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小人得志 李承晚枪炮北向
大军逞威 金日成锋镝南指
牛皮不是吹的，
泰山不是垒的，
火车不是推的，
电灯泡不是点的。
——中国民谣
果不其然，没出五年，朝鲜南北双方就大打出手。
一打就打出了一场国际战争——这是双方谁也没料到的。
不光是他们，就是站在双方背后的美苏两强也未必就料到了。
其实，战争并不是在一夜之间突然爆发的。
而是朝鲜半岛利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的有关各方在一次一次一天一天一月一月一年一年的对抗、触摸、碰撞中营造出来的。在没有共同认可并遵循的合理制约以维持平衡的情况下，战争，就是形成“合理制约”达成新的平衡的最不合理也是最合理的解决方式。
这不，苏美军队一撤出朝鲜半岛，战争气氛就日趋浓烈起来。
“大韩民国”总统李承晚把战争气氛营造得最为浓烈。
“武力北进，统一朝鲜”，是李承晚对喽罗们讲话时喊得最多的口号。此公其时虽已逾七旬，早过了孔夫子所说“知天命”的岁数，却实在没有多少实际的政治军事操作经验。
受过教会洗礼的李承晚，除了在流亡中国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当过年把连自己那一亩三分地里的事都管不了的“总统”外，其它时间都在美国当寓公，整个生活和思维完全西化——娶老婆都娶的是西式教育泡大的奥地利女郎。倘不是麦克阿瑟在手忙脚乱找不着北的情况下对其另眼相看，他很可能到死都不过是一个成天价泡在太太们中间搓搓麻将、打打桥牌的干瘪老头。把他推上大韩民国总统的宝座，实在是一种误会——至少美国人后来是这样认为的。实际上刚把他推出来不久，美国人就颇有懊悔之意，曾设想组织一个更听话的联合政府取彼而代之。可李承晚别的不行，勾心斗角、争利揽权倒是不让人。美方瞩意的代理人纷纷被他架空的架空，赶走的赶走，放倒的放倒，最后反而把美国人弄得很是难堪狼狈。无奈之下，为了遏制苏联的大局，只好让他继续当主角唱这台实际上他根本唱不了的大戏。
李承晚“北进”的本钱，是由前日伪警察部队和伪满州国军改编的“大韩民国国防军”。美国占领军占领朝鲜后，将这些前日满部队的散兵游勇陪植成为了的“警备队”，当时有5 000人，其任务是维持治安，后来为了镇压不断发生的示威、游行和暴动，后来又陆续扩充到数万人。而李承晚上台的第一号法令，就是将这支“警备队”改编为“国防军”，并颁布了《兵役法》，规定从17岁到有劳动能力的男子均有服兵役的义务。
南朝鲜人口多于北朝鲜，兵员数量应该是有保证的。所以到了1949年6月，“大韩民国”军队的兵力已达到8个师近10万人，人员和装备都超过了当时的朝鲜人民军。
然而，“大韩民国国防军”的骨干是一帮前日本士官生，如刘升烈、蔡秉德等人，还有一些前伪满洲国军军官，如白善烨等。客观地讲，这些人在街面上压压场，吓唬吓唬老实巴交的老百姓还凑合，倘真要刀对刀枪对枪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地捉对厮杀，却是没几个能拉出来遛遛的。
不过李承晚可不这么想。
李承晚感觉良好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有美国靠山。
在他就职典礼那天，麦克阿瑟曾当着他的面发表演说：
“隔绝南北的人为障碍（指三八线）必须亦必将予以撤除。”
李承晚一定在心里把这句话反反复复作了有利于自己的解读。
——麦克阿瑟当然不会是为了北朝鲜的金日成而撤除这道“人为的障碍”。
麦克阿瑟说这句话的时候，那气想必也出得很粗。
否则怎么会给李承晚那么振奋的感觉呢？
麦克阿瑟显然还觉得意犹未尽，又转身面对面地向这位“总统”放言：“我本人将竭尽全力帮助并保卫朝鲜人民。我将象保卫美国和加利福利亚那样保卫朝鲜人民免遭侵略。”
从此，李承晚就把“统一北进”的口号挂在嘴边。
不光喊叫，还有动作！
从1949年1月1日到4月15日，“大韩民国国防军”就37次在三八线挑起军事摩擦，并且秘密向三八线附近调集和部署部队，给北朝鲜政府施加军事压力。
美国人也帮他吹乎。
1949年6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博尔特将军在国会作证时说：“我们感到（南朝鲜）部队的装备优于北朝鲜部队。……建立南朝鲜部队和提供物质的目标已经达到，……美国的部队可以而且应该撤离了。”
