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解“毛泽东给中国留下的五个永久性疑问”

试解“毛泽东给中国留下的五个永久性疑问”

前几天，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在网上看到了一篇题为《毛泽东给中国留下的五个永久性疑问》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对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深刻了解，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的深深热爱，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现实及文革伟大意义与巨大作用的深入理解，使我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而在文中提出的五个疑问，更是发人深思，于是在沉思了一番之后，不揣冒昧，也更自不量力，试为之做了如下的解答。　　

一，在文章中，向人们提出了这样的第一个疑问：“为什么他不顺势而动，在九大报告中提出发展生产？”　　

凡属从文革时代过来的人，今天可能还依然会记得文革时期的“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和“狠抓革命，猛促生产“这两句著名的口号。这两句口号是出自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表的一篇题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同年的十二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规定》指出：“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带动生产的发展。”要求“坚持八小时工作制，遵守劳动纪律，完成生产定额”；“保证产品的质量，力求高质量”，并提出了由群众选举产生的领导班子负生产责任。　　

从《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和中央政治局所做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这个决定中就能看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发展生产的要求，始终是贯穿于文革全部过程的。《抓革命，促生产》这篇社论的标题，后来还演化出了诸如“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狠抓革命，猛促生产”、“革命生产两不误”等句著名的口号。这些口号，在文革时期的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人人知道。文革时期极为流行的由著名的歌唱家马玉涛演唱的《贫下中农最爱毛主席》这首歌里就有“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学习大寨坚定不移。”这样的歌词。凡是唱过这首歌的人，今天也应该会对这句歌词还有些印象，通过这些歌词，自然就会回想起文革时期的这些口号。　　

生产应该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部分内容。根据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的原理，人们的自觉意识越是强烈，对生产力发展所产生的推动作用就会越大，从而对生产发展所产生的推动作用也就会越大。而革命对人的自觉意识的提高，又有着令人无法想像的巨大推动作用，所以马克思才会说“革命是道德的净化器”。而且，文革的一项重要的具体内容，就是改善不合理的生产关系。始创于一九六0年，而直到文革期间在全国才得到普遍推广的，曾经被毛泽东誉为是“鞍钢宪法”的“两参一改三结合”这种社会主义现代工矿企业管理方式，直到今天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还是最为合理的现代工矿企业管理方式而被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用。　　

文革就是通过改善不合理的生产关系，通过改造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方式，来充分发挥和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从而来达到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快速发展的目的。从文革期间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和工业制造能力的巨大发展以及王进喜、陈永贵、李四光、钱学森等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当选为“九大”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上，就足以能够看出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大力改善生产关系的同时，对发展生产力和发展生产的重视程度。正是由于抓革命是方式，促生产才是目的的这样一条路线始终贯穿于文革的全部过程，所以在“九大”上才没有再单独地强调发展生产和发展生产力。只要充分发挥和调动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生产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在“抓革命，促生产”已家喻户晓的情况下，如果在惜字如金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里再单独地强调发展生产，不仅会使人产生多此一举的感觉，而且也会冲淡报告的主要内容。　　

今天经历过文革时代的人们大多还应该记得的十年文革期间我国在科学技术和工业制造方面取得的主要成就有：　　

一九六六年，仿制苏联的66式152毫米口径榴弹炮制造成功并开始装备部队。　　

一九七0 年，自主研制的70式130毫米口径火箭炮制造成功并开始装备部队。　　

一九七四年，自主研制的74式火箭布雷车制造成功并开始装备部队。　　

一九六九年，自主研制的69式40火箭筒开始制造并装备部队。　　

一九六九年，自主研制的69式主战坦克开始制造并装备部队。　　

一九六九年，自主研制的69式水陆两用坦克开始制造并装备部队。　　

一九六六年，仿制苏联的导弹艇入役。　　

一九七一年，我国自主研制的导弹驱逐舰---105舰入役。　　

一九七三年，我国研制的第一型反舰导弹，鹰击1号制造成功，并开始装备部队。　　

一九七四年，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型中型常规动力鱼雷攻击潜艇035型入役。　　

一九七四年，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艘核动力鱼雷攻击核潜艇长征1号入役。　　

一九七六年，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型水上轰炸机，水轰5制造成功并开始装备部队。　　

一九七六年，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型反舰导弹，海鹰1号制造成功并开始装备部队。　　

在建造第一艘核动力攻击型核潜艇的同时，我国的第一艘核动力弹道导弹潜水艇也完成了全部的研制工作并开工建造，于其后不久的一九八一年入役。　　

一九六六年，我国的歼7战斗机仿制成功并开始装备部队。　　

一九六六年，我国的第一型轰炸机，轰5仿制成功并开始装备部队。　　

一九六六年，我国的第一型地空导弹，红旗2号导弹研制成功并开始装备部队。　　

一九六八年，我国的第一型中型轰炸机，轰6仿制成功并开始装备部队。　　

一九六九年，我国自主研制的歼8战斗机首飞成功，并于七十年代末装备部队　　

一九六九年，我国自主研制的强5型强击机制造成功并开始装备部队。　　

一九七二年，强5核武器运载机制造成功并装备部队。　　

一九七五年，歼侦6型飞机制造成功并装备部队。　　

一九七六年，歼教6型飞机制造成功并装备部队。　　

一九六六年，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枚中程地对地导弹发射成功。　　

一九六七年，我国的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一九六六年，我国的第一台2200马力的柴油机研制成功　　

一九六六年，我国的第一台自行设计的红旗轿车制造成功。　　

一九六六年，我国的第一艘自行设计的海洋科学考察船制造成功。　　

一九六六年，我国的第一台3.2毫米波段的太阳射电望远镜研制成功。　　

一九六六年，我国的第一枚地对空导弹，红旗2号导弹仿制成功。　　

一九六六年，我国的第一架轰炸机，轰5仿制成功。　　

一九六六年，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东风”号制造成功。　　

一九六六年，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枚中程地对地导弹发射成功。　　

一九六七年，我国的第一台新型晶体管大型通用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　　

一九六七年，我国的第一台无线电望远镜研制成功。　　

一九六七年，我国的第一台自主研制的100吨矿山铁路自翻车制造成功。　　

一九六七年，我国的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一九六七年，我国的第一台自动化立体摄影机研制成功。　　

