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中国历史进程走向的几场战争
拥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世界上几个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由五十六个民族构成，拥有十三亿多人口的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共同体；拥有大沽口文化、河姆渡文化、龙山文化、半坡文化、三星堆文化、红山文化等几千年文明传承的中国，是人类文明史上唯一拥有最为悠久的历史且没有中断传承的文明古国。
中国虽然拥有历史的悠久，国土的广袤，众多的人口，但是与单一民族的国家相比，由于多民族国家里文化的多元化，所以必然会造成价值观、道德观乃至法律标准的不同，也就必然会造成思想的混乱，而且由于各民族对国家政权认同程度的不同，民族的凝聚力也就会因此而减弱并导致国内的民族矛盾比较突出，甚至还要随时准备应对民族分裂的威胁。
中国之所以没有成为一个民族国家，中华民族之所以直到现在还没有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而是成了一个由多民族构成的民族共同体，其原因是极其复杂的。除了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文化多元化的因素外，仅是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两场战争，对中国没有能够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对中华民族至今还没有能够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以致于改变了后世中国历史进程的走向。这两场战争就是大唐王朝与阿拉伯帝国之间发生的怛罗斯之战和北宋王朝与辽国之间进行的战争。
与许多中国人都熟知的涿鹿之战、牧野之战、秦统一之战、官渡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等相比，知道怛罗斯之战和北宋时期宋辽之战的人恐怕不是很多，这是由于后世之人有意淡忘这两次战争才造成的。后世之人之所以要有意地淡忘这两场战争，就是因为这两场战争给古代中国，尤其是给华夏民族造成的伤害实在是太深了，以至于人们都不忍回顾。而且华夏民族的祖先在这两场战争中的表现也实在是太差了，说起来令子孙后代都感到不光彩。怛罗斯之战（怛，音dá，Battle of Talas）是大唐王朝在唐玄宗时期与来自现在阿拉伯的新兴和信奉伊斯兰教什叶派的阿拔斯王朝（即黑衣大食）在包含昭武九姓国、大小勃律、吐火罗在内的中亚诸国相遇而发生的一场战争。怛罗斯之战是一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东西方两个帝国之间发生的一场强烈的碰撞。
怛罗斯位于今天吉尔吉斯斯坦与哈萨克斯坦的边境，接近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的附近，公元751年7月至8月，即唐玄宗天宝十年，大唐王朝的军队与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即黑衣大食）的军队在这里曾进行了一场大战。战争的结果是阿拔斯王朝（即黑衣大食）取得胜利，大唐王朝遭到了惨败。这样一场在世界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战役，在中国历史上却被有意识地忽略着。
公元751年时的中国，正值大唐王朝的鼎盛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当时的皇帝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荒淫无度的帝王之一的唐玄宗李隆基。在李隆基统治的时期里，大唐王朝的国力达到了顶点，曾经先后进行了多次的对外战争。尽管此时的大唐王朝从表面上看起来还强大无比，但是由于国策的失误和政治上的腐败以及统治阶级的荒淫无度与残暴，所以，在繁荣的社会表面下隐伏着的却是重重的深重危机，而更为危险的是，身处危机之中的大唐王朝，上至皇帝大臣，下至黎民百姓却都还陶醉在表面强盛无比的辉煌之中。
唐高宗李治时期，东、西突厥汗国先后被大唐王朝所灭，伊吾（哈密）、鄯善、高昌、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等西域小国在此后的几十年中或归顺了大唐王朝、或被剿灭。大唐王朝从此建立起了以安西四镇——龟兹（今新疆库车）、疏勒（今新疆喀什）、于阗（今新疆和田西南）、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为核心的西域统治体系，安西都护府就坐落在龟兹镇。尽管有史学家认为安西都护府辖境不能算大唐王朝的正式领土，而且西南方向青藏高原上的吐蕃也于公元七世纪初开始兴起，使大唐王朝在西域的霸权几度险些丧失，但直到开元、天宝年间，这一带还始终处于华夏文化圈之内。
几乎在同一时期，中东的阿拉伯人也在迅速崛起。自穆罕默德先知和四大正统哈里发以来，穆斯林已经控制了亚述人、波斯人和罗马人想都没敢想过的辽阔版图，从阿拉伯半岛上的几个部落扩张成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空前帝国，向西占领了整个北非和西班牙，向东则把整个西亚和大半个中亚揽入囊中，成为大唐王朝、吐蕃之外影响西域的另一极力量。公元八世纪初，阿拉伯帝国在东方的最高长官哈查只·伊本·优素福垂涎大唐王朝的富庶，应许他的两个大将——穆罕默德和古太白，谁能首先踏上大唐王朝的领土，就任命谁做大唐王朝的长官。于是前者征服了印度的边疆地区，后者征服了塔立甘、舒曼、塔哈斯坦、布哈拉等大片中亚地区，但是谁都没能跨入过大唐王朝的国界。
开元三年（公元715年），阿拉伯帝国和吐蕃王朝联手与大唐王朝进行了第一次正面冲突，阿拉伯帝国的军队和吐蕃的军队联合攻打大唐王朝的属国拔汗那时，被唐军击败。尽管在开元五年阿拉伯帝国在对大唐王朝进行的又一次战争中又遭到了失败，但阿拉伯帝国仍旧执着地向中亚地区进行着扩张。由于地理上的巨大优势，再加上唐军这个时期在青海与吐蕃浴血苦战，无暇顾及西域，因此阿拉伯帝国的影响力慢慢的体现出来，大唐王朝原本在西域的属国粟特诸国纷纷倒向了阿拉伯一边。另外一些原本大多信奉佛教、袄教等或有自己传统宗教的西域国家，对伊斯兰文化的东侵感到不安，也更畏惧凶悍的穆斯林战士，于是不少国家纷纷向大唐王朝求援，这一史实说明了在这一时期，唐军在西域不是孤军奋战的。
公元749年12月，大唐王朝著名的军事将领高仙芝以中亚地区的一个小国石国“无藩臣礼”为由，在经大唐王朝允许后，率兵征讨。唐军一到，石国便请求投降。高仙芝先派人与之约和，但不久之后即违背承诺，趁其不备出兵掩袭，攻占石国城池。唐军不但俘虏了石国国王，而且还捋走男丁，屠杀老人、妇女和儿童，大肆掠夺财物。公元751年正月，高仙芝入朝，将被俘的几位西域地区的小国的国王献于唐玄宗面前，高仙芝也因赫赫战功被授予右羽林大将军。
在唐军围攻石国的时候，一位石国的王子侥幸逃脱，并向大食的阿拔斯王朝求救。阿拔斯王朝当然不会放过这个送上门来的借口，于是便联合阿姆河、锡尔河流域的所有属国，准备派大军进攻安西四镇。高仙芝得到情报后，决定先发制人，主动进攻大食。鉴于当时大唐帝国在西域的影响，有许多葛逻禄及拔汗那国的军卒参加了大唐的军队。其实这是一场迟早要打的战争，大唐王朝要巩固在中亚的霸权，就必须击败阿拉伯帝国，而阿拉伯帝国要完全控制中亚，则必须击败大唐王朝。
在这场战争中，大唐王朝方面的主将是高仙芝，副将是李嗣业，别将是段秀实，兵力为安西都护府统属的二万汉军，外加盟军拔汗那以及葛逻禄部一万人。在高仙芝统掌安西都护府的时代，大唐王朝“凡镇兵四十九万，安西节度兵二万四千”。而怛罗斯之战唐军居然出动了安西都护府八成以上的兵马，堪称是倾巢出动，说明了这次高仙芝对即将和阿拉伯帝国进行的大战确实是有精心准备的。唐军虽是马步混合部队，但是步兵均有马匹，平时以马代步，作战的时候才下马作战，所以行军的速度较快。阿拉伯帝国方面的主将是阿拉伯帝国的呼罗珊总督阿布·穆斯林，其手下的大将是齐雅德·伊本·萨里，兵力为呼罗珊本部宗教战士四万人，加上已经被阿拉伯帝国控制的阿姆河、锡尔河流域的几乎所有属国的兵力十余万，总兵力在十五万至二十万之间，有的人估计为十七万。在兵力方面，阿拉伯联军是占据了绝对的优势的。在素质方面，呼罗珊是阿拉伯帝国历代经营的军事重镇，又是阿拔斯王朝起家的地方，呼罗珊骑兵的素质在阿拉伯帝国中当属翘楚，都是精锐。
大唐王朝时代，当时的军队无论是装备、素质、士气，还是将帅的能力，都达到了古代中国的一个高峰。当时唐军在野战中常用的阵形之一是“锋矢阵”，冲在最前面的是手执陌刀（一种双刃的长柄大刀）的勇猛无畏的轻装步兵，接着是步、骑兵突击，后列则有弓弩手仰射，直到完全击溃对方。陌刀的攻击力极为可怕，列阵时“如墙而进”，肉搏时威力不减，李嗣业便是一员善使陌刀的猛将。骑兵方面则是轻重骑兵结合，一般使用马槊和横刀。唐代改进了冶炼技术，灌钢法取代了百炼法，使铁制战刀更加锋锐。唐军的铠甲抛弃了魏晋的具装铠，演变为以明光铠为代表的唐十三铠，重量更轻，但防御力却有所提升。另外不得不提的就是唐军的抛射兵器——弩，中国的弩早在秦汉时期便已独步天下，到了大唐王朝时更加成熟完善，其射程与威力远非寻常弓箭可比。为了弥补弩射速低的缺点，秦汉以来的军阵中一直是弓弩兼有。唐军一般使用四种弩，伏远弩射程三百步（450米），擘张弩射程二百三十步（345米），角弓弩射程二百步（300米），单弓弩射程一百六十步（240米）这种混合布置的威力不同的弩，在不同的范围内对任何对手均可以形成威胁。阿拉伯帝国军队在这方面则显然逊色不少。由于高仙芝在与阿拉伯大军对战之前曾经围攻怛逻斯城，我们有理由推测高仙芝还使用了车弩，也就是后世所称的床弩。史载：车弩为“十二石”强弩，以轴转车（即绞车）张弦开弓，弩臂上有七条矢道，居中的矢道搁一枝巨箭，“长三尺五寸”，“粗五寸”，以铁叶为翎，左右各放三枝略小的箭矢，诸箭一发齐起，“所中城垒无不摧毁，楼橹亦颠坠”（见李筌《太白阴经》卷四）。
