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腐败
关于我国官场腐败问题，已是全民共识，公开报导这方面的案例，已举不胜举，触目惊心的腐败案例，也已见怪不怪，揭露、评论腐败的文章已眼花撩乱，随处可见，称得上中国新闻史一大景观。我早就想写点东西，但讲句心里话，实在不忍心啊！在我的笔下写“执政党腐败”，实在无法面对我那些为共产主义信念而牺牲的亲人们；再则我对那些局、处级，及以下的一些小“官”，为修正主义一切向钱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宣传所惑，也卷进了腐败旋涡，反遭比大贪官从重惩处，不少人丢了脑袋，对这些人我心慈，而恨不起来，他们只是修正主义的牺牲品，其中许多人就像孟大夫子说的“心本善”，是让修正主义达官教唆坏了，所以一直没有动笔。前几天，看了京华时报上一篇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文章，促使我写点东西同大小“精英”们商榷。
京华时报的文章标题：“反腐败，制约权力之路”，大标题：“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特别报导”。
文章第一个小标题：“忌讳时代”。有如下内容：“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一名编辑约林喆写一本关于腐败的‘畅销书’，…。林喆接下了这个题目。对腐败问题深入研究后，她认为腐败就是权力的腐败。‘腐败的根源就在于权力本身具有一种内在的异化机制。任何权力只要不加限制，就必然会走向腐败。’林喆将重点放在对权力的分析上，…。一年后，当林喆将题为《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的书稿交给出版社时，最初约稿的编辑诧异了。‘腐败与权力有什么关系？腐败就是腐化啊！’出版社拒绝出这书。1992年，仍然是一个忌讳的时代，腐败还不是一个可以公开深入讨论的问题。……林喆的书稿几经沉浮，旅行了大半个中国，几经退稿。在著书过程中，林喆也对‘是否是改革开放引发腐败’做出明确回答：‘不是这样’。”
文章第二个小标题：“最初的腐败”。文章写道：“…在同一年，在意大利，一场政界丑闻震动朝野：一个清洁公司老板不堪政客勒索而举报，深入调查后，人们发现，执政党和在野党都在大肆贪污索贿。贪污受贿已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难道是中国打开国门，才导致贪污现象流入并蔓延？‘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出现贪污腐败分子了。’林喆说。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就开始注意到贪污潜在的威胁。毛泽东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醒人们，‘不要被不拿枪的敌人征服。’……。1951年，一起贪污大案震惊全国。当时担任天津地委书记的张子善和前任刘青山，被发现贪污救济粮款、治河款等，总计超过171亿元(旧人民币)(注：当时旧币一万元折新币1元)。1952年2月，两人被执行枪决。……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是在当年的‘三反运动’中被揭露的，‘三反’中排在第一的是反贪污。按照五大行政区统计，有122万余人被发现有贪污腐败等行为。此后，中央政府又集中展开三次反腐败等运动。……，但也说明，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初掌权部分人就出现了贪腐的苗头。这一切，都记录在林喆的书中。不过，一个事实是，新中国成立之初，贪腐的情形并未像后来那样严重，也并未蔓延。对此，林喆援引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的解释，一是因为毛泽东在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政治威望所致；二是因为时不时的政治运动，极大地限制了干部的权力。后者，也可以被看作限制权力的一种极端的办法。就在中国用更极端的办法限制官员权力的同时，1974年，香港成立了廉政公署，正是这个机构使得香港成为全球最为廉洁的城市之一。”
“………
………
上世纪80年代初期，贪污1000元即可定罪，现在这个数字是5000元，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贪污30元就已犯罪。”
(注：以上参见2008年12月1日，京华时报第A16版)。
上述摘录的京华时报部分内容，其中本人用加粗黑体字标岀的部分，是本人赞同的基本覌点，也是文章精辟之处。有异议者可看原文并于指正。
