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者按：虽然是体制中人，但作为很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所述还是可供有心人参考的。
王芳：警卫毛主席
王芳，1920年出生于山东新泰，1937年10月参加革命。他曾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早年，他担任锄奸科长、保卫部长、敌工部长。解放后，杭州是毛泽东最喜欢去的地方，当时王芳担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肩负保卫工作重担，成了毛主席的“大警卫员”。在“文革”中，他又因经手侦破“18号案件”——揭发江青匿名信案件，熟知江青的不可告人的丑史，被江青点名押解北京、武装看管审查达七年之久；后经毛主席亲自批示，王芳这才获得自由。“四人帮”倒台之后，王芳担任预审组长，后又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检察员，参加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审查工作。“两案”结束后，出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1987年后重履公安，担任公安部部长兼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第一政委。往日，出于职业习惯，王芳对自己的过去守口如瓶。如今，王芳离休多年，为了保存珍贵史料，公安部指定王芳为撰写回忆录的重要对象。王芳这才回首往事，口述鲜为人知的经历。
毛泽东主席来过杭州四十多次，我直接负责警卫接待的就有三十八次。每次到杭州时毛主席总是说：“到家了！”他的确把杭州看成是他的第二故乡。新中国成立后，除了北京，没有一个地方比得上杭州，让主席住得那样长。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浙江先后出版了《毛泽东与浙江》《邓小平与浙江》《陈云与浙江》等一系列纪念一代伟人的丛书。这些书写得都很亲切、感人，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伟人的崇敬和怀念，也勾起了我对一些往事的回忆。因为许多事我可以说得上是一个“见证人”。
毛主席第一次来杭州
1953年12月27日，毛主席第一次来杭州。随主席一起来的有公安部长罗瑞卿，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还有负责警卫工作的汪东兴、负责机要工作的叶子龙，江青也来了。主席抵达杭州时，是谭启龙、李丰平同志和我去火车站迎接的。主席被安排住在刘庄。
刘庄位于西湖西岸著名的丁家山下。晚清光绪年间，广东豪富举人刘学洵看中这个地方，遂用巨资购地建筑了庄园，即为刘庄，后因迫于债务被官府拍卖。1905年康有为在丁家山上又造了座别墅，名曰“一天园”，占地三十余亩，历时四年，到他死前三年才完工。1954年刘庄由人民政府改建，“一天园”并入刘庄，成为现今西湖国宾馆的一部分。主席来时刘庄还未改建，只是铁路部门管辖的一幢房子，临时腾出来给主席下榻，我和警卫人员也住在刘庄。罗瑞卿、杨尚昆住南山路113号,那里解放前是蒋介石的别墅。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几位秘书住北山路84号30号楼，这幢房子曾是国民党将领汤恩伯的别墅，杭州解放后谭启龙同志住在这里。毛主席来之前，谭启龙同志坚持要让出来，准备给主席在杭州期间办公用。如今别墅前那座平房就是当年主席办公的地方，主席每日白天在这里办公，晚上回刘庄休息。
毛主席此次来杭州的主要工作，是亲自主持起草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没有宪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共同纲领》起临时宪法的作用。1953年，随着《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所规定的目标基本实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制定中国人民的根本大法 —— 宪法的条件基本具备。中央决定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委员由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三十三人担任。
毛主席领导起草的这部宪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经验总结。它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依法治国的新天地，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开天辟地的伟大意义。
毛主席在杭州住了两个半月时间，几乎每天都在北山路84号30号楼办公。在他办公桌上摆满了各种书籍、资料和文件，其中包括苏联、东欧一些国家宪法译本，还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宪法译本。这些都是主席当时阅读研究的内容，是起草新宪法参考的资料。主席工作起来精神非常集中，思考研究问题时，会达到忘我的境地。他办公室的窗口终日冒出缕缕青烟，一天下来，桌上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烟蒂短得不能再短，主席抽烟的习惯是烟快要烧着指头了，剩下的用烟嘴继续抽，一直等烟熄了才抠到烟缸里去。还有，主席下班后茶杯总是空的，他常常喝光了茶水，再把茶叶也掏出来吃了。还说茶叶有营养，倒了可惜。
那年毛主席六十周岁，两鬓已有很多白发。12月26日是他的生日，他正好在来杭州的火车上，大概是有意避开这一天的。到杭州住下后，江青对我说，主席不愿人家向他祝寿，但我们得有个表示。她建议，1954年元旦快到了，可否请浙江省委以庆祝元旦的名义，请主席吃饭，为他祝寿。我把建议转达给了浙江省委，大家觉得是个好办法。
30日晚，浙江省委请主席吃饭，我和主席坐同一桌。桌上特地摆上了花生、红枣和面条，意为庆贺华诞，祝愿长寿。席间气氛热烈愉快，大家轮流向主席祝酒，他高兴地一一致谢。虽然他平时很少喝酒，那晚却喝了不少。他对杭州菜也很感兴趣。1921年主席曾从湖南到上海、浙江嘉兴参加中共“一大”之前，特地到杭州住了一天，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这次实际上是他第二次来杭州了，抚今追昔，怎不令他感慨万分。
除了向主席祝酒，我还要和北京来的其他随行人员互相敬酒，差不多喝了一瓶多茅台。快到结束时，主席面前还有四杯茅台酒，他发现我的酒量不小，就说：“这里还有四杯，不要浪费，我看还是请王厅长喝掉它。”主席说了，我不好推却，鼓起勇气，把四杯酒一口气喝了下去，足有二两。主席高兴得大声说：“好！”。
那晚我喝了将近两瓶茅台，却并无醉意。后来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关押在北京，大概是那次我给主席留下了喜欢喝酒的深刻印象，主席知道后说，王芳我很熟悉，他的缺点就是喜欢喝酒，叫他以后别喝了。
吃完饭，主席兴致依然很高，没有立即离席。于是，大家围着主席闲聊起来。
