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历史，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奋斗！——评刘源谈史
2010年04月09日 凤凰网发文刘少奇之子谈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简称刘文)，此文涉及党史，因此每个中国人都有权发言，草民就此作一评述。
1. 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是千古之谜吗？
刘文称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已成为千古之谜了！
按：什么千古之谜？我们应当再学习一下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历史事实如此，岂容更改！
炮打司令部〔１〕——我的一张大字报
（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２〕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３〕，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４〕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2. 刘探索，凝结出光辉理论了吗？
刘文称刘少奇去探索，并引导着集体智慧，凝结出光辉理论。仍是这些大问题，驱使我们去追求，为新一代扫清道路，朝着充满希望和光明的未来迅跑！
按：光辉的理论通过各种途径私有化，形成了新的资产阶级，这样就使中国处于官僚资产阶级与新生资产阶级的控制之中，他们又与外国资本主义相勾接，形成卖办资产阶级，官僚、卖办和新生资产阶级统治。他们说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就是为了培育一个新的资产阶级; 他们说不会出现两极分化就是为了建立一个人剥削人两极分化的社会; 以和谐文艺为幌子，搞“死人”统治, 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舞台; 某些人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他们的法律去消了四大，去消了工人罢工的自由，不给工人自己组织工会捍卫自己权利的自由…；给了官僚任意处置土地、矿产、企业的权利，给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以任意让职工下岗，不签订合同任意用工，不给办基本保险，任意克扣和拒发工资的自由，欠薪还要打官司，职业病亦无处认定，血汗矿、血汗工厂，贪污成风，黄赌毒泛滥，黑势力盘根错节，富人欢笑穷人愁，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杀频频，…，有一些现象，如血汗工厂，在一些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也少见，种种事实表明：实质是他们为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服务，他们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以负责任的大国为名，为帝国主义服务; 打着马列主义旗号是为了修正马列主义，反对毛主席。
3. 毛主席反对包产到户的历史史实——一九六二年的右倾
刘文称1962年7月上旬的一天下午，阳光炽热。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游兴正浓。刘少奇快步走到池畔，亲热地问候毛。见刘来了，毛就在池子里发出质问：“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
刘少奇一惊，似乎觉得不便谈话，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上岸，坐到跟前，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
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双方显然都有些动感情。毛长期淤积内心的不满，倾泻而出，刘也要一吐为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刘少奇冷静地讲了自己的想法，大意是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等等。毛泽东，也平静下来，同意经济调整还得继续。
刘源并不在场，上述对话真实性有待考察！毛泽东传所介绍的多次会议讨论更符合史实。
毛泽东传是这样记述的：这时，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负责人正在筹备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制定调整农业、工业、商业等方面政策的文件，为召开八届十中全会作准备。一件事情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
一段时间以来，为了克服农村面临的困难，在安徽等地曾经实行过“责任田”、“包产到户”等做法，对恢复农业生产有明显成效。在五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提出，有些地区，特别是受灾地区和山区分散地区，如果适合搞包产到户，农民也有搞包产到户的积极性，那就让他们搞。①（①邓子恢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1962年5月9日 。）会后，他在中央党校、解放军总后勤部和政治学院等单位作报告，系统地发表了包产到户的意见。
六月底，田家英结束了湖南调查，回到北京。他在调查中间，遇到一个突出而又出乎他意料的情况，就是一些地方的农民普遍要求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因而他逐渐萌生了用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渡过暂时困难的想法。五月初他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时，曾反映过农民要求包产到户的情况。毛泽东反应冷漠，对田家英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
田家英回到北京时，毛泽东还在外地，他立即向刘少奇汇报。汇报刚开了个头，刘少奇就接过去说，“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接着他提出分田到户的意见。刘少奇对当时国内形势的估计比较严峻。他说：这样下去，无产阶级专政要垮台，我现在一天也不敢离开北京。田家英问刘少奇，他关于分田到户的意见可不司以报告主席。刘少奇说，可以。
毛泽东 七月六日清晨 回到北京，当天就在中南海游泳池召见田家英。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意见。他的意见是：现在全国各地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百分之三十，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可能达到百分之四十，百分之六十是集体和半集体。等到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等到田家英讲完了，毛泽东突然提出一个问题：“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一下把田家英问住了。
毛泽东接着又问：“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田家英回答：“是我个人的意见。”毛泽东再没有说什么。谈话就这样结束了。①（①《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91—93页。）
直接向毛泽东当面陈述意见的，还有陈云。陈云 六月二十四日 回到北京后，就分田到户的问题同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等人交换过意见，大家的看法大体一致或者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 七月六日 ，陈云致信毛泽东，说：“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次，估计一小时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②（②陈云给毛泽东的信，手稿， 1962年7月6日 。）
当天下午，毛泽东约见了他。陈云申述了主张实行分田到户的理由。他还说，分田到户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不会影响征购，恢复只要四年，否则需要八年。据陈云后来回忆说：“谈话以后，毛泽东同志很生气”。③（③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1982年11月22日 。）
在毛泽东回到北京的前几天， 七月二日 ，中央书记处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谈到几个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对这一段时间老是讲错误、讲困难，有意见。还谈到据陶铸、柯庆施讲，毛泽东也表示恐怕讲错误差不多了，讲困难是否也差不多了，以后要讲克服困难。对此，彭真提出：“讲困难缺点到此为止，转为积极方面。”邓小平说：“我倾向这样。”
这次书记处会议还讨论了包产到户问题。邓小平说：“恢复农业，相当多的群众提出分田。陈云同志作了调查，讲了些道理。意见提出是好的。”还说：“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产到户，究竟存在什么问题。你说不好，总要有答复。对于分田到户要认真调查研究一下，群众要求，总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提下去搞。过渡时期要多种多样。现在是退的时期，退够才能进。总之，要实事求是，不要千篇一律。这几年就是千篇一律。”①（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 1962年7月2日 。）
过了几天， 七月七日 ，邓小平在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与会者时，也谈到了包产到户问题。他说：在全国，巩固集体经济，这是根本方向，但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有些包产到户的，要使他们合法化。现在，实行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的，恐怕不只百分之二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应该百家争鸣，大家出主意，最后找出个办法来。中央准备在八月会议上研究一下。②（②《邓小平文选》第l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22—327页。）
刚刚回到北京的毛泽东，深深地感受到了包产到户主张所形成的强烈冲击。这可能是他没有想到的。这些意见，同他在外地所听到的以及他自己所想的竟是那样的不同。
对于包产到户问题，毛泽东在一九六一年曾一度采取试试看的态度。据薄一波说：“曾希圣同志于三月十五、十六日向毛主席汇报这个问题时，毛主席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曾立即打电话告诉省委：‘现在已经通天了，可以搞。’广州会议尚未结束，毛主席又通过柯庆施同志转告曾希圣同志说：可以在小范围内试验。 三月二十日 ，曾希圣同志又给毛主席并少奇、恩来、小平、彭真、庆施同志写信，如实分析了实行‘责任田’的好处和坏处，认为好处明显，大于坏处。毛主席未表态。一九六一年七月，曾又赶到蚌埠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勉强说了一句：‘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广。’”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114页。）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中央确定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对包产到户采取了否定态度。到一九六二年六、七月间，毛泽东看到一些省份夏收情况比预料的好得多，而党内高层却有相当一部分人主张包产到户或分田单干，他觉得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
