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捷：试析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试析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张捷

　　一、“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提出及其主要内容
　　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 3月 11日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一个多月后，他在苏共中央四月全会上提出了需要“继续变化和改革”的问题，这次全会后来被看作是“改革”的起点。198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七大主要讲加速发展经济的战略和社会的进一步民主化，没有对“改革”进行全面的论述。在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主要是为“改革”作组织准备和造舆论，还没有拿出全面的计划。到1987年的苏共中央一月全会，戈尔巴乔夫才对“改革”的内容作了比较具体的说明，在同年六月全会上则着重讲了改革经济管理的问题。在这期间的多次讲话中，他反复宣扬人道主义思想，提出要把人的利益和人道主义价值放在首位，大讲民主化的重要性，鼓吹多元论，提出“新思维”和“全人类价值优先论”。1987年底，他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对“改革”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在1988年6月～7月间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他提出要把苏联社会改建成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指出这样的社会具有以下七个特征：一是“真正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制度；二是“有效益的和活跃的经济制度”；三是“社会公正的制度”；四是“具有高度文化素养和道德的制度”；五是“真正民主的政治制度”；六是“各民族真正平等的制度”；七是“渴望和平，渴望加强与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合作和协作，渴望……与各国人民和各个国家建立正常的和文明的关系的制度”。于是，其改变苏联社会制度的具体计划开始浮出水面。
　　在这之后，戈尔巴乔夫在实施上述计划过程中不断加以说明和补充，最后主持制定了一个题为《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草案，交由1990年7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八大审议。草案提出要“坚决抛弃对不同观点和思想的意识形态限制、教条和不容忍态度”，“抛弃与全民和全人类价值观相抵触的简单化的阶级观点”。草案强调“党的政策的中心是人”，主张“采用有效的计划—市场经济”，“全面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制和人民自治制度”，“建立新的联邦制”，实行以“新思维”为基础的对外政策，等等。最后二十八大经过讨论通过了这个文件，不过将其称为“纲领性声明”。
　　综上所述，可以对戈尔巴乔夫提出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如下概括的说明：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是抽象人道主义。它宣扬“人是万物的尺度”，把社会主义说成是符合抽象的“人性”和“一切人”的利益的“人道的”制度，否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反对在任何情况下使用任何暴力，这就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从抽象人道主义的观点出发，提出所谓的“多元化”理论作为其重要的思想原则。抽象人道主义认为，人的本性是独立不羁和不受任何社会关系制约的，他们向往绝对的自由和民主，因此作为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应该符合人的这一本性，尊重人的多元的思想，满足人的多元的需要和利益。根据这一观点，“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首先提出实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反对意识形态的所谓“垄断”，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地位。与此同时，主张实行政治多元化，借口反对一党专政，取消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搞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在经济方面也实行多元化，改变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结构，肯定私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搞所谓的“混合经济”作为向私有制的过渡。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根据抽象人道主义得出的又一个重要观点是所谓“全人类价值优先论”。根据这个理论在核武器时代，人类争取活下去的问题是一个应当优先考虑的问题，其他利益应当服从于这一全人类利益。“全人类价值优先论”是“新思维”的核心内容和处理国际关系的最高准则，要求在它的指导下“逐步实现非军事化和使国际关系人道主义化”，实际上是要求实行一条投降主义的外交路线。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与第二国际老修正主义者的社会民主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的思想观点有着继承性联系。关于这一点后面还要讲到。
