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知秋：先问三秦先生一个问题：您说：“现在想来，我当初看到的工人，在小说里是没有的。不是乔厂长、不是改革者、不是沉重的翅膀里描述的，是另外的活的工人形象，我没在小说里看到过。”我想问的是，那我们该如何解释比如说《乔厂长上任记》发表之后所引起的社会轰动呢（小说发表之后有相当多的“读者来信”，有人直接说要“请乔厂长明天去他们工厂上任”；它被改编成广播剧、电视剧，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反响……）？我的意思是，这些作品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当时人们对“求变”的渴求？它所不能代表的那些人们（比如您的记忆中的工人们）与它之间又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文革时期小平同志在工人中享有极高的威信。那时候姚文元等人总在宣传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可是，说实话，工人同志们真没把这话当回事。在单位中，碰不到什么资本主义的，让工人同志们不满的“对立面”大概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官僚特权，一个是自私自利、工作不出力而照拿工资的人。另外，在文革中，官僚阶级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不太敢管事。说实话，就是怕得罪老百姓，怕大字报。所以除了暗暗为自己捞点小小的好处之外（比方说，私吞一件可购买紧俏商品的票证），不太对懒惰的工人有所作为，最多是做点思想工作，可成效不大，没有多少惩罚措施可下。
80年代初出现了这样一批青工，喜欢城市生活，穿喇叭裤，跳迪斯科，泡病假。有点像旧上海的白相人。老工人称他们为小K，假如是女青工，可能会背上“拉三”的恶名。这类青工形象在文革中也存在，喜欢白相，不上班。小平同志70年代中期接替总理抓经济建设，强化的是行政措施，力求改变单位里普遍存在的工人不上班，上班不干活，干活不出力的局面，其中一个方式就是搞所谓“物质刺激”，但这在文革时期的革命文化中是通不过的，姚文元等人立马就组织宣传舆论批判这类“复辟资本主义”的行为。
革命文化在舆论上干扰了小平同志的措施，给小平同志带来了刺激，引发了他对大锅饭的憎恨，他更强调要强化领导的权力，以行政措施，奖惩分明，来改变局面。以我的观察，工人阶级在那时候更认同邓大人。直到80年代初都是如此。所谓改革文学中出现了一批“强人”似的领导干部形象，和这个背景有关。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发表后在天津受到批评，这批评其实延续着“革命文化”对小平同志在文革措施的否定。我相信，工人在那时候是欢迎乔厂长的。当然，我们可以发现，这小说是被新的当政者选择出来为新的思路服务的。但当时的状况也还是为这小说的走红提供了基础。
但这不意味着上层和工人阶级就这样产生了蜜月期了。文革结束后，强人领导和工人的反应并不完全一致。文革后奖金制刚开始的时候，工人挺不适应的拉开差距的分配方案，那时候奖金额度小，小组长通常的方式是平均分配。假如有人当了先进而得到一笔奖励，他通常会买点糖果分给同事。这里面有共同体生活的习惯。也有当时的工人文化中的观念的作用，也许我有点美化？在我看来，那时候工人文化中有这样的观念的：荣誉不能被兑换为金钱。不过这样的观念越来越丧失可实践的空间了，要打破也真的很容易。厂长们更喜欢拉开差距的分配，上层不断发文件要改变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局面，随着奖金额度增加，工人们开始“老实”了。厂长负责制、工人合同制以后，工人更加老实了。而厂长们的权力越来越大了。
这带来了一个弊害，对中国以后的发展简直是致命的，那就是，单位的民主空间极度萎缩。
一个青年工人为了住房分配问题而一脚揣开厂长办公室的门，大闹一场，还扬言要带着铺盖住厂长家了。我们对这样的情况怎么判断呢？站在领导者角度是刁民闹事吧。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当时的单位里，还有工人的言论和行动的空间，而不必恐惧受什么惩罚，不必遭受辞退、开除之类的威胁。
马三立有一相声，说领导开会，有一个人坐在旁边一声不吭听着，领导们安奈不住问你来干什么的，那人说我是来听你们如何编瞎话的。这相声挺好玩的，朋友们可以找来听听。当然，在厂长负责制之后，没人敢去旁听，没人敢这样对领导说的吧。
