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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大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部分社员合影(前排右五为陈永贵)。(资料照片，摄于1964年3月)
大寨，一个太行山腹地的小山村，曾名扬世界长达20年之久。
20世纪60年代起，“农业学大寨”的标语曾遍布大江南北，“大寨红花遍地开”的歌声曾响彻长城内外。
大寨，一时成为中国农村的希望与象征。
那么，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山村是如何成为名噪天下的样板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又是如何兴起的？这片大山里的黄土梁子究竟给新中国的农业发展留下了怎样的记忆？
“穷山沟里出好文章”
1964年3月，北方大地春色初萌，一列火车行驶在华北平原，那是毛泽东出巡的专列。
3月23日，火车停靠邯郸站。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奉命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在火车上，陶鲁笳向毛泽东介绍了大寨，这个只有360人的小山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荒沟秃山上造田，从1953年到1962年的10年间，除了解决了自己的吃饭问题，还为国家提供商品粮100多万公斤，平均每户1500多公斤。而且以陈永贵为支部书记的大队干部队伍，坚持参加劳动每年不少于300天。
毛泽东听了汇报，说：“是啊，我在报上见过文章呀，但是没细看。”陶鲁笳有备而来，随即拿出1964年2月10日的《人民日报》和汇报材料。那天的《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由新华社记者采写的长篇通讯《大寨之路》，并配发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
“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不识字？”毛泽东问陶鲁笳。
陶鲁笳掏出一张纸条，写上“陈永贵”三个字，递给主席：“不识字，这些年扫盲，才能看报纸，是个大老粗。”
毛泽东说：“看来不可轻视大老粗呀。穷山沟里出好文章。”
陶鲁笳的“邯郸汇报”为一个中国最基层的农村单位与共和国最高领导者做了重要牵线，为大寨走向全国做了重要铺垫。
大寨，山西省昔阳县一个小山村，“新中国成立前，大寨家家住的是破土窑，吃的是糠菜粮。全村不到60户人家，有9户吃不上饭出门逃荒，有4户灭门绝户。就是地主家里，也只是吃玉茭面，还没有多余的。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地无三亩平，年年灾情多。”今年80岁的宋立英对记者说。这位陈永贵时代的大寨村妇女主任，依然精神矍铄。
几千年来，中国的农业一直是窘迫和尴尬的，大自然给予这个农耕大国的土地瘠薄荒凉，在北方，不要说山区、丘陵地区，就是平原也是坡洼起伏、高低不平。大寨可谓这种状况的典型代表，相传大寨是宋代打仗时安营扎寨之地，大寨所在的虎头山山坡上是一条条深深浅浅、宽宽窄窄的山沟；沟沟相连的是一道道高高低低、长长短短的山梁。山坡上到处是石头，一块块巴掌大的土地不是挂在山梁上就是挤在沟边边，七零八落分成4700块散布在一面坡上。
新中国建立前夕，1949年7月30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给他的总统杜鲁门写信说：“吃饭问题是每一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艾奇逊这个断言暗含着对即将登上执政舞台的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藐视。
战争的结束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起步使新生的共和国对粮食的需求变得异常迫切。
1952年，陈永贵36岁。经第一任党支部书记贾进才三次让贤，担任了大寨村党支部书记。这个山里汉子体壮如牛，却目不识丁。他不知道艾奇逊是谁，但他知道自己家因为没有饭吃已经先后饿死了四口人。
