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安娜与华明之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同志批示
( 2010年6月17日)
沈安娜同志是对我党有重大贡献的隐蔽战线英雄。谨向沈安娜同志的不幸逝世表示沉痛哀悼。我们将永远铭记她的贡献并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 李源潮 17/6
沈安娜近照（93岁）
我所知道的沈安娜（1）
近年来，反映中共隐蔽战线斗争生活的电视剧播出了不少，特别是近日刚刚播放的《潜伏》博得广泛好评，使大家更加关注中共隐蔽战线的人物，沈安娜便是其中之一。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网上的那些关于沈老的文字大都是你抄我，我抄你，以讹传讹的内容很多，甚至有人为了哗重取宠，竟然说沈安娜是毛泽东派到蒋介石身边去的。
几年前，我受国家安全部的委托，为沈安娜和她的丈夫华明之撰写了一部传记《丹心素裹的岁月》（内部出版），到目前为止，我是唯一被沈老认可的传记，我写沈老和华老的传记也是唯一被沈老认可的传记。因为我写的传记没有公开出版，有些内容不宜在博客上发表，我准备选择部分章节贴在这里，以正视听。
幼年的反抗
1922年秋天的一个夜晚，江苏泰兴县城北门大街一家挂有“沈太史第”破旧扁额的大宅门里，传出一个女孩子的哭声和一个中年女人的呵斥声。沈家是泰兴县城里的大户人家，高门，深院，在外面是什么也看不见的。邻居从女孩凄厉的哭声和中年女人威严的呵斥声中可以听出原委：这家的女孩子在被强行裹脚。
是的，一出展现中国封建社会陈规陋习的裹脚闹剧，还在沈家大宅门里上演。被裹脚的女孩子叫沈琬，7岁。站在那里发号施令的中年女人是现在沈家老宅的“当家人”、沈琬的大伯母，两个佣人在她的指挥下，用两条七尺长的白色裹脚布，把沈琬柔软的脚趾缠裹起来。
“不要啊，不要！疼死我了！”小沈琬一边哭叫一边挣扎。
大伯母面无表情地拿着一个苍蝇拍子，眼睛盯着案几，不时“啪”地拍一下，并把打死的苍蝇用拍子的一角拨拉到地上。秋天的苍蝇很懒，很笨，很好打，大伯母几乎没有一下落空。
“不要啊，不要！……”小沈婉拼命地挣扎。
两个佣人一胖一瘦，瘦的按着小沈琬的胳膊，胖的在用力地缠裹脚布。两个佣人很卖力气，在这秋凉的季节里，居然二人的额上都渗出了汗珠。
“疼死我了！不要啊……”
负责缠脚的胖佣人刚想少用点力，大伯母立刻就用苍蝇拍子在案几上“啪”地拍了一下，呵斥道：“用力缠！不用力能缠出金莲吗？！”说着，把自己的三寸金莲往小沈琬的面前伸了伸，“就照我的样子缠！”
胖佣人一用力，小沈琬又“啊”地惨叫了一声……
小沈琬的哭叫声传到同一大宅的另一个院里，她的母亲杨淑怀心里像针扎了一样疼。杨淑怀虽然也是封建世家出身，但她并不主张给女儿缠脚。她自己就是小脚，当然知道裹脚钻心痛的滋味。小沈琬的父亲沈季航在沈家排行老四，长兄刚去世不久，现在长嫂当家，他虽然也心疼女儿，却没有办法，只能躲在书房里紧蹙眉头，对那厢传来的哭声和呵斥声无可奈何。在这个封建传统依然森严的大宅门里，以他们的身份是不能随便发言的。
自宋代以来，女人裹脚的陋习越来越盛行。到了满清时代，发展到极致，女子的脚越小越值钱。脚小，说明你是有钱人家供养得起的女孩儿，金贵着呢！嫁到夫家，不用做粗活，公婆、丈夫还得高看你一眼；粗手大脚，是从小劳动惯了的穷人家女孩的象征，嫁到夫家，里里外外的粗活都是你的。那时的男人，相媳妇不光相脸还得相脚，穷人家要的是脚大的女孩，能干活；富人家当然要脚小的，“漂亮”不说，还不会出门乱走，惹事生非。
要脚小，就得小小年纪开始缠足。年纪小，骨头嫩，把蒲扇似的脚板蜷成羊蹄似的小脚，算是中国当时的“国粹”，男人用“三寸金莲”赞美女人的小脚，女人就千方百计不让自己的脚超出三寸。三寸之外就成了“银莲”、“铜莲”，或者干脆就是“铁掌”，不值钱了。
沈琬出生时，虽然朝代已经换成了民国，但满清遗风在泰兴这个苏北小城仍然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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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岁的沈琬人小脚小，但性格倔强，眼睁睁地看着比自己身高还长两倍的裹脚布，一层层把脚箍起来，像包着一个大粽子。脚疼，心里更不情愿。于是她拼命哭喊，用力反抗，但她哪能敌得过威严的大伯母和两个强壮的佣人？她幼小娇嫩的双脚被裹成了粽子状，双脚不敢沾地，一沾地，五个脚指连同脚掌就钻心地痛，痛得她眼冒金星，嘴吸凉气；走起路来不但脚疼，还头重脚轻，摇摇晃晃，稍微不小心，就会栽一个跟斗，磕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她又哭又闹，想把裹脚布松开，大伯母坚决不允。
大伯母让那个瘦佣人扶着小沈琬走回自己家去。可沈琬哪里挪得了步？即使是在佣人的搀扶下也难以行走。从大伯母家到自己家，要过好几道门，小沈琬脚疼站不稳，过第一道门时就一头撞在门框上，把头撞了一个大包，她哭得更凶了。
瘦佣人见小沈琬可怜，在穿过第一道门之后，她见女主人看不到了，就把小沈琬抱起来，快步送到她母亲杨淑怀的房间。
杨淑怀非常心疼女儿，却又不敢出一点怨言。她把哭哑了嗓子的女儿抱上床，让二女儿沈珉照顾妹妹。
沈琬在姐姐的帮助下，把腿垫高，翘起的双脚才稍稍减轻了一些疼痛。
“琬儿，忍一忍，过几天就好了。”杨淑怀安慰了几句，让姐妹俩早早歇息。
沈琬，字淑和，小名琬儿，1915年出生于江苏泰兴县城一个封建世家。沈琬的大伯父沈文翰是前清光绪年间的进士，任翰林院编修，是长达二十六卷的《宣统泰兴县志》的总纂，1922年秋去世。二伯父、三伯父于少年时代已夭折。父亲沈季航排行老四，是清末秀才，二十年代曾在家乡设立私塾，后执教于县立城东女校及襟江小学，教授国文、地理等课程。
清末民初，沈家是泰兴城里的大户人家，有四个门堂。身为翰林的大伯父沈文翰住的门堂最大，后院有一座小洋楼作为独用书房。大门内的回廊，有一顶褪了色的轿子，大伯父外出要坐轿前往，以显示身份。
母亲杨淑怀，是江苏省东台县人。沈琬的外祖父与大伯父沈文翰当年一同进京考试时相识，成为世交好友。沈文翰在交谈中讲到四弟季航，杨先生很赏识，愿将长女淑怀嫁于季航。不久，杨家便遵媒妁之约，包了一条船载了嫁妆，将杨淑怀嫁到泰兴沈家。
封建世家出身的杨淑怀一副大家闺秀模样，十分勤俭贤惠，遇事颇有主见。但没有文化，束小脚。大哥大嫂的年纪比她大很多，再加有“长兄如父，长嫂如母”的传统，杨淑怀对大哥大嫂非常尊敬，只是对大嫂逼着女孩子缠小脚的做法，不以为然。
沈琬的大伯父去世之后，大伯母成了一家之主。
大伯母也是出身于封建世家，书香门第，还是个“才女”，会作诗。小沈琬曾亲眼看见她和大伯父一起对诗，小沈琬曾经因此很崇拜她。她也很喜欢沈琬，经常亲自给沈琬梳小辫子。对家族中别的女孩则很少这样做。
大伯父在世时，大伯母一心相夫教子，从不关心家族的事情。大伯父去世后，她自然成了封建世家的当家人。女孩子裹脚，在她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没想到居然遭遇一个7岁小女孩的顽强反抗。这还了得！她把这看成是对她的权威的挑战，她绝对不允许家族中有这种挑战。
小沈琬知道大伯母喜欢她，夸她聪明懂事，但不明白为什么大伯母喜欢她，却要让她裹小脚，更不明白把脚裹成那样子有什么好看。她躺在床上不停地流泪，让姐姐沈珉十分心疼。沈珉比妹妹沈琬大3岁，已经10岁了。大伯母认为10岁的女孩骨头开始长硬，不好缠了，沈珉便躲过了这一劫。她看到妹妹痛苦的样子，非常想帮助妹妹。
小沈琬哭着哭着睡着了，半夜时分，又疼得醒过来。她爬起身想把裹脚布解开，但是佣人缝得严实，她便哀求姐姐道：“给我拿剪刀来，我要剪掉！剪掉！”
沈珉起床点上灯，找出了剪刀交给妹妹。
小沈琬拿起剪刀，狠狠地把裹脚布剪开了。过了两天，大伯母发现了，很生气，就叫人再缠。倔强的沈琬在夜里又爬起来再剪，还发狠劲，干脆把又臭又长的裹脚布剪得寸断。大伯母实在无计可施，再加上弟媳妇杨淑怀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她也不能不有所顾及，只好和弟媳妇商量，让人给小沈琬做尖头小鞋穿。
穿小鞋和缠脚一样难受，也会使小脚变样。小沈琬畏于大伯母的权威，大伯母在时，不得不穿上敷衍一下，只要大伯母不在，她马上就脱下来。过了两个礼拜，母亲就让人给她做了一双圆头鞋。大伯母只好睁一眼闭一眼，装作没看见，不得不默认她的失败。
虽然只裹了十几天的脚，但已经使小沈琬的双脚变了形，那种痛苦的感觉足以让她铭记一辈子。她对这种摧残妇女身心的封建陋习厌恶之极，为她后来积极反封建，追求妇女解放打下了基础。因为保留了“天足”，也为她日后走上革命道路打下了基础。
一个人的命运，虽然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很大，但性格在某种程度上起到重要的作用。沈琬从小性格倔强，7岁就敢于向封建家庭的权威人士进行反抗，可以说是她人生的第一次“革命”，并获得了双脚的“解放”。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似乎在幼小的沈琬身上得到了某种验证。
沈安娜近照（92岁-2007年冬）
我所知道的沈安娜（2）
启蒙教育
沈氏家庭封建意识很浓，男孩可以进学校，还可以送到外地学习。女孩只能在家学“女红”。但沈琬的父亲沈季航很开通，不相信“女子无才便是德”。他在家中开设的私塾，不光教男生，也教女生，包括他的女儿们。大厅里是男生课堂，因为顾忌“男女授受不亲”的旧规，他只好把女生的课桌安排在自己的房间内，与大厅的男生隔开。他教她们识字，让她们背《论语》，给她们讲孔子七十二弟子的故事。
在沈琬的记忆中，父亲清秀英俊，文质彬彬。开了一段私塾后，这位清末秀才进了县立小学当教书先生。晚上父亲在油灯下批改学生作业，沈琬就守在父亲身旁，一边剥瓜子给父亲吃，一边看父亲走笔行书。一天，沈琬好奇地问父亲：“这段批语是什么意思？”
父亲很吃惊：“你是问我写的‘批语’么？学生的作文你能读得出？”
“能啊！”沈琬歪着头调皮地说。
父亲随便拿出一本作业，让她读其中一篇作文，她居然能结结巴巴、一字不差地读下来。读了一篇，又读一篇，越读越流利。夜深人静之时，童声清脆，书声朗朗，为这沉闷的深宅大院，平添了几分生气。父亲认真听着，看着，心中欢喜，不由得眉开眼笑，禁不住对内人杨淑怀说：“琬儿娘，你来看，琬儿这孩子不得了，能认这么多字，将来一定会有出息！”
从此，父亲每天出个题目教小沈琬写作文，并亲自修改。还教她背诵古诗词，如《木兰词》等。沈琬记忆好，虽不甚了了，却能朗朗背诵。父亲见沈琬天资聪慧，除了教她背诗书外，还教她练毛笔字。沈琬勤奋好学，正式上学校读书之前，已经能写很流畅的楷书和行书了。
小孩子都喜欢听大人讲故事，秀才出身的父亲不喜欢讲童话或神话，喜欢把中国儒教传统文化中的“忠、孝、节、义”用故事或古诗名句的形式讲给孩子们听。忠，讲岳飞“精忠报国”；孝，讲孟郊“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节，讲文天祥“自古人生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义，讲孔子的“杀身成仁”、孟子的“舍生取义”……这些古诗名句和故事，在童年的沈琬和姐姐沈珉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父亲虽属于封建时代文人，但在两个县立小学教了相当长时间的书，在和老师们一起相处中，吸收了不少新鲜事物。他常常把小学五六年级的语文课本带回家辅导女儿们。所以，沈琬离开私塾进学校读书时，一开始就上泰兴县城东女校读小学五年级，沈珉则直接考入泰兴县立初级中学。
上正规学校读书，在二十年代，对于一个偏僻小县城的女孩子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机会，是一次身心的解放。学校里的学习内容和课间活动丰富多彩，女孩子也可以参加体育活动，还可以接受许多新思想。沈琬和沈珉真是开心极了！