事实上，由于工人的言论和行为获罪，乃至被送去劳教，也是有的。这是社会主义时期单位的官僚体制有关。如何在单位这一层面开出民主的空间，曾经是60年代后继续革命的一个方向，所谓鞍钢宪法，所谓两参一改三结合，乃至70年代组成新的带有分权意味的三结合领导班子，都有这个企图。这样一个艰难的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被厂长负责制彻底打破了。在我看来，如何在坚持民主化的前提下解决所谓效率的问题，和如何以效率为优先“厉行”（当初经常用这个词，多厉害的词啊）“改革”，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案，前者肯定更艰难，后者倒是比较有效的，但恶果严重。
《乔厂长上任记》，有一个细节说乔厂长下车间，见一青工在唱啊呀妈妈你不要对我生气，乔厂长问工作的时候为什么唱歌，青工唱着回答“年青人就是这样没出息”，乔厂长大怒，马上厉行改革了。现在回头想想，边工作边唱歌，是什么样的境界啊。现在可以告慰乔厂长的是，我们再也不可能听到工作时候的歌声了。
蔡翔在《底层》里说：“我一直非常喜欢那个时代的工人，也许，在那一代的工人身上，还保留着乡村的纯朴和厚道。”这话很平常，我喜欢这话。我也喜欢那个时代的工人。穿着蓝布工作服，戴着手套，脸上胡子肯定没括干净，头发也有点乱，声音宏亮，看上去挺侠气的，又很文明。这样的工人往往有很高的威信，能团聚一批人，青工比较服他管，他能在关键时候说公道话。这样的工人身上，凝聚着一种工人文化中的“公共意识”。
顺便说点私家话，我舅舅就是这样的工人。在厂里怎样我不知道，只记得他回家后还会忙东忙西，替邻居拉煤，帮隔壁夫妻或婆媳调节关系，还会拉起一帮小孩在新村里练习拳操，还经常跑到马路上主持正义。
我经常从他家里拿书，他什么书都有，我什么书都拿，画册，小说，拳操图解，我还拿过一本叫做《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谁说工人没文化呢？），又被他拿回去了，说我看不懂的。他也拿过我的书，我啥都不懂的时候买了卢梭的《忏悔录》，他硬说我不易看这书，拿走了，不过后来又被我要回来了。我从他那里学拉二胡，很喜欢看他拉二胡的样子，尤其是手一抖动，琴音活泛起来了，搞得我一上手就想学这一招。
当然，这样的工人随着“改革”的深入，也伴随着歌声的消失而消失了。
这里面存在的历史性错误是，把所谓的懒惰和平均主义带来的效率低下的问题，看成头等的需要解决的问题。与民主化进程相比，这绝对是第二位的问题。在70年代末单位搞改革的时候，宣传舆论说，单位的弊端第一是大锅饭，第二是人浮于事。为解决这两个弊端，第一要拉开收入差距，第二是辞退一部分人。可是，既然人比事多，那就不存在突出的效率问题了。（真正的问题是，怎么计算效率？）也就是说，懒惰的工人并没有对单位造成什么影响，因为工厂里的事，靠勤快的工人干就解决了。更何况虽然懒惰的工人随处可见，但工人的懒惰并不普遍。我曾询问过一位当过工人的老师，他说当时干活很卖力的工人占四分之一，能正常工作的占一半多，懒惰的不好好干活的不到四分之一。我要补充的是，这不到四分之一的懒惰工人，往往是被大部分人瞧不起的，用学术语言来说，是所谓“他者”。也就是说，干好干坏在收入上也许是一样的，但在文化上是不一样的。换言之，改革了，干好干坏在收入上有了差别，但文化上的差别却没有了。
以我在学校里的所见为例子吧。原本，教书教得好或不好，在收入上是没有差别的。教书好，在学生中会有很好的口碑，在同行中也被赞许。不过没有更多的收入。好玩的是，我发现那时候不少教师勤于教学，备课、上课、批改作业都很认真。后来，要搞收入差别了。不过在学校里，教书的好坏很难用量化的手段来鉴定，所以只能用职称来区别了，教授上课的收入和讲师完全不同。结果呢，结果大家都看到了，既然教书和钱直接相关，而别的文化意味得不到肯定和发扬，那教书只是手段，既然是手段，而且教书好坏无法量化，那么，只要稍微讨一点学生的好（这很容易，比如考试的时候人道一点，上课的时候多说点笑话），认真而负责地备课上课就不再必要了。
但是在单位里，工作好坏还是可以测定的。所以，把工作好坏和工资多少直接挂钩也是能做到的。既然如此，工作好坏就可以直接体现为工资多少，而没必要用文化、用公共舆论来引导了。这样，单位被改造为企业。随着这样改革的进程，厂长、经理的权力无限膨胀，而工人再也没有什么发言权了，只有老老实实干活，最终的结果是，老老实实干活也得不到多少钱了。
单位变成企业。这个过程很值得研究。在网络上这样谈是不行的，确实需要有人去研究。也许我上述的看法会被看成是在美化单位吧，说心里话，我也确实认为，单位比企业要好得多，要人道得多，它不仅仅是以物质利益关系而组成的。单位不是没有弊端，要不然也不会就这样被冲垮了，我的意思是，即便单位存在最大的弊端：官僚制和养懒人（在工人眼里，弊端有两个，在当初改革者那里，强调的只是后者），从而把单位变为只用物质利益支配和调节人和人的关系的企业，从而摧毁单位中存在的工人文化和在单位中艰难尝试的民主化革新，也是得不偿失的。或者干脆说，没有什么得。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