一九六七年，我国开始了国家导弹防御系统，640工程开始建设。　　

一九六八年，我国自行设计的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　　

一九六八年，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台深井石油钻井机制造成功。　　

一九六八年，我国仿制的第一架中型轰炸机，轰6制造成功。　　

一九六九年，我国仿制的第一架强击机，强5制造成功。　　

一九六九年，我国进行了第一次地下核爆炸。　　

一九六九年，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型坦克，69式坦克研制成功。　　

一九六九年，我国研制的第一台电子式中文电报快速收报机制造成功。　　

一九六九年，我国研制成功抗菌新药，庆大霉素。　　

一九六九年，我国自主设计的第一台12.5千瓦双水内冷式汽轮发电机制造成功。　　

一九六九年, 我国的第一台五千马力内燃机车研制成功。　　

一九六九年，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艘万吨级油轮制造成功。　　

一九六九年，我国自行设计的32吨自卸载重汽车制造成功。　　

一九六九年，我国自行设计的大型煤气化溶渣炉制造成功。　　

一九六九年，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条地铁建成。　　

一九七0年，我国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一九七0年，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台“一步法”染印机制造成功。　　

一九七0年，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台40万倍的大型电子显微镜制造成功。　　

一九七一年，我国研制的第一颗科学实验人造地球卫星制造并成功发射　　

一九七一年，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艘导弹驱逐舰制造成功。　　

一九七一年，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艘两万吨级货轮“长风”号制造成功。　　

一九七二年，我国自行设计的容量为七点四兆字节的磁盘机制造成功。　　

一九七二年，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台组合式机床制造成功。　　

一九七二年，我国研制出第一颗新型氢弹。　　

一九七二年，我国自主研制的自升式海洋石油钻井平台，渤海1号制造成功。　　

一九七三年，我国的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计算机研制成功。　　

一九七三年，世界上首株杂交水稻在中国培育成功。　　

      一九七三年，我国的第一型反舰导弹，鹰击1号仿制成功。　　

一九七四年，我国的第一台硒静电复印机研制成功。　　

一九七四年，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制造成功。　　

一九七四年，我国的第一台DJS—130小型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　　

一九七四年，我国自主设计的第一艘2.5万级油轮制造成功。　　

一九七四年，我国自主设计的第一艘2.5万吨级的浮船坞“黄山”号建成。　　

一九七四年，我国自主设计的第一艘500吨级起重船制造成功。　　

一九七四年，我国自主设计的第一台4000马力的交直流电传动的内燃机车制造成功。　　

一九七四年，我国自主研制的视网膜激光凝固器制造成功。　　

一九七四年，我国的第一台高级台式电子计算机制造成功。　　

一九七四年，我国的第一台30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研制成功。　　

一九七四年，我国的第一台大型竖井钻机研制成功。　　

一九七五年，我国的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研制成功。　　

一九七五年，我国自主设计的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铁路建成。　　

一九七五年，我国的第一颗技术试验卫星研制成功。　　

一九七六年，我国研制的第一台大型通用集成电路计算机制造成功。　　

一九七六年，我国自主设计的第一艘海底布缆船，“邮电1”号制造成功。　　

一九七六年，我国仿制的第一型水上轰炸机，水轰5制造成功。　　

一九七六年，我国自主研制制的第一枚反舰导弹海鹰1号制造成功。　　

一九七六年，我国自主研制第一台30万千瓦双水内冷式汽轮发电机制造成功。　　

从上述文革期间我国所取得的众多“第一”中不难看出，文革期间我国的生产和生产力发展不仅始终没有放松，而且还获得了高速的发展。今天的许多中国人之所以会认为文革期间我国的生产和生产力发展缓慢或是出现了严重倒退，就是由于在三十多年来的欺骗宣传下，不仅造成了对我国的近现代历史、尤其是我国科学技术和工业制造能力基础极差的历史不了解，而且更是对什么是生产力产生了强烈的误解。　　

对于什么是生产力，传统的解答为生产力就是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而改革开放之后的我国，许多人更是普遍把生产力的涵盖范围主要界定在了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衣、食、住、行”上。其实，生产力的内容不仅只包括了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而且更应该包括人类之间相互征服与反征服的能力。　　

今天的某些人不知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也不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竟然研究得出了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大清王朝的GDP不低于大英帝国，或许还高于大英帝国的结论。也许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可“鸦片战争”的结果及其给中国带来的灭顶般的灾难更是举世皆知的。在GDP不输于对手的情况下而败于对手，那么就不仅仅要对比交战双方的GDP总量，而更要对比交战双方的GDP结构。大清王朝巨大的GDP总量是由“棉、茶、丝、布、瓷”的生产为主构成的，所以大清王朝的GDP虽然能够解决人们的“吃、穿、用”问题，但却不能解决为大清王朝的军队提供一支可以用来反击侵略的钢枪的问题；大英帝国的GDP是由钢铁、造船、军工为主构成的，所以大英帝国的GDP虽然不能解决人们的“吃、穿、用”问题，但却解决了为大英帝国的军队提供发动侵略战争的钢枪的问题。于是，最终的结果就是大清王朝数量巨大的由“棉、茶、丝、布、瓷”为主构成的GDP，解决的却是大英帝国子民的“吃、穿、用”问题。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研制出的原子弹和氢弹，虽然没有彻底解决中国人的“吃、穿、用”的问题，但却保住了中国人其后发展“吃、穿、用”的成果，从而解决了中国人的“吃、穿、用”的问题，由此可见，制造原子弹和氢弹的能力，同样也是生产力，而且还是更大的生产力。制造原子弹和氢弹也是生产，而且还是最先进的生产。　　