七月八日 ，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开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人参加的会议。会上，毛泽东介绍了河南、山东两省的夏收情况，说形势并不那么坏，建议刘少奇等找河南、山东、江西的同志谈谈，了解一下农村的形势。毛泽东表明了他对包产到户的反对态度，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条”，却热心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他指定陈伯达为中央起草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②（②周恩来同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处负责人谈话记录， 1963年6月18日 。周恩来台历。《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93页。）会后的第二天、第三天(九日和十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先后同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谈话了解情况。
这时，中央常委的同志都已经清楚毛泽东对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明确态度。 七月十八日 ，刘少奇在对中直机关和国家机关下放干部的讲话中，讲了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问题，他说：现在相当多的集体经济发生动摇，如果搞不好有散的危险。对于这个问题，中央正在讨论，即将规定若干政策措施。你们到农村去，要抓巩固集体经济的问题。①（①《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461页。）
1962年7月18日 ，刘少奇对下放干部谈人民公社问题时说：“把中国5亿多农民引导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轨道上面来，这个工作是一项头等重要的、光荣的工作。有什么工作比这个工作更大，更重要呢？在中国，头等重要的工作，或者头等重要的任务，头等光荣的任务，就是把中国5亿多农民引导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轨道上面来。在全世界，至少在今天，恐怕这也是一个头等重要的任务。因为其他国家没有这样一个5亿多农民的问题。毛主席讲过，困难的任务在于教育农民。现在你们就可以知道，困难的任务在于教育农民。教育农民是困难的呀。教育农民干什么呢？教育农民干社会主义，干共产主义，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任务。困难的任务不是别的，要教育农民，中国农民又这样多。而我们中国如果没有农民中间的社会主义，没有农村的社会主义，那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不能巩固的。5亿多农民他不搞社会主义，我们这个国家能巩固吗？
办好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这完全不是个简单的事，是一个很严重的、头等重要的任务。而农民不走上社会主义，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巩固，就不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经济就不是社会主义经济，而是有多种经济成份，有个体农民，就产生资本主义。
搞好中国的农村，办好人民公社，搞好集体经济，实行农业的经济的技术改造，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一项光荣的、伟大的任务。所以，你们去做的工作，也可以说就是头等伟大的，头等重要的、头等光荣的任务。”
这里应当注意的是，刘少奇心里很清楚，不办好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农民不走上社会主义，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巩固，就不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经济就不是社会主义经济，而是有多种经济成份，有个体农民，就产生资本主义。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4/143266.html
表面拥护社会主义，实质要搞资本主义，这是修正主义的惯用伎俩，实际上，他心里想的是单干，是包产到户，对特色的表功已经说明了一切，一九八四年，解散了人民公社。两极分化从此而起！这难道不是明显的路线之爭吗！请读一读马恩的两段语录吧！
马克思：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间断革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把这种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阶段，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消灭一切产生这些差别的生产关系，消灭一切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改变一切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
马克思：《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一八五○年一～十一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一○四页
恩格斯：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
恩格斯：《一八九一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一八九一年六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二七四页
4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
刘文称所谓毛泽东危言“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是1964年刘少奇谈及的, 最早见于刘少奇在在河北地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 1964年7月2日 ): 有些基层干部问题严重，政权不是在共产党手里的，你们讲有百分之三十，恐怕大体合乎实际，
之后，刘少奇在湖南省直属机关及地市委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964年8月10日 ) 说“据我看不少于三分之一，甚至更多。”:“敌人向我们斗争，主要采用‘和平演变’和反革命两面政权，表面上拥护你，实际上是另搞一套。敌人斗争方式变了，我们一些同志看不到，不警惕。我们有些基层单位一直是阶级敌人把持的，有的地方土改不彻底，天津百分之七十是和平土改，华北百分之三十是和平土改。周扬在天津附近蹲点，那儿的党支部就是地、富、反、坏当家，有些是他们打进来的，有些是我们的人被他们拉过去了。有些单位的干部贪污盗窃严重，很容易被他们拉过去，‘和平演变’，舒舒服服地拉过去了，有吃有穿。真要搞社会主义要流汗，真要搞革命要进行艰苦斗争。毛主席说，三分之一基层单位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要实事求是地搞清楚的到底有多少，据我看不少于三分之一，甚至更多。” “恐怕有些地方三分之一还打不住，还不止三分之一，可能超过。当然，有些地方少些，有些地方多些，不管多少，必须实事求是。农村中犯有一般性的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各省都说是多数，有百分之六七十。严重四不清，贪污盗窃，多吃多占，几百几千的也不少，我看也不少于三分之一。”
“第二个十条给大家学习学习、念一念很有好处，但是不要强调。以后搞四清不要多讲，做到哪里讲到哪里。坏人坏事，上下左右的根子一定要追查清楚，一直到中央。越上危害越大，我们就越要处理，否则基层政权就不会巩固。与敌人有联系的反攻倒算，如敌人的放火、杀人、行凶活动，有的是工作队一离村他们就反攻，他企图把我们搞乱，达到破坏生产，把新干部搞下去，进行复辟等等，这些都是破坏活动，我们一定要严肃处理，有的要以现行反革命分子处理，总之是要严办。他们原来是干部，所以他们的破坏性就更大，危害也就更大。现在大家应该看清楚，如果不进行四清，这个乱子就是十个指头的乱，发动群众搞不彻底的运动，这种后遗症就是很厉害的。有的人害怕过火的后遗症，这是不对的，不发动群众的后遗症比那个更为可怕。”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毛泽东说：，“就是要提高社员们的社会主义觉悟，而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仅仅是整一些什么四不清的人的问题。哪个社会没有四不清的人？我们的社教如果仅仅是解决四不清的问题那就大低劣了，我们是要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问题，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
“现在用几盒香烟就可以把一个支部书记给贿赂了，如果把一个女儿嫁给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这些人就是修正主义者，就是官僚主义者阶级。可以给大家透个风，我就是担心中央出修正主义！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的对象！你们回去以后要把我的话讲给群众听，看看你们周围，你们的上面究竟是不是这样！”
在 十二月二十七日 的会议上，毛泽东听取了一些人的发言后，再次发表讲话：“这次社教，归根结底是要解决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不要再像有些人所讲的，是解决什么四不清矛盾，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的问题，等等。你们要善于抓住一切问题的‘纲’，这个‘纲’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有的人认为我的话是老生常谈，不那么想听，他们以为自己的翅膀已经硬了，可以丢掉我这把刀子了，我可以让步，但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党员不让我让步。”
毛泽东继续说：“搞四清，不是让你们去搞特务活动，鬼鬼祟祟，神神秘秘，把矛头指向了群众，你不相信群众嘛！什么‘解决公私关系问题’，什么‘清理阶级成分，建立阶级档案’，什么‘对全部四类分子和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进行说理斗争，并且对他们进行处理’，都不应该是这次运动的重点。这样提法，只会使这次运动一开始就走向邪路，让社员群众都人心惶惶，不得安宁。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员中的问题一律不整，是个正面教育的问题。”
毛泽东批评刘少奇 一九六四年九月十日 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 毛泽东把那个文件扔到了桌子上，继续说：“你们看看这篇东西里有多少是针对社员的！”经毛泽东划出来的段落主要有：(毛泽东对江青、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等人说过：“刘少奇所说的四清究竟是一场什么革命？革命的对象究竟是什么人？他在这里所讲的‘敌人’又是谁？哪里有这样的敌人？一切都很糊涂，说穿了，都是一些社员群众！”)