罗瑞卿同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公安部长，当时为了做好主席的安全保卫工作，他陪主席从北京来到杭州。闲聊中，他指着我说：“王芳同志的名字应该改一改。一个山东大汉，名字怎么像女人似的？认识的还好，不认识的还以为是个女同志。”
我当即表示同意改名，把草字头去了。不过，当时改名字要报上级批准。因为我那时任浙江省公安厅长，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的任命书上写着“王芳”，改名字当然得批准才行。
毛主席多喝了点酒，显得红光满面，谈笑风生，也指着我说道：“你们同意，我不同意！山东绿化那么差，到处荒山秃岭，山上不长树，有的连草都不长。王芳头上刚刚长了一棵草，就要除掉它，我不同意。什么时候山东绿化搞好了，你再改名字。”
主席的一番话，说得大家开心地笑了。
元旦后的初春，我陪主席上莫干山。莫干山郁郁葱葱，上山后，主席在蒋介石退到台湾前住过的澄庐别墅休息。吃午饭时，主席又提起我改名字这事，他说，莫干山应当成为全国绿化的典范，你山东若有一半地方的绿化像莫干山，你的名字就可以改了。
主席不同意我改名字，从此我就一直没有改——山东的绿化搞到什么程度我也不清楚。
从莫干山回来后，主席兴犹未尽，作诗一首：
翻身复进七人房，回首峰峦入莽苍。
四十八盘才走过，风驰又已到钱塘。
毛主席在杭州工作期间没有回过北京，中央的日常工作由刘少奇副主席负责处理。少奇同志每天晚上打电话向主席报告当天情况，重大事情则由周总理、小平同志到杭州当面向主席请示汇报。机要部门每天有大量文件送到主席这边。
主席工作很忙。尽管如此，在杭期间，他还听取浙江省委负责同志关于浙江试办农业合作社的情况汇报，先后视察了新登县（现属富阳市）松溪乡、德清县莫干山、绍兴县东湖农场、杭州梅家坞茶叶村和钱江果园。
除了处理这些事情，主席把主要精力放在起草宪法的工作上。他几乎终日伏案工作，和秘书们一起讨论研究起草宪法的有关问题。由于他老人家的高度重视，起草班子人员的工作更是非常紧张，丝毫不敢懈怠，连星期日也很少休息，经常工作到深夜。
这一次主席在杭州住的时间最长，一直到第二年3月中旬才回北京。此后主席每年都来杭州，有时一年来两三次，最多一年甚至来五次。主席到杭州不是来休息，是来工作的，许多党和国家事关全局的重大事情都是在这儿讨论形成的。如改造资本主义的决定；1957年的反“右”决定；后来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全国农业生产发展纲要（简称“农业四十条”）；“大跃进”后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国民经济建设的方针；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决定（简称“四清运动前十条”）；以及关于开展 “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等。当时的杭州不仅成了全党全国政治活动的中心，也是我们警卫工作任务最重、责任最大的地方。
讨论“农业四十条”时，因为是研究农业问题，没有叫公安部长罗瑞卿参加，直到会议快结束要通过决定时，才叫他来杭州。会议代表住在大华饭店，因为住房紧张，罗瑞卿同志被安排在老北楼楼梯口的半间房里。他对农业纲要内容很关心，大会讨论时，还提出要加一条，即把农村“地、富、反、坏、右”这些当时作为专政对象人员的管理和教育工作，也列入农业发展纲要的内容。主席肯定他说的这一条很重要，还在大会上表扬了罗瑞卿同志。因此，原本只有三十九条的纲要，加上罗瑞卿提出的这一条，就成了四十条。
主席办公累了，我就劝他多多休息，有时陪他一起散散步。他说：“此次来杭州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把过去在战争年代养成的白天睡觉、晚上办公的习惯改变一下。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改，可是效果不好，旧的习惯势力太顽固了，看来，要一下子改变长期形成的习惯是很不容易的。”我也看出主席晚上没有睡好觉，眼皮有些红肿，偶尔还显得有点烦躁。因此，我根据自己的经验，请主席去爬山，认为这种方法会对主席的睡眠有所帮助。
毛主席“失踪”事件
毛主席在杭州期间，兴致勃勃地参观了玉皇山、北高峰、莫干山、城隍山、北山、钱江果园、五云山、狮子峰、天竺山等地方，杭州市周围所有的山几乎都爬遍了，有的地方还去过多次，而且差不多每个星期出去一次。他对杭州秀美壮丽的自然风光赞叹不已，有诗为证：
五云山上五云飞，远接群峰近拂堤。
若问杭州何处好？此中叫得野莺啼。
五云山在杭州西南方向，钱塘江北边，离市区有七八公里，如今属于城西风景保护区。这里群山连绵，风光宜人。我陪主席先后去过那儿两次。一次是从钱江果园经狮子峰、五云山到天竺山。主席意犹未尽，又一次直接上五云山，从龙井茶主要产地梅家坞下来。这首诗是主席第二次上五云山后的即兴之作，没有公开发表，却表达了他对第二故乡杭州的深情热爱。
主席每次来杭州，差不多都要抽时间去爬山。有一次还出了意外，搞得大家十分紧张，我也因此挨了批评。
那天下午六点钟，该是主席吃饭的时候了，可是他还没有回来。住地工作人员打电话到主席办公的地方询问，回答却是主席下午四点半就出去了。问罗瑞卿、杨尚昆，他们也不知道。七点钟时，主席还没有回来。罗瑞卿和杨尚昆急忙赶到刘庄，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但谁也说不清楚。他们担心主席去了偏僻的地方，会遇上意外的事故。那时没有随身携带的通讯工具，罗瑞卿、杨尚昆急忙派几路人马出去寻找，同时又打电话到几个公安执勤点查询。晚上八点多，仍旧没有主席的踪影，也没有任何消息传来。罗瑞卿、杨尚昆急得团团转，头上直冒汗。万一有个什么三长两短，这天大的责任谁能承担得了！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下午，时间已到四点半，主席从办公室里出来，唤我道：“老毛病又犯了，昨天晚上没有睡好觉。我们出去走一走吧。”
天已晚了，到哪里去比较合适？主席的个性是说走就走，不容迟疑。我脑子里迅速思索着，最终决定到钱塘江边上的钱江果园去。那里的梨花已经开了，地势比较平缓，山坡不陡，路也不太远，转一下回来吃晚饭还来得及。
我们一行数人立即陪主席乘车来到钱江果园。主席健步登上北边的山坡，回身南望，眼前是一片雪白的梨花和长势良好的小麦、油菜，空气中散发着甜甜的清香。主席显然很高兴。我在前面带路，主席在后面走。我知道主席走路有个习惯，就是从不走回头路，所以，我特意从山坡的西侧带主席上坡，然后从东侧带主席下坡。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果园转一圈，估计六点钟能够回家。
主席知道了我的意思，停住脚步，朝我笑笑说：“要回家？还早呵！你们不累吧？继续往前走。”说着，他迈开大步朝狮子峰方向走去。他在前面快步走着，我们不知道他还要走多远，只好在后面紧紧跟着。到了狮子峰顶，主席才歇下脚来。这里是狮峰龙井茶的产地，坡地上，一层层，一片片，远近几千亩茶山，被早春的夕阳映得格外醒目。主席活动活动胳膊，深深地呼吸着茶山清新的空气。
接着主席又向五云山方向走去。这时太阳快落山了，我想劝主席回家，但主席不走回头路，继续往前走，路还长着呢。我心里暗暗着急。五云山是这里最高的山峰，海拔近四百米。上了山，主席伫立山顶，举目远望，一览众山小。太阳落山了，西边天空中映出大片彩霞，南望钱塘水，滔滔东去，东眺西子湖，平明似镜。五云山顶有一座庙，主席和我们在庙前拍照留念。相一照完，天立刻暗下来了，我催主席抓紧赶路，因为下午出来家里不知道。已经过了吃饭的时间，还不见主席回家，他们肯定要着急。可是主席说“不忙”，他点上一支烟，悠悠地吸着，安详地看着五云山下暮色苍茫，峰峦起伏，烟云缭绕。主席丝毫没有想走的意思，不知是被眼前的景色吸引住了，还是在思考什么问题，或者是在酝酿一首诗词。
