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卧故园整理
一、边打、边稳、边建
1950年11月，在解决了军事分界线问题之后，谈判进行第三项议程(在朝鲜境内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第四项议程(战俘遣返问题)的谈判。谈判过程中，朝中方面的每一项提案，都要遭到“联合国军”代表的反对，其激烈程度不亚于战场上的刀光剑影。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有力协助下，稳操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主动权。在“文斗”方面，我方有理。在“武斗”方面，我方亦有办法，依托坚固的阵地，用“零敲牛皮糖”的办法，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集少成多，合起来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亦文亦武，紧密配合，在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较量中，迫使“联合国军”就范，达成协议。
到1951年底，中国的国民经济恢复和国家财政状况的好转，都已取得重要进展，这一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19。其中，工业增长百分之38.2，农业增长百分之9.4。财政不仅没有出现赤字，反而出现了建国以后第一次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局面。这说明，国内的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不但没有因为抗美援朝而停顿，反而更加向前推进和发展了。国家不断增长的人力、物力、财力，不仅能够支持长期战争的消耗，而且能够为最终赢得这场战争提供源源不断的、雄厚的物质基础。
当年在决策出兵的过程中，人们最大的疑虑之一，就是担心影响经济的恢复，怕被长期的战争拖垮。毛泽东对这场战争给予国内建设可能造成的各种不利影响，也作了充分的估计，并作了最坏的打算。直到1951年上半年，他还对能否经受得住朝鲜战争长期化、美国企图与我打消耗战的考验，表示过担忧。然而，一年多的实践证明，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抗美援朝不但没有影响经济和其他事业的恢复，反而动员起全国亿万人民，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和集体主义精神，全面促进了国内各项建设事业的快速发展。这是人们原先没有估计到的，也许包括毛泽东在内。这个事实，使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对于赢得这场战争更加充满信心。在毛泽东给彭德怀等人的电报说：
“你们在朝鲜，我们在国内，一致配合进行大规模的切实可行的精简节约，加上国内的增产运动，明年的一切工作就很好做了，就确有把握完成任务了。我们和敌人进行的谈判能成功固好（成功的可能性较大），即使不成功，我们也确有把握使战争继续打下去，直到争取胜利为止，同时毫不妨碍国内的国防建设和其他建设，各项工作均可蓬蓬勃勃地发展下去了。” 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这样在经受新的严峻考验中，边打、边稳、边建地度过了一九五一年。
二、自愿遣返还是全部遣返
到1952年5月，朝鲜停战谈判取得重要进展。在第三和第五项议程上，双方达成了协议。朝鲜停战谈判的五项议程，只剩下第四项，即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没有解决了。关于战俘问题的谈判，从1951年12月11日就开始了。双方争论的关键在于，朝中方面主张依照日内瓦公约的规定遣返全部战俘，美国则借口所谓“自愿遣返原则”，拒绝全部遣返。朝中方面为谋求问题的解决，两次提出折衷调整方案，都遭“联合国军”代表拒绝。
三、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离间计
7月13日，“联合国军”代表提出一个遣返方案，其中遣返朝鲜人民军战俘占应被遣返总数的百分之80左右，遣返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只占应被遣返总数的百分之32。两者的遣返比例如此悬殊，隐藏着美国企图离间朝中两国、两军关系的政治阴谋。7月15日，周恩来致斯大林电“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认为绝对不应接受敌人这种具有挑衅性和引诱性的方案，而且在敌人压力之下屈服，对我极为不利。”“如果敌人拒不让步，继续拖延，我们即扩大宣传，揭破敌人企图破坏停战谈判、扩大侵略战争的阴谋，动员世界人民舆论，并配合我们在朝鲜前线的坚持，使敌人不断损伤，以逼使敌人最后让步。如敌人竟敢于破裂谈判，扩大战争，我们亦有所准备。因为这个问题是个政治问题，不但对朝中两国，而且对整个革命阵营都有影响。”同一天，周恩来致金日成并李克农的电：“接受敌人十三日方案，对我极为不利。不接受并准备敌人破裂，我们具此决心，敌人倒不一定破裂。如果敌人不让步，或使谈判破裂，我应与敌战下去。”7月16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你们在和平谈判中所持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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