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风云(三)
希特勒自杀 日本投降
王先金 编著
第四章 史迪威率兵反攻缅甸
中国远征军攻克松山 (10)
宋子文曾想取代蒋介石
1944年12月18日，宋子文成了这一天出版的《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两个星期前，他刚刚在重庆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的代院长。
“通往胜利的路在峭壁之上”----在“中国的宋子文”的称谓下面，《时代》用了这样一句说明。
自1939年以来一直兼任行政院长的蒋介石，终于在1944年12月4日让出这一职位，由外交部长宋子文改任行政院代院长。
在中国现代史著作中，宋子文的名字是与“四大家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一定意义上，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果夫兄弟)“四大家族”，就是“蒋家王朝”的代名词，他们的兴衰即是一个时代的兴衰。
但在外国媒体眼里，宋子文并不属于与蒋介石关系密切的人。1943年3月1日的《时代》周刊上，有一篇题为《蒋介石身边的人》的文章，就写道：“蒋介石委员长身边的人是一个‘帮派’……这些人个性强、锋芒毕露，但又忍辱负重，是委员长诸多面貌的不同反映。”接着，文章以下面的顺序一一介绍了“蒋身边的人”：陈布雷、何应钦、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张群、陈诚、戴季陶、王宠惠、王世杰、董显光。“四大家族”中的蒋、孔、陈三家均在其列，惟独宋子文除外。当时不少西方人士通常都习惯于把宋子文与蒋介石看做不同的人。
宋子文这样一个出身于牧师家庭，和宋氏三姐妹一起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人，他身上那些与蒋介石有所不同的精神气质、文化素养、行事风格等，更让美国人有着浓厚的兴趣和偏爱。在介绍这位封面人物的教育背景时，《时代》就明确指出：“被委以重任挽救中国的这位中国人，既是亚洲人，也更像一个美国人，或者说他可能希望能做到这样。”
汉密尔顿是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在1927年的北伐战争中即被人称作“中国的汉密尔顿”。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决裂，一夜之间，血雨腥风。历史突变，把本来属于国民党中间派的宋子文，一下子推到了做出抉择的境地。
宋子文在犹豫中，看着蒋介石的战车呼啸而来，他最终抛弃了所信奉的自由主义思想和中间派立场，转而与右派结盟，站到了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阵营中，出任南京政府的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等职。如宋庆龄、陈友仁等国民党左派人物，则流亡苏联。
于是，绑在蒋介石的战车上的宋子文，成了西方人士眼中“蒋身边的人”之外的人。
美国驻华使馆武官、担任过史迪威将军政治顾问的约翰.戴维斯，在回忆录《抓住龙尾》中说，在1942年-1944年间，宋子文与蒋介石暗地里曾有过一次较量，以美国势力为背景的宋子文，试图架空甚至取代蒋介石。戴维斯回忆说：
1944年下半年，宋子文被疑心重重的委员长任命为与居心叵测的美国人打交道的代表。虽然蒋的内兄有外交部长的头衔，委员长对宋的权力却严加限制。
他知道宋觊觎他的权力，曾经策划踢开他，给他一个荣誉职位，而把政权接管过去。1942年下半年，宋曾经请史迪威支持来做一笔交易，如果成功的话，将会使外交部长对中国军队取得广泛的权力。史迪威的反应是有保留地不承担义务，提议也就没有结果了。
在蒋宋王朝内部，具有非常突出的阴谋特色的策略转变之一，就是宋转而反对史迪威。他开始对史迪威施放明枪暗箭，然后于1943年9月15日在华盛顿逗留期间，向罗斯福提出了一份改组中国战区的计划。这项计划要求指派两名未予说明的中国军官最高司令和参谋长。那样一来，蒋的最高司令将被取代，但是保留了他的国家元首头衔；而史迪威则将被剔除掉了。总统把这种异想天开的计划告诉了马歇尔，被马歇尔给否掉了。(《抓住龙尾》第363页)
