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还是曲解
——谈韩德强的《重新认识中国历史》
乐民
从唯物论的角度，与韩德强《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的分歧主要存在于下面三个问题：
1、对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认识的问题；
2、唯心史观的问题；
3、存在决定意识的问题。
这三个问题的分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与韩德强《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的分歧。如何认识中国的历史，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如何认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以及如何认识中国社会发展历史与欧洲社会发展历史上的非本质差异，以此与韩德强的《重新认识中国历史》商榷。
一、对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认识的问题
如何界定资本主义的问题，是韩德强对中国历史社会形态认识的关键。
什么是资本主义？
私有制是不是资本主义？人类社会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出现剩余产品，围绕剩余产品的分配、在原有社会分工的影响下产生了私有制，进而产生了阶级分化，社会成员分化为不同利益的各个阶级，形成了阶级社会。所以说，私有制是阶级社会的标志。如果私有制就是资本主义，那么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解体就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了。
市场经济是不是资本主义？在《中国大百科全书》里，市场经济等同于商品经济，是“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具有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的经济形式”1。自有剩余产品出现，就产生了交换，由于交换产生了市场，交换的发展产生了货币，形成了商品经济，也就是市场经济。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商品经济长期从属于自然经济，直至工业革命以后，商品经济对自然经济才构成有效冲击，产生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从而产生了资本主义。那么，物物交换的市场和市场经济，当然不等于资本主义。同上，如果从属于自然经济的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那么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解体就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了。
商人是不是资本主义？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允许一部分社会成员从社会生产中脱离出来，以从事物物交换为生，以此为生计的就是商人。商人依靠从事商品的流通，参与社会财富的分配。商人的商业资本自身对最大利润的追求表现出：在奴隶社会，商业资本的运作大量流向奴隶生产和奴隶交易；在封建社会，商业资本的运作大量流向土地生产和土地交易；在资本主义社会，商业资本的运作大量流向商品交换的交易。商业资本转换为货币以后，货币在流通领域可以转换为奴隶、土地和资本，但并不等同于奴隶、土地和资本。就像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有钱人也不能等同于资产阶级一样。商人和商业资本在人类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为不同的性质。如果认为商人和商业资本的存在就是资本主义，那么人类社会自出现商品交换就应该是资本主义社会了。
许涤新在《中国国民经济的变革》中这样描述中国的封建经济：“自足经济虽然是鸦片战争以前的经济形式，但这并不是说，当时的中国没有商业，没有市场，没有商品经济；而是说，生产品之变成商品，只有附属作用而已。农民多余的自己用不着的东西，是被拿去市场出卖的；但他们却不是为着市场而生产。这种情形，不但在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如此；就是在中世纪的欧洲，亦何尝不如此？
中国封建经济的土地关系，有个特点，这就是：土地的自由买卖。土地之所以可以自由买卖，是秦汉间开始的。这与欧洲的封建社会并不相同。在欧洲，只有当封建社会解体时，土地才从领主的独占下解放出来，而领主也就随之而没落。中国则不然，在封建社会的初期，土地已经可以买卖；而土地的自由买卖，就使商人资本大量向土地投资，形成‘商业资本与封建地主结合’的局面。在这种情形之下，只要有钱，就可以购得土地，就可以剥削农民；小地主与自耕农的丧失土地所有权，就成为继续不断的现象；而土地的不断集中，也就成为地主经济的规律了。