“有什么办法让这穷山沟多打点粮食？”陈永贵天天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转悠。
要粮食就要有土地，可大寨的土地在哪里？
大寨村中央有一棵老态龙钟的大柳树，“小时候，折柳枝扭笛子吹的时候，它就碗口粗了。”80岁的宋立英也不知道它多少岁了。
盛夏，大树柔须垂拂，冠若云盖，浓荫之下，是村人的饭场，男女老少端一碗小米䅟䅟（大寨一种特有的稠粥）蹲在树下吃饭，曾是村里一景。大柳树下，也是村里人议事的会场。
转遍了七沟八梁的陈永贵与支部一班人合计了许久，在大柳树下宣布了一个宏大的规划：十年造地。
治坡修地，“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五年，五年不行十年，一辈子不行，还有子孙！”大柳树下的陈永贵颇有愚公移山的气概。
为5亩地敲锣打鼓
大寨人所谓的造地，就是后来说的农田基本建设。
第一仗选定白驼沟。白驼沟500多米长，十几米宽，怪石嶙峋，荆棘密布。陈永贵与支部一班人仔细察看了地形，研究作战方案：总共要垒24道堤坝，采用“大兵团”作战方法。大寨人所谓的“大兵团”什么概念？全村男劳力加在一起只有58人。
村里老人疑惑不解：祖祖辈辈都是靠天吃饭，千百年来这沟就这个模样，现在要把白驼沟变个样，它服管吗？
1953年冬，数九寒天，白驼沟北风凛冽，大雪飘飞。
“70多岁的老汉都上了阵。”回忆当年情景，宋立英说。
“老汉的胡子都冻成硬邦邦的缕儿了，一早在家吃完饭，上山，中午妇女把家家户户的饭集中起来担上来，玉茭糊糊都成了冰坨坨。”当年参加这第一役的大寨村民贾承联说。
没有炸药，没有机械，只有几近原始的镢头、铁锨、钢钎、大锤。把怪石移开，把荆条除根，修平荒地。砸下的石头和铲下的土填在沟里，再垒上一层层石坝，形成一片片阶梯形的土“台子”，这就是著名的大寨梯田。
58条汉子，齐心合力，起早贪黑，原计划两个月的工程，只用了48天。全村投工1500多个，修筑了24道堤坝。完工后量了量，得地5亩！
虽然只得了5亩好地，却十分鼓舞人心，这毕竟是大寨人向穷山恶水要来的第一片土地。
完工当夜，落尽树叶的大柳树下，全村人敲锣打鼓，欢庆胜利，赞扬党支部领导有方。陈永贵说：“还是毛主席说的好，组织起来力量大。”从此，白驼沟改名合作沟。
一年后的冬天，大寨这个58人的“大军团”挺进后底沟，这一次筑起了25道石坎，获得了25亩好地；第二年早春，雪还没有融化，他们又在小背峪沟造了8亩好地。到1955年冬天，零零散散的几条沟变成了能打粮食的梯田了，转过年来，大寨迎来造地后的第一个丰收年，粮食亩产达到了349斤。大寨走在了全县的前列，成为昔阳县走合作化道路的先进典型，陈永贵因此受到了昔阳县的表彰。
1955年，国家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要开荒3868万亩。这年年底，大寨成立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社主要生产资料归社，陈永贵和支部一班人认为这种办法有利于动用更多的人力物力治山改土。
一个更大的“作战计划”呼之欲出。
三战狼窝掌
这个“作战计划”就是大寨故事中的华彩乐章——治理狼窝掌。
狼窝掌沟一千五六百米长、十三四米宽，落差200多米。山高坡陡、地形险恶、乱石遍地、荒草没腰、野狼乱窜、洪灾不断，给大寨人造成的灾难最大；然而因为它面积大，如果能够改造出来，给大寨提供的粮田也将会最多。
1956年冬天，大寨“军团”用镢头、扁担、荆条筐，劈山开石、担土造田。一个冬天下来，填了几万立方米土石，垒起了38道大坝，造出来20亩好地。
世世代代造孽的狼窝掌沟在他们手中居然变成了梯田，一些老人甚至坐在田埂上哭了，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梯田！
春天到了，狼窝掌开天辟地被播种了庄稼，大寨人惊喜地看着种子慢慢地出芽，期待着狼窝掌上的第一次丰收！
天有不测风云，盛夏，一场瓢泼大雨冲掉了一切。狼窝掌的梯田荡然无存，“千日打柴一火烧，一冬辛苦一水漂”！ 大寨人傻了。
“干，还有奔头，不干，那才叫白忙活了。”在大柳树下，陈永贵召开社员大会，征求大家意见。说是征求意见，其实更像战场上的司令官下达命令：“不同意继续干的举手！”又有谁会举手呢，二战狼窝掌的决定就这样通过了。
这次大家总结教训，把石坝地基挖到1.5米，把第一层的坝身垒成4层，石头挑大的用。钢钎大锤开石，扁担铁索运石。整整三个月，倒下的坝又立了起来。春天，布谷鸟在山后叫的时候，狼窝掌又现生机，播种、施肥，精耕细作。转眼间，又是一片葱茏。
又到夏天，阴云又起。人们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
半夜里的一声霹雳把陈永贵从炕上惊醒，他点亮马灯，提了把铁锨就出了门，直奔狼窝掌。