沈琬和姐姐沈珉关系最为亲密。沈珉性格内向，温柔善良，勤劳孝顺，五六岁就开始帮助母亲做家务，照顾弟弟妹妹，有时为了喂弟弟妹妹吃饭，顾不上自己吃，往往最后等她吃饭时，饭已经凉了，她就随便扒几口冷饭，喝几口剩菜汤。后来大一点儿了，就帮母亲做针线活儿，有时在油灯下做鞋、做衣熬到深夜，困得眼睛睁不开了，针扎到手上，才去睡觉。天一明，即起来背功课，然后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尽管家务活很多很累，沈珉也不放弃学习的机会，和妹妹沈琬一起跟着当教书先生的父亲识字、读书、写作业，学习很刻苦。她没上过一天正规小学，在父亲的指导下自学了小学课本，并熟读许多古文、诗词，所以后来得以直接考入中学。
沈家的衰落是从大伯父去世后开始的。封建书香门第，礼仪繁杂，大伯父官至翰林，丧葬仪式排场特别大。一次丧葬就花费了大量的钱财。沈琬11岁那年，父亲去世。接着，大伯母、长兄、堂嫂等相继去世。几年中，丧事不断，没有钱办丧事，只好变卖家产。先卖土地，后卖房子，再卖家具、首饰、字画。连年几个丧事办下来，家族元气大伤，家境日趋破落，最后只好分家。
沈琬一家孤儿寡母，没有经济来源，主要靠外婆家接济维持。最困难时，冬天以菜粥、山芋粥就咸菜度日。
沈琬12岁那年，正值军阀混战。当时沈琬年纪小，不知军阀谁打谁。据泰兴县志记载，1927年3、4月间，大军阀孙传芳所属郑俊彦部败退江北，路经泰兴县境，沿途大肆劫掠，勒索钱粮，难民成灾。沈琬在小在县城里长大，这是她第一次看到一大群老百姓涌进县城乞讨，破衣烂衫，面黄肌瘦，男女老幼纷纷沿街席地而卧，景象十分凄惨。沈琬心中充满同情又疑惑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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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进入泰兴县城，沈琬看到一个医官忙忙碌碌，组织部下在沈家大门口插上红十字牌子。沈琬觉得此人眼熟，上前仔细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大堂兄（大伯父沈文翰的长子）沈彦堪！
沈彦堪指挥部下和家人将沈家原来存放棺材的大厅打扫干净，铺上稻草，又让沈家尽量拿出自用的被褥给难民用。还把沈家的米粮拿出来，用大锅烧粥，给难民吃。家中男孩女孩都出来帮忙。
沈家还住着一些伤兵，沈彦堪和其他医官细心为伤兵疗伤，沈琬的姐姐沈珉在臂上套着红十字袖章，帮助医官照顾伤员。
12岁的沈琬也不甘落后，主动上前为难民和伤员端粥。有一个少妇的怀里抱着婴儿，因为母亲没有奶水，婴儿饿得奄奄一息，连哭声也像猫儿一样。少妇接过沈琬端来的稀粥，迫不急待地要喂孩子。但是她的孩子太小了，还不会喝粥。沈琬就对手忙脚乱的少妇说：“还是你把粥喝了吧，你喝了粥，小弟弟就有奶水吃了。”喝了一碗，沈琬又给她添一碗，说，“你们是两个人吃呢！”
少妇感激地看着沈琬，含着眼泪把粥喝了下去。
沈琬为那些伤兵端粥时，见有的伤兵手不好使，就耐心地喂他们。
大堂兄沈彦堪对小堂妹的表现非常满意，拍拍她的头，赞道：“很好！很好！琬儿有同情心，会伺候人了！”
沈琬很想和大堂兄说说话，问他一些她不懂的事情。可是大堂兄太忙了，没有时间和她聊天儿。等到晚上一停下来，他已经累得眼睛都睁不开了。沈琬不忍心再打扰他。
那些逃难的同胞，刚歇了几天，又传来军阀进犯的消息，难民继续逃难。沈琬一家也随着母亲逃到常州。一路上，沈琬看到地主家富得流油，而农民家穷得叮当，想不通这世道为什么这样不公！
几个月后，局势稍稍平稳，一家人才回到泰兴。这次赈济难民和逃难的经历，给12岁的沈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亲眼看到了军阀混战、百姓流离失所的惨状，也看到身为国民革命军医官的大堂兄沈彦堪赈济难民的壮举。
沈彦堪作为一个革命者的形象，深深地印在幼年沈婉的脑海里。另一个印在她脑海里的革命者形象，是泰兴县立初级中学（前身为“襟江书院”）的刘伯厚老师。
刘伯厚，1886年生于南京。两江师范毕业，历任教师、校长。大革命失败后曾参加中共泰兴县委领导的反国民党“清党”斗争，被捕入狱惨遭毒打，后经多方营救，方得开释。“九·一八”事变后领导学生运动。抗日战争时期在新四军中入党，1946年部队北撤时光荣牺牲。
1931年沈琬进入泰兴县立初级中学，那时正值“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东北大片国土沦陷，千千万万同胞家破人亡，流离失所。
事变的第二天中午，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即送到了泰兴中学，同学们看了报纸，群情激愤，在刘伯厚老师的领导下，全校师生迅速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宣传活动。沈琬是初二班长，也带领本班的同学参加了学生会组织的各种活动，并带头上台演讲。
有一次，沈琬将她听到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惨状在班上向同学们宣传控诉，当讲到东北同胞沦为任人宰割的亡国奴时，热泪盈眶，泣不成声。同学们先是默默流泪，接着便哭成一团。有的同学一面哭，一面悲愤地说：“我们不做亡国奴！我们不做亡国奴！”
这时，忽然有人拍案而起，大声道：“同学们，不要哭，哭有什么用？要行动！”
同学们这才注意到，刘伯厚老师不知何时来到了教室，坐在最后一排。
刘伯厚老师对大家说：“同学们，你们的爱国热情是好的，作为一个热血青年，怎能眼看政府的不抵抗行径于不顾？我们要行动起来，唤起民众，要求政府坚决抗日，收复国土，拯救中国同胞！”
当时学校的学生会组织大家写壁报、贴标语、上街游行，动员群众捐赠衣物和经费，支持东北义勇军。但报上不断传来消息，在“九·一八”事变后仅四个月，东三省全部沦陷，三千万同胞沦为亡国奴。学校师生无不痛心疾首。
风起云涌的抗日浪潮，使沈琬的心中孕育着强烈的反帝、爱国的情怀。60多年后，沈琬（沈安娜）在为《刘伯厚烈士碑揭幕纪念集》撰写纪念文章时，这样写道：“我之所以能够在当时上海白色恐怖下参加革命，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在泰兴中学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打下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基础。我一直认为刘伯厚老师是我爱国主义的启蒙老师。”
我所知道的沈安娜（3）
离家求学
1930年，姐姐沈珉读到初中二年级，刚满十八岁，已是寡妇的母亲杨淑怀轻信媒妁之言，把沈珉嫁给一个比她大十几岁的大地主的儿子。那个地主的儿子死了老婆，而且无后，想娶个年轻的媳妇给他们家传宗接代。母亲想，虽然男方年纪大了些，但家庭殷实，女儿嫁过去可以衣食无忧。没想到沈珉婚后两年没有生育，因此受到虐待和辱骂。沈珉经常回娘家与母亲和妹妹诉说心中的委屈。母亲后悔自己是个寡妇，缺少主见，害苦了女儿。母女三人时常抱头痛哭。
1932年夏的一天，沈珉忍无可忍，又偷偷跑回娘家哭诉，母亲在一边悄悄抹眼泪，沈婉一边劝姐姐，自己也眼泪汪汪。哭了好一会儿，沈珉慢慢擦去泪水，拉着妹妹进了小屋，小声而又坚定地对妹妹说：“我准备冲破包办婚姻的束缚，离家出走。”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小县城封建家庭中的子女，受新思想的影响，特别是为了摆脱封建婚姻的束缚，离家出走的现象比较普遍，成为当时的一种“时尚”。他们向往外面的新天地，新生活。更有一些有为青年，背叛地主、资本家家庭，投身革命。
沈琬非常同情姐姐，想到这种封建包办婚姻的不幸，迟早也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便坚定地对姐姐说：“好，我跟你一起走！”
“可是……”真的要走，沈珉又有些犹豫，“我们走了，娘怎么办？”
“娘有陈三照顾呢！”沈琬说。陈三是母亲多年前收养的一个孤儿，长大后一直住在沈家，是个听话又能干的小伙计。
“可是……我们去哪呢？”
“我们到上海去读书！”
“好！去上海！可这是大事，得找信得过的大人商量商量。”
沈琬说：“那就找刘伯厚老师吧？”
沈珉说：“好，刘老师是我们信得过的好老师。”
沈琬便迳直去找刘伯厚老师。沈琬从小就比姐姐有闯劲，虽然比姐姐小三岁，却显得比姐姐有敢作敢为。
平日刘伯厚老师就十分器重当班长的沈琬，认为她是个有志气的女孩。听了沈琬的想法，刘老师鼓励她说：“好，你们要坚定信心，摆脱封建束缚，坚持反帝、爱国。”
得到了刘伯厚老师的支持，沈琬心里有了底，接着又去找自己上小学的城东女校校长蔡振东* 和她的父亲。
蔡振东毕业于江苏省立第一女子师范，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终身未婚。蔡校长的父亲与沈琬的父亲为世交，也曾教过沈琬。几年前，沈琬在城东女校高小毕业时正是冬天，还有半年才能进入秋季招生的泰兴县立初级中学，蔡振东与父亲主动在孔庙后面的藏经阁，开设补习班，为沈琬等女孩子补课半年。蔡老先生发现沈琬的毛笔字写得工整、娟秀，就把他撰写的文稿、诗词、散文，以及补习班中学生的优秀作文拿来，让沈琬用小楷抄写一遍，分别装订成册，作为语文辅导教材，供学生们传阅。蔡家父女对沈琬关爱有加，沈琬对他们也非常尊敬。
现在，蔡老先生听了沈琬的诉说，对她说：“你是个聪明、勤奋、有远见、有勇气的女孩子，我们支持你们姊妹去上海求学。”
蔡振东也说：“晚走不如早走，说不定会闯出一条光明之路。”
临别时，蔡振东校长和蔡老先生取出两块银元，装在沈琬的口袋里。蔡老先生慈祥地嘱咐她说：“孩子，上海那个花花世界，交友要慎重啊！”
沈琬给蔡老先生父女深深鞠了一躬，挥泪向他们告别。
回到家里，沈琬把老师们支持的意见告诉了姐姐。沈珉激动地抱着妹妹说：“我们走定了。但要好好说服娘，让她放心！”
姐妹俩把她们要去上海读书的想法告诉了母亲，并强调说，刘老师和蔡老师都表示支持。开明的母亲知道，要想让女儿改变命运，也只能让她们出去闯一闯了。既然女儿已经下了决心，就随她们去吧。接着，母亲找出自己陪嫁的首饰和衣物拿去变卖，为女儿准备盘缠。
沈珉和沈琬在扬州谋生的哥哥沈勤与两个妹妹感情很好，他听说两个妹妹要去上海求学，积极支持他们，并帮助沈珉办了离婚手续，还赞助了她们一些钱。就这样，姐妹俩在老师和亲人的支持下，挣脱了封建的枷锁，开始走向独立自主的新生活……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头遍鸡叫刚过，天还没亮，县城的人们大都还没有起床，北门外大街沈家大院的宅门“吱呀”一声，慢慢打开，走出两个年轻姑娘──20岁的沈珉和17岁的沈琬。她们一人挎一个蓝底白花的包袱，沈琬手里还提了一个小巧的皮箱。一看便知，她们是要出远门了。母亲杨淑怀在小伙计陈三的搀扶下跟在后面，出来为两个女儿送行。她虽然裹了一双尖尖的小脚，但是脚步坚实有力，脸上的神情看上去非常平静，显然她不想让远行的女儿还没上路就哭哭啼啼。
晨雾弥漫，四周一片静悄悄的，只有街对过卖烧饼的小铺子亮着一盏油灯，小伙计“扑嚓，扑嚓”地拉着风箱，开始升火烤烧饼了。
沈琬和沈珉站在大门口，回头看看沈家大院，当年昌盛时的模样还依稀可见，只是大伯父沈文翰的红轿子不在了，大伯父独用的小洋楼书房也破旧不堪了。黑漆的大门上油漆已经剥落，门上的铁环生了锈，连墙砖的缝隙也长出了杂草。
听着风箱“扑嚓，扑嚓”的声音，沈琬回头朝烧饼铺子望去，心中有些惆怅。泰兴城里的芝麻烧饼很好吃，只比黄桥烧饼名气小一点点，她们姊妹从小吃着泰兴烧饼长大。沈琬此时不由得想：以后可能再也吃不着这香喷喷的芝麻烧饼了。
姐妹俩不想给邻居留下“离家出走”的印象，就说这两天要到扬州去，看望在盐务稽核所工作的哥哥沈勤。
晨雾中传来吱吱呀呀的响声，是她们事先雇好的“鸡公车”来了。这是一种既能载人又能载物的独轮车，也是那个年代泰兴人出远门仅有的交通工具。
分别的时候到了，姐姐沈珉忍不住流下泪来，哽咽地拉着母亲的手说：“娘，我们走了，你要多保重……”
母亲强忍眼泪说：“你们放心走吧。我有陈三照顾呢。”母亲故意在此时提到陈三，是为了安慰姐妹俩。可陈三又怎能替代女儿呢？
这时的杨淑怀只有四十多岁，已守寡多年。辛辛苦苦把几个孩子养大，现在又都一个个离开了她。两年前她送儿子沈勤去扬州谋生，现在又要送两个女儿去上海求学，未来怎么样，谁也不知道。此时母亲的心情，只有女儿知道。
