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样信仰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
顾凌英
改革开放以来，“伤痕文学”逐渐成了社会上时髦的风景，这样的回忆录、电影、小说一时充斥了中国的文艺市场。回顾我的经历倒也有写“伤痕”的资格，因为我的爸爸曾经是1957年《人民日报》点名的“大右派”，是“王造时、顾执中、陆诒反党集团”的三者之一。我也成了当时全校反右中最主要的批判对象，过了八年有些糊涂的日子；文革时又在初期被打成了“反革命”，也是到1979年随着父亲的平反，1957年的“问题”才算得到了正式的解决。但是我能写的却完全不是“伤痕文学”，恰恰相反，如果不是党多年来对我的耐心培养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我就不可能经受住历史对我的考验，也就不会有今天的我，这当然与我参加革命之后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在文革中、在五七干校就有同志鼓励我，希望我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但是我一直下不了决心。在中国一百年来被侵略的历史中，尤其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值得回忆和记录的可歌可泣的人和事太多了，我这样的“大海之滴水，沙漠中粒沙”的经历有什么可写的呢？加之多次的搬家，历史的资料已经不存，回忆不可能完全准确、生动，觉得要写好这篇文章困难很多，所以一直以来没有动笔。如果说它还有什么值得写的意义的话，那就是为了纪念那些在我成长过程中，曾经大公无私，默默无闻，为了我们这代人的成长而埋头工作的许多党的领导和同志们，没有他们无私的辛勤工作，就没有今天我的成长，也不会有我们伟大共和国的今天。他们是不应当被历史忘记的，我怀念他们，寻找过他们；对他们的纪念，也许就是我写自己经历的唯一动机吧。
说起来我是很幸运的，在我16岁参军之后，至少有五年是在党的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教育和培养之下幸福而愉快地度过的，特别是在南京的军委第三通校三大八中和九中一年半的学习生活和后来在莱阳军分区政工科一年的生活，为我打下了在考验中走上正确人生道路的基础，就像《红灯记》中，李玉和“临行”前，喝的“一碗酒”一样。但是一个人真正的觉悟是不容易的，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现在回忆起来，在军委第三通校三大八中和九中接受的教育中至少有三点是决定我终生做人的原则的。
一、做一个光明磊落、襟怀坦白的人
在1950年抗美援朝热潮中，我们报名参军的上海各中学15——17岁的学生陆续分别走上了自己的革命道路。我们这一批学生在1951年的1月10日集合起来坐上了火车，到了南京的华东军区通信学校(不久改为军委第三通校)。在军校最初的一年半，对于学员的来信，中队部是可以公开拆开看的，关于这件事当时我认为，我们参了军就是革命大家庭中的一员，部队需要了解我们，而我们个人对党和人民解放军以及部队的同志之间是不应该也不存在什么不可告人的“隐私”的。
在接连两个星期六下午班里开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生活会，又经过一段共同的集体生活的基础上，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进步生运动”之后，党对我们，我们同志相互之间一般来说，都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团结的基础就更加牢固了，这种基础是这样产生的。
在部队军事化的、民主的集体生活中，除了早上跑操，进行军事课目的操练之外，吃完早饭，就是六个中队集中一起听大课或以班为单位的集体讨论。现在的学生对“听大课”这个词的感觉也许与我不同。而我当时对这样的集体大课和集体讨论相结合的学习方式也是感到很新鲜而神奇的。现在回忆起来，一般是上午听了大课，下午在班里小组讨论，晚饭后就是大家散步、谈心、自由活动的时间了；每一餐吃饭前是我们集合学歌、唱歌的时间。晚上班长和班副去队部汇报，校方在收集了大家学习中的问题之后，在联系思想实际的基础上，就可以有针对性的讲好下一次大课，这种理论联系学员思想实际的学习方式，是生动而有趣的，是人人自觉参与的、民主、活泼的，何况我们还有丰富的文体生活相配合，作为补充呢！它的效果反映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十分显著的。我对这样的学习生活很感兴趣，非常投入；而且看来绝不是我一个人，大家都是这样，因为在半年后，运动结束时我只是被评上了一个三等“进步生”，可见当时比我收获更大的同学有许多；而在我们一年半后将要提前毕业离开学校时，我们同学自编自演、生动地反映我们这一年半学习生活的精彩话剧的编导和演员，他们的体会肯定要比我更加深刻、系统。