土地自由买卖这件事，包含着高利贷商业资本对农民作深度剥削的事实，也说明了土地买卖与高利贷商业资本，是密切结合着的。高利贷商业资本不但与土地之自由买卖结合，而且加强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因为商业资本愈发达，则靠剥削农民过活的地主，对物品之消耗的种类及其数量愈益增加，因而从直接生产者所榨取的剩余生产物，就日益沉重。地主从农民所榨取的物品，除供自己消费外，还有一部分变成商品投向市场，构成地主的商业与高利贷资本发展的基础，所以，商业资本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腐蚀了自然经济，但没有破坏封建制度，甚至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强了封建剥削。”2
“商业资本与封建地主结合”，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历史与欧洲封建社会发展历史上的非本质差异。商业资本之所以向土地投资，本质上是在证明投资土地也就是农业的利润高于投资手工业及其他一切行业的利润。反之证明的是，在自然经济下的手工业发展不足以支持商业资本的增殖，也就是说，必须是在工业革命的生产力发展基础上足以支持商业资本的增殖，从而支持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当商业资本投资土地获得所有权以后，封建经济的生产关系没有发生改变，所以，商业资本“没有破坏封建制度，甚至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强了封建剥削”。
在现在的基础上，谈一谈什么是资本，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是靠剥削雇佣工人而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3。由此而推断，资本主义就是关于依靠剥削雇佣工人而带来剩余价值的生产关系的学说，也就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学说；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
在逻辑和事实上得到证明的是，资本、资本主义可以脱离资本主义社会而存在，而不是说有了资本运作就是资本主义，存在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三位一体关系。资本是自商品交换就开始存在，资本主义则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出现以后形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出现的，而资本主义社会则是通过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才能够出现的。
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是韩德强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阶段“重新认识”的依据。
二、唯心史观的问题
毛泽东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4抛弃阶级斗争、抛弃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斗争、抛弃地主阶级内部革新派与守旧派的斗争，妄谈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发展，是比较大胆的。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地主阶级上升时期和没落时期的指导思想不一样，上升时期的早期和晚期的指导思想不一样，没落时期革新派与守旧派的指导思想不一样，再加上历代农民起义的影响，贯穿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
不同的指导思想，必然对经济和历史发展产生不同影响，正确的有促进作用，错误的有遏制作用。不从指导思想的变化去探索封建社会经济和历史发展变化的原因，在想象中寻找答案，岂不是缘木求鱼？
从唯物论的角度，韩德强《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中的唯心史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对“士农工商”的问题。
韩德强认为，“落实重农抑商政策的主要社会机制是‘士农工商’的社会地位序列”。
关于重农抑商的问题，我认为必须要放在农业社会的大背景下去谈论这个问题。
经济活动的四个课题：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其中，生产是第一位重要的，是后三项的根源。农业社会的手工业生产从属于农业生产，换而言之，农业生产在农业社会经济活动的生产中占主导地位。由此可以得出，所谓重农抑商政策，在农业社会的大背景下就是通过刺激生产的方式来刺激交换、分配、消费的发展，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政策性调整。在农业社会，无论如何高估它的历史作用都不足为过。在这一点上，我和韩德强没有大的差异。
问题在于，“士农工商”社会地位序列没有错，但其中的“农”是谁，是农民吗？我认为不是，应该是地主。也就是说，是官宦、地主、手工业作坊主、商人的序列，农民根本不在里面。
我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解释。否则天下第二，农民的地位哪有这么高？但是，认为“士农工商”社会地位序列有落实重农抑商政策的作用就是在胡说八道了。
封建社会的权力基础是地主阶级。要加入封建社会的权力分配，必须要成为地主阶级的一员。官员不论以前是不是地主，做了官以后没有地也要置地成为地主；手工业作坊主、商人要加入权力分配也一样，必须成为地主。而大家都成为地主以后呢，这个社会地位序列就被打破了。没有“士农工商”了，只有地主、作为官员的地主、作为手工业作坊主的地主和作为商人的地主。