沈琬和沈珉在陈三的帮助下，每人抱着一个小包袱，上了鸡公车，小皮箱放在中间，两人各坐一侧，鸡公车就吱吱呀呀地上路了。母亲站在门口默默地向她们招手，沈珉又哭了。沈琬没有哭，她轻轻提醒姐姐道：“别哭了，娘会难受的。”
沈珉马上抹去了眼泪。她不想让娘为她们伤心。
姐妹俩回头再看一眼娘，再看一眼生于斯长于斯的沈家大院。此次别离，不知何时才能再回来。
娘看见女儿在流泪，女儿知道娘的心里在滴血。
杨淑怀迈开尖尖的小脚，跌跌撞撞地向前跑了几步，想再看一看，送一送即将远去的女儿。可她赶不上鸡公车夫的大步，只好停下来，站住了。她无奈地向女儿挥了挥手。她心里明白：不走，又有什么出路呢？还是让她们走吧！
随着鸡公车吱吱呀呀的响声，沈家姐妹看见母亲和沈家大宅门在浓雾中一点点变得模糊起来。最后看见母亲放下了轻轻摇晃的右手，与左手交叉着垂在身前，像一尊雕像站在那里。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母亲的这个形象一直留在她们的脑海中。
不一会儿，鸡公车就出了城门，大约走了两个时辰，已经日上三竿，车夫要歇歇脚，抽袋烟。沈家姐妹站在一棵大树下歇息。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位于长江北岸几十公里的江苏泰兴县城，像那时其他许多小县城一样，由于长年战乱，官匪横行，景象凋敝，民不聊生。
泰兴县是个有着千年历史的小城，位于江苏省中部，东接如皋，西濒长江，南界靖江，北邻姜堰。泰兴原为海陵县地，南唐烈祖升元元年（公元937 年）因升海陵县为泰州，乃析海陵南境五乡设立泰兴县，即随泰州兴起之意。然而，“兴”了千年的泰兴，这时已衰败得不成样子了。
一个瞎眼的老婆婆手里拿着一只残破的饭碗，在一个面黄肌瘦的小女孩的搀扶下向县城的方向走去。很显然，她们是到城里去讨饭的。
车夫一边抽着烟，一边看着这可怜的一老一小蹒跚远去的身影，感叹道：“好生生的地，好生生的水，又产稻又产麦的地方，可粮米填不饱种地人的肚子！”
沈琬忿忿地说：“这个世道，太不公平了！”
过了一会儿，他们正准备继续赶路，又有一家三口向车夫打听什么。原来，乡下的苛捐杂税高得可怕，他们家又被歹人算计，受了冤屈，要进城去找衙门递状子。
车夫不由得说出老戏里的一句唱词：“官府大门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
沈婉说：“是啊，这种状子即使递上去，又会有什么结果呢？”
一路上，沈珉和沈琬看到的尽是破衣烂衫的流民和破败不堪的稻草泥房。正是稻米飘香的季节，却看不到一点人欢马叫的热闹场面。到处是一片荒芜和凋敝的景象。
鸡公车整整走了一天，黄昏时才到达长江边的一个叫口岸的小镇。姐妹俩没有去扬州，而是买了去镇江的船票，登上一条“突突突”冒黑烟的小火轮（一种吨位不大的小客船），找了一个角落坐下来。天渐渐黑了，宽阔的江面呈现出一片比天还黑的汪洋。
沈琬饿了，从包袱里摸出一个烧饼充饥。沈珉累了，搂着妹妹的肩膀闭上眼睛想心思。半晌谁也没说话，但谁也没睡着。突然，沈珉睁开眼睛，轻轻地一字一顿地对妹妹说：“从此以后，我可以不再做传宗接代的工具了！”
沈琬也兴奋起来：“从此以后，我的命运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蔡振东（1905- ），女，新中国成立后继续教书，曾任上海县政协委员。写作此书时，老人刚过百岁生日。
我所知道的沈安娜（4）
考入“南洋高商”
小火轮经过一夜“突突突”的航行，于第二天上午到达镇江。沈琬和沈珉在那里上岸，到镇江火车站，又乘火车经常州、苏州，到达上海。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滩，弥漫着浓重的殖民地气息。
沈珉和沈琬一走出上海火车站，就被这殖民地的气氛笼罩住了。一座座洋楼，一群群洋人，不时传来一声声听不懂的洋话，仿佛置身于一个可以说多种语言的国度。如果不是街上走着的大部分是黄皮肤的同胞，如果不是街上跑着中国同胞 拉的黄包车，她们真以为是到了国外。
上海是她们十分向往的地方，但是她们对上海实在知之甚少。上海早年只是个海滨渔区，北宋末期中外商船来往渐增，才设上海县。鸦片战争后辟为商埠，帝国主义列强各划租界，城市畸形发展。三十年代的上海，是外国侵略者、官僚、资本家、封建帮会的乐园，亦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
沈家姐妹从一个苏北小县城到达殖民地大城市，就像一片树叶落入汪洋大海，她们丝毫没有感觉到自由的快乐，反而充满了恐惧。街道上车水马龙，人流如过江之鲫。尤其是叮叮当当驶来驶去的有轨电车，有时车门上吊着进不了车厢或是急于下车的人，真担心他们随时会掉下来。更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在这个有“东方巴黎”之称的富人如云的大都市里，居然和家乡县城里一样，到处都可以看到沿街乞讨的人。
阴霾笼罩着上海，也笼罩着沈家姐妹的心。
沈珉从包袱里拿出一个旧信封，上面是二堂兄家（大伯父沈文翰的次子）在上海的地址。上海这么大，堂兄家在哪儿呢？
沈琬说：“鼻子底下有个嘴嘛，可以找人问问。”
沈珉有点为难地说：“我们一口江北话，怎么问哪！”
“江北话”泛指长江以北地区的方言。“江北人”在一些上海人眼里，有“下等人”的含义。当时从江北来上海谋生的人特别多，而且大都从事一般上海人不愿干的体力劳动和“低级”行当，俗称“四把刀”——剃头刀、切菜刀、裁衣刀和修脚刀。因此说江北话的人常常被上海人瞧不起。
沈琬鼓起勇气说：“我来试试吧。”
路边有个摆小摊的中年汉子，沈琬走上前，小心翼翼地用略带江北口音的国语问路。没想到摆小摊的汉子非常热情。
“小妹妹，我伲也是从江北来的。你要去的地方不算太远，喏，”汉子热心地指点道，“左拐弯，右拐弯，再左拐弯，又右拐弯就是了。不用坐车，可以走得到的，省几个钱吧！”
按照江北老乡的指点，她们很顺利就找到了二堂兄的家。二堂兄在上海不过是个小职员，他家房子很小，虽然堂兄和嫂子很热情，但不能长期借宿，她们必需报考可以寄宿的学校。
白天的上海，熙熙攘攘，人海如潮。到了晚上，红红绿绿的霓虹灯大放异彩，在小县城过惯了夜临城黑生活的沈家姐妹，还不能马上适应这种闪闪烁烁的光亮，被霓虹灯闪得头晕目眩。
上海，犹如一个万花筒般的世界，让初来上海的人眼花缭乱，给人一种视觉和心理上的强烈刺激。
上海，是一片深不可测、波谲云诡的海。
第二天，沈珉和沈琬就开始寻找读书的学校。当时有女生宿舍的学校很少，几天下来，沈珉才找到一家可以上高二、仅剩一张床位的女子中学。沈琬则准备报考南洋商业高级中学（简称“南洋高商”）。
据招生广告和堂兄介绍，南洋高商是一所由东南亚爱国华侨吴醒濂先生创办的学校，具有爱国、民主、积极、健康、进步的传统，设有女生宿舍。但是沈琬找到位于善钟路（今常熟路）的南洋高商报名时，学校门房的老伯伯对她说：“姑娘，住宿是有的，但是高中的招生已经结束了。”
沈琬一听老伯伯也是江北口音，就用家乡话哀求他说：“老伯伯，我是从泰兴来的，能不能帮帮忙，让我再试试？”
老伯伯很同情这位江北来的女孩，沉吟片刻，给她出主意道：“校长不在，你到教育主任室去找毛先生吧。毛啸岑先生可是一个有大学问的大好先生。求求他，说不定还行。”
沈琬谢过门房老伯伯，按照他的指点找到了教育主任室，敲门进去，见一位三十多岁的先生正在案头用毛笔写着什么。
“我找毛先生。”沈琬说。
“我就是。你是……”毛啸岑先生站起来。他高个子，穿着长衫，显得又高又瘦，神情非常和善，给人一种平易近人的感觉。毛啸岑是学校的教育主任兼训育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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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琬说：“我是来报考高中部的学生。”
毛啸岑对她说：“现在考期已过，招生刚刚结束，很遗憾，我们不能再收学生了。”
沈琬一听，马上取出转学证和成绩单，双手捧给毛先生看，并苦苦哀求道：“我从报上看到了招生广告，从乡下赶到上海，路途远才误了考期，请先生千万给我一个机会。”
毛啸岑看了成绩单，各科成绩都还不错，特别是语文分数很高。这使毛先生对这个女生有了初步的好印象。
“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毛先生问道。
“我叫沈琬，家住江苏泰兴。”
“是在泰兴县立初级中学读书么？”
“是。”沈琬点点头。
“我知道那个学校。”毛先生说，“它的前身是襟江书院，很有名。”
毛啸岑是江苏吴江人，出身于书香门第。19岁从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毕业后即开始任教，对江苏各有名学校的情况比较了解。
沈琬听到毛先生称赞她的母校，很高兴。但是一想到面临的现实，脸上的笑容很快又消失了。
“你为什么要来上海求学？”毛先生问。
这个问题，让沈琬感到一言难尽，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禁不住泪水涌上了眼眶。
沈琬面容姣好，一双大眼睛盈满泪水，更显得楚楚可怜。毛啸岑看到此景，不免动了恻隐之心。他沉吟片刻，对沈琬说：“你自选题目，写一篇作文给我看看。”
沈琬接过毛先生递过来的毛笔，在毛先生对面的桌前坐下，一边研墨一边开始构思作文。毛先生回到自己的桌前，继续准备他的教案，并不时抬头看她一眼。
写什么呢？沈琬来不及过多思考，只想把自己从家乡来到上海求学的心情向毛先生述说一番。于是，她在泰兴参加抗日救亡学生运动、姐姐反抗封建包办婚姻离家出走，以及筹钱外出求学的艰难，又一幕幕浮现在眼前。她挥笔写下作文题目《求学》。她在文中生动地描述了她和姐姐在求学过程中的艰难历程，并诚恳表示一定要好好学习，寻找新的人生之路。写到动情处，她禁不住心潮起伏，再次热泪盈眶，不时用小手绢擦拭眼泪。
毛啸岑看见这个情景，心想，这个女孩子定有一番痛苦的经历。
沈琬写完作文，双手呈到毛先生面前，恭敬地说：“请先生阅批，指正。”
毛啸岑迫不及待地起身接过，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沈琬那手漂亮的毛笔字，清丽娟秀，通灵俊逸。再读文章，文风朴实，文笔流畅，感情真挚。毛啸岑先生是站在那里一口气把文章读完的，他非常惊讶，也非常感动。如果不是亲眼目睹了沈琬现场写作的过程，他怎么也不会相信这篇作文就是眼前这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写出来的。
“姑娘，你留下你的地址，我要和校长商量再给你答复。”毛啸岑兴奋地说。
沈琬把住址写在一张纸上。
毛啸岑看了，说：“还好，住的不是很远。我尽量想办法，让你来上学！”
送走沈琬，毛啸岑把沈琬的作文拿回家，给他在学校女生部任督监的妻子沈华昪看，激动地说：“这个姑娘是你们沈家的才女啊。”
沈华昪看了，也很感动，对她的遭遇深表同情：“很难得，文笔流畅，字也写得漂亮，如果好好培养，将来会是个有出息的女孩子。”
沈华昪也是江苏吴江县人，曾就读于上海爱国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学校教书。她比毛啸岑大四岁，是个积极参加妇女运动的新女性，早年和毛啸岑就是冲破封建的束缚，自由恋爱结婚的。婚前他们不在一地，鸿雁传书年余，时常赋诗步韵，抒发情怀，共同的革命志向和彼此的文采经纶把他们连在了一起。
毛啸岑对夫人说：“我准备破格录取沈琬。”
沈华昪也说：“应该录取。她的家境不好，建议减免她的部分学费。”
经他们夫妇说服吴校长，学校决定破格录取沈琬，插班在高中部读高二，并免去三分之一的学费。沈琬自己也没想到，一篇作文就打通了她的求学之路。后来她总说自己幸得“贵人相助”，称毛啸岑夫妇是她“一生的恩师”。
进入女子中学的姐姐沈珉，从小养成了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的习惯，她白天读书，晚上还要帮人做些针线活，挣点零钱，补贴伙食。
沈珉就读的女子中学离南洋高商很远。开学后，沈珉非常惦念妹妹，每隔两三周就要去看望妹妹。每次都是步行，来回要花三四个小时。她用省下的车费买来书刊，姐妹俩轮流阅读。这些书刊帮助姐妹俩增长了很多知识。
革命引路人鲁自诚
我所知道的沈安娜（5）
播“火种”的人