毛泽东说：“这里完全颠倒了这次四清运动的方向，是在制造混乱。这是刘少奇同志把这次四清搞得人心惶惶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在这方面带了一个很坏的头！”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第一条题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本方针和主要内容”里有：“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教育。划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解决公私关系问题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教育，划清敌我界限。发动群众对全部四类分子进行一次全面的评审。对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和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进行说理斗争，并且对他们进行处理。”“整顿党的基层组织。整顿共青团的基层组织、妇联会的基层组织、民兵组织、治安保卫组织和农村其他组织。”毛泽东曾经对江青、陈伯达说：“你看这里面包罗万象，打击面很宽广，有多少对象都能包含住，就是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二条题为“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里有：“现在，敌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方法再加狡猾了。他们对干部拉拢腐蚀，实行和平演变，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还利用我们文件中的某些条文同我们进行合法斗争。这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对于这种形势下的阶级斗争，对于这样一场新的革命，我们还很不熟悉。如果不亲自深入实践，就不会真正地懂得它，当然也就不能正确地领导它。所以，这些同志的亲自蹲点，是领导好这次大革命运动的前提条件。”
第三条‘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里充满了这样的词汇：‘教育和批评群众中一些损害集体经济利益行为的人，热心发展小自由的人、不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人，使他们改正错误。’‘教育群众把私占的集体财物和国家物资交出来’，‘教育群众退出占用的集体耕地’（江青说：“《后十条》里的第三条‘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里充满了这样的词汇：‘教育和批评群众中一些损害集体经济利益行为的人，热心发展小自由的人、不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人，使他们改正错误。’‘教育群众把私占的集体财物和国家物资交出来’，‘教育群众退出占用的集体耕地’，一句话，他的斗争矛头大都是针对群众中的问题的，连半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话都没有。这样的革命，怎么能谈得上解决了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问题呢？都是鬼话！”）
第五条专门是“中农问题”。文件规定：“由于现在农村相当普遍地存在着阶级成分比较混乱的情况，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很有必要认真地进行一次清理阶级成分的工作，就是说、经过群众的充分讨论，对每一个家庭成分进行审查和评定，并且建立阶级档案。”“上中农是农民中资本主义倾向比较多的一个阶层。在农村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贫、下中农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同上中农的资本主义倾向之间的斗争。对于上中农的资本主义倾向，必须教育、批评，情况严重的还要进行必要的斗争。否则，不足以制止他们的动摇性，不足以消除他们在贫农和下中农中间所散布的影响，不足以巩固集体经济。”
第六条的标题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但是里面有这样的规定：“犯了错误受过处分的干部，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如果有反攻倒算，打击报复，破坏集体经济等严重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行为，必须按照现行反革命分子处理。是党员的，必须开除党籍。”毛泽东说：“如果这样定性，那么反革命分子就得一卡车一卡车地往出拉了。打击面如此广大，可见我们的这位皇帝是下了多大的决心的！”
《后十条》里的最后一条对地富子女也作了许多的限制和规定：“地主、富农的子女，一律不能担任本地的基层领导干部，一般地也不宜担任会计员、保管员、出纳员、社队企业和事业的管理人员等重要职务。对于同地主、富农子女通婚的党员、团员、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必须加强教育，要他们提高警惕，防备落人阶级敌人的圈套，要他们划清政治界限，站稳阶级立场，不受对方的坏影响。同地主、富农子女结婚的党员、团员和干部，能不能做党员、团员，能不能当干部，主要根据他们本人的表现，而不单纯看他们同地主、富农子女结婚这一点。如果这些人严重地受了对方的坏影响，就必须严肃处理，特别严重的，还要同除党籍、团籍和撤销干部职务。”江青在这一条旁边批道：“你看多么的‘左’呀，形左而实右，是这个后十条的特色。”
毛泽东逐条批驳了一通后，说：“这些东西都是必须要分清的原则问题。如果我们这次四清不把运动的主要对象，放在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上，就完全失去了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意义。也就是说，必然要使运动走到了邪路上去了！”
事实表明，倒打一耙是他们的惯用伎俩！
而一九六二年毛主席主要讲话如下，主要指出：“现在就有闹单干之风，越到上层越大，有阶级就有阶层，地、富残余还存在着，闹单干的是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地富残余，资产阶级争夺小资产阶级闹单干，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
1一九六二年八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二年八月六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在外国有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党是全民的党，不是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全民专政没有对象了，只有对外矛盾了。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是否也适应？这个问题是否谈一下。我同几个大区的同志都谈了话，了解到有的人听说，国内还有阶级存在，大吃一惊。资产阶级右派从来不承认有阶级存在，认为没有阶级了，不要改造，不承认阶级斗争，说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资产阶级不承认阶级斗争，孙中山就不讲阶级，说只有大贫小贫之分。有没有阶级，这是个基本问题。
有些同志过去曾经认为是一片光明，现在是一片黑暗，没有光明了。是不是一片黑暗？两种看法那种对？如果都不对，是不是应有第三种看法？不是一片黑暗，基本光明，有黑暗，问题不少，确实很大。回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两年调整，彻底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做得不那么好。以农业为基础，讲了三年，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四个年头，实际上没有实行。中央的东西，有些没有下去，有些成了废品。所谓没有实行，就是没有认真做，个别做了，或者做得很不好。形势问题，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是一片黑暗。现在一片光明的看法没有了，不存在。有些人思想混乱，没有前途，丧失信心，不对。
矛盾问题。有些什么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有两类。有一种矛盾，对资产阶级的矛盾，实质上敌对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我们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如果承认国内阶级还存在，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阶级的残余是长期的，矛盾也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十年，我想是几百年，究竟那一年进入社会主义，进入了社会主义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没有阶级，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就成了无矛盾论，无冲突论了。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百分之几十，有说百分之二十，安徽更多。就全国来说，这时期比较突出。究竞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合作化要不要？“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已经“包产到户”的，不要强迫纠正，要做工作。为什么要搞这么多文件？为了巩固集体经济。现在就有闹单干之风，越到上层越大，有阶级就有阶层，地、富残余还存在着，闹单干的是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地富残余，资产阶级争夺小资产阶级闹单干，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有些人也是要闹单干的。
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 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 今天单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共产党垮了谁来？反正两大党，我们垮了，国民党来。国民党干了二十三年，垮了台，我们还有几年。
农民本来已经发动起来，但是还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地主、富农复辟的问题。还有南斯拉夫的方向。（有人插话：国民党在台湾搞了一个政纲，土地收为农民所有，但又保护地主）各地方、各部专搞那些具体问题，而对最普遍、最大量的方向问题不去搞。
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
资本主义思想，几十年、几百年都存在，不说几千年，讲那么长吓人。社会主义才几十年，就搞得干干净净？历代都是如此。苏联到现在几十年，还有修正主义，为国际资本主义服务，实际是反革命。
有困难，对集体经济是个考验，这是一种大考验，将来还要经受更重大的考验，苏联经过两次大战的大考验，走了许多曲折的道路，现在还出修正主义。我们的困难比苏联的困难更多。
全世界合作化，我们搞得最好。因为从全国说，土改比较彻底，但也有和平土改的地方。政权中混进了不少坏分子与马步芳分子。改变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不等于解决了意识的反映。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阶级的所有制，不等于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没有了。思想意识方面的影响是长期的。高级合作化、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消灭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一九五七年提出思想政治革命，补充了不足。资产阶级是可以新生的，苏联就是这个情况。