7月17日，“大韩民国”国防部长申性模在仁川发表演说时声称：
“我们的军队正在等着我们总统的命令。只要他一声令下，我们就会在一天之内占领平壤和元山。”
有胆大嘴也大的人放言：“平壤吃午饭，新义州开晚餐。”
10月7日，李承晚对美联社副经理说：
“占领北韩，可以实现统一。”
10月21日，他又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
“要不流血，独立统一是不可能实现的，就是实现了也不会长久。”
10月31日，他在美国巡洋舰“圣福尔号”上发表的演说中更显得咄咄逼人了：
“南北分裂是必须用战争来解决的。”
1949年除夕，他又号召“大韩民国”的文武官员：
“在新的一年，大家都要努力收复失地。”
这话，谁听了也不会当儿戏。
更不用说潜伏、往来于整个南朝鲜的朝鲜人民军侦察人员了。
对于李承晚的战争叫嚣，金日成当然不会漠然视之。
20岁上就在中国东北拉起抗日游击队、23岁就组建朝鲜人民革命军的金日成，当过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第二军第六师的师长，跟日本鬼子刀对刀枪对枪地打过血仗。1937年还越过中朝边境返回朝鲜境内，奇袭咸镜南道的日寇据点普天堡——朝鲜史称“普天堡大捷”。仗虽然不大，在饱受亡国痛苦的朝鲜群众中影响却不小，要知道，那时国外的各派朝鲜抗日团体，还没有一个回到祖国跟日本鬼子交过手。他的党政军班子，全是当年在东北搞过抗联的人，对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那一套办法更是了如指掌，操作起来绝对地得心应手。
金日成回国不过几年，就牢牢地控制住了朝鲜北部的局面，统一了南北朝鲜的各个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党派团体，建立了朝鲜人民军。其时金日成刚满38岁，正是雄心勃勃且年富力强之年，手下又有跟他一起钻过深山老林的铁杆同志弟兄，更是如虎添翼。人民军的干部，要么是参加过苏德战争的苏军下级军官，要么是中国八路军的中下级指挥员，绝非李承晚的那些只会在街头聚众斗殴、寻衅闹事的“国军”所能比拟。加上朝鲜北部普遍实行了土地改革，分到土地得到了实际利益的农民群众是朝鲜人民军绝对可靠而又稳固的兵员来源。
不过，朝鲜人民军建立之初，实力还是不如南朝鲜军队。
首先是有战斗经验的老战士不多。
从苏联回国的前抗联战士仅数百人，加上原苏军中的朝鲜籍战士，也不过千把人，要建立一支马上就能战斗的部队，还是有很大困难的。所以直到1949年底，朝鲜人民军也只有不足5个师的兵力。而对面的“大韩民国国防军”，已经有6个齐装满员的正规师了。
其次是装备，与对方全套美式装备相比，人民军实在相形见拙。
总不能拿着烧火棍跟人家拼命吧？
金日成非常焦急。
面对日益增强的南方军队和李承晚疯狂的战争叫嚣，他是看在眼里，听在耳里，急在心里。作为搞武装斗争起家的一代英杰，他太明白强有力的武装力量在统一问题上的决定性作用了。
为达到和平统一的目的，1949年6月，金日成联合南北朝鲜72个政党和社会团体组成祖国统一的民主主义战线，发表了关于和平统一的宣言，号召南北朝鲜全体民主政党及社会组织，与全体朝鲜人民“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而斗争”，并提出了具体的和平统一方案，建议在没有外来干预的条件下“南北朝鲜同时实行选举统一立法机关”，建立朝鲜共和国政府，合编南北双方军队。
刚刚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战争的灾难记忆犹新心有余悸的人们，谁不向往“和平”？不管后人对金日成的和平攻势如何评价，说它是策略也好，是宣传也好，但这个口号的确结结实实地抓住了朝鲜人民的心，则是不争的事实。
这立刻就在政治上造成了李承晚政权的被动局面。
南朝鲜街头出现了示威游行，不久就酿成此起彼伏的暴动。朝鲜人民军也遣员在南朝鲜组织游击队，一度还很成气候。据说当时南朝鲜40%的地区“白天是大韩民国，晚上是人民共和国”。韩国军队与之交手，每每处于下风。麦克阿瑟手下的情报官员们也承认，游击队与南朝鲜正规部队交手，“通常总是游击队占便宜。”而且百姓们总是“同情游击队”。
