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牛：和于轼翁一起“八十回望”

和于轼翁一起“八十回望”

　丑牛　

　　

“八十回望”是去年茅于轼先生八十大寿时出的一本纪念集。在易网举行的新书发布会上，茅老先生又踌躇满志地发表了《建国六十年的变化和反思》的演讲。因为茅先生是位大名人，这事就“感动中国”。　　

我应该算是茅先生的同时代的同龄人（我还痴长一岁），惭愧的是，无论出身、名望都望尘莫及。　　

因此是毕恭毕敬地读他的书、听他的演讲，希望得到一些教益和启示。　　

读了之后，却大惑不解：为什么我们同一年龄，生活在同一时代，同一社会，同一体制内的人，对时代、社会的感受却大不相同？北京奥运会上有一首歌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我们却是“同一个年代，同一个社会的同床异梦”。　　

还是按茅老先生的把八十年分成“20+30+30”的三个阶段来说事吧：　　

　　

第一个阶段的二十年，正是我们成年的时代，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对解放前的社会应该怎么看呢？茅老先生说：　　

“头一个二十年就是一个传统中国的时代”。　　

“礼义廉耻、忠孝仁爱等”。“市场的基本方式是一个私有制的自由市场，所以这个时候有很好的价格系统”。　　

为什么先生说的这一切，我一点也没有感受到呢？　　

我对童年的最深记忆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奴役和当亡国奴的惨痛。我第一次见到战争是日本飞机狂轰滥炸我的家乡，我从废墟里爬出来，看到的是血肉横飞。每天，我总是忧郁地站在汉江上的一个码头边，看着日本皇军带着狼狗恶狠狠地盯着每一个过往的中国人。人们惶恐地、小心翼翼地双手捧着“良民证”，向皇军点头哈腰，一不小心，就遭到皇军的暴打；有时，还被带进一间“刑屋”里，叫狼狗咬，或者灌盐水，肚子看着鼓胀起来了，又把人反转过来，压在一口锅底上，哗哗地挤出来。受刑的人一出刑屋，面色死灰，但还是有点庆幸自己还活着，惨淡地笑着，向皇军点头哈腰地“致谢”：“太君，你的，大大的好的”。在我们很小的心灵中，孕育的是仇恨！仇恨！仇恨！直到今天，看到中日历史学家们坐在一起研讨这一段历史：日本皇军是“进入”还是“侵略”？感到有些滑稽。　　

作为经济学家的茅老先生特别称赞那个时代的市场价格：　　

“这个价格政府干预很少，所以价格是正常的”。　　

我作为一个老百姓，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所有老百姓感受的却是“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无论是工薪族还是小商小贩，手中一有了钱（金圆卷）就拿着成捆成扎的票子去挤兑银元，稍一怠慢，票子就贬值；或者赶紧拿着口袋到米店去排队抢购，站在长长的队伍里，眼睛死盯着门上挂着的米价牌子。这个价格政府真是干预得很少啊！不仅是“早晚时价不同”，有时是“一响的时价不同”。等你挤啊，挤啊，挤到柜台前，价格又涨了。人们急得叫着、骂着、打着，还有的人领唱着当时流行的一首歌——《你这个坏东西》来泄愤：　　

你、你、你，　　

你这个坏东西，　　

市面上柴米油盐天天贵啊，　　

都是你，都是你，　　

屯积的鬼主意。　　

只管你发财为自己，　　

别人的痛苦你是不管的。　　

你这个坏东西，　　

真是该枪毙！　　

咳，你这个坏东西，　　

真是该枪毙！　　

至于茅先生说的“礼义廉耻，忠孝仁爱等”及或在先生住的陪都重庆，在市面上根本也见不到，到处传唱的是一首《古怪歌》：　　

往年的古怪少呀，　　

今年的古怪多。　　

板凳爬上了墙啊，　　

灯草打破了锅。　　

半夜三更里啊，　　

老虎闯进了门。　　

我问它来干什么呀？　　

它说保护小绵羊！？　　

古怪多，古怪多，　　

古怪、古怪、古怪多。　　

但是，在大街上的每家每户，还是可看到“礼义廉耻”的，那是保长强迫推销的一张蒋委员长肖像，蒋介石先生一身戎装，佩着长剑。左联是“养天地之正气”，右联是“法古今之完人”，横批记不清，好像是“浩然正气”吧。下边是蒋中正的手书：　　

