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洛夫遇刺事件探究

　1934年12月1日　下午4时半，苏联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斯莫尔尼宫三楼的走廊里响起了一声枪响。枪声过后，联共（布）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颈部中弹，倒在血泊之中，不多时就因伤势过重去世。这一事件成为了20世纪三十年代苏联“大清洗”运动的导火索。

基洛夫遇刺事件的直接凶手是列昂尼德·瓦西里耶维奇·尼古拉耶夫，这是一个因为工作安排不得志而多次上访的人，他的前妻同基洛夫有恋爱关系。但是此案并不是那么简单，还有相当多的疑点：尼古拉耶夫在　1934年12月1日　曾两次在案发之前被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在斯莫尔尼宫附近扣留过，并且在他的身上发现了武器——一把手枪。但是，不知根据谁的指示，他两次都被释放了。于是让这个人带着武器潜入了斯莫尔尼宫基洛夫通常走的那条走廊里。而且在基洛夫遇刺的时候，他的警卫队长鲍利索夫远远地落在基洛夫后面，这是违反他的工作守则的[1]。基洛夫遇刺事件的侦查过程中同样充满疑云：基洛夫的警卫队长鲍里索夫在次日正要提讯时，却因为交通事故死去，但车中其他的人却一个也没有受伤。

所有这些都表明：基洛夫遇刺事件并非是一起简单的谋杀案，它的发生有着深刻的背景。对于基洛夫遇刺事件的幕后真凶，国际学术界说法众多，仅我本人这些年来从各类图书、杂志、报纸和互联网上看到的归结起来有不下于十种之多。在这些说法中影响较大、较为可信的有以下几种：情杀案件说，认为此案完全是尼古拉耶夫出于情感纠葛原因采取的恐怖主义行动；德国间谍主使说，认为是德国间谍收买了尼古拉耶夫杀死了基洛夫；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主使说，认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等在与斯大林党内斗争中的失败者共同策划实施了对基洛夫的暗杀；内务部阴谋说，认为内务部头子亚戈达为夺取权力布置了暗杀基洛夫；斯大林清除威胁说，认为斯大林为消除基洛夫的威胁策划了这起暗杀事件。由于这起事件发生了已有七十多年之久，而且关于基洛夫遇刺事件的各种档案文件许多都被人有意识地销毁和破坏，我在这篇文章里只能尽我所能，用我接触到的材料和尽可能缜密的推理去接近事实的真相。

首先来分析“情杀案件说”，这种说法我也曾经信以为真过，可是随着我对基洛夫遇刺事件的深入了解，越来越觉得这不可能是一起简单的谋杀案。尼古拉耶夫确实是一个对基洛夫充满仇恨的人，他在作案前有着充分的准备：搞到了手枪，仔细地研究过了基洛夫散步的线路。虽然尼古拉耶夫有杀害基洛夫的动机，也为杀害基洛夫作了充分的准备，但是如果基洛夫身边的警卫人员忠于职守的话，尼古拉耶夫的阴谋是无法得逞的。可是在此案中基洛夫的警卫人员却纵容尼古拉耶夫带着手枪走进斯莫尔尼宫，而且案发时基洛夫的警卫人员反常地远远落在基洛夫身后。显然凭借尼古拉耶夫的权力无法命令基洛夫的警卫人员，可见此案一定另有隐情。

再来看“德国间谍主使说”，在基洛夫遇刺事件发生前一年，纳粹党在德国上台并制造了“国会纵火案”，大肆逮捕和镇压共产党员。希特勒对苏联有着刻骨的仇恨，处心积虑地妄图侵犯苏联。希特勒也希望苏联国内能够产生些动乱，为他以后的侵略创造有利条件，而基洛夫遇刺事件引发的苏联“大清洗”也部分地实现了希特勒的战略意图。与纳粹勾结在一起的俄国法西斯流亡分子和恐怖分子也制定了一个庞大的暗杀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计划。法西斯的“俄罗斯人光复俄国全国同盟”的喉舌、在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出版的《保卫俄国》于　1934年11月1日　声称：“在列宁格勒必须干掉基洛夫。在俄国南部也必须干掉科肖尔和波斯蒂希夫。法西斯兄弟们，如果你们不能干掉斯大林，那就干掉高尔基，干掉诗人迪比扬·比尼，干掉卡冈诺维奇……[2]”从这些法西斯分子的狂妄叫嚣中我们可以看到暗杀基洛夫是他们的阴谋之一。

