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重新思考19世纪

重新思考19世纪[1]

韩毓海

 载《书城》2009年第7期

英国恰恰是由于其“落后”，才造成了它19世纪的“先进”；而中国则是由于其“先进”，反而导致了19世纪的“落后”。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布罗代尔（Braudel F）将1350－1650的300年时间，视为“漫长的16世纪”。这一长时段的划分，就是为了对应当时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明朝中国（1368－1644）在世界史上的辉煌地位，在他看来，所谓“漫长的16世纪”总体上看就是一个“亚洲、特别是中国主导世界经济的时代”。

与此相对应，社会史学家Arrighi G则提出了另一个长时段的分期概念――漫长的“19世纪”（1650－1915，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它标志着中国与欧洲之经济社会开始走向分道扬镳的道路，随之而来的就是：中国、亚洲的形象在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史叙述中”的全面贬值，中国和亚洲由“普遍的世界史”所指示的前进方向，由世界历史和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沦落为世界体系的边缘和“东方”，甚至“远东”。

构成“漫长的19世纪”的约300年，主要是指欧洲主宰整个世界的统治结构逐渐完成的历史过程。与基督教纪年上的“19世纪”不同，所谓“漫长的19世纪”，首先是一个以“世界体系”为着眼点的地缘政治范畴，它不是孤立地考察欧洲，而是考察欧洲发生的事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于“世界体系”的影响，因此，伊曼纽尔 沃勒斯坦倾向于用“延长的19世纪”来表述它，――将19世纪“延长”，不仅仅是更有利于考察欧洲当下的事件对于“世界体系”的“延长的影响”[2]，而更为重要的是――按照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解释――在“短促的20世纪”（1914－1991，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苏联解体）结束后，人类社会和历史仿佛又退回到了“漫长的19世纪”，――或者说，按照他的洞见，实际上，人类至今依然没有走出“漫长的19世纪”。

世界体系理论提醒我们认识到：“现代”和“现代世界”并非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个空间的权力结构，它指1500年以降世界空间结构的形成和运动，世界结构运动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武力和财富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平等和不平衡，与流行的“国际政治”视野中的所谓“全球化”不同，[3]与人们所习以为常的社会理论也有所区别，它强调世界空间结构的形成首先是统治力量强制的结果，当然，它同时也是被统治力量反抗和革命的结果，因此，世界结构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更为重要的是：它指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一定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必须“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这种所谓社会理论诉诸的“一般规律”，其实也只不过是“相对的规律”而已，同样的，以强制和革命的方式改造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随后引发、造成了生产力变动，这则是另外一种“相对的规律”，正是这两种“相对规律”的互相作用，才能说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平衡和不平衡，才能说明这种相对的平衡和绝对的不平衡，是在真实的历史运动中展开的。而且，（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如果仅仅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那么经济学就变成了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反过来说，如果只强调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经济学就变成了政治学和国家理论，――而这两者都是需要避免的。

作为描述世界体系结构在不平衡中互动的中长期范畴，一方面，19世纪被称为欧洲内部社会结构的“大转型”（Polanyi Karl），另一方面，它也被称为欧洲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与欧洲之外世界的“大分流”（Kenneth Pomeranz），就前者而言，它意味着市场关系成为唯一霸权的“市场社会”模式在欧洲的形成，就后者而言，它意味着欧洲通过一种全新的“剥夺自然的方式”来剥夺全世界（剥夺殖民地资源以及煤炭的开采）。或者说，对欧洲内部而言，这意味着以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为政治主体的民族国家的兴起，而对外则意味着帝国主义的扩张。

实际上，无论对于欧洲还是整个世界来说，在19世纪欧洲兴起的，乃是一种新的霸权形式或者“新的统治世界方式”，而绝不仅仅是一种“生产方式”和“经济模式”。居于这一新霸权核心并起着决定性作用的，首先也不是某一种新的“经济或生产”组织形式，而是以市民社会为主体的现代民族国家“政治主体”的兴起，是强权即公理的“文化霸权”的形成，是这种文化霸权以“现代价值观”的面目，通过帝国主义国家所频繁发动的战争得以普世化。――这表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这种简单化的论断，是不能解释漫长的19世纪所发生的变动的。

因此，当前世界史研究的如下观点值得重视：如Arrighi G等人指出，造成这种19世纪“大分流”或者“大转型”的关键因素，“起初并不是经济上或生产力方面的，而是军事上的”。它首先表现为中国与英国、欧洲与其他地区之间“军事和战争能力”的差别。正是这种军事和战争能力的差别，正是欧洲“军事霸权”的形成与“文化霸权”的形成，“强制性、或者说革命性地”修改并决定了欧洲人看待世界和中国的方式，从而奠定了欧洲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方式――而后才发生的欧洲在经济贸易方面独占式的“领先”和“优势”，只不过是“从质变到量变”，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欧洲看待、统治世界的方式而已。