由于我出身于一个教育工的家庭，对这种与旧学校不同的教育指导思想和方法，可能会比一般同志感触更深一些。我的曾祖父本来是上海农村的一个手工业者——木匠，他让我的祖父念了书，祖父就成了“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旧中国的一个失业知识分子，为躲债从老家南汇县搬到了上海。到了上海还是失业，只能靠我祖母帮人家洗衣服和典当东西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我父亲是他们的大儿子，他的小学是我祖父自己教的，而中学的六年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在一个美国传教士的宣传中，祖父信了基督教，父亲才有机会进了帝国主义的教会学校——东吴中学。在这六年中因为家境贫寒，父亲每年都以全校第一的成绩，争取到了免除全部学杂费，还欠着父亲的一顿饭费的奖学金，以取得他这个来之不易、宝贵的学习机会。他以这种拼命的精神和努力，读完了他的高中课程，当学校决意保送他上东吴大学的时候，他为了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而拒绝，去找工作了。在他28岁，当了上海《新闻报》采访部主任的时候，他创办了上海民治中小学、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和民治补习学校。让他的父亲、妹妹、弟弟都有了当教师的就业机会，也为他的《新闻报》“采访部”不断的输送着新闻人才。当时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听到学生和老师叫我祖父为老顾先生、我叔叔为小顾先生、我姑母为女顾先生，而我的哥哥、姐姐、我和弟弟也都先后成了这所学校的学生，我的家就在这所学校中。
虽然在六岁的时候我母亲不知用什么方法让我已经读到了三年级，但是在1940年之后由于我父亲被日伪通缉暗杀受伤逃到重庆之后直到抗战胜利，我又过了五年颠沛流离的失学生活，直到1946年初回到上海才继续我的学业，当时是从五年级的下学期开始的，所以我对学校生活的印象，主要是在这一段时期形成的。
我总的感觉是解放军的革命大学校，比我父亲办的学校和一切旧学校培养人才的办法要高明许多，只能用“神奇”这两个字来形容。如果一定要将它们进行比较，可以说资产阶级的一般学校，虽然比起封建私塾，教育的成就和规模要大得多，需要很大的校舍，许多工作人员和老师，但是教育出来的合格人才，在解放前却是寥寥无几；而毛主席创办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抗大式的学校，工作人员虽然很少，但是对学员的培养和关心却很全面。我们学校有校本部，下设四个大队，大队相当于分校，设在几个地方，除非有全校的活动，才会聚在一起。以大队为单位有三个到四个中队，中队有三个排，共144个学员，中队部就是队长、指导员，三个区队长(排长)，有时还有一个青年干事或文化教员什么的，也就五六个人，不显山不露水的就把这一百多号人的生活、学习等等一切都包下来了，轻轻松松的就管理得井井有条了；就把我们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完完全全体现在我们日常的学习生活中，形成了毛主席倡导的那样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使大家在愉快和幸福的生活中日新月异、飞快的不断成长，这难道还不神奇吗？
现在想来，它的“神奇”，主要是充分地调动了学员的自豪感、上进心和积极性。“存在决定意识”，人民解放军供给制平等、一律的集体生活形成的革命大熔炉，就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者必要的物质前提；再与“一般与个别相结合”唯物辩证的合符思维客观规律的、先进的科学教育方法相结合，必然就会收到很好的实际效果。具体来说，譬如用上大课来解决一般的普遍存在的思想和理论问题，在此基础上再以小组讨论和个别谈心解决每个人特殊的个别问题，其中带有普遍典型意义的还可以再回到大课上更生动地来教育大家，就可以达到事半功倍地在短时间内培养出大批有觉悟的、合格的革命人才的目的，这不能不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在教育领域一个伟大的创举。