礼义廉耻  国之四维　　

四维不张  国乃灭亡　　

这玩艺不仅要强制挂在店堂正中，还要付一笔“捐款”。这真是对“礼义廉耻”的大嘲讽。不知茅于轼先生何来“头一个20年就是一个传统中国的时代”，那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算什么？解放战争算什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算什么？怪不得茅先生的“择优原理”，推演出“当汉奸也是为中国人减少压迫作牺牲”哩！　　

　　

解放后的三十年，茅先生又是一个什么想法呢？　　

“第二个30年搞阶级斗争，把国家搞惨了……这30年阶级斗争是个什么活动呢？就是使得全社会痛苦极大化。……这个我是亲身感受到的。怎么说难受？最好让你自杀，痛苦极大化，这就是阶级斗争30年”。　　

解放前是一个“礼义廉耻”的二十年，解放后是一个人人痛苦最大化的30年。解放后最大一场阶级斗争是“土地改革”，茅先生在哪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痛苦最大化”我也不知道，我那时参加了土改工作队，一次土改刚结束，就逢阴历年，我们排演了歌剧《白毛女》与老乡们一起过新年。演出第二天，我在集镇上走，很多老乡围拢来，说我是昨晚上“卖豆腐的一个爹”（指杨白劳，我是演的杨白劳），非要我到他们家中去喝酒，我喝了一家又一家，快要歪歪倒倒了，大家看我很有趣，趁兴要我耍“蚌蛤精”。一个十分俊俏的女孩子披着一个大“蚌蛤”一闪一闪地走过来，“蚌蛤”一张一合地向我挑衅，我立即摆起老渔翁的架势来收拾它，蹲步猫行，揪胡子、瞪眼睛。刚一个跟斗翻到她跟前，她就地一跃，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身，把我的头紧紧地夹在蚌壳里，动弹不得，我借力发力，往后一仰，把她连人带蚌壳举了起来，引得一片喝采声，有人递给我一张网，我一撒，把“蚌壳精”收入网内。我生平最大一次与老百姓一起享受着“阶级斗争”胜利的欢乐。　　

我们且来看看茅老先生在“八十回望”中讲的这三十年的经历，也难于看到他的“痛苦最大化”。　　

“大学毕业后（1950年，也就是这个六十年的开始）我自己十分重视学习，天文地理无所不学。1955年，我调到铁道科学研究院，铁道科学院有很好的学习环境，给研究人员提供系统的课程……我的教学基础对后来推导择优分配原理起了决定作用”。　　

又据《国际金融报》的《名人传记》——《茅于轼：从火车司机到经济学家》记载：　　

“1958年他被打成右派……但就在那个混乱的年代里，茅于轼仍做了很多有价值的科研工作，他用控制论原理讨论机车牵引热工动态性能；用概率论作了机车牵引热工试验的误差分析，建立了铁路道口事故的概率论模型……”。　　

“茅于轼是在1975年左右开始学经济的……这要追朔到上个世纪70年代初，茅于轼参与两个项目的论证和评估工作：一个是青藏铁路的立项论证；一个是铁道部当时要淘汰蒸汽机车，改用内燃机车……”　　