因此，Arrighi G说：

随着近代欧洲军商合一的民族国家体制在168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中被制度化，中国的正面形象随后黯然失色了，这不是因为欧洲经济上成就有多么伟大，而是欧洲在军事力量上的领先地位。欧洲商人和冒险家们早已指出过由士大夫阶级统治的国家在军事上的薄弱，同时也抱怨过在与中国贸易时遇到的官僚腐败和文化障碍。这些指控和抱怨将中国改写成一个官僚腐化严重且军事上不堪一击的帝国。这种对中国的负面评价又进而将中国纳入西方对中国的政治想象中，从而使得中国由一个值得仿效的榜样，变成了“英国模式”的对立面，后者在西方的观念中日益成为一种意识形态霸权。[4]

实际上，Arrighi关于19世纪欧洲“文化霸权”和“军事霸权”在互相强化中突飞猛进地增长的论断，可以看作是对马克思如下观点的运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指出：构成“经济现实”的并不是抽象的“经济”，而是“物质的生产方式”与“一定的意识形式”的结合，后者包括特定的看待世界的方式、处理国际关系的方式。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构成”，既包括物质生产方式的革命，也包括欧洲资产阶级看待、统治世界的方式的转变。而在Arrighi看来，这两种变化（经济霸权和文化霸权）实际上很难截然分开。而其中欧洲军事力量在漫长的19世纪的不断发展，则是促成这种总体性变化的最鲜明的动因。

而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论述可能更为简捷精辟，他说：

从世界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之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之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资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之后。拿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来说，――在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17世纪）以后，才进行工业革命（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5]。

我认为这种描述是符合事实的，尤其是：它比简单的“物质生产方式决定论”更能真实地揭示19世纪发生的“大转折”或“大分流”的复杂性和总体性。

实际上，即使在18世纪的欧洲启蒙主义的视野里，中国的形象、特别是中国的政治体制依然还是仰慕的对象，而不是“落后”的范本：欧洲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特别是法国大革命）的根本目标就是打倒和终结封建贵族的特权制度，而消除封建割据、实现国家政令完全统一的中国君主开明专制制度，因此就成为欧洲启蒙运动所推崇的政治体制，这其实是十分自然的。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回顾欧洲资本主义的“史前史”时，曾经这样形象地说：“我们想起来了，当世界其他一切地方好像静止的时候，中国和桌子开始跳起舞来，以激励别人。”

例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经典著作中这样指出：在整个漫长的18世纪，对于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而言，“没有一个人在他们著作的某一部分中，不对中国倍加赞扬。只要读他们的书，就一定会看到对中国的赞美――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政府好比是后来全体法国人心目中的英国和美国。在中国，专制君主不持偏见，一年一度举行亲耕礼，以奖掖有用之术；一切官职均经科举考试获得；国家只把哲学作为宗教，把文人和知识分子奉为贵族。看到这样的国家，他们叹为观止，心往神驰。[6]”

托克维尔还指出，在漫长的16－18世纪，与当时处于战乱分裂的欧洲比较而言，中国政治上的统一（“大一统”）被认为是其强大的根本，它包括中国不实行欧洲式的贵族分封制度，国家统治者无需向贵族特权势力让步妥协，从而可以“不持偏见的”执政（唐之后，中国的皇子皇孙们不过是“衣食税禄”，并无形成“独立王国”之可能），也包括在中国世俗的、而非宗教的知识得以重视，“有用之术”而不是“出身”成为个人身份取舍的关键，这一条尤为科举制度所保证，特别是在1570年代之后，随着大量进口美洲白银，国税渐次收银，对官僚的支付从此为银，于是职田、公田制度渐归衰落，中央政府对于官僚――特别是封疆大吏的支配渐趋完全，而随着官僚制度遂以成熟，随着中央权力增加，随着大地主的分崩，中小地主遂得均分官僚地位的机会，其标志就是科举制度权威的确立[7]――因此，在欧洲的启蒙主义者看来，如果中国有贵族的话，这个贵族阶级也只能是“世俗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封建贵族特权集团。而且，中国已经完成了宗教的世俗化，自春秋诸子之学到宋明以来的理学都不是宗教，而是哲学，无论是作为小地主阶级（士）的意识形态，还是作为文官官僚阶级的意识形态，其支配作用表明：人们可以根据“理性的法则”而非“宗教的权威”来处理、裁判事物和协调纠纷――尽管从春秋战国到宋明，所谓“理性的法则”一直是变化的。