从苏北小县城来到上海这个花花世界，沈家姐妹原以为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岂料残酷的现实与她们的想象大相径庭。她们看到的上海，贫富悬殊，洋人横行，国民党特务、宪兵、军警飞扬跋扈，开着警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到处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上海被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当时在上海的国民党特务机关，除了中统上海行动区之外，从1932年开始，又增加了军统（当时称复兴社特务处）上海区。中统和军统特务机关都在追捕共产党，宁可错抓三千，也不放过一个。虽然沈家姐妹并不知道“中统”、“军统”，但看到警车横冲直撞的现象，心中忿忿不平，十分痛恨这个黑暗的社会，痛恨国民党反动派。但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现实？自己的出路在哪里？她们感到很茫然。
然而，她们不知道，即使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中共党组织的地下活动也没有停止。在沈琬就读的南洋高商，就有中共地下党在活动。
1933年8月的一天，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走进南洋高商，径直向男生宿舍楼走去。他天庭饱满，一脸文气，戴一副金丝眼镜，穿一件灰色长衫，看上去像一名教书先生，实际上他是1924年就加入了共产党的上海地下党领导干部，叫鲁自诚。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时，鲁自诚作为湖北新军武昌第21混成协（旅）的一名战士参加了武昌起义，并在那时就认识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员董必武。1919年他到英国剑桥大学勤工俭学四年，1924年1月回国，6月即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天津、武汉、上海做工会工作，还曾在北大、北师大、中大任教。他在长期的工运和学运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后来担任过上海沪东区委书记和江苏无锡市委书记。他1933年到上海，从事中央在白区的情报工作，并建立组织，检查工作。今天他来南洋高商，是要接收该校高三毕业班学生舒曰信加入中国共产党。
半年前，鲁自诚受在外地做秘密工作的中共党员张曙时的委托，看望和照料他在南洋高商读书的儿子张勉。鲁自诚在看望张勉的时候，认识了和张勉同宿舍的学生舒曰信和华明之。
鲁自诚通过和舒曰信交谈，了解到他在南洋高商就读时便开始阅读社会科学书籍和进步作家的作品，从中探索进步思想和革命真理。面对社会现实，深感社会的不公平和社会制度的弊端，经常与学友漫谈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以及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远大抱负。日寇侵占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舒曰信同进步师生一起走出学校，涌上街头游行示威，还在学校内办了名为《曰信》的墙报，宣传抗日爱国思想。舒曰信出身于地主家庭，父亲早逝，母亲准备送他到日本留学，成材后回国继承家业。他却说：“国难当头，难于安心读书。”母亲从家乡宜兴跑到上海，对他说：“闹革命，那是穷人的事。你是舒家的独生子，舒家那么大的家产还需要你继承。孩子，不留学了，也不革命了，回家吧！”舒曰信断然拒绝了母亲的苦苦哀求，从南洋高商一毕业，就背叛了地主家庭，与家里一刀两断，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了。当时他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和一件冬天御寒的皮袍，别无他物，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无产者”。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像舒曰信这样有知识、有文化、接受了先进思想、勇于背叛剥削阶级家庭的革命青年，正是中国共产党所需要的新生力量。
舒曰信住的男生宿舍在二楼，鲁自诚如约敲门进屋，舒曰信正在房间里等他。舒曰信长得眉清目秀，刚刚十八岁，脸上稚气未退，已有几分少年老成。
学校放暑假了，校园里人很少，周围非常安静。鲁自诚低声对舒曰信说：“小舒，根据党组织对你的考察，认为你积极要求革命，主动脱离地主家庭，思想是进步的，立场是坚定的，我今天来，是正式通知你，上级批准你加入党组织。从今天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舒曰信听了非常激动，屋子里本来就热，一激动，便满头满脸都是汗。他紧紧握住鲁自诚的手说：“我要革命到底，永不叛党！”
鲁自诚说：“现在上海形势很严峻，没有条件举行入党仪式。我在英国勤工俭学时向工人们学会了一首全世界无产者的歌，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歌──《国际歌》，现在我就来教你唱。”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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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
鲁自诚将歌词写下来，轻轻唱给舒曰信听。舒曰信天资聪慧，而且喜欢文艺，不一会儿他就学会了。于是，鲁自诚与舒曰信又低声合唱了一遍。歌词通俗易懂，旋律铿锵有力，舒曰信唱着全世界无产者的歌，热血沸腾，热泪盈眶。他对鲁自诚说：“从现在开始，我就是党的人了！”他还郑重表示决心：“虽然现在到处是白色恐怖，虽然做共产党员就要准备着被砍头，但我不怕，我相信，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鲁自诚说：“你们这些新入党的同志，就是我们党的火种！”
在此之前，舒曰信曾向鲁自诚介绍，同宿舍的学生华明之也是个进步青年，鲁自诚说：“我注意到了。华明之和你一样，也向往革命，你要在思想上多影响他。”
现在，已经是中共党员的舒曰信对鲁自诚说：“鲁先生，我根据你的意思，约了华明之，他过一会儿就到。”
鲁自诚点点头，然后纠正他说：“以后不要再叫我先生了，可以叫鲁自诚同志，或者叫鲁大哥。”
舒曰信想了想说：“那我就叫你鲁大哥吧，你是我们的革命引路人。”
正说着，华明之敲门进来了。他身材瘦长，瓜子脸，戴一副近视眼镜，眉宇间透出一股英武之气。
对于华明之的情况，鲁自诚已经通过舒曰信有了比较深的了解。华明之祖籍江苏无锡荡口，1913年出生于上海。父亲华国祥是一个本分正派的小职员，母亲朱明仁是个贤惠的家庭妇女。华明之是长子，弟弟妹妹多，上面还有一个高龄祖母，一家老老小小，生活十分清苦。华明之好不容易读到初中毕业，父亲为了节省开支，不得不让他上职业高中，以求早日毕业，谋职养家。
华明之是1931年夏天考入南洋高商的。一入学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全国掀起抗日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潮，华明之受反帝爱国思想的影响，读了不少进步书刊，如邹韬奋编辑出版的《大众生活》等。在学校，他与一些进步同学一起主办壁报，用画笔抒发对旧社会的不满。
华明之还把自己接受的革命思想带回家，传给弟弟妹妹以及他们的同学,最先受影响的是比华明之小一岁的妹妹华曼倩（参加革命后改名华韵三），还有三弟华家騄和四弟华介民。后来三弟、四弟都参加了银行界和绸缎界党的地下秘密活动。妹妹华曼倩经常跟着哥哥与几个同学在一起读进步书籍、写心得体会。华明之把这些心得体会汇编成一本小册子，取名《合力》，互相传阅。有时还在家里聚会议论时政，言词激烈，慷慨激昂。华明之的父亲听他们在骂国民党反动派，就让老伴儿在楼下大门口坐着剥毛豆，给孩子们“望风”。
后来，华明之与同宿舍比他高一届的同学舒曰信关系越来越密切，深受舒曰信的影响，多次参加革命集会和游行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疯狂对中共领导的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上海地下党组织几次遭受严重破坏，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上海市也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但是，在舒曰信的影响下，华明之的革命情绪却日益高涨。
1933年5月的一天，华明之跟随舒曰信到虹口打浦桥一家茶馆，参加地下党组织领导的集会游行。游行开始之前，参加人员悄悄会集在茶馆附近，时间一到，组织者以摔茶壶为信号，茶馆楼上立刻撒下许多传单，参加游行的工人和学生看到传单，马上从四面八方集中起来，形成上百人的游行队伍，喊口号，撒传单，向大马路前进。等巡捕房的警车开来，游行队伍就“轰”一声四下散去。因为这种集会聚得快，散得也快，因此被大家称为“飞行集会”。
华明之参加过几次这样的“飞行集会”，大大激发了他的革命热情，也在这些活动中得到了熏陶和锻炼。
一次，宋庆龄创导的“中国反帝大同盟”组织进步学生游行，舒曰信问华明之：“这次可不是撒了传单就散，而是游行示威。你敢不敢参加？”
华明之坚定地回答：“敢！”
在游行活动中，华明之迈着坚定的步伐，举着小旗，带头呼口号，撒传单，表现出了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
舒曰信觉得华明之诚实可靠，就经常约他到静安寺附近的“外国坟山”（即“外国公墓”）谈心，那里行人很少，比较隐蔽，可以谈得比较深入。共同的理想把两颗年轻人的心连在了一起。
经舒曰信介绍，华明之的革命倾向受到鲁自诚的关注。鲁自诚把华明之列为舒曰信之后的培养对象。今天特别嘱咐舒曰信约了华明之来见见面。鲁自诚对华明之的印象是：一个外表文弱的书生，内心却满怀激情，好好培养，会是个有勇有谋的革命者。
在舒曰信和华明之的宿舍里，鲁自诚向他们讲述了当前的形势，介绍了他参加辛亥革命以来的亲身体会。他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皇帝，建立了共和政府，但是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怎么样了呢？封建主义并没有完全扫除，军阀混战，外敌入侵，租界林立，特务横行，人民群众一直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越来越不得人心。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把中国的无产者联合起来，才能彻底推翻封建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解放劳苦大众，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鲁自诚的一席话，给两个年轻人拨开迷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舒曰信和华明之是鲁自诚在白色恐怖中的上海播下的革命火种。随后，这两颗革命的火种又点亮了两盏向往革命的年轻女子的心灯……
我所知道的沈安娜（6）
在恩师家的邂逅
1933年冬，一直省吃俭用，在经济上接济沈琬和沈珉的哥哥沈勤，自身陷入了经济危机。他作为一名小职员，本来收入就不高，结婚后有儿有女，经济日渐拮据，无法继续接济妹妹，沈琬和沈珉带出来的那点钱已所剩无几，只够维持两人简单的生活，无钱交纳学费，双双面临辍学。危难之际，又是毛啸岑夫妇伸出援助之手，帮助她们摆脱困境。