二，提出的第二个疑问是：“为什么他急于要缓和和‘美帝’的关系，向西方国家打开了国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世界不仅已经进入了美苏两个大国主宰一切的“雅尔塔体系”时代，而且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国家，还仍然处在旧殖民统治体系的统治之中，没有争取到民族独立。自从欧美国家完成了工业革命，生产力完成了质的改变，人类征服自然和人类之间相互征服与反征服的能力有迅速地提升之后，整个世界便全部被纳入到了大国主宰与征服下的体系之中，世界上再也找不到一片安宁的土地，弱国和小国的命运开始交由大国和强国掌握，一些弱小的民族不断地遭到灭绝。大国之间争斗之后的暂时与妥协，便构成了所谓的“世界体系”。中华民族自一八四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便被纳入到了所谓的这样“世界体系”之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中国，虽然获得了战争的胜利，但却并没有取得真正的民族独立。美英苏三国的一纸“雅尔塔协定”，便将中华民国捆绑到了美国的阵营之中。中华民族若想发展，那么就不仅要彻底摆脱大国的压迫而获得真正的独立自主，而且还必须要打破大国主宰一切的世界格局。以抗美援朝战争为标志，中华民族以不惜付出任何民族牺牲为代价，要维护国际正义、也要捍卫世界和平的牺牲精神和无畏勇气，向世界宣告了大国主宰一切的时代已经结束。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中华民族为了支援世界上那些尚处在帝国主义强国和老牌殖民主义大国压迫和殖民统治下的弱小国家和弱小民族为摆脱帝国主义压迫和挣脱殖民统治枷锁，在还没有医治好自己的战争创伤的情况下，不仅先后进行了抗法援越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和抗美援越战争，而且还为亚洲、非洲和欧洲的许多国家提供了大量的物资支援和坚定的国际道义支援。在新中国的带动、影响和坚决地支援之下，不仅世界上的那些处在帝国主义国家和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压迫和统治下的弱小国家和殖民地人民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斗争，而且就连处在美国压迫下的一些老牌殖民主义大国也开始了反抗美国压迫的斗争。在新中国造了以苏联为首的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反的影响下，法国也造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反，不仅于一九六三年退出了美国主导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且还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总部赶出了巴黎。同年，法国又公开拒绝了在美苏主导下的、意在限制别国核武器发展的《关于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上签字，带头挫败了美英苏三国限制法国和我国发展核武器的图谋。新中国以维护和捍卫国际正义与世界和平为号召，带头向已经持续了二百多年的大国主宰一切的世界格局发起了挑战。在毛泽东超凡的斗争艺术面前，美国频频落败，其拼命在维护的世界霸权面临土崩瓦解的局面。为了维持残存的霸权，美国急于同新中国谋求和解，于是，在中国公开支持下的印度支那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打得正紧张激烈的时候，在毛泽东于天安门广场公开发表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五·二0声明”仅仅一年多之后，美国总统尼克松便只好打破先例，不远万里地跑到了还没有外交关系的新中国，到毛泽东的书房里来拜见毛泽东，以其成全他能完成从越南实现体面地撤军的行动。　　　

回顾历史，就是为了澄清了这样的一个历史事实，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是“美帝”急于和中国缓和关系，而不是毛泽东要急于缓和与“美帝”的关系；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先向中国打开了他们的国门，而不是毛泽东先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开了自己的国门。毛泽东之所以会同“美帝”缓和关系，不仅是为了联合世界上的所有力量，来共同反对苏联这个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在世界上到处推行霸权的极为阴险且更具欺骗力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而且更是为了促进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当年，对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起了极大促进作用，在解决人民群众“吃、穿、用”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四·三方案”，就是在同“美帝”缓和了关系之后，才得以实施的。　　

三，在他的第三个疑问中提出了：“为什么他一直对邓小平割舍不下，一边说‘走资派还在走’，一边还赋予其极高的权力和地位？”

在毛泽东的眼中，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队伍里，林彪和邓小平不仅是两位不可多得的全才、帅才，而且更是自己将他们从基层一手教育培养提拔起来的，因此自认为对他们二人了解颇深。林邓二人的性格极为相像，都极有城府，含而不露，却又敢作敢为，多谋善断，勇于任事，勇于决策。林彪擅长纵横疆场，攻城拔寨。邓小平却更精于运筹帷幄，折冲尊俎。在红军时期，虽然林彪战功赫赫，但邓小平更有发动和领导“百色起义”之功。抗日战争期间，林彪在打胜了威震华夏的“平型关战役”之后，因伤离开了战场。而邓小平却出任了一二九师的政委，从此正式成为了独当一面的要员。虽然在军事指挥上毛泽东还不得不借重于刘伯承，但毛泽东明显的是更信任邓小平。解放战争中，林彪坐镇东北，建立了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而邓小平统帅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拉开了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到了解放战争的后期，林彪先后担任了辽沈和平津两大战役的前委书记。而邓小平也将淮海和渡江两大战役的总前委书记一职揽入了怀中。从林彪和邓小平的履历上看，两个人真可谓是并驾齐驱，旗鼓相当，各不相让。　　

建国之后，邓小平先于林彪于一九五三年进入中央担任要职。随后又在一九五六年召开的党的“八大”上当选为了中央常委和总书记。而林彪更是后来居上，于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召开的党的“八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了政治局常委、副主席，暂时位列邓小平之前。虽然在文革中毛泽东让邓小平靠边站了，但毛泽东却始终是将邓小平与刘少奇分开来对待。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想法应该是由来已久，而绝不是心血来潮。但是毛泽东也清楚地知道，文革由于触动了那些老干部的利益，所以必然会遭到多数人的反对。虽然凭着自己巨大的威望也能将文革发动起来，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坚强而有力的接班人，那么在自己身后，文革也注定会陷于失败。而在当时，能够符合毛泽东的内心愿望和当时中国历史条件的接班人，只有林彪和邓小平两人。　　

对中国共产党，高岗曾经把它分成了根据地党和城市地下党两部分。虽然毛泽东从维护党内团结的高度考虑而没有支持高岗的这一看法，但高岗所说的，确实也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　　

在残酷的革命战争年代，党和人民军队的发展是相当艰难曲折的。由于受残酷的斗争环境的限制，特别是中国革命不得不走的分散的农村包围城市的这条武装斗争道路，使我党创建并领导的这支人民军队是从许多不同的方向、不同的“山头”汇集到一起的。虽然在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引导下，在党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人民军队最终凝结成了一个坚强的整体，但是军内“山头”林立，派系丛生也确实是客观的事实。　　