令欧洲启蒙思想家们叹为观止的，当然不仅仅是这种开明专制的、理性的政治制度，而主要是指中国经济在19世纪之前所占据的世界核心地位，亚洲的人口占世界的三分之二，到1775年，亚洲生产着世界上80％的产品，也就是说，占人类人口三分之二的亚洲生产着世界上五分之四的产品，而同理――到1775年，占人类人口五分之一的欧洲人、非洲人和美洲人仅仅生产着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产品。直到19世纪初，这样的事实也并没有因为工业革命而改变。

而亚洲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主要就是由于亚洲的农业奇迹，它不仅仅表现为由皇帝带头，自上而下，“一年一度举行亲耕礼”，――近代欧洲“重农学派”认为，这种亲耕的文化象征仪式背后，实际上有一整套社会发展模式在――因为中国最高统治的象征是“神农”，这决定了统治者必须象征性地“亲耕”以及与百姓“并耕”，它因而预设了一个“劳动的共同体”，甚至预设的是“不劳动者不得食”初期经济社会主义理想。[8]而根据《吕氏春秋·爱类》，“神农”的教义是这样的：

神农之教曰：‘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也。女有当年而不织者，天下或受其寒也’，故身亲耕，妻亲织。

这说明农业的发达是一个“勤劳社会”的产物，但却不意味着农业的发达将造成社会必然停留在农业社会的阶段，――农业的发达必然促使一部分过剩人口转而从事工商业，这是中国战国时代就已经发生的事实，而这导致了漫长的“重农抑商”的争论，今天，即使在商品经济极度发达的日本，其天皇依然保持亲自种植水稻的象征性传统。事实上，整个18世纪，亚洲的农业生产率2倍于欧洲，而中国南方则8倍于英国，杂交水稻的种植技术令每个欧洲的旅行者惊讶不已，18世纪20年代，法国人皮埃尔·普瓦夫尔就是这种中国农业奇迹的赞叹者之一，他所惊讶的是：为什么这么少的耕地能养活这么多的人口。皮埃尔 普瓦夫尔的中国旅行日记，后来成为推动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成为孟德斯鸠探讨中国问题的著作（《论法的精神》）的重要资料来源。

当然，中国并非独自做到了这一切，中国生产技术的领先，其实是广泛的世界交往和联系的结果，这同时表明：关于中华帝国“从来闭关自守”的看法，不过是19世纪中后期才在欧洲产生的。在《1421，中国发现美洲》这部登上纽约图书排行榜的杰作中，Gavin Menzies通过对大量的航海图的历史整理和考辨，揭示了16世纪以郑和大航海为先导的、由中国所缔造的世界经济贸易体系的形成。Gavin Menzies指出，大明船队的远航不仅是世界上第一次环球航行，更重要的是：明代庞大的船队装载着大量的学者，使得船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流动的海上实验室。而包括《本草纲目》、《永乐大典》这些百科全书的编纂，离开了大航海活动对于物种的收集、采集和编目，离开了系统的、大规模的科学调查工作，是不可能完成的。也正是通过这样的科学航海活动，大量的植物品种被引进中国，包括杂交水稻技术在内的巨大科学突破，因此最早在中国产生，这是中国农业奇迹的另一成因。而同一时期欧洲的情况则可以说是与中华帝国恰好相反，罗马帝国崩溃造成了欧洲经济和农业生产水平长期的倒退，“黑暗时代”导致的的科学和知识水平落后则加剧了欧洲的衰败，野蛮和无知更使得欧洲陷入绵延千载的军阀割据和混战。而与郑和航海所表现出的巨大的知识和科学旨趣截然相反，即使葡萄牙和西班牙为挣脱穆斯林封锁而开始的航海活动，也仅仅对金银和香料感兴趣，而对包括搜集和引进物种在内的科学活动完全不感兴趣――与中国的航海相比，后者不过就是纯粹的“海盗”行为。[9]