这一切，大大地制约了李承晚政权的“北伐”雄心，支持了北方的和平统一攻势。
除此之外，金日成还积极寻求苏联和中国方面的支持。
首先要找的当然是斯大林——他的腰最粗。
1948年12月和1949年1月，金日成两次向苏联方面要求缔结朝苏友好互助条约，并要求提供武器援助。苏联以刚撤出朝鲜，以怕在政治上贻美方以口实为由，对前者婉拒，对后者予以部分满足——仅限于一些轻型武器。
此时的斯大林，对可能出现的美国干涉还有很大顾虑。
1949年3月，当金日成率朝鲜党政代表团对苏联进行访问时，斯大林还根据苏联大使和在朝鲜的军事人员的报告，明确告诉金日成：加强朝鲜人民军是必要的，但是，没有必要害怕南朝鲜人。
可金日成回国后，却正好遇到南朝鲜军队向三八线增兵。
双方的小规模冲突也日趋频繁。
还有情报说，美军准备在5月全部撤出南朝鲜；美军撤出后，李承晚将于6月对北朝鲜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进攻，计划两个月结束战争。
金日成立马紧张起来。
很紧张的金日成很紧张地向斯大林通报了情况——如果这时真打起来，北朝鲜方面态势非常不利，肯定会陷入极端被动的地位。
斯大林一时也非常担心。
毕竟金日成这时只有4个步兵师团，武器装备还十分欠缺，而李承晚这时有6个全部经过美军训练的全副美式装备的陆军师。鉴于形势的严峻，苏联方面提议金日成与中国方面协商，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官兵编入朝鲜人民军部队。
于是，金日成也向中国求援。
5月，金日成派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主任金一中将秘密访华，向毛泽东面陈北朝鲜面临的严重局势，并转交了金日成给毛泽东的求援信。
毛泽东当然赞同金日成统一自己祖国的主张。
作为世界上经历冲突类型最多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当然也看得出来，在两大阵营对峙争夺的大背景下，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的前景的确很玄乎很渺茫，南北双方打起来不过是早晚的事情。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估计到了外来势力对朝鲜革命进行干涉的可能性，他曾经对朝鲜方面表示，一旦朝鲜半岛发生战事，“既可能是闪电战，也可能是持久战。对你们来说，持久战是不利的，因为到时候即使美国不干涉，也会唆使日本向南朝鲜提供援助。”
从中国共产党当时所坚持的“既不干涉他国内政，又要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的对外关系准则出发，尽管新中国自身正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困难，毛泽东仍然明确表态，中国坚决支持朝鲜人民统一祖国的正义斗争。一旦情况需要，中国将会与朝鲜同志并肩作战。
毛泽东还同意正在东北整训的第四野战军第一六四师和第一六六师这两个朝鲜族师于7月携武器返朝编入朝鲜人民军；而且一旦全国解放战争告一段落，其他野战军的朝鲜同志，也将返回朝鲜编入朝鲜人民军。
这些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战火洗礼的老战士，后来都成为了朝鲜人民军的战斗骨干。
中国有句话：“受人滴水之恩，必将涌泉相报。”
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漫长岁月中，曾经有数以万计的朝鲜同志在中国的土地上与中国人民生死与共并肩战斗，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过重要贡献。还有众多的朝鲜志士，把一腔热血洒在了中国的土地上。如今，中国革命已经取得了胜利，难道不应该对朝鲜人民的革命事业投桃报李吗？