阿拉伯军队步兵列阵之时用长矛配盾牌，是传统的装备。阿拉伯人的大马士革弯刀在世界上享有盛誉，步骑两用的大马士革弯刀锋锐无比，在唐代就享有盛名，唐代著名诗人杜甫就在《荆南兵马使太常卿赵公大食刀歌》里面称赞大马士革刀“吁嗟光禄英雄弭，大食宝刀聊可比。”阿拉伯军队骑兵的装备也是长矛加盾牌，并且装备弓箭。关于阿拉伯人的盔甲由于资料不足，没有详细的资料。相比之下，阿拉伯军队的唯一优势在于骑兵，阿拉伯马乃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马种，呼罗珊又是波斯故地和阿拔斯王朝的起家之处，当地战士性情剽悍，骑术精熟，再加上不亚于阿拉伯本土战士的宗教狂热，其素质在全国也堪称精锐。阿拉伯军队的骑兵主要是轻骑，虽然盔甲较差，但保证了机动性。其武器包括弓箭、长矛、剑等，以及锋利无比且适于马上作战的大马士革弯刀。其他兵力虽是杂牌军，装备和组织上要差一些，但中亚西域游牧民族的骑兵作战能力是毋庸置疑的。
唐军劳师以袭远，从安西深入七百余里，其实已经是在阿拉伯人的地盘上作战了，所以在补给、情报等方面均不占优势。
天宝十年四月（公元751年）高仙芝率军从安西出发，翻过葱岭、越过沙漠，经过了三个月的长途跋涉之后，于七月份到达了阿拉伯人控制下的怛罗斯，并且开始围攻怛罗斯城（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城附近）。由于阿拉伯人早就在进行对安西四镇发起攻击的准备，所以在接到高仙芝发动了进攻的消息之后，立即组织了十余万大军赶往怛罗斯城，于是双方就在怛罗斯河两岸展开了决战。由于唐军将士极其英勇善战，加上强弓硬弩的技术优势，唐军曾经一度占得了上风，阿拉伯联军先后发起的七次进攻均被唐军步、骑兵击退。但是由于阿拉伯联军的兵力实在太多，唐军始终无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战斗持续到第五天，双方仍是不分胜负。就在两军相持不下的重要时刻，形势发生突变。在第五天傍晚的激战中，葛逻禄部雇佣兵见势不妙突然叛变（事后有人认为是被阿拉伯人买通的结果），这成为了此次战役的转折点。叛军从背后包围了唐军的步兵，切断了他们与骑兵的联系。唐军骑兵突然失去了弓弩手的支援，阵脚顿时大乱。阿拉伯联军趁机出动重骑兵突击唐军阵营的核心，连日征战的唐军在内外夹击下再也支撑不住，终于溃败了，高仙芝在夜色的掩护下单骑逃脱。李嗣业、段秀实收拢残兵向安西逃遁，途中恰逢大唐王朝联军方面的拔汗那兵也溃逃至此，造成了兵马车辆拥挤堵塞道路的现象。李嗣业恐阿拉伯军队追至，不惜对盟军大打出手，挥舞大棒亲自毙杀百余名同属大唐联军的拔汗那军士，这才杀开一条血路，使残余的唐军得以通过。在收拢残兵之后，骁勇的高仙芝并不甘心，依然想进行一次反击，在李嗣业等的劝说之下终于放弃了，最后高仙芝只得引残兵逃回安西。
此役唐军损失惨重，两万人的安西精锐部队几乎全军覆没，阵亡和被俘各自近半，只有千余人得以生还。好在恰在此时，吐蕃的崛起成功的阻挡了阿拉伯帝国的东进，避免了大唐王朝西部疆土的进一步失守。
怛罗斯之战失败后，大唐王朝在西域的实力虽然并未受到多大的直接影响，但这一战却暴露出了大唐王朝外强中干的本质，其后四年未敢再涉足中亚。随后，在天宝十四年就发生了镇守北方的少数民族军事将领安禄山史思明发动的“安史之乱”。“安史之乱”不仅导致了大唐王朝自此彻底退出了对中亚霸权的争夺，而且由于国力大衰再也无力经营西域，使得原本臣服于大唐王朝的中亚诸国转而纷纷臣服于阿拔斯王朝和吐蕃王朝，从而对伊斯兰教在中亚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
怛罗斯之战过后，大唐王朝在帕米尔高原以西之地尽失，大唐王朝的版图缩小了百余万平方公里，华夏文明从此在中亚消失，这一地区从此开始了整体伊斯兰化的过程。随后而至的“安史之乱”又导致了大唐王朝再也无力经营西域，从此西域地区与中国本土隔绝了一千多年，这不仅使古代中国又失去了二百余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而且还为未来的中华民族增添了十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兄弟。唯一能够令中国人聊以“自慰”的是，阿拉伯人俘获了一些会造纸技术的大唐王朝士兵，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技术由此传入到了阿拉伯地区，并且进一步地流入到了欧洲。当时的撒马尔罕成了阿拉伯帝国的造纸中心，西方文明也因此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这也成了中华民族为人类做出的巨大的“贡献”之一。
导致大唐王朝最后退出对中亚的争夺和经营西域的直接原因，可能并不是因为怛罗斯之战的失败，而是因为“安史之乱”。虽然是由于安史之乱的爆发，才使大唐王朝不得不全力投入到了平叛之中，而从此再无力参与对中亚的争夺和对西域进行有效的控制。但是，正是由于怛罗斯之战的失败，暴露出了正处于鼎盛时期的大唐王朝外强中干的本质，才引爆了“安史之乱”。因此说怛罗斯之战的失败，是导致大唐王朝退出中亚和西域的根本原因。如果唐王朝在怛罗斯之战中获胜，那大唐王朝也就自然不会退出中亚了，而安禄山和史思明以及西域地区的一些民族可能就会慑于大唐王朝巨大的军事威力而根本就不敢发动叛乱和进行分裂，那中原人民也就不会遭受长达八年之久的战乱之苦了，大唐王朝也就不会蒙受既丢失了西域，又不得不向西域的回纥族借兵平叛，长安洛阳这东西两京的子女玉帛任由回纥兵劫掠的羞辱了，而失去的也只不过是诸如杜甫的“青春作伴好还乡”等流传千古的一些诗篇。假如大唐王朝在怛罗斯之战中获胜，那么今天的新疆恐怕也就不会叫新疆了，今天的中华民族中恐怕也就不会有十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兄弟了，如今严重威胁国家统一的“东突”问题自然也就不会存在了。而且由于大唐王朝牢牢地控制着西域地区，从而也就切断了后来的蒙古与吐蕃之间的联系，蒙古可能也早就接受汉民族的文化而不可能接受藏传佛教了，也就不会使蒙古既在军事上对中原汉民族占有优势的同时，又从此在文化心理上也不再居于劣势。假如没有怛罗斯之战的失败而引起“安史之乱”那样的连锁反应，那么东北地区也将牢牢地控制在中原王朝的手中，以汉民族为主构成的一个新民族可能早在若干年之前就形成了，从而也就没有后来的满清入关了。
怛罗斯之战的失败，不仅导致了古代中国丧失了部分领土和一些民族接受了外来宗教并从此改变了信仰，而且进而又导致了中华民族的形成推迟了若干年。而另一场战争的失败，则导致了古代中国人彻底丧失了坚韧不拔的民族性格，丧失了民族的尚武精神和开拓进取精神，这场战争就是北宋王朝和契丹辽国之间进行的几场战争。
宋辽之战是指发生在北宋初年，也就是公元979年至公元1004年，北宋王朝为收复失地而发动的对辽战争和辽国发动的侵宋战争。
公元979年，即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赵光义亲统攻灭北汉的大军伐辽，两军初战于今天北京市内的高粱河。
北宋王朝建国之初，为了统一中国，北宋王朝正确地执行了“先南后北”的方针。因此北宋王朝没有北上轻犯辽国，而是南下收服了南唐吴越后蜀等国。然而，北宋王朝却始终没有忘记要收回被后晋石敬瑭割让给契丹辽国的战略要地幽云十六州。宋太祖即位后就积极筹划要收复该地。为此，他特地在宫中设立“封椿库”，准备储满50万贯钱，就将幽云失地赎回，如果辽国不同意，就把这笔钱用做北伐的经费。
公元976年，宋太祖赵匡胤驾崩，其弟赵光义即位，是为宋太宗。宋太宗即位之初颇想在对辽关系上有一番作为，实现兄长的遗愿，收复燕云十六州。公元979年，北宋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御驾亲征北汉。在灭亡了北汉之后，挟战胜的余威，立即兵锋北向，向幽州（今北京）进军，开始伐辽。一开始，宋军的行动还算顺利，一直打到了幽州城下，幽州附近的涿州和蓟州等地的辽军守将纷纷献城投降。宋军以重兵将幽州城团团围住，并部署了八百驾炮具轰击城墙。在宋军的持续猛攻下，幽州城岌岌可危，辽军在燕京留守韩德让的指挥下顽强抵抗。在这紧要关头，辽国大将耶律休哥率援军赶到，宋辽两军在高粱河展开了激烈的野战。大战中，宋军大败，死者过万，宋太宗本人也腿部中箭，不能骑马，只得化装成农夫，在侍从的保护下乘驴车仓皇逃至涿州，这才幸免一死，宋军的第一次北伐就这样失败了。
公元982年，辽景宗薨，其子辽圣宗幼年即位。因为皇帝年幼，遂由承天萧太后摄政。宋太宗以为辽国“主少国疑”，孤儿寡母好欺负。因此在经过将近四年的精心准备之后，于公元986年正月，再次发动了大规模的伐辽战争，史称“雍熙北伐”。宋军此次是兵分三路，分别以曹彬、田重进和潘美为东、中、西三路主帅，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爱国将领杨业为西路军副帅。在杨业与主将潘美统帅的西路军接连收复寰、朔、应、云等州之后。田重进指挥的中路军也进取了飞狐、灵丘、蔚州等地。但是东路军曹彬在率部进攻涿州时，却在歧沟关被辽国名将耶律休哥打败，粮草、辎重损失殆尽，人马死伤无数。东路军的惨败，影响了全局，整个战场的形势急剧恶化。宋太宗急令三军迅速后撤，并命潘美、杨业保护寰、朔、应、云四州官民迁往内地。辽军则乘势集结主力追击西路军。面对不利的战局，杨业建议避开敌军主力，出大石路，配合云、朔守军撤离四州军民，但监军王先却硬逼他与辽军正面交锋，主帅潘美则对此不置可否，杨业无奈，只得出战，行前要求他们在陈家谷口接应。但当他率部经过与辽军浴血苦战退至约定的地点时，潘、王二人却失约率军先行退走，杨业拼死血战，属下将士全部战死，他本人也身受重伤被俘。杨业被俘后，拒绝了辽人的招降，绝食而死。宋军在歧沟关和陈家谷两次战役中的惨败，导致了这场由宋太宗亲自发动和指挥的“雍熙北伐”彻底失败。