这时的毛啸岑夫妇已调到上海正风文学院工作，师母沈华昪安排沈琬在正风文学院女生宿舍临时住下。姐姐沈珉只好辍学，到一个私人诊所当助理护士，实际上是勤杂工，以微薄的收入维持姐妹俩的生活，并支持沈琬继续上学。
南洋高商是个新思想比较活跃的学校，学生成分也比较复杂。大部分学生是南洋华侨子女，他们的家庭背景迥异，有富豪巨贾，也有“卖猪仔”，尽管贫富差距悬殊，但他们都希望把自己的孩子送回祖国来学习中华文化，教育子女不要忘了祖宗。另一部分国内的学生，也是家庭状况各不相同，有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孩子，也有一般平民子女。由于该校重视体育、文艺教育，因此出了一些文艺和体育小明星。
沈琬自幼喜欢运动，当年在泰兴县举办的小学童子军比赛活动中，沈琬所在的城东女校获得冠军，身为中队长的沈琬曾代表学校捧回银盾奖牌。
上海南洋高商体育运动气氛也很活跃，沈琬更是积极参与。她尤其喜欢打篮球。学校的女篮队长是叶露茜，沈琬和她同班、同桌、同宿舍，两人关系特别好。叶露茜每次练球，都拉着沈琬。据该校学生、电影演员黎莉莉在她的回忆录《行云流水篇》中回忆：南洋高商的女篮很厉害，除了体育专科学校，简直威震上海所有的校队。南洋高商的男篮也很出色。男篮中有一名健将叫蔡演雄，后来曾参加过1936年在柏林召开的奥运会。
受叶露茜等人的影响，沈琬的篮球技艺进步很快，特别是她的低身传球，又快又准，被同学们称为“一绝”。
毛师母鼓励她说：“你篮球打得很好，要多参加文体活动。”
但是沈琬有苦难言。打篮球，运动量大，体力消耗也大，有时参加比赛，赶不上学校食堂的晚饭，只能花一点小钱在校门口买点零食，往往吃不饱肚子。有的女生比赛后有男朋友邀请“下馆子”，沈琬不愿吃别人的，更不愿随便交男朋友，自己没钱吃得饱一点，时常夜里饿得睡不着觉。为了夜里不饿肚子，只好减少运动量。后来她就干脆找各种借口，不参加篮球比赛了。
1934年春节，上海的天气格外寒冷。沈琬和沈珉姐妹俩没有路费不能回泰兴老家过年，就冒着阴雨去给她们的恩师毛啸岑夫妇拜年。在毛先生家，沈琬意外遇到了在南洋高商的校友和同学──比她高两届已毕业的舒曰信和比她高一届还在校读书的华明之。
毛先生和毛师母给他们四人作了介绍。四人之中，只有沈珉不是毛先生的学生，但她因为妹妹沈琬的关系，和毛先生一家人也相熟，于是四个年轻人很快就自然地交谈起来。他们四个人的性格差异很大，舒曰信热情奔放，华明之少年老成，沈琬开朗活泼，沈珉少言寡语。
舒曰信给沈家姐妹的第一印象，性格爽朗，谈吐不凡，眉宇之间流露出刚强和自信，一看就是个出身于大户人家的胸有大志之人。沈琬悄悄向毛先生求证，毛先生笑着点点头。
沈珉问妹妹和毛先生小声说什么，沈琬把她的猜测告诉了姐姐，并悄声说：“我看他很有革命激情，但好象不大会照料自己的生活，你看他衣服邋邋遢遢，不知多少天没有换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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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珉听了忍不住笑起来。舒曰信问她笑什么，沈珉看看舒曰信，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轻声说：“不告诉你。”
舒曰信也不好追问，却忍不住盯着她看，仿佛答案写在她文静清秀的脸上。
沈琬更注意观察华明之。华明之戴一副近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镜片后面的大眼睛炯炯有神。他比沈琬大两岁，处事沉稳，待人诚恳，给沈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时过七十年之后，她还清楚地记得那次见面时的情景。
沈琬留给华明之的印象也非常好，纯朴活泼，落落大方。他特别喜欢沈琬笑的样子，因为她一笑，脸颊上就会出现一对迷人的酒窝儿。后来华明之告诉沈琬，他一看到那对酒窝儿，心就醉了……
四人相识，交谈甚欢。舒曰信以学长的口吻对沈琬说：“以后学校里有什么事，就找明之兄帮忙。”
沈琬很自然地说：“我会的。”她正盼着有人说这句话呢。她为有华明之这样一位学兄感到高兴，当然不会放过找他帮忙的机会。
毛先生的独生子、不满10岁的毛安澜和大哥哥大姐姐们很熟，偎在沈琬的身旁听他们聊天儿。四个年轻人当中说话最多的是舒曰信和沈琬，华明之大部分时间是在听，偶尔插插话，而沈珉则很少说话，她在听的同时手也不闲着，帮毛师母干一些家务。毛先生则把客厅让给四个学生，自己躲到书房做学问去了。
此后，四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几次在毛先生家聚会，话题则海阔天空无所不及。华明之和舒曰信向沈琬问起她和她家里的情况，沈琬便一五一十地说给他们听。她还是第一次对外人说起自己家里的事情，但面对两位异性学长，一点不觉得难为情。就连平时不大爱说话的沈珉，今天的话也多起来，在沈琬讲述的过程中，不时插话补充一些内容。
发生在苏北泰兴沈家大宅门里的故事，让江南大地主家庭出身的舒曰信和上海小职员家庭出身的华明之感到新奇，特别是沈琬反抗裹脚的经历，更是让偎在沈琬身旁的少年毛安澜听得入迷。舒曰信和华明之一边听着沈琬的述说，一边不时交换一下目光，他们对沈家姐妹的身世和志向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沈琬刚一说完，舒曰信开朗地哈哈大笑道：“原来你们俩和我一样，也是封建家庭的‘叛逆’啊！”
几次在恩师家的相会，彻底改变了沈家姐妹的命运，不仅使她们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也为她们的个人感情找到了归宿。
事后，舒曰信和华明之向鲁自诚报告：“我们发现了一对和我们一样有革命志向的姐妹。她们思想纯朴，为人正直，在苏北家乡中学里参加过一些抗日救亡活动，为反抗封建包办婚姻来到上海，她们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愿望。”
鲁自诚听了很高兴，对舒曰信和华明之说：“你们要好好启发她俩的革命觉悟。反帝、反封建，不是简单地喊几句口号。要让她们知道，今后要走什么样的路，中国的希望在哪里。”
舒曰信和华明之领受任务之后，就有意识地和沈家姐妹接触，给她们讲社会发展史，一起学艾思奇的《哲学讲话》（后改为《大众哲学》），指导她们读进步刊物《生活》、《新生》等。华明之与沈琬同在一所学校上学，见面的机会较多。而舒曰信和沈珉都已走上社会，舒曰信经常有事要沈珉帮忙，他们二人的来往便多一些。这样的格局导致了沈家姐妹终身大事的各自走向。特别是沈琬和华明之，共同的志趣、理想和事业，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并共同度过了漫长的琴瑟和同的岁月。此为后话。
我所知道的沈安娜（7）
白色恐怖下的“亭子间”（1）
1933年8月，舒曰信由鲁自诚介绍入党之后，便在“中央特科” 负责人王世英领导下，由王学文直接领导，做秘密情报工作。当时鲁自诚也在做秘密情报工作及其它党的工作，他将刚刚入党的舒曰信交给同在上海做中央特科秘密情报工作的王学文。舒曰信聪慧好学，有一定理论水平和文字能力，性格开朗又不失沉稳，王学文有意培养他，让他担任中央特科情报工作的“内勤”，负责搜集资料、整编和收转情报等工作。
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处于极度困难的时期，上海地下党员的工作和生活都很艰难。舒曰信没有掩护职业，党内称为“职业革命者”。党组织每月给他很少一点生活费，有时只有8至10元，只够租住上海弄堂里最便宜的小亭子间，伙食费等开支必须自己想办法。因为他与地主家庭脱离了关系，没有其他生活来源，所以生活十分清苦，好在舒曰信会写文章，经常有感而发给报纸和杂志投稿，赚点稿费补贴生活用度。
沈家姐妹在刚刚认识舒曰信和华明之时，还不知道他俩的政治身份，只觉得他们二人热情、诚恳，满怀革命激情，是两位可信赖的学长。
自从认识了舒曰信和华明之，她们时常在舒曰信租住的“亭子间”里和两位学长聚会。
亭子间很小，条件很简陋，上面是水泥晒台，夏天不隔热，冬天不避寒。下面是厨房，邻居每家一个炉子，夏天烧饭时，烟熏火烤，亭子间像个大蒸笼。舒曰信为了抄写情报，不管天气多热，必须放下窗帘，屋内闷得透不过气来。到了冬天，因为窗户朝北，没有太阳，外面有多冷，里面就有多冷。
亭子间里只有一张桌子和两只凳子，一开始连床也没有，只能睡地铺。当他们四个人一起聚会的时候，两人有凳子坐，另两人就只好坐在桌子上或者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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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生活条件非常艰苦，虽然窗外寒风呼啸，屋内又阴又冷，可是在四个热血青年的心中，这个简陋的亭子间，却像一个避风港，充满了温馨……
四个年轻人在一起，渐渐形成了一个学习小组，已经是中共党员的舒曰信就像个小组长。他们一同学习“社会发展史”，探索民族的命运，国家的未来。
华明之说：“我上高中以后，看到上海的‘万国旗’，看到上海被分割成一块块的租界，满脑子都是问号：这是为什么？将来怎么办？我该做什么？我能做什么？”
沈琬说：“看了那些进步书籍，我知道了现在的中国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殖民地，什么都有，但到底算什么社会？”
华明之说：“从理论上我讲不清。反正是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到处一片黑暗。未来是光明的共产主义。”
舒曰信说：“光是向往未来还不行，要参加到社会变革的活动中去。”他近一步启发大家说，“一个人单枪匹马是不行的，要有组织，要把更多的人组织起来才行。”
对沈家姐妹来说，“组织”和“组织起来”这些词汇很新鲜，很吸引人。
华明之解释说：“曰信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要参加组织和团体，要进行有组织的活动。比如那种反动派害怕的‘飞行集会’和‘中国反帝大同盟’游行示威，就是由组织发动的。”
其实，舒曰信和华明之的这些话，都是从鲁自诚那里学来的，舒曰信曾经用它启发过华明之，现在，舒曰信和华明之又一起用它来启发这姐妹俩。
沈家姐妹在舒曰信和华明之的教育帮助下，逐步认识到，劳苦大众和妇女要想得到解放，就要反帝、反封建。她们从两位学长嘴里不时听到“组织”和“共产党”这些神秘而又神圣的词汇。以后她们又进一步认识到，要抗日救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实现。因此，她们暗想：莫非他们就是共产党？我们也要参加革命，做他们那样的革命者！
我所知道的沈安娜（8）
白色恐怖下的“亭子间”（2）
沈珉比舒曰信大三岁，她像大姐姐一样，经常到亭子间来照顾他的生活。有了沈珉的帮助，亭子间的面貌焕然一新。舒曰信则经常向沈珉传播先进思想，并引导她走上革命道路。后来两人在接触中，互相产生了感情。沈珉虽然少言寡语，但内心情感丰富。她能吃苦，会体贴人，舒曰信对她情有独钟。在沈珉的眼里，舒曰信满腹经纶，能言善辩，又有革命的冲劲，和那个大她十多岁的前夫相比，虽然都是大地主的儿子，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她曾经冰冷寂寞的心被舒曰信的热情所感染，像冻土层下的小草，在春风的吹拂下，渐渐苏醒，萌发出新的嫩芽……她动心了。可她心里也有顾虑，毕竟自己曾经经历过一次不堪回首的婚姻，而且还比他大三岁。因为有了这些顾虑，对舒曰信的热情的目光，她只能回避和躲闪。
舒曰信能感觉到沈珉是爱他的，但对她的犹疑的神情无法理解。有一次，他直截了当地问她：“你是不是不喜欢我？”
沈珉摇摇头。
“那你为什么总是对我躲躲闪闪，若即若离？” 舒曰信无奈地追问道。
沈珉欲言又止，未语泪先流。
“你说嘛，到底是为什么？”