大家都感到累了、渴了，主席却丝毫没有疲劳的神色，下了五云山，仍然大步朝前走着。这时我们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既不能走回头路，也没有地方绕近路。过了五云山，只有天竺山一个方向可去，北京来的几位警卫干部已辨不清方位，我虽没有到过这里，却还知道大体方位。出于对警卫工作的敏感和警惕，我和他们一样，内心很是紧张和不安。四周是荒山野岭，走的又是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有些路甚至被水冲毁了，根本无路可走。天已全黑，我们几乎在摸黑行进。不一会儿，前面似乎无路可走了。我说：“主席，不行，前面没有路了。”主席不慌不忙地说：“鲁迅说过，路是人走出来的，这里没有路，我们给杭州人民走出一条路来。”主席的个性是从来不怕任何困难，越是困难越要挑战。他加快步伐往前走，越过几道被大水冲刷过的土坎和乱石，上了陡坡。由于树木十分茂密，只有零星的几点星光射进来，主席两手搭着我肩膀，而我仅凭脚底微弱的感觉，一步一步探着往下走。因为是陡坡，泥土又潮湿，有点儿打滑。主席个头高大，分量压在我肩膀上，真担心脚底打滑就要和主席一起滚下山去。我挺直腰板，稳住全身，一步一步往下挪移着。我思忖，主席为什么喜欢在这荒山野岭中赶夜路？估计他是在寻找战争年代昼伏夜行与敌周旋的那种感觉。
过了五云山，又上了天竺山，这里地势比较平缓，荒草中的小路依稀可辨。主席在路旁一块大石头上坐下稍稍休息。幸亏有个警卫员身上带了一壶水，给主席喝了两杯。我身上都被汗浸湿了，大家也饥渴难耐。但看到主席这么大年纪了，走了这么多路，还没有疲劳的表现，谁都不再说声累，个个显得精神振作、毫无倦意。
我赶紧叫人到上天竺的浙江省公安干校给住地打电话，告诉主席现在的方位。焦急万分的罗瑞卿、杨尚昆，立即赶到上天竺把主席和大家接回去，到达住地已是夜里八点半了。他们为主席“失踪”四个小时虚惊了一场。罗瑞卿同志对叶子龙和我发脾气，批评我们不打招呼，太大意，还特别叮嘱我：“对主席的安全，不能有半点疏忽。”
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
飞凤亭边树，桃花岭上风。
热来寻扇子，冷去对佳人。
一片飘飘下，欢迎有晚鹰。
这是毛主席1955年在杭州写的一首诗《五律•看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公开发表后，大家都说这首诗是对杭州湖光山色的赞美。光从字面上看，这种说法无可非议，是可以接受的。其实不然，主席 是在批评我们的警卫工作。他对警卫工作脱离群众的做法十分不满，用写诗词的方法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主席三上北高峰，都是在第一次来杭州那段时间。主席有不走回头路的习惯，于是我们分别从北高峰的正面和东、西两侧爬上去，再从不同方向下山。主席为什么对北高峰特别感兴趣，连去三次？我想北高峰是杭州近郊最高的山峰，主席喜欢登高望远，站在北高峰顶，放眼远眺，湖光潋滟，山色空濛，滔滔钱江，烟波浩渺。主席有诗人气质，对这景色的感受肯定和常人不大一样。
社会上有人传说，过去一些小报也捕风捉影，说主席在北高峰的庙里抽过签，说他有帝王之相。那是胡编乱造。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陪主席去北高峰，是从北高峰的正面即灵隐寺后面，经上天竺过韬光寺上去的。李敏和毛远新也跟去了，当时他们都还是小孩子，对天竺庙里有人抽签算命感到很新奇。主席上山热了正在擦汗，毛远新、李敏跑来对主席说有不少人在庙里抽签算命的事。主席教育他们说，那是迷信活动，等他们长大就见不到了。主席的意思是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封建迷信活动很快会被取缔，他想让孩子们把它作为一种生活体验去接触面对。
另一件有趣的事是，当时担任中央政府副主席的高岗1953年10月来杭州时，我陪他去玉皇山，他不仅在玉皇庙抽了签，是个上上签，说他是大富大贵之人。当时他非常高兴。可是不到一年，因高饶反党集团的阴谋败露，不久就自绝于人民，成为历史的罪人。
第二次登北高峰是从玉泉经凤来亭过桃花岭然后上山的。天色已晚，山下炊烟缭绕，正是农家点火做饭的时候。我们路过一户农舍，只见门户紧闭，不见一人。尽管事先我就知道这种情况，心中仍觉得有些矛盾和不安。主席外出，既要确保绝对安全，又要能够接触群众，如何处理好其中关系，需要在工作中不断努力和探索，但离主席的要求还是很远。主席和我们站在农舍旁的几棵大松杉下休息，松杉长得高大挺拔，树冠大，冬天不落叶，等到春天长出新叶时，风一吹，老叶纷纷落下。主席站在树下闷声不响，似乎在思考什么问题，我则准备挨主席的批评。这时，忽然从房后跳出一只大公鸡，它见人也不害怕，迎面向我们走过来。这时主席才笑着对我说：“厅长，厅长，你把群众管住了，却没有把大公鸡管住。是它不听你管，还是你管不住它？我们到这里，没有群众欢迎我们，却有大公鸡欢迎我们呢！”主席用这种风趣的方式批评我们，表示对警卫工作脱离群众的不满。
主席第三次上北高峰，是从留下镇老东岳上去的。那条路用石板铺成，年深日久，多有破损，而且路面长满杂草，相当陡，两旁没有树木。虽然已是三月中旬，天气晴好，空气却有些闷热。登山时主席不住的冒汗，于是他敞开衣裳，拿着扇子扇个不停。当时国内阶级斗争仍然尖锐复杂，浙江又是蒋介石的老巢，敌人的破坏活动很频繁，中央指示公安机关要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破坏捣乱。因此，我们对主席的警卫工作特别留心。为保万无一失，凡是主席活动经过的地方，我们都要做充分的准备工作。那天上山前，我们事先派人对游人做了疏散和布控，主席一路上见不到群众，自然很不高兴，也不吭声。那首《五律•看山》的诗，估计是那天打的腹稿。
主席在诗中写的“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指的是他三次登上北高峰，俯望杭州城，却不见一个老百姓。北高峰上，只看到“飞凤亭边树”，吹到“桃花岭上风”。本来是人们来往休息的地方，此时却见不到一个群众。凤来亭、桃花岭，原名飞凤亭、桃源岭，主席在诗中把名称改了。“热来寻扇子，冷去对佳人”两句，意思是冬去春来，杭州西湖美不胜收。记得二上北高峰时，他在大松杉树下休息，春风吹来，“一片飘飘下，欢迎有晚鹰”，门户紧闭的农舍旁，只有一只大公鸡来欢迎他。主席由此感受到，作为领袖人物、党的领导干部，现实生活中，思想上、感情上如果不能和群众紧紧连在一起，以致脱离群众、远离群众，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毛主席时刻不忘教育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和主席在一起，听他日常的谈话，哪怕是一件小事情，他都会引出一番深刻的道理来，让你不知不觉中接受他的谆谆教诲。记得主席初次来杭州的第二天，说要出去走走，我于是陪他去云栖，就是陈云同志后来题词“云溪竹径”的地方。我们从入口处一直走到最里边，那里环境清幽，满山修竹，溪水潺潺。繁忙工作之余，到这里走走，主席非常高兴。他走路有个显著的特点，抬头挺胸，双目远视，不看脚前的路面。哪怕脚下坑坑洼洼，也不理睬，只管跨着大步往前走。我走在前面给主席带路，当时路面高低不平，长满杂草，路中央还有一堆粪便，我怕主席只管抬头走路踩着粪便，便提醒他：“主席，当心前面有粪便。”主席停下脚步，朝我笑着说：“你大概不是贫下中农？”我回答道：“我是中农。”主席说：“过去没有干过农活吧？”我说：“小时候在地里干过轻便活，重活没有干过。”主席说：“怪不得你害怕大粪。农民看到了就会把它捡起来，拿回去当肥料，给庄稼施肥时还要用手抓大粪。路上看到大粪有什么好害怕的？”虽然主席说的是一件平常小事，像是在跟大家开玩笑，但又意味深长。他时刻不忘劳苦大众，借各种机会教育我们永葆革命本色，不要忘本，不要脱离人民群众。