宋太宗发动的两次对辽战争的失败，导致了虚弱的北宋王朝从此开始变得更加的软弱，勤劳善良，热爱和平，本来就惧怕战争的农耕民族被凶悍的契丹骑兵打得更加心惊胆颤，北宋王朝至此以后只得把“守内虚外”当作基本国策。在对外靠每年送给契丹大量财帛以买平安的同时，对内为了掩饰自己的懦弱无能，为了平息国内民众对自己懦弱无能的不满与鄙视，并消弭民众的反抗精神，那就只有把国内民众的注意力转移到经济生活上来。于是，北宋王朝在大力加强经济建设的同时，为了能够给自己的懦弱无能找到一点心灵上的慰籍，而且也是为了麻痹民众的神经，北宋王朝还大力加强了思想文化建设，不仅像汉代以后大多数的汉民族政权那样继续把儒家思想当作立国的思想，并且还进一步地推崇儒家的思想，把儒家思想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并终至结出了理学这颗“硕果”，从而导致了汉民族的民族精神从此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几乎彻底失去了尚武的精神和开拓进取的精神，民族性格也从此变得更加脆弱不堪。
没有立国思想的国家或民族迟早是要灭亡的，而选择了错误的立国思想或思想混乱的国家或民族则灭亡的要更快，而且其下场也将更惨。果不其然，一百多年之后，北宋王朝就被取代了契丹辽国的另外一个北方国家女真金国灭亡了。徽钦二帝和几千名北宋王朝的公主嫔妃宫女民女被女真人掠到了金国，徽钦二帝的待遇还算是好一些，还能坐在“五国城”的枯井中“观天”，而那些被女真人掠来的妇女们的命运可就悲惨了，她们中的大部分都被分配到“浣衣院”，为金兵提供“慰安”了。
公元998年，宋太宗驾崩，其子赵恒即位，是为宋真宗。宋真宗当政后的北宋王朝继续推行“守内虚外”的政策，国势更加衰微，辽国见势又大举侵宋。公元1004年九月，承天萧太后与辽圣宗对宋朝发动了一次最大规模的战争。辽军挥师二十万，绕过宋朝北方重镇大名府，挺进黄河，直逼澶州城下，威胁宋都汴京。北宋王朝的平章事寇准提出请真宗亲征澶州。十一月，宋真宗遂率大军离京向前线开拔。十一月二十六日，辽军先期抵达澶州北城，而在同一天，宋真宗也抵达了澶州城的南城，真宗远远望见北城外密密麻麻的辽军营寨，吓得失去了过浮桥去北城的勇气。寇准、高琼二人力劝真宗过河，高琼当机立断，用木槌敲打车夫的背，要他赶快将御驾推上浮桥，迅速向北城前进。宋真宗就是这样在部下们的簇拥之下被迫进入了澶渊北城。孤军深入的辽军，也感到了形势于己不利，于是，承天萧太后决定尽快同宋朝议和，于是她派遣使者赴宋军营中媾和。宋真宗一向有着强烈的恐辽心理，一听辽国使者前来求和，顿时喜出望外，亲自交代宋朝的议和代表曹利用说：“除割地外，百万钱财在所不惜。”在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之后，宋辽双方最终于十二月达成协议：双方结为兄弟之国，辽圣宗尊宋真宗为兄，宋真宗则称承天萧太后为叔母，宋朝每年向辽国交纳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作为岁币。net/ ]这一协议就是历史上为汉民族所不齿的“澶渊之盟”。
有人根据北宋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个没有修筑长城的王朝之一的事实，就认定北宋王朝是一个勇于开拓进取，而非愚昧保守，懦弱无能的王朝。这种认识是十分荒谬的，北宋王朝没有修筑长城确实是事实，但这不是因为宋王朝不想修，而是由于北宋王朝失去了只能依据崇山峻岭才能修筑长城以抵御北方游牧民族骑兵冲击的崇山峻岭。在没有崇山峻岭可依而修筑长城以抵御北方游牧民族骑兵冲击的情况下，为了抵消北方游牧民族骑兵快速机动的优势，北宋王朝只好在自己国土北部的华北大平原上，挖掘几道巨大的堑壕注满了水，并将几条河流和一些湖泊连接起来，派兵驻守，从而形成了水上长城，以替代陆地长城的作用。如果北宋王朝在宋辽之战中取胜，那么北宋王朝不仅可能收回被石敬瑭出卖的幽云十六州，从而占据燕山一代的崇山峻岭，修复并利用秦汉时期留下来的长城，以抵御契丹骑兵的进攻。如果北宋王朝在对辽战争中获胜，那么可能就不会发生后来党项民族的分裂了，北宋王朝也就不会因此失去河套地区这一中原王朝传统的产马之地。那样，北宋王朝可能就会拥有大量的战马，从而组建起强大的骑兵部队，与契丹骑兵进行大规模的野战，并在野战中培养锻炼汉民族勇于开拓进取的顽强不屈的民族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民族性格。但是历史偏偏在这里转了一个弯，北宋王朝在接连两次发动的对外战争失败之后，对自己在开疆拓土方面的能力则完全丧失了信心，丧失了战胜外敌的信心决心和勇气，只好采用“守内虚外”的国策，把国家和民众的全部注意力都转移到了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上来。北宋王朝时期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乃至科技建设的成果倒是十分的显著，唐宋八大家宋占其六，宋瓷宋词宋慈直到今天还是誉满天下，宋徽宗所创的“瘦金体”更是轻灵俊秀，大多数的画作也都是传世之作。但北宋王朝在其他方面，尤其是在培养造就和陶冶民族精神和民族意志以及民族性格方面，做得实在是不怎么样，不但险些使汉民族彻底丧失了血性，而且还由于大力提倡经济建设，过度关注经济效益，从而使农耕制度下的小农文化意识变得更加的自私自利。所以更导致了汉民族自宋代之后就开始了更加频繁地挨打，而且还有了全民族两次被整体征服的悲惨经历。
怛罗斯之战和宋辽之战的结果，对后世中国的影响无疑是十分巨大的，对今天的中华民族的影响直到今天无疑还是十分巨大的，可以说是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走向，造成了中国多民族，文化多元化的状况一直持续到了现在，五十六个兄弟至今还没有凝聚成为一个整体。怛罗斯之战的失败，不仅导致了华夏民族的影响从此退出了中亚地区，甚至退出了属于华夏民族传统势力范围之内的西域，而且还引爆了少数民族发动了军事叛乱。人口众多的堂堂华夏民族自己无力平息叛乱，不得不向原本在自己统治下的西域回纥民族借兵，而借兵的条件竟然是答应回纥，在回纥兵帮助收复长安洛阳这东西两京之后，任由所借回纥之兵抢掠自己这两个京城的子女玉帛这样屈辱性的。这个代价对华夏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原本就由于得不到自己政权的保护，在少数民族叛乱军队的欺凌下受尽了无数苦难的华夏子民，在平息叛乱之后，却又遭到了另一个民族灭绝性的欺凌。这样的结局，使得华夏子民对自己的政权还能有什么信任。“安史之乱”以后，大唐王朝又陷入了“藩镇割据”的实际分裂状态，华夏民族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力从此日渐式微，不仅导致了后来北方的又一个游牧民族契丹民族的坐大，而且还使周边的民族都知道了华夏民族软弱可欺，堂堂的华夏民族从此遭到了周边夷狄民族的长期鄙视和欺凌。果不其然，公元763年，大唐广德元年，大唐王朝的首都长安再一次被吐蕃兵攻陷了，华夏子民再一次遭受了异族的蹂躏。而北宋王朝在宋辽之战中的失败，不仅导致了华夏民族从此开始了惧外，而且还开了对外懦弱无能，只好花钱买平安，对内统治却残暴异常的先河。而且这个传统一直持续到了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持续到了····。正是由于这两场对外战争的失败，才使许多古代的中国人丧失了民族自豪感和荣誉感，丧失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丧失了对自己政权的信任，甚至丧失了民族的责任感和民族的归属感，成了一盘散沙。而且同样是由于这两场战争的失败，进而又导致整个华夏民族失去了顽强不屈的民族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民族性格。并且随着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改变，随着民族归属感的丧失，又导致了后来全民族两次被少数民族整体征服，还导致了每逢外地入侵，便会成批地产生汉奸，便会大量地产生顺民。这样的历史悲剧，使民族的自豪感和荣誉感，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在一些人的意识中至今仍无法恢复，从而养成了崇洋媚外的习惯。而且这两场战争的失败，更导致了今天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范围上的五十六个民族，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共同生活的经历只有短短的二百多年的时间，而且至今还没有形成共同的文化，至今还面临着分裂的严重威胁。今天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这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由于实行了民族平等的国策，并且由于汉民族人口众多，所以汉民族无疑就成了这个民族共同体内的主体民族，汉民族的文化也就必然成了这个民族共同体的主体文化。但是，汉民族只是这个民族共同体形成之初的文化推动者，却不是这个民族共同体形成之初的政治推动者，这样的结局对于如今在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共同体中居主体地位的汉民族来说未免太有些尴尬与难堪。所以，直到今日，仍有许多持历史虚妄主义观点的人对此耿耿于怀，拒不承认国家版图对民族形成所起到的决定作用，而且还不断地拼凑各种理由，胡搅蛮缠地反对谭其骧教授等人提出的“版图中国论”和“历史上的中国”这一概念，并且还抛出了极其荒谬的所谓的“文化中国论”。
