了。我当兵后艳玲正上高中，之后就不知到哪里去了。想起艳玲，使我感到这人世间有很多的事情是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艳玲母亲是村里的，他父亲是外村的，结婚后一直住的是亲戚家的房子。艳玲家五口人，她爸爸挣的工分刚够温饱，根本无力盖房，无奈之下，艳玲他们全家搬走了。
到了麦收时节，学校放假了我回到生产队参加麦收，那时姐姐高中刚毕业，也回到村里参加生产劳动。麦收是一项艰苦的农活，要在雨季抢收抢种，体力劳动非常大，我长得个小，生产队队长派活的时候也注意安排些轻的，但刚开始把麦子是男女老少齐上的，我也就和他们一起把麦子，半天下来手上一时炮兵阵地了。这样坚持几天也就逐渐地适应了。生产队每天给我八分工，加上早晨的二分每天十分工。白天把麦子晚上还要打麦子，那几天我是极度疲劳，但是有比较好强，心想这正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好时机，也是锻炼的机会，我就坚持者和社员们一起出工，有一天晚上再也坚持不下去了，我就在麦秸垛旁想休息一下，这一偷懒不要紧，一下就睡着了，要不是姐姐发现我，恐怕要睡到天亮。
打夜战休息的时候，我们几个男孩也不闲着，麦秋假正是蔬菜瓜果下来的时节，我们忘不了到场边的瓜地里偷根芍瓜吃，偷瓜还专挑大的，找不到大的小的也要，有时不但把留的瓜种偷来，还要把瓜秧带下来，弄得看瓜地的赵印成老大爷天天监督着我们，我们也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有的找他说话，有时半明半暗地让他发现吸引他的注意力，唬得老爷子跑东跑西，而后出其不意，他一不留神那瓜就成了我们的战利品，气得老爷子天天叨咕。对待我们的顽皮，生产队长知道我们休息就去偷瓜，但他睁一眼闭一眼。我们向瓜地走他时不说什么，看到我们拿着瓜做贼心虚地回来就大嚷一句“兔崽子又偷瓜去了”，看到我们在一旁吃瓜的贪吃像，他又在一边嗤嗤的笑。赵印成老爷子找来免不了骂“王八羔子，偷就偷大的，那么小的也摘下来吃，就不怕苦”，这时队长就在一旁附和着说“大伯，你说他们偷瓜比我们小的时候聪明多了，我们那时你一抓一个准，现在你怎么抓不到了？”赵印成大爷就摇摇头说“老了、老了”。是呀，那时农村粮食产量低，每亩产400左右斤粮食，每个生产队只种3亩左右的瓜果，孩子们也只能夏天吃上队里分的瓜果，别的时节就什么都没有了，麦收消耗体力大孩子们偷个芍瓜吃个兴趣，大人们都理解。这种宽容使我体验到父辈对孩子的关爱与无奈。
其实，每年的麦秋假、秋假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与社员在一起不但能感到他们的朴实与勤劳，更能体会到社员对祖国的热爱、对理想的追求。在我印象中最能打动我并让我终生难忘的有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基干民兵的觉悟是非常高。七十年代初期基干民兵是配发武器弹药的，在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号召下，白天干农活，抽时间训练，有时夜间还要紧急集合，基干民兵没有一个有怨言的，没有不服从管理的，大家的责任意识、祖国安全意识非常高，部队征兵都是基干民兵中最优秀的；第二件是贫下中农的集体观念特别强，交公粮都是一等好粮，勤俭节约反映的勤俭持家上，不论大秋还是麦收，社员下地会自觉地把丢在地里的麦穗、高粱穗、玉米捡起来送到场里，评五好社员的时候大家都是出于公心，平时的矛盾不会反映在评选上；第三是互助精神好，谁家有困难生产队帮、大队帮，让人始终处于集体的温暖之中。他们纯朴的形象也就再掺加生产队的劳动中我每时每刻的体验者、感触着，让我感到我们的贫下中农博大的胸怀。
