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劲松：苏德战争初期和苏联经济真相

    2006年6月22日是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开始65周年纪念日。值此，我寄上在5年前写的拙作《苏德战争初期和苏联经济真相》以作纪念。

苏德战争初期和苏联经济真相

   2001年第5期的《百年潮》杂志刊登了徐焰的题为《苏联的1941年和1991年》的文章（以下简称徐文）。徐文认为，是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问题，使人民“不满和失望”，最终导致1991年苏联解体。而且，据徐文说,这种体制毛病是一贯的。德国进攻苏联，苏联在战争初期的“惨败”，徐先生认为，是因为苏联人民不满社会主义体制，造成大量苏联军人不愿积极抵抗。如果不是希特勒犯错误，据说苏联这座有“体制弊病”的“危房”就不是1991年垮，而是1941年就垮了。但是，徐先生企图支持其苏联体制弊病的议论的“史实”有很多都不是历史事实，这使他的议论也站不住脚。

苏联军民抗击法西斯的英勇顽强不容否定

在二战中，是苏联军民的英勇顽强，浴血奋战，抵抗住法西斯德国最强大的军事机器的进攻，并在最后将其彻底摧毁。而徐文写到，“数百万身体健全、手持武器的军人面对国家的敌人竟会弃械就俘，这本身就不能仅用军事原因而要从政治层次来研究。”“开战后的第二个月，在白俄罗斯竟有三个整师不战而集体向敌缴械”。在徐文中，不能见到卫国战争初期苏联军队英勇顽强地抵抗德国法西斯的描述，而只能见到这种苏联军人在德国侵略者面前不作为的表现。

而且，徐文力图给人们造成这种印象，即：德军进攻苏联初期，“许多过去不满苏维埃政府的人特别是农民”并不怎样反对德军，只是德军犯错误，“残暴掠夺和屠杀从反面教育了人民，”才使苏联人民反对德军。

徐先生在文章中公开坦言，他讲述这样的“史实”，是要“从这里得出一个人们不愿承认却又难以反驳的原因，便是战前的苏联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相当多的群众拥护。”是企图说明，“1941年的悲剧发生有复杂的综合因素，与诸如开战时期的估计错误、训练水平和经验不如敌军等原因相比，政治体制上的弊病应该是第一位的。”

从徐文全文来看，徐先生为支持其1941年苏联差一点“倒塌”和1991年最终解体都是因为苏联体制一贯的弊病使其一直“失去了相当多的群众拥护“的观点，不惜抹杀在卫国战争初期苏联军民的英勇顽强来歪曲历史事实。但是，苏联军民的英勇顽强抗敌的事实，不是徐先生抹杀得了的。因为苏联军民的英勇顽强早已载入史册，甚至大量记载在许多资产阶级学者的历史书籍之中。

英国的军事理论家、历史学家利.哈特写道，德军入侵苏联时，“俄军极端顽强的抵抗阻碍了德军的进展。德军往往出奇制胜，可是不能打败敌人。被围俄军有时被迫投降。不过往往经过长期的抵抗才投降。”（哈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册第22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以下简称《英二战》）哈特还转引了一个德国将军的感叹：“俄国百姓是顽强的，而俄国士兵更加顽强。他们的服从性和忍耐性好象都是无限的。”哈特在讲述1941年7月开始的德军对斯摩棱斯克的进攻时写道，“德军的两侧都遇到俄军更加顽强的抵抗。的确，俄军的抵抗简直太顽强了”。对此，哈特在对1941年的苏德战场上，苏联能够顶住德军的进攻进行总结时也承认，“俄国军民的不屈精神-----他们能吃苦耐劳，在物质缺乏的条件下也能坚持下去，而换做西欧军民，就会瘫痪下来。”（《英二战》第224页、228页、235页）

法国亨.米歇尔也写道，“苏联军民虽然被切断了相互联系，而且有时遭到包围，但是许多红军部队却继续各自为战。它们在弹尽粮绝和汽油耗竭的情况下，大部分都投降了。”（米歇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250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以下简称《法二战》）

徐先生还企图以希特勒在战前说“只要我们在俄国的门上狠狠踢一脚，它整个社会制度的房子就会倒塌下来。”来支持自己苏联体制毛病、苏联军民不支持苏维埃制度等观点。但是，二战中曾任德国集团军司令、集团军群司令的纳粹德国上将蒂佩尔斯基希，虽然一直仇恨社会主义制度，但在其所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也承认，“敌人的顽强性是令人信服的……这是具有钢铁意志的敌人……有一点很清楚：这里根本谈不上通过迅速突击‘摧毁纸造楼台’的问题。这个战局不能象以往战局一样有计划地进行。”（见该书第22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以下简称《德二战》）这分明说明，事实本身，并不象希特勒事前的预料。战局不能象进攻西欧和巴尔干时那样照德军计划顺利进行。徐文企图以希特勒事前预料否定苏德战争事情本身，是荒谬的。