　　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导致苏联亡党亡国
　　“改革”之初，戈尔巴乔夫曾一度抓经济改革，但是未见多大成效。到1988年他开始认为，如果脱离政治改革，经济领域就不可能出现大的变革。于是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决定把“改革”的重点转移到政治改革上。
　　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后，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专门委员会按照“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要求，拟订了政治改革办法，立即付诸实施。首先抓住原有的政治体制中党政职能不分、社会主义民主发扬得不够的问题，提出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通过修改宪法，改变原有的权力结构，确定人民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由大会选出的最高苏维埃为常设的国家权力机关。同时，改革选举制度，实行所谓的“自由选举”，还搞三权分立和权力下放。就这样，逐渐实现了由苏维埃制度向议会制过渡。1990年3月再次修改宪法，设立总统职位，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联总统。
　　从苏维埃制度建立以来，共产党一直处于领导地位，这一点载入了苏联宪法。苏联宪法第6条规定，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一切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的核心。戈尔巴乔夫及其同伙们懂得，要改变这个制度，首先必须改造这个党。因此，在着手进行政治改革时，如同雷日科夫所说的那样，他们决定“把苏共闹个天翻地覆”。他们歪曲和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建党学说，改变党的性质和奋斗目标，放弃党的领导地位，纵容甚至认可分裂党的活动，最后达到搞垮党的目的。
　　根据雅科夫列夫自述，他曾经在1985年底上书戈尔巴乔夫，说明把苏共分为两个党的必要性。他认为两个党“可以构成民主竞争的局面，在这条道路上，它们会自我更新，通过民主选举互换执政地位”。这大概是雅科夫列夫吸取美国的“先进经验”实行多党制的一种设想。据他说，戈尔巴乔夫对他信中提出的这个问题虽然感兴趣，但不强烈，认为“这些想法为时过早了些”。后来戈尔巴乔夫承认自己说过“暂时还早”的话，并且说“我们还要走得很远”。由此可见，戈尔巴乔夫也早就有拆散统一的党的想法。他先是鼓吹意识形态多元化，搞乱全党的思想，使党内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出现分歧。而随着政治改革的开展，这些分歧愈来愈严重，并且完全公开化。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所谓“激进派”先在政权机构内部拉帮结派，成立所谓的“跨地区议员团”，接着以它为核心，成立了苏共“民主纲领派”，公然宣称，事态的发展已导致苏共的分裂，建立新的政党已不可避免。戈尔巴乔夫对这种公然违背党章的分裂活动听之任之。到1990年召开二十八大时，苏共已被搞得四分五裂。在这个党内，几乎什么样的人都有，虽然还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理想的真正共产党人，但是占优势的已是形形色色的投机分子和机会主义者，甚至有社会主义的凶恶敌人。应该说，苏共已陷入了无法克服的危机之中。
　　戈尔巴乔夫推行意识形态多元化和政治多元化的结果，不仅使党发生分裂而且造成整个社会的分裂，其突出表现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所谓“非正式组织”。这些组织思想倾向各不相同，它们当中有主张走西方道路的自由派，有主张继承发扬本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爱国者，有主张无政府主义的，有主张君主主义的，也有主张社会民主主义的，甚至还有主张法西斯主义的，总而言之，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到1990年8月，这样的组织已有九万多个。随着形势的发展，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变得愈来愈嚣张，他们公开打出反共的旗号，作为第一步，要求修改宪法第6条，取消共产党的领导。而戈尔巴乔夫居然接受了这个要求。他在1990年中央二月全会上作关于向二十八大提出的纲领草案的报告时说，党的地位不应当依靠宪法来强行合法化。全会通过的行动纲领草案提出，“有必要以立法动议的方式，就国家基本法第6条向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有关动议。”一个月后，苏共中央三月全会再次讨论这个问题，通过了向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修改宪法的决议。紧接着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非常）会议决定对宪法第6条作如下修改：“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以及工会、共青团、其他社会团体和群众运动通过自己选入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并以其他形式参加制订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同时规定：“苏联公民有权结成政党”，一切政党“应在宪法和苏联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个修改，说明苏共主动放弃了它的领导地位，由先锋党变为一般的议会党，同时也标志着苏联正式实行多党制。