我党和我国的许多高级干部，尤其是军队中的那些高级将领及从军队中走出来的高级干部，大多数都是文化程度很低或是根本就没有文化的贫苦农民出身，他们当中的一大部分人，当初参加革命的动机和目的，并不是怀有什么崇高的革命理想，而不过与陈胜吴广一样，就是要通过“老子打天下，老子就应该坐天下”的这种方式，以求改变自身的命运，而有的参加革命的动机甚至竟然就是为了能混上一口饭吃这么简单。由于这些人的文化程度很低或是根本就没有文化，所以不可能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而在艰苦繁忙的革命战争年代，党也无法对他们进行系统地培养和教育。这些人虽然文化程度很低或是根本就没有文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了解知道的也更少，但是由于他们都经过了长期革命战争的千锤百炼，所以每个人都具有极其丰富的斗争经验和胆识。特别是由于在他们参加革命的初期，都是在相对独立和分散的状态下成长起来的，并且由于自身的党性不强而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封建意识却很强烈，因此许多人又都养成了只服从自己直接上级的习惯，其他系统的领导有时就很难领导他们。当年，党中央直接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初，党中央不仅根本就指挥不动红四方面军，而且还险些被红四方面军吞掉。这其中虽然有张国焘从中作梗的因素，但是也与红四方面军的将领在长期分散独立状态下养成的只服从张国焘一人的习惯有关。对于这些人，其他系统的领导如果能够让他们心悦诚服，那就不仅要具有高超的领导能力和领导艺术，而且还要具有相当的资历和功绩。革命成功之后，这些人都身居高位。其中有些人在“老子打天下，老子就应该坐天下”这种思想的驱使下，迅速地腐化变质。毛泽东所说的：“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的利益。他们有了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这句话，就是指向的他们。而且也就是他们，在文革初期还仅仅是对文革表示出了极大的反感。而当文革触及到了他们的既得利益的时候，他们便出来公然抗拒文革了。甚至像制造“武汉七·二0事件”的陈再道和青海的赵永夫等人，竟然敢于武力抗拒。而在中央，几位老帅更是带头掀起了“二月逆流”。　　

林彪于一九二五年考入了黄埔军校第四期，并在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湘南暴动和井冈山会师。而邓小平则更是早在一九二0年，就随同一大批投身革命的有志青年到法国去寻求革命真理，并早于林彪于一九二四年就入了党。林彪无论是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都是战功赫赫。而邓小平则是从中央根据地走出来的，后来又长期担任由原红四方面军部队组成的一二九师的政委，故而解放军中的原红军一、四方面军这两个最大的两个山头都有很深的渊源，且本身更有发动和领导百色起义的历史功绩。林彪的战功和军事指挥造诣在全军无人能敌，而邓小平的政治才能在全党更堪称出类拔萃。所以，在毛泽东身后能够镇得住这些骄兵悍将的，也就只有林彪和邓小平两个人了。林彪的年龄比毛泽东小十三岁，邓小平的年龄比毛泽东小十一岁。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时候，邓小平六十二岁，而林彪更是只有五十九岁。如果他俩之中的一人能够担当起在毛泽东身后继续领导文革的历史重任，那么以他们这样的年龄，足以能够使毛泽东开创的文革伟大事业持续二十多年。只要文革能够持续二十多年，中国人民也就足以成熟起来了。由于在毛泽东发动文革之前林彪表现出了对毛泽东的步步紧跟，并且在文革初期更是表现出了对文革的坚决支持。因此，毛泽东才破天荒般地同意在党章中明确了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期望林彪能够将他所开创的文革事业继续进行下去。但是从后来林彪争做国家主席的行为上来看，林彪确实是只把文革当成是了一场搞掉刘少奇的简单的政治运动，而并没有完全理解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正目的和文革的深刻历史意义，所以文革后期的发展形势才会超出林彪对文革的理解能力和认识能力，使之与毛泽东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并最终导致了其走上背叛毛泽东的道路。　　

林彪事件发生之后，邓小平不仅迅速复出，而且提升的速度更是快得惊人，以至于许多人至今还在为之费解。其实，邓小平能够复出并得以迅速提升，源于毛泽东始终在关注着他。而邓小平也明知道毛泽东始终在关注着自己，所以才在江西一边修身养性，一边韬光养晦，由此交上了一份令毛泽东感到十分满意的答卷。　　

邓小平虽然在文革期间被打成了是刘少奇司令部的二号人物，但与个人经历极为复杂的刘少奇不同，邓小平可谓是“根红苗壮”，在历史上找不出其任何污点。因此，文革期间邓小平虽然被打成了是刘少奇司令部里的二号人物，但邓小平却既没有受到公开的批斗，也未被立为专案审查，只是用当时的话来说是靠边站。尤其是毛泽东在具体地对待邓小平的方式上，更是与文革中其他所有被打倒的人不同，毛泽东始终不允许任何人插手对邓小平的监管问题，而只是由中共中央办公室主任汪东兴亲自作为负责对邓小平进行监管和考察的唯一责任人。这种方式，其实完全可以说是毛泽东在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对邓小平进行培养和教育。从上述情况来分析，毛泽东对邓小平并不是从文革一开始就从此弃之不用，而只是想对邓小平采取与对待其他老干部同样的做法，将其放在炉火中烧一烧，使其能够得到更多的锻炼和考验，从而全面提高他的思想觉悟和驾驭全局的工作能力。这种做法，用旧官场上的话说，就是煞一煞邓小平的锐气，培养其心理承受能力，以备林彪一旦出现问题，好替补接班。用现在流行的话说，邓小平就是毛泽东培养的接班人的“备份”。在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之后，毛泽东仍是继续一面用批“走资派还在走”的方式提示邓小平要不忘文革前的教训，要不断地加强思想和灵魂改造，要发扬人民民主，要让人民监督官僚，防止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要继续谦虚谨慎。一面以对邓小平委以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邓小平以前还从来没有担任过的重要职务的方式，公开向世人宣告了自己在培养邓小平接班的打算。尤其让邓小平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这个与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地位非常悬殊，而且还是邓小平此前从来没有担任过的军事主官的一职，那就不仅仅是在培养邓小平，而是在树邓小平的权威了。可见，毛泽东对邓小平是寄予了多么大的期望啊！正是由于邓小平是林彪叛逃之后符合毛泽东心中接班人条件的唯一人选，所以，毛泽东才对他割舍不下。　　

四，在他的第四个疑问中提到：“为什么他闭口不谈文革的结束时间，却要求邓小平来为文革做总结？”

想知道毛泽东为什么不急于结束文革，那么就必须首先知道毛泽东问什么要发动文革。对于文革，如果仅仅是把它当做是一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来看待，那么就永远也弄不清文革的真相。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本意，的确是要革中国传统文化中腐朽堕落因素的命，并在经过了革命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遵循“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原则，创造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新文化。所以，文革决不是单纯地为了革哪个阶级或是哪个人的命，更不是要革中国所有传统文化的命。文革只是要以清除我国传统文化中腐朽堕落因素的方式，来净化每个人的思想和灵魂，进而达到净化我们这个民族的目的。　　