德国法西斯有杀害基洛夫的动机，但是德国法西斯的阴谋是否能够得逞还需要苏联国内一些“第五纵队”的配合。毕竟事物的变化发展中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此案中基洛夫身边的警卫人员也都是苏联人。据一些材料也声称尼古拉耶夫在事前曾数次去德国领事馆，案发后次日德国领事回国再未赴苏联[3]。但是基洛夫身边的警卫人员与德国间谍并未接触，他们为什么要给尼古拉耶夫提供暗杀基洛夫的条件呢？此案中德国间谍可能有所参与，但真正的主谋应出自苏联国内。

断定了基洛夫遇刺事件的主谋应出自于苏联内部后，接下来的任务是来确定这个人是谁。基洛夫遇刺事件的幕后主谋应同时具备以下两个条件：第一，此人应有杀害基洛夫的动机，或者他是基洛夫的仇人，或者他从基洛夫遇刺事件中能够获益；第二此人应具备作案能力，起码有命令基洛夫身边警卫人员的权力。我们便运用这两个条件分析以下的几种说法。

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在他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通常简称为《秘密报告》）中把基洛夫遇刺事件说成是“集体镇压和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残酷行为便告开始”的信号，暗示斯大林制造事件作为借口来进行“集体镇压”。到了1961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更进一步攻击斯大林，认为斯大林应对基洛夫被杀“负全部责任”。赫鲁晓夫一直想证明斯大林在基洛夫遇刺事件中有罪，后来在80年代中期也有一些人声称要找到斯大林谋杀基洛夫罪行的“确凿证据”。这些寻找虽然都没有成功，直到现在也没有找到能够证明斯大林谋害基洛夫的证据，但是这种说法却流传甚广。

我经过对各种材料的分析与鉴别之后，发现斯大林为消除威胁而派人暗杀基洛夫的说法漏洞百出，是根本无法成立的。其理由如次：

第一，基洛夫在联共（布）党内并没有对斯大林的地位构成威胁。1934年联共（布）政治局委员的排列顺序是这样的：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加里宁、奥尔忠尼启则、古比雪夫、基洛夫、安德烈耶夫、科肖尔。虽然列宁格勒在苏联的地位相当重要，克里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从来也不是苏联的第二号人物，何谈对斯大林的地位构成威胁？在1929年联共（布）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斯大林在党内的地位便再也没有受到任何反对派强有力的威胁。而且在下面还要讲到，基洛夫是斯大林的忠实支持者，他在党内地位的上升对斯大林来说是有利的。

至于《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一书的罗伊·梅德韦杰夫说到的“（1934年）　2月9日　至10日夜计票委员会打开了表决的投票箱，结果反对基洛夫的只有三票，而反对斯大林的有二百七十名代表大会的代表”这一表决结果到现在为止在联共（布）党内还没有文件可以确认。即使这一表决结果为真，它也并不能说明对基洛夫斯大林的地位构成了威胁。当时在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中，不太知名的党的活动家往往会一致通过，或者得到极少的反对票。基洛夫的“胜利”只能证明他在党内的地位并不抢眼[4]。

第二，基洛夫是斯大林最忠诚和亲密的同志之一，而且两人具有非常好的友谊。在20世纪二十年代联共（布）的各次党内斗争中，基洛夫都坚定地站在斯大林的一边。联共（布）历次代表大会以及大会期间的群众集会上基洛夫在发言中都热情地表示要忠于斯大林和他的政策。1934年8月基洛夫和日丹诺夫一起对涉及苏联历史以及新历史教科书的重要意识问题作了详细研究与分工，成为斯大林的合。这一事实表明1934年斯大林和基洛夫之间的关系更加强化了。