　　在修改宪法第6条之前，苏联已出现个别政党或类似政党的组织，例如 1988年5月成立的民主联盟，1989年8月成立的苏联民主党等，但这些组织尚未取得合法地位。修改宪法前后又陆续成立了一批政党，例如俄罗斯联邦社会民主党、立宪民主主义者党、立宪民主党（人民自由党）、俄罗斯基督教民主运动、俄罗斯民主党、自由民主党、绿党、俄罗斯人民共和党、托洛茨基派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党（无产阶级专政）等。这些政党成立后积极开展活动，其中有些党开始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戈尔巴乔夫主张的政治多元化和实行多党制的目标也就达到了。
　　我们都知道，苏联是一个在共产党领导下，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自愿联合起来的多民族国家，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改革”开始后，由于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方针，马克思列宁主义失去了指导思想的地位，社会主义理想实际上遭到否定，各民族失去了联合的思想基础和共同的奋斗目标。有人把一些历史问题翻腾出来，大做文章，进行挑拨离间。外国敌对势力乘机进行煽动，民族主义和分立主义的情绪有了恶性发展，原来存在的民族矛盾变得尖锐起来，结果造成了民族之间的冲突，流血事件接连不断。分立主义的行动最早出现在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加盟共和国。1987年S月23日，在苏德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四十八周年之际，三国首都举行了集会和游行示威，反对此项条约和三国1940年加入苏联的决定。在这之后的两年多的时间里，三国的民族主义者不断举行这样的活动。到1990年初，拉脱维亚宣布废除当年议会通过的加入苏联的决议，爱沙尼亚通过了一项向独立过渡的宣言，立陶宛则干脆宣布独立。最后，苏联国务委员会于1991年9月l日被迫做出决定，承认三国独立。这样，三个加盟共和国正式分离出去。
　　叶利钦于1990年5月当选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在他的策划下，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于6月12日通过了所谓的“主权宣言”。乌兹别克、乌克兰、白俄罗斯竞相效尤，也通过了这样的宣言。戈尔巴乔夫迫于形势压力，提出签订新的联盟条约、建立由各个主权共和国组成的松散的联邦的主张。1990年苏共中央十二月全会讨论了联盟条约草案，赞成尽快签署。据报道，戈尔巴乔夫为了求得多数人的支持和赞同，在国家性质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建议取消国名中的“社会主义”字样，把国名改为“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他提出的理由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在名称上规定它的社会构成。”后来干脆把“苏维埃”一词也取消了，变成“主权共和国联盟”。1991年3月17日，根据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举行了是否保留苏联的全民公决。有80％的有投票权的公民参加了投票，赞成保留的占76．4％。根据法律，全民公决具有强制力，它赋予政府以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留苏联的全权，可是戈尔巴乔夫没有利用这个权力采取强硬手段，继续与愿意参加新的联盟的九个共和国的领导人进行磋商，进一步做出让步，最后各共和国才同意于1991年8月至10月签署新联盟条约。
　　到“改革”后期，苏联整个国家已出现全面的危机。除了上述民族矛盾和分立主义的种种表现外，国内敌视社会主义的政治势力进一步加强攻势，公开提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口号，在他们的煽动下，游行示威活动接连不断，暴力冲突此起彼伏，造成政局的剧烈动荡。这些势力已占有明显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最高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在他们的操纵下通过了一系列反社会主义的法案。国家机关的工作受到严重干扰，实标上处于半瘫痪状态。正常的经济秩序被打乱，各加盟共和国和各地区之间经济上的联系遭到破坏，生产出现过去从未见过的下降，货币贬值，日常生活用品和粮食供应严重不足，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明显降低，这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他们组织各种抗议活动和罢工来表达这种不满情绪，这不仅加剧了政局的动荡，而且也影响了生产的正常进行。总之，整个国家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苏共领导层内部关心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人为了“使国家和社会尽快走出危机”，决定采取行动。于是在1991年戈尔巴乔夫到南方休假时发生了“8?19事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次行动失败了。