还有一次，主席晚上没有睡好觉，提出要去爬山。于是，我们决定去爬玉皇山。那时玉皇山下有滑竿，是给上山游客乘坐用的。主席在杭州爬了那么多次山，从来不肯坐轿。主席不愿坐轿，我们就悄悄从留下军队驻地那里调来两匹马，爬到中途累了让他骑马上山。主席见后面有两匹马，问是干什么的，知道我们的用意后，很不高兴，说是爬山还要去部队调马，不像话，命令我们立即把马送回去。
主席登山不坐轿，中央的老同志来杭州登山也从不坐轿。记得有关方面为此事还专门请示过毛主席，他说，老同志爬山，轿子不要坐了，爬不动了，可以休息一下，慢慢爬。坐轿子上山，群众影响不好。
不久，玉皇山下抬游人上山的轿子，就被杭州园林管理部门取缔了。
毛主席在浙江调查研究
解放初期，浙江和全国一样，是国民党丢给我们的一个烂摊子。作为一个人多地少的省份，不仅农业生产基础条件差，耕作管理方法落后，而且旱灾、水灾、风灾、虫灾连年发生，粮食产量很低，全省农村平均一年有三分之一时间严重缺粮，农民生活十分困难。当时全国农业生产情况也很差，这对农村的稳定和新政权的巩固是个很大的问题，毛主席对此忧心忡忡。他反复对我们说，共产党打江山，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解放前浙江是个缺粮省，今天我们一定要尽快扭转这种局面，首先让老百姓吃饱穿暖。
毛主席不仅多次找省里领导了解农业生产情况，还亲自深入农村搞调查研究。1954年初的一个早晨，主席工作了一个通宵后，说要去新登看看那里的农业合作社。天刚蒙蒙亮，人们还在睡梦中，主席和我们随行人员分乘四辆汽车来到新登，下车后，我们一行又步行了三华里。那时天气很冷，路边积水结了冰，脚踩在路面的冰碴子上格格作响。主席手拿着竹竿，健步走在前面。不久，我们来到路旁的一个自然村，我请主席戴上口罩后，他便大步进了村。这个村有十多户人家，大多姓王，村旁有一个舂米的水碓，因此名叫王家水碓村。1953年初，村中大多数农民自发组织了农业合作社。村口，我们碰见了一位老大娘，和她拉了一会儿家常后，便朝着她所指的民兵连长兼会计的王关林家走去。
主席亲切地问了王关林的姓名、年龄、家庭出身和生活情况。王关林一一作了回答。接着主席又十分仔细地询问了农民是否都是自愿入社，耕牛、大型农具如何折价，土地如何评产入股，如何参加分红，如何记工算账等问题。王关林说：“农民入社是自愿的，年终分配都是按政策办的。原来有几户中农担心吃亏，开始不想入社，看到我们增产增收，后来都主动要求入社。”主席高兴地说：“还是组织起来好，合作社增产增收了，大家就会自愿参加。”王关林还告诉主席：“合作社成立后，社员的劲头很大，起早贪黑兴修水利，改造田地，生产很好。过去水稻亩产只有两百斤，现在可达到四百斤。今年在农业部门指导下，开始试种连作莰稻，改单季为双季，产量还可以提高，估计亩产可达六百斤。”主席了解了连作莰稻的插种时间与方法后说：“好，这要好好地推广。”
由于主席戴了口罩，王关林没有认出眼前这位和他亲切交谈的人就是毛主席。随着王关林家门前的人越来越多，我催主席回去，主席说不忙。他又向大家问了农业合作社的一些情况，回答都和王关林说的差不多。主席和农民在一起交谈，彼此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距离，就像回到老家一样，临走时不少干部群众拥着把主席送到村口。直到二十年后，王家水碓村的农民才知道，那年冬天到村里来调查合作社的大首长就是毛主席。
离开王家水碓村回来的路上，主席说，“我们是个人口大国，发展农业是当前要务。农业搞不好，国家工业化就是一句空话。”他还说，“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是不能脱离的，那种心中没有农民的倾向和恶习要坚决克服。”
主席为了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及早解决广大农民的温饱问题，达到了寝食不安的地步。五十年代，他来杭州工作期间，先后去过萧山、德清、绍兴东湖农场、杭州郊区等地农村，不仅听取当地领导汇报，还亲自走下农田，步入农家，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主席搞调查研究，从不满足于听汇报、看材料，他常说：“别人吃过的馍不香。”每次听汇报，从不要我们按照事先准备好的材料汇报，通常是主席一边问我们一边回答。主席问得很具体，要求你回答得也要具体。如果具体问题回答得不清楚，主席就会说：“领导干部一定要熟悉情况，多搞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尤其是一把手，每年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到基层去搞调查研究，这样才能真正取得主动权。”因此，主席每到一地，开座谈会之前，我总是事先把要求告诉参加对象。这确实是检验干部的好办法。那些平时工作深入的人，听到主席这个要求时感到很踏实，不管主席问什么，在他领导的那个范围内都能做到心中有数；而平时作风浮夸的干部此时就会急得满头大汗。
1959年8月21日，中央办公厅下达通知，主席在庐山会议结束后途经金华时要召集地、县委负责人开座谈会。我立即赶往金华，准备迎接主席并确定地委和兰溪、永康、金华、诸暨负责人参加座谈会。座谈会是当日下午五时进行的，主席专列上等候的五位地、县委负责人，个个非常紧张和激动。我告诉大家见到主席和汇报情况时要注意的事项，五点整我带他们来到主席办公车厢。这时，主席已在车厢门边等候了，他见地、县委的几位同志傻愣愣地盯着他，就主动伸过手来和大家一一握手问好。坐下后，我逐个向主席作了介绍。主席在纸上一边记，一边问每位同志的年龄、籍贯，何时南下的，生活是否习惯。他老人家平易近人的作风很快使大家紧张了半天的心情放松下来。
座谈会上主席问得最多的是农业生产问题。他问得十分具体，开始大家回答问题有点迟迟疑疑，主席显然不太满意，加重语气说：“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讲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在主席的鼓励下，县委书记们讲了不少实际情况。如汇报到生产指标过高时，主席说：“指标要留有余地，不要说大话，吹大牛，切不可光听上面那一套。”当汇报基层干部作风时，主席严肃地指出：“千万不可高指标，放空炮，强迫命令假汇报。”他们汇报说，群众对公社搞“一平二调”、生产队办食堂有意见，大家把食堂打的食物，回家重新烧，浪费人力物力。主席又问了其他县委书记，回答都是同样的情况。主席坚决指出：“群众不愿意办食堂，就应当解散。”还说，“集体的东西不能随意调拨，要按劳分配，等价交换，互通有无。”我把主席的谈话内容向浙江省委作了汇报，省委领导听后有点儿吃惊，没有对主席的指示进行进一步讨论。
主席还问永康县委书记马蕴山：“你们永康什么最出名？”马蕴山搔了一会儿头皮说：“永康五指岩生姜最出名。”主席笑着摇摇头说：“不是什么生姜最出名，而是你们永康方岩山上的胡公大帝，香火长盛不衰，最是出名的了。”大家对主席渊博的知识和惊人的记忆力深为叹服。“其实，胡公不是佛，也不是神，而是人。他是北宋时期的一名清官，他为人民办了很多好事，人民纪念他罢了。”随后，又语重心长地说告诉大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很重要啊！”
