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前期历史回眸
梅新育
（本文原稿发表于《环球财经》杂志2009年第10期，限于篇幅，发表时有删节，并作了数处修改，题目也改为《对建国初30年的重新估值》。编辑部的某些修改我相当欣赏，修订时吸取化用了一部分）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华民族历史复兴的起点
“时间开始了！”——六十年前的十月一日开国大典现场，一位诗人心潮澎湃之余，情不自禁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是的，任何一个从此前那个屈辱年代生活过来而又不甘屈辱的人，都不难理解他的感慨；若是对历史背景具备足够的了解，对这句话的理解当可更加深刻。1949年10月1日标志着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国势下滑的趋势走到了转折点，标志着太平天国军兴以来中国诞生了第一个有能力对除港澳台之外整个广袤大陆实施有效统治的国家政权，标志着志士仁人109年的奋斗、亿万国民的牺牲终于赢来了一个有能力也有意志捍卫国家独立自由的政权。放眼更长的历史跨度，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也是崇祯十七年（西元1644年）满清入主中原以来中国第一个有能力也有意愿全力以赴推动中国经济社会重新跻身世界前列的政权。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前期历史的最大成就，就是在四面受敌的环境中，领导中国在保持国家主体完整的条件下赢得了平等参与国际经济政治体系的资格。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限扩张的内在冲动决定了近代资本主义体系一经问世，就必然要无限制地追求对外扩张，力图将整个地球纳入其统治之下，中国就是这样被帝国主义用鸦片和大炮轰开大门，一步步强行拖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并按在依附的位置上，实现民族复兴、重新跻身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相应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重任。那么，什么样的力量能够完成这一使命呢？
满清王朝？否！至少从春秋战国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遥遥领先世界两千余年之久，崇祯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山海关之战则是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地位沦落的转折点。明朝后期中国经济、科技和社会生活的正常发展被天翻地覆的明清鼎革打断，中国75%以上人口（根据《明史》等户口统计计算）丧身于满清入关后的战乱之中，除北京之外全中国几乎全部大中城市都在满清军队的烧杀掳掠下化为废墟，本已高度发达的中国制造业、商业和科技因此大幅度倒退。满清统治者随后又不遗余力扼杀汉族一切进步苗头，企图借此维护他们作为野蛮少数民族对一个文明多数民族的统治，从而“成功”地将中国从发达国家改造成为发展中国家。鸦片战争以来，历史上曾多次成功化解外来入侵挑战的中国不得不首次面临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高于自己的对手，时人惊呼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中国长期陷入“落后就要挨打，挨打加剧落后”的恶性循环，究其根源，实始于清初。即使在西方帝国主义入侵之后，满清统治集团念兹在兹的仍然是“汉人强则满人亡”，宁可作为西方帝国主义代理人统治中国，也要遏制国家主体民族汉族力量上升。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结果迥异，这是关键原因之一。正值蓄意美化满清统治乃至伪满皇帝溥仪的所谓“学术研究”和文艺作品泛滥成灾之际，很有必要重述这一常识。
中华民国？没戏！推翻满清部族统治桎梏确实是一个伟大历史功勋，但继起的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并没有表现出这样的能力和意志，以至于我们的开国先辈们在这样一个国家出生成长：大大小小的军阀和土司、喇嘛、阿訇们各据一方，名义上的一国之内有数十上百支互不统属的武装，不仅没有统一的财政、货币体系，甚至没有统一的铁路轨距；海关（旧中国最大税源）和海岸警备部队全部由西方人把持，财政支出须由驻华外国使团一致签字批准，关税税率由西方国家制定，主要港口、咽喉要道和首都均驻扎外国军队，外国军舰自由出入长江和其它中国主要内河一直深入到重庆和长沙，西方人在中国享受治外法权，美军大兵强奸两江总督孙女和地方政府现任高官夫人也可逍遥法外（即1946年沈崇案和1948年20来个美军飞行员设局轮奸30多名中国名媛的武汉“景明楼事件”）……。
当时的中国弱到了什么地步？直到抗战之后，中华民国名义上已是世界五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绝大多数人一致公认的某些小国、弱国也敢于向中国伸手，更不用说大国了。当时在分裂、反分裂斗争激烈的新疆，不仅苏联、美国、英国等大国设立了领事馆（其中苏联5个），连阿富汗这样的中世纪王国，连刚刚独立、还在为瓜分殖民者遗产大打出手的印度与巴基斯坦也在南疆设立了领事馆，将政治触角深深插入中国国土。这么多外国领事馆在新疆都干了些什么？普通人都能看到的是这些领事馆在新疆大力发展双重国籍，仅同时拥有苏联国籍的中国公民就达一二十万之众，获得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国籍的中国公民也为数可观。这种渗透后果如何？到1962年中苏论战激烈之时，依靠长期积累的影响，苏联策动“伊犁事件”，五六万边民外逃，两名少将和40多名校、尉军官出走，西陲震动。