　　戈尔巴乔夫从南方休养地回到莫斯科后，立即发表谈话，赞扬叶利钦等人在挫败“政变”（他把“8?19事件”称为政变）中所发挥的“杰出作用”，表示要与叶利钦合作。8月24日，他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并且在声明中说，由于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和政治局“没有反对”最近发生的事件，由于中央委员会“未能站在抵制和谴责的坚决立场上”，因此中央委员会应当做出“自行解散的决定”，“各共和国共产党和地方党组织的命运由它们自行决定”。接着他颁布命令，停止各政党在苏联军事部门和国家机关中的活动，没收苏共财产，交由人民代表苏维埃保管。戈尔巴乔夫作为总书记，居然下令解散自己的党的领导机关和停止党的活动，做了敌人想做而未能做到的事，这是骇人听闻的背叛行为。苏联共产党这个有着93年历史和1500万党员、曾创造过辉煌业绩的大党就这样不复存在了。
　　“8?19事件”的失败，进一步加强了以叶利钦等人为代表的反社会主义势力和分立主义者的地位。当戈尔巴乔夫重新提出签署新联盟条约时，叶利钦要价更高了，要求对条约进行实质性的修改，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随声附和，而且敢于与戈尔巴乔夫公开对抗。而戈尔巴乔夫为了寻求妥协，步步退让，结果到11月底搞出了一个希望能为各方接受的联盟条约草案。草案把每个加入联盟的共和国称为主权国家，因此该条约就叫“主权国家联盟条约”。条约规定，主权国家联盟为“邦联制民主国家，在条约的每个参加国自愿赋予它的权限内行使权力”。这种邦联制国家与联邦的区别，在于它强调各组成国家的独立性，其权力完全由各参加国授予。雷日科夫称这个条约是荒谬的，不合逻辑的。他认为戈尔巴乔夫及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搞一个又一个条约草案，“只是掩盖他们的真正目的的烟幕，而真正目的就是不惜代价让苏联垮台，让自己完全独立”。应该说，在如何想方设法改变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这一点上，戈尔巴乔夫与参加联盟条约谈判的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是一致的，不过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希望通过签署条约哪怕能使国家保持名义上的统一，而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为了摆脱中央的控制，一心想要完全独立，对签订这样的条约并不感兴趣，他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只是应付而已。
　　在上述条约草案公布后仅仅只过了十来天，叶利钦就与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和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克维奇于12月7日在白俄罗斯明斯克西南的别洛韦日密林进行密谋，接着于12月8日签署了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定，宣布“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现实将停止存在”。也就是说，他们宣布苏联解散了。
　　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的白俄罗斯之行事先是知道的，不过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叶利钦对他“摆迷魂阵”，说去明斯克是为了谈石油天然气供应问题，顺便与也到明斯克去的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谈谈。而根据卢基亚诺夫回忆，在阴谋分子来到别洛韦日密林的当天，白俄罗斯的克格勃领导人就发现他们会晤的真正目的，打电话向戈尔巴乔夫报告，请求他准许把这些阴谋家控制起来，戈尔巴乔夫没有表态。再说他作为有义务和责任保卫国家和维护国家统一的总统，在得知叶利钦等3人签署了别洛韦日协定后，理应坚决加以惩处。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只限于发表声明和谈话，而且语气平和，甚至肯定协定有其积极的一面，只表示他不能同意“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命运能由3个共和国领导人的意志来决定”，认为“这个问题只应当通过宪法途径，在各主权国家参加并考虑到各国人民意志的情况下加以解决”。而叶利钦等人抓紧时间让他们控制的议会批准这个协定。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先后于12月10日和12月12日通过了批准协定的决议。这样问题就变得复杂化，更难以解决了，这就失去了扭转局面的最后机会。
　　在这之后，形势的发展急转直下。12月 13日中亚五国（哈萨克、土库曼、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和塔吉克）领导人会晤后，表示准备加入俄白乌三国的联合体。接着，苏联11个加盟共和国首脑撇开戈尔巴乔夫在哈萨克首都阿拉木图进行会谈，签署了《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定的协议书》并发表《阿拉木图宣言》，宣布随着独联体的成立苏联将停止存在。首脑会议还致函戈尔巴乔夫，通知他苏联已不复存在．苏联总统的设置也已取消。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发表告人民书，宣布决定辞去总统职务。当日傍晚，一直飘扬在克里姆林宫上空的带有镰刀锤子图案的苏联国旗悄然降落。次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开会办了个例行手续，通过一项宣言，宣布苏联停止存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这样从世界政治地图上消失了。