林喆同志在八十年代初，就能明确提岀“权力腐败”，当时，即“忌讳时代”最不让讲的真话讲了出来，敢冒如此“大忌”，确实要有点胆略和勇气，“林喆的书稿几经沉浮，旅行了大半个中国，几经退稿”，也就在“情理之中”。然而，林喆同志关于“‘是否是改革开放引发腐败’做出明确回答：‘不是这样’。”由此，她的书还是出版了。事实上，即便现在讨论这个问题，权力腐败在现今是被公认的共识，尽管一些文章说现在执政党是挂羊头卖狗肉也好、说它是个空壳也罢(在此不讨论这些问题)，但是，因为权力掌握在执政党手里，既然公认权力腐败了，则掌握权力的执政党当然就腐败了，这个推理无疑是正确的。这就交代清楚了我为什么用“浅析执政党的腐败”这个题目的原因！
在这前，“京华时报”2008年11月5日第A12至13版发表了“从严打到收归死刑复核权”的文章，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这些纪念文章，如果无“忌讳”或略有“忌讳”地如实还事物的本来面目，这无疑对党、对人民都是受欢迎的大好事。但如果像曾任司法部部长的刘复之那样，矢口雌黄，歪曲事实，肆意影射、攻击毛主席，人民是不会答应的。道理很简单，因为毛泽东三个字，不仅仅代表一个中华伟人的个人，他是我们党、新中国、我们民族的象征，黄克诚同志对此有极精辟的论述。同样，我们决不能学刘部长先生那样，随便诬蔑任何人、包括大小“精英们”在内。而应当摆事实讲道理，并敢于“碰硬”，触触那些“忌讳”，并欢迎反批评。真理总是越辩越明，“不争论”让我们付岀的“学费”太昂贵了！解析清楚执政党为什么腐败？是个大题目，凭本人略知社会一角，就冒昧谈这个问题，很难讲清，还难免有谬误，甚至误伤了同志，抛砖引玉吧！
尊重历史，自从有阶级社会以来，腐败问题一直程度不同地困挠着社会的发展，否定这一事实，不是唯物主义。因此，不能说执政党腐败是改革开放的“专利”；但也不能以此来掩盖“精英们”的“改革开放”，必然导致执政党腐败这一历史事实，不承认这个事实，同样不是唯物主义。
京华时报的文章说：“一个事实是，新中国成立之初，贪腐的情形并未像后来那样严重，也并未蔓延。对此，林喆援引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的解释，一是因为毛泽东在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政治威望所致；二是因为时不时的政治运动，极大地限制了干部的权力”。这对三十年前的中国社会的评价是合乎事实的，那时的腐败就像一箩粮食里，混进了几粒砂子，无关大局。本人亲历，本人在区秋征粮库工作时，大家中午去吃饭，一位司称人员(负责称粮食的)利用一人看门之便，贪污70多斤稻子，搞得我们帐对不起来，而查帐查了一通宵，才查清了。这位同志当即被清理出去。当时一斤稻子也就4至5分钱，合计也就贪污3至4元来钱，这一处理，从此再沒发生贪、占事例。然而，上世纪8、90年代后，执政党官员吃、喝、玩、嫖、睹、贪……，就习以为常，如果仍用非法占有30元就算犯罪，则民间流传着：“100个当官的，抓他99个，还有一个是漏网的”(注：此话讲过了一点)，可能水分不是太大。这就是说，现在是，在一箩粮食里掺进了不少砂子，甚至是“三聚氰胺”。大家都懂得量变到质变的道理，这就是说现在的腐败，同三十年前相比，不仅是量的变化，而且是量变到质变的变化。也就是说在三十年前，执政党内混入了几个腐败分子，同后来执政党的腐败，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性质不同的两回事。“精英们”在量变与质变的问题上装糊涂，以混淆视听。
中国有句古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腐败为什么久治不下、甚至愈演愈烈？如果硬是人为设置“忌讳”，甚至“不争论”，违疾忘医，就不可能对症下药、手到病除。结果是人杀了不少，腐败不仅照旧，甚至发展成一窝一窝的，让你只好“刀下留情”。不仅人民对反腐不满，可以说是“天怒人怨”，而且一些被杀、被判的人也不服。近日有媒体公布的：“拥有146名情妇的(江苏省建设厅厅长)徐其耀给他儿子的一封信”，明目壮胆地唆使他儿子争取当腐败官员的“十条秘诀”(内容略)，这些，都说明这些年反腐的失败。为什么会失败，很值得深思，早该是会诊的时候了！
1、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的问题
