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评析

谨以此文纪念斯大林同志诞辰130周年。

                                                            ——题记

　1956年2月14日　，苏共二十大在莫斯科召开。会议闭幕的　2月24日　深夜，代表们又被召集到克里姆林宫，赫鲁晓夫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身份向代表们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即通常所说的“秘密报告”。这篇报告中赫鲁晓夫将斯大林的错误无限扩大化，开展了对斯大林的尖锐批判。这是苏联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　　

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自苏共二十大以来就一直存在各种不同的看法，关于它的争议五十多年来一直就没有中断过。最近十余年，随着苏联一些档案材料的解密，与秘密报告相关的许多谜团得以破解。苏共亡党亡国的历史悲剧和国际局势的重大变化也使许多学者开始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进行反思。　　

笔者在读大学时就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及其相关问题产生了兴趣。在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就读研究生期间接触了一些关于此问题的材料，本文就所能看到的材料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动因和出笼经过、内容、影响和教训做初步的分析与研究。由于本人才疏学浅，史料收集工作做得也不全面，文章中难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缺点和不足，敬请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秘密报告的动因和出笼经过　　

1、  秘密报告的动因　　

赫鲁晓夫为什么要在苏共二十大上做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是本文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斯大林自1924年至1953年担任苏共总书记和国家主要领导职务的时期，是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历史进程中一个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时期。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向全世界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但是斯大林时期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仍存在着一些缺点和不足，如党内不够民主，经济建设中对企业管的过死，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比例失调等等。苏联积累的这些问题需要进行改革和调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党内和社会上普遍有一种希望改变现状的情绪。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国家也逐渐意识到依靠战争和封锁的手段无法使社会主义国家屈服。面对日益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帝国主义国家寄希望于“和平演变”，加强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宣传和渗透，在其内部培养亲西方势力和寻找代理人。在这种影响下，苏联国内的自由主义思潮有所抬头。　　

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之下，赫鲁晓夫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通过反斯大林的方式来攻击对他的地位可能造成威胁的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等中央领导人。正如俄罗斯历史学家尤·瓦·叶梅利亚诺夫所指出的那样：“赫鲁晓夫奉行的是不讲出有关斯大林的全部实情，而是力求巩固自己并不稳固的地位。攻击死者使赫鲁晓夫不仅为自己在斯大林时代做过的不体面的事开脱，主要则是使人们相信，他现在的失误与‘斯大林的罪行’相比算不了什么。随后，对斯大林的攻击使赫鲁晓夫有可能从自己的竞争对手中找出‘斯大林罪行’的‘同谋者’，并把他们剔除出政权。”[1]　　

出于这种动机，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一小撮人在苏共二十大之前炮制了秘密报告。　　

2、  秘密报告的出笼经过　　

苏共二十大是苏联共产党一次例行的代表大会，是苏共中央1955年七月全会决定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本来在大会议程中并没有批判个人崇拜的内容。　　

　1955年12月31日　，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提出了关于苏联三十年代“大清洗”的问题。从会议记录看，当时未经充分讨论就决定成立以苏共中央书记波斯彼洛夫为首的委员会来研究审查有关“大清洗”的材料。　　

　1956年2月9日　，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以波斯彼洛夫为首的委员会向主席团报告了调查结果。赫鲁晓夫乘机提出要向代表大会报告“大清洗”的情况问题，而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等人反对，他们认为这会在党的队伍里和人民群众中引起不满情绪，使苏共以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陷入困境。赫鲁晓夫向主席团其他成员威胁说：“我提醒你们，每一个中央委员都有权向代表大会表述自己个人的观点，即使这个观点不符合中央的总结报告所拟定的总路线。假如你们反对提出这个问题，那我们就请教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我们深信不疑，大会一定赞成讨论这个问题。”于是在代表大会上做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秘密报告的建议就被接受了。[2]　　