苏联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八年单干了近十年，没有出路，斯大林才提出搞集体化。一九三五年才取消各种购物券，他们的购物券并不比我们少。
要有分析，不要讲一片光明，也不能讲一片黑暗，一九六○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百分之四十到户，单干、集体两下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分单干。任务提得很明确，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而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
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场。
反正有三个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有买办阶级，美国资本主义农场，平均每个场有十六户，我们一个生产队二十多户。包产到户，大户还要分家，父母无人管饭，为天下中农谋福利。
有人发国难财，发国家困难之财，贪污盗窃。党内有这么一部分人，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
党员成分，有大量小资产阶级，有一部分富裕农民及其子弟，有一批知识分子。还有一批未改造过的坏人，实际上不是共产党。名为共产党，实为国民党。对这部分人的民主革命还不彻底，明显的贪污、腐化，这部分人好办。知识分子、地富子弟，有马克思主义化了的，有根本未化的，有的程度不好的。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我们没有来得及对他们进行教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部把帽子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阳过来，阴过去，阴魂未散，要作分析。
有些同志一有风吹草动，就发生动摇，那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和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思想准备，没有马列主义，一有风就顶不住。
治本的办法是不搞阶级斗争。我们要搞一万年的阶级斗争，不然，我们岂不变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分子了。
小资产阶级、农民有两重性，碰到困难就动摇，所以我们要争夺无产阶级领导权，就是共产党领导。农村的事，依靠贫农，还要争取中农，我们是按劳分配，但要照顾四属、五保。
2一九六二年 九月二十四日 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阶级存在？有没有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革命胜利后，本国被推翻的阶级，因为国际上有资产阶级存在，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残余，小资产阶级的存在，不断产生资产阶级，因此，被推翻了的阶级还是长期存在的，甚至要复辟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如英国、法国等都曾几次反复。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这种反复，如南斯拉夫就变质了，是修正主义了，由工人、农民的国家变成一个反动的民族主义分子统治的国家。我们这个国家就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走向反面也没有什么要紧，还要来个否定的否定，以后又会走向反面。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官僚主义发展严重了，一种革命意志衰退、腐化、堕落。一种是互相勾结，敌我不分，官僚主义是修正主义的温床。
5. 究竟是谁纠正谁的错误？
刘文称既要纠正毛泽东的错误，又不损害毛的威望和形象
按：究竟是谁纠正谁的错误？看了以下史实难道不是自明了吗？
毛泽东传是这样记述的：一九五八年秋，当人民公社刚刚搭起架子，一大堆问题还摆在那里没有解决，却有很多地方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并且搞“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试点。河北省徐水县率先成立了全县范围的特大型公社，号称实现了全县“全民所有制”，并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引来不少人参观学习。河南也有这样的试点。毛泽东曾经派人去徐水了解过，发现不少问题。为了进一步弄清情况，他决定亲自到河北看一看。
十月十四日下午 ，毛泽东到达天津，同天津市委和河北省委负责人谈话。第二天下午，再次同他们谈话。谈论的话题，都是人民公社和钢铁生产问题。
十月十六日下午 和十七日下午，毛泽东又找来河北省委和天津地委、保定地委负责人，徐水、安国、唐县、正定四个县的县委负责人，听取他们汇报。当徐水县负责人汇报他们的“全民所有制”时，毛泽东明确表示，徐水的全民所有制和鞍钢的全民所有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他要河北省长刘子厚到徐水作些调查，二十一日向他汇报。十七日下午六时，毛泽东回到北京。
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展。他需要了解更多的实际情况。 十月十九日 一清早，写信给陈伯达，要他和张春桥、李友久立即去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作调查，为杭州会议①准备意见。并提出到郑州时，最好能请河南省委书记史向生一同去调查。过了半个小时，又写信给陈伯达，嘱咐他带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②调查组每人一本，边调查，边读书，白天调查，晚上读书。并建议把胡绳、李友久都带去，“练习去向劳动人民做调查工作的方法和态度，善于看问题和提问题”。③陈伯达一行接信后很快就出发了。
张春桥，当时是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大跃进”期间，写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在一九五八年九月出版的上海《解放》杂志上发表。毛泽东看了十分欣赏，建议《人民日报》转载，并为转载这篇文章写了“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因此来到北京，并曾随同毛泽东到河北调查。
十月二十一日下午 ，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刘子厚汇报。这次调查发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浮夸风和“共产风”。例如：一亩白薯产量不过两千斤，却虚报成八千斤；把几个村的肥猪集中起来，让人参观，弄虚作假；在宣布全民所有制的同时，所有个人财产和私人债务统统“共了产”，分配上实行完全的供给制。听到这些，毛泽东明确表示反对。
关于浮夸风，毛泽东说：“要实事求是。把猪都并到一起，就不实事求是了。初看可以，经不起细看，经不起分析。要告诉县里，叫他们不要搞这一套。”“对虚报的人要进行教育，进行辩论，不要讲假话，是多少就是多少。”
关于“共产风”，他说：“家具可以不归公，这是一部分生活资料。吃饭集体，衣服、床、桌、凳等等不能集体嘛。”“对私人间的债务问题，一风吹，又一次‘共产’哩。这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所得，把你的拿过来，这不是租借是侵略了。”他说：“要把劳动力多的农户的积极性调动出来，使他们收入多点，工资多点，不要平均主义。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原则。”
毛泽东听到一些基层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捆人、打人的情况时有发生，十分生气，批评说：“有捆人，打人，就是还有封建残余，是对敌我界限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相互关系没有搞清楚。一捆、二打、三骂、四斗，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
关于徐水县的“全民所有制”，他认为，实际上是集体所有制，其中也包含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他们说全民所有，也不一定公开改，马虎下去好了。”④对这个问题，毛泽东似乎还在看，还在研究，没有让他们立即纠正。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给“共产风”泼了一点冷水。他对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界限的问题，开始有所察觉，有所思考。
十月二十三日 ，陈伯达到河南以后，毛泽东又写给他一封信，要他们在卫星公社搞一个星期调查，包括调查团（社）、营（大队）、连（队）⑤的各项问题。然后再找遂平县级干部座谈几次，研究全县各项问题。
过了几天， 十月二十六日 ，毛泽东决定派吴冷西、田家英去河南调查。他选了两个地方。一是新乡地区的修武县，是个小县，十三万人口，以一县一社而闻名。一是七里营公社，是全国第一个打出“人民公社”牌子的，位于豫北平原，为新乡县的一个乡。
二十八日凌晨四时，毛泽东复信陈伯达，告诉他，如果遂平调查已毕，可以去附近某一个县再作几天调查，以资比较。于十一月二号或三号回到郑州即可。
这时，中央已经发出在武汉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的通知。为了开好这两个会议，毛泽东决定先到郑州，一面听取两个调查组的汇报，一面约集部分省市委书记准备有关文件。
十月三十一日傍晚 ，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 十一月二日 到达郑州。一路上，不断召集当地负责人座谈，如饥似渴地了解公社化以来的情况。
十一月二日 至十日，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后来被称作“第一次郑州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是逐步增加的。开会地点也不固定，有时在专列上，有时在省委招待所。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他召集郑州会议，本来是想研究人民公社性质问题，先派陈伯达、张春桥，吴冷西、田家英分别到遂平、修武、七里营研究一下，再请几位省委书记来。但会议一开始，有些人就提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已经过时，要搞一个新的四十条。毛泽东同意了。这样，第一次郑州会议就有两个议题，准备两个文件。
这部分的引述已足以说明是毛泽东在着手纠正左的错误，而此时的刘少奇还在做穷过渡的梦呢！
1958年10月8日 刘少奇同某国议会代表团的谈话说：全部妇女都积极拥护公社，她们过去一直是做饭、带孩子。有时参加了田间劳动，回来也得做饭，做得不好还挨丈夫骂。搞了食堂、托儿所、缝纫组，解放了她们的劳动力，丈夫也不骂她们了。
大家都赞成，运动发展得很快，如河南省在不到两个月中全省就公社化了。
运动中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只要向群众说清楚就可以了。个别地方，有的杀了猪、鸡，怕归公社，经过解释也就纠正了。一些具体问题，譬如自留地等如何处理，现在各地都在讨论，一致决定取消。
我走了三个省(河北、河南、江苏)，看了公社。他们正在讨论分配制度问题。有的地方提出吃饭不要钱，有的一般的菜也不要钱，如要吃好菜，自己花钱。有的地方提出一年发两套单衣，两年发一套棉衣，一年四双鞋，老年人住幸福院，儿童入托儿所和学校不要钱，结婚、生孩子发补助费。
公社里有共产主义成分。农林牧副渔，工农兵学商，乡社合一，是社会的基层单位，生活单位，分配单位，教育单位。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目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好形式，将来也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
中央和省的人员可以大大减少。从这个观点来看，国家基层政权在开始消亡，但没有完全消亡。