尤其让我感动的是，体现在学校教育思想中的，党的那种“五湖四海”改造世界所向披靡的无产阶级豪情和胸怀。我们这批从上海参军的学生，出身非劳动人民家庭的也很不少，其中也包括我在内。党对所有学员是一样的关心、爱护、培养，其中不少地主、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学员，当了班长、班副、团支委，评上了一等、二等进步生，成了学校的骨干。经过了半年的政治学习，大家的阶级觉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我们大多数人，都进入了业务技术学习的阶段，向着做一个“红色报务员”的方向前进。学校在生活上、政治上对每一个学员无微不至的关心、爱护、耐心教育和善于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使我们学校朝气蓬勃、人才辈出，我感到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生活，以致参军后直到毕业，从来也没有想过家。连刚参军时曾开小差，被截回来的同学，在一段生活之后，也都不再愿意离开部队这个温暖的大家庭一步。
记得参军后的第一堂课就是我们的校长——长征老红军郭季田同志为我们讲红军艰苦奋斗长征精神的光荣传统。在学习了一段时间的中国革命问题的基础上，开展了“进步生运动”，学习毛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反对自由主义》等文件，并以充分的时间，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初步的总结，通过班里同志们生动、有趣的民主讨论，找出每个人在过去生活中形成的主要思想，提高对自己的认识，在认识自己和帮助同志的过程中，使全班同志的思想觉悟有了一个飞跃式的提高。
这一次联系自己思想实际的学习，虽然是非常初步的，但是对我来说却是非常重要的。是我第一次用一种革命的、客观的态度来勇敢地审视自己和自己出身的家庭，初步认识到自己思想和革命要求的差距，认识到思想改造的必要性，为自己今后的生活道路指明了方向。现在想来，这个学习最重要的意义，还不在于当时对自己提高了多少认识，而更在于使自己形成了一种襟怀坦白、表里如一的对同志和对党坦诚的、无所隐瞒的革命者的敢于面对自己缺点、弱点和错误，依靠党和革命集体的力量来改造自己的无产阶级应有的自我革命的勇气和胸怀，正是依靠了这样的生活态度，我经受住了反右的考验。
反右对我来说的确是我一生中一次最严重的考验，也是真正触及我灵魂的一次深刻的教育。过去历次运动，譬如在部队学习期间1951年的“镇反”，1952年的“三反”，以及在国家机关经历的1955年的“肃反”，虽然经过运动思想水平会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由于不是运动的对象和重点，思想的触动不会很大。1956年国际、国内形势都比过去复杂，我们学校思想也比较混乱，还产生了学生罢课的情况。在1957年初，我从一个处长那里看到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报告的油印本，觉得毛主席非常正确地分析了当前中国社会各种矛盾的性质，尤其符合我们学校的实际。所以我一直认为《人民日报》“五一”社论，提出的“整风”是解决我们学校各种内部矛盾的正确方针，但是我们学校并没有整风。当反右开始，《人民日报》登了我父亲为反党集团之后，我们学校当时的副校长张锦城同志就对我说：“你是右派，是我们的敌人。”这时候，我才大吃了一惊，立时感到问题严重了。我知道自己不是右派，我从来也没有说过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错话，我也永远不可能会站在党和自己革命同志的对立面。但是面对这样的局面，我该怎么办呢？如何才能让党和同志们了解自己呢？