野心对于宋子文也许是美妙的，但在现实中却被戴维斯及许多西方人士看作是一种空想。与掌握实权、拥有军队、具有政治计谋的蒋介石相比，宋子文在中国显然没有实力，没有受到被广泛支持和拥戴的基础。
宋子文始终无法与蒋介石抗衡。1949年，当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失败退缩到台湾之后，宋子文最终与蒋介石挥手道别了。他前往美国，在他最熟悉、最喜欢的地方度过余生。
谢伟思访问宋庆龄
宋庆龄在重庆，住在两路口新村一幢小院里，平日深居简出。她担任着“保卫中国同盟”主席，她不满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发出越来越多的公开批评。也正因为如此，军统特务将她的住宅也监视起来，一般人难以靠近。
谢伟思又来访问宋庆龄。
宋庆龄喜欢这位年轻的美国人，谢伟思的名字(SERVICE)在英文里有“服务”的意思。她希望他为发展中美友谊服务。
她常常一连几小时和谢伟思坐在一起，谈起“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阐述她那鲜明的政见，她也渐渐了解了谢伟思。
“你是另一种美国人，正派的美国人。”宋庆龄说。
谢伟思笑了一下：“是吗？中国当局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想法，他们认为史迪威将军跟共产党人有关联，您知道不？”
“我有所耳闻。”宋庆龄答道，“不过你们既然到了中国，不妨了解一下共产党人，看看他们是干什么的。我们与延安就有一些来往，主要是向敌后的游击队员供应药品和医疗器械。你们可能还不知道，缺医少药的八路军士兵，受了重伤截肢时，使用的是锯木头的锯子。”
谢伟思说：“每个阶级都有值得敬重的人。以后有机会，我是要去延安实地考察一番的。”
“我近来处境也不大好，”宋庆龄苦笑了一下，“有几个好友好团体邀我访美，我原打算三月初启程，可是当局不同意让我走。”
“为什么？”
“就因为我在英国工党杂志《雷诺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揭露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我主张取消封锁，以使医药和物资能送到八路军那里，使他们也获得同等条件进行抗战。”
谢伟思把听到的情况，写进了他给美国政府的报告里，作了如实反映。在3月5日的另一份报告里，又记录了他与宋庆龄之间更深入的谈话。
“当我应邀到达时，宣传部长正在拜访她，我一到达，他马上告辞了。我向她致歉，她笑着说那是一次费力的谈话，已经持续了太长的时间。宣传部长带来了2月14日《时代》周刊的中译文，有篇文章引用了她写给美国朋友的信，宣传部长说她向国外散布了不真实的谣言。
“宣传部长还力图说服她，要她修改关于孙中山诞辰的一篇广播演说，接受一个妥协的方案。……她向我说明，她愿意修改某些攻击性的语言，但在原则问题上决不妥协。
“谈话中两次提到戴笠。谈话不久，她问我是否知道戴笠很不高兴，我表示不知道。
“后来，她提到一位女秘书的弟弟被关在江西集中营（这个人的名字啊廖承志，其父叫廖仲恺，是国民党元老之一）。她继续说，戴笠现在利用重庆的一些防空洞作监狱，最近一件事把这给揭露出来了。”
宋庆龄致力于中国民主运动，赢得了美国朋友的敬重。史迪威在重庆期间，多次与她会见，并经常在日记中提到她，称她是一位伟大的女性。
史迪威去见宋庆龄，蒋介石只好听之任之。
毛泽东接见谢伟思
1944年初，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无能更加失望，在军事上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共产党。一些美国人士和西方舆论界强烈批评国民党当局对延安的封锁，许多新闻记者、外交官、军事人员接连要求访问陕甘宁边区。
受到西方盟国批评的国民党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于5月14日同意组成“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并于三天后放行。
这是最先打破坏封锁，进入陕甘宁边区的中外记者团，其中有外国记者六名，他们代表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塔斯社和《时代》、《纽约时报》以及一位神甫。
外国记者到达延安后，不断发回电讯，报道在边区有一个受到民众拥护的政府，卓有成效地领导农民开展积极的抗日游击战。
