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革反思模式的反思--巴金的反思和梁小斌的反思

文化大革命过去以后,回到权力中心又重新掌握了话语大权的各类文人,写出了各种各样的控诉文革的文章,描述文革年终中国大地是如何荒诞,描写红卫兵是如何残暴,描写人性是如何扭曲,高潮之处,不免要流两滴泪水,文末往往不忘写上"幸亏党中央的英明领导,""要相信党","要继续跟着党走"之类词作为文章结尾.
　　
　　 文人们的关于文革中叙述逻辑一般是黑白对立:他们是白的,他们控诉的对象是黑的,黑的残暴势力一度控制了光明势力,迫害了光明势力,不过最终在党的领导下,光明势力又战胜了黑暗势力
　　
　　 这和那些垃圾港台剧的叙述逻辑没什么区别,有什么区别呢,可能大家会说,港台垃圾剧是情节虚构的,而文革里的事情是没法虚构的,这当然是很直白的道理,人人都知道红卫兵这群革命小将的残暴,不容质疑,那能没区别呢,
　　
　　 可这并不能挽救文人们对于文革叙述的虚构性:那个巨大叙述框架是虚构的:叙述主体是清白的,控诉对象是邪恶的.
　　
　　 在所有泪流成河的文革叙述中,巴金是一个异类,巴金的<随想录>和一般的文人叙述模式不同,在这本书里,叙述主体不是无辜的,也不是清白的,叙述主体也迫害人,也吃人,在高压之下,叙述主体也曾经疯狂的迫害他人,一面被他人迫害另一面又迫害他人,这样模式击碎了一般文人的叙述框架.
　　
　　 在这本书里,巴金的虽然自己承认自己迫害他人,但是巴金老先生却说明,自己是被迫的迫害他人,被迫的当坏人,造反派的疯狂已由不得他不迫害他人,巴金整个随想录就是在这样的逻辑下展开的,这样叙述方式暗含了一个前提那就是:自己的本性还是好的,自己是好人,被迫当坏人,
　　
　　 巴金这样叙述更加加重了其受害者的姿态:一方面他被造反派直接迫害,比如肉体上鞭笞,人身上的囚禁,另一方面他又被造反派以另外一种方式迫害:对一个好人而言,迫使他去迫害他人使自己成为坏人无疑是一种最残酷的精神迫害.
　　
　　 这样叙述使得巴金反而比那些一般的控诉者反而更显得无辜,更显得更加给文革迫害的受害之深,巴金的忏悔从反面更深层迎合了一般文人的文革迫害叙述话语,这样以来,巴金又落入文革文人叙述话语的一般模式:叙事者永远是好人.和那些一开始就来控诉文革的人证明自己清白的人相比,巴金以一种更高明更隐蔽的手段达到了这个目的. 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巴金的<随想录>没有什么太多的反思价值,他只不过是从反的方面更加有利的配合了那些一般文人的论调:自己是无辜清白的,反而是一种巨大的倒退.
　　
　　 最近看梁小斌贴出自己博文,声明要大家撤掉掉自己反思文革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这首诗的反思经典地位,教科书一直把这首诗当成反思经典,而梁自己却觉得无法在良知上承受这样的荣誉:因为自己写这首诗时并非出于什么反思的目的,而是处于迎合,迎合权力中心变更:当年在文革插队的时候他就想通过写赞扬文革的诗歌而出名:
　　
　　 <但我的确由衷地抒发过“第一次进村”的情景，来讴歌知识青年到农村的那场运动。我记得，当“公社美景看不够”时，到底是把麦苗采在手，还是把麦穗拥在怀，我颇费心思。因为麦苗在手，是破坏春耕，而采下麦穗，又是掠取人民的劳动果实。>
　　
　　 只不过当时文革的话语帝国已被他人把持,他无法插足而已.
　　 <我在那个理想主义的诗坛上，没有哄抢到“暴风雨中的海燕”那顶桂冠。没有抢到并不说明就没有抢夺的愿望，没有抢到活的阶级敌人捡回来斗，我只抢到阶级敌人留在家里的坏思想。>
　　
　　 在文革间没有成名,到了文革后为什么成名了呢.
