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几个问题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几个问题

黄黎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摘要] 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到成长以及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挫折，都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适应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客观要求，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结果，同时也是共产国际、联共(布)从理论上、实践上积极帮助的结果。研究共产国际的历史及其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对于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客观历史进程，科学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共产国际；国共合作；十一月决议
　　[中图分类号]G641；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528(2008)10-0054-06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术界兴起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20多年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这一课题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众所周知，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有着密切的联系，深入开展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是科学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一个重要方面，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涉及很多方面，这里仅就以下几个重要问题谈谈个人的看法。
　　
　　一、共产国际“十一月决议”对制定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影响
　　
　　1923年11月2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了《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为共产国际“十一月决议”)。这个决议就如何在新形势下重新解释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详细阐述了共产国际的观点。这些观点基本上为《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时所采纳，
　　1923年11月26日，季诺维也夫主持召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与当时在莫斯科的“国民党代表团”(即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引者注)共同起草一个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详细决议。季诺维也夫在会上就如何解释三民主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民族主义不应该导致建立中国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的霸权的地位。它无论如何不应该导致对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的压迫，”至于民权主义，“它能否成为这样一个进步的口号，主要看它能在多大程度上保障居民中的劳动群众有可能捍卫自己的权利，并把自己的事业推向前进。”至于民生主义，“如果把它理解为致力于把劳动群众，耕种土地的庄稼人从赋税重负和其他这类引起报怨和不满的压迫下解放出来，那么对它也不可能有反对意见。”
　　11月28日，在有“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全体成员参加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了修改后的决议，这个决议全文共8条：
　　决议的第一条指出，中国国民党是一个民族革命的政党，但它并没有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其主要原因是“没有吸收城乡广大劳动群众参加斗争，而把自己的计划寄托在能在军事上战胜那些已成为世界帝国主义工具的国内反对势力上。”
　　决议的第二条肯定了“以孙中山博士为首的国民党革命派已认识到必须接近劳动群众，必须通过广泛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同他们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从而巩固和扩大中国革命运动的基础。”
　　在决议的第三、四、五条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对如何解释中国革命发展新阶段的三民主义，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认为，“民族主义，就是国民党依靠国内广大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各阶层，为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及其走卒、为争取中国独立而斗争，对于上述每一个阶层来说，民族主义的含义是，既要消灭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也要消灭本国军阀制度的压迫，”对于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在民族主义口号下进行斗争的全部含义是：“既要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也不要导致遭受本国资产阶级的压迫。”最后，共产国际建议中国国民党，“公开提出国内各民族自决的原则。”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国民党之民族主义，其目的在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其所恃为后盾者，实为多数之民众，若知识阶级、若农夫、若工人、若商人是也，盖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国民党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
　　至于民权主义，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认为不能当作一般“天赋人权”看待，必须看作是中国当前实行的一条革命原则，应当为中国劳动群众服务。
　　“十一月决议”提醒中国国民党，应当注意到“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条件下，民权主义可能蜕变为压迫劳动群众的制度和工具”。因此，“只有那些真正拥护反帝斗争纲领的分子和组织才能广泛享有这些权利和自由，而决不使那些在中国帮助外国帝国主义者或者走狗(中国军阀)的分子和组织享有这些自由。”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则这样写道：“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盖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藉以破坏民国。”很明显，对民权主义的表述，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与共产国际的决议在思路、观点及所用的主要术语上是一致的。
　　关于民生主义，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认为应当解释为外国商行、企业、铁路和水路交通收归国有，只有这样，“它才会对群众具有革命化的意义，才能在群众中得到广泛的反响。”决议认为，民生主义不能解释为“国家实行土地国有化”，应该提出土地归劳动者所有的口号，并规定废除地主占有土地的制度；同时，国家还应当采取措施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解决灌溉以及开发荒地等问题。对此，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中的提法是：“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国民党之主张，则以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产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并为之整顿水利，移植荒徼，以均地力，”不难看出，尽管国民党“一大”宣言在“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问题上坚持其传统观点，但其“耕者有其田”和扶助农工的新观点显然来自于共产国际决议中的思想。