　　苏联解体后，戈尔巴乔夫总是强调他一直是想保留统一的国家的，把苏联灭亡的责任全部推到叶利钦身上。这并不说明戈尔巴乔夫没有责任。如上所说，他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使得人们失去了社会主义理想，导致民族主义和分立主义泛滥，毁了各民族联合的思想基础；同时他削弱和放弃党的领导地位，制造党的分裂，使党不再成为联合的坚强支柱。“改革”造成的社会动乱以及民族之间的纠纷和冲突，使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经济联系的纽带被割断，这更加剧了分立主义的倾向。总之，戈尔巴乔夫破坏了苏联这座大厦的基础，使它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甚至可以说，即使签署了新联盟条约，保留下来的只是一个四不像的空架子，社会主义的苏联也已不存在了。利加乔夫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曾这样说：“戈尔巴乔夫直到今天为了替自己辩护，试图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叶利钦妨碍他搞改革，一个人搞垮了苏联。实际上，为了让我们的苏维埃大厦倒塌而把地基翻松这件事是他戈尔巴乔夫做的，而叶利钦则把这件事完成。他们两人对搞垮党和搞垮国家同样负有责任。他们两人应该为此而对后代承担责任！”
　　三、“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几个来源
　　1988年，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提出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目标后，许多人一眼就看出这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就连当时的美国驻苏大使马特洛克看了他的报告后也说，这个文件“与《共产党宣言》、甚至与《资本论》没有一点联系”，“从某种程度而言，‘议题’所谈论的更接近于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这些看法不无道理。
　　从历史渊源来说，戈尔巴乔夫宣扬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与第二国际老修正主义者鼓吹的社会民主主义一脉相承。我们知道，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修正和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超阶级的民主观．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鼓吹改良主义，提出通过议会道路来改良资本主义的主张。“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把这些观点都继承下来了，只是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作了一些变动。如果说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么区别主要在于生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已不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社会发展规律，他们只把社会主义当作价值追求，否定通过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的必要性，主张通过改良缓和矛盾，使资本主义制度得以保存下来。因此，他们起的是阻碍历史前进的作用；而戈尔巴乔夫宣扬“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旨在颠覆纪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变公有制为私有制，全面复辟资本主义。这是开历史的倒车，显得更为反动。
　　值得注意的是，戈尔巴乔夫在1998年出版的《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一书中反对马克思想出的“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的口号，在谈到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时，像考茨基一样，用轻蔑的语气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一个词儿，说这个词儿“被用到荒谬的程度”，同时对第二国际的代表人物（他提到阿德勒、考茨基、鲍威尔等人）作了肯定，说在对苏维埃政权的评价中发现自己与他们在主要问题上“有相同的认识”。他还特别提到考茨基在十月革命后与布尔什维克的分手，说考茨基是正确的。他说这些话，颇有些“认祖归宗”的味道。
　　戈尔巴乔夫所宣扬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与赫鲁晓夫的现代修正主义有着更为直接的继承关系。戈尔巴乔夫曾多次谈到自己是“二十大的产儿”，说他这一代人的政治活动发端于苏共二十大，开展于六十年代，因而也称为“六十年代人”。他钦佩赫鲁晓夫的“胆略和勇气”，接受了他的这位先驱的思想和观点。大家知道，赫鲁晓夫曾鼓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将其作为指导思想，提出“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的口号。戈尔巴乔夫1985年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就重复了这个口号，说“这个纲领原则应当以越来越深刻而具体的内容加以充实”。他宣扬“人是万物的尺度”，“党的政策的中心是人”，未来的社会是切实实施的人道主义，等等。他把他要实行的社会主义称之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就是为了强调这一点。戈尔巴乔夫也像赫鲁晓夫一样，否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接过了“全民党”和“全民国家”的口号并加以进一步发展，宣布苏联共产党是“按自愿原则联合苏联公民的政治组织”，代表“苏联人的共同利益”。他放弃党的领导地位，改变一党制转而实行多党制，把苏联共产党变成议会党。我们记得，当年赫鲁晓夫曾大肆宣扬活命哲学和投降主义，说什么在出现核武器的情况下，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必须放弃反抗和斗争，任凭帝国主义剥削和压迫，否则人类就要毁灭。他有这样一句名言：“要是丢了脑袋，原则还有什么用呢？”戈尔巴乔夫则把所谓的“全人类价值优先论”作为指导思想之一，宣扬在核武器时代人类的生存是第一位的，它高于任何阶级利益、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他像赫鲁晓夫一样，要求在国际舞台上不再进行对抗，转而实行合作，在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进攻面前步步退让，不惜出卖本国人民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