由英国历史学家托因比主编,一群英美资产阶级学者参编的《轴心国的初期胜利》一书也写道，对于德国大举进攻苏联,包括德、英等欧洲各国都低估了苏联的战斗力。各国低估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它们体会不到,面对凶暴的侵略者,大俄罗斯民族以及苏联的其他许多民族会以何等爱国主义的精神团结在苏联政府的周围”（该书第61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而徐文却企图告诉各国和我国人民,你们体会不到,在德国进攻面前,苏联人民与苏联政府是多么离心离德,苏联人民多么缺乏爱国主义精神。

1941年7月，希特勒“对取得的进展不太满意。人们期待根据欧洲战争经验实施的坦克楔形突击能够产生大得多的后果……俄国人即使在遭到迂回和包围后，也以出乎预料的顽强精神坚持作战。他们以此赢得了时间……因此，希特勒认为，在此以前使用的战术需要兵力太多，而得胜颇小。”（《德二战》第234页）在这儿希特勒也承认，因为苏军的顽强，实际进攻效果，达不到根据进攻西欧的经验估算应该达到的效果。德军耗用兵力较多，取得效果太小。

德国进攻苏联后，斯大林向全国人民发表了为保卫祖国而战的号召。德国上将也承认，“这一号召得到人们的热列响应。”（《德二战》第223页）托因比等学者也承认“苏联全体人民以自发的爱国主义精神响应了祖国的号召。”（《轴心国的初期胜利》第699页）这儿那里有徐文给人的印象：“许多过去不满苏维埃政府的人，特别是农民”并不怎么反对德军。

同样也是一篇攻击苏联的文章（这篇文章企图通过苏联不善待自己的被俘人员来说明苏联只顾政治，不顾人的生存权，而美国则把人的生存权放在第一位）也写到，一些苏联红军官兵的被俘“并不能否定苏军官兵的顽强与勇敢，就连德方的战况日志都充分证实：绝大部分红军指战员都是在受伤、患病、弹尽粮绝；濒于困境的情况下被俘的。”（王开岭《我失败了，但我更战斗过》，《书屋》2000年第10期）攻击苏联的王先生在无意中给攻击苏联的徐先生一记耳光。

实际上，从《德二战》中，我们可以看到希特勒抱怨德军的突然进攻没有在西欧那样顺利；希特勒和德军将领都说苏联军民抵抗远比西欧军民顽强。我们从《英二战》看到，哈特认为，“俄国军民的不屈精神----他们能吃苦耐劳，在物质缺乏的条件下也能坚持下去，而换做西欧军民，就会瘫痪下来。”法国沦陷后，“一般舆论趋向大都以此归咎于法国的士气不振，因而认为沦陷是无法避免的”（哈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下册第467页）。因此，不管从德国“闪击战”顺利程度，苏联、法国军民抵抗德军的程度和最终结果的区别等方面看，都显示了苏联社会主义体制对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欧资本主义体制的优点。这种优点连资产阶级学者也承认。但是，没见徐先生就“法国的士气不振”和最后法国投降等问题，撰文指出法国的体制有弊病，受到人民的反对之类的。却只见徐先生攻击苏联军民在战争初期不作为，苏联在战争初期的被动和困难是苏联体制弊病的表现之类的。

但是，历史事实不会因为某些人想否定就否定得了的。历史表明，恰恰是由于苏联军民对祖国的忠诚与热爱，并且具有为祖国的自由与独立而勇敢战斗、勇于牺牲的精神和决心，他们才克服了战争初期的难以想象的困难，并取得战胜法西斯德国的最终胜利。

关于战争初期苏德军事力量对比问题

徐文还讲，苏德战争之前，苏军数量多于德军，质量总体也好于德军。并且“希特勒对苏的‘闪电’袭击只能达成战斗的突然性”（也就是说，他认为“闪电”袭击只有“战斗”的意义，没有“战略”意义，对战争没有太大影响）。徐先生这样讲，是企图进行这样的推论，既然苏军数量、质量都优于德军，闪电袭击作用也不大,那么苏军被德军打得“惨败”，其根本原因就不是军事上的，而是苏联体制的弊病。

徐文在很多问题上是贬低苏联的（如苏联消费工业增长情况、人心向背等），但在军事力量对比上却刻意抬高苏联。当然，徐先生对苏联的贬低和抬高都为了同一目的，即说明苏联体制不行，弊病严重。