谁都能背颂：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的思想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流血牺牲革命斗争中的经验高度概括。我理解这两句话是紧密联系的，不可分割的。就是说：是共产党，指导她的思想理论基础必然是马列主义，而且包括世界无产阶级政党公认的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同样，用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的政党，才是共产党。这里指的我们，应该是工、农、兵、革命知份子，决不包括地、富、反、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理人、以及反动知识份子。反过来说，如果一个政党指导的思想理论基础不是马列主义，它就不是共产党，而不在于它的名称叫什么，也就不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进一步解释，有什么样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就有什么样的政治路线，路线是决定一切的。
这三十来年，恰恰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出了问题，“精英们”用“猫论”、“先富论”、“同美国接轨论”、……，等等奇谈怪论为指导，腐败就成了必然，因为腐败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修正主义国家，是无法摆脱的问题，它不腐败的话，帝国主义必然灭亡就不是真理。摆在当前的美帝的金融危机，仅股票市场就下跌了40％多，市场的抢购风都踩踏死了人，何况还是开头。美国打了个喷嚏，同它“接轨”的国家就“感冒发烧”，中国也不例外，半年时间，仅股票市场就下跌了70％多，近日人民币外汇兑换市场连三个交易日跌停板，人民币贬值已见端倪？据报导，有的“炒股手”，杀妻、儿，而后跳搂；九岁儿童因无10元钱看病而用红领巾上吊自杀；细细流动着的失业农民工回乡；……。形势使一些官办报纸报导了一些“忌讳”的“新闻”纪念三十周年，本人为之赞扬鼓掌，讲真话是中华儿女的美德。但借此，我谨望那些“精英们”能多点做人的良智。
2008年11月28日文化艺术报“书刊参考”第2版，标题是：“红墙里的阅读：中国当代领袖及官员们的读书生态”。文章说：“毛泽东：领袖读书无禁区”。又说：“胡耀邦：读过《马恩全集》”。还说：“邓xx：鬼书武侠爱好者。邓曾坦言：我读的书并不多”。(注：所有人的子女的吹捧部分略)。文中报导的其他领导人读书情况就不摘抄了。奇怪的是，文中列举的领导人，除毛主席、胡耀邦读过马列著作外，其他人都沒有读马列的书。另外有一人读过邓小平南巡讲话外，还都沒有读“邓选”、“三个代表”之类的书。如果文章报导内容属实，那么，不读马列著作，还都在宣扬“发展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创新”，不就成了开国际玩笑嘛！而且整天高喊高举什么“理论”的人，本身就不学那个“理论”。常见一些文章报导：大多腐败官员都相信迷信，在这里也找到了榜样。至于还沒有暴露的腐败官员是否也大多相信迷信呢？
“精英们”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救不了中国”；难道求鬼神、修正主义、资本主义能救中国吗？
不用去争论不学马列，而相信封建迷信、求鬼神的人占多大比例，但这种不学马列，而信鬼神的现象从上到下的客覌存在，这样的执政党还能不腐败吗！
可见一位长期在中国基层度过的外囯学者威廉*韩丁称：“除了两极分化，改革带来的最惊人的后果是社会风气败坏”(注：参见韩丁著《大逆转》第14至17页)；未免不是切中问题本质的善意的忠告。一个执政党、一亇民族，失去了正确的精神支柱，其后果，我们都在亲身体验着。
2、问题十分严重的组织路线
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成了决定的因素。也可以说，有怎样的政治路线，就有怎样的干部路线。
大家都不会忘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大“摘帽”、大“平反”运动。客覌的讲，为有些地、富、反、坏、右摘帽是正确的，为被错整了的老干部平反也是正确的。问题是一些不该摘帽的和不该平反的，也一刀切的摘了、平了。这部分不该摘帽和平反的人，造成的负面效应是十分严重的，可以说这部分人不多，但能量大，名符其实的成了“还乡团”，对广大干部、工农兵、革命知识分子，进行了残酷的反攻倒算，并掀起了反毛、非毛、攻击社会主义的恶浪，控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为其能事。“右派先进论”畅通无阻地宣扬，似乎中囯的“先进分子”都出在右派分子之中。我就遇到一个摘了帽而当了公司经理的地主分子，他竟当众宣称：“怎么样？不还是要把我请出来嘛！”把当初搞土改工作的一些乡干部气愤地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搞土改？”原囯防科委情报所，某某曾向我递交了他参加囯民党三青团，并任分队长的交代材料，这是他隐瞒了二十多年，而在文革中，组织上在敌伪档案查出了他的问题后，他才交出的交代材料。