　　决议的第六条希望中国国民党认识到支持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必要性。它强调：中国工人阶级必然地应该“在统一国家和争取中国独立的反帝运动中，起到自己一份重大的作用。”因此，“放手发动工人阶级的力量，全力支持它的经济组织及其阶级的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
　　决议的第七条肯定了中国国民党所进行的“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斗争，将有助于工人阶级的解放、成长和壮大，因为它将在使用和管理国家方面，把农民从封建专制的条件下解放出来。”决议要求“中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必须全力支持国民党，”
　　最后，在决议的第八条，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建议中国共产党，把民族解放运动建立在广大人民群众支持的基础上，利用侵华的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更好地开展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并同苏联建立统一战线，
　　只要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稍作比较，我们就不难发现，前者的基本精神在后者的内容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甚至连文字也十分相近。
　　正如1924年1月4日鲍罗廷在上海写信给维经斯基所说的：“12月30日，给我往上海寄来了共产国际在孙的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期间所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看来，我的全部工作都符合这些提纲的精神。也许我没有立即掌握这个基调子，但我们会逐渐领会它。……从孙的讲话中看出，现在可以促使他们接受提纲的精神，特别是在对待他们自己的‘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态度上，以及在对待工人阶级的政党和经济组织的态度上要坚持提纲的精神。”
　　1924年2月9日，加拉罕在致契切林的信中也明确指出：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关于民族主义一条非常有意思，那里民族主义是按照共产国际“十一月决议”精神解释的，而民权主义也是以“共产国际的同一决议为自己的根据。”“至于民生主义，它也是以共产国际的决议为依据，但是根据本地情况加以改头换面，以便使它能够为党的右派所接受。”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对孙中山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给了孙中山很大的帮助。这一决议的有关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所阐述的新三民主义的基本原则。
　　
　　二、关子共产国际、联共(布)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适应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客观要求，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结果，同时也是共产国际、联共(布)从理论上、实践上积极帮助的结果。
　　在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的指导下，共产国际、联共(布)领导人十分重视和关心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进程，特别是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但他们起初对中国政治势力的情况并不是很了解，尤其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中国国民党缺乏全面的认识，所以一度准备联合吴佩孚和陈炯明，从1922年夏开始，根据马林、越飞等驻华代表的报告，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领导人才逐渐了解到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的真实情况，开始考虑与孙中山联合，促使国共进行党内合作。
　　最早提出国共实行党内合作的是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1921年12月，马林与孙中山和国民党其他领导人进行接触后，认为国民党是一个多阶级的联盟，与中国工人阶级有着密切联系。所以他建议中国共产党放弃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到国民党中间去进行政治活动。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如果不这样做，其前景将是黯淡的。
　　在国共合作这个重大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曾经在一段时间内对国民党等其他党派采取了排斥的态度。1922年春，当马林提出国共合作的策略时，包括陈独秀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都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和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使中国共产党人深受启发，初步认识到中国革命的第一步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在1922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二大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革命的最低纲领，并依据此纲领作出与中国革命的民主派建立联合战线的决议。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同意与国民党进行党外联合。
　　孙中山虽然赞成国共合作，但他不同意与共产党平等联合，只同意“容共”，即接纳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在这种情况下，马林根据自己在印尼的工作经验，提出通过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方式实现国共合作。在马林的要求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于1922年8月在西湖召开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会议最终同意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共产国际执委会接受了马林的建议，于1923年1月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正式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同时保持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的独立性，1923年2月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单靠工人阶级的孤军奋战是难以战胜强大敌人的，从而加快了国共合作的步伐。在同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三大，以决议的形式确定全体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共统一战线采取了“党内合作”的组织形式：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的一些负责人参加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工作，部分省、市的国民党地方党部由共产党入主持，国民党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组织，这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一个重要特点。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赞成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建立国共统一战线，主要有以下四点原因：
　　首先，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期虽然已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但还处在幼年时期，无论党员数量还是政治影响都很有限。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失败，证明了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革命同盟军，就无法在毫无民主权利的情况下战胜国内外强大的反动派，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而国民党是一个建党多年、影响较大的民族革命组织，在全国人民当中，特别是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群众中，拥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广东省更是直接受国民党的管辖。因此，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中国共产党就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公开或半公开地从事工农运动，发展和壮大革命的基本力量，也有利于国共两党的发展和革命力量的壮大。这是中国共产党当时所能采取的唯一正确的统一战线组织策略。