但是，徐先生在苏德军事力量对比上，也不是实事求是的。徐文写道，“从装备性能的综合情况看，当时苏德双方各有长短，基本处于同一档次。如苏联的新型坦克T－34是当时世界公认的最优秀的坦克，明显强于德国的马克—3和马克—4型。德国的战斗机则稍优于苏联，不过数量相差很多。当然，德国此时有仆从国参战，苏联却也有盟国的援助……战后西方的战史专家经分析都总结说，德国于1941年对苏开战时，在装备方面只拥有飞机性能和无线电通讯这两项优势，如果讲后备的人力、物力资源，德国更是居于绝对劣势。”

徐文力图在这儿给人们这样印象，即开战前，苏联的军事力量强于德国。但是，这不是历史真实。

徐文中，苏联有最优秀的T—34坦克，仿佛苏联坦克力量明显强于德国似的。但徐先生在这儿有意隐瞒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T—34等新式坦克在部队中的装备情况。

法国的米歇尔写道，开战时，“被苏联军事史学家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好的T－34中型坦克（而徐先生则拔高为“T－34坦克是当时世界公认最优秀坦克”──笔者注），还只制造出很少数量；尤其是，虽然某些独立装甲师已经组成。但是它们都没有得到有效的装备，因此大多数装甲部队还不具备充分的战斗力。”（《法二战》第245页）

由于苏联是1939年12月才决定采用新型T--34坦克，1940年春开始生产T--34坦克。也由于战前苏联扩充部队，所以，苏军“直到战争开始时，许多机械化兵团也没有配齐按编制规定的武器装备。各种战斗车辆的平均配备程度为53%，而新型坦克的比重则仅占18.2%。坦克师装备的主要是T--26和QT型坦克（这二种均属装甲较薄、火炮口径较小的轻型坦克──笔者注）”。并且，苏军“50%的轻型坦克是1931年～1935年制造的。这些坦克已经严重损耗，要在战争开始前全部修复是办不到的。（苏联国防部军事历史研究所编《苏联武装力量》第302、291页，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也就是说，苏德战争前，苏军虽有T--34中型坦克，但部队装备的坦克主要是老式的、并且许多是已损耗严重的轻型坦克。而苏德战争前的德国，“由于较新式的马克3型和马克4型坦克的增产，每一师的2/3装甲兵力，现在都是炮口口径较大、装甲加倍厚的中型坦克；而在西欧作战时，2/3的装甲兵力是轻型坦克。”（《英二战》第217页）。

因此，战前，德国坦克构成远好于苏联。而在战争初期，由于德军在突然进攻中捞到了好处，“苏联坦克遭到巨大的损失，又因为工厂迁移减少了坦克的生产，德国法西斯军队在坦克数量方面处于优势。”（《苏联武装力量》第338页）

在空军方面，徐文说，德国战斗机稍优于苏联，不过数量相差很多。徐文力图给人们这样的印象，即：从质和量综合考虑，开战时，苏联空军总体上强于德国空军。而这又是和历史不相符合的。

苏联战史学家写道，“至于我军的飞机，应该承认，在速度和机动性方面都大大落后于德军飞机。边境军区航空兵所配备的大多数飞机（如伊—15、伊—16、伊—153、斯勃尔—5、尔—10等）都是旧式的，需要更换。新型的、不次于或稍次于德国的飞机（如米格—1、米格—3、雅克—1、伊尔—2、伊尔—4等），才开始装备部队，我军人员对这些新式飞机掌握得还不够熟练。”（普拉托诺夫《第二次世界大战》第195页，战士出版社1980年版）。米歇尔也写道，“6000架俄国飞机都是过时的型号：伊尔—16型战斗机时速290英里，携带炸弹224磅，而（德国的──笔者注）梅塞施米特—110型飞机携带1120磅炸弹，时速可达340英里。仍在试制阶段的新飞机原型还没有一种投入大批生产。”空军方面，“德国装备的质量比俄国的优越；大部分苏联战斗机的速度只有纳粹轰炸机那样快。”（《法二战》第245、242页）德国上将蒂佩尔斯基希也写道，开战时，“俄国空军显然不如德国空军，虽然它的飞机数量可能比德国空军多好几倍。”（《德二战》第212页）