“1979年，茅于轼推导出择优分配原理……奠定了他作为经济学家的地位”。　　

我们来看看上述记载，在这三十年里，仅仅1958年受到一些挫折，但无论是在铁道科学还是经济科学，他都是一路前行，功成名就。仅看看他参加两个国家重大项目的评估和论证，就不能说他是在一路“痛苦最大化”走来，也推翻了他自己说的，“国家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世界上海拔最高工程技术最艰难的青藏铁路论证评估，是经济面临崩溃的立项么？国家是逼着这位“专家”去自杀么？茅老先生在今年二月十日“文汇报”上发表的《茅于轼八十自述：我的经济学是自己发现的》，在其他场合，他也一再强调“自学”和“自我奋斗”的过程。似乎他的学问与他的工作，与这个社会全然无关。人的知识是天生的吗？是先验的吗？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茅于轼先生是1958年被打成右派的。这时，全国性的反右运动早已结束，1958年在知识分子中进行“又红又专”的教育，有的科研单位，还过火地进行“竖红旗、拔白旗”的“运动”。估计茅于轼先生对“拔白旗”是异常反感的，可能受到严厉的批判。如果茅先生当时是“以死抗争”，“想去自杀”、“斗得难受”是可以理解的，但仅以自己的这段一己遭遇而放大到整个时代，这真就犯了科学家“一叶以障目”的大忌。这种“一叶以障目”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是害了茅先生自己，使他对客观世界的观察陷于主观唯心主义的泥潭。他在学术上最得意的代表作是《择优分配原理》，但由于主观唯心主义地去“推演”，常常闹出令人喷饭的大笑话。这里试举一例：　　

2008年，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十位顶尖的大经济学家，齐聚最高学术殿堂的北京大学光华学院，反思改革三十年，茅于轼先生在会上作了一篇演说——《从制度演变看改革以来的财富创造》。这篇文章的中心主题是“交换创造价值”。这个主题能不能成立，一直到今天仍有人在争论，这里姑且不论。文中有几大段是他应用“择优分配原理”对“微观经济”进行的分析：　　

“我受到弗里德曼的启发，提出了一个生产矩阵，分析用谁的劳动为谁挣钱”。　　

　　

　　

　　

　　

　　

　　

　　

　　

　　

“A、这种情况是用自己的劳动为自己赚钱……这是效率最高的。　　

B、这种情况是用别人的劳动为自己赚钱……这就有一个监督费用在里面。　　

C、这种情况是用自己的劳动为别人赚钱。最典型的就是义务劳动。……每年到了3月12日植树节的时候，领导扛着铁锹，大家跟着他去种树。这个种树就是义务劳动。只要种的时候冒了汗，拍了照，证明我参加劳动就行了，活不活不关他的事。大家知道，在计划经济的时代，大家都是无私奉献，都在干义务劳动，所以劳动非常没有效率。　　

D、这种情况是用别人的劳动为别人赚钱……比如说一个国营企业的经理、厂长叫他的手下人好好干，他就是叫别人劳动，为别人赚钱，跟他没关系，这种劳动肯定干不好。”　　

我曾经把这段文字念给我上小学高年级的小孙子听，我责备他把我家院子里一盆好花移到学校去栽了。他说：“爷爷啊！亏你还是个老革命啊！这盆花是让同学老师看好，还是你一个人独自欣赏好，哪个效益大？”　　

对于D种情况，这里我也不用多讲了，每个国企的老职工，都会为我们的大学问家的错误纠偏。　　

至于茅先生根据“择优分配原理”推论出穷人盖的经济房不要盖厕所，以免富人来“择优”抢购。这种演绎，实在荒唐。　　

茅先生还有更荒唐的“学说”哩，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又根据“择优原理”进行线性演绎出了一个十分反动论点：　　

“我再提一个矩阵，这个矩阵叫人己利害矩阵，也有四种情况：　　

　　

　　

　　

　　

　　

　　

　　

　　

　　

下面，我谈谈第四种情况，损人损己，对自己没有好处，对别人也有坏处。一般讲，只有疯子才会干这个事，可是我们中国人干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就是第四种情况。恐怖分子身上绑了炸弹在炸别人，这是干吗？他就是损人损己。所以，一个人受蒙蔽，受错误的信仰误导的时候，这个社会就非常危险”。　　

茅先生在经济论坛上讲的“择优分配原理”推导出了反动的政治结论，他是在维护“党内走资派”的利益，维护帝国主义者的利益，污蔑民族解放运动。　　

1958年的“拔白旗”，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在茅于轼先生身上，看来没搞错。（茅先生自认为他的右派没划错）。我们只惋惜，这位有才能的科学家，在反动剥削阶级的泥潭里越陷越深，终究会葬送了自己。　　