　　
　　 梁小斌写到:<那么，当我听到外面在敲锣打鼓地欢庆“十月的胜利”(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我为什么能在一昼夜之间(顶多过了几个礼拜)，立即把我过的那种“卷着红旗到食堂去吃饭”的质朴生活，重新说成是一个“苦难的心灵”，不愿再流浪了呢？>
　　
　　 <原来，包括我在内，均是阐释政治生活的写手。所谓“写手”，就是把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关系，揭露为阶级斗争关系，或者又依据新的时代要求，把它又还原为友爱关系，犹如那个糠菜窝头。因为它是文学的，它是以感人的面貌出现，它的基本模式是控诉。在我的诗歌那里，两种互相矛盾的声音，被乔装成为一个诗人的心路历程，蒙昧或者被迫，是掩护诗人过关的辩护词。>
　　
　　 由此,梁小斌彻底摧毁了以巴金为代表的旧文人坚持的隐蔽的文革叙述底线----洁白无暇的自我----在梁小梁小斌自我只不过是权利倒影而已,在其身上永远是权力和意识形态的话语,自身渴望成为权力,渴望发声,并没有什么善良的自我,而是其话语权欲罢了.
　　
　　 以梁小斌的反思逻辑来反思巴金:巴金无疑是虚伪的,巴金的反思也无疑是虚伪的,巴金的<随想录>只不过是另一个《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他们都是跟着时代走,跟着权力走,
　　
　　 诗人,文人总是想自己是时代的见证,其一切都是在跟着时代潮流<线形化了历史潮流>走,时代是什么呢?时代只不过是权力而已,跟着时代走和跟着毛主席走并没什么两样:都是跟着他者走,自己的意志沉默,论为权力帮凶.
　　 再反过来看文革中的知识分子:文革中的被打倒的无疑一般都是身居高位的的文化官僚和政治官僚,这帮官僚当年也是靠革命起家,是所谓的地道的革命者,否则也无法身居高位.在被打倒之时候,这些文化官僚往往还哭着辩白:自己革命一辈子了,老了却被别人革命"
　　
　　 这句话回味无穷:纳粹冲锋队最高长官罗姆在被自己战友清洗之时说到:革命总是吞噬他们的儿女.
　　 这帮官僚当年闹革命的时候,手段也是无所不用之极,对自己认为是旧的东西包括自己的亲友也是彻底摧毁,这是革命的逻辑:务必完全彻底的清除旧的(这样的思潮从五四就开始了,当时文化青年的打倒孔家店,废除汉字等等种种极端的手法在文革中一再的出现)
　　
　　 革命这样的现代线性历史发展观必然导致喜新厌旧(达尔文主义),现代的线性时间线性历史必然伴随着噬血,:新势力者吞噬所有旧有势力的血.所有旧有势力的都会被革命吞噬.文化官僚行政官僚当年如此对付他们眼中的旧派:地主,官僚,资本家,以此发家成霸.而当自己成为保守力量成为革命对象以后,革命力量又一次如此来对付自身:红卫兵要彻底摧毁旧势力的象征--文化官僚行政官僚.摧毁的逻辑正是文化官僚和行政官僚们当年自己闹革命的手段:革命要彻底,革命要除尽所有的旧派.
　　 对旧势力憎恨的反面是对新势力的热烈追捧,当年的革命者一方面对旧事物的极端仇恨,另一方面就是对新事物的极端宠爱:马克思教科书说新事物总是代表了世界发展的潮流(线形历史观线性时间在起作用)
　　 所以当年知识官僚文化官僚团结在毛主席周围,大力赞扬新事物,拥护新事物,大炼钢铁,办食堂等等之类的新事物无不是被打倒的官僚发明并衷心拥护的,特别是大办食堂(其目的是建立的一个全新的工业国家,公产国家)以及后来的三年自然灾害里饿死三千万农民,这一巨大的悲剧头一帐就应该记到这帮所谓的文化精英身上,而文化精英对此由自己对他人造成空前浩劫从无反思,而是喋喋不休在为文革自己所糟的罪流泪控诉.
　　 总体上说,文革中被打到的知识分子和红卫兵之间没有任何差别:都是革命者.红卫兵是他们被打倒的文化精英革命逻辑的最好继承者,红卫兵对付文化官僚和行政官僚的疯狂完全是来俊臣对周兴式的请君入瓮式的疯狂.
　　 也正是这个意义上,梁小斌的反思才够彻底和极端-----彻底的摧毁了那帮文人委屈的哭泣,见证着这群所谓的洁白绵羊身上粘着的巨大的恐怖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