由于战前苏联工业总体上还是按和平时期的1938—1942年第三个5年计划运行，因此，德国在1941年6月的突然进攻，显得苏联工业转向大批生产新式武器装备的工作太晚（苏联当初认为苏德开战可能在1943年，最早也在1942年），并且苏联各军兵种的各种武器装备几乎同时进行现代化改造，而且好些旧武器的生产还在继续，再加上苏联武装力量从1939年初的不足200万人，扩充到1941年6月的500万人，需要大量武器装备供应新组建部队。因此，虽然临战前苏联国防工业产量高速增长，但是不管从供给武器的数量还是品种看，仍远不能在战前短时间内充分、及时满足部队需要。

这种情况下，苏军许多装备的实际配备量远小于编制配备。例如，“装甲兵的汽车、拖拉机和摩托车也感到不足。师的实际配备情况为：汽车39%，拖拉机44%，摩托车17%。伟大卫国战斗开始之前，大部分摩托化兵团的火炮配备程度不超过40%。”（《苏联武装力量》第303页）

米歇尔也写道，苏军“在1941年6月间，大量征召来的青年人还没有完成他们的训练，更重要的是部队的装备大部分是过时的。一些优良的武器原型已经制造出来……但是部队没有得到充分的供应，例如，大多数部队拥有的只不过是反坦克手榴弹。”（《法二战》第245页）。因此，与徐文的说法相反，在开战前，苏军的武器配备比起作好了准备，要发动突然进攻的德军来说，状况要差得多。

在军队人数方面，徐文说，德国突然袭击时,“说到兵力，明显的事实是苏联的人口和军队数都远远超过德国。”在这儿，徐文也是不引用资料对双方进行对比，就说苏军人数远多于德国。实际情况是，1939年1月1日，苏军编制人数为194.3万。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苏军人数不断增长，到1941年6月1日，红军人数接近500万人（伊万诺夫《战争初期》第19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1941年6月22日，德国武装部队总人数723.4万人。其中陆军野战部队380万；陆军后备部队120万；空军168万；海军40.4万；党卫军15万（黑拉勃兰特《1939—1945年的军队》西德法兰克福1956年德文版，第2卷第102页）。即使去除陆军后备部队，德军也是600万人。

而在苏德战线，德国使用陆军152个师和两个独立旅，计330万人。加上空军120万和海军10万人，德军进攻苏联初期就有460万人。加上芬兰、罗马尼亚、匈牙利等仆从国军队90万人，共计550万人。而6月22日，苏联西部军区和海军共290万人。即德国突然进攻苏联时，苏德战区德军人数为苏军人数的1.8倍（《战争初期》第175、176、199页）。

这里随便谈一下，开战时，德国有仆从国的帮助，而此时根本没有徐文所说的“苏联却也有盟国的援助。”苏德开战后一段时间，罗斯福派人到莫斯科。“到8月1日,霍普金斯抵达莫斯科。”霍氏到莫斯科主要是想了解,在德国强大进攻面前,苏联能否扛得住。同时霍氏也了解下苏联需要那些物资援肋。霍氏此行只是了解情况。美国后来派“哈里曼－比弗布鲁克代表团前往莫斯科（1941年9月28日至10月6日）”与苏联就美国能提供的,苏联需要的物资种类、数量进行具体谈判。谈判结果,美国代表团还要带回华盛顿由美国最高层批准。“10月30日,罗斯福通知斯大林,价值十亿美元的租借法援肋物资立即可以动用”。而罗斯福正式答应援肋距德国进攻苏联已经4个多月了。托因比也写道,“援肋的事答应容易做到难。”美国随后又以生产中有困难,运输中存在困难等借口为不能按计划发运物资辩护。而“由海道运输的物品,很大一部分在去苏联港口的途中被袭击沉没。”（分别见《轴心国的初期胜利》第695、714、719、720页）即仅有躲过德军海军拦截的少量武器等运抵苏联。

托因比谈及进攻苏联的强大德国集团军群时说，“面对这一大群令人可畏的集团军，俄国人最初只能调动约100个师的兵力……对付2700架到3000架德军飞机，俄国人只能出动约1500架飞机投入空战。”（《轴心国初期的胜利》第38页，）

综合各方面，米歇尔的评价是，“1941年6月，德军比红军占有优势，这已是毫无疑问的事”（《法二战》第244页）。并且与徐文所说德国上层认为自己的力量不占优势相反。德国方面认为，“俄军不可能击退装备现代化技术兵器，指挥官素质又超过他们的一支军队的突然袭击……俄国人在1941年还感到他们的力量比德国弱。” （《德二战》第213页）