　　其次，从资产阶级当时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来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有反帝反封建的共同要求。作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孙中山也赞成国共合作。但由于孙中山认为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已经包含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内容，因而在酝酿国共合作时，他只同意国共“党内合作”，而不同意“党外合作”，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决心“以俄为师”，“重新做过”，“由今日起，将十三年前种种可宝贵最难得的教训和经验来办以后的事。”为此，他同意取消打手模和宣誓服从他等原有的入党办法，并对中国国民党进行改组，在孙中山反对国共“党外合作”的情况下，“党内合作”便成了实现国共合作的唯一途径。中国国民党改组后通过的政纲——以三大政策和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充实了的三民主义，同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基本相符，从而使国共两党能够在同一个革命组织中共同工作。这是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政治基础。

　　其三，20世纪20年代初期，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开始进入相对稳定期，欧美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更加重视东方民族解放运动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列宁指出：“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个大多数的入口，最近几年来也非常迅速地卷入了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世界斗争问题的最终解决将会如何，是不可能有丝毫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对苏俄的封锁和包围，共产国际需要在东方，特别是在苏俄毗邻的中国寻找支持力量。它不仅需要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支持，也需要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国民党人的支持。共产国际力图通过国共合作来建立和加强孙中山同苏俄的友好关系，促使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进一步开展，从而打击帝国主义在东方的势力，支援苏俄革命。因此，建立苏俄援助下的国共合作就成了共产国际在东方的一项战略决策。不论是共产国际还是苏俄，都积极促进国共合作的建立。在得知孙中山反对国共“党外合作”后，共产国际很快作出决议，指示中国共产党通过“党内合作”的途径来建立国共统一战线。
　　其四，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应当同资产阶级民主派合作，并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现实条件来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提出并为列宁继承和发展了的一条策略原则，至于如何贯彻这条策略原则，在同资产阶级民主派合作时应采取何种组织形式，则取决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不拒绝“党内合作”这种组织形式。他们把革命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科学地结合起来，为我们作出了榜样。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一度加入德国资产阶级民主同盟，同资产阶级民主派合作，恩格斯在谈到这件事时指出：当时的德国共产党还只是一个秘密的宣传团体，“如果我们当时不愿意这样做，不愿意站在已经存在的、最先进的、实际上是无产阶级的那一端去参加运动并推动运动前进，那我们就只好在某一偏僻地方的小报上宣传共产主义，只好创立一个小小的宗派而不是创立一个大型的行动党了。”十月革命后，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个策略思想。在处理英国共产党和工党合作的问题上，列宁从当时英国工人运动的实际情况出发，主张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他说：“如果英国共产党一开始就能在工党内部进行革命活动，……那么，这将是英国共产主义运动和革命工人运动的巨大胜利。”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决定以“党内合作”的组织形式来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既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原则，也符合中国各阶层人民的革命利益，是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的必然产物。
　　国共合作的形成，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推动了工农运动的高涨，保证了北伐战争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使中华民族在复兴的道路上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事实充分证明，国共合作的决策是正确的，共产国际、联共(布)倡导和促进国共合作的历史功绩是应当肯定的。
　　
　　三、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的失败
　　
　　1924年至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是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后的第一次人民大革命。这次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以失败告终，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客观上，是由于当时的世界革命正处于低潮时期，国际条件不利于中国革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地主、军阀、买办资产阶级等反动力量还相当强大，远远超过了革命力量；革命的同盟者——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叛变了革命，主观上，是由于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对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都知道不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如何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大革命后期，党的领导人陈独秀犯了右倾错误；当时人民群众的组织程度和觉悟水平还不高。
　　同时，对中国共产党有指导全权的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斯大林等人只有领导和参加俄国革命的经验，而无领导和参加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经验，这是他们指导中国革命的先天不足之处。另外，他们远离中国，无法及时把握急剧变化的中国大革命形势，只能依靠现在看来并不先进的通讯方式来了解和指导中国革命，再加上他们派驻中国的代表马林、维经斯基、鲍罗廷、罗易、加伦等人，在许多问题上的意见不一致，所以要斯大林等人在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过程中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之后，当时正在广州的联共(布)使团领导人布勃诺夫没有对蒋介石组织有力的反击，而是将事件发生的原因归罪于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3月24日，布勃诺夫对顾问们的工作给予了严厉批评，要求顾问们今后只能“真正做顾问”，“不要出头露面，不要发号施令，不要惹中国将领讨厌”。3月27日，布勃诺夫给鲍罗廷写了一封长信，提出：中国共产党在帮助国民党时“应该表现出很有分寸，很有灵活性，并善于利用各种条件，但绝对不要突出自己，把自己当作助手和领导者”。
　　“中山舰事件”后，斯大林等人虽然已经看出国共继续合作下去会障碍重重，但仍然作出如下决定：“认为国共破裂问题具有头等重要的政治意义。认为这种破裂是绝对不允许的。认为必须实行让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的方针。”他们仍将蒋介石看作左派，决定共产党“要在内部组织上向国民党左派作出让步”。