历史虚妄主义，就是对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极端的偏执，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尽善尽美，没有任何的瑕疵，无所不能，无所不包，无所不及。老祖宗留下的一切东西都好，甚至包括封建迷信和小脚。就连现代任何的社会制度和科学技术发明，都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子。誉满中华，享誉世界的“勾股定理”在这里已无须再提，孟子提出的“民贵君轻”的民本主义主张，是民主思想的起源；古代中国发明的风筝是现代飞机的雏形；二千多年之前鲁班发明的竹蜻蜓，是现代直升机的鼻祖；宋代的宋慈所著的《洗冤集录》是法医学的开端；现代火箭技术的原理是明代人万户发现的；孔孟的学说里甚至还包含着养生之道。中国社会从古至今所发生的一切问题，都是由于我们没有很好的理解和按照传统的儒家思想去做。所以，当务之急就是恢复传统的儒家文化，恢复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
历史虚妄主义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孪生兄弟，只是与他的这个兄弟不分青红皂白地对自己民族的历史，对自己民族的文化一概否定相反，历史虚妄主义不能科学客观地对待自己民族历史，自己民族文化中的缺点和不足，而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予以肯定，不允许有任何的反思和质疑。这种盲目自大，对自己民族的历史，对自己民族的文化不能进行任何负面的总结，不能吸取任何的经验，不能接受任何的教训，其实就是极端自私自利的表现。从历史上的情况看，历史虚妄主义者都是一些心灵阴暗，意志脆弱的人。由于他们不能科学客观地总结经验教训，从而找出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更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往往经常会遭受到挫折，而这些人一遇挫折，又往往立即就会滚入到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沼之中。
姑且不论历史虚妄主义者们能够举出多少能够证明汉民族的传统文化真正先进的理由，仅根据历史事实就能证明历史虚妄主义者们的荒唐。如果汉民族的传统文化真的是那么先进，那么神奇，那中国岂不早就应该是世界上先进的国家了？那汉民族在历史上还能挨那么多的打吗？那中国还能产生历史虚无主义吗？
“文化中国论”所依据的理由就是汉民族的文化与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比起来是先进的文化，所以，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现代中国，就只能是由汉民族所创立并主导的；无论是古代的华夏民族还是今天的中华民族，都应该只有汉民族文化这一种文化，其余的游牧渔猎文化统统都算不上是文化，更遑论是先进的文化了。少数民族因为没有自己的文化或因自己的文化落后，所以就应该为先进的汉民族文化所吸引，放弃自己的文化而主动融入到汉民族之内，就应该带着自己世代居住的土地主动加入到汉民族主导下的政治构架之中，甚至少数民族根本就不配拥有如此广袤的土地，因为他们不懂得开发使用土地，游牧渔猎不能算是开发使用了土地，只有农耕建房才算是开发使用了土地。只有农耕文化才能算是先进的文化，汉民族的文化是农耕文化，所以汉民族的文化就是先进的文化。只有由于先进文化的作用，才会形成如今拥有十三亿多人口的中华民族，才能有今天拥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广袤国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事实却是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的百分之六十还保全在少数民族的手里。如果不是边疆地区的几个少数民族开发保全了这些地区，恐怕这些地区现在不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了吧。如果说汉民族对这些地区的开发和保全做出了什么贡献的话，那也只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事了。如果没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今天的十三亿多的人口如何生存，如果没有清初坚决抗击了沙俄的侵略，消灭了葛尔丹，收复了漠西准格尔蒙古和西藏，平息了大小和卓木、张格尔的叛乱，何来今天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可能有人会说，清末丢失了新疆，是汉族人左宗棠收复了新疆，汉族人也为开拓保全边疆做出了贡献。汉民族为开拓和保全国土确实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左宗棠也确实是汉族人，可左宗棠做的是清朝的官，左宗棠统帅的军队的名称也叫清军。
历史虚妄主义者们之所以咬住“文化中国论”死不松口，疯狂地反对谭其骧教授等人提出来的“版图中国论”和“历史上的中国”这一概念，其实深层次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目前实行的民族平等的政策。这些人之所以要这么做，就是由于已经渗入到他们骨子里的大汉族主义思想而导致的虚荣心所驱使的。因为他们知道，当初在形成中华民族这个共同体的时候，构成一个民族必不可少的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心理素质等几大要素，只有直到今天还勉强算是共同文化中的共同语言的这个要素是汉民族提供的。而其余的则多是被他们一直视为夷狄之邦的少数民族，特别是历史上曾经对汉民族犯下了严重罪行的满清提供的。特别是谭其骧教授等人把历史上的中国定格在了一八四0年，这更是严重地挫伤了历史虚妄主义者们的虚荣心，因为一八四0年的时候，中国正是处在满清政权的统治之下。满清时代末期的统治者腐朽无能，受尽了帝国主义的欺压，但直到最后覆亡的时候，还是给后世留下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面积的国土。而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汉民族传统的生活范围也只占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的百分之四十。如今汉民族成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如果汉民族要独占历史上的中国，如果汉民族要独占推动中华民族形成的伟大功绩，那么就只有排除民族形成所必不可少的版图，也就是共同的地域，以及只有在共同的地域之上才能产生的共同的经济生活这些要素了。
不论汉民族的文化是否比其他民族的文化先进，仅按照“文化中国论”的观点来说，既然文化落后的民族可以自由选择比自己民族文化先进的民族而主动去融入，可以自由选择由比自己民族更先进的民族主导下的政治架构去只有加入，那么为什么就非得选择汉民族去融入呢？为什么就非得选择汉民族主导下的政治架构去加入呢？必须承认，在这个世界之上，肯定有比汉民族的传统文化更为先进的文化，至少还应该有与汉民族的传统文化相比并不落后的文化，汉民族历史上长期挨打的事实就已经能够充分证明这一点。按照这样的逻辑，如果西藏选择加入印度，维吾尔哈萨克选择加入俄罗斯，蒙古选择加入美利坚、英格兰或者法兰西，那么，持“文化中国论”观点的历史虚妄主义者们，你们会同意吗？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文化固然重要，但是，比文化更为重要的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没有土地，人类如何能够生存？人类如何能够进化？没有人类的进化，如何能够创造先进的文化？没有固定的领土，统一的民族如何能够产生？即使没有文化，人们也只不过是生活在野蛮与愚昧之中，但是没有了土地，那人类根本就不可能产生。再则，所谓先进的文化同样也是进化而来的，而不是先天形成的，只不过是进化的早一些罢了。只要条件允许，野蛮终究会走向文明的，落后的民族同样也能创造出先进的文化来。而且汉民族的文化也吸收和借鉴了许多其他民族的文化，例如我们现在仍在使用的行省这个制度和词汇，就是为蒙元时期所创。这样的道理，这样的事实，坚持“文化中国论”观点的那些历史虚妄主义者们的心里也是十分清楚的，也是完全知道的，只是他们觉得自己的祖先不争气，除了坐而论道地创造出了一些“文化”之外，其余的，尤其是在开疆拓土方面做出的成绩实在是太差了，以至于没有留下什么可供子孙后代能够拿出来炫耀的东西。