徐文还讲，德苏开战前，“德国上层普遍也知道自己综合国力并不占优势”。而综合国力中，经济占有重要地位。战前,如仅苏德两国工业规模来看,应相差不多。但是，当时德国本身的工业潜力，加上被它占领的法国、比利时、荷兰、捷克、奥地利、波兰等十多个国家的经济潜力，其经济力量总和远大于苏联。如果考虑到德国突然进攻对苏联最发达的西部地区工业的极大破坏，以及苏联大量企业撤向后方造成的停产，开战初期的苏联经济力量更是大大差于德国。因此，英美学者写道，“德国和它的卫星国家的战争潜力比苏联大得多。它的军事组织质量较高。在1941年6月战争爆发时，苏联能免于灭亡的机会似乎很小。”（《轴心国的初期胜利》第693页）

苏德开战时，各西方国家大多数军政要人都认为，在占优势的德军进攻面前，苏联只能坚持几个星期，最多几个月。但是，苏联人民紧密团结在苏联党和政府周围，顽强抗击优势的敌人，并最终打败德国侵略军，他们能做到资本主义人士认为不可能的事，这难道不正是表明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吗？但是，徐先生硬要说苏联抵抗德军进攻中显示了苏维埃制度的弊病。为此，徐文不惜无视历史事实，编造出似乎较弱小的德国进攻强大的苏联，并差点彻底打败苏联的故事。

关于对斯大林时期的经济的评价问题

徐文还企图通过对苏联经济状况，尤其是对苏联消费品工业状况抹黑来证明苏联制度的“弊病”。

徐文说，“从1929年开始的两年五年计划（原文如此，可能应是“两个五年计划”──笔者注），斯大林都反对‘印花布工业’（即解决人民的消费），而一直以‘重工业─军工’为主。”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在1929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前，苏联共产党内部曾就怎样实现工业化发生过争论。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决定依据马列主义的再生产理论来拟定工业化的方针。

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产分为生产资料生产（第一部类）和消费资料生产（第二部类）两大部类，只有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生产，才有可能实现扩大再生产。列宁进一步指出，资本有机构成的增长、技术的进步，都意味着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更迅速。所以，苏共中央决定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来实现工业化。因为生产生产资料的重工业优先发展，重工业提供更多、更好的新技术设备装备包括农业和轻工业的整个国民经济，为生产力的提高，为人民福利不断提高和文化的发展，以便“彻底地永远地战胜饥荒和贫困”创造物质技术前提。当然,鉴于苏联处于帝国主义侵略威胁之下,优先发展重工业,也是应对侵略的必然选择。

而苏共内包括李可夫等人提出“‘花布工业化’理论，坚决主张必须首先发展轻工业。”（梁士琴科《苏联国民经济史》第3卷第215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因此，徐先生在这儿偷换概念，把斯大林反对优先发展轻工业来实现工业化说成反对“解决人民消费”；把反对“花布工业化”说成“反对发展‘印花布工业’”。徐先生企图通过曲解社会主义工业化来给人们一种苏联经济发展只关心军事工业，不关心人民消费的印象，并由此证明苏联制度的弊病。

而优先发展重工业不是不发展轻工业。恰恰相反，高速发展的重工业提供的新的技术设备对改造轻工业，使轻工业能为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工业消费品有了物质技术保证。因此，苏共15大为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轻工业发展确定了这样的计划：“生产消费品的工业应当在产品数量和质量上达到能够保证大大提高劳动者每人的消费定额。应当特别注意发展纺织工业、皮革工业、食品工业”。（苏联科学院经济所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3卷第285—286页三联书店1982年版，以下简称《经济史》）。

提前一年完成的苏联1929～193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中生产资料生产年均增长28.5%，消费品生产（第二部类）年均增长速度也达11.7%，比西方国家高得多。例如，即使在“繁荣”的20年代，1925----1929年间，美国的消费品生产年均增长只有1.4%，德国为3.1%，英国反而缩减1.9%（《经济史》第3卷第285页）。1933～1937年第二个五年计划，苏联工业的消费品生产又比1932年增长99%（《经济史》第4卷第25页），年均增长高达14.7%。如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13年工业消费品产量为100，1932年，苏联为187，英国为101.3，德国为79.4；1935年英国为111.9；1937年苏联为373（《经济史》第4卷609页。《英法美德日百年提要》第30、193页，统计出版社1958年版）相对西方国家，苏联工业消费品生产以无与伦比的高速度发展。1938～1940年这战前三年，苏工业的消费品生产仍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战后1946—1950年间，则更以高达年均15.7%的速度增长。（《苏联经济概论》金挥等编，第139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