　2月14日　，苏共二十大开幕，大会按照原定议程进行。　2月18日　，由波斯彼洛夫和阿里斯托夫签署的报告第一稿交给了赫鲁晓夫。　2月19日　，赫鲁晓夫又口述了一些内容。他口述的内容以及波斯彼洛夫和阿里斯托夫提交的报告成为秘密报告的基础。　　

苏共二十大原定议程于　2月24日　全部结束，这一天已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机关。赫鲁晓夫选择在当天深夜做秘密报告，据一些人分析，他这样做的原因是担心秘密报告如果放在投票之前可能遭到代表们的反对而影响选举结果。这次会议没有邀请外国代表团参加。秘密报告进行了四个多小时，直到　2月25日凌晨　时分方才结束，赫鲁晓夫作报告时还临场发挥，在原有稿子的基础上还“即兴”讲了一大堆话。大部分听众由于没有思想准备，感觉相当震惊，其中有几位代表由于身体不适，甚至被抬出了会场。报告结束后没有按照议事规程安排讨论，只宣读了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只有十几行字的决议就宣布散会。　　

　2月25日　晚，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速记稿经审定后打印成册。出席代表大会的各国共产党代表团应邀来到克里姆林宫，看完速记稿后如数交回。　　

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出笼经过可以看出，秘密报告是在苏共二十大开幕后由赫鲁晓夫等人匆忙拼凑而成，未经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审查和讨论就拿到代表大会上去的。这种做法是严重违反共产党一贯的民主集中制的要求的，是对党的纪律的粗暴践踏。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著名理论家科索拉波夫在　1996年2月15日　的《俄罗斯真理报》上指出，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实质上是一种反党行为”。　　

二、秘密报告内容分析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开头讲到“我这个报告不想全面评述斯大林的生平事迹”，随后便把话题引向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报告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个人崇拜的论述，在报告的主体部分，谈了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1、“列宁遗嘱”问题　　

秘密报告摘引了“列宁遗嘱”中有关斯大林的部分，全文引用了克鲁普斯卡娅给加米涅夫的信和列宁给斯大林的信，力图引导人们认为：斯大林违背了列宁明确要求他解除领导职务的遗言，隐瞒了列宁的遗嘱。而现在公开发表的历史材料证明：斯大林在这一问题上是光明磊落的，是忠于和贯彻列宁遗嘱的，斯大林继承列宁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是众望所归、民心所向、党心所向，这才是历史的事实。　　

所谓列宁遗嘱，是指列宁在　1922年12月23日　到26日口述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以及　1923年1月4日　口述的《对1922年12月24日信的补充》。这两封信里列宁对联共（布）的四位政治局委员都做了评价。使列宁感到不安的原因，是党内可能发生分裂。在谈到斯大林时，列宁认为他“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总书记的职位上“是不可容忍的”，建议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但在这两封信中列宁不仅仅批评了斯大林，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布哈林和皮达可夫都做了各种各样的批评。根据斯大林同事的看法，斯大林与别的苏维埃领导人有所不同，对自己的同时难得地耐心和有诚意，在极端气愤时也常常避免说粗话。[3]　　

列宁逝世后，在联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于　1924年5月18日　把列宁的这两封信送交了中央委员会。当时，斯大林和中央委员会都没有隐瞒这个“遗嘱”。　5月21日　，中央举行特别会议，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代表列宁文件接受委员会做了情况通报，向大会宣读了列宁的这两封信。加米涅夫代表政治局建议：把列宁的信传达给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但不在全体会议上讨论这封信，由各代表团分别讨论。加米涅夫说，政治局建议在讨论列宁的信时要考虑可以让斯大林担任总书记，条件是：他承认列宁所指出的他的性格上的那些缺点，并同意对此做出必要的结论。　　

联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是由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共同主持的。大会闭幕后两天，斯大林就在第一次中央全会上正式提出解除其总书记的职务的请求，但未获全会同意。斯大林在这次全会上仍然被选为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并再次当选为总书记。由此可以看出，斯大林并没有背叛列宁的“遗嘱”，而斯大林成为联共（布）和苏联的领袖，也是联共（布）和苏联人民作出的历史选择。　　