从1974年下半年开始，学校考试大多采取开卷的方式，大家可以看书，可以商量，大多数同学欢迎这种考试，认为上高中就是上学到头了，大学是没希望，考不考都一样。没想到到秋天学校有组织我们学农，去海田村改造盐碱地，背上背包拿着锹，住在社员家，一人每天要挖宽1.5米，长20米、深1米的渠，早晨天不亮就起床，晚上天已擦黑就收工，天天累得够呛，这样干了一个星期。
学农回来后，学校又组织学工活动，把我们分成电工班、红医班、化学班、写作班。四个班可选学两个班，我选的电工班和红医班，电工班的王魁成老师说我不活泼没有要我，倒是公老师把我调到她的写作班，当学校宣布个班组成时，我对公老师更加尊敬了。
1975年我上高二了，这一年姐姐参加工作了，到县根治海河指挥部当播音员，妹妹在县一中体育班上学，家里就我跟妈妈了。五月份的时候学校教务到胡家坨卫生院学习中药制作。每天李子文院长把中药按药房配好，我们的任务就是碾压成面，而后把面打成片，最后制成糖衣片，整个流程比较简单，只用一天我们就掌握了制药方法。公老师还交给我一个任务，就是每天放学后要用蜡纸刻一些中医知识油印后发给同学们，我的字也是从那时开始练的，后来我才知道是公老师有意识锻炼我。油印蜡纸并不好刻，用力写的话会把蜡纸划坏，印出的东西油墨一块一块的，用力小的话印出来不清楚。开始总是刻不好，公老师很耐心告诉我如何刻，逐渐我就掌握了要领。对待每一张篇子我都是认真按时刻出来，有时要刻到夜间十点左右。
从学农到学医，我们放松了文化课的学习，感到学不学都一个样，老师们对学习抓的也不如刚开学那样。我对数学很喜欢，记得一次杨福庭老师上立体几何课，一道题讲了几遍好多同学不明白，杨老师换一种方法，叫大家先讨论，而后提出问题由老师解答。那天可能是我听得比较认真，老师一讲我就明白了，也就很纳闷同学们这么简单的体都转不过弯来，讨论十分钟后杨老师提问大家，一连几位同学到黑板解题，都没做对，杨老师问谁会做这道题，我站起来对这道题易错的地方和正确的解题方法讲了一遍。杨老师表扬了我，听到老师的表扬我有点沾沾自喜。令大多数同学想不到的是这道题竟拐了这么多弯。
高中的课程好多被压缩了，数学本来上半年一册、下半年一册，结果到下半年只讲一册多一点；化学、物理只讲到一半；只是语文课公老师抓得紧，有时间就给大家补课，课程没拉下，但大家意见满多。课程因学农、学工压了很多，同学的学习热情少了，一时间读书无用又充实着校园，学校又开始抓学习，但是课程讲不完是摆着的，同学们的观念也就没有转过来。
在高中时有一件事叫我记忆犹新，那是1975年7月份遇到的天旱，我所在的生产队队长正在那时撂挑子不干了，学校旁边地里的高粱正是打苞，如果不及时浇水高粱穗就拔不出来，到时就要减产，这就是老农说的卡脖旱。每当上学走到这里，心里就像有件事要做，记得一天我到好朋友瑞勇家玩，瑞勇的父亲是生产队的会计，那天我竟像小大人似地与这位长辈唠起嗑来，我对他说“大伯，学校旁边地里的干粮抽不出穗来，为什么队里不浇水？”大伯告诉我队长撂挑子了，我说“天旱就撂挑子，到秋天不就什么也收不上来，社员吃什么，怎么向国家交公粮？”大伯说我狗咬耗子，我说要是队长再不组织上工我就敲钟叫社员上班浇地去，我这样一说他扑嗤一下笑了，告诉我“你敲钟没人听你的，等你毕业了大伯选你当队长，那时就有人听你的了”。可能我的启发吧，第二天大伯就组织社员浇地去了，那片高粱也因浇的及时吧，产量减得并不多。