因此，不管是苏共的政策,还是苏联前四个五年计划执行的结果来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方针都是保证苏联消费品生产的高速增长。斯大林期间的四个五年计划中，工业消费品生产一直以两位数速度增长。这是任何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没有能够做到的。但是，这样的高速发展消费品工业却被徐先生说成是“反对发展‘印花布工业’（即解决人民消费）”。这恰恰说明，徐先生无视历史事实的胡言乱语达到何等地步。

徐文还说，“1941年战争爆发前，苏联对居民的面包、衣物都长期凭票供应”。是的，战前苏联曾对一些消费品实行配给制。但徐文的说法却隐瞒了苏联在1941年前好几年，就取消了配给制这一事实。“1935年首先取消了面包和面粉、米的配给制，后来又取消了按定额发放的其它食品的配给制。1936年初，工业品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与1932年相比，苏联1937年通过零售商品流转渠道供应的重要日用工业品和食品增长情况如下：针织外衣增长2.86倍，针织内衣3.08倍，砂糖1.92倍 ，动物脂肪1.59倍 ，糖果点心0.81倍，灌肠和熏制食品3.90倍，靴子1.18倍，长、短裤子0.97倍，自行车3.2倍，留声机10.7倍，手表7.2倍。消费品的销售额有了很大的增长。（《经济史》第4卷第611页、第610页）。

徐文大谈“斯大林体制”“忽视人民生活的改善”，反对“解决人民消费”问题，“生活水平远低于西方国家”这些贬低苏联而褒扬西方的话，但这些话或者是不实事求是，或者是漠视苏维埃俄国的建设是从一个比西方落后的多的基础起步的事实。与徐先生现时的态度相反，当时比较实事求是的西方知识分子对苏联的成就多是赞许。

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在1950年3月16日写给纽约大学的信中热情盛赞“苏维埃制度在教育、公共卫生、社会福利和经济领域的成就无疑是伟大的，而全体人民已从这些成就中得到很大益处。”（《外国历史名人传》现代部分上册第45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这是爱因斯坦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进行对比后作出的一个结论，而社会主义重要优点就在于既能使经济、教育全面发展，又能使全体人民从“这些成就中得到很大的益处。”

而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大部分益处都被资产阶级获取。例如，在世界最富裕的美国，“就是在黄金时代的1929这一年，布鲁金斯研究所的经济学家也已计算过，一个家庭如果想取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每年要有2000元的收入才行，但当年美国家庭60%以上的进款是达不到这个数字的。”（[ 美] 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第42页，商务印书馆）。而在危机年代，“1932年9月的《幸福》杂志估计，美国有3400万成年男女和儿童没有任何收入，此数近于人口总数的28%。而且这个研究报告一如其他报告，那正在另一种地狱里受难的1100万农村人口是不包括在内的。”同样在“1932年这一年，美国的65%的工业掌握在600家公司的手里；仅占全国人口1%的人拥有全国财富59%。”（《光荣与梦想》第48、59页）。因此，一方面是美国通过对大量的农产品进行销毁，或任其在地里腐烂，来解决“供大于求”，以抑制价格下跌，另一方面美国“富人脑满肠肥，大众饥肠辘辘。”美国垄断资本办的《幸福》杂志有所隐瞒,也不得不承认：“‘应该说有2500万人衣食不周，这才是美国经济状况比较准确的描写。’活活饿死的事例，《幸福》杂志、《旧金山纪事报》、《大西洋》月刊、《纽约时报》和国会听证会都记载不少。”在全世界最富裕的美国,“千百万人只因象畜生那样生活，才免于死亡。宾夕法尼亚州的乡下人吃野草根、蒲公英；肯塔基州的人吃紫罗兰叶、野葱、勿忘我草、野莴苣以及一向专给牲口吃的野草。城里的孩子妈妈在码头上徘徊等待,一有腐烂的水果蔬菜扔出来,就上去同野狗争夺……”（《光荣与梦想》第57、56页）

这一切,不是发生在贫穷国家,不是发生在因为自然灾害而减产的年份。它发生在世界上最富裕的美国,它发生在牛奶太多而很多都倒掉；牲畜太多,很多被枪杀,让其腐烂在山沟里；谷物太多,很多就烧掉或让其腐烂在地里的这样年份里。千百万群众挨饿,是因为生产的粮食“太多”；千百万群众受冻,是因为开采的煤“太多”；劳动人民缺乏起码的生活用品,是因为他们生产的生活用品“太多”。美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L．杜蒙德在其所著的《现代美国》一书中也写道：“萧条期间,千百万人在食物异常充沛的当儿却濒于饥饿的边缘。这进一步证明了分配制度的不当已达到无可求药的地步。诺曼．托马斯说这是‘站在没膝的麦堆当中领配给面包的穷人队伍’。农业部长华莱士把这叫做‘在世界储有大量必需用品时出现的匮乏，真是可悲的荒唐现象’。”（《现代美国》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48页）这一切表明，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有技术的知识分子的劳动创造的社会财富，不能为劳动人民所有，却被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所攫取。这与苏联“全体人民已从这些成就中得到很大益处”形成鲜明对照。它充分说明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和残忍性,也说明它所宣称的尊重人权的虚伪。