作为英国皇家海军的退休领航员，Gavin Menzies与500年前那位资助了哥伦布航海的葡萄牙王子亨利有着共同的痴迷和爱好：大规模地搜集和研究航海地图，密切关注航海技术的变革。也正是对古代航海地图的熟谙，使得他具有超出一般的历史学家的洞见，从而得以窥见一般研究者难以接触到的历史秘密。Menzies的研究证明：亨利王子能成为300个欧洲贵族中唯一一个愿意资助哥伦布出海的人，其实绝不是偶然的，这主要是因为亨利搜集到了联系欧洲、美洲和亚洲的航海地图，而这些海图的出发地都是中国。亨利王子要派遣哥伦布去中国，明显不是受到马可·波罗传说的蛊惑，而是根据他所收藏的航海航行线路的指引，也就是说：把哥伦布引向美洲的，是明朝航海家遗留下的海图：

As I ended my researches in the Torre do Tombo，a mood of utter confusion engulfed me. I spent a misty evening sitting in a bar on Lisbon’s waterfront，Looking out at Henry the Navigator’s statue. His enigmatic smile was one I now understood. We both shared a secret: he had followed others to the New World.

Menzies在这里所提到的哥伦布所依据的航海图，是1424年制作的Pizzigano海图，这幅航海图对加勒比海域的情况标注的已经十分清楚，而哥伦布1492年10月24日的日记中，则更为清楚地佐证说：“根据我看到的海图，那些岛屿就处在这个地方”。同时，Menzies又根据朝鲜《强理图》的抄本，证明了早在1402年，――即达·伽马环绕好望角航行前80年，明朝的船队就已经到达好望角，《强理图》是根据中国明代初年的《混一强理历代国都之图》中加以日本、朝鲜地图制作而成，这本由明代中国所绘制的海图，忠实地反映了西非海岸的形式，如果说它与今天的高精确图有什么差异，那不过就是当时的海图没有考虑到西非海岸的海流速度而已。

在这些细密的研究的基础上，Menzies指出，郑和船队并非只到达了非洲大陆的东海岸，实际上，他们绕过了好望角，经过非洲西海岸，过美洲，经马格兰(Magellan)海峡进太平洋，而后才回到中国。

无论Menzies的结论是否最终能为欧洲史学家们所广泛接受，但确定无疑的是：正是明朝的航海活动将大量美洲的食物、作物从美洲引入中国，促进了全世界范围内的物质交流，这成为促使中国率先发生农业革命的外部条件。农业的高产量－食物价格的低廉－低工资（相对高的食品购买力）－高竞争力，正是这一系列相关和递进的关系，成19世纪之前东风压倒西风，亚洲压倒欧洲，印度的棉布、稻米，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席卷世界市场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衫原熏、小泽辉智和Arrighi将这种创造出亚洲奇迹的生产方式称之为与英国后来的“工业革命”不同的“勤劳革命”，并认为这是中国经济长期领先于世界的内部条件。

所谓“勤劳革命”，主要是指通过不断寻找、挖掘质优价廉的劳动力，来刺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模式，Arrighi这样比较“勤劳革命”与“工业革命”说：第一，与向设备和机器投资不同，“勤劳革命”的模式特别强调向劳动力投资，以此培养劳动力的灵巧和协作精神，它主张“向高质量的劳动者要效益”。第二，与通过企业之间的竞争来削减成本，并最终造成大企业的高投资、高垄断的资本主义企业模式不同，“勤劳革命”的生产模式，是通过组织彼此利益相关的层层承包和转包体系，通过相关承包层之间的合作、而不是单纯强调竞争，最终将生产落实到小企业乃至家庭的灵活性、专门知识和低工资的结合上去，以这种合作的方式来不断削减生产成本。也就是说：通过壮大中小企业，而不是大的垄断企业来争取利润。

上述学者一致认为：“勤劳革命”是完全不同于欧洲19世纪“工业革命”的另一经济发展模式，这种以“劳动力寻觅型投资”和“劳动力密集型出口”为标志的经济腾飞和发展道路，就是“漫长的16世纪”以来中国经济领先世界的要害。尽管在19世纪中期，中国“勤劳革命”的发展模式被西方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扩张暂时打断，但是，196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复兴――随后就是1980年代中国经济的重新崛起――则标志着“勤劳革命”的模式的复活，今天看来，“勤劳革命”是一种真正的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它是促使世界经济摆脱资本主义模式的深刻危机，并再创世界经济新时代的根本动力所在。[10]

实际上，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开始接受如下观点：如果把中国持续千年的世界领先地位与今天的重新崛起联系起来考虑，那么中国在19世纪后约100年的落伍不过是一个偶然插曲。霍布斯鲍姆在《1789－1848，革命的年代》这部划时代的著作中也曾经这样写到：“18世纪后期，许多非欧洲的大国和文明显然仍以平等之地位，勇敢面对白种商人、水手和士兵。伟大的中华帝国当时在满清王朝的统治下，处在鼎盛时期，天下无敌。”[11]而按照Kenneth Pomeranz（彭慕兰）的统计，直到在1800年，作为欧洲经济上最先进国家的英国，在主要经济指标上仍然落后于清王朝，特别是，当时英国最权威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仍然把中国而不是英国视为市场经济的典范，中国依然被当作欧洲经济上仿效的榜样，斯密在1797年的《国富论》中肯定地说：“中国比欧洲任何一个地区都富强”――他根本没有预见到中国的经济、中国的“生产力”会走向衰落：

The improvement in agriculture and manufactures seem likewise to have been of very antiquity in the provinces of Bengal in the East Indies，and in some of eastern provinces of China.

