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北京市昌平区农机实验站的一处平房里，已经生活了23年。算上在西安、内蒙等地的岁月，她在养牛方面花费了57年
秋天下雨的早上，寒春戴着工装帽，穿着棉秋衣和牛仔裤，坐在一个带有简陋家具和砖砌的写字台的房间中央吃早饭。她刚从奶牛场回来，满头白发，但精神不错，再过20天，就要度过84岁生日了。她慢慢地吃了一小盘枣，一边看着CNN新闻频道中关于新奥尔良飓风的报道。在雨打屋檐的寂寥声音中，电视机里传出的英语会让人错觉她已颇有思乡之情。但是，这位美国老太太对关于祖国的任何情感都断然否认。
直到现在，寒春言谈间依然喜欢使用“文革”时期的各种语汇。
她的原名是琼·辛顿，曾经作为费米教授的助手，参加了美国用于原子弹研究的“曼哈顿工程”，1948年随现已去世的丈夫阳枣来到中国。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者，寒春与阳枣都曾热情地参与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
1946年，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声称要联合遏止共产主义。在这一年8月，她的未婚夫欧文·恩格斯特，即后来的阳枣，受到《西行漫记》的影响，到了延安并受到了毛泽东的会见。他告诉寒春，毛泽东很有魅力。这时，她的哥哥后来著有《翻身》一书的左翼人士韩丁，也已到了中国。他也告诉妹妹，共产党的中国是一个希望之乡。
1949年，寒春和阳枣在延安的一个窑洞里举行了婚礼，没有蛋糕，阳枣就用泥巴做了一个，上面刻了字。当年的以苦为乐的气氛，显然令这对夫妇兴奋不已。寒春喜欢解放区的政治气氛，“白天干活，晚上用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抓革命促生产。”
欧文·恩格斯特出生在纽约州一个农民家庭，曾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农牧专业。他的专业最终也成了妻子的选择。
1953年7月，美国的《真相》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一个逃掉的原子间谍”，文章说曾参与过美国原子弹制造计划“曼哈顿工程”、掌握了很多机密的年轻女物理学家琼·辛顿此前突然失踪，几年后又在中国北京露面。文章怀疑琼·辛顿和丈夫欧文·恩格斯特到了中国之后，向中国透露了美国的核秘密，并且有可能正在协助共产党政府发展自己的原子弹计划。
面对本报记者，如今已是中国农机院专家的寒春再次否认了她与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有关的传闻。她表示自己之所以离开美国，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对研制这些杀人武器的憎恶，当然也就不会支持和帮助任何国家加以制造。
事实上，阳枣夫妇在那几年间一直在养牛。1949年他们赶着83头荷兰奶牛从延安来到位于陕北和内蒙古交界的三边牧场，对牛进行改良。那里连道路都没有，往来交通全靠毛驴。因为地方偏僻，在毛泽东主席宣布新中国成立20天后，寒春才知道消息。
1955年，她和丈夫带着1000多头牛落户西安草滩农场，并在这里度过了10年时光。
大跃进后，寒春夫妇激动起来。王震希望他们的草滩农场能够养鸭子。“他送了5只鸭子给我们”，又送来了一个大孵化器，然后把目标定为5万只。寒春拼命工作，确实孵化了数以万计的鸭子，但是饲料太少，很多都跑掉了。
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寒春也去向遗体告别。大家都哭了，但是寒春没有。
从26岁起她就崇拜毛泽东，她相信，自己反对核武的人道主义没错，争取公平的阶级斗争没错，反对霸权和解放天下穷苦人的梦想没错。她尤其相信，要达到梦想，就需要牺牲和坚强，而不是虚伪的效忠。“我不哭。毛主席不要我们哭，他要我们斗！”她说，“有些人的哭是假的。”
因此，如今她讨厌布什，用北京口音说，“那个布什，好家伙！”鄙夷之色溢于言表。她也不喜欢美国的选举制度，理由是，他们用人查票而不是用机器，留下了舞弊空间。她喜欢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原因是他“斗得厉害”。
或许是因为掌握的汉语词汇不够丰富的原因，寒春表达喜欢的话往往是“有意思”，比如“卡斯特罗有意思”。
不过，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反帝国主义者。她认为“9·11”是一个悲剧，而不是像一些反美主义者一样额手称庆；她赞成大跃进，但对自己在“红星公社”遇到的组装上海买来的拖拉机零件并宣称是自己研制的浮夸行为，她又表示极大的愤慨。
在“劳动者”当中，寒春最欣赏的人就是陈永贵。她的房间留有浓浓的“农业学大寨”的气氛，墙壁上挂着自己与陈永贵的两幅合影，在破旧的茶几的玻璃板下，还压着当年印刷的有关大寨的招贴画。
1966年“文革”开始，寒春和阳枣都被调到北京搞翻译工作，被安排在专家楼里，享受较好的待遇，但不能跟一般的老百姓交往。
这些特殊照顾显然伤害了寒春和阳枣。1966年8月29日，他们联合另外两个外国专家，写了著名的大字报《为什么在世界革命心脏工作的外国人被推上了修正主义道路？》大字报中写道：“这种待遇是什么思想支配的？这是赫鲁晓夫的思想，是修正主义的思想，是剥削阶级的思想！”他们的要求是，生活待遇要和同级的中国工作人员一样，取消特殊化。
这张大字报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的批示，并迅速起到了效果，寒春作为“造反派”参加了所在单位的“战斗队”。“反正是很有意思。”
在中国，她曾在课堂上学习中文。不过读写方面的进步并不大。对于政治术语，她烂熟于心，看政治学习文件不成问题。不过，一般性的中文对她来说就很难了。“小孩子的课本我看不懂，”她说，“政治课本还行。”
来中国之前，她从没接触过马列著作。将近84年的人生中，她读过的马列图书都是中文版。
她也喜欢着一些可能有些“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东西，比如法国电影《帝企鹅日记》的海报。她最不喜欢的是过大的贫富差距。当被问及自己是穷还是富时，她夸张地捂着工装帽说：“我算富，我什么都有，连帽子都有。”
不得不承认的是，在中国，她是富裕者，也是贫穷者。她享受副部级待遇，在城里有一套很好的房子，只不过不去住而已。另一方面，她23年来居住的乡间平房，家具陈设仿佛停留在1960年代，远非寒酸一词可以形容。
她翻出自己将近80年前的旧照片，用手摩挲着上面背景中的道路和砂岩，以及那个面容模糊的美国农村小女孩，喃喃自语地说，“我的家乡。”她不同意把照片借给任何人。即将84岁，她已经想到了死亡。“没有人能不死，没什么好怕的。”寒春说，“毛主席说的好，‘不死还要去跟孔老二开会吗’？”
在北京市昌平区农机实验站的这处平房里，她已经生活了23年。算上在西安、内蒙古等地的岁月，她在养牛方面花费了57年。
（《时代人物周报》马昌博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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