主席离开金华北上，随即又找了诸暨、萧山县委的领导了解农村和生产情况。此前，主席在庐山下来经上饶时，也召集过地、县委负责人开座谈会。他有针对性地调查研究，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实际情况。回北京后不久，中央办公厅就印发了主席给全国农村生产队以上六级干部的一封信，很快，大办食堂、不切实际的生产高指标、基层干部浮夸作风等问题也得到了及时制止和纠正。
主席不仅注重听取正面意见，更加注重倾听不同意见，尤其是反对的意见。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的困难。为了搞清原因，研究对策，主席向全党发出号召，把1961年作为调查研究年。他不仅以身作则，和全国人民一样艰苦生活，还把身边的秘书和工作人员分成三个组，分别到浙江、广东、湖南农村搞调查研究，并且规定每个工作组要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大队和一个最差的生产大队。田家英率领工作组到浙江时，毛主席就住在杭州，他要求半个月后到广东会合，听取汇报。由于全党刚刚经过反右倾，大家的思想被束缚得紧紧的，要对当时人民公社、“大跃进”提出实事求是的批评意见是极其不容易的。尽管如此，工作组的同志仍然向毛主席反映了真实情况，即造成农业大量减产、饿死人的原因，不是天灾，也不是阶级敌人复辟，完全是“五风”（指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对生产瞎指挥风）造成的。浙江杭嘉湖地区是鱼米之乡，这两年没有自然灾害，粮食却大面积减产，这一事实深深地触动了毛主席。调查工作从1961年初开始一直到5月份结束，在这段时间里主席时常听取汇报，采纳工作组提出的许多重要意见，并对工作组特别是田家英同志的工作表示称赞。接着，主席又亲自主持了两次郑州会议，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领导责任，深刻地分析了当时经济建设中“左”倾错误的原因，反复强调按客观规律办事，要求全党干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以免在今后的工作中再犯大的错误。
主席为什么喜欢住在杭州，中央许多重大决策为什么都是主席在杭州酝酿作出的？除了杭州自然环境优美，对警卫接待工作满意以外，从主席日常言谈中，他虽然没有公开表扬浙江省委领导，但对浙江的整体工作仍是十分满意的。在当时“左”的思潮盛行、浮夸风十分严重的形势下，浙江省委努力坚持实事求是、头脑冷静、作风扎实，广大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一直很高。关于这些，主席在杭州调查研究、深入群众的过程中是可以深深感受到的。
酷爱读书的毛主席
毛主席一生酷爱读书，不管走到哪里，总是书不离身，手不释卷。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是这样。他知识渊博，思维敏捷，谈古论今，皆成文章。我有幸能经常聆听主席的教诲，并且他同我谈得最多的话题就是读书和学习。
一次，我陪主席爬玉皇山。那时山顶寺庙里有周武王、姜太公等塑像，都是历史神话小说《封神演义》中的主要人物。主席看了看我，问道：“《封神演义》你看过没有？”我说：“在家读中学时看过。”“你知道殷纣王为什么被周武王打败？”我说：“纣王宠信妲妃，乱了朝政。”主席说：“不对。纣王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在军事上采取分兵把守、消极防御的办法，而周武王用的则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所以，纣王败了，周武王胜了。”主席又说：“看来，蒋介石没有看过《封神演义》，要么看了却没有真正看懂。蒋介石搞的是分兵防守的办法，我们则集中优势兵力，所以他被我们打败了。”主席博古通今，为我所用，随便抓住一个话题，常常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主席还问我：“你看过《三国演义》吗？”我说：“在济南读书时看过。”主席又问：“你知道关羽姓什么？”我随口说：“姓关。”主席说：“不是，关羽原来不姓关，也不叫羽。因为关羽生性仗义，在家乡杀了人，被官兵追捕。他逃到潼关，但出关要登记姓名，签字画押。为了安全，他便指关为姓，以羽为名，比喻自己像鸟一样飞出潼关。所以，后来就叫关羽。”主席的话引起了我的兴趣，事后，我特地查阅了鲁迅写的《古代小说史考》，也咨询了历史学家，都没有查清楚。关羽原来到底姓什么，至今我也不知道。
毛主席读书很勤奋，可以说读书成了他的“一癖”。他睡的床与众不同，一边堆着各类书，一边是睡觉的。他的办公桌、休息室，甚至洗手间里，都放着书。毛主席初来杭州时，我不熟悉他的读书习惯，为他整理书籍，毛主席看到后，立即过来阻止。他说，书是用来读的，不是装饰门面的。有些人把书锁在书橱里，实际是不看的。我们要做工作，没有多少专门的时间读书。我到处放书，随手拿来，读上一页一段，多方便啊！
有一次，我们陪主席去绍兴游东湖，主席一路兴致勃勃地与我们谈《红楼梦》，结果湖未游成，谈书倒谈了两个小时。
据我观察，主席读书非常认真，常常在书页中圈圈点点，作旁注眉批，写评论。他读书很多，涉及范围很广，包括哲学、文学、史学、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真是博览群书。他经常向我们讲唐代杰出文学家韩愈、柳宗元勤奋治学的精神。他说，韩愈的《进学解》是篇好文章。“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这是很有道理的，要获得精深的学识，就得靠一个“勤”字。
毛主席谈到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时说,屈原如果再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产生如《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中国状元写不出好东西，好的文章通常是那些不得志的人、穷秀才写出来的。
毛主席还以杭州西湖的六合塔作比喻，说明做学问先要打好基础，然后“再一层一层地叠起来”。
毛主席的这些谈话和比喻，对我们教育很深。在繁忙的公务中，毛主席还那么勤奋读书、刻苦学习，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学习呢？
毛主席读书，很重视开动脑筋思考问题。他常常用孟子的话来启发我们：“心之官则思”，大脑这个机器的作用是专门用来思想的，它是加工厂，凡事应该用脑筋好好想一想，多想出智慧。要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必须提倡积极思索，学会分析问题的方法，养成勤于思考的习惯。