夏初，罗斯福也希望派一个官方代表团去延安。6月来华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当面转达了这一要求。经过多次唇枪舌战，蒋介石在6月23日勉强答应了。
8月7日，两架美国飞机降落在延安机场，被称之为“迪克西使团”的美国军事观察组，一行十八人，从重庆来到这里。
史迪威任命包瑞德上校为组长，谢伟思为政治助手，他们都通中文并了解中国。
“我们已经来到一个不同的地方，正在会见与其他地方不同的人民。”谢伟思在延安窑洞里，写下了他的第一份工作报告。
宝塔山上彩云悠悠，小羊倌赶着羊群从山下走过，哼着《信天游》的小调。陕甘宁边区的首府延安，带甜味的玉米已经上市，尚未晒干的小米发出香喷喷的气息。老农人笑眯了眼，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谢伟思在延安与毛泽东等合影
身着短袖衬衣的谢伟思，整日奔走着，沉浸在高原风光给他带来的遐想中，沉浸在古老文化和淳朴民风给带来的感叹里。
按照国民党宣传部的说法，延安是个“割据中心”，生活着一群无法无天的“农民民主党”。当局还在西安多次组织所谓“陷区民众代表”，向外国记者控诉中共的“罪行”。对于英美记者报导的真实情况，他们或予以删扣，或责令重写，或禁止发稿，严重的还吊销护照。
在谢伟思之前，惟一到过共产党地区的是美国官方观察员，是1938年进入山西、陕西的卡尔逊上尉。美国人民所知道的点滴情况，大都来自斯诺、白修德等记者的报导。
谢伟思只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到了南泥湾，看见士兵忙着恳荒，自己生产粮食。他参观了延安的伤兵医院，听伤员讲起往事，他们用小米加步枪与日军的坦克和装甲车战斗。他到了枣园和杨家岭，看见共产党的领袖们，全家人很不舒服地挤在窑洞里，上街也不要成群的卫士开道。他访问了抗日军政大学，那里的师生都席地而坐，关系融洽，没有等级观念。
毫无“叛变”的痕迹。
延安挂着国民党的旗帜，八路军也佩着“国军”的标志。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的标语，比比皆是。开明的绅士李鼎铭先生，还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副主席。
谢伟思自然得到了良好的印象，并写进了他的报告里。他认为陕甘宁边区老百姓丰衣足食，土地革命已经停止，人民都有选举权。他还谈到了延安强烈的抗战意识，以及武器和医药的缺乏。
8月23日，毛泽东会见了谢伟思。
身材高大的毛泽东梳着分头，他紧握着谢伟思的手，用平静的眼睛打量着客人。他那红润丰满的面庞，谢伟思以前只在美国杂志上见过，那是斯诺拍的一张毛泽东戴着八角帽的照片。
他们在没有陈设的窑洞中面对面坐下来，这是毛泽东的办公室。室内惟一的奢侈品，是一张宽大的写字台。
毛泽东喜欢深夜工作，天色越晚，他的谈兴愈浓。他那慢条斯理的湖南话，谢伟思刚好能听懂。
在摇曳不定的烛光下，毛泽东手里燃着一支离不得的香烟，用亲切而坦率的口气，同谢伟思谈论起与美国盟友合作的可能性。
“照目前的国际形势看，日本鬼子不经打了。”毛泽东说，“我现在担心的是抗战胜利后的问题，蒋介石先生老跟我们搞摩擦，坚持反共和反民主。”
毛泽东从防止内战，谈到美国的对华政策，进而引伸出他关于在中国组成联合政府的设想。
“共产党和中间党派都提出，当局应召开一次准备性的国民大会，各党各派都要有代表出席。这个大会应本着行宪精神，民主地改组政府，制定共同遵守的宪法和法律。”
毛泽东说着停下来，询问着谢伟思：“美国政府是否赞同这个建议，并迫使国民党接受呢？”
“我可以向华盛顿转达。”谢伟思也只能做到这一点，他是一个职权有限的美国官员。
毛泽东又走动起来，左手卡在腰间。他不停地吸烟，一支接一支。
“美国政府只支持国民党是错误的。”毛泽东说，“第一，这等于忽略了共产党是一支积极的抗日武装力量；第二，上好的美国武器可能被国民党用之于打内战。谢伟思先生可以到前方去看看，八路军战士使用的武器有何等低劣。”
谢伟思立即意识到，毛泽东的想法对美国很重要。如果美国援助延安，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有助于防止出现一个完全亲苏的政权。
“据我所知，战略情报局已有训练八路军官兵的一些初步设想。”谢伟思说，“来延安的观察小组成员中，有几位就是顶呱呱的教官。”
“训练八路军官兵，就在延安给他们上课？”毛泽东自言自语地说，“好，这办法好极了。让我们的战士掌握新技术，那一定受欢迎。”
等到会谈结束，谢伟思一看表，想不到已过了好几个小时。而毛泽东还像刚开始那样，精神饱满，毫无倦意。