抛开那些以妖魔“文革”或是歪曲“文革”为目的的人，今天许多研究“文革”的人，绝大多数都只认为毛主席发动文革的目的只是为了反修防修，只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反修防修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确实是毛主席发动“文革”的目的，但是这个目的只是毛主席发动“文革”的第一层目的。毛主席发动“文革”的第二层目的，就是要通过采取对我国传统文化进行革命的方式，铲除其中腐朽堕落的因素，从而彻底铲除修正主义的产生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土壤。而且文革更要创造出我国无产阶级的新文化，并用以教育我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群众，使他们增强对事务的识别能力，增强敢于斗争的无畏勇气和牺牲精神，从而在中国共产党内一旦产生了修正主义的时候、在我国一旦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时候，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群众能够勇敢地站起来进行反抗，粉碎资本主义的复辟。所以，以广泛的群众运动的方式开展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群众能够在运动中培养、锻炼和造就“敢与干”的牺牲精神和无畏的勇气。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群众失去了国家政权的情况下，只有“敢与干”，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群众才能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尤其是“敢”，则更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群众产生精神力量的基础。相对于拥有一切国家权力的统治阶级，“敢”对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群众来说，则显得尤为重要。只有“敢”的勇气，才会有“干”的实际行动。因此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了铲除已经渗透到了中国人骨髓里的私有意识和培养、锻炼与造就中国人的强悍性格、牺牲精神和无畏的勇气，毛泽东才一再发出“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叫做造反有理”、“要斗私批修”、“要经风雨，见世面”这样的号召，并且还非常赞赏和积极鼓励人民群众大力发扬和保持产生或流行于文革之中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狠斗私字一闪念”、“斗私不怕疼，揭私不怕羞”等敢于牺牲的精神和无私无畏的勇气以及真诚的品质。而人民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开展大批判的时候，不仅也狠斗了“私”，狠批了“修”，而且更曾经重点批判了xxx“黑六论”中的“驯服工具论”和“入党做官论”以及“五分加绵羊”式的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和教育目的。　　

直到今天，仍有许多的人对毛泽东为什么要革我国传统文化的命都感到不理解，甚至就连许多至今仍对“文革”持认可和赞同态度的人对毛泽东为什么要革我国传统文化的命也感到疑惑。当年，毛泽东之所以要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来革我国传统文化中腐朽堕落因素的命，不仅是单单为了彻底铲除修正主义产生和资本主义复辟的文化土壤，而更是为了培养和造就我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群众“敢与干”的牺牲精神和无畏的勇气。“敢与干”牺牲精神和无畏的勇气，是包括我国无产阶级在内的所有中国人所缺少的。中国人之所以会缺少“敢与干”的牺牲精神和无畏的勇气，就是由于我国的传统文化中腐朽堕落的因素太多才造成的。我国的传统文化中之所以会有太多的腐朽堕落因素，就是由于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形成一种统一的民族文化。所以，这样的文化不仅不能给中国人提供一种统一的价值观念，从而造成了中国人对是非善恶的判断标准和人生观念的混乱，而且其中必然还会产生和潜藏着大量的腐朽堕落因素。我国传统文化中腐朽堕落因素表现出的就是“私与弱”，就是只求收获，不讲付出，或是只求自己收获，而却要别人付出。这种表现，就是由于我国的传统文化过于的讲求崇智而不崇尚勇才导致的。智，就是智慧，智慧的展示必须要借助他人的力量或是借用别人的付出才能实现的。勇，就是勇气，就是勇敢，而勇却必须要靠自己的付出才能展现出来。正是由于我国传统文化中这种腐朽堕落的因素对中国人的侵蚀极大，所以，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才都充满了像寓言《猴子与猫》中的猴子那样的智慧，而却缺少猫那样的勇敢。就是由于缺少勇，才使绝大多数中国人养成了绝少牺牲的精神与极端驯服的性格。南京大屠杀中，上百万的中国人，其中还包括十几万的国民党军士兵，就是由于很少有人肯牺牲自己，所以三十多万的中国人才成了“牺牲”。而这种想象，即使在今天也同样普遍存在着。面对洋奴买办汉奸疯狂地出卖民族利益和对无产阶级及劳动人民群众肆意地欺压盘剥，好多的人都只是盼望着毛毛泽东能够复生或是上天能再给中华民族降生一位毛泽东来拯救自己，来拯救中华民族，而却很少有人希望自己能成为第二个毛泽东，从而去拯救他人，去拯救这个民族。　　

今天，面对劳动人民群众再吃二遍苦，重遭二茬罪的悲惨结局，有人责怪毛主席当初为什么不将那些修正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斩草除根，为什么不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成制度化而固定下来。这样的责怪其实没有任何的意义，制度既能因人而立，那就也能因人而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我国对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的修改，就比中老年妇女描眉抹粉还要随意。而且当年毛主席也确实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具实质性意义的内容和罢工自由这项工人阶级最基本的权力写进了“七·五宪法”。但是，从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这句话到今天虽然还依旧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里，可工人阶级却能被随意地赶出工厂和矿山这种情况看，写在纸面上的法律和现实之间，总是会有一定的差距的。可见，任何的制度都不是一劳永逸的，也不是万能的，更不是牢不可破的。所以，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群众的权力不仅要依靠制度来维护，而更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维护。至于毛泽东没有将修正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斩草除根，这既不是因为毛泽东受了某人的欺骗，也不是当时的那批修正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有什么特异功能而长期潜藏了下来。这个问题就是列宁所论述那样，是自发地、每日每时地、大量产生的。即使毛泽东将当时的那批修正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斩草除根，那么新生的修正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也是会随时产生的。所以，铲除修正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不是毛泽东那一代人就能完成的，而是要经过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群众长期持久的努力，要靠不断地进行文化革命的方式来改造人们的思想。　　

非常了解中国的毛泽东清楚地知道，在“私与弱”等腐朽堕落因素过多的传统文化这块土壤上，修正主义的产生和资本主义的复辟是非常容易的。毛泽东生前就曾经总结道：“林彪一类的骗子一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毛泽东不仅清楚地知道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容易，而且也更知道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为什么容易的根本原因，那是中国人在性格上过于柔弱和自私心理过于浓郁的这个缺憾。因此，毛泽东才要用革传统文化中腐朽堕落因素的命并创造中国无产阶级新文化的这种办法，来驱除中国人过于浓郁的自私心理，来重新恢复中华民族的血性，来重新塑造中国人的强悍性格。但是，一个民族血性的恢复和一个人的性格与心理的改变，却不是一朝一夕之间就能完成的。所以毛泽东才不仅说这场文化大革命只是一场预演，而且文化大革命还要每隔七、八年就再来一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腐朽堕落因素还没有彻底清除之前，在中国人的性格还没有彻底改造之前，在无产阶级的新文化还没有创造出来之后，在自己的身体状况还能支撑他将文革进行下去的情况下，毛泽东是不会轻易宣告文革结束的。　　