后来张xx制造了迫害李敏等同志的“天大的冤案”后，常勇、刘毅民等人，竟销毁了某某上述交代材料，并拉入党内，提拨为副所长。不仅如此，“精英们”开口闭口文革是一场“灾难”、“武斗、…死多少人”。奇怪的是“精英们”大诉“文革苦难”的同时，然而像青海挑动武斗造成流血事件的人，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大平反”时期无罪释放；原国防科委某训练基地常勇为夺司令员的权而挑武装武斗，情报所刘毅民诬陷、诬告彭德怀等老同志、私设专案迫害彭德怀等老同志，而挑起武斗，打伤了党委书记等，却都受到了张爱萍提拨重用。从这一系列事例，不难看出，“精英们”大诉“文革苦”，不就是一场贼喊捉贼的鬼把戏嘛！
在大摘帽、大平反的同时是：乱扣帽子、乱打棍子、以至滥杀无辜。这包括如下内容：“大清查”、88+1、三次“严打”滥杀无辜等。其中迫害人最多的是“大清查”，把拥护毛主席、拥护党和社会主、拥护中央发动的文革的干部、工农兵、知识分子，关的关、判的判、处理的处理，达到了某些人拉帮结派，复辟资本主义扫清障碍的目的。而真正搞打砸抢、挑动武斗、图谋不轨的“三种人”，包括张xx在内，且如前所述，反而被平反、提拔重用。最残忍的是88+1，某些人达到了枪杆子保腐败的目的。后果最严重的是三次“严打运动”， 如“京华时报”2008年11月5日第A12至13版所报导：“现年80高令的法学家陈光中举了一个发生在河南的例子：一对青年男女恋爱，遭到女方家长的反对。两人没有退却，反而离家同居。女方家长在找到他们后，将女青年领回家，并报案说男青年强奸了自己的女儿。‘这名男青年因流氓罪，被判了死刑”；“ 流氓罪，在当时属于‘口袋罪’。陈光中解释说，严打中被捕的人，很多行为并不符合刑法中规定的罪名，于是就向最接近的罪名靠。如此一来，众多‘口袋罪’便脱颖而出”、“在街上撤尿叫流氓罪、男男女女一起跳舞叫流氓罪、年轻人在公园谈恋爱被逮住也叫流氓罪，………”。……“当时，办案效率之快令人生疑，代价是不讲诉讼程序，不讲诉讼职能，本来只有中级法院才能判处死刑，但是不少死刑是由基层法院判的”。这亇报导，以事实证明三次“严打运动”滥杀无辜的触目惊心的场面，使多少人头落地，又造成多少无辜百姓断子绝孙？
仅就以上在顾及“忌讳时代”前提下，所谈事例，足以说明组织路线的严重问题，中共党史上，从未见过如此滥处分、滥判、滥杀无辜来排斥异己的先例。也从未见过为了拉帮结派，如此明目张胆招降纳叛。
与此适应的舆论导向，可以说是标准的一边倒的资产阶级专政，人民被剥夺了应有的话语权，以及连资本主义国家都不敢剥夺的游行自威权、罢工权，……。为宣扬封资修、反毛、非毛、反社会主义、宏扬帝王将相、……，大开绿灯。这大家有目共睹，就不赘述了。
3、经济犯罪愈演愈烈
严重错误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必然导致严重经济腐败案。关于大小官员的经济上腐败，这方面的报导太多太多了，从电视台的广播中、各类媒体报导中，可以说是随处可见。我就不花费笔墨介绍了。
4、执政党三次腐败“大跃进”
我在巳发表的：评“发展是硬道理”，文中谈了三次腐败的飞跃，在此只是概略重复几句。
第一次腐败“大跃进”，起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至89年，历时约8、9年。其手段是推行“物资价格双轨制”，造成了当时被称之：“十亿人民，九亿商”，也称“全民经商”。其特点是，权势人物靠手握流通物资的批准权，直接拿到权势人物这张批条的，大多是其子女或亲近的亲友，当然也包括情妇在内。这第一手拿到批条的物资价格为囯家标价，也叫国拨价。靠权势人物在白纸上几个字和一个签名，由其子女、亲友(包括情妇)转来转去，到最后到真正购买物资的用户人里，物资价格就上涨了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当时手握这种批条的权势人物，是红极一时的“大能人”，而且权越大，批的物资的量也越大，拿到这张批条的“油水”也越大，权力的大小同“油水”的多少成了正比，也是中共党史上第一次发生的“权、钱交易”，所以我称它“第一次腐败大跃进”。 其结果是，这些子女、亲友们就这样白手起家，不费一分钱本钱，甚至不知批条上的物资是何物、又存放在哪里？而套到一大笔横财，完成了“能人起家”的原始资本积累，而走上钱途无量的先富起来的罪恶之道。这伙人中的顶尖人物，被国内外称为“太子党”，其实也有“公主”在内，他们还是“男女平等”的。在当时，在长三角地带对“大公子”的“议论”最多。
第二次腐败“大跃进”，以88+1为起点，至党的十六大前，历时约12、3年。其特点是大小官员卖国营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也叫“一卖了之”，也有说“抓大、放小”，实际是卖大、也卖小。其手段是官商联手“双赢” 。其后果，全国出现了不少一夜暴富的千万、亿万“超级能人大富翁”，同时促成了一批大贪官，造成的社会后果是工人大量失业，人民几十年辛劳积累的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流为乌有，贫富悬殊像雪崩式的拉大，资本主义全面复辟，底层劳动人民重返旧社会：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火葬不起，可以说是活也难、死也难的苦难之路。而资本主义社会的黄、赌、毒、嫖、贩卖妇女儿童、黑社会等等泛滥成灾。