2、“大清洗”问题　　

秘密报告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是关于20世纪三十年代的“大清洗”问题，这也是本文将要进行详细分析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谈及“大清洗”问题时，赫鲁晓夫首先提到了列宁对于党内斗争的处理方式，指出在必要的情况下是可以采取严厉的措施的。随后赫鲁晓夫讲到：“而斯大林采取最极端的方法，实在革命已经取得了胜利，苏维埃国家业已巩固，剥削阶级已被消灭，社会主义关系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已经确立，而我们党在政治上业已巩固，无论从数量上和思想上已经受到了锻炼的时候。”　　

赫鲁晓夫对于“大清洗”的历史背景的分析是错误的。在20世纪三十年代后期，苏联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都非常复杂而严峻。从国际背景上来看，德意日法西斯化，疯狂地扩军备战，处心积虑地准备入侵苏联。苏联亟需做好反抗外敌入侵和保卫国家的准备。从国内背景上来看，社会主义建设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敌对势力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仍在用各种方式进行反抗，党内斗争复杂激烈。党内一些反对派的首领如亚戈达、皮达可夫、克列斯廷斯基、托姆斯基等人也与国外敌对势力相勾结。[4]　　

在这种情况下，进行肃清反革命分子的运动，无论对于保持国内稳定还是对于防止敌人内外勾结搞垮苏联来说，都是有其必要的，也可以说是备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二战开始之后，西欧不少国家在法西斯发起进攻后一触即溃，德国“第五纵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而苏联则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其原因就是彻底地肃清了反革命分子。《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结束语对“大清洗”的必要性做了科学的归纳：“在工人阶级的领导司令部里，绝不能容许信念不坚定者、机会主义者、投降主义者和叛徒有立足的余地。在自己的司令部中，在自己的堡垒中有投降主义者和叛徒而去同资产阶级做殊死斗争，就会陷于腹背受敌的地位。不难理解，这样的斗争只会遭到失败的结局。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为要达到胜利，首先必须在工人阶级的党内，在工人阶级的领导司令部内，在工人阶级的先头堡垒内，把投降主义者、逃兵、工贼和叛徒清除出去。”[5]曾在1936年到1938年“大清洗”高潮中任美国驻苏大使的戴维斯在苏德战争爆发后也说，“大清洗”中肃清的反革命分子确实有叛国的罪行，“大清洗”证明“斯大林及其亲密战友具有惊人的远见”。[6]　　

当然，“大清洗”中确实是存在相当多的错案，有不少无辜的人被杀，给苏联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对此斯大林确实应该承担责任。但是把“大清洗”中的所有错案责任都归于斯大林，则是有失公允的。干部中有些人为了保全自己，或显示“政绩”，或以此机会公报私仇，在“大清洗”中推波助澜，采取了很多过头的做法。这些人在“大清洗”中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赫鲁晓夫正是这些人中表现得较为突出的一个。1988年，苏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的档案里保存着能证明当年担任莫斯科市市委书记的赫鲁晓夫参与大规模镇压运动的材料，包括他本人呈交的建议逮捕莫斯科苏维埃和州委领导人的文件。1938年，赫鲁晓夫调任乌克兰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后，那里有大批党政机关和经济部门的领导干部被逮捕。他还写信给斯大林告状，说乌克兰每月报审批逮捕的为17000-18000人，而莫斯科批准的不超过2000-3000人，请斯大林出面干预。[7]　　

赫鲁晓夫在论及“大清洗”时指出斯大林在国内实行大规模恐怖的理论依据是1937年中央二、三月全会上《论党的工作的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的报告中提出的“愈接近社会主义，敌人就愈多”的论断。赫鲁晓夫对这一“理论依据”进行批判，认为“大清洗”中相当多的错案都是源自于斯大林的这一“论断”。其实斯大林在此次报告中的原话是这样的：“相反地，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住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做最后的挣扎。”[8]斯大林说的是“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并没有说“敌人就愈多”，而赫鲁晓夫则曲解和篡改了斯大林的意思。可是现在很多关于苏联历史的书却根据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认为是斯大林提出了“愈接近社会主义敌人愈多”，可见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流毒危害不浅。　　