在舒曰信的哀求下，她大着胆子，一口气把心中的苦恼说了出来，舒曰信一听是这么回事，长舒了一口气，安慰她说：“你是封建包办婚姻的受害者。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反封建，反压迫！我们自己还那么封建，怎么革命？你比我大三岁，那更好啊，不是说‘女大三，抱金砖’么？我们是革命者，当然不相信什么‘抱金砖’，可也不是什么坏事情吧？”
经他这么一说，沈珉完全打消了顾虑，破涕为笑，并从心里喜欢舒曰信的“能言善辩”。
舒曰信向王学文述说了他与沈珉的相互爱慕之情。王学文点点头说：“她是个好姑娘。”他在舒曰信的亭子间里见过沈珉，认为她既温柔又有韧性，还能吃苦，是棵革命的好苗子。
经王学文批准，舒曰信和沈珉结为“革命夫妻”──那个年代，很多在革命工作中相识、相爱的人结成夫妻后，都被人们称为“革命夫妻”。婚后，沈珉才知道自己心爱的人是共产党，坚定地成为舒曰信的助手。经王学文的批准，成为中央特科的一员，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协助舒曰信做抄写、收藏、保管文件，后来又做秘密交通联络、掩护“机关”和领导人等工作。
设立党的秘密“机关”，在中央特科的历史上有其特殊涵义。这些机关各有不同用场：有的用来开会、办公，有的用来接头联络，有的设立电台，有的专门保管文件。
当时上海空屋较多，租房并不难，但要有“殷实店铺具保”，不然办不成。租下房子以后，长期在此居住（办公）的人员，叫“住机关”。如果住机关的男人是单身汉，为了不引起怀疑，就要调来一个女同志扮作“假夫妻”。按照秘密工作需要社会化的原则，住机关的人行动要符合自己的身份，住家要像住家，商店要像商店，住家的夫妇，女的要像家庭妇女一样操持家务，才能隐蔽得好。
当时由于特务侦察和叛徒告密，上海的党组织多次遭受破坏，不少共产党员被捕和牺牲。城市里虽然没有战斗的硝烟，却一直飘着腥风血雨，地下党员冒着生命危险，与敌人斗智斗勇，进行生死较量。
舒曰信和沈珉觉得沈琬还在上学，就没有向她透露他们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的情况。一个偶然的机会，沈琬发现了姐姐和姐夫都是革命者。
自从沈珉结婚以后，沈琬发现姐姐像是变了一个人，过去脸上忧郁的神情被灿烂的笑容所替代，过去总是沉默寡言很少唱歌的她，居然在干家务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哼起了江南小调。
沈琬忍不住悄悄问姐姐：“姐夫是不是对你很好啊？”
沈珉不好意思地用刚学会的上海话回道：“侬（你）讲呢？”
沈珉也用上海话说：“阿拉（我）哪能晓得？”
沈珉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避开隐私话题，对妹妹说：“阿拉现在翻了身，生活再苦再累，阿拉都能坚持。阿拉总觉得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头！”
姐姐情绪感染了沈琬。她问姐姐：“侬讲‘现在翻了身’是什么意思？”
姐姐犹豫了一下，神秘地说：“阿拉找到了一个革命者做丈夫！”
沈琬从姐姐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受到鼓舞，她便缠着姐姐也要参加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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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珉有些为难地说：“这个事阿拉做不了主，侬得问伊（他）。”这个“伊”是指舒曰信。
舒曰信听说沈琬也要参加革命，便严肃地对她说：“参加革命，做秘密工作，是要吃苦的，还有坐牢和杀头的危险。”
沈琬表示：“我能吃苦，也不怕死。”
舒曰信认真地看着沈琬，从她的神情中可以看出，她是那种说得到就做得到的人。他答应她，等请示了上级以后再给她答复。
他现在正在忙着华明之入党的事情。他已把沈琬、沈珉姐妹列入下一批党员培养对象。
1934年7月的一天，已经从南洋高商毕业的华明之被舒曰信约到他的亭子间。天很热，屋子关着窗户，还挂着窗帘，华明之一看就知道舒曰信要和他谈重要的事情。
平时总爱嘻嘻哈哈的舒曰信今天的神情显得格外凝重，他开门见山地对华明之说：“今天我受鲁自诚同志的委托，向你转达党组织的决定。经过党组织一年多的考验，认为你政治上可靠，由鲁自诚和我作为你的入党介绍人，组织批准了你的入党申请。从今天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华明之听了非常激动，立即表示：“我一定忠实于党，保守党的秘密！”
舒曰信说：“现在上海白色恐怖形势严峻。鲁自诚同志不便亲自来见你。他让我转达，组织批准你入党了。一年前，我入党的时候，鲁大哥教会了我唱《国际歌》，今天我再把这首歌教给你。”
接着，舒曰信便在闷热狭小的亭子间里，低声教华明之唱起了《国际歌》。
……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
让思想冲破牢笼。
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
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
雄浑低沉的旋律在小屋里回荡，在华明之的心中回荡。他将怀着“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的雄心壮志，为党的事业进行艰苦的奋斗。
舒曰信告诉华明之，入党以后，鲁大哥让他们一起在“老李”（王学文）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
我所知道的沈安娜（9）
上海国际无线电台的“CP”
几天之后，华明之在舒曰信的亭子间里第一次见到了“老李”。
化名“老李”的王学文是江苏徐州人，早年留学日本，1927年入党。1931年在上海担任“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和“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第一任党团书记，后任中央文委书记。1933年春天开始，在中央特科当时的负责人王世英的领导下从事地下情报工作。那时王学文身体很不好，由于生活和工作环境非常恶劣，缺乏营养，面黄肌瘦，看上去像个文弱书生。
舒曰信向华明之介绍说：“这就是老李，我们喊他‘舅舅’。”
王学文紧紧握着华明之的手说：“欢迎你在党处于艰难困苦的白色恐怖下加入到党的组织中来！”
当时的上海，应该说正值中共党组织最困难的时期。 1931年4月24日，由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共地下党组织损失惨重，虽然由于钱壮飞及时获取情报，使得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重要部门和主要领导人在周恩来的紧急部署下及时转移，但上海的秘密组织系统却受到严重破坏。
在顾顺章被捕叛变的57天之后，即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1932年11月，中统上海行动区区长史济美执行中统头目徐恩曾“扩大自首潮流，瓦解中共组织”的政策，多次破坏了上海中共中央机关、中共江苏省委机关和共青团中央机关。1932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全总负责人卢福坦被捕叛变。1933年上半年，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上海被捕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达六百人左右。1934年6月，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被捕叛变。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代理书记盛忠亮被捕叛变。11月，以邝惠安为首的中央特科“红队”大部分队员被捕，多人壮烈牺牲……
上海地下党组织在1934年一年中，被破坏了四次，平均每三个月一次。
就是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舒曰信和华明之依然满怀革命激情，于1933年和1934年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王学文自己就是在1927年中国革命处于最低潮的时候加入共产党的，因此他对在上海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怀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加入共产党的舒曰信和华明之，更为刮目相看。
华明之从南洋高商毕业，即考入国民政府交通部上海国际无线电台当业务员。那天，王学文在舒曰信的亭子间里约见华明之时，问他道：“你们那里有公用的‘信插’（即插信的木盒子）吧？”
华明之回答：“有。”
当时国际无线电台员工众多，私人信件均放在信插中由各人自取。
王学文说：“明之同志，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为党组织收转外地的秘密信件。”
原来，外地的地下党组织或地下党员寄来的密信，很多是用药水密写的情报（即“药水信”），以假姓名寄到一个固定、安全的地方，再由专人负责收转。这种做法在当时很普通，但负责转信的人却很重要。他知道哪些信是秘密信件，又知道交给谁，因此必须是政治上可靠的人来做。王学文交给华明之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寄到国际无线电台“李某某收”的秘密信件偷偷取出后，交舒曰信转送王学文。
“你拿到信不能打开，这是纪律！”王学文严肃地说。
“我知道。”华明之沉稳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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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之后，华明之就在单位的信插里发现了“李某某收”的来信。信插前，人来人往，华明之几次想去取信都没能得手。他不能让别人看到他取走的是一封写着别人名字的信。
一直到下午快下班的时候，他才终于找到一个机会，把那封密信偷偷取走。
过了几天，王学文又交给他一项新的任务，与英租界巡捕房的一位穷苦的、同情革命的巡捕联系，从他那里获得中共党员和爱国青年被捕的消息，供党组织了解被捕人员情况，以便相机设法营救。
这位巡捕的家住在上海的棚户区，离华明之在老北门的家不太远。华明之第一次去见他时，由于匆忙只换了长衫，没有换西裤。这位巡捕便提醒华明之：“这里是棚户区，环境很差，住的都是穷人，你这样的衣着很显眼，以后要穿得差一些到这里来。”
华明之连连点头称是，以后就非常注意衣着言谈等细节，学会了秘密工作的伪装和隐蔽。
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约十万人被迫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国民党的报纸铺天盖地，全是“国军”胜利的消息，声称“共匪”主力已被剿灭，“余匪抱头鼠窜，溃不成军”。一时间，本已处于革命低潮的上海，更是阴云密布，秋风萧瑟。中共上海中央局代理书记盛忠亮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被捕叛变的。盛忠亮出卖了上海秘密电台台长程祖怡，随后，上海秘密电台全部被国民党特务破获，上海的党组织与中央及各苏区失去了秘密电讯联系。
中央到底去了哪里？中央红军的命运到底怎样？这是上海党组织非常关注的问题。
1934年底的一天，身为业务员的华明之在检查电报时，突然看到一份被国际无线电台新闻检查官扣下来的外国通讯社的电讯稿，上面有红军突围的消息！