不过，毛泽东此时并没有高看朝鲜半岛爆发战争的现实可能性，他认为朝鲜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防御南朝鲜军队进攻的问题。他这时关注更多的问题，还是中国自身的统一——中国大陆大部分地区虽然已获解放，可台湾、海南岛还在蒋介石手里，国内外分裂主义势力还在阻挠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进程。正如毛泽东当时的秘书胡乔木所回忆的：“当时内战刚刚结束，我们国内问题一大堆，我们决不可能鼓动朝鲜发动战争。”
新中国军事工作重心，现在当然应该是在南而不是在北。
此时此刻，在这一点上，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意见是一致的。
他一方面支持金日成大张旗鼓地发动和平统一攻势，另一方面也帮助朝鲜人民军作好应付南朝鲜军队进攻的准备。这年9月，他开始为朝鲜提供了价值1.38亿卢布、足够装备3个师的苏联的武器弹药，其中包括T-34坦克、雅克式战斗机等重型武器。
朝鲜人民军开始以中国返回的29 500多名老战士为骨干、苏联运来的武器为基本装备，迅速整编和扩编部队。
当然，“老大哥”的东西也不是白给的。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此付出的代价是：
9吨黄金、40吨白银和15 000吨其他矿石，以及提前使用原定要于1951年才提供的7 000万卢布的国家贷款。
金日成的底牌也渐渐开始硬了起来。
大家都觉得自己底牌很硬。
大家都觉得该由自己一方按自己的意识形态来统一这个国家。
没有共识，没有妥协，还没得商量。
又不存在共同认可并遵循的制衡机制。
背后还有两个超级大国的相互对峙各不相让。
这是是非非不是早晚得靠动手来解决么！
而从1949年6月美军撤出南朝鲜后，李承晚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战争的口号反而越喊越响，越喊越硬气，与北朝鲜万分恳切动人的和平统一口号，形成耐人寻味的鲜明对照。
三八线的枪炮连绵不绝，双方你来我往小打小闹没个消停。
而这个时候，朝鲜半岛的军事力量对比的的确确是南强北弱。
美军撤出朝鲜的当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博尔特将军在美国国会作证时也声称：“我们感到（南朝鲜）部队的装备优于北朝鲜部队。……建立南朝鲜部队和提供物质援助的目标已经达到……（美国的）部队可以而且应该撤离了。”
美国著名军事评论家和政论家约瑟夫·格登在《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曾经指出：“李承晚总统毫不掩饰他最终要夺取北朝鲜的意图（同样，金日成首相也从未打消过夺取南方念头）。”
1949年底，美国驻南朝鲜大使约翰·穆乔在参加的李承晚的一个招待会时。一名韩国军官“兴冲冲地进门，吹嘘他的‘小伙子们’刚刚占领了三八线以北正对开城的海州……他没有接着说那些人实际上都被当场击毙。”
穆乔说他对此事印象深刻。
所以即便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后人就“朝鲜战争谁打第一枪”这个纯属小儿科的问题争来议去也实在没有意思，任何矛盾的爆发都有一个积累和蕴酿的过程，战争，不过是冲突的延续和扩大，而不是冲突的开始。这个过程中的你一拳头我一巴掌谁先谁后的事情你扯得清楚么？就算扯得清楚又具有什么重要意义么？
难道这对战争性质的判断会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么？
国际关系专家华庆昭教授在其专著《从雅尔塔到板门店》谈及这个问题时曾经指出，苏美是分裂朝鲜的祸首，三八线是它们炮制的势力范围分界线。“没有朝鲜的分裂便不会有朝鲜战争。在任何情况下，苏美都对引起这场战争负有责任。”而国际社会多年来为这个问题的争论“放过了苏美乃是造成朝鲜爆发内战的共同责任者这个核心问题，根本就没有论到点子上。”①[① 《从雅尔塔到板门店》第204页，华庆昭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笔者对华教授的观点深以为然。
的确，当时被人为分裂的朝鲜半岛，是一个典型的雅尔塔模式。
南北双方谁都想摆脱这个模式。
而恰恰就在这当口，美苏两强都对朝鲜半岛的局势产生了误读。
李承晚本人自我感觉很是良好。
光是他牛皮哄哄倒也罢了——这老头压根就没玩过枪杆子嘛！
可美国大佬也牛皮哄哄。