　　在“中山舰事件”得手后，蒋介石又提出所谓“整理党务案”，企图将中国共产党人排挤出国民党中央领导位置。为了贯彻联共(布)中央向蒋介石让步的指示，鲍罗廷同意了整理党务案，并许诺将苏联运抵广州的援华军事物资，悉数交给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前夕，陈独秀在向莫斯科的报告中指出蒋介石将制造反革命政变，希望莫斯科支持他与蒋介石进行斗争。然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却下了这样的指示：“请你们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暂不进行公开作战”；“不要交出武器，万不得已将武器藏起来”。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为什么不主张反蒋呢?1927年4月5日，斯大林在联共(布)莫斯科机关积极分子会议上讲话时；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蒋介石明天会做什么，走向何方，我们拭目以待，但至少现在，他领导着军队，命令军队反对帝国主义，这是事实，……我认为，像右派这样一些人，应该利用到底。从他们身上能榨多少就榨多少，然后才将他们像榨干了的柠檬一样扔掉。”但斯大林讲过此话才7天，尚未被他榨干的柠檬一蒋介石就制造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927年6月下旬，汪精卫集团急剧右转，公开发出压迫工农运动的通告和训令，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却开会决定给武汉政府200万卢布，以期拉住汪精卫集团。这次会议还决定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名义给汪精卫发去一封电报，“恳请”汪精卫“运用”他的“全部威望对国民党的其他中央委员施加影响”。6月24日，斯大林写信给莫洛托夫，指出“现在就可从1000万项目下汇出300～400万”给武汉政府。次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苏联驻汉口领事，向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团转去一封电报，其中说：“我们已下令再给武汉国民政府汇款200万卢布。至于你们的新贷款请求，目前我们还不能给予满足，但不拒绝今后讨论你们这一请求，请你们在近期内指望兑现我们的第一笔贷款。”这个电报刚刚发出，斯大林又提出给武汉方面的经费追加300万到500万，他认为“只要有所依靠，武汉就不会向南京五条件投降，钱就不会白花”。
　　在拉拢汪精卫集团政策的影响下，鲍罗廷指导中共中央制定了收束工农运动的策略，企图以妥协让步来使汪精卫集团回心转意。然而，无论是联共(布)慷慨追加的经费，还是的罗廷的退让，都无法拉住急剧右转的汪精卫。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宣布分共。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一些领导人不是严肃认真地总结中国革命失败的教训，审视自己所犯的错误，而是十分草率地将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到中共中央身上。这种诿过于人的做法是十分有害的，一方面，它不利于中国共产党深刻而全面地总结经验教训；另一方面，它掩盖了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国革命认识上的缺陷，结果导致它们在指导中国土地革命的过程中，又犯下了严重的“左”倾错误。
　　
　　四、共产国际、联共(布)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连续犯了三次“左”倾错误，其中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是这个时期党内发生的第三次“左”倾错误，也是最严重、危害最大的一次。这次错误的产生，既有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原因，也有共产国际、联共(布)方面的原因。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重要依据，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米夫的扶植为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上台提供了重要条件。
　　共产国际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革命可分为三个时期，从1928年开始是第三时期。这一时期是资本主义进入总危机，而世界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普遍高涨的时期，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进行总决战的时期。为了尽快实现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国际制定了总进攻的战略，这一战略落实到中国，就是实际工作中的盲动主义和教条主义。所以说，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主要理论依据，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总纲领的中心内容。从1931年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到1935年的遵义会议，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党内存在达四年之久，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形成的原因及其对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给我们提供了深刻的经验教训：
　　第一，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反对任何形式的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不同国家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提出符合本国实际情况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就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制订符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第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从来都是国际性的，因此各国无产阶级及其革命政党互相帮助是必要的。各国共产党之间必须互相尊重，任何党都不能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更不能以自己为中心指挥一切。
　　第三，必须全面地、实事求是地分析党内错误倾向产生的主客观原因，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在反右时，要注意防“左”；反“左”时又要注意防右。
　　对于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曾进行过多次总结和反思。1956年9月，毛泽东明确指出，共产国际对中共实行的是“家长制”作风。他指出，党的历史上所犯的三次“左”倾错误和抗日战争时期王明的右倾错误，都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有关系，“过去的王明路线，实际上就是斯大林路线，它把当时我们根据地的力量搞垮了百分之九十，把白区几乎搞垮了百分之百”。通过对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历史性思考，毛泽东得出了“两头好，中间差”的结论，他说：“第三国际前后两段还好，中间有一大段不好：列宁在世的时候好，后来季米特洛夫负责的时候也较好。”

共产国际及其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概述

黄修荣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摘要] 深入开展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是科学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一个重要方面，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无疑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共产国际成立后，不仅同中国革命者建立了联系，而且还帮助筹建了中国共产党。从中共二大通过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直到共产国际解散的21年中，中国共产党一直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革命过程中所发生的许多重大问题都涉及到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曾经为中国革命作出过许多有益的贡献，也犯过不少严重错误。
　　[关键词] 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国革命
　　[中图分类号]G641：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528(2008)10-0048-06
　　
　　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它是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联合机构，是作为统一的“世界性的共产党”而建立起来的。