我参军以来是有写日记的习惯的，而且一般都是记自己看不惯、想不通的人和事，尤其是这一年半以来，但是不管如何，这都反映了我自己当时一部分真实的思想，我是唯物的，相信自己既然不是右派，那么不管日记里反映出我有多少错误思想，也不可能证明我是右派；而自己的错误思想，就让它拿出来见见阳光吧，我认为在当时惟有以革命者对党忠诚的立场才是正确的态度。我决定把我写的记录我最近一年半思想和生活的一本日记交给组织，几天之后我又把我在部队四年中写给家里的全部书信交给了组织(感谢我的母亲，把我从1951年到1955年写给家里的书信全部保存到1957年)。除此之外，由于在巨大的外因条件压力面前，给了我检查和战胜自己错误思想的决心和力量，思想有了一个飞跃，写出了一份真正触及自己灵魂，解决自己根本问题的检查，这可以说是我在反右中的最大收获。
因为我没有什么错误言论，据当时的学生政治辅导员讲他去学生中收集材料，两个年级的学生，却并没有一个学生提供我的材料。因此理所当然的日记就成为批判我的主要“靶子”了。日记不可能让每一个人都看到，因此必须把需要批判的内容进行摘录，这里免不了会有曲解和断章取义的情况存在，这是我感到委屈的，本来在正常情况下也是可以申辩的，但是在“驯服工具论”思想的影响下，我只是采取了沉默，觉得“不应当与群众和组织对立”，而且我还有一种矛盾的心情，反而担心有人因同情我而影响他们和党的关系，影响党的威信，所以也主动疏远了平时熟悉和不熟悉的同志。我这个人本来是最怕孤立的，在家里上学的时候就是因为怕同学说我是“校长女儿”，所以学习特别用功、遵守校纪、和同学搞好团结，所以从来没有同学在背后议论过我，这一次是免不了我要经历自己彻底被孤立的考验了。
回忆当时的批判，印象较深而想不通的主要有两点：1，有人认为我热衷于“整风”，而“积极要求整风就是右派”；2，在我的日记上反映出我对四位党员有看法，有人认为：“对党员有意见就是反党”；据此就要把我定为右派，我记得召开过一次团支部大会，讨论开除我的团籍，我在会上表示坚决不同意。当时我想正因为我是一个共青团员就一定要坚持真理，不论什么压力下都不能对党说假话。这样直到1958年初，为我召开了一个全校大会，在会上副院长张锦城同志给我做了“个人主义”的结论，没有把我定为右派，后来给了留团察看一年的处分，我的问题至此告一段落。
提到我之所以没有被打成右派，现在想来要感谢张锦城同志，在这个学校，他算是和我接触比较多的领导了。1956年初，我从劳动部来到学校之前，沈海亭处长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想去学校做什么工作？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希望能象当初部队的指导员和区队长那样去做好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到了学校，东北的校领导和学生还没有来，但是从各大学毕业分配的老师已经来了，而校领导中也就是张锦城同志已经调来了，他就让我帮他组织老师们学习；给大家办医疗证等等，基本是做了校办公室的一些事。后来东北的一摊人马到了北京，大家各就各位，我就和原来东北的两位同志一起作学生的政治辅导员兼搞团总支的工作。而这时张锦城同志就负责办“师资训练班”去了。当1956年我们学校学生罢课的事件发生后，劳动部就派了一个工作组到我们学校来了解情况，当时由于我是做学生工作的，对这方面的情况了解得比较多，而我与部里的同志也比较熟悉、随便，因此当他们向我了解情况时，我就把自己的看法和了解的情况无保留的反映给了他们，当时谈的什么，后来却一点印象也没有了，可见并没有认真想过。可能就是这样无形中得罪了校长了吧，因为不久他就下令把我调到师训班去当秘书干事了。但这时我与学生已经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对家在北京的学生进行家访时，发现一个学生家里非常困难，爸爸是失业工人，正在以工代赈修马路，妈妈还在生病，回来后我给了他一块钱路费，让他假日回家去看看；学生闹情绪，不去吃早饭，我就把早饭端来他的宿舍，做他的思想工作；还请他们的实习老师——一个八级老工人，给学生讲他在旧社会当学徒的苦难生活与今天学生的幸福生活进行对比，以解决学生认为中学生当工人屈才的思想问题。从早晨起床、做操到早自习，一直到息灯，我时刻都关心着他们，终于把作为好学生的学生干部和“坏学生”团结到了一起，让“坏学生”参与班里的读报，让他们关心班集体的工作，使他们也有了上进的信心和勇气。工作刚刚有了点起色，就要我离开他们，我想不通。我上缴的这本日记，就是他们以全班的名义在我离开时送给我的，我挨了批判还不知他们怎样来判断是非，会不会引起他们思想上的混乱，这些担心时时荣绕在我心头，也是在反右中我的苦恼之一。