驻日本的麦克阿瑟和驻南朝鲜的美国军事顾问团一片乐观，所有的情报都说北朝鲜军队根本不是强大的南朝鲜军队的对手。甚至就在战争爆发前两个星期的1950年6月8日，那位罗伯特少将还言之凿凿地对记者说，南朝鲜军队已经达到世界水平，任何来自北方的进攻都将会被击溃。
当美军撤出朝鲜时，李承晚曾向美国索要包括作战飞机和水面舰艇在内的强大军备，而美国当时梦寐以求的是欧洲这个战略重点，并竭力想在远东地区保持缓和，加上对朝鲜北方的实力也不太瞧得上，所以没有满足李承晚的要求。
当时，李承晚的国防部长申性模曾通过美国军事问团向美国索要193辆能够对付T-34的M-26型坦克。
代表美国政府回复他的，是美军驻朝鲜军事顾问团团长威廉·罗伯特少将，此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巴顿将军手下担任过坦克部队指挥官。
罗伯特少将很有耐心地听完申性模的要求，又一脸恳切认真地回答他说：“你们国家的地形、道路网特别是桥粱不适用于使用坦克。……北朝鲜的坦克是旧日军的，不必担心。”他还说，任何一支进入南朝鲜的军队如果配备坦克，几小时之内就会被击毁。
这算那门子军事顾问？！
这家伙还当过坦克部队的指挥官？
真逗！
罗伯特的漫不经心在大不咧咧的美国人中具有很强的传染性。
这种看法原封不动地上报到东京和华盛顿，又原封不动地成了美军远东战区司令部和美国政府的看法，直接影响了白官和五角大楼的战略决策。
1949年12月30日，杜鲁门批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2号文件，该文件提出采用“遏制”政策对付苏联在运东的扩张，而给美国确定的基本目标则是“巩固非共产化的亚洲并削弱苏联在远东的力量”。并且“发展和加强远东地区的安全，使之免遭共产党的外部侵略和颠覆。”
而在具体论说如何“发展和加强远东地区的安全”时，文件提到了要“改善”其在“日本、琉球群岛和菲律宾”的地位，还历数了一系列要得到美国保护的国家和地区。
没有提到南朝鲜和中国台湾。
美国军事评论家和政论家约瑟夫·格登将其归结为“一时琉忽”。
然而不知为什么，两星期后，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华盛顿美国国家新闻中心发表演讲时，也历数了美国的防御半径所包括的范围——“从阿留申群岛至日本，然后延续到琉球群岛”，还“延至菲律宾群岛”。
也把南朝鲜和中国台湾“遗漏”了。
再早一些，10个月前，美国远东战区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五星上将也曾对来访的英国记者沃德·普赖斯信手勾勒出一条极为相似的弧形防线，并列举了菲律宾、琉球群岛、日本和阿留申群岛。和国务卿一样，他也“遗漏”了中国台湾和南朝鲜。而与艾奇逊唯一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一个是由北数到南，一个则由南数向北。
三者都“遗漏”了？这是“一时琉忽”？
“遗漏”台湾尚可理解，不想再往蒋公这个大漏斗里填美元了嘛！
可“遗漏”南朝鲜呢？是不想要这地方了，还是太过自信了？
这个“遗漏”很要命！
实际上，到了1950年6月，朝鲜人民军已有了8个齐装满员的步兵师团，两个不满员的简装师团和两个独立团，5个警备旅和一个坦克旅。装备有火炮600门，坦克150辆，作战飞机196架。共13.5万人。
南朝鲜军队则有8个步兵师10万人（只有6个满员），警察部队4万人，火炮91门，装甲车27辆，作战飞机32架。1950年春，李承晚接受了美国价值1.1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不过，大都是轻型武器，无法与北朝鲜相比。
相较于一年前，双方实力对比已经完全逆转。
然而美国人仍然大不咧咧很是自信。
美国人的误读又直接传递给了斯大林。
艾奇逊的演讲给了斯大林一个错觉——美国准备放弃朝鲜。
斯大林的胆子于是壮了许多。既然美国自己放弃了《雅尔塔协定》划定的势力范围，把中国台湾和朝鲜划在自己的防御圈之外，这就等于把它们交给了苏联。这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他由此推理：既然美国没有出兵干涉中国革命，那么当然有理由认为他们不会为了一个小小的朝鲜而直接卷入战争。朝鲜半岛战端一起，也不过就是一场内战，朝鲜人民军完全有能力一举荡平南朝鲜军队。