　　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到成长，以及党内路线选择的正确和错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挫折，都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
　　研究共产国际的历史及其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对于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客观历史进程，科学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具有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重大问题，而且在今天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共产国际建立的历史条件和特点
　　
　　19世纪70年代，当第一国际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解散时，马克思在信中告诉自己的同志：“不要担心，朋友，如果说现在的国际死亡了，那么再过几十年，新的国际将以更加相适应的精神复活起来。”历史很快证实了马克思的预言，在第一国际解散40年后，“一个真正革命和真正属于无产阶级”的新国际一一“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继第一国际、第二国际之后诞生了。”
　　共产国际的诞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共产国际的建立不是偶然的。它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国际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蓬勃发展的产物，是以列宁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机会主义者长期斗争的结果，同时也是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共同反抗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猖狂进攻的客观要求。
　　第一，共产国际的建立，是欧美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蓬勃发展的产物。
　　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地主资本家的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此，人类历史进入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欧洲各国无产阶级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以建立苏维埃政权为特征的革命风暴席卷了欧洲大陆。与此同时，英、美、法、意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掀起了要求停止战争、反对武装干涉苏俄的群众运动。各国无产阶级面临着共同的敌人和共同的革命任务，因而产生了联合斗争的强烈愿望，迫切地要求建立一个新的无产阶级国际组织。
　　第二，共产国际的建立也是十月革命后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产物。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从此，亚、非、拉各国的民族解放斗争，汇合成了强大的革命潮流，不断从一个高潮走向另一个高潮。
　　在亚洲，十月革命后各国民族解放运动普遍高涨，从印度、朝鲜到中国，都爆发了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涌现出了“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泉源”。过去被帝国主义看成是它们势力范围的亚洲大陆，变成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广阔战场。
　　在非洲，埃及、摩洛哥等国爆发了群众性的反帝武装起义。在埃及民族独立运动压力下英国被迫承认埃及独立。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逐步兴起，非洲人民在斗争中日益觉醒。
　　在拉丁美洲，阿根廷、墨西哥、巴西、尼加拉瓜等国都爆发了强大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以反美、反独裁为中心的民族民主运动进一步发展。
　　十月革命后风起云涌的东方民族解放运动与轰轰烈烈的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互相支持、互相鼓舞，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这就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第三，共产国际的建立，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各国年轻的共产党，不断推进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必然结果。
　　在革命斗争不断高涨和左派力量迅速壮大的形势下，许多国家的左派要求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建立真正的革命政党。1918年1月，阿根廷国际社会党宣告成立，1920年底改名为阿根廷共产党。1918年下半年，欧洲有6个共产党先后成立，这些党是芬兰共产党(1918年8月)、奧地利共产党(1918年11月)、匈牙利共产党(1918年11月)、希腊共产党(1918年11月)、波兰共产党(1918年12月)、德国共产党(1918年12月)。随后，在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意大利、法国、英国、丹麦、瑞士、美国、加拿大、巴西等国，也陆续建立了共产主义组织。
　　但是，当时新诞生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在政治上还不成熟。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促进世界革命的迅速发展，在国际范围内把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使刚刚建立起来的各国共产党能够沿着马克思主义路线前进，促进尚未建党的国家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也迫切需要建立新的无产阶级国际组织，
　　第四，共产国际的建立，是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共同敌人的客观要求。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正当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奋起斗争的时候，帝国主义列强和各国反动派在国际联盟的反革命旗帜下联合起来了。它们妄图绞杀正在蓬勃发展的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扑灭已成燎原之势的东方民族解放运动，颠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从根本上消灭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与此同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四分五裂的第二国际各机会主义政党，重新凑合到一块。面对国际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和机会主义国际的破坏，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应该而且必须进一步联合起来，以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联盟，对抗资产阶级和各国反动派的反革命联盟，并使国际社会民主党分裂和破坏工人运动的企图归于失败。这种斗争形势急需建立新的国际，以便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为保卫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而共同斗争。
　　总而言之，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建立新的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不仅是西方无产阶级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的需要，而且也是东方被压迫民族进一步开展民族解放运动的需要。
　　以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为自己的纲领和旗帜的共产国际，同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相比，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
　　首先，共产国际是高度集中的世界共产党。共产国际有权修改各国共产党的决议，有权开除违反共产国际决议和原则的支部或个人，有权派出代表参加各支部的一切会议，各国共产党的重大决策和主要领导人任命都必须经它批准。