当茅先生1975年参加青藏铁路国家重大项目的论证评估工作时，我已经流放偏远农村赶了八年的马车了。1967年，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我在一家省级报纸做夜班。一天，记者部发来一篇稿件，是军区首长办公室派专人送来的：《林家大湾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蓬勃开展》。林家大湾是林彪的家乡，我当然是小心翼翼地来处理，看了两遍，觉得太空洞，没有具体活学活用的人和事。我就把稿子退回记者部，在稿笺上注明：“派记者重新采访补充后见报”。记者部的同志说：“这是军区首长办公室批的，最好还是照发，免得惹麻烦”。我说：“这样处理很慎重，很正常，何来麻烦”。看到他们为难的样子，我说：“责任由我来负吧”。又在稿笺上加了我的意见：“林副主席是活用活学活用的榜样，难道一湾子就因此必然都会活学活用么？请补充采访”。不久，报社军管，军代表追查此事，把我作为反党乱军分子，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押送农村交给贫下中农管制劳动。到了这个村子里，农民给我盖了一间小茅屋，因为一抓阶级斗争就轮到我身上，农民和队干部商量，把老古放在村子里总要吃亏，不如给一辆车，要他出去赶，赚的钱，由会计去结账。这让我躲过了许多“阶级斗争”，像个吉卜赛人一样到处流浪，一直到1979年，才给我撤底平反。当一辆卡车开到我的小茅屋前时，乡亲们和我依依惜别，有的还相抱痛哭。我向他们发誓：“无论我今后走南闯北，这里总是我的第二故乡！”因为农民不仅教给我耕、犁、耙、耖，还教我怎样看待农民和农村，怎样看待干群关系，怎样看待社会上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怎样看待合作化，怎样看待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怎样去分析工分不值钱，怎样去看待从上而下地弄虚作假……。甚至我还着迷了当地的民间语言、俚词小曲等。每当夜静人稀，我的小茅屋里，总有一些“闲散”人来做客，有的拿来花生，有的拿来葵花仔，有的拿来红薯片，有时还有人揣来一小瓶烧酒，围坐在用废石碾砌成的“桌子”边，小油灯忽闪忽闪，人们的话题东南西北，我相信，如果我不是一个沉沦到最底层的人，人们不会毫无顾忌地倾吐自己的心声，没有哪一位记者和领导干部能做到我这样地“深入群众”。回想起来，过去作为省报大记者，来到县里，总有一位宣传部长或办公室主任陪着，到了区里、乡里，把采访对象叫到办公室里来“向领导禀报”，讲的多是官话、套话、空话、假话；真话有，少；心里话肯定听不到；知心话，更别提了。　　

就凭这点本钱，我今天写文章腰干子硬，语不花哨却句句实在，一看你茅老先生撰的几个来自弗里德曼的方形矩阵，那怕都是世界顶级大师，我也一眼就看出这花拳绣腿的破绽所在。我没有感到“阶级斗争”逼得人去自杀，我觉得这社会上人和人的关系的学问非常大，研究起来非常有意思，我为此受的罪比你茅先生要大得多，痛苦得多，时间长得多，但每当东方欲晓，我往往是响起鞭竿，唱着《三套黄牛一套马》的土改老歌奔走四方。老乡们给我起了一个“大牛”的绰号，我很喜欢，今天我还是叫“丑牛”。　　

在我床头的柴壁子上，挂着一张硬纸板，（因为柴壁不能粘贴）上面抄录了一首诗，是保加利亚诗人瓦普查洛夫的《生活和我》　　

生活和我　　

彼此怒目相视　　

我们相互争吵　　

各不相让　　

但我还是热爱他　　

但我还是热爱他　　

解放后的三十年，那绝不是一个逼人自杀的时代，是一个胜利辉煌、意气风发的时代。你茅先生也正是从那个时代里成长起来，奠定了你的学术基础的啊！没有新中国铁道事业的飞速发展，哪有你“茅于轼：从火车司机到经济学家之路”，扪心自问，面向人民，能无愧乎！　　