这又是一个灾难性的误读！
他肯定没有站在美国利益的立场上去认真设想一下，假如美国甩下南朝鲜不管，欧洲与苏联抗衡的军事集团还能组织起来吗？还有那个以后的跟“华约”针锋相对的“北约”吗？
美苏两强对朝鲜半岛乃至远东局势双双出现误读。
这种双双误读，对于打破朝鲜半岛局势的相对平衡而进入剧烈冲突状态，显然具有勿庸置疑的影响力。
这大概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这当口，只有一个人对朝鲜半岛局势看得最为清楚明白。
那就是毛泽东！
对于朝鲜半岛一旦出现战事的前景，毛泽东是有所预测的。
他认为，如果朝鲜半岛战端一开，美国完全有可能驱使日本军队参战或自己出兵直接干预。而一旦有两三万日本军队介入战争，整个战争的过程就可能延长。
对于斯大林的判断，毛泽东是有保留的——他曾对朝鲜同志言，帝国主义的事，我们做不了主，我们不是他们的参谋长，不能知道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不过我们必须有所准备。我们打算在鸭绿江边摆上3个军，帝国主义如果不干涉，没有妨碍；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也不管；如果过了三八线，我们一定打过去。
这就叫“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
问题是，对朝鲜半岛战争危机和形势发展，毛泽东他作不了主。
用句套话，这叫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
他能作的是自己的主——有备无患，未雨绸缪。
准备有人把战争强加到自己头上。
然而中国人并不想和美国打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美两国曾经是盟友，也是战友。
虽然没有象国民党军队那样从美国政府手中得到过很多援助，但中国共产党人对美国盟友的态度也是非常诚挚的。当年包瑞德上校率领的美军观察组到延安时，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解放日报》还专门发表过欢迎的社论。当时毛泽东还亲笔在“美军观察组”的后面添加了“战友们”的称呼。尚未取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衷心希望与美国政府和人民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许多中国人所熟悉的美国人如史迪威、包瑞德、谢伟思等也抱有同样良好的愿望。
在敌后的中国解放区军民还多次营救过美国空军人员。
但杜鲁门的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断送了中美关系发展的前程。
这当然不全是由杜鲁门个人的好恶或偏见所致，而是由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所决定的。在延安窑洞里的毛泽东当时很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在着眼于美国对华政策中积极的一面，努力发展对日作战中的合作关系的同时，也预见到了经济实力最强的美国将在战后的世界上发挥最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必然会和美国发生接触。
而且成为朋友的可能性小，成为敌人的可能性大。
用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大校的话来说，这就叫做“个人不能左右历史，历史却要左右个人。”①[① 《第一次较量》第3页，徐焰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事实证明的确如此。
日本一投降，杜鲁门就公然声称美国要“领导世界”。
当领导嘛，当然就得选那些听话的人来领导，选择那些能满足自己利益的人来领导。而在山姆大叔看来，在中国，当然的选择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不管前者当时是多么腐败多么不得人心。
