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谈怎样反对修正主义——摘自李敦白回忆录
1963年8月,毛主席在接见一些非洲游击队的领导人时,一个来自南罗得西亚的使者站了起来,他是个肩宽膀阔、身材魁梧的二十几岁年轻人。“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毛主席,”他开口说,“每天晚上,当我躺在丛林里,我很担心。您知道我在担忧什么吗?我并不担心那些白人殖民者,不担心狮子和犀牛,我担心的是,以前我们总是可以看到克里姆林宫上那颗闪闪的红星,以前苏联总是会资助我们。但是现在,夜空中再也看不到那颗红星,苏联不再资助我们。相反的,他们将武器卖给我们的压迫者。现在我心里担忧的是:中国天安门广场上那颗红星,是不是也会消失?您会不会将武器卖给我们的压迫者,遗弃我们?如果真的这样,我们就真的要孤军奋战了。”
我觉得这个年轻人的担忧不无道理。赫鲁晓夫因为畏惧核战争,放弃了原先支持武装革命的政策,倾向于与美国谈判妥协。
毛泽东吸了几口烟,说:“我了解你的问题。苏联现在已经变成修正主义分子,背叛了革命。我能不能向你保证中国不会背叛革命呢?现在我无法给你这样的承诺。不过我们现在正在努力设法,让中国远离贪污、官僚和修正主义。”
“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他继续说,“我们试着教导干部,仔细聆听广大群众的声音。我们运用许多体制,比如要求每个军官至少要当兵一个月,要求办公室的干部每年至少要下乡一个月,使他们不至于脱离广大群众,让他们知道劳动人民的生活。我们也提倡让工人参与工厂管理,让干部参加体力劳动。但是这些方法是不是就足以保证我们不成为修正主义者呢?不,我们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我很好奇,这样听起来,毛泽东似乎也在担忧我所担心的问题:官僚主义和经济停滞。
“我们也感到非常困扰,”毛泽东继续说,“当我们和儿孙谈话,却发现他们不了解革命的痛苦艰难,不了解要付出什么样的牺牲才能换来今天的成就。我们也担忧,他们缺乏将革命继续下去的动力。我们也害怕,中国会不再是一个革命国家,而是变成修正主义国家。如果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后果要比在资本主义国家更糟糕。共产党就会变成法西斯。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情况在苏联发生了。我们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是还不知道要如何应付。”
毛泽东又回答了几个问题,接着他转身面向我,我大吃一惊。他说:“这里有个我们的好朋友李敦白。李敦白同志,请你站起来好吗?”
我站了起来。
“现在请大家看着他,”毛泽东说,“他是个美国人,白人,你们会不会怕他呢?”听到这句话,大厅里的非洲人都发出笑声。毛泽东也仰头大笑,就和我记忆中他在延安时一样。“没有必要怕他,他虽是个美国人,却是我们的朋友。他了解我们,我们也了解他,他是个优秀的共产主义国际斗士。”
我继续站着,毛泽东继续说道:“了解这一点,对你们是非常重要的。你们知道蒋介石吧?他是个中国人,他也跟我一样是黄皮肤,但是黄皮肤的蒋介石是我们的敌人,而白皮肤的美国人李敦白,却是我们的朋友。所以,并不是所有的白人就是我们的敌人,要尽可能地联合更多的朋友,这很重要。我们中国有句成语,化敌为友,意思就是说,要将敌人的圈子尽可能缩到最小,将朋友的圈子尽可能扩到最大。”
我赞赏毛泽东的话。他认为民族主义固然不错,但有局限,而种族主义更是革命的毒药。他所传达的只是一个信息: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将各个国家各个种族团结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1963年8月,毛主席在接见一些非洲游击队的领导人时,一个来自南罗得西亚的使者站了起来,他是个肩宽膀阔、身材魁梧的二十几岁年轻人。“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毛主席,”他开口说,“每天晚上,当我躺在丛林里,我很担心。您知道我在担忧什么吗?我并不担心那些白人殖民者,不担心狮子和犀牛,我担心的是,以前我们总是可以看到克里姆林宫上那颗闪闪的红星,以前苏联总是会资助我们。但是现在,夜空中再也看不到那颗红星,苏联不再资助我们。相反的,他们将武器卖给我们的压迫者。现在我心里担忧的是:中国天安门广场上那颗红星,是不是也会消失?您会不会将武器卖给我们的压迫者,遗弃我们?如果真的这样,我们就真的要孤军奋战了。”
我觉得这个年轻人的担忧不无道理。赫鲁晓夫因为畏惧核战争,放弃了原先支持武装革命的政策,倾向于与美国谈判妥协。
毛泽东吸了几口烟,说:“我了解你的问题。苏联现在已经变成修正主义分子,背叛了革命。我能不能向你保证中国不会背叛革命呢?现在我无法给你这样的承诺。不过我们现在正在努力设法,让中国远离贪污、官僚和修正主义。”
“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他继续说,“我们试着教导干部,仔细聆听广大群众的声音。我们运用许多体制,比如要求每个军官至少要当兵一个月,要求办公室的干部每年至少要下乡一个月,使他们不至于脱离广大群众,让他们知道劳动人民的生活。我们也提倡让工人参与工厂管理,让干部参加体力劳动。但是这些方法是不是就足以保证我们不成为修正主义者呢?不,我们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我很好奇,这样听起来,毛泽东似乎也在担忧我所担心的问题:官僚主义和经济停滞。
“我们也感到非常困扰,”毛泽东继续说,“当我们和儿孙谈话,却发现他们不了解革命的痛苦艰难,不了解要付出什么样的牺牲才能换来今天的成就。我们也担忧,他们缺乏将革命继续下去的动力。我们也害怕,中国会不再是一个革命国家,而是变成修正主义国家。如果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后果要比在资本主义国家更糟糕。共产党就会变成法西斯。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情况在苏联发生了。我们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是还不知道要如何应付。”
毛泽东又回答了几个问题,接着他转身面向我,我大吃一惊。他说:“这里有个我们的好朋友李敦白。李敦白同志,请你站起来好吗?”
我站了起来。
“现在请大家看着他,”毛泽东说,“他是个美国人,白人,你们会不会怕他呢?”听到这句话,大厅里的非洲人都发出笑声。毛泽东也仰头大笑,就和我记忆中他在延安时一样。“没有必要怕他,他虽是个美国人,却是我们的朋友。他了解我们,我们也了解他,他是个优秀的共产主义国际斗士。”
我继续站着,毛泽东继续说道:“了解这一点,对你们是非常重要的。你们知道蒋介石吧?他是个中国人,他也跟我一样是黄皮肤,但是黄皮肤的蒋介石是我们的敌人,而白皮肤的美国人李敦白,却是我们的朋友。所以,并不是所有的白人就是我们的敌人,要尽可能地联合更多的朋友,这很重要。我们中国有句成语,化敌为友,意思就是说,要将敌人的圈子尽可能缩到最小,将朋友的圈子尽可能扩到最大。”
我赞赏毛泽东的话。他认为民族主义固然不错,但有局限,而种族主义更是革命的毒药。他所传达的只是一个信息: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将各个国家各个种族团结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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