实行粮食供给制，是因为粮食多了，可以随便吃。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实行“各取所需”的原则了。
这个原则现在还是要的，工作好的多得些，坏的少得些。马克思把这种制度叫做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是不平等的制度。在城乡还保留这个原则，而粮食供给制是实行了“各取所需”的原则。
目前有××万人在为钢铁而奋战：开矿、运输、建炉子、炼铁。他们不要钱，自带粮食。大部分是农民，一部分是市民，没有八小时工作制，没有星期天，没有地方睡，搭个棚子。这是什么？这是共产主义精神。
北京大部分工厂的工人都要求取消计件工资。这正象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所说的，是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自觉的、无定额的、无报酬的劳动，是共产主义的劳动，这是列宁在一九一九年说的。俄国在内战时期有过这种劳动，列宁就大写文章。
我们的这种劳动的规模比一九一九年俄国那时大得多。××万人同时炼钢，如果要钱，怎么得了？这样的例子在其他方面也很多，如兴修水利。在这样一种精神下，什么事情都可以办好。马克思说过，如果劳动者不肯多做一小时工，不肯少要一点钱，就谈不上共产主义。
我们的工人、农民、干部们不仅可以多做一小时、几小时，甚至可以多做几个月。如果多做一小时就多要钱，那就谈不上共产主义。
中国农民大部分觉悟很高。这是党几十年在他们当中工作的结果，党依靠了他们，他们相信党。他们一穷二白，看到了前途。“苦战三年，改变面貌”，是为了长远利益，为了将来的幸福。
很奇怪，在中国，农民常是带动工人，农业带动工业，乡村带动城市。这也是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现在城市也在试办人民公社。我看了郑州，那里初步组织了城市公社。不错。
有这么几种公社：以农业为主的公社，以工业为主的公社，以学习为主的公社。
我们想，开始从粮食起各取所需，其次是衣服，然后再及其他。过几年，糖每年生产七百万吨或一千万吨，那时糖也可以各取所需了。明年预计养七亿头猪，每人平均一头多，那就可以各取所需了。
粮食明年计划达到每人平均1,500一2,000斤。如果达到8,000斤，就超过了美国。美国每人平均1，900斤。这样就吃不完了，猪也吃不完了。在这个基础上，粮食和猪都可以实行“各取所需”的原则了。
棉花和油料也可以实行各取所需。现在正在讨论明年城市是否可以实行供给制的问题。粮食供给制今年年底在乡村实行，明年年底可以在城市实行。
粮食和肉都够吃了，并且实行了机械化和电气化以后，就可以大大缩短八小时工作制，实行六小时工作制，甚至四小时工作制。
我们想，实行六小时工作时，所有的工人都要去学习。除了六小时工作以外，剩下的时间不能都用去跳舞和进电影院吆，要学习。
我们准备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在农村盖几千个大工厂，每个县办两三个，使农民入工厂，消灭城乡间的差别。
这些差别消灭下去，文化水平大大提高，产品很丰富，那时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了。
针对刘少奇这些论调，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主席郑州会议上指出：公社要多搞商品生产，现在好像自给自足才是名誉的，而生产商品是不名誉的，这不好。要扩大商品生产，扩大社会交换。
商品同商业，这个问题都是避开这一方面的，好像不如此，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生产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的经济学家不喜欢经济学。斯大林临死前，谁说到价值法则就不荣誉，表现在给雅罗申柯写的信上，苏联的一些人，不赞成商品生产，以为已经是共产主义了，实际上差得远，我们只搞了几年，则差得更远。
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城乡有断流，我们五零年也有过，现在运输不好，有半断流状态。我看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少数人，如地主、富农、右派他们想回到资本主义，提倡资本主义，绝大多数人是想进到共产主义。进到共产主义要有步骤，不能一步登天。如人民公社要向两方面扩大，一方面发展自给性生产，一方面也要发展商品生产。我们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以利于发展生产，利于过渡。
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必须破坏，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些方面，必须天天破除。破了又生，生了又破。解放后，不利用供给制的长处，改行工资制，一九五三年不改也不行，因为解放区工作人员占多数，因为工人阶级也是工资制，因为新增加的人多，他们是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的，要他们改供给制，不容易，那时让一步是必要的，但有缺点，接受了等级制，等级森严，等级太多了，评成三十几级，闹级别，闹待遇。这些也让步，就不对了。经过整风，这股风降下来了。这种不平等的干群关系一猫鼠关系或父子关系，必须破除，这个关系完全不必要。去年到今年给资产阶级法权很大的打击。过去搞试验田，干部下放，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说服不用压服，因而空气大有改变。没有这种改变，大跃进是不可能的。不然，群众为什么不睡觉，不休息，而工作二十小时？因为共产党跟他们在一起。红安县的干部过去是老爷式的，挨群众骂，五六年下半年一改，有大进步，群众欢迎。
另一部分是要保留的，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一些必要的差别，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一部分是赎买性的，如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仍保留高薪制。
经济学家很“左”，现在有些人总是想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
标准各不一样。有和尚标准，恩格斯要吃油、吃肉。
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要多少年？四年是否可以？河南说四年，范县说两年。标准是鞍钢。鞍钢除七千二百元成本折旧，下余一万零八百元，工人所得八百元，为国家积累一万元，要这样的调拨。这种过渡，对斯大林是千难万难的，要多少年来说明期限。这是第一个过渡。第二个过渡，从“按劳取酬”到“各取所需”。现在已开始准备第二个过渡，吃饭不要钱。苏联也吹，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公社内部调拨与商品交换，要向两方面发展，没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发不了工资。教授参观徐水大学，一看一月发五元，每天吃不到两合前门牌，你叫优越性？河北有三个县要救济；十几个县只能吃饭，第三种发工资，从两毛起到几块。北京、上海钱多。农村水、火不算钱，要议一个标准。
中国是一个极不合理的生产方法，五亿人口只搞饭吃，搞那么一点一一三千七百亿粮食。得出两条经验：提倡机械化和少种多收，节省出劳力，大办工业。明年、后年两年能达到就行了。河北明年准备搞一千万亩，亩产万斤，则一千亿斤，去年八千八百万亩，还只二百五十亿斤，今年也只有四百五十亿斤。用机械电气之力，种少量之地，得多量之粮食。不要吹那么厉害，结果像黄炎培说的，郑州只有吃素。吹了一顿，不过一两五钱油一个月，有什么优越性？低标准又有几等，照范县标准，可以叫共产主义，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业。现在不能叫共产主义。水平太低，只能说共产主义的因素和萌芽，不要把共产主义的高标准降低了。
徐水的全民所有制，不能算是建成社会主义。小全民，大集体，人力、财力、物力都不能调拨。
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
是不是全民所有制，是不是已经到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因素算不算？不要把决议一下子推广出去。家庭要废除，言不由衷，口里很左，斩头去尾，父离子散。
徐水不如安国，以后要宣传安国，不要宣传徐水，徐水把好猪集中起来给人家看，不实事求是，有些地方放钢铁“卫星”的数目也不实在，这种作法不好，要克服，反对浮夸，要实事求是，不要虚假。大的方针政策要有个商量，领导机关要清醒。
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我们提了两条：
（一）完成社会主义的集中表现是实行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
（二）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
有些同志不赞成在两种所有制中间划一条线，似乎公社全是全民所有制，实际上有两种所有制，一种是公社的集体所有制。
有的同志不赞成，说不能划一条线，说划了就损伤积极性，
商品生产制度，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发展生产，为了农民，为了工农联盟。对于集体所有制采取资产阶级遗留下来的形式，现在仍然是农民问题。有些同志忽然把农民看得很高，以为农民是第一，工人是第二了。农民甚至比工人阶级还高，是老大哥了。农村有些走在前面。这是现象，不是本质。
毛泽东责问:究竟鞍钢是大哥，徐水是大哥？有人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在农村。鞍钢八级工资制未成立人民公社，是落后了。有些同志在徐水跑了两天，就以为徐水是大哥了。好像农民是无产者，工人是小资产阶级，这样看，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有些同志读马克思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一到实际当中遇到实际问题他的马克思主义就要打折扣。这是一股风，这是要向几十万干部进行教育的问题。干部中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至于群众也有些昏昏沉沉，觉得好像快要上天了。于是你们谨慎小心，避开使用还有积极因素的资本主义的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并以第三十六条为例，尽量用不明显的文字，来蒙混过关，以便显得农民进入共产主义了。这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这是关系到几亿农民的事。斯大林说不能剥夺农民，理由如下。（一）他的劳动力如同种子一样，是属于集体农庄和公社。这和鞍钢工人不同，他们是为全民生产。集体农庄和公社，不但有种子，还有肥料、产品。产品所有权在农民，不给他东西，不等价作买卖，他是不给你的。是轻率地还是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呢？斯大林死啃着大机器，看起来好像要啥拿啥。实际上心疼得很。修武县第一书记，不敢宣布全民所有制，一条是怕灾荒，减产了，发不了工资，国家不包，又不能补贴，二条是丰产了，怕国家拿去。这个同志是想事的，不冒失，不像徐水一样，急急忙忙往前闯。我们没有宣布土地国有，而是宣布土地、种子、牲畜、大小农具社有。因此这一段时间只有经过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形式，才能引导农民发展生产，进入全民所有制。
列宁的五条，我们都作了，并且建立了人民公社。以全力发展工业、农业和商业。问题还是一个农民问题，必须谨慎小心，一九五六年的错误的根源是没有看到农民问题。现在又是不懂得农民问题，农民的冲天干劲一来，又容易把农民当工人看，以为农民比工人还高，这是从右到“左”的转化。
毛泽东责问: 为什么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与人民公社作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中国是商品生产最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落后。印度的铁路和纺织比中国发达。我国有没有资本主义剥削工人，没有。为什么怕？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斯大林完全正确（第十三页）。商品生产要看它与什么经济相联系。商品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出社会主义。