这样一个国家不可能开展任何可持续的经济文化建设，任何一个血性尚存者都不可能安心接受这样的屈辱，国家主权和独立自由是人们的梦想。渡江战役时，国民政府营垒部分势力寄希望于西方武装干涉，英舰紫石英号确也曾武力阻拦解放军渡江，解放军开始还击后，连英舰要“帮助”的对象——国军炮兵也向英舰开火；当时旅居海外的化学家傅鹰先生听了解放军总部就此事所作的强硬声明之后，顿感中国终于有了一个敢于昂首挺胸面向西方列强维护国家主权的强有力政府，立刻决定回国。在以自由主义著称的燕京大学，一位无论如何也算不上社会主义者的教授经过和平解放后几个月的观察，庆幸道：我们终于有了一个踏踏实实做事的政府。诸如此类的事情，反映了大众的真情实感。
这个政权也确实没有辜负国人的期望，刚刚建国便以极端劣势装备将进逼边境的美军击退数百公里，随后陆续经受住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苏边境冲突、西沙海战、抗美援越、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考验，在西方集团和东方集团相继发起的全面经济封锁中不但没有倒下，反而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列强外交官们再也不能在咖啡桌上用轻薄的戏谑决定中国的命运，敌视中国的势力不得不放弃暴力推翻中国的迷梦，转而同中国开展正常的国家间交往。声称不付出这样的努力便可在如同今天一样的外部环境中集中精力搞建设，倘若不是天真无知，便是别有用心。当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标志着中国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努力赢得了外部世界决定性的承认之后，中国方才具备了集中精力从事经济建设、争取恢复昔日物质文明领先世界局面的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改革开放方针提出和实行，成功地将经济建设确定为中国社会的中心工作，标志着中国及时抓住有利时机进入了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的新阶段。
正值六十周年大庆之际，让我们向共和国的奠基者们致敬，他们的奋斗不仅为中国赢得了自由独立和平等参与国际政治经济的资格，也惠及包括那些“小龙”、“小虎”在内的其它众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因为在社会主义革命浪潮的压力下，西方列强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他们对待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压榨性政策，甚至对毗邻社会主义国家的“小龙”、“小虎”们加意扶植。
二、工业化：国家民族的脱胎换骨
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之一、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曾作此断言：“社会主义不是一种资本主义以外的阶段，而是对它的替代——一种没有分享工业革命的国家能够效仿工业技术成就的手段，一种在不同的竞争规则下取得迅速积累的手段”；[①]这一断言根据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工业化的历史总结得出，又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得到了验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从旧中国接过来的是一个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结构极不合理的烂摊子。1949年，中国国民收入仅358亿元，人均66元；国民收入中工业比重仅12.6%；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只占26.4%。相比之下，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一般为50%左右，如联邦德国1950年为55%—60%，美国1953年为48.4%，加拿大1951—1955年为49.6%，瑞典1951—1955年为54%—58%。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业品产量上，当时中国不仅瞠乎西方发达国家之后，甚至连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望尘莫及。1949年中国钢产量只有15.8万吨，而1950年美国钢产量为8785万吨，苏联为2733万吨，日本为484万吨，联邦德国为1212万吨，英国为1655万吨；1949年中国现代能源生产总量（折合标准燃料）为2371万吨，美国1950年为116620亿吨，日本为6232万吨，联邦德国为14106万吨，英国为22149万吨。[②]一个起点如此低下的国家能够在四面受敌的环境中生存、发展、壮大，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前期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何其巨大。