杜鲁门政府正是这样做的。
美国政府一面支持国民党政府垄断对日受降权，一面还派出6万多海军陆战队在中国沿海登陆，帮助把远在中国西南的国民党军队运送到华东、华北和东北打内战。虽然他们同时也在促成国共之间的和谈，但那划定的模式是削弱共产党而加强国民党。1949年夏天美国政府公布的白皮书也承认，美国政府当时甚至还考虑过直接以武力进攻共产党军队，只是因为这一行动规模宏大，美国公众将无法接受，加上其他诸如国际环境方面的原因，才改取在军事和经济上援助国民党的方针。
不过当时双方在冀东、胶东等地仍然发生过小规模的冲突。
比如1946年7月26日在平津公路上的“安平事件”，美陆战第一师就和八路军冀东军区部队交过手，美军当时没也没占上风，被击毙3人，伤12人。
电影《停战以后》就曾经再现过这个真实事件。
后来全面内战爆发，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一直对美军可能的介入保持高度的警惕，特别是解放大军挥师南下进入美国在华利益比较集中的地区时更是如此——中共中央在考虑南下作战时，就已经把“美国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作战计划之内了。解放大军横渡长江后，刘邓的第二野战军一直在长江下游停留到9月，其主要目的就是准备抵御美国军队可能的干涉。
美国人当时还算明智，没敢动手，还挺自觉地从青岛撤了军。
新中国建国前夕，中美关系曾经有过一个发展关系的契机。
南京解放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一直在没有返回美国，而且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与中共方面保持接触，探讨发展关系的可能——这当然也不是为司氏本人的个人意愿所驱使，而是奉杜鲁门政府之命的官方行为。
然而这个契机还是被杜鲁门政府给错过了。
杜鲁门政府为根深蒂固的强权政策和观念所驱使，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要干涉中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条件，而且要求新中国政府继续承担国民党政府的“国际义务”——说白了就是继续维护美国的在华特权和利益。
这当然没戏——双方距离实在太远。
这也是明摆着的，新中国与旧中国泾渭分明之处，就在于此。
这一切一切，都注定了历史会顺理成章地演进这样一个过程：奉行强权政治热衷于干涉别国内政的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与代表着中国革命利益和民族利益的新中国，必然会发生对抗与冲突，而且极有可能向远东的国际政治舞台逐渐扩展，直至面对面地过招较量，甚至演出一场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血肉大碰撞。
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还是徐焰大校那句话：
“个人不能左右历史，历史却要左右个人。”
历史还要左右地点——较量的舞台。
顺理成章，这个舞台被历史左右到了朝鲜半岛。
不过毛泽东再神，这当口也不会想到这个碰撞会来得这么快。
而事实上，在历史时刻表上，战争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1950年5月，李承晚集团在“大韩民国国民议会”选举中遭受挫折，在总共230个议席中，仅取得49席。
1950年6月18日，美国国务卿顾问约翰·杜勒斯视察了三八线。
视察你就视察呗，可这位生性耐不住寂寞的人生性就怕人家拿他当哑巴。第二天他就在南朝鲜国会发表了一通“美国将在物质上和道义上援助韩国”的演讲，大喊大叫地说：“对于和共产主义斗争的韩国，美国将给予必要的精神和物质的援助。”
回到东京还闲不住，又对麦克阿瑟表明他的见解：
“对于远东的形势，我是乐观的。”
后来，有几位白宫的高参认为，这位杜勒斯在战争前夕的南朝鲜之行和到三八线上用望远镜窥视北方，肯定会使北方感到极为不安。
杜勒斯因此颇有几分冤枉地被共产党世界骂作策划朝鲜战争的战贩，也因此被西方世界各国鄙为固执、僵硬和不明事理的“不祥之鸟”。