当商人具有地主身份以后，就不受“士农工商”的制约了，可以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但是，由于投资农业的高利润性，仍然使具有地主身份的商人将商业资本源源不断地投入土地买卖之中。
投资农业的好处，第一个是低风险，不要劳作、不会亏本；第二个是高利润，到底有多高呢？据许涤新的《中国国民经济的变革》记载，“清代的私租，各地虽有不同，大概取得农民总收获额之一半”5。
所以说，“士农工商”社会地位序列对落实重农抑商没有任何作用；而“商业资本与封建地主结合”，纯粹是利使然。
2、对资产阶级革命的问题。
韩德强认为，“资产阶级是一个非常务实的阶级。他们当然希望自己能够掌握政权，但是，如果别的政权一样允许他们积累资本，发财致富”，则可以不必“一定要自己掌权”。
这是一个典型的唯心史观。
韩德强之前认为资本主义可以脱离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而存在，认为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外的“中国古代的资产阶级”，实质上是一个认为存在资本就存在资产阶级、存在资本主义的问题。
但韩德强非要把历史上资产阶级没有能力获得政权的时期说成是资产阶级不一定要自己掌权，就好比是非要说当年的国民党不反攻大陆是不想反攻大陆而不是无力反攻一样。
3、对精英史观的问题。
精英史观是一个比英雄史观还要倒退的史学观点。
“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适时”早以对“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的问题做了最好的解释。所谓英雄，就是在历史条件下代表了人民利益的人——“当人民需要英雄出现的时候，只有符合人民利益的人才被视为英雄。”6
“我认为，人民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就是选择——选择谁来代表自己的利益，并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努力。而人民的利益，就是最多人利益的共性。”7
精英史观与英雄史观相比，更加荒谬的地方是英雄的行为是可以通过历史事实认证的，而精英史观中的所谓精英和圣人是无法认证的。
被儒家利用反动政权强迫天下人尊为“至圣先师”的孔丘和“亚圣”孟轲的认证依据何在？除了它们可以代表反动统治者的利益外，还有什么依据？既然对于反动统治者的“至圣先师”和“亚圣”，那么反动统治者以外的人们起什么哄？
难道说，“子曰”了三千年百分之九十的文盲相比“毛曰”了三十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识字率，的确是“圣”得可以？
4、对儒的问题。
现在谈这个关于儒的问题。
既然韩德强认为，“到董仲舒时，表面上‘独尊儒术’，而实际上是让王道成了霸道的手段。”那么请教韩德强认为“孔孟之徒到处游说君王，希望能够他们能够实行王道，但四处碰壁”的原因是什么？孔孟之徒“四处碰壁”以后，历史在前进，还是倒退？
“强调精神力量，则恰恰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语出何处？“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在理论上反对儒家学说，实际上却真正落实了儒家的王道思想”又依据何在？
韩德强口中的“儒”，是事实之“儒”，还是想象之“儒”？
如果是想象之“儒”，就与事实之“儒”毫无关系，不如请韩德强另起炉灶、自立门户，即使在“韩德强”中任选一字，亦无不可。他日相见，还少不得尊一声“韩子”的X家学说。
如果是事实之“儒”，便说不得要与“韩子”理论一番。
如果韩德强认为，“到董仲舒时，表面上‘独尊儒术’，而实际上是让王道成了霸道的手段。”那么在董仲舒“独尊儒术”以前，想来在学术上起码可以称是韩德强认为的“王道”之说。那么，就来看看韩德强认为的“王道”之说，究竟是什么东西吧？
孔丘以“为尊者讳”作《春秋》，确立儒对强权的攀附；三月而诛少正卯，说明儒对异己思想的态度8。“五谷不分，四体不勤”、“丧家之狗”、“巧伪人”、“盗丘”9是当时社会对孔丘的评价；儒为“五蠹”之首，是韩非对强国的立场。
孔子说，又在说什么呢？也许 “温故而知新”的自相矛盾、“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腐朽糜烂、“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的徇私枉法、“老而不死，是为贼”的恶毒咒骂10，就是韩德强认为的董仲舒“独尊儒术”以前的“王道”之说。
儒之“中庸”，以遵循“周礼”为标准；对于实行“周礼”来说，“过犹不及”。由此引申出，以实现反动统治者的利益为标准，是“过犹不及”。所谓“中庸”，是指在实现反动统治者利益的过程中“不偏”、“不易”，哪里是什么“在两种极端的原则、极端的力量之间保持平衡”？“中庸”之道在现代，本质上的精髓就是丘吉尔所说“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英格兰永远至高无上的利益”。
从哲学上，“本来，一定的质都具有一定的界限，在这一定的界限内，一定的质就能保持它的稳定性。但是，中庸之道却把这种一定质的界限神圣化了，把旧质的稳定性绝对化了。在这里，它把旧事物说成是一种不可克服的力量，是神圣的、永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很显然，这是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11