1975年的寒假大家都在防震，老师放假让我和同村的周长生、赵福安、谷连强护校。我们每天晚上到学校住，我和长生一个房间，他们两个一个房间，因为防震大家都是很晚睡，很早起，白天不在学校住。马上就要毕业了，想起两年的高中生活感到太短暂了，功课没学多少，“外事”干了不少，没务正业，这一毕业不知今后还能上学不，护校时我和长生谈起这些，他不以为然地告诉我，他说我与他不同，我总归要离开农村的，而他呢？毕业只有回生产队好好劳动，别的没有出路。他的解释让我更加迷惘，就这样结束自己一生的学业我真是心不甘的。但是我并没有去珍惜初中、高中的学习，也只是在即将毕业时真的考虑知识对今后的重要了，这时却一切都晚了，也决定今后注定在懊悔中走着人生的道路，而且使每一步都是回头遥看的晦涩。
开学了，毕业考试全部是开卷，同学们的成绩都是理想的。语文课的考试没有按平常模式出题，公老师给我们出的是《农村合作化道路的调查报告》，我十分认真地去做，到生产队找到亲身经历过农村合作化道路的老村长、老贫协主任、老贫农作了详细的调查，从土改分田、互助组，到单干面临两极分化，再到组织起来成立人民公社，通过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亲自体会到了毛主席的伟大，体会到贫下中农为什么热爱他，为什么听他的话，为什么要走集体化的道路。这篇调查报告我整整花了七天时间，也是在公老师的最后期限才交上去的，临交前有几个同学看我写的报告后，都手写的好让我把他们的名字也署上，这是我从上学以来第一次认真完成的一次作业。遗憾的是，这篇作业交上去后，公老师并没有去看，可能是我们就要毕业吧，这些都无足轻重了。
在高中我们共分四个学习小组，一组组长谷文林、二组组长是我、三组组长李殿军、四组组长岳金库。周长生是团支部书记，张惠平是班长。高中时我和殿军、金库、长生都是好朋友，殿军家是是小黑坨村的，金库是木瓜口村的。
我组织的最后一次组务会时毕业时评选三好学生，我们二组我记得的有薛兆祥、高荣祥、杨铁生、岳会芹、高淑华、高桂茹，其他的就忘记了。在这次组委会上我又搞了一次恶作剧，把岳会芹气的没找到北。评三好学生每组评两名，高淑华提出的评会芹当三好学生，我在记录，抬头看会芹那得意劲，心里就长气了，为什么，是因为金库喜欢会芹，金库说了这辈子非岳会芹不娶，可会芹对金库却不友好，为这我们商量好毕业时好好教训她，这不机会来了，同学们一提，我马上说不行，我不同意。大伙听我一说，没有再吱声。再看会芹刚才还带笑容的脸现在立马就拉下来，当同学们提到我时，她连声说不同意，这也是报复吧。
从小学到高中，我这是第一次当上三好学生，我知道这是公老师对我的照顾。又一年开始了，我拿着这张三好学生奖状就要离开这所乡村高中，就要结束我的学涯，心里没有毕业即将奔赴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激情，以至于毕业典礼我们班的徐艳青代表学生发言时说到“要到农村扎根、开花、结果”时我仍在默默的沉思着。我不是不愿参加生产劳动，不愿参加工作，而是在毕业的刹那间，我对自己掌握的知识感到恐惧，这几年是混过来的，重新打开书一看没有自己会的东西，这将来有什么资本去立足于这个社会，怎样建设祖国呢？这时，我才想起老年人常说的那句话：上学不好好学，毕业就后悔。
和老师告别的时候，杨福庭老师握着我的手说“要是可以考大学，你是可以考上不错的大学的”，老师的话更加触动我对学业的渴求，我也在老师那充满期待而有惋惜的眼神下含着泪告别了老师。
1976年1月毕业的时候，我们数学、物理、化学各一册没有完成教学任务，我稀里糊涂毕业了，带着对知识的迷惑走出了校园。让我感到欣慰的是，中学的几年学习，使我对理想的认识更加坚定了，那就是要为实现参军的梦想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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