“最后一个30年，我把它说成忙赚钱，这个好不好，是好的，搞成功了”。　　

接下来，你又忧心憧憧地说：　　

“但也有不好的一方面，就是社会矛盾非常大”。　　

你为什么不再列一个矩阵来推演一下，为什么大家都忙着为自己赚钱，人人都忙着彼此交换，社会财富只会是越赚越多，为什么“矛盾非常大”呢？毛病就出在赚钱的手法各不相同。有人是出卖自己的劳动“赚钱”（应说是“挣钱”），有人是买他人的劳动力来赚钱，也就是说榨取“剩余价值”，这一点你是死不承认的。你说：“我写的‘为富人说话，为穹人做事’，为什么要为富人说话，因为我们这个国家过去一直是宣传剥削理论，像这样宣传，这个社会是很不稳定的，最后变成阶级斗争了”。　　

你终算明白“剥削”会造成“阶级斗争”，但又极力否定社会的矛盾来自于有人剥削，有人被剥削。　　

比如，你对国企改革的看法：　　

“国企怎么改，这是世界性的大难题，我们把它解决了，硬把它改了，造成几千万人下岗，他们经历了很大的困难，为了全国的利益下岗就下岗，自己想办法，国家、单位给点帮助！结果怎么呢？大多数人确实好多了。”　　

这又一次表明，“为富人说话”，你陷入主观唯心主义的泥潭有多深。几千万职工，上亿的家属，他们就这样的被剥夺，被CEO剥夺，被资本家剥夺，连同他们的主人翁地位和政治权利一起被剥夺。去年“七·二四”，通钢工人愤怒地打死了资本家在通钢的代理人，资本家被撵出了通钢。你们这些改革开放的精英们、大师们，为什么一声不吭，集体失语呢？你为什么不到通化去或者在互联网上教导工人，宣讲你的“择优分配原理”：“只有民营化私有化才能创造最大的效率，人人才可自由创造财富。你们这是搞阶级斗争，一定会导致国家灭亡，人人穷困！”　　

估计你是不敢这样去作的，因此，在“八十回望”时，你不断地哀叹：　　

“我们现在的改革面临着要保护富人的问题（几千万的下岗工人，几亿的农民工不在保护之列——丑牛注），但是13亿人口中的大多数人是不是这样想？我觉得不见得，他们寄希望于打土豪分田地，寄希望于计划经济，寄希望于政府干预。我估计13亿人大概有10亿人是这样想的”。　　

“我现在（对未来）越来越感觉非常没有把握，所以我刚写的一篇文章中，最后一句话是什么？‘老天爷保估吧！’我们有没有改革得更好的可能？可能性非常小。除非有非常强的力量，扭转社会（反市场）的倾向，能够改变只为自己考虑的精英意识”。　　

其实，茅先生大可不必自怨自叹，在我们这一年龄段的名人中，与茅先生同感的大有人在，比如前两年大喊“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辛子陵、谢韬先生等，去年底开了一次会讨论今日中国形势，辛子陵先生大声疾呼：　　

“毛泽东王朝复辟了！”　　

但也在你们这个阵营中，也有不少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忽然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姜公八十遇文王”，你也可以改旗易帜的啊！你在转向经济学研究领域时，曾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　　

“人类的理念总是试图用计划和科学去纠正市场制度中的各种问题，所以计划经济永远是有诱惑力的，50年以前我们就是顺着这种思路逐步走上计划经济的，今后这种危险将长时间地反复出现”。　　

这句话只要把后一句话中的“危险”二字改成“现象”就站住脚了。　　

至于我的“八十回望”与茅先生显然不同，对20+30+30三个阶段的想法是：前二十年是为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时代，推翻了三座大山；头一个三十年是社会主义胜利的时代；后一个三十年是资本主义复辟引起了社会义义革命的重新崛起的时代。我不是作为学者，而是作为实践者来认识的。　　

当茅先生怀揣着《08宪章》为资本主义共和国难于实现而老泪横流的时候，我是和反腐维权的工人们在一起，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　　

同一个世界，不同的梦想！　　

　　

　　

二O一O年三月九日于武汉东湖　　

　　

来源：工农之声 http://gnzs.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