大雨如注。陈永贵跌跌撞撞上到山梁，狼窝掌已是翻江倒海，山洪像无数怪兽，横冲直撞，摧枯拉朽般地冲击着道道防线，转眼间，38道堤坝全部垮塌，所有田地化为乌有。
陈永贵挺不住了，躺在炕头上跟得了大病一样。时任昔阳县委书记的张怀英推开老陈家窑洞的门：“你给我起来，万里长征那么艰苦都走过来了，修的坝冲了，这算什么！”这话如同灵丹妙药，话音未落，陈永贵一骨碌爬起来：“张书记，我还要接着干！”
“狼窝掌还要来第三次！”大柳树下，陈永贵掷地有声。没有人异议，大寨人的倔劲儿跟他们的领头人一样。
这次，大寨人从自己住的窑洞、烧砖的窑和过河的石桥上找到了灵感，半圆形的窑门历经风雨不塌，奥妙全在这里：拱形建筑压力越大越坚固，例如著名的赵州桥。
“拱形坝、滴水坑，石灰灌缝，下来的水一扑，就分到了两边，压力就小了，再满了就下到底下的坑，跌下坑的水就像摔了一个跤，再爬起来就没多大劲了，压力就小了。”70岁才会写自己名字的宋立英，用最通俗的语言给记者解释了三战狼窝掌的战术要领。
大雪飘飞的时候，三战狼窝掌的战斗打响了。开工那天，全村17对夫妻一起进了沟，7户社员全家上了阵。
这次是玩命了！石坝除了垒成拱形，地基要5米深，根基要7层到8层，大石块间的缝隙用石子填充，灰浆灌注。
前两次把附近的石头几乎用光了，开石运石成了整个工程的关键。贾进才担负起最为艰苦的开山凿石任务。每天启明星一露头，他就背着家什上了山，严酷的寒风把他磨砺得像铁板一样的双手双脚冻裂了，渗出的血染到了石头上，头上的汗珠也滚到石头上，汗水血水在石头上和成泥，冻成冰。社员们见了，十分感动，说：“老贾，你是我们大寨的老英雄、大功臣！有朝一日你下世了，大家定要为你立个碑。”贾进才却笑着说：“狼窝掌里这20多条大坝，哪条坝没有我打的石头？不都是我的碑，还用再立？”
计划一个月的工程，只用了20天。32条大坝，最高的大坝垒到9米，灌浆用的石灰用去3万公斤。狼窝掌，这条最凶暴的山沟到底被制服了！第三次治理狼窝掌的工程建成后，经受住了几十年来几十次洪水，其中包括1963年那场百年不遇的特大山洪的考验。
站在虎头山上看，由于退耕还林，狼窝掌沟郁郁葱葱，山沟被30多条大石坝拦腰裹住，一片片梯田把山沟装点得错落有致。现在的狼窝掌已是大寨旅游的重要景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仅仅这一条沟所生产的玉米，就够大寨村全年的口粮。
从1953年到1962年，从初战白驼沟到三战狼窝掌，大寨人劈山填沟，重新安排山河，在7条山沟里垒起了总长7.5公里的180多条大坝；把300亩坡地垒成了水平梯田；把4700多块地修成了2900块，还新增加了80多亩好地。平均亩产从65公斤上升到385公斤，有的梯田的亩产量竟然超过500公斤，这个产量甚至比当时江南一些地区的产量还要高。在中国农业最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大寨不仅没有人挨饿，反而每人向国家上交余粮400多公斤。
毛泽东从大寨看到了解决中国粮食问题的曙光。
红透三晋大地
10年造地，让大寨声名远播。
原昔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曾在大寨蹲点三年的孔令贤向记者介绍，新中国成立前后，当大寨所谓的老少组、好汉组闹得沸沸扬扬时，在昔阳县却并不出名。1952年试办初级社时，县委圈定的名单中也没有大寨。在昔阳，大寨最先引起人们关注的是其建社以来粮食连年增产和推广农业新技术、干部参加劳动等经验。从1956年起，大寨和陈永贵的名字连续出现在昔阳县出席全省建设社会主义先进集体、积极分子的名单中。
1959年，陈永贵被树为昔阳县农村党支部书记标兵，赴京参加国庆10周年庆典；12月，晋中地委在昔阳县召开整风整社现场会，初步总结了大寨精神。出道较晚的大寨同抗战时业已出名的老典型白羊峪、刀把口并驾齐驱，称为“昔阳三枝花”。
晋中地委上报的《关于开展学习陈永贵和大寨党支部领导方法的决定》，引起了山西省委高度重视。1960年2月，中共山西省委发出通知，号召全省农村所有基层干部，首先是党支部书记，开展学习陈永贵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搞好生产、搞好工作的运动。6月18日《山西日报》发表长篇通讯《大寨支部是坚强的战斗堡垒》，充分肯定了陈永贵在领导农业生产和参加劳动中所做出的成绩。
1963年3月，山西省召开全省农业生产先进集体单位代表会议，会议再次号召向大寨和陈永贵学习，要求把大寨“当作全省农业战线上一面红旗”。