人民共和国前期历史经济成就的最直观表现是初步完成了工业化，为历史新阶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规模看，从完成经济恢复的1952年至197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679亿元增长至2943.7亿元，增长333.5%，年均增长6.30%；1952—1978年间年均增长6.65%。[③]比规模增长意义更为重大的是结构变迁，因为清朝中叶时期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规模虽然仍高居世界之首，但“前现代”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彼时的中国不过是一头空有一身膘的肥猪，在西方列强虎狼环伺之下完全没有招架之功。从结构方面看，1952年，中国第一、二、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依次为50.5%、20.9%和28.6%；在“文革”爆发的1966年，第二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一产业比重；由于第二、三产业受政治动荡影响较大而导致1967—1969三年第二产业比重再度低于第一产业，从1970年开始，第二产业所占比重永久性地超过了第一产业。自此，这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传统农业国脱胎换骨步入工业国行列，在国际社会“丛林”中，昔日空有一身膘的肥猪中国就此蜕变成为筋强骨健的猛虎，虽然暂时还比较消瘦，但地位已不可同日而语。到1976年，三次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变为32.8%、45.4%和21.7%；1978年，三次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依次为28.1%、48.2%和23.7%。[④]从工农业主要产品实物产量看，这一时期增幅更是动辄数十上百倍。
横向比较，中国该时期经济增长实绩高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纵向比较虽然低于改革后30年GDP平均增幅，但不要忘了彼时大部分时间中国都在战争威胁之下，解放战争后期以来被美蒋军队切断的南北沿海航运直到1974年方才得以开通，穿过台湾海峡的南北沿海航线直到1979年才开通；而且改革前中国GDP中不包含外资取得的外国要素收入和许多不曾市场化的产出，而改革后这部分成分极为可观。
准确、客观评估这一点，不仅是历史问题，在国际竞争环境下更有现实意义。因为与建国初期单纯作为追赶者的地位不同，我们现在一方面仍在继续赶超发达国家，同时又在越来越多的领域成为越来越多国家赶超的对象。在近代资本主义四百年历史中，已有许多后发国家的“赶超”事业在取得初步成就时半途而废，不仅未能赶超守成大国，自身反而被新的赶超者所超越，我们现在未尝没有这样的风险。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由于新赶超者产出市场化程度通常不如我国，单纯引用GDP指标衡量多半会低估最有潜力的新赶超者的增长实绩与潜力，不利于我们准确评估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态势、进而制定正确的竞争战略。
三、全民思想和文化教育的历史性成就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人民共和国前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更体现在人力资源的培育，这种培育体现在自我奋斗的民族精神和文化教育两个方面。
有独立自主之个人，方有独立自主之民族；正是毛泽东时代强力推行的大规模社会改造运动进一步洗刷了满清统治者和西方殖民者所灌输的奴性，在全社会大大普及、强化了平等和自我奋斗的思想观念。
在文化教育方面，人民共和国前期建立的全民教育体系彻底改变了中国国民的文化教育水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全国文盲率近90%，1949年普通高校、普通中等学校、普通小学在校学生人数分别只有11.7万人、126.8万人和2439.1万人，招生人数分别为2.1万人、35.2万人和64.6万人。1964年人口普查时文盲率已降到33.58%，1982年人口普查文盲率22.81%，2000年人口普查文盲率6.72%。[⑤]到1976年，普通高校、普通中等学校、普通小学在校学生人数分别为56.5万人、5905.5万人和15005.5万人，招生人数分别为21.7万人、3240.2万人和3161.1万人。
不必否认，一些文学作品对某些知识分子下乡之类遭遇作了很多渲染，我母亲也很遗憾由于出身成分不好而未敢报考清华大学，高考后清华招生者见我母亲成绩出众，企图挖人但被我母亲报考的学校坚决挡了回去，就连父亲给我取的这个名字“新育”也是“接受新的再教育”的意思，因为当时我父亲正在军垦农场下放，对此不无牢骚。但我更明白，当时基于家庭成分实施的某些管理政策对于维护政权稳固是必要的，看看大汉奸殷汝耕侄女、台湾高铁董事长殷琪的所作所为就不难明白这一点；而没有共和国前期的体制，我父亲这样的贫下中农子弟能否读书自不待言，就是出身于地主家庭的我母亲，倘若是在解放前的体制下，她此生也只可能是某个乡间的文盲农妇，绝无可能读大学并成为业务拔尖的高级工程师。得到一元钱千恩万谢，得到十元钱却抱怨人家没有给自己100元，这样的人永远都会有，但我希望不要成为主流。
四、社会公正之一：“平均主义”再认识
作为一个起点低下的发展中国家，倘若不能实现社会公正，就不可能凝聚人心抵抗外部如此长期、如此强大的压力。人民共和国前期历史社会公正成果首先体现在更加公正的社会收入和财富分配，这一成果的遗产即使在以“打破大锅饭”为开端的改革时期，也对经济建设发挥了重大促进作用。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相对平均的收入分配格局有助于购买力集中于国内产品而非昂贵的进口品。而且，一个国家收入分配较为平均，也意味着每种消费品的需求一旦出现就会迅速爆炸式膨胀，这既进一步强化了国内市场的规模优势，也令在发现并满足国内市场需求方面决策相对迅速的内资企业（因为决策环节少于外资跨国公司且更了解本土市场）优势更为突出。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的中国市场家电消费热潮中，正是凭借这一点和当时的贸易壁垒，中国家电行业几乎白手起家，就迅速成长为可与西方同行同台竞技的巨头。