至于毛泽东为什么偏偏要求邓小平来组织为文革作总结？基于在回答第三个疑问中的上述分析，毛泽东此举的目的可能有二：一，正是由于邓小平在林彪叛逃之后在客观条件上成了唯一符合毛泽东心中接班人标准的人，所以毛泽东才对邓小平割舍不下。而正是由于割舍不下，所以毛泽东才想努力地将邓小平培养成为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以继承他所开创的伟大事业，将文革继续进行下去。但是，邓小平在文革之前的表现，终究也会让毛泽东有些不放心。所以毛泽东才决定让邓小平来组织对文革做出总结。通过组织对文革做出总结过程，使邓小平能够全面地了解文革的整个经过，毕竟邓小平在文革开始之后不久便靠边站了，对文革期间全国的形势及文革的整个经过不可能有全面的了解，因而通过由邓小平来组织为文革作总结，也使邓小平自己再加深一次对文革的理解，再接受一次文革的教育，再触及一次思想和灵魂，以便从中深刻地领会和理解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正目的和文革的伟大作用及伟大意义。只有全面深刻地理解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正目的和开展文革对中华民族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才能将毛泽东开创的文革事业进行下去。二，在毛泽东健在的情况下对文革做出的总结，只能是对文革肯定的总结。由邓小平组织为文革做出肯定的总结，也就等于是在邓小平自己给自己带上了保证对文革“永不翻案”的紧箍咒的基础上，又加上了一道如同如来佛贴在五行山上的压住孙悟空的符咒，从而使邓小平不便轻易地否定文革。正是由于邓小平看穿了毛泽东让他来组织对文革做出总结的真实意图，而且邓小平也看到了毛泽东在身体健康上也是走到了末路，于是邓小平才对毛泽东的要求从婉言拒绝走向了公开对抗，彻底表露出了他在思想深处对文革的彻底否定。每当历史回忆到这里，总有人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既然邓小平已经暴露出了他对文革持彻底否定的态度，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不以政治方式一劳永逸地解决邓小平的问题？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文革，只是为了通过文化革命来达到改造人的思想、甚至是达到改造人的灵魂的目的，而不是为了以政治方式一劳永逸的解决哪个人。变历来残酷的政治革命为只触及思想和灵魂的文化革命，这才是文革的真谛之所在。如果毛泽东采取政治方式一劳永逸的解决掉哪个人，那文革就将由一场思想和灵魂的改造运动变成一场清洗异己的政治运动，那样文革才是彻底失败了。所以，毛泽东宁可自己被打得粉碎，也要为中华民族，而且也为全人类探求和开辟一条从根本上有别于以暴止暴的和平通往美好未来的道路。　　

五，在文章中提出的“为什么他在临终之前不断打压他自己培植起来的文革势力，是在为哪一种政治势力做铺垫？”这第五个疑问，也是许多人都曾经产生过的疑问。的确，有着高度洞察能力的毛泽东既然已经意识到会有人在他百年之后彻底地否定文革，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不在其生前大力扶植文革势力，而却反其道而行之，不断地打压文革势力。难道毛泽东不想保住文革的巨大成果吗？肯定不会，那么毛泽东之所以要这么做，一定是有其深远的考虑的。　　

从邓小平竟然在毛泽东对其寄予了如此厚望并对其如此善待和重用且毛泽东还依然健在的情况下，不仅仍然公开表露出了要彻底否定文革的意图，而且还敢于进行公开对抗的这种表现上，毛泽东不仅已经意识到了他亲自发动的这场文革将在他身后一个很短的历史阶段内必然会面临失败，而且更意识到了如果在自己的生前不能将此事处理妥当，那么在自己离去之后，不仅文革的力量将会被斩尽杀绝，而且中华民族还必将陷入灭顶之灾之中。因此，做为政治家、思想家，做为军事家、战略家，做为哲学家、理论家，且具有超强的逻辑思辨能力、具有超强的政治敏感性、具有超强的斗争艺术的毛泽东不得不为中华民族做长远的战略安排了。　　

文革之所以会必然失败，就是因为传统的势力过于强大且顽固而文革的力量又过于弱小。面对力量强大而且又非常顽固的传统势力，毛泽东清楚地知道，文革期间，文革力量自恃手中握有真理，虽然对传统力量进行了一轮接一轮的“文斗”，但却没有从根本上改造传统势力。传统势力之所以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公开反抗，并不是由于文革的力量有多么强大，而是忌惮于自己的巨大威望，而只要自己离去，传统势力必然会依仗手中所掌握的真正实力，对文革力量展开“武斗”。而到那时，文革力量由于自己坚定的革命意志和道德洁癖，又决不会向传统势力妥协，因此必然会被传统势力斩尽杀绝。而且一旦出现了这样的局面，传统势力不仅会联合起来对文革力量进行斩尽杀绝，而且他们自己也必然会在将文革力量斩尽杀绝之后，为了争权夺利而展开激烈地厮杀。到那时，中国就不仅仅是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了，而是中华民族将再次上演军阀混战的惨剧。因此自己一旦处理不好，那么这种局面就一定会出现。在自己尚且健在的情况下，竟然都能发生像 “武汉七·二0事件”、“青海赵永夫事件”等这样公然使用武力对抗文革的事，那么自己一旦离去，谁又能降服得住那些骄兵悍将。　　

对于传统势力，大气磅礴的毛泽东如果是为了自己，那是决不会向他们屈服的。但是为了中华民族，毛泽东就只有选择暂时退却了。尽管传统势力已经表露出了严重的腐化堕落倾向，但这些人毕竟是从战争时代的枪林弹雨里走过来的。在美国和苏联虎视眈眈地注视下，在中华民族的外来威胁还没有彻底消除的情况下，兵还要靠他们带，国还要靠他们守，而这些却是文革力量做不到的。而且传统势力中的这些人毕竟还是曾经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由奋斗过的，毕竟在其身上还存在着一定的党性，而且在事实的教育下，他们也终究会彻底醒悟的。从后来所发生的一些情况看，毛泽东的判断的确是十分准确的，像陈云、王震、薄一波等一些当年的改革先锋和中坚人物，在事实的教育下，都彻底地醒悟了过来，王震就曾经深情地说：“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了五十年。”　　