3、  卫国战争期间的若干问题　　

谈完了有关“大清洗”的问题后，赫鲁晓夫接着讲到：“斯大林集大权于一身，这在伟大卫国战争中造成了严重恶果。”下面他分三方面来论述这一观点：斯大林对德国突然袭击丧失警惕，不做任何迎战准备；斯大林不了解战争的实质，又包揽一切地进行乱指挥；在卫国战争期间对一些少数民族实行强制性迁移。下面即对这三个方面逐一进行分析。　　

赫鲁晓夫在谈到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表现时，首先指责斯大林对纳粹德国丧失警惕，没有做好战争准备，致使战争初期遭到失败，损失巨大。可是他所说的与事实有很多不符之处，斯大林在战前领导苏联军民做了不少备战工作：第三个五年计划中加强了军事工业的发展，使苏联具有了强大的军事工业生产能力；在西部国境进行了要塞和工事的修筑；在东面与日本缔结《苏日中立条约》，以避免两线作战；加紧乌拉尔山以东地区的经济建设，有计划地将西部一些国防工业东迁；对人民进行了大量军事教育和训练。赫鲁晓夫对这些战前准备一概视而不见，在秘密报告中一味地指责斯大林消极避战。在秘密报告中他还提到“在希特勒军队侵犯苏联领土前夕，有一个德国人逃奔到我国境线上来，说德国部队接到命令将在　6月22日　夜晚3时发动对苏联的进攻。当时立即把这件事报告了斯大林，但是，这一信号仍然没有引起注意。”恰恰相反，斯大林在接到报告后立即把朱可夫、铁木辛哥、布琼尼和梅赫利斯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召开紧急会议，并指示边境军区的部队“处于完全战斗准备状态，迎接德国或它的盟国的可能袭击”。[9]由此可见，斯大林根本没有无视战争可能开始的警告。　　

赫鲁晓夫接着又攻击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根本不了解前线的真实情况”却“直接干预作战进程”，结果“造成人员的巨大损失”，还说斯大林指挥作战时“包揽一切，不和任何人商量，也不需要听别人的意见”。赫鲁晓夫竭力使人们相信斯大林的独断专行是卫国战争初期苏军失利的原因。但是斯大林在卫国战争期间并不是像赫鲁晓夫讲的那样独断专行，当时一直担任苏共党和军队高级领导的朱可夫在其回忆录中说：“在整个战争期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党中央组织部和书记处共召开了200多次会议，研究讨论有关国防、外交、经济发展等重大问题。斯大林领导的国防委员会共做出10000多项决议；在国防委员会上经常出现一些针锋相对的意见……如果达不成一致意见，则马上由争论的双方派出代表组成专门委员会，负责在下一次会议上提出经过协商一致的决议。”[10]赫鲁晓夫还说斯大林是“按地球仪制定作战计划”的，他的这一“名言”流传很广，可是赫鲁晓夫在卫国战争期间在乌克兰工作，他和斯大林只见过几次面，怎么就这样妄下结论呢？在斯大林领导下经历了战争的全过程并对斯大林有着深刻了解的苏军高级将领们完全是另一种看法，苏联元帅梅列茨科夫听到赫鲁晓夫的胡言乱语后有力地反驳说：“我从来也没有读过比这更荒谬的东西。在战争期间，在大本营和最高统帅办公室汇报时，在出席许多会议时，我看到一些战役是怎么决定的……斯大林在军事战略上甚至也不根据‘地球仪’来确定方针。对于各种战术问题来说这一点就更加可笑了。”战争期间曾一百九十九次和最高统帅会见的瓦西列夫斯基也说斯大林“非常细心地关注前线形势的一切变化，洞悉国家国民经济中所发生的一切事件”。[11]　　