当然，改革以来中国收入分配公正的优势已经显著削弱；更令人忧虑的是，随着收入分配失衡的恶果日益显著，某些高举“改革”旗号的人不是努力矫正，而是一方面努力维护甚至加强既得利益集团的特权，另一方面竭力把收入分配失衡说成是改革前即已有之的缺陷，丝毫不顾改革初期的旗号恰恰是“打破大锅饭”而不是“平均主义”。这样的表现令人不能不担心改革30年后的中国社会是否已经丧失了承认并改正失误的能力；但我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现实压力必然推动人民共和国前期历史这一遗产至少部分回归。
五、社会公正之二：对人民政治权利的超前探索
共和国前期社会公正成果同样体现在对实现人民政治权利的探索。共和国创始者之所以是人民领袖，就是因为他在开国创业成功之后没有把自己当做新权贵阶层的代表人，而是毕生不懈地思考、探索如何有效维护人民大众的经济和政治权利，其思考之深邃、目光之远大，远远超越了时代，直到他身后数十年后，人们才开始理解。
早在1950年代，毛泽东就通过阅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著作，思考、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而没有盲从。《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卷第275页有一段重要的话：“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在这本书中还有一段：“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他们的影响的问题。……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它们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⑥]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正是为了树立和维护人民大众的经济和政治权利，他不仅注重收入和财富分配体制的安排，更关注培育人民大众维护自身权利的能力和意志，如全民教育制度既是对经济建设人力资源的培育，也是赋予人民群众维护自身权利的工具。如果一方面高喊“民主”，另一方面却从收入和财富分配、教育机会等各个方面剥夺大众行使民主的能力，那么这种“民主”有何意义？
不可否认，共和国前期在这方面的某些探索走了极端，遭到了失败；但时至今日，面对现实，我们是否应该考虑，我们后来的某些做法矫枉过正了呢？我们是否应该回顾、领会和发展开国领袖这方面思想的合理内核，去探索长久的安排呢？
三、对共和国前期历史的评价也是对评价者的考验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由于牵涉当今人们的利益，对现代史的评价尤其复杂。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四面受敌的环境中寻找复兴之路，不可能有现成的答案，注定了中国的探索过程必然充满波折，导致共和国前期历史评价进一步复杂化。正因为如此，对共和国前期历史的评价也是对评价者的考验。它考验的是评价者是否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认识和思考问题，也是评价者能否超越个人恩怨和一时的个人私利而秉承客观立场；它考验的是评价者对历史的了解，也是评价者对现实和未来发展的预见；它考验的是评价者对当时当地的观察，也是评价者的世界眼光；……如果不能够站在国家、民族立场超越个人恩怨和一时个人私利评价本国历史，这一举动本身就足以证明评价者没有资格、没有能力担任这个社会的领导力量。面对这场考验，我们会交出一份怎样的答卷呢？
（初稿2009.9.18，修订2009.10.19，仅代表个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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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英】琼·罗宾逊：《现代经济学导论》，第399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
[②] 林毅夫等：《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第16—17页，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③] 国家统计局：《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第9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
[④] 国家统计局：《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第10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
[⑤] 见“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基本情况”，载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8》，第90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
[⑥] 转引自《邓力群国史讲谈录（三）》，第335—3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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