于是，历史虚妄主义者们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掩饰自己的自卑心理，便歪曲历史，歪曲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胡搅蛮缠地硬是编造了个什么“文化中国论”出来，以便达到否定少数民族为推动中华民族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的目的，独占推动中华民族形成的伟大历史功绩。文化是什么？文化不仅仅是经史子集、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星卜卦医、峨冠博带、佳肴美食，文化更是精神、更是思想、更是智慧、更是勇气、更是信心、更是民族归属感、更是民族责任感、更是民族荣誉感、更是民族自豪感，更是民族气节。文化能使我们形成统一的民族意志，文化能使我们养成坚韧不拔的民族性格，文化能使我们造就出顽强不屈的民族精神，文化更能使我们培养出坚定的民族气节，文化能使我们增添敢于同任何一切敌人血战到底的勇气和树立战胜任何一切敌人的信心和决心。而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中缺少的恰恰就是这些。宋徽宗的文化程度倒是很高，琴棋书画加蹴鞠无所不精，而且还更懂风月。可他因为没有敢于同任何一切敌人血战到底的勇气，所以当女真人打来的时候，他逼迫自己的儿子接替他做皇帝，把自己应负的历史责任推了出去，好在他没有推给外人，而是推给了自己的儿子，可他的儿子与他没有什么两样，甚至还不如他，至少没有他的文化水平高。就是这样的一对父子，根本就担当不起领导民族完成抗击外敌入侵的历史重任，于是宋徽宗和他的儿子就做了女真人的俘虏；与放牛的王二小比起来，秦桧不可谓是没有文化。我们今天广泛使用的宋体汉字的这种字体，就是为秦桧所创。中国汉字字体的名称，多是以所创之人的姓氏命名的，如颜体、柳体、欧体等，但惟独秦桧所创的这种字体是以朝代命名的。原因就是该字体确实简洁方便，易于广泛使用，无可替代，所以还不能废除。但人们又耻于该字体为秦桧所创，羞于用秦姓来为它命名，于是就将该字体命名为了宋体。秦桧虽然很有文化，但是，就是由于他没有民族气节，不但卖国求荣，而且还残害忠良，所以，至今仍然还跪在岳王墓前。以至于羞得秦氏的后人发出了“人自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的感叹。没有统一的民族意志，没有顽强不屈的民族精神，没有坚韧不拔的民族性格，没有坚定不移的民族气节作支撑的文化，就如同那些精美的瓷器一样，外表上看起来雍容华贵，可是是经不起任何碰击的。像瓷器一样的文化，好看确实是好看，但是由于没有任何真正的竞争能力，只能是好看而不好用。所以，尽管汉民族有哲理极为玄奥的经史子集，有词藻极为精美的诗词歌赋，有做工极其讲究的佳肴美食，有能令人赏心悦目，陶冶情操的琴棋书画，但是，就是由于儒化以后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意志，没有培养塑造出顽强不屈的民族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民族性格以及坚定不移的民族气节，没有养成与一切敌人血战到底的勇气和树立战胜一切敌人的决心和信心，所以，在二千年的历史上，还是挨了数不清的打。只能导致整个民族陷入愚昧腐朽、一盘散沙、血性尽失、懦弱不堪状态的文化，不管表面上看起来是多么的华美，也无论是自我美化到了什么程度，也算不上是先进的文化。
历史虚妄主义者们还认为，野蛮是能够战胜文明的。蒙元和满清能够入主中原，高卢人和日耳曼人能够灭亡了罗马帝国就属于野蛮战胜了文明。这个观点是更加荒谬的，腐败过度了的文明还能算是文明了吗？那只能算是退化。历史虚妄主义者之所以坚持这种观点，就是在为自己所推崇的儒家文化做开脱，想以此来证明儒家文化虽然经常被野蛮所战胜，但也仍然不失为是先进的文化。人的无知并不可怕，也不可恨，可怕可恨的是无知加无耻。明末时期的面对外敌而屈膝投降、对内统治却是残暴的异常、政治上极端的腐败、贫富分化极其严重等问题给当时的社会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算不算是文明的退化？而罗马帝国末期的淫乱更是已经退化到了原始时代的典型，而且，这种只能依靠金钱和权势进行的乱交，可能连原始社会的时代都不如。如果把这也算作是文明，那简直就是对文明的侮辱。
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上个世纪之初，中国人“天下”的观念已经能够放眼全世界之后，并且在近代中国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才出现的。所以，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共同体，是严重的内忧外患催生出来的。因此，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其内涵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华”、“民族”等这些观念是截然不同的，其所对应的外部范围，更是从古代中原地区的周边扩大到了后来的全世界。
上个世纪初的清朝末年，在不断遭受西方列强和日本等帝国主义等国家的侵略之下，大清王朝这个由少数民族满族建立起来的多民族国家，陷入了严重的生存危机之中，而且陷入生存危机之中的也不仅仅只是其中少数的几个民族，而是生活在这个国家中的所有民族。因此，原有的国内民族矛盾便为新的更大的民族矛盾所取代。而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绝不是当时大清王朝统治下的任何一个民族能够单独完成的，而是必须要依靠所有民族的共同参与、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的。所以，这就需要产生一个新的更大的民族共同体来加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进而加速各民族的融合，以消除原有的民族矛盾，并能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来共同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且，当时汉满蒙回藏等几十个民族也已经在大清王朝有效的统一管辖之下共同生活了将近二百年的时间，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已经非常紧密，各民族对大清王朝政权也普遍产生了较强的心理认同，文化也正在走向融合之中，形成一个新的更大的民族共同体的条件已经初步具备了。但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不断侵略之下，在大清王朝的政权力量已经开始衰落的情况下，形成这个新的民族共同体，那就必须还要借助文化的凝聚力量，借助大多数民族、大多数人对某一种文化的认同，来加快促进新民族的形成，来增强新民族的民族凝聚力。而这个文化选择，那就应该选择早已为大多数人、大多数民族所接受的汉民族的文化了。所以，这个新的更大的民族共同体的称谓，各民族就共同选择了叫中华民族，这是汉民族用自己的文化对推动中华民族的形成做出了自己最大的贡献。但是，有些历史虚妄主义者却根据中华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族名、国名来自汉语里的“中华”两个字，就把中华民族与汉民族等同了起来，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汉民族的政权等同了起来，而且更把古代中原汉民族所建立的政权与历史上的中国等同了起来，并以此认为中华民族就是汉民族吸纳了其他少数民族而形成的。五十六个民族在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共同体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少数民族只能从属于汉民族，只有接受汉民族的文化，才能被视为中华民族的一员。
对某些不愿认同汉民族文化的其他民族，对是否愿意加入这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的某些民族，这个问题可绝不是像 “革命的请进来，不革命的滚出去”这个问题那样简单。边疆地区的一些民族，如蒙、藏、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不但与中华文化的核心地区距离较远，而且还有着自己较为成熟的民族文化和坚定的民族归属感以及执着的宗教信仰，并且更有着属于自己民族的长期以来繁衍生息的广袤的土地。他们的“进来”或“出去”，不但决定着中华民族未来的版图，决定着中华民族未来的生存空间。在当时，更决定着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力量。在这个新的民族，也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影响力还不够大，特别是政治、军事力量还远远达不到对这些地区能够实施有效控制的时候，借助他们在大清王朝这个统一的国家内共同生活了二百多年而形成感情与经济生活上的联系，就成了推动这个新民族形成，扩大这个新民族范围的有效方式。从以后的效果上看，这个方式运用的是很成功的。孙中山从“排满”到“五族共和”，再到与袁世凯达成妥协，显示出了一个真正的革命先行者的宽阔胸怀与远见卓识，而不仅仅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在力量还达不到能够对全国实施有效控制和管辖的情况下，激进的“排满”，只能造成正在形成之中的中华民族重新陷入分裂。在革命的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改良也未尝不可，妥协有时也是一种有效的斗争方式。