赫鲁晓夫还谈到了卫国战争期间迁移车臣、印古什、克里米亚鞑靼人的事，说“这种迁移绝不是从军事方面考虑决定的”，是“粗暴破坏苏维埃国家民族政策和列宁主义原则的行为”。而根据俄罗斯历史学家佩哈诺夫研究后指出，斯大林这样做是有原因的：　　

第一，这些民族在战争中有投敌行为。据贝利亚　1944年5月10日　给斯大林的报告，克里米亚鞑靼人有2万人参加苏联红军，但在1941年红军从克里米亚撤退时，这2万人全部逃离红军，并加入德国占领军。车臣和印古什人的情况也大抵如此。　　

第二，并非是“斯大林因这些民族的部分人犯罪而惩罚整个民族”，实际上这些民族绝大部分成年男人都卷进去了。　　

第三，并非把整个民族都迁移了，这些民族中一些参加红军的人，包括一些妇女没有迁移。　　

第四，在二战中美国也曾采取过这种做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罗斯福下令把居住在西海岸的日裔美国公民不分男女老少统统迁往内地的集中营，可是并没有人对此进行指责。[12]　　

4、“个人崇拜”问题　　

赫鲁晓夫指责斯大林“千方百计地鼓励和支持崇拜他个人的做法”，制造个人崇拜。可是赫鲁晓夫在指责斯大林时只是谈到了种种苏联国内存在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现象，却没有深入分析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崇拜斯大林。个人崇拜现象不可能是无根之木和无源之水，它的出现首先应该由于斯大林对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而不是像赫鲁晓夫所说的是斯大林“吹嘘自己”的结果。　　

至于赫鲁晓夫提到的斯大林“吹嘘自己”的例子更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例如他提到苏联国歌的歌词“把伟大列宁党的全部教育、领导和鼓舞作用，都归于斯大林一个人了”，可他对于歌词中“伟大的列宁，指明了前程”一句该作何解释？他还说“斯大林很喜欢看《难忘的1919年》这部电影，影片实际上把他描写成站在铁甲车的踏板上，举起大刀砍杀敌人”。笔者为了写此篇论文，特地看了《难忘的1919年》这部反映斯大林在1919年领导彼得格勒军民粉碎反革命叛乱、抵抗外国干涉军的电影，但是从头到尾也没有看到斯大林“站在铁甲车的踏板上，举起大刀砍杀敌人”的场面，赫鲁晓夫真是睁着眼说瞎话。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还指出“我们这里曾经有不少奉承拍马、擅长欺骗和虚报成绩的人”，这些人对“个人崇拜”现象是有责任的。赫鲁晓夫此话多少道出了些实情，他自己就是这种人。正是赫鲁晓夫，1939年3月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20分钟的发言里居然把斯大林恭维了32次之多。又是赫鲁晓夫，经常肉麻地吹捧斯大林是“人类最伟大的天才、导师和领袖”、“伟大的常胜将军”、“亲生父亲”，这是常人难以说出口的。[13]可还是同一个赫鲁晓夫，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需要，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捶胸顿足地咒骂斯大林是“凶手”、“刑事犯”、“强盗”、“赌棍”、“　暴　君”、“独裁者”、“混蛋”、“白痴”等等。他虽然参与了斯大林时期党和国家的领导，积极支持和坚决执行了当时的政策（不管是对的还是错的），却以“反戈一击有功”的姿态出现，把斯大林领导时期的一切都全盘否定，并把一切过错都推给斯大林一人，而把自己洗刷得一干二净，其人格之卑劣，可见一斑。　　