不久，《红旗》杂志在1963年第13、14期合刊上发表了题为《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的社论。7月17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发表了《农村党支部书记要又红又专》的社论。社论指出，农村党支部书记，“要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都走在最前线，成为最积极的分子，成为政治上的旗手，再进一步，还要成为生产能手，成为劳动模范”。而陈永贵正是这样的典型，其所作所为自然引起人们的关注。
1963年8月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一篇重量级的文章《在农业阵地上——记昔阳大寨公社大寨大队党支部和支部书记陈永贵》，文章指出：陈永贵是干部参加劳动的典范，这篇文章为大寨红旗的升起做了重要的铺垫。
“三不要”和“三不少”
就在《人民日报》发表《在农业阵地上》的同时，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袭向虎头山。
1963年8月2日，倾盆大雨浇向大寨，浇向昔阳，一直持续到8日。
“没见过这么大的雨，7天7夜。窑洞前那条大沟满了。”宋立英说。
陈永贵是8月1日离开的村子，参加昔阳县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2日大雨来袭，会上的陈永贵如热锅蚂蚁。好容易挨到8日大雨初停，县气象站传出雨情：从8月2日到8日，全县平均降雨590毫米，是去年全年的雨量，百年不遇。全县受灾严重。
8日下午人代会结束，陈永贵急匆匆赶到松溪河边，只见浑黄的河水满畔彻岸，咆哮着打着漩涡急速奔下，已没有了道路。他低着头急速溯河而上，步行十几里，找了一处河面宽阔、水流稍缓的地方强渡。
两年前已任大队长的贾来恒、党支部副书记梁便良和党支部委员贾承让支撑着大寨。连日来，支部一班人就没有一个休息过，党团员、民兵、青年组成抢险队满村巡查，排险救援。
雨停那天，贾来恒、梁便良、贾承让巡山转村走了一圈，回到大队办公室，一个个如霜打的庄稼，低头叹气：
全村709亩土地，140亩地基被冲毁，40亩上塌下淤禾苗皆无，200亩庄稼倒伏于泥水中；
80户社员，78户塌房。145眼窑洞全部塌毁的113眼。126间房屋，倒塌78间；
淤没粮食11787公斤，其中集体4805公斤，社员户6982公斤……
陈永贵回到村时，天色已晚。大队办公室一片静寂，死气沉沉。
“那次会我也参加了，贾承让先说了受灾的情况，陈永贵就问，‘人怎么样？’听说人没有伤亡，老陈说，人没事就好，只要人还在，有共产党领导，有社会主义集体，还战胜不了这点灾害？洪水冲走了一个破烂的大寨，咱们再用自己的双手建一个新大寨。”宋立英回忆。
首先得安置群众，“1961年，大队曾建了4间大房子，现在派上了用场，全村男女老少三四百口人集中住在一起，秸秆打成地铺睡人，大柳树下支起几口大柴锅做饭。”现任大寨党支部书记、当年的铁姑娘队队长郭凤莲说。
吃住暂时解决了，当务之急是地里的活，整修毁坏的堤坝，扶起倒下的庄稼。200多亩玉茭、谷子东倒西歪，有的成片被污泥深深淤埋，如果尽早扶起来，加大追肥和田间管理力度，支部估计，粮食亩产量不会少于去年。
白天治坡，晚上治窝。那时，大寨人的工作量大得惊人，白天在山上修地，晚上回到村里盖房。男人们筑坝，妇女和孩子把一棵棵庄稼扶起来，站不稳的就几棵捆在一起，互相支撑，孩子们把这叫做“组织起来”。
此时的大寨在昔阳、在晋中、甚至在整个山西早已声名远播，大寨遭了灾，牵动着各界人士的心。要给予支援的信函、电话不断。
要不要外援？陈永贵来到贾进才家，多年来，老陈遇到难以决定的事，一定找这位老哥哥商议。老贾也知道陈永贵心理。两杆烟袋烧了半宿，“自己能干的事还是自己干吧。”老贾这话更坚定了老陈不要外援的想法。
先是县里来电话说，给大寨拨了一笔医疗费，“人没有伤亡，要什么医疗费！”大寨人挡回了第一笔外援。
随后，一辆满载苇席、棉衣、被褥的大马车驶到村口，这是昔阳县机关干部捐献的，“全昔阳都遭了灾，还有更需要的村子，拉回去吧。”大寨党支部挡回了第二批物资。
接着，县里专门拨出1000元救济款给大寨。支部决定，退回！
党支部对全体社员宣布：“大灾之年，我们不要救济物资，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还要做到粮食亩产不少，群众口粮不少，上交国家公粮不少。”
陈永贵说：“有我们一把镢头两只手，一根扁担俩箩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就一定能战胜穷山恶水，一定能战胜自然灾害。”
“三不要”做到了，“三不少”呢？未及秋罢，老陈就让贾承让和赵素恒核实农业数字。