修武县委书记的设想是完全正确的。商品流通的必要性是共产主义者要考虑的。必须在产品充分发展之后，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趋于消失。同志们，我们才九年就急于不要商品，只有当中央组织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可能使商品经济因无必要而消失。吴××同志也要同陈伯达同志搞在一起，马克思主义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不要以为四年之后农民就会和郑州工人一样。游击战争用了二十二年，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耐心如何行？没有耐心不行。
毛泽东责问: 大线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秀才都不赞成，是不是秀才要造反？
斯大林是划了线的，讲了三个先决条件，这三个条件基本上不坏，但不具体，（1）首先是增加社会产品，这是基本的，我们叫以钢为纲，极大地增加产品；（2）集体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将商品交换提高到产品交换，使中央机构能掌握全部产品。不愿划界线的，主要是认为时间已到，以为已经上了天，你们是右倾。当然，现在鞍钢是全民所有制，但还没有过渡到共产主义。总要搞个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再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只有一部分是全民所有，大部分是集体所有。全民所有也不一定过渡到共产主义；（3）提高文化水平、文化、体育、智育。为此需减少劳动时间，六小时至五小时劳动，再是要实行综合技术教育，多面手。“自由就业”，我不大懂。学纺织的又去学开飞机；开煤的又去学纺织，十八般武艺，十多样我赞成，学几百样，怕不容易，会没饭吃。三要根本改善居住条件。四要提高工资，至少一倍，也许还要更多。增加工资的办法是增加货币工资，特别需要的是降低物价。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郑州会议的东西，我又高兴又怀疑，搞四亿吨钢好不好？搞四十亿吨更好。问题是有没有需要？有没有可能？今年到现在 十一月十七日 统计，只搞了八百九十万吨钢，已经有六千万人上阵，你说搞四亿吨要多少人？当然条件不同，鞍钢现有十万人，搞了四百万吨。让苏联先过，比较好，免得个人突出。我担心，我们的建没有点白杨树，有一种钻天扬，长得很快，就是不结实，不像邓××，就是不“钻”的。钻的太快，不平衡，可能搞得天下大乱。我总是担心，什么路线正确不正确，到天下大乱。你还说你正确啊？
有计划按比例，钢铁上去各方面都上去，六十四种稀有金属都要有比例。什么叫比例？现在我们谁也不知道什么叫比例，我是不知道，你们可能高明一点。什么是有计划按比例，要慢慢摸索。恩格斯说，要认识客观规律，掌握它，熟练地运用它。我看斯大林认识也不完全，运用也不灵活，至于熟练地运用就更差，对工、农，轻、重工业都不那么正确，重工业太重，是长腿，农业是短腿，是铁拐李。
我们也有缺点。北戴河会议讲三、四年或五、六年或更多一点时间，搞成全民所有制，好在过渡到共产主义还有五个条件，（1）产品极为丰富；（2）共产主义思想觉悟道德的提高；（3）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4）三种差别和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消灭，（5）国家除对外作用外。其它作用逐渐消失。三个差别，资产阶级法权消灭没有一、二十年不行。我并不着急，还是青年人急，三个条件不完备，不过是社会主义而已，这个问题请大家想一想。这不是说我们要慢腾腾的，多快好省是客观的东西，能速则速，不能勉强。图104飞机高到一万多公尺，我们飞机只几千公尺，老柯坐火车更慢，走路更慢。速度是客观规律，今年粮食九千亿，我不信。七千四百亿翻了翻。是可能的。我很满意了。我不相信八千亿斤，九千亿斤，一万亿斤。速度有两个可能，一是相当快，一个是不那么快。我们设想十年之内搞四亿吨钢，可能搞到，可能搞不到，一个是可不可能，一个是需不需要。
水利任务，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全国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多。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安徽要搞那么多，你搞多了也可以，但以不死人为原则。一千九百多亿土石方总是多了，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要比去年再加一点，搞六、七百亿，不要太多。×××和×××的文件其中有这么一项，希望你们讨论一下。此外，还有什么别的任务，实在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也可以考虑减轻些。任务不可不加，但也不可多加。
农业指标搞多少？（×××：对外面说搞一万亿斤差不多，每人有两千斤就差不多了）北戴河会议的东西还要议一下，你说右倾机会主义，我翻一番吆！机床八万台，明年翻四番，搞三十二万合，有那么厉害？北戴河会议那时，我们对搞工业还没有经验。经过两个月，钢铁运输到处水泄不通，这就有相当的经验了。总是要有实际可能才好，有两种实际可能性，一种是现实的可能性，另一种是非现实的可能性，如现在造卫星就是非现实的，将来可能是落实的。可能性有两种，是不是？
我担心，我们的建没有点白杨树，有一种钻天扬，长得很快，就是不结实，不像邓××，就是不“钻”的。钻的太快，不平衡，可能搞得天下大乱。我总是担心，什么路线正确不正确，到天下大乱。你还说你正确啊？
这些数字。还要核实一下，要各有根据，请富春同志核实一下，今年多少，明年多少，不是冒叫一声。这些数字，无非证明并非机会主义，没有开除党籍的危险，…因为上面一定要报，而且报少了不像样子。一路报上去，上面信以为真，其实根本没有。我看现在不少这样的问题。今年究竟有不有八百五十万吨好钢，是真有还是报上来的，没有假的吗，调不上来的就是虚假。我看实际没有这样多。（×××、×××：好钢不敢虚报，小土群靠不住。）
郑州会议的公社问题决议要改为指示，要把作假问题专写一条。原有两句，两句不够。要专搞一条。放在工作方法一起，人家不注意。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管他作假不作假。没那么多东西，就要假造。有一个社，自己只有一百条猪，为了应付参观，借两百条大猪，看后送回。有一百条就是一百，没有就没有，搞假干什么？过去打仗出捷报，讲俘虏多少，也有这样的事。虚报成绩，以壮声势。老百姓看了舒服，敌人看了好笑。后来我们反对，三令五申，多次教育要老实，才不敢作假了。其实，就那么老实？人心不齐，我看还是有点假，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是人家写，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两年扫光我都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扫除了就不错．还有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有任务，他总说完成了。世界上的事，没有一项没有假，有真必有假。没有假的比较，那有真的？这是人之常情。现在的严重问题．不仅是下面作假，而且是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
谁先进入共产主义？…有许多人想，中国可能先进入，因为我们找到人民公社这条路，这里有个不可能，也有个不应该，（××：吃薯怎么进入共产主义。）一块钱工资怎么进入？
即使经过二次会议的说服教育，刘等还要坚持穷过渡。刘少奇说什么：达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我们搞了土改，就搞大合作，又搞公社，只要到每人150元到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压低，趁热打铁，早转此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
[毛泽东责问:要不要划线？如何划法？郑州会议有五个标准。山西有意见。建成社会主义的集中表现为全民所有制，这与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宣布的不一致。什么叫完成全民所有制？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一九三八年两个报告（前者是宪法报告，后者是十八次代表大会报告）提出两个标志：一是消灭阶级，一是工业比重已占百分之七十。但苏联过了二十年，赫鲁晓夫又来个十二年，即经过三十二年才能过渡，到那时候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才能合一，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照他们的办。我们讲五个标准。…苏联生活水平总比我们高，还未过渡，北京大学有个教授，到徐水一看，他说；“一块钱的共产主义，老子不干。”徐水发薪也不过二、三元。十年三三制，一年调拨三分之一，那就是三分之一的全民所有制．当然另有三分之一的积累，总还有农民自己消费的，所以也近乎全民所有制了，现在就是吃穷的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我有点恐慌，怕犯什么冒险主义的错误，刘少奇脑子也活动了，认为长一点也可以。还有完成“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要五年到十年，占压倒优势才叫化。（刘少奇：达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就是三化不容易做到，尤其园林化。）（××：我们搞了土改，就搞大合作，又搞公社，只要到每人150元到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压低，趁热打铁，早转此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照你的讲法，十八年建成社会主义大有希望。（×××：机械化、电气化不容易。）（柯庆施，集体所有制是否促进生产？都包下来是否有利？）（×××：按三分之一调拨的三三制，恐怕要十年，三几年是做不到的。）毛泽东责问:按照××、××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
6. 彭德怀问题
刘文称彭德怀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八万言书”，为自己申辩，这本是一种维护党员最起码权利的作为，却被误认为是向党挑战
1959年8月1日 中央常委会，刘少奇讲：根本问题；是自己思想上有一种想法，革命要革的，社会主义要搞的。但如何革法，过这个革命关，社会主义如何搞法，脑子所想的社会主义与党是否完全一致，值得考虑。总是有些不同。对我们的搞法，总是不满意，至少不全是像我们这样的党。积极要求实现自己的愿望，批评人，然后也合作。我们长征中认识，认为你爽直，对同志、友邻部队都照顾，感觉政治开展，也注意政治。一件事感觉不好：会理会议前。批评军委，很不守纪律，我听不下去了。建议打电报，不要这样讲。我要打电报，话都是彭的。写好电报交彭和尚昆，彭不签字。会理杨、刘电报，是彭的意见。不签字不对，并不勇敢。从那以后，觉得此人不简单。以后想极力合作，求同一性，差别性少提，但搞不好；同彭这样的人，难搞成朋友。一下冒犯了，打击时，是敌对态度；当然也不总是采取敌对。高岗事件前，对我有七八点意见，有些事同我毫无关系。如一件事，召集华北座谈会。（毛泽东：这是我建议的。因彭要到党校作报告，怕作不好，对他不利。小范围扯清楚，使彭得到了解，再去作为好。有人要求彭去党校讲讲，何必去党校作报告。不开会，也势必作不好。华北会应开，人家这么多意见，同中央关系如此恶劣，而你名之曰操40天娘。）账挂在我身上值得反省。另一件事，同去看关向应，关流着泪说：“彭总，你不要反对毛主席，闹派别。我是快死的人了。”觉得我没发表意见，对我不满。高岗事件前，讲了对我很多不满的话。这种话，我沾不到边。（毛泽东；关向应讲中了，你这人是槁派别活动的。）有些不满并没有讲出来，延安整风审十，也不满意我。（毛泽东：这是我的责任，好、坏都负责，九条方针没有照办相当长时期下面未执行。北京后来审干反右，自杀也几十个。还是犯“左”的错误，罗瑞卿他们负责的。）感觉彭的思想有自己的一套，同意主席讲的有野心，要按自己面貌改造党和世界。根本问题在此。当面讲这些话。
[彭名之曰操40天娘的“华北座谈会”