电讯消息说：中央红军在撤出中央根据地后，在赣粤、湘粤、湘桂边境突破四道“政府军”的封锁线，进入贵州……
华明之看到的这则电讯，让他异常振奋。一下班，他就匆匆跑到舒曰信的亭子间，把他看到外国通讯社的电讯内容告诉了舒曰信。
舒曰信听到这个消息也很兴奋，觉得这个情况很重要，让华明之马上凭记忆把它写下来，然后就给王学文送了去。
王学文看到这个电讯内容，非常高兴地说：“这个消息很重要！外国通讯社的报道，往往比国民党的报纸真实可信，我马上向领导报告！”
此后，华明之又几次通过被扣的外国通讯社的电报，获得了一些关于红军长征初期的战斗、行程以及游击队活动情况的消息。
1984年，王学文在口述的记录中有：“当时华明之管检查电报，凡有扣留的，就告诉我们，其中也有重要的情报。”
华明之在上海国际无线电台工作期间，一直保持低调，从不流露自己的政治倾向，始终以本分的小职员形象面对所有的人。
有一天，一个相熟的同事徐××神秘地把他拉到没人的地方，悄悄对他说：“华先生，我们同事已有一段时间了，看起来你是个正派人，也是向往进步的。我们正在发展CY（共青团），你要不要参加？”
华明之没有思想准备，没想到他们发展共青团员的方式会这么直接，一点忌讳也没有，先是一怔，接着故意支支吾吾地说：“我们家人口多，父亲让我好好工作，养家糊口……”
徐××见他很为难，就大度地说：“这种事情是自愿的，不能勉强，既然你不愿意，就算了。”
望着徐××离去的身影，华明之心里很矛盾：他们一定很瞧不起我，骂我是胆小鬼，只知道听从父命，养家糊口，不敢革命……。转念又一想，真有意思，我已是CP（共产党）了，还让我参加CY，这不是颠倒了么？
华明之一直到后来离开国际无线电台，都隐蔽得很好。他宁可被人误解，也不暴露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和所做的秘密情报工作。
我所知道的沈安娜（10）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1）
华明之于1934年夏天高三毕业离开南洋高商的时候，沈琬还没毕业，不得不也离开这所她心仪的学校。她是因为没钱交学费而辍学的。
自从1933年冬失去哥哥沈勤的接济之后，沈琬变卖了从家里带出来的全部首饰，加上姐姐沈珉微薄工资，才勉强支持她读完了高二。到1934年夏，实在没钱交学费，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学校。姐姐和姐夫建议她去学一门技术，以便日后谋生。
一天，心情沮丧的沈琬毫无目的地漫步在上海街头。刚刚下过一场小雨，天气凉爽。太阳从云缝里钻出来，给那些亮丽的街景镀上了一道金边。但是灿烂的阳光却赶不走罩在沈琬心头的阴霾。
从苏北小城来到上海，目的是学业有成，以改变自己的命运。现在学业未成，中途辍学，将来怎么办？姐姐、姐夫“学一门技术”的主意固然好，可是学什么呢？
路边的电线杆上贴有很多小广告，有治疗疑难杂症的，有寻找走失亲人的，有求租房屋的……沈琬希望能看到招工之类的广告，可惜很少。她发现前面有几个年轻人在围着一个电线杆看一则刚贴的小广告，就情不自禁地凑了上去。原来是一所中文速记学校的招生广告。广告上说，只需半年即可毕业，学费也不贵。
沈琬觉得学速记比较适合女孩子。掌握了速记技术，谋职可能容易些。她要与姐姐、姐夫商量一下，是否先上半年的速记学校。
这期间，上海的左翼文化人士筹备拍摄进步电影，正在物色相貌端正、思想进步的年轻女演员。沈琬在南洋高商的同学中，有好几个当时已经是小有名气的电影演员，除了叶露茜和黎莉莉外，还有王人美等人。沈琬和叶露茜上的是高中班，黎莉莉和王人美上的是初中英语专修班，一边拍电影（半工）一边读书（半读）。黎莉莉特别爱好体育，是南洋高商 50米短跑冠军，还会游泳。她参加拍摄的电影《体育皇后》，一改才子佳人的老套，以清新脱俗、健康向上的风格，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
一天，叶露茜执意拉沈琬去一家照相馆拍“明星照”。沈琬拗不过她的盛情，就一同去了。叶露茜拍了很多张各种姿势的照片，沈琬只拍了一张，发型是照相馆帮助设计的，衣服、项链也是照相馆借的。沈琬一直珍藏着这张充满青春浪漫气息的“明星照”。
舒曰信爱好文艺，认识一些进步导演和演员。一天，他对沈琬说：“小妹，你愿不愿意去拍电影，当电影明星？”
沈琬一听拍电影，心里不由得一动。一般青年学生都有的“明星梦”，也在她的心中荡漾起来。
沈琬说：“当电影明星？那多美啊！”她沉吟了一下又问，“当电影明星也能干革命么？”
舒曰信随口答道：“拍进步电影，宣传革命思想，当然也是干革命！”他的实际想法是：当电影明星，有机会接触上层人物，也许可以获得情报。
但此事重大，他得听听领导和战友的意见。后来他把自己不成熟的想法对华明之说了，华明之不同意。鲁自诚听说了，也不同意，并郑重地让舒曰信和华明之去征求王学文的意见。鲁自诚在把舒曰信和华明之发展入党，输送给中央特科之后，因其他工作之需，就不再领导他们了。但他仍然关心他们以及沈家姐妹。他认为，这样的大事，应该请示直接领导人。
王学文听了舒曰信的汇报，很有远见地说：“不要当什么电影明星，还是掌握速记技术为好。毕业后如能进入国民党机关，说不定还可为党搜集情报。”
沈琬当时并不知道他们的这些想法，只是她自己愿意学速记，于是便报名进了上海炳勋中文速记学校。校长杨炳勋曾留学美国，他参照英文速记基本原理，用汉语拼音方法设计“炳勋中文速记”，于 1925 年发表了《炳勋速记》，并在上海设校推广。
这一时期在中国流行的速记共有几种，除了“炳勋速记”外，还有“张才速记”、“汪怡速记”和“邦永速记”等。各家自成体系，互不相通，不能识别。
沈琬在“炳勋中文速记”学校学习期间，主动提出帮助学校刻蜡纸，印教材，张贴招生广告，打扫教室卫生。校长同意给她减去部分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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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琬天资聪慧，又勤奋好学，学习速记比别人要快，两三个月就已基本掌握了速记技术。
一天，她在学校门口马路边的电线杆上看到一张招聘广告，一个叫于熙俭的翻译家要招聘一名速记员，协助他翻译一部英文作品。沈琬觉得这是一个检验自己速记能力和赚取生活费的好机会，立即把小广告撕下来，找到于熙俭的工作室。经过简单的测验，于熙俭决定录用她。
于熙俭要翻译的作品是美国现代舞创始人爱莎多娜·邓肯的《邓肯女士自传》，他手捧英文版原著，用汉语口译，由沈琬速记下来，然后整理抄成中文，交给于熙俭。如果于熙俭对中文译稿有较大修改，则交由沈婉再抄一遍。
在翻译《邓肯女士自传》的过程中，邓肯的革命精神使沈琬受到强烈的震撼。沈琬后来对姐姐和姐夫说：“邓肯不仅是一个舞蹈家，还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
邓肯虽然是美国人，但她多年浪迹国外，思想激进。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爆发时，她正在法国大都会歌剧院演出。她在自传中写道：
俄国爆发革命的消息传来的那一天，一切爱自由的人们都充满着希望、快乐。那天晚上我跳了《马赛曲》，是以创作歌曲时原来就有的真正革命精神来表演的。接着，我即兴表演了《斯拉夫进行曲》，其中出现了沙皇的国歌，我就把这段音乐用来表现皮鞭抽打下被压迫奴隶的形象。
……
说也奇怪，在我的全部艺术生涯中，正是这种绝望和反抗的舞姿最吸引我。我穿着红色图尼克舞衣，不断地表演革命，号召被压迫者武装反抗。
由于她的这种革命倾向，以及她的无拘无束的性格，她在法国和希腊呆不下去了。1921年春，她收到苏联政府发给她的电报：“只有苏联政府能了解你。欢迎速来，将为你建立舞蹈学校。”于是她去了苏联，并受到热烈欢迎，列宁和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都观看过她的演出，她还和苏联年轻诗人叶塞宁结了婚。后来她回到美国，由于她的亲共、亲苏言行，被美国政府剥夺了美国国籍。
对于这样一部作品，在当时白色恐怖严重的上海，于熙俭决定把它翻译出来，传播给中国读者，是要有相当的胆识和勇气的。
沈琬白天要上课，只能在下课后到于熙俭的工作室速记，然后回到宿舍连夜整理出来，第二天交给于熙俭，接着再读、再记、再整理。每天沈琬都要忙到深夜，休息时间很少，但是她心里很高兴，这项工作迅速提高了她的速记水平，还平生第一次得到了报酬，学费、晚饭也有了着落。她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食其力的自豪感。
一连忙碌了两个多月，全部课余时间都用在翻译工作上了。于熙俭对沈琬的工作非常满意。不久，此书在上海由商务印书馆顺利出版。于熙俭赠送沈琬一册样书，他在书的扉页上写道：感谢沈琬小姐。
此书在当时的青年读者中影响很大。黎莉莉在她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看了《邓肯女士自传》，给我很大启发。我被书中所说的跟着音乐自我想象、自我发挥进行舞蹈创作迷住了……”
说来也巧，1934年冬天，沈琬刚刚帮助于熙俭完成《邓肯女士自传》的翻译工作不久，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到炳勋中文速记学校招考一名速记员。沈琬他们那个班的学生还有一个月才毕业，校长杨炳勋决定挑选学习成绩比较好的沈琬和另外两名男生去实习、应试。三个月后，根据成绩和表现，从三人中录用一名。这是进省政府工作啊，不少同学对此趋之若鹜，沈琬的态度却并不积极。她不愿去国民党的衙门应试，希望毕业后能在一个自己喜欢的环境中以速记技能谋职，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新女性，或者成为姐姐和姐夫那样的“职业革命者”。她认为，就是参加拍摄进步电影，也比到衙门里去侍候官僚舒心。
此时的沈琬，正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舒曰信和华明之把这个情况向王学文做了汇报。王学文兴奋地“一锤定音”：“太好了，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招考速记员，对我们来说，正是个好机会，一定要沈琬努力争取。不要去当电影演员，这不是我们获取情报的好办法。也不要当什么‘职业革命者’。要用自然考录的方式打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然后相机开展情报工作。”
根据王学文的指示，舒曰信和华明之在沈珉的陪伴下找沈琬进行谈话。
我所知道的沈安娜（11）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2）
那是一个天色阴沉的冬夜，屋里屋外一样寒冷，街上不时传来凄厉的警车疾驰而过的呼啸声。城市到处充斥着白色恐怖的气氛。四个年轻人躲在舒曰信和沈珉的那个狭小的亭子间里，心中奔流着激情和热血，全不把屋外的警车声放在心上。
谈话的气氛自然是非常严肃的。
舒曰信神色严峻地对沈琬说：“你不是要求参加革命么？你先说说你为什么要参加革命？”
沈琬不假思索地说：“我参加革命，就是要追求妇女解放，不再缠小脚，也不被包办婚姻所束缚。要求自由，要求民主，要求进步。”
舒曰信说：“还有呢？”
沈琬想了想说：“还有就是不做亡国奴！我憎恨国民党反动派，‘九·一八’事变，国民党不抵抗日军，却镇压爱国志士。我听你们讲了，只有共产党能救国救民。”
舒曰信说：“好！现在浙江省政府招速记员，党组织决定派你去。党很需要掌握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内幕情况。希望你一定要认真应试，争取被正式录取。”
华明之补充道：“去浙江省政府担任速记员，就是参加革命。”
沈琬高兴地说：“真的么？”这是她原先没想到的。
舒曰信说：“到国民党政府部门的速记员，可以搜集到对我们党有用的情报。”
华明之说：“我们党的情报工作，是保护自己，打击敌人，跟国民党那些特务，那些专门危害人民的坏蛋有本质的不同。”
沈琬很激动，说：“我一定好好工作，不让组织失望。”