据斯大林身边警卫人员的笔记和回忆，斯大林和基洛夫不仅是志同道合者，而且是好朋友。斯大林的警卫队长弗拉西克写道：“斯大林最喜爱和尊重基洛夫，以一种令人感动的温柔之爱去爱他。基洛夫同志来莫斯科和去南方对斯大林来说是真正的节日。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的名字和父称）一般来一两个星期。在莫斯科他住在斯大林的住宅里，斯大林几乎和他形影不离。”斯大林的警卫员雷宾也确认：“在那决定命运的一年（指1934年）里很少有人造访斯大林的别墅……只有基洛夫没有忘记斯大林，整个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期间他都习惯了住在我们这里。甚至他睡斯大林的床，而主人安于睡沙发[5]。”基洛夫的遇刺身亡使斯大林失去了一位同志和朋友，怎么能认为基洛夫遇刺事件是出自于斯大林的主谋呢？

第三。从基洛夫遇刺事件发生后斯大林的反应也可以看得出来。基洛夫遇刺事件发生后，斯大林中断了自己的所有事务，去列宁格勒亲自参加对罪行的侦查工作。当斯大林看到在列宁格勒车站上迎接他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代表时，他无法克制自己的愤怒，粗暴地斥骂了他们。斯大林对于基洛夫的被害极为痛苦。雷宾这样描述那几天斯大林的情况：“斯大林对谢尔盖·米罗诺维奇的死大为震惊，这些日子里他消瘦了，变黑了，脸上的麻斑更明显了。他吻了吻似无的基洛夫的嘴唇，勉强可闻地叹息说：‘别了，亲爱的朋友。’妻子死后他没有最亲近的人了[6]。”如果杀害基洛夫是斯大林的授意，他为基洛夫遇害会感到这样痛苦和愤怒吗？

最后，即使退一万步来说，斯大林有杀害基洛夫的企图，他完全可以通过召开党的中央全会，进而通过法庭审判的方式来处理。既然采取正当途径完全可行，又何必借助于暗杀呢？

综上所述，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可信的，斯大林不是基洛夫遇刺事件的主谋。

排除了以上种种说法以后，我们从此案的一条重要线索——基洛夫身边的警卫人员分析起。前文已经叙述过，基洛夫身边的警卫人员在案发前曾抓到过尼古拉耶夫，可是不知根据何方的指示又把尼古拉耶夫放了。能够对基洛夫身边警卫员下命令的只有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官员。其时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首脑是亚戈达，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人是扎波罗热茨。他们在基洛夫遇刺事件中对凶手尼古拉耶夫持纵容默许的态度，这说明他们是具有重大的嫌疑的。

而在案件发生之后，发生的一系列杀人灭口、毁坏证据的事件也应当是扎波罗热茨和亚戈达所为。基洛夫的警卫队长鲍里索夫在案发次日正要参加由斯大林亲自参加的审讯前因“汽车失事”死去，但车中其他的人却一个也没有受伤。车内其他的人都是些什么人呢？他们都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这起谋杀事件也应当是扎波罗热茨和亚戈达安排的，目的是让斯大林不知道他们的阴谋。另外据一些材料反映，斯大林也怀疑是亚戈达制造了这起事件。斯大林在乘火车赶去列宁格勒审问尼古拉耶夫时不准亚戈达随行，但是亚戈达坐飞机抢先在斯大林未到达列宁格勒之前安排了“灭口”。[7]

那么亚戈达为什么要杀害基洛夫呢？据许多史料证明，亚戈达是一个十足的野心家，他阴谋夺取苏联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在美国人迈克尔·塞耶斯和艾伯特·卡恩合著的《反苏大阴谋》中是这样描写的：“亚戈达梦想成为俄国的希特勒。他读过《我的奋斗》。‘这本书很有价值’他对他的忠实亲信和秘书布拉诺夫吐露。他对布拉诺夫说，希特勒‘由一个军士竟至成为这样一个人’，这个事实使他印象特别深刻。亚戈达本人也是从一名俄军军士开始其生涯的[8]。”事实上，基洛夫遇刺事件发生之后的“大清洗”运动也使亚戈达的权势到达了顶峰。