对于文革力量，毛泽东不仅是充满了信任，而且更是寄托了无限的期望。但是，在自己再也没有时间对传统势力进行教诲以使他们醒悟过来的情况下，在文革力量还不能在自己的生前迅速成长壮大起来以取得与传统势力能够进行抗衡的情况下，在人民还没有彻底觉悟的情况下，毛泽东只能用由自己将文革力量打压下去，从而使他们在自己身后由于失去对抗传统势力的力量而只能放弃对传统势力的抵抗而才能避免杀身之祸的办法，来对他们进行最后的庇护了。正是由于传统势力不仅十分强大，而且还非常顽固，而为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在自己已经没有时间再对他们进行教育而且又不能对他们采取其他措施的情况下，毛泽东才对江青和所有的文革力量发出了这样的警示：“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在英雄迟暮的时候，毛泽东说出这样的话，不仅仅是只关心与自己鞍马相随、生死与共的妻子和战友的未来命运，更不仅仅是只关心中国无产阶级的未来命运，而是在关心整个中华民族的未来命运。对文革力量在自己身后将会面临怎样的命运，其实不仅天知道，而毛泽东自己也知道，所以毛泽东才不得不对他自己培植起来的文革力量进行打压。从表面上看，毛泽东是在对他自己培植起来的文革力量进行打压，而实际上，毛泽东这是在对文革力量进行最后的保护，是在为无产阶级积蓄力量做准备。在文革力量还不能在自己的生前迅速成长壮大起来，在文革力量还不能彻底战胜传统势力的情况下，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假如文革力量中有人具有林彪或是邓小平那样的资历和巨大威望，那么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历史也就不会这么曲折复杂了。这不仅是没有办法的事，而且还可能是中华民族难逃的历史宿命。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了毛泽东的这种做法虽然无奈，但也确实是英明。正是由于文革力量主动放弃了抵抗的想法和行动，传统势力才失去了对文革力量进行进一步残酷镇压的借口。虽然后来文革力量都被打成是“三种人”而遭到了彻底地清算，但终究还是大部都活了下来。文革力量的忍辱退让，尽管导致了后来全中国到处都充满了秽雨污风，但毕竟没有造成中华民族再次面对血雨腥风。　　

直到历史走到了今天，人们方才懂得了毛泽东当年的良苦用心。从短的历史阶段看，文革确实是失败了。但是，由于往往会发生经常性的反复是事物的内在规律。所以，只有经过挫折，人们才会成熟起来。正是由于短期的失败，人们才体会到了文革的意义。只有经过反复，才能凸显出文革的巨大作用。　　

在《毛泽东给中国留下的五个永久性疑问》一文中，在提出了上述五个疑问同时，还提出了这样两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在临终之前，对他亲手所创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表现出异常的不安和不满。毛泽东在文革后期的这些行动还是让人们产生了疑问，永久的疑问：文革失败后的中国应该向何处去，对此毛泽东在临终前想做什么样的安排？　　

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确实是毛泽东亲手所创，但毛泽东亲手所创的只是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主党派共同参政议政制度和党的一元化领导制度等。但是，这些基本制度只是确定了我国的社会性质和国家的基本框架，而国家的正常运转还必须要制定完善的具体制度。而就是在制定具体制度的过程中，却被人将不少的私货塞入了其中，像从苏联学来的行政首长负责制、八级工资制等，而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军衔制和行政级别制了。如果说在军队中实行军衔制还有一个便于指挥的理由，那么在党政机关干部中实行表面上没有任何标识的行政级别制，则纯粹是为了便于进行利益分配了。在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和没有自己任何特殊利益的共产党里进行利益分配，这实在是有违共产党的根本宗旨。然而，虽然毛泽东以拒绝接受大元帅军衔这样的方式对此表示了强烈地反对，但在大多数人的一致强烈要求之下，毛泽东最终也不得不违心地同意了大多数人的选择。尽管毛泽东违心地同意实行这样的制度，但是毛泽东却时刻不忘一旦条件成熟，便对其进行彻底改造。所以当文革之前的一九六五年贺龙提出取消军衔制的建议之后，毛泽东立即就欣然同意了。没有了军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依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珍宝岛之战，没有军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照样将强大的苏军打得心惊胆颤。而所谓的行政级别制，在文革发动起来之后，也就自然死亡了。　　

 文革期间，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主党派共同参政议政制度和党的一元化领导等不仅没有被废止，而且还得到了加强。尤其是文革时期的人民代表大会，那才是真正的人民代表大会，而不是“大人”代表大会。从毛泽东亲手所创的这些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他的生前始终在得到贯彻执行上看，毛泽东并非是对他亲手所创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感到不安和不满，而让他感到不安和不满的是某些人制定的完全背离了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那些具体的规章制度。所以毛泽东才发动了文革，对其进行了全面的改造。                                          　　

关于文革失败之后中国向何处去的这个问题，毛泽东在他临终之前不仅为他身后的中国作出了一个最佳的安排，而且同时更为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指明了一个极其正确的方向。　　

鉴于文革无法挽回的必然失败结局，英雄迟暮的毛泽东在竭力维护中国无产阶级利益的同时，又站在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高度上来考虑，没有将权力交给唯一能够继承他的遗志的文革力量手中，而是指定了一个政治立场并不十分鲜明、而且个人能力也不强的人作为自己的继承人。由于此人的政治立场不鲜明，而且个人能力也不强，所以不仅能为国内各种力量所暂时接受，而且将来即使是哪一派想取代他，也不会由于势均力敌而且立场又严重对立从而给中华民族造成无可挽回的灾难。　　

在对自己身后的中国做好了具体安排的同时，毛泽东还为中华民族今后的生存和发展指明了具体的办法。如果我国的社会主义这项伟大的事业能够继续下去，那真的就是天佑中华；如果我国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遭到了背叛，中国出现了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那么中国人民就会通过前后的对比，认清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害，从而发扬文革中所大力倡导的造反有理和“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牺牲精神与无畏勇气，团结一心，凝聚成强大的力量，铲除资本主义复辟。只要火种不熄，那就一定会照亮中华民族的未来。今天，中国社会的现实已经践行了毛泽东预言的前半段。那么，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引导下，今后还将会用具体的实际行动，去践行毛泽东预言的下半段。　　