　　其次，共产国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以民主集中制作为自己的组织原则，主张以暴力革命作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实行严格的革命纪律，提倡同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直到把机会主义分子清除出党。
　　第三，苏联共产党在共产国际中享有特殊的地位。共产国际章程明确规定：“执行委员会的主要工作，由世界代表大会决定作为执行委员会所在地的该国共产党承担。该国共产党在执行委员会内应指派享有充分表决权的代表五人。”共产国际及其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是苏联共产党员。苏联共产党在共产国际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共产国际的这些特点，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我国学术界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问题”这一课题的研究状况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一个“禁区”，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个“禁区”逐渐被突破。近10年来，在领导的重视和党史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无论是资料的发掘方面和研究的水平上，都可圈可点。这表现在：
　　
　　1　档案资料的发掘和整理成绩显著
　　研究历史是离不开第一手资料的。恩格斯说过，真理就是用事实本身说话。作为历史发展过程来龙去脉原始记载的档案，在历史研究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凭证功能和重要的参考价值，是历史过程最珍贵的记录。
　　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俄国政治体制的变革，俄罗斯国家档案管理办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之而来的是原来大量难得一见的档案资料开始对外开放并陆续出版。其中最使我国学术界感兴趣的是有关联共(布)、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档案文件。
　　为了把这批从未公布过的重要档案资料介绍给我国史学界和广大读者，从1995年起，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开始组织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到2007年止，这套丛书已经编译出版1920～1937年的有关珍贵档案资料17卷，收入各种文件档案资料1000多件，共约800多万字。
　　毋庸置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是一套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档案资料，它的问世，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全面地把握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重点、目标及其形成和变化的历史脉络，而且还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各军事、政治集团和重要人物的态度和策略，更具体地了解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苏联驻华使节及顾问在华活动情况以及他们之间的共识和分歧，从而进一步深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中苏关系史、国共关系史、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问题以及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
　　这套很有价值的档案资料丛书的公开出版，推动了对民主革命时期许多重大党史问题的研究，把有关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引向深入。广大研究工根据新的史料，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和新的研究课题，出版了一批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探讨了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不少论文运用了新的档案材料，提出了一些可贵的新见解。
　　
　　2　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取得长足的进展
　　在珍贵档案资料陆续公布之后，一批有价值的论著在我国相继问世。这些论著所涉及的问题相当广泛，从共产国际、联共(布)对华的总战略到具体政策和策略的实施；从共产国际、联共(布)对华政策的得失到具体政策和策略的实施；从共产国际、联共(布)领导人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到其驻华代表之间的矛盾，等等，总之，研究的范围几乎包含了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关系的方方面面。
　　从总体上看，我国学者的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两个特点：其一，在充分吸收和运用公开发表的档案资料和对原有史料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于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观点进行了反思，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力求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其二，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以新的视角研究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既注意到对事件和人物的研究，又注意到对方针、政策和理论问题的探讨，从而进一步拓展了研究领域。
　　据不完全统计，从1997年至今，各主要期刊共发表有关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论文数百篇，专著几十部。由于一批关键性档案资料的公布，在诸如中国共产党建党过程中共产国际和俄共的作用，共产国际、苏联对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的帮助、对冯玉祥国民军的支持和援助，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毛泽东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共产国际、苏联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共产国际与苏联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的功过是非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研究上也有了一些重要进展。
　　总之，近几年取得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新进展、新成果还很多，这里就不赘述了。
　　
　　三、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历史地位
　　
　　共产国际从1919年3月6日正式成立，到1943年6月10日停止活动，共存在24年，共产国际存在期间，曾率领60多个共产党组织的400多万名党员，同帝国主义和各个反动派进行过英勇斗争，对世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共产国际存在期间，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作出过巨大贡献：
　　第一，共产国际成立后，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批判了第二国际和其他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捍卫并传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第二，共产国际的建立，促进了各国无产阶级觉悟水平的提高，帮助和推动各国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促进了各国革命斗争的发展。
　　第三，共产国际在斗争中培育了一批骨干，加速了各国共产党的成长和壮大；它促进了各国共产党组织的团结，从而形成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强大的国际力量。
　　第四，共产国际支持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推动了西方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帮助了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开展了国际反法西斯的斗争。