正是目睹苏联的成就和资本主义的悲剧，美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向左转了。……威尔逊极力主张‘从共产党人手中把共产主义接过来’，随后又补充说，俄国是‘世界上道德的顶峰，那里一片光明，永存不灭。’威廉.艾伦.怀特把苏联称为‘世界上最令人感共趣的地方。’每日新书俱乐部选上《新俄罗斯简介》介绍给读者，书中把美国的混乱透顶和俄国的秩序井然作了对比。威尔.罗杰斯说‘那些瞧不上眼的俄国佬，……他们的办法真了不起啊。……国内人人有工做。想一想这多好。’埃尔默.戴维斯说，为利润而生产的制度已经失灵了。甚至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斯都在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并且写道：‘为了要革命，也许参加共产党是必要的。’斯图尔特.蔡斯在《新政》一书中问道：‘为什么只有俄国人能享受改造世界的乐趣呢？’”（《光荣与梦想》第79页）。

英国资产阶级学者帕克也写道，“美国许多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些是罗斯福的朋友和顾问，对于他们的私人企业经济感到失望，开始对苏联的实验发生兴趣，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还十分热心：重实效的经济学家、工人领袖、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和工程师们，都称赞他们访问苏联时看到的东西。大经济衰退的时期出现了依靠施舍度日的穷人队伍和施汤棚，到处是一片艰难困苦的景象，从那时的美国来看，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并不象现在从丰裕的处境回顾时那样阴暗和令人生厌。但是，在有势力的保守阶级中，对于社会主义的敌意非常强烈”。（帕克《超级大国美苏对比》第44页，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实际上，最重要的不是从30年代还是50年代看苏联（例如，爱因斯坦在1950年还对才饱受二战摧残的苏联大加赞扬）。关键是，“对于社会主义的敌意非常强烈”的“有势力的保守阶级”──资产阶级对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的刻骨仇恨。他们出于其阶级利益，利用他们控制的传媒和组织对社会主义大加攻击，把社会主义“魔鬼化”。而有的人热衷于把这些将社会主义“魔鬼化”言论在我国大加散布，并极力发挥，以此当作时髦，全然不顾历史的真实。

关于斯大林之后的苏联经济评价问题

对于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徐文仍然指责其“压低人民生活和延缓民用工业发展”，“忽视人民生活”，“人民日用品匮乏”，“卫星上了天，百姓却买不到足够鞋袜”，“人民在建设中得不到实惠”。但使人不明了的是，徐文进行以上指责时，与对斯大林时期的类似指责一样，依据是什么统计数据。因为徐文不愿意把这告诉读者，没为以上指责提供一个证明指责能够站住脚的统计数据。因此，这就引起人们对这种指责的合理性怀疑。

徐文所说“延缓民用工业发展”。但是据统计资料，不管是工业发展速度，还是工业消费品生产发展速度，苏联都高于除日本外的西方大国。例如，苏联工业消费品生产（第二部类），1980年比1950年增长9.3倍左右（由《世界经济统计简编1982》第463页换算得。三联书店。以下简称《1982》）美国工业生产1980年比1950年增长仅2.1倍（《1982》第467页计算得）。战后，美国工业消费品生产远低于生产资料生产增长速度，所以，不管怎样看，苏联消费品工业增长速度都是远远高于美国。因此，徐先生对于苏联的偏见，使他发展到不顾事实张口乱说的地步。

至于“人民日用品匮乏”，“百姓却买不到足够鞋袜”，苏联“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也是无视事实。“50年代以来，苏联非食品消费品生产的增长速度快于美国。目前，苏联的纺织品、冰箱产量位居世界首位。毛织品、亚麻织品、靴鞋、动物油、奶制品、食糖、鱼制品的产量已经超过美国。……近些年来，苏联人均计算的棉布消费量已经超过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丝绸的消费品已经超过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苏联经济概论》第374页）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经济实力相当于美国的2/3，居世界第二位。人民生活水平“据西方各种材料估计，它（苏联—笔者注）的居民实际生活水平在世界上要排在第20位之后”（《苏联经济概论》第381页）。这种情况能说是“人民日用品匮乏”？百姓“买不到足够的鞋袜”？即使按西方的说法看（西方通常都要在经济上贬低苏联）生活水平在世界位居20多位能说人民生活“贫穷”？不！这只能说徐先生早已把学术的严谨性抛到九霄云外。