到师训班当秘书干事，就是在张锦城副校长办公室干一点杂事，我当时觉得干这些事务性的工作，自己不会有多大提高，情绪就是不高，思想还没有想通。但是在他的领导下，教师们经常和他说说笑笑很融洽，也很愉快；他给学生讲课，我去替他倒茶水，听他讲到批评和自我批评，他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都是毛主席的话，我听了感到很亲切。在暑假前各地的师资都要回原单位了，我去给他们买火车票，这种工作我过去从来没有干过，又辛苦、又繁琐，结果还赔了钱，我心里很窝火。他知道后一定让我把赔的钱报销，我耍小孩脾气偏不肯报，他苦口婆心，再三的做工作，直到我同意为止，这是一个多么耐心、多么关心同志的好领导啊！所以当我听到他说我是敌人的时候，我该是多么的伤心和吃惊了。
在反右中我写的检查，主要是检查我调师资班闹情绪的思想根源。过去我一直认为自己16岁参加革命后在党的耐心教育下，把革命英雄人物作为自己人生的榜样，把保尔柯察金的“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作为我的座右铭，七年来我的觉悟不断提高，到学校后工作也很努力，自己还有点骄傲自满，自以为自己人生观的问题已经解决。但是在反右中认识到自己念念不忘的还是自己个人的发展和提高，把它放在革命利益之上；而我所敬仰的革命英雄的特点恰恰是“忘我”。从这里我认识到我的人生观还没有从个人主义根本转变过来，这就为我以后的人生道路指明了方向。我想正是由于向组织上交了自己的日记和我对自己作了实事求是的比较深刻的自我检查，加之我在部队四年写给家里的信，都足以证明了我的革命者的立场；更是因为关心同志政治生命的张锦城同志的努力和上级劳动部对我的了解，使反右中对我的处理，最后坚持了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上缴的那本日记还我之后，我还曾经先后给过我的两位老战友看过，他们看后也认为“有点个人主义”，和组织对我的结论基本一致。
反右之后，我致力于自己思想的改造，对于学校的大事关心就很少了，记得在1962年的一天，我正在图书馆，已经忘了是谁来通知我们，说：“张锦城同志得了胃癌(这时他已调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在医院，图书馆的同志想去看他可以今天下午去。”当时就有一些同志去了，我犹豫了一下没有去，不久他就去世了，就这样我失去了看望他最后一面的机会。
在反右中，并不是所有的领导都与张锦城同志一样关心青年同志的政治生命的。反右中的一次学校的全体大会上，一位校领导就不负责任地说：“顾凌英完全和他的爸爸一样反动。”我当时听了就觉得他不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问题的。且不说我爸爸的思想究竟是怎样的，至少我和爸爸差了35岁，完全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剧烈变化着的历史时代，我们的成长道路和思想怎么可能完全一样呢？我生活在党的领导下，成长在毛泽东时代，党和人民无私的抚养培育我们，许多老党员为培养我们付出了多少辛勤劳动和心血，才使我们走上了正确的人生道路。这些人他们自己不做这样的工作，却不负责任轻轻一句话，就把别人几年、几十年的辛勤工作和努力一笔抹去了；话听起来似乎很革命，实际上距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是多么的遥远啊！还有一位校领导，在反右中看了我的档案，对我说：“1953年你的鉴定上说你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本质没有根本改变，其实是资产阶级本质没有改变。”他的话使我回忆起了在山东莱阳军分区政工科工作和生活的那些日子。正是在我将调离分区去济南学习的一天上午。党支部的三位支委来当面给我做政治鉴定，征求我的意见。我知道这句话的分量，但是我认为这很符合我当时的实际，组织上是很了解我的，我也是心服口服的，所以我表示了同意，这也使我更加明确了自己思想改造的方向。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特点是小资产阶级的生活环境造成的，这符合我过去的生活和思想实际，毕竟到1953年我参加革命仅仅三年，还不到20岁。到了1957年我参加革命已经7年，我也已经23岁了，不从我1957年的思想实际出发，怎么可以用一句话就否定了1953年组织上这样负责的给我做的政治结论呢？对比之下，他们对同志的政治评价是多么的轻率，对前面同志的工作又是多么缺乏尊重啊！