清朝末年，中华民族这个新的更大的民族共同体已经初步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也经梁启超等人提出来并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了。但是，作为民族血脉的统一的民族文化还没有最终形成。汉民族和南方的一些其他民族无可保留地选择了汉民族文化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北方和西北西南方的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拒绝了汉民族文化也同样是不争的事实。在中国古代两千多年漫长的发展历史上，蒙藏维哈等少数民族宁可舍近求远地选择接受佛教和伊斯兰教等文化，不仅表明了汉民族文化影响力的不足，而且也反映出了这些民族对汉民族文化的反感和提防的心理，因此，原封不动的汉民族文化即使是到了近现代，也同样难以使他们接受，所以，如果把汉民族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统一的文化，那就必须在继承的同时对它进行改造。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能为各民族所接受并符合中华民族整体需要的新的先进的文化来。而且，从汉民族文化的内容和历史上给汉民族带来的灾难上看，汉民族的传统文化即使是对汉民族本身来说，也必须进行改造。
以儒家思想为主干构成的中国传统文化实质上不仅是一种纯粹的农耕制度下的小农经济文化，而且更是一种“文士”的文化。于是，文士便成了这种文化的代表者和主要的承载者。“文士”的文化讲求的是“坐而论道”，而非身体力行。所以，作为文化代表者和主要承载者的那些文士是不可能为其所推崇并宣扬的标准做到以身作则的，他们能做的仅仅是一些说教而已，实际上的“做”，却是别人应该去做的事。例如儒家学说中最讲求的就是“节义”，可所有儒家学者都极力宣扬的这个标准，他们自己却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首先做到。
“节义”是什么？“节义”就是骨气、就是勇气、就是信心、就是廉耻，就是坚定不移的信念，就是坚定的民族归属感和责任感、荣誉感、自豪感。这种观念，在儒家传统文化中的经史子集里和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口中是经常出现的。但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却又有多少人去亲自实践过它？
有人说，是满清入关杀尽了汉人的骨气和廉耻，是满清入关篡改和阉割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才造成了当时的中国人丧失了礼义廉耻的信念，开始变得苟且偷生起来。这话听起来实在是令人感到好笑。如果满清入关时期的中国人确实具有坚硬的骨气，确实具有坚定的礼义廉耻观念，确实具有顽强不屈的民族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民族性格，确实具有与一切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和勇气，那么只有几十万人的满清，如何能够征服拥有上亿人口而且还拥有最先进文化的汉民族？
公元1615年，满清在入关打败李自成之后，立即挥戈东进，兵锋直指南明政权。尚占有东南半壁江山，拥有几十万军队的南明政权除了史可法等人在扬州等地组织了一些有效地抵抗之外，其余的几乎是望风而降。面对国难家仇，在这最能考验一个人的气节的时候，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中坚的、夷夏之防观念极深的儒家知识分子们做得如何呢？当时号称文坛一代宗主、士林领袖、进士出身、曾任明朝翰林院编修、平生最喜谈“节义”的一代大儒钱谦益，面对这破碎的山河，面对这深重的民族仇恨，对外高声宣称自己要效法屈原，投水自尽，以身殉国，不辱节义。他那歌妓出身的小妾柳如是为丈夫的爱国情怀和民族大义所感动，也公开宣称自己也决心自尽殉夫，以保节烈。到了钱谦益预先公开宣布的投水殉国的那一天，他带着家人真的到了预先宣告的投水自尽的地点，江苏常熟的尚湖。在人们期盼目光的注视之下，从日出三竿一直到夕阳西下，钱谦益却始终在岸边行走，连鞋都没有湿一点。倒是他的小妾柳如是等得实在不耐烦了，纵身一跃投进了尚湖。但因钱谦益尚未殉国，柳如是也就还没有到殉夫的时候，于是人们忙将柳如是救起。而钱谦益此时却仍在凝视着西山的风景，末了把手伸进湖里，摸一摸湖水，凄婉说了句：“水太凉了，怎么办呢？”然后立即就背叛了明朝，背叛了民族，率先投靠清廷，当他的礼部右侍郎去了。平生最喜谈“节义”，礼义廉耻常挂在嘴边的一代大儒钱谦益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在国破的时候，上演了一幕人间最滑稽的滑稽戏。以钱谦益为代表的那些明末的文人学士，平生最喜谈“节义”，也最懂礼义廉耻，但是当面临真正的生死考验的时候，这些人的气节还不如一个歌妓出身的小妾。满清政权在还没有全部平定明朝故地的时候，就举行了科举考试，那些儒家的知识分子，除了顾炎武等少数人拒绝之外，其余的无不趋之若鹜，积极参与，争做原在他们心目之中纯是夷狄之国的官吏，为夷狄之国甘效“犬马之劳”去了。所以，说是满清杀尽了汉人的骨气廉耻，倒不如说是丧失了骨气和廉耻的汉人差点被满清杀尽。是汉民族骨气与廉耻丧失在先，而才有满清入关在后。如果硬要说是汉民族骨气与廉耻的丧失与满清入关有什么联系的话，那就只能说是满清的血腥与残暴，将那些平日里把民族气节与礼义廉耻常挂在嘴边，骨子里却是卑微怯懦，一心想着升官发财的儒家知识分子吓出了原形，吓得失去了反抗的勇气和胆量，从而导致了满清的顺利入关而已。可见，汉民族骨气与廉耻的丧失，怨不得别人，那就只能从自己的身上去找原因了。是儒家学说中过于讲求理性而反对提倡血性，从而导致了古代汉民族骨气的丧失，而骨气的丧失，又造成了古代汉民族失去反抗暴行的勇气，从而也就只能在暴行之下苟且偷生了，所以也就没有了礼义廉耻。
战争是残酷的，但战争是人类进化过程中最好的催化剂。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催生出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但催生出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催生了广大殖民地国家掀起的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经不起战争检验的文化，应该说是算不上先进的文化，因此也是注定要死亡的。埃及、巴比伦、印度等三大文明古国，再加上其后的古希腊、古罗马，虽然都曾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但是由于亡于战争，都中断了其传承。古代中国的文化能够传承至今，应该说是上天对华夏民族的眷顾。在黄河长江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又极适于农耕的两河流域周围，便是大海高山和荒漠。这些大海高山荒漠为华夏民族筑起了真正的“铜墙铁壁”，成功地挡住了其他文明的入侵，使得华夏文明得以悠然自得地传承了几千年。期间虽然不断地发生游牧民族与农耕的华夏民族之间的战争，但这些都属于同一个文化圈之内的“兄弟阋于墙”。不论是契丹女真蒙元满清入主中原，还是北宋大明进行的北伐北征，都属于这类的性质。所以虽然中国古代不断地改朝换代，但中国古代的文化却始终在传承着。
古代中原地区周边的少数民族，尤其北方和西北西南的满蒙维吾尔哈萨克藏等游牧渔猎民族，虽然在创造、继承和发展中国的传统文化方面所做的贡献要远远地小于汉民族，但是，这些民族在开拓、保全今天中华民族所拥有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同样也是十分巨大的，更是不应该予以否认的。如果排除了政治军事等其他的因素，单单从文化作用的角度去看待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那为李登辉提出的分裂祖国的“七块中国论”的无耻主张，倒是在理论上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有些人为了证明少数民族占有如此广袤的土地不合理，为了否定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的形成所做出的历史贡献，不仅搬来了“强权就是真理，需要就是真理，利益就是真理，占有就是真理”的西方无耻的殖民主义理论来为自己的荒谬主张坐注脚，而且还把美国在处理民族关系上的做法奉为了圭臬，极力主张效法。