其实哪是什么“鸟”啊？是鼠！
钻进风箱的老鼠！
笔者少时正逢文革天下大乱，常趁父母不留意时溜上街头看各派组织打派仗。久而久之，也多少看出一点门道：先是唇枪舌剑的一番对骂，夹带着撸胳膊晃拳头地叫阵挑战，然后才是红着眼出手开打，结局当然少不得是头破血流一地鸡毛。不过，那拳路迅猛的一方，常常不如对方叫阵响亮；而吆喝得最硬气的，则往往是一真干起来便屁滚尿流抱头鼠窜的主儿。
1950年6月的朝鲜半岛的形势，很有些这个意思。
连美国的《纽约时报》也说：
“奇怪的是，好战的谈论几乎总是出自南朝鲜的领导人。”
颇为耐人寻味的是，朝鲜北方此时仍然高扬着“和平”的旗帜。
1950年6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向“大韩民国国民议会”发出呼吁，建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议会与大韩民国国民议会联合起来，建立单一的朝鲜立法机关，以便统一祖国。”
这个当口，这种态势，这个建议的结果不难想象。
1950年6月25日（星期日）清晨，三八线地区大雨如注。
炮声骤起。
日积月累的冲突终于酿成大战。
双方经过激烈而短暂地交火后，朝鲜人民军7个师团转入进攻，大举越过了三八线，向当面的南朝鲜军队扑去。
由八路军老战士金雄中将指挥第一军团（辖第一、第六、第三、第四师团）从汉城方向作向心攻击。
八路军老战士方虎山少将指挥朝鲜人民军第六师团（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一六六师），开战仅4小时30分即占领开城，大部歼灭守敌韩军第十二团。
由抗联老战士崔光少将指挥的朝鲜人民军第一师团在40辆T-34坦克的支援下，击破韩军第一师的抵抗，迅速突破高浪浦里，顺势夺取临津江桥。
由李英镝少将指挥的朝鲜人民军第三师团和李权武少将指挥的第四师团并肩向议政府和汉城方向推进，韩军第七师迅速南逃。
抗联老战士金光侠少将指挥第二军团（辖第二、第七师团）从春川方向突破，断敌退路。
由抗联老战士崔贤少将指挥的朝鲜人民军第二师团和由八路军老战士崔仁少将指挥第七师团从春川方向突破，韩军第六师主力拼死抵抗不敌，遂弃阵南撤。
抗联老战士吴白龙少将指挥的朝鲜人民军第五师团（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一六四师）击破韩军第八师的抵抗，一路斩关夺隘，势不可挡！
朝鲜内战，爆发了。
而此时西方舆论仍有乐观之声。
——《曼切斯特卫报》：“美国官员证实南朝鲜军队已经占领了位于北朝鲜境内5英里处靠近西海岸的海州。”
——《每日先驱报》：“美国军事观察员说，南朝鲜军队在西海岸附近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救援反攻，进入北朝鲜领土5英里，夺取了海州城。”
——《新闻记事报》：“南朝鲜政府声称在边界的某个地点进行了反攻并占领了位于北朝鲜境内5英里处的工业城市海州。”
——《每日快报》（汉城，6月26日上午）：“由美国训练的南朝鲜军队于昨夜反攻，夺取了北朝鲜内5英里的一座城市。”
——《纽约先驱论坛报》（合众社汉城6月26日）：“精选的南朝鲜部队越过作为边界的三八线，占领了正好位于该线以北的工业城市海州。韩国军队缴获了大批装备，包括10辆卡车和大约100挺机枪。”
——《纽约时报》（汉城，6月26日电）：“据南朝鲜国家新闻局称，南朝鲜军队今晨向北推进，占领了位于边界以北一英里处的黄海道首府海州，缴获10门高射炮和10辆卡车。”
——《芝加哥论坛报》（美联社汉城6月26日电）：“在三八线以北5英里处的一座城市被南朝鲜军队占领。”
也别说无冕王们书呆子气，就是军事行家，也一样看走眼。
——战争爆发当天，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上将还在起草一份备忘录，对南朝鲜军队表示乐观：
“我认为南朝鲜在当前的进攻面前不会一触即溃，除非俄国人积极地投入战斗。”
这上将军，都到这当口了，还在说梦话。
第一章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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