促使亚戈达谋杀基洛夫的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基洛夫对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调查。亚戈达在二十年代联共（布）的党内斗争中是布哈林的追随者，而基洛夫是斯大林的拥护者，两人曾经是过对头。1934年夏天，基洛夫查明了乌拉尔的党委书记和副书记同列宁格勒、莫斯科、基辅、第比里斯等地的反对派中心有联系。最重要的是，发现了乌拉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负责人就是反对派中心的首领。亚戈达同这个反对派首领是死党密友，他知道基洛夫再追查下去就要牵连到他了[9]。旧仇新恨交织在一起使亚戈达谋杀了基洛夫。

除了亚戈达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凶手呢？事实证明，斯大林的反对派参与了这一谋杀。在事件发生后托洛茨基评述说“杀害基洛夫这个聪明、无情的列宁格勒专制者”是斯大林政权危机的标志。在《反对派简报》里托洛茨基高谈阔论道：“正如沙皇时代一样，政治谋杀是风暴气氛正确无误的征兆，并预告着公开的政治危机的开端[10]。”

于1935年1月15-16日在列宁格勒举行的诉讼季诺维也夫派“莫斯科中心”一案中，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巴卡耶夫等人也承认对于暗杀基洛夫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因为这次罪行正是从他们所领导的、带有煽动性质的政治运动中派生出来的。1936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审判中他们又在法庭上当众承认他们组织了杀害基洛夫的事件。而在　1938年3月2日　对布哈林、亚戈达、李可夫等人进行的审判中他们也交待他们和托洛茨基结成了“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对于苏联党和政府领导人组织了一系列的恐怖行动，包括凶杀基洛夫、明仁斯基、古比雪夫和高尔基[11]。

有一些人怀疑以上的这三次审判是假案，可是亲自旁听过这几次审判的人大都认为这是真实的。美国进步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她的著作《斯大林时代》中是这样评述这几次审判的：“被告讲话很多，他们没有受过拷打的迹象……列席法庭的大多数人，包括外国记者在内，却认为这是真实的。美国大使戴维斯在他的《莫斯科出使记》一书中说，他相信被告确实犯了被控的罪。著名的英国律师和议员丹·纳·普里特也同样地信服[12]。”旁听过这些审判的另一位美国记者沃尔特·杜兰蒂也在其著作中写道：“这（　1938年3月2日　对布哈林、亚戈达、李可夫等人进行的审判）实际上是‘了结全部审判的最后一次审判’，因为这时问题已经清楚了，检察当局已经掌握了案件的实情，学会了识别国内外的敌人。早先的疑问和犹豫现在被打消了，因为一次接着一次的案件使得暗杀基洛夫时还模糊和不完备的图景逐渐完整了……[13]”这些都说明了审判的真实性，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斯大林的反对派参与了这一案件。

通过本文的所有分析与探究得出了以下的结论：基洛夫遇刺事件的直接凶手是尼古拉耶夫，幕后真凶是亚戈达，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斯大林的反对派及德国间谍参与了这一案件。

参考文献：[1] [俄]尤里·叶梅利亚诺夫著，石国雄、袁玉德译：《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在权力的顶峰》，译林出版2006年版。

[2] [美]鲍里斯·列维茨基编，克雄、达洲、代军合译：《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的恐怖》，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 [美]迈克尔·塞耶斯、艾伯特·卡恩合著，邹如山译：《反苏大阴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4]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石人译：《斯大林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

[5] 杜渐著：《苏联秘密警察》，群众出版社1980年版。

[6] 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斯大林文选（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8][苏]亚历山大·奥尔洛夫著，徐晓晴、王学富、邓晓光、伍春风译：《斯大林肃反秘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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