主席十分重视把读书和调查研究结合起来。他对我说，住在北京出不了好东西，要经常到下面去，到群众中去，走一走，看一看，调查实际情况，呼吸新鲜空气，为“加工厂”收集原料。他经常向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基层干部作调查。在浙江视察期间，他主动深入基层；在杭州小营巷，他走进普通居民的家，详细询问街道卫生和群众生活情况；在省农科所，他扶犁耕地，饶有兴趣地听取农机科研工作的汇报；在省军区后勤部的油库和金华驻军的连队里，他和解放军战士亲切交谈，关心他们的成长；在富阳新登、萧山西兴，他下田察看水稻、蚕桑、络麻、油菜等农作物的生长情况，设想如何发展农业生产问题；在金华双龙洞水电站，他仔细察看水电机组设备，热情赞扬工人们的自力更生精神；在列车车厢里，他接见金华、兰溪、永康、诸暨、萧山等县委书记，向他们调查有关农村工作的重大政策问题；在杭州住处，他亲自提名，请上海的几位著名专家和教授，来杭州共议大政方针。毛主席这种不耻下问、虚心向群众学习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1959年冬1960年春，毛主席主持读书小组的陈伯达、胡绳、田家英、邓力群等人，在杭州丁家山聚会，华东地区省、市委书记也参加了。会上，主席发表了很多重要讲话，田家英负责记录整理。由于长期工作的关系，我和田家英十分熟悉，他经常把整理好的主席讲话拿给我看。我看后常常把主席讲话的要点摘录下来，觉得这是我学习的绝好机会。想不到在“文化大革命”中，这成了我盗窃党和国家机密的重大罪状。
在理论联系实际中，毛主席不仅重视正面经验，而且十分注意反面的经验。1957年，毛主席在杭州准备接见外宾，外宾未到之前，他问我，“你犯过什么错误没有？”因为问得突然，我有点茫然，回答说：“政治上的错误没有犯过，工作上的错误恐怕不少。”主席说，“你没有犯政治上的错误，这就是你的缺点。”我疑惑地说，“党内一些领导干部犯错误，中央发了文件，我们都认真学习了。”主席语重心长地说，“那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只有正面的经验还不行，还要学会接受反面教育。人不要怕犯错误，比如小孩子学走路，摔跤就是犯错误，可是不摔跤就学不会走路。人要有正面的经验，也要有反面的经验。只有接受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才是全面的。”毛主席的这段话，至今铭记于心。
毛主席爱听京戏
主席工作之余，活动时间很少，内容也很单调，除了爬山，就是游泳，他通常是晚饭后，在南屏游泳池里游上个把钟头。夏天还游钱塘江。那时，钱塘江水深、流急、风大，但主席喜欢大江大河、大风大浪。我陪主席游钱塘江，他每次都是兴致勃勃，风浪越大，他越高兴。
星期六的晚上，通常情况下，主席也参加住地举办的舞会。江青也来，她各种舞都跳得很好，舞场上她是当之无愧的舞星。主席跳舞很随意，只是跟着舞伴随着曲子走步。他总是到得最迟，离开最早。因为主席的办公时间大多在晚上，每天有很多重大事情在等他处理。
主席闲暇时间很少，听京戏是他休息时最大的乐趣和精神享受了。当时所有京剧名家的唱片，他那里都有。主席极少观看京剧名家演出，生怕打扰别人。身边的工作人员搞了一些唱片，平时没有工夫听，只是吃饭时听上几段。主席有一个特点，干什么都很投入，听戏也一样，高兴时还跟着唱片哼上一段，有板有眼的，唱得真不错。主席最爱听老生戏，尤其是言、马、谭、高老生四大派的戏，百听不厌。如言菊朋的《卧龙诸葛吊孝》、马连良的《借东风》、谭富美的《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高庆奎的《逍遥津》，他都能一字不落地背唱出来。
主席在北京几乎不看戏，来杭州期间倒是在杭州饭店的小礼堂里看过几次戏。比如，小七龄童的《追韩信》等。看宋宝罗的《朱耷卖画》时，宋宝罗一边唱，一边画大公鸡，一段唱毕，一只大公鸡也画好了，当场送给主席。主席还看过越剧《双下山》、婺剧《吕洞宾戏牡丹》。他说，这两个剧种都不错，应当好好提高和发扬。婺剧本来是金华地区的小剧种，没有什么影响。1962年进京参加全国地方戏会演，得了奖，从此名声大振。
主席知道我也喜欢京戏。一次在从杭州去江西的火车上，我陪主席吃饭，正在放京戏唱片，是筱爱茹的《辕门斩子》和《二进宫》。主席问我：“你熟悉筱爱茹吗？”我说，“在济南读书时，星期天经常跑去看她的戏。她是济南戏曲学校的老师，很有名气，也很爱国，日本鬼子侵占济南后，她坚持不上台唱戏。不过她有抽鸦片的坏习惯，后来听说病死在滕县。”主席听后十分惋惜。
还有一次我陪主席去上海，他想听京剧言派的戏。当时言菊朋已去世，言少朋又不在上海，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找来一位言派的票友唱《卧龙诸葛吊孝》。这个票友长得很胖，扮相不像诸葛亮，唱得也一般，但主席一直看完了才走。
主席不仅爱听京戏，还懂戏，对京戏有不少研究。对京戏人物上场下场，锣鼓点子时间太长很有意见，说上场就那么几个动作，按按帽子，捋捋胡子，摆摆水袖，用那么长时间。下场呢，连抬轿子的轿夫都下场了，还一步一摆地慢慢走下去，而且骑马也是那个台步，走路也是那个台步。
《苏三起解》中唱道：“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未曾开言我心惨，过往的君子听我言。哪一位去到南京转，与我那三郎把信传，纵使苏三把命断，来生变犬马我当报还。”其中“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那两句台词，主席认为意思不通。苏三既然离开了洪洞县，怎么还在大街前？应当是“苏三要离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才通。主席说得有道理，可是至今这两句台词仍然那样唱。
京剧《空城计》中，诸葛亮在城头上唱：“城外的街道打扫净，准备这司马好屯兵。诸葛亮无有别的敬，早买定羊羔美酒，犒赏你的三军。到此就该把城进，为什么犹疑不定进退两难为的是何情？左右琴童人两个，我是又无埋伏又无有兵。”对“又无埋伏又无有兵”这句，主席说，“兵”和“埋伏”是一个意思，埋伏就是兵，兵就是埋伏。应该是“内无埋伏外无救兵”或者是“既无埋伏又无救兵”，不能说“又无埋伏又无有兵”，这句话不通。
主席讲《辕门斩子》中的杨延昭穿白袍，不穿紫袍，不符合当时历史情况。像杨延昭这样的官在家时应穿紫袍，而且他穿白袍同戏里唱的内容也对不起来。八千岁向杨延昭讲情时唱：“那时节不是我将你来保，焉有你今日里玉带袍。”杨延昭唱：“那一阵我杨家得到关照，论功劳才挣下这玉带紫袍。”这个事我后来还专门作过考证。“文化大革命”中岳飞庙拆了，岳飞像砸了，“文化大革命”后群众强烈要求重建岳飞庙，重塑岳飞像。我请杭大历史系教授查一查当时历史，岳飞应当穿什么衣服。他们说，应当穿紫袍。岳飞和杨延昭都是宋朝的一二品官，应当都穿紫袍。可是不知为什么，如今上演的《辕门斩子》中的杨延昭还是穿白袍。看来，成了习惯的东西，即使错了也难改。
1959年三四月份，毛主席来往于沪杭之间，并于4月6日至10日在杭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刘庄、汪庄还未改建好，于是主席办公、休息的地方都在南屏游泳池。一次，我陪主席游泳后吃饭时，他因为知道我喜欢京戏，在山东根据地时又演过京戏《黄鹤楼》中的周瑜，就问我周瑜是怎么死的。我说是被诸葛亮气死的。他说，不对。周瑜不是被诸葛亮气死的，而是被孙权气死的。孙策死后，他的老婆大乔年纪很轻，住在后宫很寂寞，因此，大乔经常请小乔去陪她，有时周瑜也陪小乔去后宫看大乔。他去的次数多了，在后宫留的时间又长，因此，孙权对周瑜很有意见，但又不能当面讲，就处处刁难他，给他脸色看。再加上军事上不断失利，一再败给诸葛亮，孙权对他的看法更大，脸色更难看。周瑜是个十分高傲、器量又小的人，哪里受得起这种屈辱，忧郁成疾，不久就病死了。
毛主席视察小营巷