　　还有一些外部因素对“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的形成起了作用。格拉乔夫曾经指出，戈尔巴乔夫制订他的计划时的顾问“可以是‘布拉格之春’的浪漫主义者，也可以是他不久前才发现的共产主义的‘异教徒’：意大利共产党人和其他欧洲共产党人”。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承认这一点，同时他还加上了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勃兰特的“东方政策”，说这些现象都“促使我国许多人对一些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对民主、自由与和平的价值的思考，对通向这些价值的道路的思考”。
　　根据以上所说，戈尔巴乔夫鼓吹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发源于伯恩施坦等人的老修正主义，它是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的继续和发展，同时它又吸收了欧洲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一些观点。总之，它是社会民主主义（或叫民主社会主义）在苏联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变种。
　　四、“认祖归宗”后的活动
　　戈尔巴乔夫本人大概在他当上总书记之前就开始信奉社会民主主义了。曾任总统顾问的切尔尼亚耶夫根据对他的了解说，戈尔巴乔夫读过大量地下出版物和外国出版的书籍，对某些国内持不同政见者和外国的提出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关于苏联社会主义和苏联历史的观点甚为赞赏，因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戈尔巴乔夫在到莫斯科任职前，很早就在内心深处做好了摧毁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统思想的准备。现在，在为改革寻找思想观念时，自然求助于自由的即国外的社会主义思想。”曾任克格勃主席的克留奇科夫根据他所掌握的材料说，戈尔巴乔夫在与雅科夫列夫私下谈话时承认“内心里感到自己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
　　可是，他当政时在正式的讲话里或在公开场合，既不承认自己是社会民主党人，也不承认他搞的一套是社会民主主义。有的西方记者见到戈尔巴乔夫时便问他是共产党人还是社会民主党人。这时他不是否认，就是搪塞。例如 1990年他在回答一名英国记者提出的这个问题时说：“我认为自己不仅是一名共产党员，而且是共产主义者。”又如，在他下台前不久一名法国记者缠住他，问他是否还认为自己是共产党人，问了他六七次，最后始终没有得到明确的回答。这说明在台上的戈尔巴乔夫还不敢亮明自己的观点。不过到“改革”后期，他已公开对社会民主党人作了较多的肯定，并强调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正在相互接近。在1991年的中央七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在他的报告里说：“苏共应把本国以及世界的社会主义和民主思想的全部财富，而不单是把马列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在谈到有人提出的党的改名问题时，他提出将其交给预定在11～12月召开的党代表大会解决。可见，这时戈尔巴乔夫已公开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观点表示认同，并已不排除把共产党改名为社会民主党的可能了。
　　等到苏联解体、他自己也从总统的宝座上摔下来后，他说话不再躲躲闪闪了。1992年11月，他在莫斯科电视台宣布，现在他完全摒弃了社会主义选择，认为共产主义是乌托邦，公开承认自己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1997年《论据与事实报》记者采访时问他：“您内心里仍然还是共产党人吗？”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道：“不，我就本质来说是社会民主党人。”从此他不那么提“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而开始宣传社会民主主义了。可以说，到这时他正式“认祖归宗”了。