　　当然，共产国际在指导各国革命的斗争中也存在许多缺点和错误，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深刻的教训，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共产国际作为统一的世界共产党的组织，实行高度集中的组织纪律，其指示、决议不管正确与否，也不管是否符合本国的实际情况，都必须五条件地执行，这样，共产国际一方面远离各国，情况不明，另一方面又过分强调集中统一的领导，这就必然给一些国家的革命事业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第二，共产国际的一些领导人在理论上搞教条主义，在政治上搞冒险主义，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他们长期忽视“左”倾错误的危害，对自身指导思想上存在的“左”倾错误没有进行认真的清理，致使“左”倾错误在共产国际领导机构中不断滋长起来。

　　第三，共产国际在处理各兄弟党之间关系的问题上，忽视了各国党平等、自主的原则，过分突出了苏联共产党的作用。由于种种原因，共产国际成立后，苏联共产党在共产国际地位特殊，特别是从20世纪30年代起，这种不正常的情况更加严重，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共产国际成立后，不仅同中国革命者建立了联系，而且还帮助筹建了中国共产党。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参加共产国际的决议，从这时开始直到共产国际解散的21年中，中国共产党一直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因此，中国革命过程中所发生的许多重大问题都涉及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曾经为中国革命作出过许多有益的贡献，也犯过不少严重错误。这表现在：
　　第一，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示基本上是正确的。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推动下，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诞生了。随后，共产国际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使国共两党实现了合作。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帮助，成为东征和北伐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与此同时，在中国大革命的初期和中期，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于中国社会性质、革命前途、对象、动力、任务的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对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大革命中的路线和方针上的指导，基本上也是正确的。所以第一次大革命很快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也迅速发展成为拥有将近6万名党员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但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这个时期也并不是没有错误的，，有的错误甚至还很严重。这主要表现在他们轻视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过高估计了中国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力量，把主要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他们错误地认为蒋介石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开始就对蒋介石抱有幻想；他们还认为汪精卫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对汪精卫也抱有幻想。共产国际、苏联及其在中国的代表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对蒋介石一再妥协退让。如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国民党右派妥协退让之后，又在“中山舰事件”上对蒋介石妥协退让，不久之后，又接受蒋介石提出的所谓“整理党务案”。这充分反映了他们在国共统一战线问题上只要联合、不要斗争的右倾主张。他们的这些错误主张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给中国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
　　第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基本上是错误的。在共产国际、斯大林的理论分析以及对形势估计的影响下，1927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就搞了盲动主义，号召到处暴动，认为革命形势还是高潮”。1929年，共产国际陆续给中共中央发来了四封指示信，第一封信的内容是反右倾；第二封信的内容是反对联合富农；第三封信的内容是要赤色工会公开；第四封信的内容是反对改组派和第三种力量，号召中国搞政治罢工，准备革命，说直接革命形势快到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不仅没有被纠正，反而被米夫、王明宣布为“右倾”。由此可见，王明教条主义是一种比李立三更“左”、形态更完备、气焰更盛的“左”倾机会主义。从1931年到1934年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其实也是来源于共产国际。王明等人照搬照抄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大危害，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同时需认识到，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尽管在大部分时间里和在主要方面是消极的，但也不是一无是处。在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国共产党单独领导的土地革命表示了支持和声援，并在进行武装反对蒋介石、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等方面提出了有益的建议。1935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这对于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和苏联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通过给蒋介石提供军事装备、军事顾问和飞行员的方式帮助中国抵抗日本的侵略，与此同时。共产国际和苏联表示中共中央应当以毛泽东为领导，并表示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这对于中国共产党迅速克服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是有益的，这个时期，尽管中国共产党“由毛泽东同志当家了”，但是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还有错误影响，主要问题是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与共产国际不无关系”。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就是从共产国际那里来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抵制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克服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坚持了放手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以及对反共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斗争的策略思想，坚持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并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巩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使游击战争和正面战场互相配合，相互补充，经过8年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周恩来曾指出：“共产国际的成立和解散，都是必要的。共产国际从成立到解散共存在二十四年(一九一九～一九四三)，三个八年，毛泽东同志说它是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确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共产国际的成立，当然是必要的。它对各国党的建立和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各国党成长了，成熟了，共产国际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他认为，共产国际在成立的初期，做了许多好事，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原则，推动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那时，尽管列宁有那么高的威望，但共产国际是民主集中地决定问题的，各国党的代表可以纷纷议论，各抒己见，非常活跃，共产国际划清了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界线，也批判了“左”派幼稚病，发扬了国际主义精神，动员了各国革命人民拥护苏联，支持了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民族革命运动。共产国际的解散也很适时。1935年春，共产国际作了一个决议，表示对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不要去干涉，以后也的确放手了一些。但在这时，共产国际还有存在的必要，它在反对法西斯和建立统一战线的斗争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革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但是，如果马克思主义不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四、共产国际解散的原因