今天，面对重新陷入危机之中的中华民族，许多人都在盼望着能够燃起一场冲天大火，使中华民族能像涅槃的凤凰那样，获得浴火重生。的确，目前的中华民族确实需要燃起一场能够驱散阴霾的冲天烈火。但是，这场烈火只能是给中华民族带来温暖与光明的毛泽东思想之火，而不是原子弹爆炸的烈焰，否则，中华民族就不是浴火重生，而是玉石俱焚了。　　

附文：
毛泽东给中国留下了五个永久性疑问 三十年无人能答

http://www.21cn.com/weekly/2009/04/28/6207441.shtml

　　毛泽东给中国留下了五个永久的疑问,上世纪末，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由盛到衰，资本主义因此而甚嚣尘上，使我等普通百姓感到迷惘和沮丧。社会主义的理想确实令人向往，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大家地位平等，社会分配公平，我等普通百姓举双手拥护这种制度。

　　这么好的制度为什么会衰落呢，是因为它不能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吗？它是一种无效率的社会制度吗？不是的，我国从1952年至1986年国民收入增长了7.9倍，改革开放后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两番，比任何一个国家发展都快。 　

　　对社会主义目前的状况，毛泽东预见到了，并提前回答了这个问题。

　　毛泽东在临终之前，对他亲手所创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表现出异常的不安和不满。在1975年2月至1976年1月文革后期，他反复指出："社会主义有没有阶级斗争？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社会主义搞了二十多年"跟旧社会差不多"？毛泽东的这个论断让人震惊。邓小平1981年6月曾说："这里要批判的是另一个问题，就是列宁关于小生产每日每时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一段话的误解或教条化，搬错了。"我国的改革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开始到现在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对列宁的理解是准确的。

　　更令毛泽东不能容忍的是党的高层干部："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的利益。他们有了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革搞了近十年了，毛泽东还在说走资派还在走，可见，毛泽东对文革的成果是相当失望的。

　　资本主义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它是建立在人类自私本性基础上的，人的行为永远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和控制，人既"经济人"。社会主义的兴起也有其合理性，它是建立在人类不仅自利而且离不开他利的社会属性上的，人的行为永远受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的协调和制约，人既"社会人"。在这两种制度中共同存在的东西是商品经济。这就是毛泽东说"和旧社会差不多"的来由。美国学者施拉姆指出，在毛统治中国后期，他对经济发展的后果表现出愈来愈多的忧虑，虽然毛断定，进城后总的来说是正确的，但他对现代化及经济发展重要性的态度是非常含糊的。

　　毛泽东不是不想发展经济："我国的生产力比较落后，而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最根本的前提就是生产力的发展。" 毛泽东也不是不懂经济，恰恰相反，毛泽东事实上已经创建了区别于任何经济理论独特的经济理论体系，开创了博大的社会主义人本经济理论体系的先河。不少国内外企业运用毛泽东经济管理理论取得了不菲的业绩。毛泽东从来不怀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巨大推动力，不怀疑社会主义一定能够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
　　毛泽东曾断言：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是商品经济。他指出"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毛泽东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之间划定了界限："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虽然还有两重性，但是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由于劳动已经不是商品，社会主义商品的两重性已经不同于资本主义商品的两重性。"简言之，所有制和劳动的性质是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分水岭。但是，资本主义对商品经济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在这里，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同义，容易得到发展；而社会主义对商品经济在范围和程度上要给以约，商品交换主要是国家同农民之间的交换，不然会改变所有制和劳动的性质，导致资本主义复辟，所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出现了诸如农业剪刀差、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体制上的官僚主义等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弊端。这就使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设计上遇到了他自己难以破解的难题。

　　毛泽东不无忧虑地指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改造。阶级斗争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这个话他反复讲了多年。他对此类问题的反复强调表明，社会主义可能衰落的阴影在他的头脑中挥之不去，资本主义在中国卷土重来的担心随着他的衰老与日俱增："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

　　毛泽东深知社会主义的脆弱性，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他不惜冒着身败名裂的风险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而文革的结果令毛泽东深感失望。从林彪跑掉之后，是他最先开始对文革进行反省，说文革是"全面内战"，要求给予文革"三七开"。他的这些自责，堵了全面肯定文革那些人的嘴。可以说，没有毛泽东的自责就没有以后邓小平对文革全盘否定。邓小平只把毛泽东的话改了一个字"全面内乱"就顺势否定了文革。在那个时候，唯有邓小平更了解毛泽东，邓小平清楚，不借毛泽东的力量是办不成任何事情的，而毛泽东似乎也有意无意的帮了邓小平的不少忙。在毛泽东去世后，没有任何职务的邓小平比任何人都显得胸有成竹。

　　毛泽东在文革后期的一些行动是令人讳莫如深的：

　　为什么他不顺势而动，在九大报告中提出发展生产？

　　为什么他急于要缓和和"美帝"的关系，向西方国家打开了国门？

　　为什么他一直对邓小平割舍不下，一边说"走资派还在走"，一边还赋予其极高的权力和地位？

　　为什么他闭口不谈文革的结束时间，却要求邓小平来为文革做总结？

　　为什么他在临终之前不断打压他自己培植起来的文革势力，是在为哪一种政治势力做铺垫？

　　做为毛泽东思想的创建人，做为政治家、思想家，做为军事家、战略家，做为哲学家、理论家，人们不会怀疑毛泽东的逻辑思辨能力，不会怀疑毛泽东的政治敏感性，不会怀疑毛泽东的高超的斗争艺术。但是，毛泽东在文革后期的这些行动还是让人们产生了疑问，永久的疑问：文革失败后的中国应该向何处去，对此毛泽东在临终前想做什么样的安排？

　　毛泽东留下的疑问三十多年来没有人给过像样的回答，这些问题也许只有在经过特定的历史变动后，才能够让人们恍然大悟。毛泽东是革命的现实主义者，同时又是理想的超现实主义的预言家。谁都想了解毛泽东，谁都能评论毛泽东，谁都又说不清毛泽东，这正是毛泽东的精彩之处。我等百姓特别喜欢搜集那些攻击毛泽东的资料，只有从那些诅咒毛泽东的叫嚣中才能真正感觉到毛泽东是属于我等普通百姓的，才能真正体会到他非凡和正确，同时也能看到诅咒者的渺小和猥琐。历史可以相似，但决不会重复，历史可以描绘，但决不能再造。不是有人要对毛泽东进行清算吗？毛泽东的光彩还没有完全被历史打磨出来，还需要时间，拂去蒙在毛泽东身上的尘土，还毛泽东的本色，毛泽东将更加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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