　　戈尔巴乔夫下台后，仍从事政治活动。这个遭到人民群众痛恨、而自己却无自知之明的政客，居然还在1996年参加总统竞选。在竞选活动中常常遭到群众的痛斥和咒骂，在西伯利亚某地甚至头部被人猛击一掌。选举结果是，他只得了0.51％的选票，遭到人们的耻笑。在这之后，他大概觉得为了有效地进行政治活动，需要建立自己的组织，于是开始进行策划。到两个世纪之交，他的建党计划得到某些政界人士的赞同和支持。2000年3月，他和他的志同道合者召开了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俄罗斯联合社会民主党，在会上当选为总书记。但是这个新成立的党缺乏群众基础，影响很小。在这之前，俄罗斯已有十来个具有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名称不同的政党和组织，它们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在1999年底的国家杜马选举中分别只得到百分之零点几的选票。于是，为了集中力量，这些党（包括戈尔巴乔夫新建立的党在内）于2001年6月提出实行联合的问题，几经周折，于当年11月举行了新的俄罗斯社会民主党成立大会，戈尔巴乔夫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并当选为党的领袖。实行联合后这个党力量仍然很小（只有3万党员），而且内部矛盾重重，各派勾心斗角，分歧很大，尤其作为党的领袖的戈尔巴乔夫与作为党的主席的季托夫之间的分歧更为突出，结果使得该党在2003年底的国家杜马选举中遭到惨败。最后戈尔巴乔夫于2004年辞去了该党领袖职务，但仍留在党内。俄罗斯前后出现的各个社会民主党主要由失意的政客和知识界的精英组成，脱离人民群众，得不到他们的支持，一直未能成为俄罗斯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这毫不奇怪，因为戈尔巴乔夫等人搞社会民主主义，结果导致苏联亡党亡国，人们对此记忆犹新，现在这些政客继续宣扬那一套，还能有多少人相信他们呢？
　　然而戈尔巴乔夫并不甘心就此退出政治舞台。他一方面装出反思和有所醒悟的样子，承认自己在“改革”中犯过错误，以博得人们的同情，同时又使劲宣传俄罗斯应走社会民主主义道路。他在2003年说：“我深信，俄罗斯需要有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行动计划。这既是对那些想要把我们拉回到旧制度去的共产党人的回答，也是对那些破坏了国家的叶利钦那一帮自由派的回答。”2006年他又说：“我认为最正确的思想是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现在许多奉行社会发展方针的国家都在走这条道路。”他表示“准备参加组建这样的党，——已试了一次，现在还准备这样做，虽然似乎应该退下来了”。
　　果然，在俄罗斯最高法院借口不符合新通过的政党法的要求取缔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后，他试图重建这样的党，作为第一步，先成立所谓的全俄社会运动“社会民主党人联盟”。该联盟于2007年10月20日召开了成立大会，大会选举他为主席。他宣布，这个运动的纲领“是排除共产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这两个极端做出的选择”，并进一步解释道：“共产主义的计划没有实现，国家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式，结果证明是不正确的”，而“苏联解体后哈佛大学的朋友们给我们提供的自由民主主义方案显然也是如此”，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特别合乎需要”。不过他强调指出，现在成立的只不过是“运动”，甚至不是“社会组织”，更不是政党，需要经过两三年的努力，才能“作为经过革新的社会民主党参加下一届选举”。可见，这个“运动”实际上还只是一个无定型的东西，从戈尔巴乔夫说话的语气来看，他对能否把它建成一个名副其实的政党还没有多大把握。他口头上虽然说社会民主主义在俄罗斯“特别合乎需要”，实际上对这一点也没有什么信心，因为他心里明白，俄罗斯老百姓吃够了他搞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苦头，再要他们相信这一套歪理邪说恐怕不太容易了。看来社会民主主义在俄罗斯的前景是暗淡的。
　　现在戈尔巴乔夫年事已高，无论在人生道路上还是在政治上差不多已走到了尽头。他一生做的一件大事就是根据他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方案实行“改革”，使得苏联亡党亡国，复辟了资本主义。俄罗斯自由派和其他反共势力虽然在某些问题上与他有过争执和分歧，但都对他的行为表示肯定，甚至认为这是他的一大功绩。他曾是西方的“宠儿”，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和社会精英对他甚为赞赏，在他下台后继续把他待为上宾，对他优礼有加。但是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理想的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都痛恨他，批判他。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使他似乎成为一个“有争议”的人物。然而我们知道，评价一个人物的是非功过，主要看他在历史上起的是什么作用。就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来说，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进步的，而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搞资本主义复辟，则是开历史的倒车，是反动的。戈尔巴乔夫可以说是第一个利用各种手段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目标的重要人物。他在历史上所起的反面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苏联亡党亡国的沉痛历史教训证明，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社会民主主义不是能用来消除各种弊病、使其得到健康发展的良药，而是能致它于死命的毒剂。因此对各种兜售这种货色的骗子应保持高度的警惕，及时揭穿他们，使他们的阴谋诡计不能得逞。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应该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
　　（2008年第8期《高校理论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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