1945年2月至7月之间，中共“七大”召开之前 和之后，在延安同时召开了一次前后有43天的“华北座谈会”，亦即 2月1日 至 7月25日 的“华北地方与 军队工作同志的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 彭德怀、林彪等，大会推选薄一波为主席。
华北座谈会本来安排的议题是总结华北敌后 抗战的工作，“是因为在华北主要是在晋冀鲁豫区 的工作中，地方干部及一部分军队干部对彭德怀同志有某些意见，长期未得到解决”(薄一波语)， 所以利用七大开会前的时机来解决一下这个问 题，这也是由薄一波向彭德怀建议召开的。彭德怀当时也说：“我早有这个想法。我这个人是‘高山上倒马桶，臭气出了名的’，让大家批评批评很好 嘛。”
彭德怀在座谈会上检讨了在工作中的缺点和 失误。他在 2月1日 的报告中，如对众说纷纭的“百团大战”，认为其“弱点是暴露了力量，警惕了敌人注意自己。敌人1941年、1942年严重搞我们，但是否由百团大战引起，这还不能过早结论。不管怎样，敌人是要搞我们的”。除军事之外，彭德怀还检讨了1940年黎城会议(即中共北方局召开的太行、太岳、冀南等根据地高干会议)“有正确与错误的两个方面”、抗战初期“对国民党提‘互相帮助，互相发展’，未分析具体对象”以及整军运动中“未解决群众路线问题”等；“百团大战”之后“对敌人的自首政策在原则问题上的严肃性与具体问题上的灵活性未结合”、“对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新阴谋，半年未研究，造成被动”以及“对皖南事变不冷静”等；1943年彭德怀在太行高干会讲话的错误，等等。
(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
这是刘少奇 1962年1月27日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收入《刘少奇选集》时被删除的两段话）
这里要附带说明一个问题。彭德怀同志在1959年庐山会议中间，写过一封信给毛主席。我们在庐山会议上进行了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书面报告中说到，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展开这场斗争是不是只是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仅仅从彭德怀同志的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问题不是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写错了。问题不在这里。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在反对高、饶集团的时候，没有把他提出来。他是高、饶集团的余孽(毛泽东、周恩来插话：是主要成员。)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所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说：到底高、饶联盟呢，还是高、彭联盟呢？恐怕应当是彭、高联盟。(毛泽东插话：彭和高，实际上的领袖是彭。)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彭德怀同志除了在庐山写了那封信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背后活动。他在党中央进行派别活动，他阴谋篡党。所以，在庐山会议进行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确的。我们把隐藏在党内几十年的隐患揭发出来，把它清除，从长远讲，对于我们党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彭德怀同志那封信上所指责的一些事情，是党中央早就讲过的，而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以前，却一直不讲。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他都是参加的他都不讲。甚至庐山会议的初期，他也不讲。到庐山会议中间，他才把那封信拿出来，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讨论如何继续郑州会议的工作。进一步纠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在彭德怀同志看来，如果那个时候再不讲，以后就没有机会讲了。所以他急急忙忙地把那封信拿出来，企图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向党进攻，以便达到他个人和他的小集团的篡党的目的。彭德怀同志想篡党，这就是庐山会议要展开那场斗争的根本原因。必须在这里把这一点说清楚，目的是把有些同志和彭德怀同志区别开来。有些同志也讲过一些同彭德怀讲过差不多的话，例如什么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呀，什么食堂不好、供给制不好呀，人民公社办早了呀，等等。但是这些同志和彭德怀不一样，他们可以讲这些话，因为他们没有组织反党集团，没有要篡党。(毛泽东插话：没有国际背景。)彭德怀同志带领我国军事代表团在国外走了几个月，回来以后就急急忙忙写了那封信，是有阴谋的。当然，不了解情况的同志，是看不清楚的。在庐山会议的时候，有些同志也看不清楚，那不能怪他们。
刘少奇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59年9月9日 ) 说：关于出乱子这个问题，我想：革命本身就是乱子，毛主席说过，革命就叫造反，造反还不叫乱子？革命的本身就是乱子。有些人讲的所谓乱子，实际上并不是乱子，不是缺点错误，而是革命正常现象，革命的正常秩序。但是，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间，总会有一些缺点错误，这是不可避免的，以前有，今天有，以后还会有的，恐怕一万年以后还得有。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不可能没有一点缺点错误的。一万年以后就不要群众运动吗？就不要很多群众起来搞事情了吗？盖这么大礼堂，也要搞点群众运动，要是搞一百个几百个呢？不要搞群众运动吗？这是人与自然界的斗争。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改变，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改变，那非搞斗争不可。一万年以后还要搞群众运动，那就还是要有缺点错误，我就不相信没有。
有人讲，现在民主革命胜利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以后不要再搞运动了。黄克诚在西楼开会就对我讲过，说台风再刮不得呀！恐吓我们不要再搞群众运动了。当时我们没有理他。还有人讲，这几年，左一个运动，右一个运动，一个接一个，象打摆子一样，一冷一热，实在不好受。这是我们干部讲的，共产党员讲的。毛主席在庐山批了一个文件，说洛甫同志打摆子，冶一阵热一阵。他们却说我们是打摆子，他们认为群众运动是打摆子，因此，他们反对搞群众运动。在最近的大的群众运动中间，他们也借口运动中间出了一些缺点错误而反对。他们要求不左不右，要求领导革命没有任何偏向，要求四平八稳。世界上到底有没有这样的领导呢？是没有的。不发生一点偏差的群众运动，也是没有的。他们就是不要群众运动，不要前进，实质上是不要革命。现在我们中国，在社会上，同时也反映到我们党内来，我看有这么三种人：一种人要求回到资本主义去，说我们现在已经前进得过分了。这是反动的，是资本主义要复辟，它可以采取各种方式，但实质上是要求倒退到资本主义。社会上有，资产阶级是这样的，一部分富裕中农是这样的，他们有社会基础，而我们党内代表他们的人，如彭德怀同志、黄克诚同志、张闻天同志是不是属于这一类，实质上他们是采取各种方式还是要求回到那个地方去，回到资本主义那个秩序里面去，他们认为这个秩序不好受，洽一阵热一阵嘛，打摆子嘛，这是一种。还有一种人，是要停留在现在位置上，不继续前进，或者要前进也是要四平八稳。事实上是没有四平八稳的，既要四平八稳就是要停止，就是再不要革命了，再不要搞群众运动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些人实质上是要停留在现在的位置上。还有一种人，就是要求继续前进，在还要前进的人们中间也可能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慢速度地前进，一种是要前进的快一些，要大踏步地前进。我们应该是那一种人？我想你们应该考虑。属于第一类的是资产阶级革命家，属于第二类，不干了，不进则退嘛！我看也不好。第三类人还是要继续前进的，前进中可以有这种方法，也可以有那种方法，有快有慢。
一左一右，有一时期左一下，有一时期右一下，是必要的。毛主席说过：矫枉必须过正，有一个时期就要偏一点，不偏就纠不过来。但不是一直偏下去，一直偏下去，就不得了。一个时期对于某个问题，要有重点，强调一个方面，强调得比较厉害一点，这是正常的领导，正确的领导。
飞机驾驶员我也看过，本来天上的航线也是笔直的，似乎是从上海一直就到北京了，对准它就可以一直走，但是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他一个时候左一下，一个时候右一下，他就是一左一右的。他不一左一右就到不了北京。自然界的事情，社会上的事情，都是合乎规律的。所以一时的范围不大的一左一右的领导，就是正确的领导。飞机驾驶员、轮船驾驶员，他那么一左一右，就是最好的飞机驾驶员，最好的轮船驾驶员。但是，不论一个时候过左或一个时候过右，都是应该纠正的，因为过一点嘛！而且还应该实事求是的加以说明。
张闻天就是这样：只要我们一犯错误，他的劲头就来了，我们不犯错误，他就情绪低落。他们不是要把事情搞好，而是要把事情搞坏、搞糟，然后，他们可能推翻中央的领导，他们上台。高饶集团是如此，彭德怀、黄克诚同志也是如此。他们是别有野心的。如果他们这些观点不改正，要学马克思主义也是学不进去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讲讲关于所谓个人崇拜的问题。所谓个人崇拜，在苏共一九五六年二十次代表大会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以后，那时候，在中国也有人要反个人崇拜。那时有一股风，各地方、各机关也有人说，在中国也应反对个人崇拜，问我们，你们为什么不反对个人崇拜？党中央内部也有人反对个人崇拜，中央内部的代表就是彭德怀同志，也有其他的人。那时彭德怀同志，跃跃欲试，他也想搞个大跃进。他在西楼政治局会议上，两次提出来反对唱《东方红》这个歌，反对喊毛主席万岁。就是要中央来禁止群众唱《东方红》这个歌，禁止喊毛主席万岁，而这是几亿人民的事，中央怎么能禁止呢？我们没有理他，不管他那一套，他就讲不下去了。搞一次，我们不听他的，不理他，他就不讲了，再提一次又没有理他，他又不讲了。但是他到外面讲。西楼讲不通，中央会议上没有市场，就到别的地方找市场了。而这股风，被中央的两篇文章，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压下去了。那两篇文章一出来，要在中国反对个人崇拜，就反不起来了。但是彭德怀同志还是不死心哩。“七大”党章有这么一条：我们的党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为指导思想，那时彭德怀同志参加我们那个党章起草小组，他就提议不要写这一条，他又没有什么道理，就是试探吧！他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他是试探试探哩！只要提一句没有人理他，他接着就不讲了。可是我们就很注意。到“八大”开会时，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开会讨论邓小平同志起草的党章修改草案，小平同志没有把那一段写上去，彭德怀同志就说，那一条为什么没有了？“七大”党章有的啊，现在是不是要写上去啊，你们为什么划掉了？划掉了是不是外国人看见不好，中国人看见也不好？他主张写上。他讲了那么一篇，他以为我们忘了他在“七大”时讲的话，时间过去了十多年，可是我们记得清清楚楚。所以两篇文章出来之后，他还是不死心。他的意思是这样的：“既然我在‘七大’反对你们写上去，‘八大’你们又划掉了，你们为什么不承认‘七大’写上去是错误的？而我是对的，那时我是反对的，苏共开了二十次代表大会，你们现在不敢写上这一条，你们于心有愧。我赞成写，你们还是不敢写。”有这么个神气，有这么一股劲。那时我答复他，“七大”时，有必要写这一条，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中国的领袖问题已解决了，“八大”的决议里可以不写。因此，他很难讲下去。所以他在政治局是很不得志的，有什么话总是讲不下去，露那么一点，下面的话就说不下去了。他很不高兴政治局会议，因此，就不愿到会了，经常不来了，来了发言又不听他的。所以他跟绝大多数的政治局委员不是一道的，不是一条心的，话不投机，听又听不进去。