第三次腐败“大跃进”，从十六大开始，现在还不知终点。其特点是以买卖土地、开发公共设施(如修路)、基建(如房屋)为手段，联手套取高额利润。其后果是不仅培植了一批亿万大资本家，也培植了一批亿万大贪官，造就了“超级双赢”,形成完全可同国民党“四大家族”匹敌的“权势、豪富家属”。 与此相对应的，大量良田被毁，污染成灾，行乞人员随处可见，老人故世交不起火葬费而水葬反被追究刑责；父母掏不起10元医药费，9岁少儿用红领巾上吊自杀；群起大事件频发……。
目前难以逃脱的“金融危机”，问题逐渐在显露，现在下任何结论为时尚早。不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应对这次危机，马克思的《资本论》畅销；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陪同中国领导人接见中国留学生时，用华语高唱“东方红”；朝鲜报刊大批东欧“改革开放”；尼泊尔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取得胜利，许多国家毛主义共产党像雨后春笋般掘起；……。我不知“精英们”对此有何感想！我很想听听你们关于中国再如何资本主义化、如何进一步同“美国接轨”、执政党再如何深化腐败等这方面的说教。
5、为什么腐败成了执政党攻不下的堡垒
人们都会奇怪，为什么共产党能把八百万军队的囯民党反动派赶出了大陆，而逃到了孤岛台湾、为什么共产党小米加步枪能打败侵入朝鲜的美囯佬，而就是打不掉共产党自身的腐败？其实这亇问题谁的心里都清楚，官员们心里更清楚，只是大家都照顾到“忌讳时代”的“忌讳”，尽管一些洋人或华侨不受“忌讳”约束可以直言，但这类直言在有的网站上一露脸就很快被删掉了，例如，最近有媒体报导台湾学者魏萼的文章称：“中国改x开x的最大成果是中国高官的富翁化和中国官员的资产阶级化。……，90年代初，有一次，我（魏萼）到华盛顿拜访陈香梅。 谈话间说到中国出现的腐败现象，陈香梅说，中国腐败带头人就是某某家族，………”。这篇文章在某网站上一露脸，很快就不见了。在“忌讳”的束缚下，假货就泛滥，连“实事求是”也是假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骗人的。因此为了“忌讳”，也不要给网站找麻烦，所以关于为什么腐败成了执政党攻不下的堡垒的问题，恕不直言了。
只是借此机会，讲点空话。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掌权的学会了封建皇帝岀口就是“圣旨”，因为封建社会的皇帝也叫“天子”，说明他不是凡胎人养的，而是天养的，所以叫“天子”，也有称他为“龙子”的，恐怕这里的“龙”就不是常说的恐龙，恐尤是卵生的，说皇帝是恐龙蛋里出来的就得犯杀头之罪了。所以这里说的“龙”是指事实上不存在的，那种四不像的神化了的龙。所以皇帝并不是人，而是“天子”、“龙子”。所以凡人就不敢管牠，而怕牠。凡人，也称臣民，见了皇帝就只有下跪的义务，别的什么也沒有。为了维持这种秩序，历史上就出现了名目繁多的“忌讳”，比如皇帝死了，不能叫死，而叫“驾崩”，等等。只是文革期间，出现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逆不道局面”，但到文革后，还真发生了有人被“一身剐”的结局，随之就是繁多的“忌讳”。因此，如果有朝一日，这些“忌讳”沒有了，而像京华时报所说：“一个事实是，新中国成立之初，贪腐的情形并未像后来那样严重，也并未蔓延。一是因为毛泽东在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政治威望所致；二是因为时不时的政治运动，极大地限制了干部的权力”。这才能解决执政党腐败问题。当然毛主席不可能再回世了，应当是有一个像毛主席那样崇高政治威望的领导集体，和行之有效的群众运动，执政党的腐败才能铲除。其实说容易也容易，因为对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来说，做到这两条并非办不到。但说难，也确实难，因为如果是一个假马列主义或反马列主义者来说，还是“政不出中南海”、上有政策而下有对策，要做到这两条，可以说比登天还难，现在坐飞船登天反倒不难。
恽仁祥
200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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