　　
　　1943年6月10日，曾经率领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革命人民同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英勇搏斗了将近1／4世纪的共产国际正式解散了，共产国际的解散同它的成立一样，不是偶然的。解散共产国际，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矛盾发展的产物，是各国共产党内部独立自主潮流不断发展的结果。
　　共产国际的成立，曾经对世界革命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共产国际成立后过分强调有权干预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过分强调高度集中的组织体制，过分强调苏联一国的利益，从而使得共产国际这种组织形式越来越不适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继续发展的需要，甚至起了阻碍作用。因此，解散共产国际便提上了议事日程。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剧烈地进行，无法召开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43年5月15日向各国共产党提交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书》。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这份文件中对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原因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提出了三点理由：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国情况和整个国际局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共产国际这种高度集中的国际组织已难以解决每个国家工人运动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使得各国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各国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实践充分证明，“要争取最迅速地战胜敌人所必需的民族高潮和群众动员”，只能由“各个国家底工人运动先锋队，在本国范围内，最好和最有成效地实现”，而共产国际这种高度集中的国际组织是无法胜任的。
　　第三，各国共产党经受了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已经成长壮大，在政治上已经成熟，共产国际这种组织形式已不再适应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实际需要。从上述各项考虑出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建议“解除共产国际各支部对共产国际章程及历次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书》所列举的解散共产国际的上述理由，无疑都是对的，符合实际情况的。这说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这时已基本认识到共产国际自身存在的弊病不仅不能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反而成了各国共产党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各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的解散都表示赞成。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书》之后，于1943年5月26日作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并从“即日起，中国共产党解除对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当晚，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延安干部大会，传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中共中央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两个文件。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肯定了共产国际的历史作用，阐述了解散共产国际的原因。他说，马列主义的原则，革命的组织形式应该服从于革命的需要。组织形式与斗争的需要不相适应时，则应取消这个组织形式。现在，共产国际这个革命的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合斗争的需要了，如果还继续保存这个组织形式，便反而会妨碍各国革命斗争的发展。这是因为：
　　第一，各国内部与各国之间的情况比过去更加复杂，其变化也更加迅速，统一的国际组织，无法适应这种非常复杂而又迅速变化的情况。正确的领导要从仔细研究情况出发，这就更加要由各国共产党自己来做。远离各国实际的共产国际，在过去情况比较单纯、变化还较不迅速的时候是适合的，现在就不适合了。
　　第二，法西斯强盗在法西斯集团与反法西斯集团各民族之间划分了深刻的鸿沟，反法西斯国家中有社会主义的，有资本主义的，殖民地的和半殖民地的各种类型的国家，此外还有各种情况的中立国，为了迅速有效地组织一切国家的反法西斯斗争，国际性的集中组织已不适宜了。
　　第三，各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已成长起来，他们在政治上已经成熟。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共产国际的解散不是为了削弱各国共产党，而是为了加强各国共产党，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加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他说，中国共产党近年的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些不好的东西，就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加适合抗战建国的需要。毛泽东在报告中阐述的关于共产国际解散的原因，与共产国际在有关决定中的论述是一致的，而且更加明确，更加深刻，
　　5月28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论共产国际的解散》的社论，充分论述了共产国际解散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6月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决定从1943年6月10日起解散共产国际，会后，发表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声明》，宣布了三点决定：第一，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建议，已经得到能够送交决定的所有支部包括一切最重要的支部的一致同意。第二，自1943年6月10日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书记处，以及国际监察委员会都将解散。第三，委托季米特洛夫等人组成的委员会处理共产国际机关报、机构和财产事宜。
　　解散共产国际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明智举动，对于各国共产党来说，共产国际的解散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终结，同时又是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共产国际的解散解除了共产国际章程和历次代表大会对各国共产党人的束缚和限制，推动了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发展，开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同时，共产国际的解散也使得法西斯分子散布的有关共产国际的种种谰言不攻自破，使那些西方国家失去了拖延开辟反法西斯第二战场的一切借口和理由，促进了第二战场的开辟。因此，共产国际的解散不仅有利于各国共产党的发展和各国革命运动的开展，而且客观上也促进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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