我这个人，历来是积极的提倡“个人崇拜”的，也可以说“个人崇拜”这个名词不大妥当，我是说提高毛主席的领导威信。我在很长时期就搞这个事情。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主席；“七大”的修改党章报告我也宣传，现在我还要搞，还要搞××同志的、小平同志的“个人崇拜”。你们不赞成我搞，我也要搞的，我也不一定要人家同意的。我就是这么搞的。我以后是不是还要搞别的同志的“个人崇拜”？也可能的。这完全不是为了那一个人，更不是为了我个人，或为了争选票，不是这个事情。是不是可以替彭德怀同志搞“个人崇拜”呢？我也想过，后来我想不能搞。他是想要我替他搞“个人崇拜”的，我可以感觉出来，不能搞。因为他自己极力搞他的“个人崇拜”，装得很认真，在各方面极力表现自己，他有个人野心。但我看他这个人的政治水平是很低的，比在座各位同志的政治水平都要低一些。不象他个人的想法，他自以为水平很高，我就不相信。
他讲了毛主席及讲了我们其他一些同志的坏话，而我们没有讲过他的坏话。今天在座的同志，几十年来，你们听到过毛主席和我们其他同志，讲到过彭德怀同志的坏话没有？你们听到过没有？没有听过嘛！我们总是不讲他的坏话嘛！虽然他有那么多缺点和错误，我们不是不知道。有些同志讲，彭德怀犯这么大的错误，还做中央政治局委员，还做国防部长，什么道理？为什么不早讲？我们早讲，那是讲他的坏话。我们是不讲的，我们遵守纪律。要讲，当他的面讲，在会议上讲，此外我们不讲。而他则是不遵守纪律的。当面不讲，会上不讲，背后乱讲。讲了几十年了。他有这个优越条件。人家要遵守纪律，是受束缚的；他不遵守纪律，就无拘无束，自由得很，他是这样自由的讲，所以造成他们的一些影响。那么好吧，他们讲了几十年，我们讲彭德怀同志几个月的话，总可以讲吧！
为什么彭德怀同志当面不讲，会议上不讲，要背地里鬼鬼祟祟去讲呢？不明火执杖起来反对中央呢？我想彭德怀同志他的方法主要是进行阴谋活动，他的反党反中央，跟高岗他们一样。他的纲领不是明火执杖地统统拿出来，而是背地里鬼鬼祟祟地进行阴谋活动，他的严重性也在这一点上，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几次党内斗争，陈独秀是完全提出自己的纲领的，是明火执杖的，瞿秋白也是有纲领的，王明也是提出纲领的，李立三也是提出纲领的，第二次王明路线也是提出纲领的，明火执杖起来反对的，这也好，不论你对也好，错也好，你明火执杖起来反对是可以的。但是高岗、彭德怀不是这样的，不是统统把自己的纲领拿出来，他们扭扭捏捏，拿那么一点，试一试，做一个幌子，幌那么一下，就收起来，为什么这样？因为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党中央的威信高了，毛主席的威信高了，党进步了，提高了，干部的水平提高了，他的市场很小，那是提不出的，提出来没有好多人赞成，所以他们不能明火执杖把自己的纲领统统拿出来，他要搞阴谋，鬼鬼祟祟的搞。他自己懂得，如果统统把自己的纲领拿出来，他自己立即会垮台。他要隐藏起来，把资产阶级的路线，资产阶级的纲领隐藏起来，进行阴谋活动，所以这是个阴谋集团。
彭德怀同志要求民主，要自由。他们要求民主，是要求讲怪话的民主，要求反总路线的民主，要求宣传资产阶级路钱的民主自由。他们感到有压力，为什么？因为好人多了，正确的人多了，他的那一套拿不出来，一讲就遇到人家的抵杭，于是感到有压力。他们实际上是要求讲了资产阶级纲领之后，别人不能批评，只准他讲话，不准别人讲话，这就是他们的民主。只准我讲，你不能讲。你讲了就是有压力，就是不民主。我讲了，你不能驳。他们所要求的民主，实际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要无产阶级的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就叫有压力。我们开这么一千多人的大会，还不是民主吗？他说这个不叫民主，这个叫压力，你开这样的大会来压我，要操我的娘，这叫什么鬼民主啊？！他是这样想的。因此，所谓民主，所谓自由，是有阶级性的。同志们要看到这一点：有资产阶级的自由，就没有无产阶级的自由，相反有了无产阶级的自由，资产阶级的自由就没有了。这是毛主席讲的。我们是讲民主的，是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毛主席讲过，毒草要放也可以自由放出来，你有自由放毒草，自由讲怪话，但是我们也有锄毒草的自由，反驳坏话的自由。要有两方面的自由，而这个他是不赞成的，所以他们感到有压力。毛主席讲，彭德怀反对人家的独裁，实际上他自己要独裁，与其你来个资产阶级的独裁，还不如我的独裁好，在这个地方是不能谦让的，不能轻视的。
高岗、彭德怀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都造这个谣言，说我有一个摊摊，很有私心，而且要篡党，并且在毛主席到重庆的时候，我就布置了。口里造谣说人家要篡党，实际是他自己要篡党，他自己搞这个事的，他有目的的。我有什么布置啊？我向你们那一个布置啦？一你们可以揭露，篡党布置有无证据？当毛主席有别的事情或有病的时候，中央决定要我代理他的职务，我自己也认为可以代理，而且我代理比别人代理也不见得怎样不好，在这种时候，我是不推辞的。如果我觉得别人代理比我代理好，那我就为别人搞“个人崇拜”了，那我就投别人的票了，因为别人代理比我好嘛！
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62年1月27日 ): 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在反对高、饶集团的时候，没有把他提出来。他是高、饶集团的余孽，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所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说：到底是高、饶联盟呢，还是高、彭联盟呢？恐怕应该是彭、高联盟。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彭德怀同志除了在庐山写了那封信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背后活动。他在党内背着党中央进行派别活动，他阴谋篡党。所以，在庐山会议进行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确的。我们把隐藏在党内几十年的隐患揭发出来，把它消除，从长远来讲，对于我们党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彭德怀同志在那封信上所指责的一些事情，是党中央自己早就讲过的，而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以前，却一直不讲。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他都是参加的，他都不讲。甚至庐山会议的初期，他也不讲。到庐山会议中间，他才把那封信拿出来，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讨论如何继续郑州会议的工作，进一步纠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在彭德怀同志看来，如果那个时候再不讲，以后就没有机会讲了。所以他急急忙忙地把那封信拿出来，企图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向党大举进攻，以便达到他个人和他的小集团的篡党的目的。彭德怀同志想篡党，这就是庐山会议要展开那场斗争的根本原因。
彭德怀同志带领军事代表团在国外走了几个月，一回来以后就急急忙忙写了那封信，是有阴谋的。当然，不了解情况的同志，是看不清楚的。
以上摘录，应有助于我们认识彭德怀问题。
以上着重回答刘文的主要观点，至于其它史实有待进一步核对和评说。
毛主席对《再论陶里亚蒂〔１〕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稿的批语和修改指出：“一种很有趣味的现象在国际共产主义的运动中普遍地出现了。什么现象呢？就是那些自称手中握有全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的英雄好汉们，却十分害怕他们所使劲地斥责的所谓“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分裂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们，为了答辩他们的攻击所写的文章。他们不敢在他们报纸、刊物上发表这些文章。他们胆小如鼠，害怕得要命，对我们的答辩文章，不敢让自己国内的人民同它们见面，严密封锁，水泄不通。甚至用强大的电台干扰，不使人民听到我们的广播。可爱的掌握了全部真理的先生们，朋友们，同志们，你们既然肯定我们的文章是错误的，何不将这些错误文章通通发表出来，然后逐条予以批驳，以便在你们自己国内的人民中间能够引起痛恨，痛恨那些被你们称之为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邪魔外道呢？你们为什么不敢这样做呢？为什么要封锁得铁桶一般呢？你们怕鬼。一个“教条主义”亦即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巨大幽灵在全世界徘徊着，这个幽灵威胁着你们。你们不信任人民，人民不信任你们，你们脱离群众，所以你们害怕真理，害怕的情况达到那样可笑的程度。先生们，朋友们，同志们，好样的，站出来，在全国全世界人民面前公开辩论，双方互登对方一切批评自己的文章。我们希望你们学习我们的榜样，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敢于全部全文地登载你们的东西。在登载你们一切痛骂我们的“伟大”作品以后，然后逐条地或者扼要地驳斥你们，当作我们的回答。有时我们只登载你们的错误文章，我们一个字也不作回答，让读者们自己去思考。这难道还不算公平合理吗？现代修正主义的老爷们，你们敢不敢这样做呢？好样的，就敢。心亏理怯，色厉内荏，表面上气壮如牛，实际上胆小如鼠，那你们就不敢。我们断定你们是不敢的。是不是这样的呢？请回答吧。”
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这样能使人感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似乎考虑到了过程的一切方面，发展的一切趋势，一切相互矛盾的影响等等，但实际上并没有对社会发展过程做出任何完整的革命的解释。列宁：《国家与革命》（一九一七年八～九月），《列宁选集》一九六五年版第三卷第一七九页
我们如果愿意仍然成为社会主义者，就应该到更下层和更低层中间即到真正群众中间去，反机会主义斗争的全部意义和全部内容就在于此。我们只有揭穿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实际上出卖群众利益的勾当，揭穿他们维护少数工人暂时享受特权的行为，揭穿他们传播资产阶级思想和影响的做法以及揭穿他们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同盟者和代理人，我们才能教育群众认识自己的真正政治利益，教育他们利用帝国主义战争打打停停的漫长而痛苦的动荡过程，来为社会主义和革命进行斗争。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一九一六年十月），《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一○八页
在市场上常常可以看到一种情况：那个叫喊得最凶的和发誓发得最厉害的人，正是希望把最坏的货物推销出去的人。列宁：《工人的统一和知识分子的“派别”》（一九一四年五月），《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二九四页
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以马列毛主义为指南，正确认识历史，革命人民才能团结起来，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奋斗！
2010-04-11
附文：
刘少奇之子谈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
2010年04月09日 07:59 凤凰网历史
文章摘自《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 ：王光美 刘源/等 出版社：河南人民出版社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detail_2010_04/09/516126_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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