况且斯大林也不是唯一享有这种个人崇拜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苏联党和国家机关的办公室里除了有斯大林的画像，还有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和其他政治局委员的画像。而且还有许多城市、海湾、山峰、工厂、集体农庄用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加里宁、米高扬、奥尔忠尼启则、基洛夫等人的名字来命名。而且斯大林本人也不止一次地对向他的不应有的谄媚表示过不满，他不同意授予他自己苏联英雄称号，并为接受大元帅军衔表示后悔，后来还坚决否定了把莫斯科改名为斯大林达尔的提议。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对这些都只字不提。　　

赫鲁晓夫虽然提出要反对个人崇拜，可他根本不懂个人崇拜是什么；虽然讲了一些发扬民主和坚持集体领导的话，但实际上并不那样做。他压制党内不同意见、破坏集体领导原则，炮制秘密报告的过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总而言之，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通过歪曲篡改历史事实的无耻手段，把斯大林描绘成一个残暴无礼、独断专行、病态多疑、残酷狡诈、滥用权力、动辄杀人的独裁者，全盘否定斯大林建立的历史功勋。他这样咒骂斯大林，实质上是对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的莫大污辱，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一些根本原则的否定。必须彻底清除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中对斯大林的中伤和污蔑，还斯大林应有的历史地位。　　

三、秘密报告的影响和教训　　

1、  在苏联国内引发的不良后果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秘密报告在苏联社会各界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首先在格鲁吉亚引发了一场动乱。1956年3月，第比利斯人民群众为纪念斯大林逝世三周年举行集会。在斯大林的纪念碑前，集会者高喊“打倒赫鲁晓夫！”“拥护莫洛托夫出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还有一些人提出给贝利亚恢复名誉，撤销赫鲁晓夫的职务，甚至传出了要求格鲁吉亚退出苏联的声音。集会最终变成了动乱，示威者与军队发生冲突，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他自己又大搞个人崇拜，主动走上了“神坛”。其程度，比斯大林有过之而无不及，如1963年一年，全国性大报共刊登了赫鲁晓夫的120幅照片，1964年前9个月竟至140幅，而当年斯大林照片载之报端一年也不过10到15次。[14]赫鲁晓夫的这种做法使得相当多的人大失所望。苏联社会的思想氛围发生了重大变化，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共产党、不再相信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丧失了理想与信仰，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与享乐主义思想泛滥。　　

秘密报告对斯大林的否定还为苏联解体埋下了祸根。苏共党内一批不熟悉党的革命传统、对社会主义缺乏坚定信念的青年人，正是在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思想影响下开始成长起来，他们后来被称为“二十大的产儿”。正是这其中一些人，如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雅可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等成了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瓦解苏共、埋葬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骨干。戈尔巴乔夫在2001年3月接受俄罗斯灯塔电视台采访时就谈到了苏共二十大对他们这代人的影响：“我们是苏共二十大的孩子，苏联六十年代的历史对我们影响很大，年轻时我们是怀着对党的信任和忠诚入党的，但苏共二十大后，我们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15]虽然不能把苏共亡党亡国的全部原因都归结为对斯大林的错误评价，但是否定斯大林就必然导致对斯大林为之奋斗了一生的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否定。　　

历史在前进中不可避免地要遇到一些曲折，人民群众暂时也会受一些谎言的蒙蔽，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谎言必将被揭穿，真相将会显露。近年来，俄罗斯重新评价斯大林的呼声越来越高。据2005年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调查，58%的受访者对斯大林以肯定的评价，只有18%的受访者不同意这个看法。[16]前苏联地区共产主义政党联合组织“共产党联盟——苏共”在其三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做出决定：鉴于赫鲁晓夫集团在苏共二十大上“虚伪和无根据地”做出反斯大林的决议给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恶劣影响，大会决定撤销苏共二十大《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决议。　　

2、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恶劣影响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不仅在苏联国内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产生了种种恶劣影响。　　

　1956年6月21日　，美国国务院公布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全文。西方媒体和政界人士利用这个报告大做文章，掀起一场大规模的反共浪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陷入思想混乱。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所受冲击最为严重，波兰、匈牙利局势动荡，接连发生“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给两国党和政府造成大量损失。西欧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也受到影响：法国三百名议员领队，两万人举行反共游行，法共中央办公室和《人道报》社被捣毁；英法等西欧国家的共产党有大批党员退党。秘密报告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17]　　