Even those three countries(China，Egypt and Indostan)，the wealthiest，according to all accounts that ever were in the world ，are chiefly renowned for their superiority in agriculture and manufacture.

China is a much richer country than any part of Europe[12]

而斯密的上述判断所依据的也许就是费正清所指出的那个最为简单的理由：在斯密那个时代，欧洲农奴的生活状态肯定比中国的小农要差得多。――最富有启示性的，则是沃勒斯坦极其辨证的解释，英国恰恰是由于其“落后”才造成了它19世纪的“先进”，而中国则是由于其长期“先进”，反而导致了19世纪的“落后”。

沃勒斯坦在比较中英两国的土地制度时曾这样指出：自16世纪就开始的英国圈地运动，之所以一开始没有招致反抗，乃是因为欧洲原有的土地制度是与落后的“农奴制度”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由于欧洲的农奴本来就没有土地，因此，所谓圈地运动“剥夺农奴土地”的说法也根本无从说起，即欧洲的农奴本来一无所有，他们在圈地中失去的不过是“枷锁”而已。正是由于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的高度发展，才使得小块的土地所能养活的人口的数量不断增加，从而促成了大庄园制度，即欧洲那种依靠农奴劳动的封建制度在中国的不断解体，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勤劳小农和小生产者数量的扩大――因此，欧洲的农奴与同时代的中国小农处境根本不同，他们的经济地位完全缺乏可比性。而农奴土地制度和小农土地所有制之根本不同，进一步导向沃勒斯坦所揭示的著名的历史悖论：英国恰恰是因为土地制度的落后（农奴制）反而走向了先进（圈地和土地经营的资本化），而中国由于其先进（小农土地所有制的平均和平等）而导致落后（无法实行大规模的土地资本化经营）。

按照罗志田和Joanna Waley-Cohen等学者的研究，所谓“中国无视18世纪欧洲的技术发展”这种观念，其实是工业革命完成很久之后才产生于西方，随后才被投射到对鸦片战争的解释之中的，而即使在鸦片战争的时代，火车、电报、铁甲军舰等现代科技手段，对于中英双方而言也还都是未知之物，换言之，近代以来象征西方“先进”、“优越”的“船坚炮利”，到鸦片战争时代基本上还不存在，所以，当时不仅中英双方国家经济实力大致相当，所谓中英之间经济水平之先进/落后的二元对立根本不能成立，而且，即使在技术层面，所谓“现代/西方”，“传统/中国”的对立性区分也并不成立[13]。

关于小农生产和小农经济、乃至“小农”之“根深蒂固的落后性”的定见，其实也是现代制度的产物，特别是现代西方军事入侵的产物。正如历史学界的研究已经证实的，19世纪中期以来，英国工业革命的产品和商品对于由小农经济支配的中国市场而言，其实并没有真正的竞争力，英国工业革命的主要商品：棉布和呢绒，实际上在中国也均没有市场，因此，英国打开中国大门所依赖的只能是大炮和鸦片。这充分表明：真正摧毁了中国以小农为主体的经济的，并非工业革命的生产方式，恰恰相反，它一方面是英国通过战争的方式以强买强卖（特别是武装走私鸦片），以此破坏和摧毁市场公平竞争，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西方的金融垄断，而后一点尤其关键。

实际上，西方世界在货币金融方面的强势地位，在16世纪美洲白银发现之后就已经形成了，正是这种货币金融的强势，促成了西方世界通过其所掌握的大量白银货币，逐步“挤进”亚洲经济贸易体系，从而西方的“货币优势”与亚洲的“人力优势”，西方的“资本优势”对亚洲的“勤劳革命”的模式，也由此逐步奠定。而19世纪以来的大变局则又是一个根本的转折，特别是随着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一系列的战败，西方的金融货币“优势”则一举变成了西方的金融“垄断”，并且从此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一方面，一系列的战败，更使得中国背上了天文数字的战争赔款，而另一方面，中国以此开始的“富国强兵”运动，则又使得近代以来的中国通过大量向西方借款的方式深深陷入西方的债务陷阱，中国遂成为西方的债务奴隶。把中国从辉煌的顶峰推向深渊的，除了军事失败之外，就是西方的金融垄断，近代以来，西方的贷款只是养成了中国非生产性的买办资产阶级，而使得整个中国的生产活动――特别是欣欣向荣的农业生产活动，因为资金的根本缺乏、市场的破坏、买办资产阶级的腐败而陷入彻底崩溃，从而人民饥寒交迫、国家贫穷、流民四起，社会动荡。