1958年1月5日，毛主席在杭州饭店接见外宾后，准备离杭赴广州。浙江省委的同志去杭州饭店等候，看主席有什么事要吩咐。当时全国正在推行消灭“四害”的卫生运动，毛主席突然提出要看看杭州市的卫生。这时，浙江省委副书记吴宪说，小营巷的卫生搞得最好，于是毛主席说去看看。此时，毛主席的一些警卫和工作人员已提前出发去笕桥机场，他身边只有我、叶子龙等几个人。我立即告诉杭州市公安局长前去部署，并通知杭州市委书记王平夷到场。路上，我又有意识地要司机把车开得慢一些。
小营巷居民区住着两百多户居民，房屋较陈旧，大多是太平天国时期建的，一个不大宽阔的墙门里往往住着十几户人家。解放前这里卫生条件极差，人们都说那时的日子是“荒年缺柴米，丰年少棺材”；解放后，小营巷居民摆脱了贫困和传染病的祸害，“讲卫生、爱清洁”蔚然成风，成了杭州市卫生先进单位。
车子一到小营巷，毛主席走下车，便进了一户人家。主人不在，只有一个小孩，主席说：“我来随便看看。”小孩开始未反应过来，主席顺便拿起小孩的课本来翻。这时，小孩认了出来，激动地说：“您是毛主席！”主席笑了，反问道：“你看我像吗？”小孩说：“您是毛主席！”并转身到门外喊：“毛主席来了！”这一喊，人群就涌过来了。接着，主席连续走进三个墙门，走进十户居民共用的灶头间和几家居民的住房，向居民了解日常生活和工作情况。主席还在一个军属家小坐，看了当天的《杭州日报》，闲话家常，参观了居民俱乐部的墙报和菜园子。
此时，小营巷的男女老少都知道毛主席来了，大家都奔到巷子里，把墙门外围得水泄不通。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心里不免有点着急，催主席赶紧走。主席说：“还早嘛，别急。”当主席被人群簇拥着走出大门时，大门口响起一片欢呼声。好几位胆大的年轻人伸过手来和主席握手，主席立即把手伸过去。有一位白发老人想挤过来和主席握手，主席看见了，就赶紧走上前去握住老人颤抖的手，那位老人顿时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主席上了车，挥手向群众告别。人们主动地让出道来，高呼：“毛主席万岁！”
主席到小营巷视察，由于很突然，无论是卫生工作还是警卫工作，事先都来不及准备和布置，看到的都是和平时一样的真实情况。警卫工作看似仓促上阵，但预案周密，基础扎实。我陪主席一边上路，一边调动警力迅速到位，点和线上的重点早已不动声色地控制起来，主席的安全得到了保障。在群众没有事先组织的情况下，整个场面热烈而有秩序，人群拥挤而不混乱，居委主任和卫生组长也事先没有得到通知，就主动给主席带路介绍情况。这些都令主席非常满意。
离开小营巷，主席又到浙江农科所观看双轮双铧犁的操作表演，并亲自试用了这台农具。主席除了向该所所长询问农科所的工作情况，还指示要成立一个专门机构来进行农具的研究工作。随后，主席乘飞机去广州。
后来主席从广州乘飞机回北京时，空中遇到雷阵雨天气，飞机中途迫降，非常危险。此后，中央作出决定，为了保证主席出行的绝对安全，以后外出，不再坐飞机，改乘专列。
毛主席视察钱塘江堤
钱塘江在全国来说算不上大江大河，但在浙江却是覆盖面积最大的河流，可以说是浙江的母亲河，它的支流，布满半个浙江。钱塘江源出安徽省休宁县西南怀玉山脉主峰六股尖（高1629.8米）东坡，干流向东经屯溪、歙县等流入浙江。钱塘江在出口处，因其独特的喇叭形和巨大的拦门沙坎，形成了天下奇观“钱塘潮”。
1954年1月下旬，那是毛主席第一次来杭州期间。一天，他对叶子龙和我说，要去看钱塘江。我当时以为毛主席要去观潮，就说了句，现在不是看潮的时候。毛主席说，不是看潮，是去看江堤。我立即要杭州市公安局局长易成铸去选好地段，第二天下午就去了。是日，天气比较凉，毛主席穿了件大衣，我们的车子沿杭沪公路过杭州七堡(具体地址已记不清)就停下来，这里离钱塘江堤大约有六七十米。毛主席走上江堤，沿堤坝步行了足足有一里多路。这段堤坝修得比较好，可能是清朝后期修的，长方形的石块与石块之间用特制的铁条扣住。毛主席显得比较满意，但未表示什么意见。1957年春天，毛主席又提出要到钱塘江边去看看，这次我记得是到余杭翁家埠附近。当时正值农村春季作物即将成熟时期，毛主席看完江堤，意犹未尽，还走到公路旁边的油菜花田、麦田和桑园地观看。在桑园地，毛主席待了好一会儿，才乘车返回。
同年9月，毛主席来杭州，又提出要到钱塘江游泳。这是毛主席第一次提出到钱塘江游泳。我们立即踏勘现场，作了充分准备。同时，我们建议毛主席去海宁看潮，也得到了他的同意。9月11日，我们安排毛主席到海宁七星庙观看钱塘江大潮。这天，好像不是农历的八月十八日，潮水不是很大，但也还可以看。毛主席看了一会儿，回到住地，写下一首诗：
千里波涛滚滚来，雪花飞向钓鱼台。
人山纷赞阵容阔，铁马从容杀敌回。
当天下午，毛主席就到钱塘江游泳。我们坐车到大桥警卫部队驻地，乘上船，开到江中心，毛主席即下水游泳。我们都陪着毛主席一起游，逆水而上，游过钱塘江大桥桥孔时，浪高水急，水特别凉，我们都有点担心。这时，毛主席一面游，一面笑着说，潮急一点，水凉一点，没关系嘛，这样才能锻炼人的意志呢！游了将近两个小时，到闻家堰我们才回到船上。以后又去游过三四次，还有一次，陈毅副总理向毛主席汇报外事工作后，也陪毛主席一起去游泳，每次都是游过钱塘江大桥，到六合塔上船回住处。
毛主席在杭州会见重要外宾
杭州，也是毛主席会见外国党政、议会领导人及国际友人最多的地方之一。1954年到1963年，我在浙江负责警卫接待工作期间，毛主席会见的重要外宾就有二十二次（批）之多。
毛主席在杭州会见重要外宾时，我们警卫工作一般采取内紧外松的原则，严密部署，对会见的场地一一精心布置安排，反复检查落实，做到有条不紊，没有发生任何问题。1960年5月14日晚，毛主席临时决定要去杭州饭店回访金日成，还特别交代我和李银桥不要事先告诉他。当时我觉得有点为难，怕金日成没有准备，要是在休息我们怎么办？但毛主席说走就走，容不得我们考虑。我当即对李银桥说，我乘前卫车先去，到饭店后我去通报，你陪主席乘电梯慢慢上来。我刚通报好，金日成正起身准备迎接，毛主席已走到客厅门口。金日成对毛主席的突然回访有点惊讶，连声说“欢迎欢迎”！毛主席坐定后，他亲自为毛主席点了一支香烟。
毛主席在会见外宾时，风度翩翩，平易近人，谈笑风生，显得自然而亲切。交谈中，往往深刻地揭示当今世界的各种矛盾，深入浅出地阐述我国的外交路线和外交政策。他因人而异，根据会见的对象不同，引经据典，妙语连珠，总是给外宾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些外宾接见前表情拘谨，非常严肃，等与毛主席交谈后，就表现得非常轻松愉快。
确保领袖安全
主席来杭州，除了工作之余稍事休息外，主要是来这里搞调查研究，思考问题，召开重要会议，作出重大决策的。
主席在杭州住的次数多，有时一年数次，每次一般住一二十天，有时两三个月，因此，中央领导来杭州的次数也比较多。如周恩来来过三十次，刘少奇来过十次，朱德来过十二次，邓小平来过十次（“文化大革命”前）。陈云同志来的次数也很多，“文化大革命”前有段时间曾长住杭州。政治局的其他同志、国务院几位副总理等也常来。他们或来杭州参加毛主席主持召开的中央重要会议，或来汇报工作，或陪同外宾到杭州参观访问等。
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来杭州次数多，住的时间长，活动又特别多，作为浙江省公安机关所担负的警卫任务自然是非常繁重和光荣的。同时,在警卫工作中，我们培养和锻炼了一支具有优良传统和严谨作风的警卫队伍,总结和积累了许多至今仍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做法。尤其是在狠抓基础工作、提高安全质量上，我们下了很大工夫，形成了浙江鲜明的特色。