秘密报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是引发了中苏两党两国之间的矛盾冲突，最终酿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社会主义阵营分裂。中国共产党人不同意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做法。邓小平曾出席苏共二十大，他在看完秘密报告速记稿后就表示：斯大林是国际人物，这样对待他是胡来！不能这样对待革命领袖斯大林。[18]毛主席也对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表示反对，赫鲁晓夫率团访华时，毛主席质问他：“谴责斯大林的决议是否做得过于匆忙和主观了呢？要知道他对许多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对伟大的革命事业，包括中国在内，曾做过巨大的贡献。怎么能全盘否定或贬低了呢？”毛主席还说：“斯大林的名字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受到尊敬，他树立了一个革命者的榜样。我们相信他，相信他的学说和经验。现在全都一笔勾销，这样一来，我们几十年来英勇斗争所取得的成果有可能毁于一旦，我们会失去共产党人的威信、失去信仰……”[19]赫鲁晓夫对这些逆耳忠言一概充耳不闻，还对中国共产党的观点进行指责，这成为中苏两党意见分歧的开端。此后他想使用强权使中国共产党屈服，最终引发了中苏关系的完全破裂，由各国共产党人浴血奋斗创立的、使资本主义世界望而生畏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　　

从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来看，在上半个世纪欣欣向荣、成就巨大，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则逐渐变为低潮，最后直到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了前所未有过的低潮。由高潮转向低潮的转折点就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3、  秘密报告的教训　　

    应该看到，苏联历史上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确实存在过，并造成了一些消极作用。在这个问题上确实应当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之进行认真的、全面的、科学的分析，在认清其危害的基础上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防止，以保证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健康地向前发展。而赫鲁晓夫借口反对个人崇拜否定斯大林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最后导致苏联亡党亡国，并且造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其历史教训不可谓不沉痛！　　

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在斯大林评价问题上则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客观公正地分析。在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国共产党便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对斯大林的功过进行了全面客观地分析与评价。毛主席在斯大林评价问题上指出：“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20]“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他们的主要的、大量的东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东西是错误的。”[21]邓小平同志在谈及斯大林评价问题时也说：“我们不能要求伟大领袖、伟大人物、思想家没有缺点和错误，那样要求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党中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那样的事。”[22]这一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客观公正地分析历史人物的原则也很好地被中国共产党传承下来。在“文化大革命”后邓小平同志就没有全盘否定毛泽东，而是对毛泽东一生的功过是非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　　

对比一下中苏两党两国对斯大林评价的不同导致的不同后果便可知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怎样对待自己的历史的问题，也是关系到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只有尊重历史，才能更好地面对现实，进而更好地去建设明天。　　

参考文献：[1]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 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3]《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5][苏]朱可夫著，徐锦栋等译：《朱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　　

[6][苏]尤·阿克秀金著，李树柏等译：《赫鲁晓夫——同时代人的回忆》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　　

[7][俄罗斯]尤里·叶梅利亚诺夫著，张捷译：《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通向权力之路》凤凰传媒出版集团、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　　

[8][俄罗斯]尤里·叶梅利亚诺夫著，石国雄、袁玉德译：《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在权力的顶峰》凤凰传媒出版集团、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　　

[9] [美]迈克尔·塞耶斯、艾伯特·卡恩合著，邹如山译：《反苏大阴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10]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石人译：《斯大林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　　

[11]李慎明主编：《历史的风——中国学者论苏联解体和对苏联历史的评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2]葛新生著：《赫鲁晓夫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　　

[13]崔奇著：《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　　

[14] 师哲口述，李海文整理：《中苏关系见证录》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　　

[15] 吴恩远：《再论俄罗斯反思历史、重评斯大林思潮》。《世界历史》2006年第2期。　　

×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