应当说反右之后我的处境客观上是很有利于我思想的彻底改造的，个人主义的前途已经堵死；而与工农相结合的大门却敞开着，对于我来说不是如鱼得水吗？由于在运动后期我得了肠结核正在病假中，可是在1958年全民大跃进的热潮中，我仅仅休息了三个月，就再也休息不下去了，我找到了院长要求分配工作，于是我就到了校办工厂，在厂部计划组当了一名统计员，进入了一个新的温暖的大家庭。从1958年到1961年3月我是生活在工农和工农干部中间，得益匪浅。其中1959年4月到1960年一月是在北京郊区房山县的一个山区下放劳动，这里也有许多有趣而动人的故事。1961年三月工厂精简我被调到校图书馆，这时我们学校和劳动干校合并已经成了大学了。
在反右后的八年中，无论在工厂、农村、图书馆，基层的领导和同志们对我是肯定的，其实这样不就可以了嘛。但是我却天天盼望着学校的党和领导了解自己，承认自己，可是尽管我百般努力，经常向当时的党总支汇报思想和谈心，就是改变不了他们对我的“成见”，我因想不通而苦恼，现在想来我真正的苦恼，完全是因为自己的不觉悟。实际上应当说当时的总支书记对我不能说是不了解，或是没有条件真正了解我，因为在1959年下放时，她就是带队的大队长，还和我生活、劳动在一个小队，在她手腕摔伤骨折后，我还专门被调去为她做饭照顾她的生活。五年来，我们的谈心次数也数不清了，可是我和她每次谈话之后，总好像是被一盆冷水当头泼下来，让你几乎丧失全部前进的信心和勇气，因为她的态度，始终从根本上不是鼓励你改造思想走党所指引的道路，而恰恰是根本不相信：人的思想是可以改造的，即使是立场问题，也是可以转变的。她就是认定你是资产阶级永远不准革命。她的这种态度，我当然是不会同意的，我想：参加“革命”的权利还可以垄断？除非是鲁迅笔下的赵太爷了，而赵太爷自己恰恰是不革命的。我想不通的是，为什么她与我曾经接触过的许多党的领导都不同呢？好像永远只是相信一个固定的“观念”，或许这是一个上级领导给她的“观念”，所以不能随便放弃吧！而她从来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管你在她面前的实际思想和表现如何，她都视而不见；她是那种先入为主，只唯上，不唯实的人，但是党内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干部呢？她与我过去所熟悉的党员干部的形象是多么的不同啊！反右后我是接受了反右中关于对党员认识的批评的，但是在现实中我还是百思而不得其解。现在反过来想，那些年我也是用着一个自己心目中的“党员领导”的“形象框框”和标准来“套”一个实际存在的“她”，也是一种主观主义先验，所以才会想不通。在现实面前，就是为了承认这个现实，我整整用了八年的时间，还是没有觉悟过来。
在文革中，我又一次被打成了“反革命”。就是因为对工作组主持的选举教务处文革人选有不同意见，现在检查起来，自己也有做得不妥当的地方，但是绝对扯不上会有“敌我矛盾”的性质。从这里可以看到，当时的工作组作风有多么的专横！而他们对于划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时又是抱着多么不负责任的轻率态度。我当时心里相当苦闷，这种做法，和反右当时非常相像。就是一方面号召群众积极参加运动，可是群众响应党的号召，刚刚动起来，就被当作敌我矛盾，被打了下去。这和我在部队时党对群众的态度完全不一样。
记得在1966年7月14日那天，我实在太苦闷了，一个人跑到北海，坐在长廊上冥思苦想，就是想不出是怎么回事。特别是对我自己，参加革命那么多年，自己一直是按党的要求来做的，反右以后又认真地继续坚持世界观的改造，党组织对自己总该有一个基本的估计吧，为什么平时交换思想时，组织上也没有对自己提出过什么问题，可运动一来，就变成了“敌我矛盾”了呢？党如果是这样处理问题，它的英明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我思来想去就是想不明白。直到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开发表出来，我的问题才得到了答案。毛主席说：“资产阶级在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的这句话，也就为我在反右中的罪名彻底平了反。既然资产阶级在党内，主张进行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就是正确的了，也就谈不上是“右派”了。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不仅把我从工作组无理的专制压迫下解放出来，而且也为我解除了反右的包袱。我遵循着毛主席的教导，以后的人生道路就更加明确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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