西方无耻的殖民主义理论早已为全人类所不齿，而美国在处理国内民族关系上的做法则是更加的无耻和血腥加野蛮。而且美国在处理民族问题时所面对的客观环境与我们今天更有着根本性的不同，所以，美国在处理国内民族关系问题上的做法我们根本就无法复制，也根本就不值得借鉴和学习。
有人根据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家，国内人口虽然来自世界各地，但美国不但成功地将其整合在了一起，并形成了美国文化，而且国内的民族矛盾也很少，没有出现民族分裂势力的事实。就认为美国的民族政策是成功的，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不假，但美国是在原英国在北美的十三个殖民地的基础上起家的。除黑奴之外，在大量移民到达美国之前，美国不但已经建立起了有效的国家政权，而且英国的移民也已经把英国的文化完整地移植到了美国，并有所发展，形成了美国的主体文化，英国移民和他们的后裔也成了美国的主体民族。美国自立国之后二百多年的时间里，始终在大量地接纳外国的移民，但被美国接纳的这些移民，无论是来自哪个国家，无论是来自哪个文化圈，都只能是以个体的身份被接纳的，而不是以民族整体或团体的身份被接纳的。所以，除了在美国立国之前来自英国的早期移民是以民族整体的身份来到的北美之外，其余的，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或是其他有色人种，都只能是在背离了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民族之后，以个体的新移民身份加入美国的。这些新移民除了一小部分确实是为生活所迫之外，大部分都是为了追求个人更大的利益才移民美国的。这类人多是“有奶便是娘”之辈，几乎没有什么民族归属感，更遑论民族荣誉感和自豪感以及责任感了，只要能够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认贼作父都在所不惜，何况背离祖国、背离民族了，所以，这样的人最容易被同化。而且这些人为了尽快地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以便能够及早地实现个人的最大利益，往往也更加主动地接受同化。而我国的情况则与美国根本没有可比之处。在大清王朝之前，一些民族千百年来就各自在自己的聚集地互不统属地繁衍生息着，后来是大清王朝用武力才将这些民族强行并入到同一个政治架构之内的。这些民族都有着自己悠久的历史和文化，都有着强烈的民族归属感，都有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荣誉感，有的还有着坚定的宗教信仰，所以拒绝同化的心理也十分强烈，尤其是拒绝侮辱性的强制同化的心理更加坚决。
有人主张我国也应该像美国那样，将国内的各少数民族改称为族群，从而弱化少数民族对自己民族的民族归属感，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这不是掩耳盗铃吗？持这种主张的人，其实也是“有奶便是娘”之辈，以为别人也同他一样。你不承认少数民族的民族身份，少数民族自己也能不承认吗？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就能因此而改变了吗？这样邯郸学步的做法，只能引起少数民族的反感，从而阻碍民族的融合。如果国家采用侮辱性的强制同化的做法，那中华民族也就将永无宁日了。民族走向同化是历史大势所趋，但民族同化的过程是一个漫长而自然的过程，而且首先是一个感情同化的过程。如果因为历史上像满蒙等一些少数民族曾经对汉民族犯下了严重的罪行，如果因为如今有一些民族产生了分离的倾向，就要对他们采取报复性的强制同化，这种侮辱性的做法，只能适得其反。
从美国处理国内民族关系问题的做法上，也能看出文化与土地之间关系的一斑，也更能看出西方殖民者确实具有深谋远虑。
土地是人类生存的根，所以也是文化的根。离开了故国土地的人，就是游子。在他的身上，本民族的特性将很快就会消失；离开了故国土地的文化，就是没有根的浮萍，将很快就会枯萎。只有扎根于故国沃土上的民族，才能生生不息的繁衍下去；只有根植于故国沃土之上的文化，才能枝繁叶茂。因此，离散在世界各地上千年，早已历尽磨难的犹太人宁可再受尽千辛万苦，也要在故国的土地上复国。对此，西方白人殖民者也是有着深刻的体会的。所以，当他们到达美洲大陆之后，为了永久地占有这块土地，立刻就对这块土地上的原主人印第安人进行了灭绝性的屠杀。在几乎将印第安人灭绝之后，为了弥补奴役对象的不足，西方殖民者们又从遥远的非洲贩运黑人到美洲做奴隶，供其奴役。西方殖民者之所以要灭绝印第安人而又从遥远的非洲贩运来黑人做奴隶，而不直接奴役印第安人，就是因为他们知道。在自己的土地上、有着自己的文化且与自己的文化母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印第安人是很难被同化的，也是很难接受奴役的。而离开了自己的土地、离开了自己文化母体的非洲黑人则是很容易被同化的。因此才宁可增加成本从遥远的非洲贩运黑人到美洲，也要将印第安人灭绝掉。而且，在灭绝了印第安人之后，他们就成了美洲大陆的合法主人。所以，为了杀人灭口，也要灭绝印第安人。从美国后来的实际情况看，他们的做法确实是取得了成功，印第安人除了像保护珍稀动物那样被保护起来的少数几个之外，其余的绝大部分都被灭绝了，而黑人目前也已经被彻底的同化了。这样的做法，我们学习和借鉴得了吗？
在古代的时候，强大的农耕民族，占据了气候、土壤、水文条件等都利于农耕的中原和江南地区，将其他一些弱小的民族赶到了当时无法进行农耕的北方草原和西南西北地区的崇山峻岭、高原荒漠之中。这些弱小的民族在北方草原和西南西北的崇山峻岭、高原荒漠等苦寒之地，不仅艰难地生存了下来，而且还为中华民族保全下了这块广袤的国土。当人类的历史前行到了殖民化和工业化时代之后，这些原本为农耕民族所丢弃的，在他们眼中原本毫无价值的不适于农耕的无用之地，却因为蕴藏着丰富的现代工业所必须的矿产资源和处在重要的战略位置上而开始变得珍贵起来。于是历史虚妄主义者们便拼凑了一个所谓的“文化中国论”，将中华民族的形成，单纯地归结为了文化的作用，通过否定国家版图对民族形成所起到的决定作用，通过抹煞了某些少数民族在为中华民族开拓、保全领土方面所做的巨大的历史贡献的做法，不仅还把开拓保全国土的功绩也归结到文化的作用上，也就是归结到了自己的头上，独占了推动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功绩。而且还想通过否定少数民族历史功绩的做法，来证明在推动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少数民族与汉民族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从而达到改变民族平等的政策，达到否定少数民族存在合理性合法性的目的，为推行报复性侮辱性的强制同化做舆论上的准备。这种观点，不仅严重地危害了中华民族，而且也严重地危害了汉民族的自身。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是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的家园，五十六个民族都为推动中华民族的形成做出了自己应做的贡献。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五十六个兄弟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亲如手足，共存共荣，建立起了牢不可破的友谊；在共同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过程中，五十六个民族兄弟的鲜血流淌在了一起。交织在一起的友谊和流淌在一起的鲜血终会将五十六个兄弟凝结成为一体。今天威胁国家统一的“藏独”，“疆独”问题的产生，与那些对国家对民族的危害更为严重的新时期洋奴买办汉奸的产生一样，是有着深刻的特定的历史原因的，而这些问题在毛泽东时代是根本就不曾出现过的，也是根本就不可能出现的。
回顾历史，就是为了总结经验和吸取教训，以免再犯相同或类似的错误，以免相同或类似的历史悲剧再次重演。而要做到真正地总结经验，做到真正地吸取教训，那么就必须要勇敢地面对过去惨痛的经历，要勇敢地正视本民族过去的缺点与不足，要正确地对待历史上中华民族内部的民族之间的恩怨。祖先的不光彩，是不会影响到我们今天的，也不需要今天的我们为其进行掩饰。祖先的缺点和错误所造成的失误，也不会要今天的我们来负。更不要因为我们今天的贫穷与落后，因为我们曾经懦弱而挨打，就像阿Q那样，幻想、甚至编造出自己曾经有一个富有而威风的祖先出来，以抬高自己的身价，来掩饰自己的自卑感和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以往的我们就是由于不能真正地面对惨痛的过去，不能正视祖先的缺点错误与不光彩，因此也就无法总结出真正的经验，吸取到真正的教训，所以总是重蹈挨打的覆辙。
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影响的怛罗斯之战和宋辽之战这两场战争，相信留给任何一个中国人的记忆都将是十分沉重的。民族历史进程的走向，无不与战争密切相关，所以每当回想起这两场导致中华民族历史进程走向发生了改变的战争，人们也自然就会想起另外两场同样导致中华民族历史进程发生了改变的战争，这两场战争就是抗美援朝战争和中苏珍宝岛之战。