至于“亚圣”孟轲的理论，更是自欺欺人的范例，如“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12。故乡里民间的一首打油诗这样讽刺孟轲，“乞丐岂能有二妻，邻家焉有许多鸡？当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说魏齐？”
三、存在决定意识的问题
应当说，历史唯物主义与韩德强《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的分歧，本质上都可以归纳为在哲学领域对存在决定意识的分歧。为不牵扯太远，只对个别突出的论断进行简单分析。
1、对工业革命的问题。
韩德强提出一个“为什么工业革命不发生在中国”的问题，最终自己也没有合理回答。
但是根据“存在决定意识”的观点，包括工业革命在内任何变革的发生，都有一个客观条件的存在。欧洲的工业革命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商业资本在殖民经济刺激的极度扩张之下，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了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产生了对以工业革命为名的技术革命的需求——其本质是，进步的生产关系对落后生产力现实的能动改造。
反观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在中国古代史上的两次变革使中国的资本主义进程开始落后于欧洲。第一次是清兵入关。由于是异族政治，在以文字狱为名的镇压叛变的措施中，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受到极大摧残。另一次是雍正的宫廷政变。雍正之父康熙在位时，收复台湾以后奉行明以来的限制国人出海通商的政策，意欲限制本国商业资本的扩张对政权的破坏；但是康熙在限制商业资本的同时设中央直属的五品“江南织造”之职，委亲信于此任，大力刺激工业资本发展，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转折。雍正宫廷政变以后，以反腐败之名清理康熙路线成员，摈弃康熙的施政路线，在大力限制商业资本的同时大力限制工业资本，是中国社会进入衰退的主要原因。在本质上，雍正的宫廷政变等同于赵高的沙丘政变，之所以没有立即造成严重后果则是因为康熙路线扶植的工业资产阶级实力尚弱，无力反扑。
这就是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欧洲，而没有发生在中国的原因。而康熙十四子胤禵如能顺利登基或雍正继续推行康熙路线的话，中国社会完全可以提前发生工业革命，在以皇室成员为代表的工业资产阶级领导下进入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社会，可能进行一场战争也可能再采取一次“焚书坑儒”的行动。
虽然历史不容假设，但是每一个事件都是必然的。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宫廷内部斗争是外部阶级斗争在宫廷内的体现，就像毛泽东说党内资产阶级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一样，是存在对意识的决定。
2、关于“商业资本与封建地主结合”的问题。
之前谈到商人和商业资本在人类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资本这是因为“商业资本与封建地主结合”决定的。
商业资本的本质表现出最大利润的追求。在奴隶社会，奴隶生产和奴隶交易的最高利润性使商业资本与奴隶生产、奴隶交易相结合，商人就成为了商业奴隶主或工商业奴隶主，如陶朱公、弦高、吕不韦；在封建社会土地生产和土地交易的最高利润性使商业资本与土地生产、土地交易相结合，商人就成为了商业地主或工商业地主。只有在封建社会后期产生资本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化大生产以后，商人才逐步脱离与封建地主的结合，成为商业资本家。
奴隶主、地主和资本家的同样行为，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也表现出不同的性质。如奴隶主蓄奴的目的主要是从事生产，而地主和资本家蓄奴的目的便主要是伺候起居；再如置地，奴隶主和地主置地的目的主要是从事直接生产，而资本家置地的目的主要是从属于生产。
当然，剥削阶级的穷奢极欲是相互的共同之处，这一点一般无二。
所以，认为有资本就是资本主义是一个玩笑，认为有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更是一个玩笑。
资本的逐利性使其自觉与不同生产关系相结合，表现出不同的性质。拿这个观点去分析社会，就是“存在决定意识”，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意识决定存在”。
四、其他一些小问题。
1、《管子》是地主阶级上升时期的进步思想——法家思想早期的一个流派，仅以中国地主阶级处于上升时期早期的《管子》和《史记》对中国封建社会盖棺定论，未免过于武断。
2、刘邦建立汉王朝以后，轻敛薄赋的原因是由于楚汉战争期间分封的一些异姓王企图另立中央，被果断镇压以后刘邦重新分封了占国土面积一半的一批同姓王，由此发生了与匈奴勾结的同姓王“七国之乱”。连年的国内外战争使汉王朝的经济凋敝，不得不轻敛薄赋，与崇尚黄老之说是没有关系的。而且晁错的《论贵粟疏》指向的是负隅顽抗的工商业奴隶主，“重农抑商”政策则是秦王朝“尚农除末”政策的延续，休养生息更是地主经济刺激生产的一个必然手段。