据赵素恒报告，1963年大寨有收成土地564亩，粮食总产21万公斤，仅比拥有712亩粮田的上年少产6.6万公斤，亩产372.5公斤，同去年接近；卖给国家粮食12万公斤，社员口粮200公斤，皆达去年水平。与此同时，一排排新窑洞、新房屋也立了起来。
1963年11月，昔阳县委和山西省委先后发文肯定大寨抗洪壮举，号召向大寨学习。12月28日，《人民日报》又在显著位置刊登了名为《大寨大队受灾严重红旗不倒》的报道，高度赞扬了大寨人所取得的不同凡响的成绩。
从“大庆”到 “大寨”
在废墟上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始终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立国之本。大寨人在严重自然灾害面前坚持靠自己的力量重建家园、恢复生产，做到“三不要，三不少”，无疑契合了毛泽东大力倡导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与大寨几乎同时，工业战线也出现了另一个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典型——大庆。
同是1963年，东北松嫩平原传出振奋人心的消息，我国自主勘探开发的特大油田——大庆油田累计生产原油1000多万吨。
从1960年5月开始，石油工业部集中全国石油行业4万多职工，来到茫茫大草原进行石油会战。干打垒住宿，草籽野菜补粮食不足，肩扛背驮设备，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到1963年底，经历三年多会战，把中国贫油的帽子扔进了太平洋，并锻炼培养出一支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能吃苦耐劳、能打硬仗的石油工业队伍。
其时，正值我国经济面临严重困难之时。在此形势下，要鼓舞和引导人们在困难时期加强党的领导，团结依靠群众，振奋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共渡难关，迫切需要榜样和典范。而大庆和大寨，正是在这时候“横空出世”。
1964年1月，水利部召开全国水利会议，传达学习大庆经验。会议期间，水利部副部长钱正英希望在水利战线上也树立一个大庆一样的典型，参会的山西省水利厅副厅长高进财便推荐了大寨。钱正英听了，十分满意，邀请陈永贵在会上介绍经验。
陈永贵由昔阳县委办公室的李锦荣陪同进京，向与会的300多名代表介绍了大寨自力更生战胜特大洪灾的经验，不用讲稿，口若悬河，一口气讲了三个小时，博得满堂喝彩。
此时北京市正在召开六级干部会议，听说山西省出了个大庆式的典型，而这个典型的代表人正在北京，决定请他在大会上做报告。
1964年1月19日，北京市委和农业部、农垦部、粮食部、农机部、石油部等各中央单位的干部，同参加北京市六级干部会议的农、林、水及郊区公社、农场负责人等1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听取陈永贵的报告。会议主持者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万里极其热忱地欢迎陈永贵的到来。
这位身穿黑棉袄、头扎白毛巾的太行山农民，登上庄严肃穆的大会堂讲坛，用一口浓重的昔阳方言从容不迫地讲了三个小时，以朴素的语言展现了大寨之路，给刚走出三年困难阴霾、渴望实实在在发展的人们以巨大 的感染和鼓舞。
中共北京市委印发了陈永贵讲话的记录整理稿，号召北京郊区的农村基层干部和广大社员向大寨人学习，在北京地区掀起一个“学大寨志，长大寨风，走大寨路，建大寨田”的宣传热潮。
5天后，《北京日报》以一个半版的篇幅，冠以《大寨——我们的一个好榜样》通栏标题，详细介绍了大寨经验。
大寨和陈永贵，一时成为京城街谈巷议的话题。
陈永贵在大会堂的报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了实况录音，在陈永贵尚未离京时便播出了，那充满乡土气息的方言，连同会场上的热烈掌声，飞越千山万水，传遍神州大地。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由新华社记者采写的长篇通讯《大寨之路》。这篇生动而耐读的通讯，一发表就引起了轰动。《人民日报》为《大寨之路》配发了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社论说，大寨人的亲身经历证明了一个真理：尽管自然条件那么不利，但是只要人们有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雄心大志，充分发扬革命精神，并且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就一定能够使大地变样、河山易色，创造出伟大的成绩。
