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塌由毛长子来顶！
――邓小平否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五
杨连旭
（2006年5月28日）
在指出“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特别强调了：
A．“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B．“一九六○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随即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这是这个历史阶段中的重要转变。”
这就造成了这样的社会印象：
其一、由于“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这样“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从而使得“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其二、毛泽东不仅是到了一九六○年冬才“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而且还是“随即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
这首先就不符合逻辑！
（一）
关于“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的问题。
关于事实的真相，虽然我们还没有见到有当时的系统说明，更没看到毛泽东为自己的专门辩护，但是在有关文章和讲话，尤其是在1960年12月30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和1961年6月12日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已经在无意中做了简要地说明。
1960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中强调：
“现在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庐山会议[9]后，估计今年是好年成。一以为有了郑州会议决议[10]，有了上海会议十八条，‘共产风’压下去了，对一个指头的问题作了解决；二以为反了右倾，鼓了干劲；三以为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四以为年成逢单不利逢双利。没有料到，一九六○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厉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个月，今年是一整年。问题最大、最突出的是大搞工业，县以上工业抽调了五千万劳动力。一九五七年是二千四百万，一九五八年是四千四百万，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又增加了六百万，合计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二千六百万。”
1961年6月12日在发表《总结经验，教育干部》讲话时，毛泽东强调：
“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3]，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记录》[4]、上海会议的十八条，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内传达就行了，军队不搞到连队，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去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
所谓“庐山会议”实际上是两个内容：
其一是、纠正在开展“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问题。
其二是、批判以纠正“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为名，否定“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战略的右倾问题。
从官方现在公开的当时资料看，彭帅之所以冤就在于：
他原本是坚决拥护“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战略决策、强烈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
可最终他却被当作了借口纠正“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否定“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战略的右倾头子。
这就证明：
一是、“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3]，传达到县以下”和“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这决不是毛泽东的意愿！
二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这决不是毛泽东的主张！
三是、“一九六○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厉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个月，今年是一整年”和“县以上工业抽调了五千万劳动力”这样的人祸决不可能是毛泽东造成的。
（二）
从逻辑上分析：
一是、在感情上，毛泽东是既没任何必要、也不可能对自己的正确工作进行自我否定。
既然这个决议已经明确：
“从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
那么，就可以断定，庐山会议从纠正“左”倾错误的会议演变成批判彭帅反“左”错误的会议，这本来就不是毛泽东的本意！
因为“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就已经标志着，毛泽东自1958年11月开始的大张旗鼓纠“左”工作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所以，他也就更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在会后以批判彭帅的反“左”为名来彻底否定自己的纠“左”工作，也不可能“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
这样，他才会说：
“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3]，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记录》[4]、上海会议的十八条，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
因为这样“一反右”就标志着，毛泽东自1958年11月开始的大张旗鼓的纠“左”工作遭到了阶段性的失败。
二是、在理智上，毛泽东本身就是自甘“变为保守主义者”的。
毛泽东既然认定“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中的主要错误就是“左”，他的“庐山会议”目的就是纠“左”，
那么，既便是他果真认为彭帅是在借口纠正“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否定“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战略，也不可能就去支持 “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来实现 “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
因为当年王明的“左”倾错误对毛泽东的伤害比谁都深刻！
更何况，早在1959年4月，毛泽东就强调：
“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既然毛泽东本身就是自甘“变为保守主义者”的，他就不可能“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所以，他才讲：
“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内传达就行了，军队不搞到连队，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去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倒是其他人有可能借口批判彭帅的右，坚持自己的“左”，以掩饰自己的错误，证明自己一贯正确。
以别人的错误证明自己的正确，以反对自己错误的人的错误来证明自己错误的正确，这是人之常情。
三是、在行为上，毛泽东1963年春就又在强调《坚决制止重刮“共产风”等违法乱纪行为》了。
毛泽东或许“以为有了郑州会议决议[10]，有了上海会议十八条，‘共产风’压下去了”和“以为年成逢单不利逢双利”，但是却决不可能天真地“以为反了右倾，鼓了干劲；以为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
因为他是自甘“变为保守主义者”的嘛。
所以，他才说：
“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厉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个月，今年是一整年。问题最大、最突出的是大搞工业，县以上工业抽调了五千万劳动力。”
（三）
从实际上看：
“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的主要责任之所以不在毛泽东，更主要的还是因为：
自中共“八大”起，毛泽东就已经退居“二线”了。
认识到这一点，是学习和研究从中共“八大”至“文化大革命”初期这段历史最重要的关键。
否则，就会对那段历史感到迷惑以至误解！
正因为自中共“八大” 毛泽东已经退居“二线”了，所以，才可能出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后，不是在毛泽东主持下、却是：
“随即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
就如同“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必须经毛泽东决策后一样，批判彭帅自然也是由毛泽东决策的。但是在什么范围批判，批判到什么程度和怎样批判，怎样贯彻落实“庐山会议”的精神和内容，自然也是“随即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的！
由此可知：
无论是“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还是“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不管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还是“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的“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总之是，凡从中共“八大”至“文化大革命”初期，除军事和外交之外的大政方针，都应该是“随即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的！
所以，在这期间内：
其一、凡属战略性和方向性的宏观决策，无论对错，主要责任也是毛泽东的！
其二、凡属方法性和具体性的微观决定，无论对错，主要责任都是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同志的！
这样，有关问题的责任就清楚明晰了。
对此，其实彭帅信中强调的是非常明确的：
“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１５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是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是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冒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
正因如此，邓小平特别反复强调：
“为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讲，文化大革命前，党犯过一些错误，少奇同志和其他同志一样，也犯过一些错误。我看这样讲好，符合实际。”
“我们应该承认，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拿我来说，能够四六开，百分之六十做的是好事，百分之四十不那么好，就够满意了，大部分好嘛。我们既然说毛泽东同志都会犯错误，少奇同志就没有错误呀？其他同志就不犯错误呀？”（《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277页）
（四）
在此，还必须提醒注意的是：
甲．在判定“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之时，
在表述“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之时，
这个决议绝口不提：
“随即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这个问题；
乙．在赞扬“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这是这个历史阶段中的重要转变”时，这个决议却大张旗鼓地说明：
“随即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
如此强烈地反差对比，关于这个决议处心积虑的良苦用心，从中也就可以略见一斑了！
这就相当于：出了乱子就把凤姐藏到贾母身后，有了风光再把凤姐拉倒人前，贾母反倒变成了个照镜子的猪八戒。
没办法，谁让他是一家之主又身高力大、德高望重呢！家中发生了这么大的损失，不由他来承担、其他人谁又能承担的起呢？不找出来他的错误，后人又怎么摆脱他的光芒与时俱进呢？
这样的罪过如果放在谁身上都是要身败名裂的，唯有毛泽东才有实力来承担。这正如邓小平所强调：
“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298和299页）
由此可见，能为中共顶天立地的人是非他莫属的！
这样，也就只能是委屈他老人家了。
据说，毛泽东曾言罗瑞卿，天塌下来，有罗长子顶着。殊不料，他自己却真正成了20世纪中共的“毛长子”。
可是，这样一来这个决议诚信度还能有多少吗？！所以，这个决议在完成了自身的历史任务后就应该退出历史的舞台了。
〔注〕：有关毛泽东著作讲话等主要来源于《毛泽东文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书信选集》和《毛泽东著作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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