3、韩德强对“帮”和“集团”一说耿耿于怀，实在无此必要。断不能说，把妓女说是“小姐”、“姑娘”就比“婊子”、“窑姐”来得文明、进步。
4、应当这么说，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据了社会主导地位，韩德强所列举的新加坡、香港、台湾、南朝鲜的专制政府，欧洲的社会民主党政府，英国、日本的王朝政府，沙特、阿联酋的部落酋长政府，都是世所公认的资产阶级政府和资本主义社会。
5、关于《封建论》的问题，柳宗元之《封建论》虽以“封建论”之名，但指向的不是封建社会制度，而是“封邦建国”的国家体制。关于“封邦建国”的论述，之为《封建论》；而不是关于封建社会制度的《封建论》。而关于“封邦建国”，后世一律称为“分封制”。如果从今天的眼光，《封建论》实质上可以被称为“分封论”。用对“封邦建国”的批判，来否定封建社会领主制经济以外的地主制经济，看来也比较大胆。
6、《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从形而上的角度把马克思主义对资本、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的联系分割开来，把一个完整的系统分裂成一个个孤立的部分，并由此发展出韩德强认为的马克思主义错误的观点，如唯生产力论、二次革命论、补课论，等等。
可惜的是，这些被韩德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是披上马克思主义词句的外衣，“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13的修正主义者的观点。
在“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14以后，马克思主义就是与这种披上马克思主义词句的外衣，“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的“马克思主义”不断斗争而不断进行发展的。
而韩德强一定要将此“马克思主义”认定是彼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就好比是一刀砍下李鬼的脑袋，便提了去邀李逵的赏金。
所以就我的看法，韩德强若真是对马克思主义不满，不如找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下手，不必为共产党“清君侧”，演“将军夜引弓”的把戏。
7、韩德强对中国社会被称为“吃人”也耿耿于怀。但断不能说，因为西方的“吃人”历史而否定中国的“吃人”历史，或者认为“吃人”历史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以及中国的历史不够西方历史的“吃人”是落后、失败的原因；更不能把儒学不够基督教神学“吃人”就认为儒学是“中国落后、失败的替罪羊”。
人类社会“吃人”历史的根源是阶级社会的剥削制度，中国儒家神学和欧洲基督教神学的罪状就是“解释”和维护剥削的合理性，进而“解释”和维护“吃人”的合理性。这样一个强盗集团军师智囊的行为，可以是“替罪”的羊吗？
五、结论
最后一点要谈的是，韩德强口中“东西方黑白分明的对比”、“鸦片战争以来逐渐成为中国学界、政界、工商界的主流舆论”、“常识”、“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思想意识上，则仍然自觉低人一等”、“1978年以后，中国社会各界几乎都默认西方化的政策选择”、“近代中国的思想史是一部由屈辱而丧失自信的历史”15、“一部用西方左右两翼理论武装自己，而最终失去方位感的历史”，语出何处，是谁、是什么人、是哪一个阶级认识的中国历史16？这一点至关重要，对于中国的历史，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有自己不同的认识。
以偏而盖权者，鲜有不错矣。
注释：
1、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子版）《经济学》“商品经济”条目。
2、见许涤新《中国国民经济的变革》第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1月第1版。
3、见徐禾等编《政治经济学名词解释》第79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10月第1版。
4、见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5、见许涤新《中国国民经济的变革》第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1月第1版。
6、7、见我的《规律论》第六部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
8、孔丘杀少正卯的理由是，“此小人之桀雄，不可不诛也”，见《荀子·宥坐》。
9、见《论语》第十八、《史记·孔子世家》、《庄子·盗跖》。
10、见《论语》第二、第十、第十三、第十四。
11、见哲军《孔子的中庸之道是反对社会变革的哲学》。
12、见《孟子》“卷一梁惠王章句上”之七。
13、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4、见列宁《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历史命运》。
15可见鲁迅《中国人失去自信力了吗？》
16、至少1993年以前的中小学历史课本，讲的是与韩德强思考和批判的不同的历史。
2006年6月24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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