走到门口，毛泽东又忽然问道：“训练八路军的事，你们真能办到吗？”
“这是起码的支持，能够办到的。”
毛泽东说：“美国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合作，将会使一切有关方面都有利和满意。”
1944年9月26日，毛泽东又与谢伟思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谢伟思发回美国的报告中引用毛泽东的谈话如下：
“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同情、理解和互相关切的纽带。两个国家实质上都是民主的和具有个性的。两国都天生爱好和平，是非侵略性的，非帝国主义的。中国战后最急需的是发展经济。它缺乏独自发展经济所必须的资本主义的基础。它自己的生活水平是如此之低，不能再进一步提供所需的资本。美国和中国经济上彼此互为补充，他们不会竞争。中国不具备大规模重工业所需要的东西。他不可能期待与有高度专业化制造业的美国相竞争。美国的重工业和这些专业化的制造业需要有一个出口市场。它也需要为它的资本寻找出路。美国不仅是援助中国发展经济的最适当的国家，它也是能够充分参加中国发展的仅有的国家。由于这一切理由，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不应该也不可能存在任何冲突、疏远和误解。”
1945年3月底，谢伟思接到要他立即返回华盛顿的命令。命令没有说明召他回国的原因。他本人以及中共领导人都认为有可能美国政府要与他磋商关于中国的事情。4月1日下午4时，谢伟思应邀赴毛泽东的住所恳谈。参加会见的还有周恩来、朱德和董必武。谈话持续了很长时间。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就中共与美国的关系作了如下阐述：“共产党人将继续寻求美国的友谊和了解，因为中国在战后建设时期需要它。自然，美国是否与共产党人合作，只能由美国来决定。但是共产党人认为这只会对美国有好处尽可能快地赢得战争，帮助中国团结和民主事业，在解决土地问题的基础上通过工业化，促进中国健康的经济发展和赢得压倒多数的中国人民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永恒的友谊。”
谢伟思在向国务院报告延安情况的同时，建议美国直接向中共提供军事援助。
毛泽东的谈话确实有其现实考虑的成分。那就是减少美国对中共的猜忌和担心。一方面可以使美国限制蒋介石的反共政策，阻止其发动内战；另一方面，得到美国的援助不仅将有利于对日作战，也有利于壮大自身的力量。
中共当时想要与美国合作，也是真诚的。因为斯大林从未赞同过毛泽东的路线，并长期对中共的性质持怀疑态度，不承认中共是正统的共产党人。毛泽东在政治上几次遭受打击，几次被夺兵权，都是由共产国际支持的人干的。1944年8月11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就对赫尔利说：“中国有些人把他们自己称为共产党人。这仅仅是他们对悲惨的经济状况表示不满的一种方式。他们与共产主义毫不相干。”他还说：“苏联政府不应与这些共产党主义分子发生联系。”毫无疑问，莫洛托夫的讲话是代表斯大林的观战的。所以在抗日战争期间，苏联的飞机大炮只援助蒋介石政府，而援助中国共产党人的只有马列主义书籍。
1944年7月4日的《解放日报》社论说：“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孙中山的事业已经有了它的继承者，这就是由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的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了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因此，毛泽东在抗战后期，对美国的期望及中美合作的憧憬不仅是形势的需要，也是长期的战略思考。那时毛泽东曾有访问美国的打算，只是由于美国政府最终绑在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战车上，才使毛泽东的访美计划流产，这也导致了中美两国后来几十年的相互仇视和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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