警卫工作要保卫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重要外宾的绝对安全，做到万无一失，责任大如天；同时又要便于中央领导能够深入接触人民群众，不能只强调安全而切断领导和群众的联系。两方面不能顾此失彼，必须做到有机统一。
警卫工作无小事，千头万绪从何做起？首先要从基础工作抓起。抓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开展社会基础调查，摸清社会基本情况。杭州解放后，政治和社会治安状况十分复杂，明里的敌人虽然已被镇压和管制，隐藏起来的敌人却更加危险。拿中央首长活动最多的西湖风景区来说，社会政治和治安状况就令人堪忧。那时，全市有庙宇五百余处，在西湖风景区内就有一百六十九处。住持和尚多有复杂的历史背景，如虎跑寺住持赵连海曾是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警卫组组长，不少尼姑也是如此。各主要风景点的商店、茶室绝大部分为政治背景复杂的恶霸特务所把持营业，因此，给社会治安，特别是内外宾游览西湖的安全带来极大的隐患。
在调查摸底、做到心中有数的基础上，我们提出要“打扫院子，迎接客人”。首先在西湖区，清理了包括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等数百人，对这些人按党的政策进行适当处理和安置。与此同时，我们对凡是主席有可能去的路线和地方，都认真进行调查摸底，适时采取相应措施，确保主席等中央领导的绝对安全。警卫工作的基础建设不是一劳永逸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情况都在发生变化，因此，搞好社会基础调查，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无论在平时，还是各种会议上，我反复强调，警卫工作的重点是要加强基础建设，它看似被动，但我们必须做到主动。我曾在警卫工作会议上多次批评那种工作被动应付的“马弁思想”。只有扎扎实实地把基础建设搞好了，警卫工作才能化被动为主动，对周围情况的了解做到“清如水，明如镜”，确保警卫对象的绝对安全。
西湖区是来杭的中央首长和外宾活动最集中的地方。为了确保安全，我们在及时掌握社会动态，做到心中有数的同时，还通过赎买等办法，将西湖风景区内背景复杂的主要商店、茶室收归国有。并且，在风景区内建立多个由保卫干部、党团员、积极分子自觉参与的群众化、社会化的警卫据点。
1957年4月24日晚上，在杭州视察工作的周恩来总理一个人去龙井，事先没有与任何人打招呼，又无随从。总理一到龙井，那里警卫职业点的负责人朱玉林同志便主动接待，陪同总理参观茶室，介绍生产情况。同时立即布置治保干部控制内部及周围复杂人员，保证总理安全。总理十分满意。多年来，总理经常陪同外宾去吃饭的“楼外楼”菜馆，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因此他多次称赞浙江的警卫工作基础建设搞得扎实有效。
解放初，警卫工作的条件非常艰苦，大家“凭着一杆枪、两条腿，凭着一颗赤诚之心，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保证首长的安全”。
随着国家经济恢复和发展，警卫工作的条件也不断得到改善和提高。与此同时，中央对警卫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随着人民政权的巩固，社会治安基本稳定，中央领导为广泛接触群众，要求在首长警卫工作中不要岗哨林立、戒备森严。但台湾国民党当局不放弃进行武装偷渡袭扰，并派遣特务潜入勾结残余的反革命分子进行破坏活动，为此，警卫工作形式转向内紧外松、不露行迹。这就要求我们警卫队伍要有很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那时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参加警卫中央首长的人员，严守纪律，守口如瓶，在家属面前也不说实情。因此，主席在杭州住了那么多次，召开了很多重要会议，从来没有发生过泄密的情况。一般在主席离开杭州之前，社会上是不知道的。
警卫工作的基础建设是多方面的，刚到中央工作的领导同志，来杭州时总会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浙江的警卫工作和接待工作是不分家的，都由浙江省公安厅警卫部门统一负责管理的，这与其他省、市的做法是不同的。浙江警卫工作这种区别于其他省、市的做法，也是历史形成的。从1952年成立警卫处开始，我一直主张在浙江省委领导下，警卫、接待不能分开，警卫工作必须统一领导和管理。因为警卫对象外出活动要确保安全，饮食起居也同样要确保安全，两者目的任务是完全一致的，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割开来。警卫工作和接待工作结合在一起，它的好处是不仅有利于统一领导和管理，提高工作效率，避免政出多门，互相扯皮，而且把首长安全警卫和生活起居各项任务有机结合起来，从根本上提高了警卫工作的安全质量。因此，这样做的合理性是十分明显的，也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一些外省市公安机关的同志，想参照浙江的做法，但不知什么原因，思想很难统一起来。所以，警卫和接待合一的体制，全国只有浙江一家，从解放初到现在一直没有变过。
中央领导对警卫工作的要求是很严格的，规定省委领导“不接不送，不叫不到，不给不要”。每次主席来杭只有我和少数警卫人员去机场、车站迎接他，送到国宾馆住下。日常事务均由我统一负责，省委主要领导不参加迎送，也不搞接见和宴请等客套，不准趁中央领导来浙江时提出要这要那。主席还规定，有事请省委汇报，平时不要相互干扰。主席外出时轻车简从，通常是三四辆小汽车，不鸣警笛，不闪警灯，不张扬，不扰民。主席经常突然改变行动方向和原先的日程安排是考验警卫工作基础是否扎实过硬的最好方法。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深入接触群众，客观地了解基层情况。
为确保毛主席、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来浙江的绝对安全，浙江的警卫工作在浙江省委的领导下，采取了行之有效的得力措施，我前面已讲了不少，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建立警卫机构，选调素质良好的警卫人员。
——抓警卫基地建设。现在西湖、西子两个国宾馆（当时叫刘庄、汪庄）和谢家花园（柳莺宾馆）及南屏就属于这个性质，由警卫处直接管理；根据杭州的情况，省委还决定新建了杭州饭店、西泠饭店和花家山几幢房子，保障接待的需要。浙江省公安厅还派出得力干部担任这些地方的领导。
——抓警卫基础建设。在首长经常涉足和游览的风景点等一些地方，建立职业掩护警卫网点，并定期进行培训。
——抓警卫制度建设。每次任务，都由我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明确任务，做出部署，各负其责；还在调查研究、实践的基础上，制订了住地、路线、现场、专列等警卫方案，每次任务都事先定出方案，对饮食卫生、医疗都有预案，并反复检查落实。
——为了警卫工作方便，要排除多头领导。浙江省委决定外事工作归我负责，当时我还兼任杭州市西湖区委第一书记。
这一切，目的都是为了确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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