在新中国尚未成立的时候，美国就纠集了世界上大多数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了对中国大陆进行封锁和围堵，并做着随时准备对中国大陆进行军事进攻的准备。一九五0年，在新中国建国才刚刚只有一年的时候，朝鲜发生的内战给美国提供了使用军事手段直接威胁新中国的机会。于是，美国纠合了十六个国家的军队，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入朝进行干涉，兵锋实际上指向的却是新中国。其实美国的真正目的是为了阻止共产主义远动的扩散，是为了将新中国这个未来的战略竞争对手扼杀在摇篮里。
面对新中国面临着的严重威胁，面对美国这个强大的对手。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没有被张牙舞爪的敌人所吓倒，而是毫不犹豫地迎了上去，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较量。经过三年的浴血苦战，中国人民终于将美国人打上了谈判桌，同时也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和民族的尊严，打出了自己应有的国际地位，从而一雪百年之耻，摘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从此令世界上任何一个对手再也不敢轻视。西方殖民者在中国的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能将这个民族征服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一九六九年，中国和苏联因领土问题在中国的珍宝岛发生了武装冲突。珍宝岛本是一个位于中苏两国之间的乌苏里江之中、面积只有零点四四平方公里且无人居住的小小荒岛。对于各自拥有九百六十万和二千二百多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的中苏两国来说，这真是一块弹丸之地。但是，就是这块弹丸之地，对于中苏两国来说，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俄罗斯帝国乘大清王朝之危，趁火打劫，从大清王朝手中割去了黑龙江以北的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大清王朝的领土。从那时往后，俄罗斯帝国通过以武力威胁的做法，逼迫大清王朝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总共强占了大清王朝一百四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立刻就发表了声明，不承认以往历届中国政府与所有外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这个声明，也包含了不承认大清王朝与俄罗斯帝国签订的两国之间的领土条约。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分别继承了大清王朝和俄罗斯帝国，两国之间的领土问题也就传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联政府的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由于中苏两国同属社会主义国家，信奉相同的意识形态，两国关系处在十分友好的状态下，而且还要面对美国这个共同的敌人。所以在国家关系之间本是十分敏感的领土问题并没有显现出来，中苏两国之间也未划定正式的边界，更主要的是由于丢失了国土的新中国在当时根本就没有与苏联进行讨论领土问题的实力，所以也就没有主动向苏联提出解决两国之间领土问题的要求。
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因为苏联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推霸权主义，中苏两国因此反目成仇，中国也从此反出了以苏联为首的所谓的社会正义阵营。中国反出了所谓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正义阵营之后，苏联为了压迫中国重返以他为首的那个所谓的那个社会正义阵营，同时更是为了压迫新中国政府能够接受大清王朝与俄罗斯帝国之间签订的领土条约，以便永久霸占这些土地，于是便像中国古代寓言《黔之驴》里的那只小老虎那样，利用珍宝岛领土之争的问题向新中国施加压力并试探新中国的反应。
对苏联险恶的用心，毛泽东看得是十分清楚的。如果新中国只是像“黔之驴”那样嗷嗷地叫上几声，发表一些空洞的声明和表示一下“严重关切”，那么新中国就不仅要承认大清王朝与俄罗斯帝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从而在法理上和道义上失去讨还失地的理由，而且由于示弱，还早晚要被苏联这只小老虎吃掉。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新中国只有拿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概，全民族抱定“破釜沉舟”的决心，与其进行决一死战，方能“置之死地而后生”。结果，珍宝岛一战，新中国不但没有丢失一寸国土，也没有被苏联这只小老虎吃掉，而且还将苏联这只假的小老虎打出了其纸老虎的原形。
新中国成立之后所经历的抗美援朝战争和中苏珍宝岛之战，不仅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家安全，而且还打掉了中华民族蒙受“东亚病夫”蔑称的百年屈辱，打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和新的风貌，打出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打出了新中国应有的国际地位，打出了新中国未来发展的国际空间，打出了国际上的和平与正义，打出了美苏霸权主义者纸老虎的原形，打得世界格局就此发生了改变。抗美援朝战争和中苏珍宝岛之战的胜利，不仅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改变了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走向，使一百多年来始终处在沉沦之中的中华民族开始了重新崛起，而且也改变了世界上所有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命运。虽然中华民族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但是与面对强权不敢反抗而只得任人宰割比起来，这还是值得的。这样的付出，是一个曾经被压迫被奴役的衰弱民族走向崛起，走向强盛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而这样的付出，以及因此获得的收获，则只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才能做到的。
假使当年新中国被张牙舞爪的美苏霸权主义者所吓倒，匍匐在美苏霸权主义者的脚下，那么中华民族的命运如今将会怎样呢？现实社会中，受害人的软弱，往往更能激起犯罪人的犯罪欲望，从而扩大犯罪的后果。但是如果受害人敢于殊死反抗，那么犯罪人往往会因为要为此增加犯罪成本而放弃犯罪。抗美援朝战争和中苏珍宝岛之战就为这种现象做了最好的诠释。
当年，新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抗美援朝战争和中苏珍宝岛之战的胜利，这与毛泽东思想这颗精神原子弹的巨大威力是密不可分的。是毛泽东思想荡涤了中国人自私自利的意识，将曾经是一盘散沙似的中国人重新凝聚在了一起，从而形成了中华民族统一坚定的民族意志，增强了民族的荣誉感和自豪感，增强了民族的责任感和归属感，；是毛泽东思想一扫中国人千百年来文弱不武的积习，使中华民族顽强不屈的民族精神重新振作了起来，重新树立起了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是毛泽东思想一改中国人温文尔雅的民族特性，重新塑造了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民族性格；是毛泽东思想强化了中国人的神经，恢复了中国人丧失已久的血性和胆量，并找回了失传已久的敢于同一切敌人血战到底的勇气和战胜一切敌人的决心和信心。是毛泽东思想才构成了统一中华民族文化的基础，才能为中华民族未来的发展指明前进的方向；
今天，中华民族再一次走到了历史的岔路口上，今后将对中华民族未来走向产生严重影响的就是目前国内的思想混乱状态。今天的中国，历史虚妄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洋奴买办所大力弘扬的实用主义、腐朽没落的儒家思想纷纷粉墨登场，沉渣泛起，泥沙俱下。这些，已经严重地干扰了人们的正常思维。如今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当务之急，是用毛泽东思想再一次把中国人民的思想重新武装起来，还是用孔孟之道重新恢复中国人温文尔雅的民族特性，或是用实用主义哲学继续培养大批的洋奴买办和汉奸预备队。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已经给出过一个明确而清晰的答案了，就看今天的中国人是否能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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