至于徐文所说的“忽视人民生活”，“人民在建设中没有得到实惠”。也没有事实根据。“1965—1982年苏联按人均计算的居民实际收入增加1.02倍”（《苏联经济概论》第373页）。而美国私人非农业部门的工人的实际周平均工资，从1965年的101.01美圆下降到1980年的95.18美圆（《1982》第402页）“从1973年到1994年，美国普通工人每周实际工资已下降了1.9%，实际工资大体已降到50 年代末的水平。1988年到1993年，美国私营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5.9%，而职工每小时的平均收入降低了4%。”（万光《美国的社会病》第1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事实说明，美国普通工人没能分享从50年代末到1994年这30多年经济发展的成果，而社会主义苏联却使人民实际收入有较大提高。这能说苏联“人民在建设中没有得到实惠”吗？其实，爱因斯坦说的苏联“全体人民已从这些成就中得到很大益处”，就是对徐先生关于苏联“人民在建设中没有得到实惠”这种无视事实的胡说的批驳。

徐文还说，苏联几十年里都有“劳动生产率落后于西方，人民日用品匮乏及种种社会弊病。”而本来苏联“使人民的物质生活赶上西方应不成问题”。这言外之意是，苏联的社会制度不如西方优越，从而造成了苏联不如西方。但是，前面关于工业、工业消费品生产、人民实际收入等增长速度来看，苏联都高于美国。而这，证明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而且，苏联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也远高于美国。苏联工业劳动生产率，1979年比1950年增长4倍多；而美国非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同期只增长2倍不到（由《1982》第464页、469页计算）。的确，苏联劳动生产率的绝对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不如美国。但这主要是历史原因造成的。首先，苏维埃政权在历史遗留下的很落后的经济上开始进行建设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工业非常落后，俄国工业产量在世界工业产量中占2.6%，而当时美国占38.2%，德国占15.3%，英国占12.1%。俄国的机器制造业和金属加工业的产值仅为美国的1/20，为法国（原文如此，可能应为“德国”─笔者注）的1/15，为英国的1/8。”（隋启炎《苏美经济比较》第142—143页，湖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即1913年时，俄国工业生产不到美国的1/14，只约为德国的1/6，英国的1/5强。并且，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其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国内战争后，1920年的俄国工业生产下降到仅为1913年时的14%。此时俄国工业生产不足美国的1%左右。当时苏联的工业产量，不仅落后于日本、意大利，甚至比西班牙、印度等国都要低。社会主义苏联就是在这种经济非常落后的艰难情况下起步的。

另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苏联领土上进行了长达三年多的大规模的地面战争，对苏联经济破坏甚大（除意大利外，其他欧洲国家的大规模地面战争不超过几个月。而意大利的大规模地面战争是在落后的南方进行的，对其经济损害不大）。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要在人均经济指标方面赶上西方发达国家，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徐文不谈起点差别，无视苏联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速度高于西方国家，只就西方国家的生活水平高于苏联，就说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忽视人民生活改善”，“生活水平远低于西方国家”，好象资本主义国家关心人民生活改善似的。这不是实事求是的历史的看待问题的结果。

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就曾写道，资本主义下“总是存在一支‘失业大军’。由于失业者和收入低微的工人不能提供有利可图的市场。消费品的生产因而受到限制（这从美国消费品工业生产增长速度远低于苏联中得到证明─笔者注），结果生活资料严重不足。技术进步的结果，往往不是减轻人们的工作强度，而是失业增多……我认为，人受到这种戕害，是资本主义最大的罪孽。”（[美]劳.肖普《卡特总统与美国政坛内幕》第286、287页时事出版社1980年版）“1996年去世的丹麦著名学者安德列亚斯.约尔根森生前曾撰文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创造充分的经济民主和经济自由……金融资本的目标不是真正的社会大众生活甚至不是宏观经济的健康，而是利润率和资本积累。”（宿景祥《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与民族化问题》、《现代国际关系》1998年第9期）

想想爱因斯坦和约尔根森的话，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前面的统计数据显示：苏联经济、人民的实际收入和消费品生产的增长速度会远高于美国；为什么美国普通工人30多年的实际收入处于停滞状态。我们也不难理解，苏联军民在保卫社会主义祖国时为何远比西欧军民英勇顽强。这些话和这些数据、事实对信奉西方、贬低苏联的徐先生来说，是苦涩的,因为它们全是对徐文的批驳。                      叶劲松(邬拉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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