全国 “农业学大寨”
1964年4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农业部部长廖鲁言率领由国务院农村办、中国农科院作物所、山西省以及晋中地委有关部门人员组成的调查组进驻大寨。
廖鲁言一行在大寨考察了21天，结束考察后，廖鲁言一行向党中央提交了考察报告。
这年5月10日，毛泽东在公开场合第一次提到了大寨。那是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设想时，毛泽东说：“农业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他们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
一个月后，已看过廖鲁言调查报告的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讲话中再次谈到了大寨，他说：“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显然，一直强调自力更生是立国之本的毛泽东已决定要树立大寨作为全国农村的典型。
1964年12月召开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提到大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各个事业单位和广大干部，就是要学习解放军、大庆、大寨的彻底革命精神和工作作风，使自己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向前迈进。”这样，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正式宣告了大寨红旗的升起。
不过，尽管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把大寨树为典型，但当时并没有明确提出“农业学大寨”这一口号。“农业学大寨”这一口号正式提出是1966年8月12日。这天，经毛泽东同意，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公报中第一次向全国发出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从此，“农业学大寨”这一口号传遍神州大地。
大寨，这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成了中国农村的圣地，数以千万计的取经者从全国四面八方汇聚于虎头山，最多的时候，一年有206万人拥入大寨，平均每天都有5000人登上虎头山。
随后，全国几乎每个省都出现了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山东黄县的下丁家大队、湖南岳阳县的毛田区、河北遵化的沙石峪大队、河南的林县等等。到1975年9月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昔阳召开之时，全国已有学大寨先进县（市）316个，占全国县（市）的13.4%；已有粮食平均亩产上《纲要》（400斤）的县（市）725个，占总数的31.2%。
持续15年的学大寨运动，对中国现代农业史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从1964年至1978年，历时十几年时间，中央关于加强农业发展的一系列决议和举措都是在“农业学大寨”的总体部署中实施的。不可否认的是，即便中间经历了动乱时期，但中国的农业发展、农业基本建设还是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当时，兴修水利成为全国各地“农业学大寨”的一项重要内容，其规模和投入不断扩大，并逐步产生了效果。到1977年，全国各地共开掘、兴建人工河道近百条，建水库七万多座；到1978年，全国农田灌溉面积达八亿亩，与1965年相比增长了60%。
(来源：北京日报 最后一节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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