将19世纪中国的持续衰落归咎为“小农经济”不适合工业化大生产，这种论断的所谓“科学性”可谓千疮百孔，它表明那些“最流行的结论”往往是最值得反思的东西。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孙中山以“耕者有其田”为口号的“三民主义”，还是共产党以“减租减息”、“土地改革”为先导的“新民主主义”，甚至以“联产承包”为标志的中国改革，――其首要目标都是为了满足千百万中国小农的要求，其初步方略也都是以发挥小农经济的优势来恢复中国的经济和生产，这恰恰是因为小农经济乃必须正视的中国现实。但是，的确只有毛泽东才深刻地意识到：中国小农经济和以小农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崩溃之根本原因，绝非简单地由于它作为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由于这种生产方式不符合历史潮流，由于它“跟不上时代”，中国小农经济的破产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帝国主义军事侵略和西方金融垄断的结果，因此，只有毛泽东才提出了小农要“组织起来”和“实现联合”。――而在帝国主义和民族解放战争时代，毛泽东所说的这种“组织起来”，首先就是指小农在军事上组织起来，或者说也就是以古代的“民兵制”来对抗“募兵制”（《通典 兵制》早就指出过募兵制的弱点：“事小敌脆则可用也，事巨敌坚则涣然离也。”）毛泽东所创造了“人民战争”的思想，正表明了组织起来的小农在军事上焕发出的巨大力量。解放后，毛泽东所主张的“互助合作”和“集体化”道路，其核心其实则是指小农在金融上组织起来，借以摆脱缺乏生产资金和产业转型资金的困境。这表明：要了解中国，既需要认识漫长的小农经济和小农社会的辉煌，也要看到近代小农在中国军事失败和金融破产的情况下的悲惨处境，只有认识到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都是小农的客观现实，从而才能最终认识到：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时代，小农经济的辉煌和以小农为基础的经济是不能简单地恢复的，而千百万小农要生存下去，中国要发展，就必须战胜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阶级的军事侵略和金融垄断，实行军事胜利和金融财政上的彻底自主――而认识到这一点的惟有毛泽东。

既然中国经济社会的辉煌是被西方的军事打击和金融垄断所终结，那么，我们就必须认识到军事革命和金融垄断在漫长的19世纪的重要作用。西方的军事革命，除了“军商合一”的体制外，则是海洋战争所支配的战争技术革命和现代国际法准则的确立，在这个问题上，卡尔 施密特有深刻的洞见，对此我们将另外论述，而对于金融垄断的形成，除了美洲白银开采所确立起的西方货币优势这个历史因素外，近代西方的“好战主义”，乃是促成现代信贷制度形成的真正原因，这其实也是资本主义制度起源的真实秘密。由于现代资本主义信贷制度，也起源于西方的战争筹款制度，因此，我们可以说军事革命和金融革命这二者是19世纪西方得以控制世界的要害，而二者之中最关键的依然还是军事暴力的革命，因为没有战争筹款之频繁和急需，现代资本主义的信贷制度也不可能产生。因此，战争问题或者西方军事革命，则是西方战胜亚洲和征服世界的要害，“强制”也是19世界最核心的问题。

综合起来看，Arrighi对于19世纪中英冲突的描述，即它所指出的文弱的“士大夫统治的国家”遇到了“欧洲商人和冒险家”统治的国家，――与其说是指向 “先进”与“落后”两种生产方式的冲突，不如说它更预示着19世纪欧洲价值观对于“文明和野蛮”的大颠倒：在19世纪欧洲的视野里，“文弱”成为一种罪恶，而野蛮、冒险和掠夺则成为“新道德”。与经济与社会的大分流相对应，这其实更是一种“道德与法的大分流和大转型”，正是由欧洲主导的对人类道德谱系的重新书写，才使得“武力征服和支配”成为19世纪欧洲道德的核心、法律制度的核心。用Antonio Gramsci的说法就是：它表明19世纪欧洲“文化霸权”的核心内容是“强制”而不是“交流”，是垄断而不是“竞争”，当然更不是“包容”[14]。

19世纪欧洲文化霸权的形成，在尼采的“主人道德”学说中得到最为透彻的说明和最独特的表达。《论道德的谱系》这部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一年问世（1887年）的经典著作，根本意义就在于以“宣言”的形式，宣告了19世纪欧洲价值观划时代的突破，它无情地践踏了一切人类文明既有的价值标准，并将其视为“奴隶道德”、“弱者的伦理”，而将战争、征服、掠夺、杀戮和统治，称为“主人道德”、“强者的逻辑”，认为后者才是“文明”和“现代文明”的真正实质。尼采学说以“强者与弱者”的永恒对立，彻底颠倒了划分“野蛮与文明”的价值法则，从而将欧洲19世纪张扬的“强权即公理的法则”，视为人类新的价值观、新法律观的起源，并以此重新书写了人类价值、道德谱系。

在《论道德的谱系》的开篇，尼采就大声疾呼：所谓的“文明”和“道德”的实质就是“软弱”，标榜“文明与道德”乃是十足的“弱者的哲学”，而既然“文明”实际上就等于“软弱”，那么“文弱”就是人类最大的恶德。尼采以含混的方式揭示了基督教文明“恶的起源”，在反抗罗马帝国和阿拉伯人的双重统治中诞生的基督教，一方面内涵着征服罗马和欧洲的执着野心，孕育出一个“恶”的上帝，即尼采所谓：“我13岁那年，善与恶的观念就开始追踪我；当时，我就这个问题写了我的第一篇哲学习作，我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就是：公平合理地把上帝尊为恶之父”――而另一方面，尼采又时刻呼吁欧洲必须警惕东方文明和异教的渗透和腐化：“我理解了风靡一时的同情的道德，甚至连哲学家都被这种道德传染了，弄病了，这不正是我们那变得可怕的欧洲文化最可怕的病兆吗？这不是迂回地走向新佛教，走向一种欧洲人的佛教，走向虚无主义吗？”[15]

在《论道德的谱系》中，尼采还以吊诡的滔滔雄辩，力图进一步证明“好与坏”、“善与恶”的区分，其实不过是在“骑士”与“教士”永恒的斗争中产生出来的，是“文弱的教士”用来反对和“妖魔化”“骑士精神”的弱者的武器，尼采宣称：所谓的文明、善良和仁术其实都是奴隶的道德，这统统都是奴隶和弱者战胜“强者”、“骑士”和“主人”的骗术，而历史上的一切奴隶和教士之所以要推崇“文明”和道德，“就是因为他们本身软弱无能，就是因为他们忌妒强者”。而历史上的“文明”和“道德”的谱系，无非都是弱者发明和编造出来，用以战胜强者的“软力量”，而尼采指出：只有当这些“可恶的弱者”连同其文明、道德的虚伪说辞被揭穿、这些“文明的渣滓”被强者无情的消灭干净之时，才是人类真正认识自己并获得进步和发展之日。

这就是为什么卢卡契会认为：尼采是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开创者，所谓“非理性主义”的实质就是指战争和强制，也就是强权的逻辑。尼采尽管生活在帝国主义的时代尚没有全面到来的时代，但是，他却以最鲜明和集中的方式预言了欧洲文明的帝国主义本质，《论道德的谱系》等一系列欧洲文化著作，扭转了欧洲启蒙的价值取向，它以宣言的形式，――或者说是以哲学的启示录形式，提出了帝国主义时代的文化和伦理问题。正如卢卡契所指出的，离开了尼采的神秘的和诗意的表述，我们就无法将西方现代的非理性主义文化与帝国主义的暴力实践联系起来：

尼采本人并没有经历帝国主义时期，因此，他有机会以神秘的形式――提出和解决后来时期的主要问题。这种提出和解决问题的神秘形式加深了他的影响。这不仅是由于这种神秘形式成了帝国主义时代日益占统治地位的哲学表达方式，而且是由于这种神秘形式使他能够以如此普遍的方式提出帝国主义文化、伦理和其他问题，以至于他始终是反动资产阶级的居于领导地位的哲学家，无论形式和反动派所采用的策略发生什么变化。在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之前，尼采就已经获得了这个地位，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仍然占用这个地位[16]。

尼采学说代表着19世纪欧洲文化霸权的实质。卢卡契说，也正是19世纪的到来，以暴力的方式宣告了欧洲启蒙思想的崩溃，这也就是卢卡契所谓“理性的崩溃”。而随着“优胜劣败”、强权即公理、非理性、好战的价值观在欧洲获得支配地位，与之伴随的是欧洲“战争技术的革命”，而不是抽象的“生产力的革命”。鸦片战争之前（1836年），一份来自广州的英国间谍报告曾经这样言简意赅地提出了19世纪文明的崭新标准：“现在，文明社会进步的评判标准很可能就是‘杀人技术’的熟练程度，实施相互毁灭时的尽善尽美的多样性，以及学习使用它们的技巧。”――而这种“杀人技术”或者战争技术的“革命”，在卡尔 施密特所提出的“海盗伦理”与“海洋时代”或“海战时代”相互作用的战争理论中得到体现；

而海战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之上的，敌人的贸易和经济应该成为攻击的目标，在这种战争中，敌人就不仅仅是参战的对手，而且也包括敌国的所有成员，海战的实质在于，其攻击的不仅仅是军事目标，也包括非军事目标，无论是军事人员还是平民，男人还是女人，老人还是幼童，无一例外。[17]

施密特所谓“空间革命”和“海洋时代”的降临，是建立在欧洲殖民主义对其他国家主权的漠视的基础上的，它的前提是“海洋自由论”：强权即公理、“占有”即“拥有”，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在以争夺利益为本位的“全球市民社会”扩张中，一切“国家主权”都是偶然的、临时性的。

从尼采到约翰 施特劳斯，从歌德《浮士德》中的魔鬼靡非斯特到王尔德“暴力即是美”的化身“莎乐美”，在欧洲构筑其19世纪的文化霸权的历史过程中，暴力逐步代替了真善美，暴力本身甚至成为了真善美，这毫无疑问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文明大转型”。而一旦我们认识到：19世纪的降临，是以暴力和霸权逻辑对人类文明和价值谱系的大颠倒为前提发生的，一旦我们充分认识到：为这种暴力逻辑驱动的欧洲军事技术的大革命在漫长的19世纪的核心作用――那么，按照尼采所叙述的全新的价值谱系，既然1840年的中国是被“打败”的，再来辩论中国与英国究竟谁对谁错，谁代表“文明”、谁代表“更好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从根本上就变得毫无意义。1840年的中国“打”不过英国，这本身就是一个最为斩钉截铁的“价值验证”。在19世纪欧洲“超于善恶之上”的 “权力意志”视野里，“好与坏”、“善与恶”、“是与非”、“文明与不文明”――这些标准在尼采那里，统统都不过只是“弱者的虚构”而已，实际上，只有“强与弱”、“死与活”这两条路可供选择――弱者和战败的一方如果选择活下去，就必须将愚昧落后、“发展的陷阱”等等所有罪名承担起来。因为在19世纪欧洲的道德谱系中，最恶劣的道德就是“软弱”，而文弱就是“奴隶的原罪”。

因此，必须看到：由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率先发动的侵略亚洲、非洲和美洲的殖民主义的非正义战争，不但使得英国在19世纪获得了统治中国、亚洲和世界的权力，而且，更为重要、也更为根本的是――它更使得英国掌握了现代历史叙述的“话语权”、文化霸权。正是这种关于现代世界史的普遍主义叙述、正是这种“价值的颠倒”，正是这种文化霸权，才使得一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被叙述成“道义”的战争。

而重新反思19世纪，就意味要抛开工业革命、技术创新、文艺复兴这些既成的说辞，首先去直面军事暴力、金融垄断、文化霸权这些最基本的历史真实，去面对19世纪欧洲的上述“价值颠倒”，也意味着重新检讨19世纪欧洲对于“人类道德谱系”的重新书写。反之，只有完全站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立场上――或者全盘接受其“国际法”，不假反思地将19世纪视为“现代”的开端和标志，不假反思地将19的“英国霸权主义模式”视为检验“现代”的标准和尺度，才会“自然地”得出鸦片战争是“文明战胜愚昧”的正义战争的结论。

换句话说，是否接受19世纪“强权逻辑”为“现代”普世标准，这也是判定中国是否一贯“愚昧野蛮”的前提，而判定中国一贯“愚昧野蛮”，则又是全盘接受19世纪英国“强权逻辑”普世性的条件。而在这个意义上，人们甚至忘记了：使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主导的世界史叙述得以成立的，从根本上说就是一场战争――即鸦片战争的胜负。

今天看来，20世纪以来，中国虽然在毛泽东的率领下，以“人民战争”的方式摆脱了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军事侵略，但是要真正摆脱西方帝国主义金融垄断和文化霸权，中华民族要实行真正的独立和复兴，确实还有十分漫长的道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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