华明之强调说：“打入国民党内部为党工作，是很危险的，甚至可能会牺牲生命……”
沈琬说：“我知道。最近的报纸上有很多这种消息，这个中共组织被破坏了，那个中共党员被抓了，谁谁谁叛变了，谁谁谁自首了。”
舒曰信拿出一张几天前的报纸，递到沈琬面前，上面有共产党员被捕牺牲的消息。沈琬接过报纸看了看，脸上的表情显得很不平静。
舒曰信郑重地问：“沈琬，你真的不怕死？”
屋外，又有响着警笛的汽车疾驰而过，然后是一阵阴森森的寂静。这寂静更加让人感到恐怖。
舒曰信、华明之和沈珉，六只眼睛紧盯着当时刚满19岁的沈琬。
沈琬非常镇静、果敢地说：“过去我想要抗日救国，徒有报国之心，却无报国之门。今天报国有门了，我要革命，不怕死。这几年，我看到和听到了很多事，我觉得只有跟着共产党干革命，才能救中国。”
三人听了都很高兴。
舒曰信沉思片刻，对沈琬和沈珉说：“你们现在参加革命了，改个名字表示决心好吧？我和明之现在的名字都是参加革命后改的。”
沈琬和沈珉拍手说好。
沈珉问舒曰信：“你原来叫什么名字？”
舒曰信说：“我原来叫庸之，就是‘中庸之道’那个‘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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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为什么要改为‘曰信’呢？”
“‘曰信’，意为‘下定决心，说到做到’。‘曰信’，就是言必信，言而有信。”
沈琬又问华明之：“你原来叫什么名字？”
华明之说：“我原来叫华家骊，字鸿申。参加革命之后，自己改为‘明之’，表示我一生为追求中国光明未来的决心。”
沈琬说：“好，你们的名字改得好，太有意思了。可是，我们改个什么名字呢？”
舒曰信想了一下说：“革命的苏联是我们中国的未来。我建议改个苏联女孩的名字。我看就叫安娜吧！”
华明之马上说：“好，安娜这个名字好，既好听，又符合沈琬活泼的性格。”
沈琬说：“我喜欢安娜这个名字。那么姐姐改什么名字呢？”
华明之又冒出一句：“叫伊娜怎么样？”
当时中国的进步青年都向往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安娜和伊娜，显然有浓郁的苏联味道。沈琬和舒曰信都认为伊娜这个名字好，沈珉却站在一边笑，不表态。
沈琬对姐姐说：“姐，你倒是说话呀！”
沈珉有点不好意思，轻声说：“你们都说好，那就叫伊娜吧。”
这时沈琬忽然想起一个重要问题：“我到杭州去实习应试，用哪个名字？”
舒曰信沉思了一下说：“你们对外还是用原来的名字，比较安全。在亲人之间，用你们新改的名字，以表示你们新生命的开始。”
从此，他们都不再叫沈琬和沈珉的原名，而以安娜和伊娜相称。
沈琬正式对外使用沈安娜这个名字，是在1949年5月上海解放以后。有一天，当时在上海负责领导沈琬情报工作的吴克坚*■对几个原来搞地下情报工作的同志进行保密教育时说：“上海刚解放，社情很复杂，有不少潜伏特务，认识沈琬的人很多，要改名字。”
沈琬说：“我刚参加革命工作时，华明之和舒曰信给我起了个名字叫安娜，后来党内领导和亲人都叫我安娜。”
吴克坚说：“我过去也叫你安娜。今后就正式用安娜吧！”
由于沈琬自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使用沈安娜这个名字，知道她叫沈琬的人反而不多了。为了避免读者在阅读上的障碍，本书从现在开始，在叙述文字中将主要使用“沈安娜”这个名字，各个时期的人物对话中必须使用“沈琬”时，将保留原来的称谓。
分手的时刻到了，舒曰信嘱咐沈安娜说：“安娜，到了杭州以后，要谨慎从事，遵守纪律，保守秘密，不要暴露自己的进步思想，有重大事情，要设法告诉我和你姐姐，或者华明之同志，我们再向‘舅舅’汇报。”
沈安娜点头说：“记住了。”
舒曰信向沈安娜伸出手，高兴地说：“安娜同志，祝你成功！”
沈安娜和舒曰信握手的时候，华明之和沈伊娜也把手伸了过去。四个年轻人的手握在一起，同时把各自的心拴在了一起，把各自的命运拴在了一起。
第二天，沈安娜迎着阵阵袭来的寒风，带着党组织交给她的绝密使命，离开上海，赴杭州实习、应试去了……
我所知道的沈安娜（12）
打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
杭州是我国古都之一，湖光山色，风景宜人，名胜古迹，遐迩闻名，素有“人间天堂”之称。沈安娜早就听说过杭州的美丽，并一直渴望前往一游。但是她到达杭州，进入浙江省政府以后，日夜练习速记，没时间也没心思出去游览杭州风光。她决心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录用。
与沈安娜同去的两个男生，练习不大用功，其中一个还喜欢喝酒，在机关里影响很不好。有人反映到秘书处一个科长那里。一天，科长当着沈安娜的面，对两个男生说：“你们不好好练，还喝酒！”他指着其中一人的鼻子说：“你不喝酒就不能速记了？”结果他指错了对象。因为他态度很严厉，没喝酒的男生也不敢争辩。
沈安娜在一边笑着小声说：“不是他喝酒，你骂错人了。”
这位科长经沈安娜当面纠正，发现骂错了人，自己也觉得好笑，就忍不住笑了一下，严肃的气氛也得到了缓和。
“好好练习速记！”科长给自己找了个台阶，走开了。
在此之前，浙江省政府一直没有速记人员，是在新的省政府主席黄绍竑来了以后才提出要用速记的。
黄绍竑是广西人，属于“桂系”。他一开始拥蒋，后来反蒋，再后来又拥蒋，再后来又反蒋。这既反映了动乱年代的形势变幻，也反映了他思想的不确定性。因为黄绍竑是广西人，他的部下多为两广人氏。沈安娜原来就读的上海南洋高商学生多是华侨子弟，讲广东话，所以她对黄绍竑以及那些部下的两广官话听得懂，记得下，而那两个男生听起来就比较困难，常常听不懂，也记不下。另外，沈安娜从小由父亲把着手练毛笔字，学写作文，毛笔字端正娟秀，文章语句通畅。加上她学习刻苦，反应又快，速记能力比两个男生强。试用一个月后，沈安娜被录用，两位男生被淘汰。
1935年1月，沈安娜正式进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秘书处议事科（原称记录科）担任速记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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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的正式职员都有一个徽章，进大门的时候，站岗的警卫要给戴徽章者敬礼。沈安娜第一次戴上徽章去上班，心里有些慌张。不知道警卫敬礼时，自己该怎样还礼。于是她就站到一边观察。发现别人都是趾高气扬点点头就过去了，年轻的职员也是如此，她便学着别人的样子，目不斜视，昂首向前。警卫给她敬礼时，她也装出很老练的样子点点头。表面上看很老练，其实心里很紧张，很不自在。后来她想，这种紧张并不完全来自警卫的敬礼，还来自对如何处理好自己“白皮红心”的双重身份缺乏自信。“老练”不是表面装一下的事，未来的路还长着呢，自己还需要好好磨练才行！
果然，第一次参加黄绍竑主持的省政府会议，沈安娜进了会场，连自己的位置在哪里都不知道。到会的都是大官，一看那架势，她有些不知所措，就在靠后面的一个凳子上坐下了。这时过来一个人，拉着她往前面走，她不知道这人是谁，也不知此人拉她是什么意思，她还是一种女学生的心态，觉得被一个男人拉扯着，很不自在。
那人把她拉到黄绍竑身边，指着一个空位说：“你坐这里。”后来她才知道，此人是省政府的秘书长。从此，她作为省政府第一位速记员，在会场上有了自己的位置。
过去她从没接触过政府公文，不知公文格式是什么样的，也没意识到应该向科长请教。第一次把速记整理成文就出了“洋相”。炳勋速记采用的是从左至右横书的西文写法，而中文当时的书写方式还是从右至左，从上至下竖写。她当时未加思考，就按照在速记学校学到的从左至右的横写格式，又快又工整地把会议记录整理出来，不无得意地送给议事科科长薛元燕审阅。本以为科长会说她整理得不错，没想到科长只看了一眼，就使劲皱起眉头。她一看就知道科长不高兴了，但是问题出在哪儿呢？
科长也不说话，另找了一份文件放在沈安娜面前，用手点点，那意思是：你自己看吧！
沈安娜一看才明白，是她把格式抄错了。她红着脸朝科长笑笑，默默地把那份会议记录拿回去重新抄了一遍。第二次拿给科长看时，科长没皱眉头，但也没表扬她。不过她心里还是很感谢这位正派厚道的薛科长给她留了面子，没有当着别人的面批评她。
议事科的办公室是一个大房间，四五个人在一起办公。科长坐在屋子朝南的大桌上。其他人都是小桌子，有速记员，收发员，油印员。朝东是一排铁皮柜及木质柜，柜子前面还有一排长桌，上面放着蜡版和油印机，油印出来的材料一页页摆好，然后装订成册。内容是会议议程、报告、决议及附件等等。
沈安娜发现，科长在科员面前显得很威严，一般在办公室很少说话，只要一皱眉头，大家就知道出问题了，都吓得不敢吭气。
沈安娜平时除了参加会议速记，有时也起草一些一般性的公文，她吸取第一次的教训，不管写什么，一定要先请教薛科长。科长会很认真地告诉她，抬头怎么写，第一行怎么写，结尾怎么写。经科长点拨，沈安娜很快就掌握了一般的公文程式。
黄绍竑是有文化的军人，他的讲话并不要求速记员原封不动地将口语整理成文，而喜欢在口语的基础上略为加工，成为简洁明了的书面语。薛元燕科长的古文功底很深，沈安娜每次整理出来的省主席讲话稿，他都要修改润色，使其更加简练。沈安娜在重新抄写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锤炼语言的知识。黄绍竑对沈安娜整理的讲话稿很满意，薛元燕从来不说是经他改过的。后来朱家骅接替黄绍竑当浙江省政府主席，当面夸奖沈安娜时，她马上说：“那是经过科长润色了的。”她不贪功的品格，给朱家骅和薛元燕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这是后话。
沈安娜按照王学文的指示，在浙江省政府内站住了脚，姐姐沈伊娜，姐夫舒曰信，还有华明之和王学文都很高兴。
经王学文批准，沈安娜自1935年1月参加革命。当时她还不满20岁，就在中央特科直接领导下，为党做地下情报工作。不过当时沈安娜并不知道自己的上级组织是中央特科，就连舒曰信和华明之也不知道，直到半个世纪之后，他们才知道中央特科这个组织的存在。
我所知道的沈安娜（13）
“第一炮打响了！”
就在沈安娜正式参加革命的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主力在贵州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城里召开了历史性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为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础。
沈安娜在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工作一个多月之后，姐姐沈伊娜写信通知她回上海汇报工作。沈安娜一听很兴奋，就以回家取行李为由，向科长薛元燕请了假。
带什么回沪作为送给组织和领导的“见面礼”呢？
沈安娜所在的议事科，专门负责浙江省政府主席主持的各种重要高层会议的议事工作，并负责油印和保管机密文件。沈安娜分几次偷偷抽了几份自认为有用、印得不是很清楚、尚未销毁的省政府会议油印的机密文件和高层会议速记，与衣物混装在一只小皮箱里，大摸大样地坐火车带回上海去见姐姐。
到了上海的姐姐家，沈安娜得意地对姐姐说：“看看，我给你带来了什么！”
沈伊娜打开小皮箱一看，几份国民党的机密文件就摆在里面，不由得吓了一跳，数落妹妹道：“你这个冒失鬼呀，这么做多危险呀！”
沈安娜觉得很委曲，顶了她一句：“你不是叫我搜集情报么？我收来了，还说我！”
姐夫舒曰信马上对沈伊娜摇摇手，说：“不要说她了。怪我们事先没有教她怎么密藏嘛。”
舒曰信鼓励了沈安娜几句，细心地从她带回的文件和速记稿中挑出了几份涉及国民党“剿共”的材料，马上送给王学文。王学文一看，高兴地说：“不错嘛！这是重要情报，安娜的第一炮就打响了！”
王学文说他要见见沈安娜，舒曰信就约了沈安娜和华明之在亭子间里等王学文。
沈安娜与华明之许久不见，这次见面显得格外亲热。沈安娜从华明之处了解到，舒曰信和沈伊娜的日子过得很艰难。由于经济拮据，他们很少炒菜煮饭，经常以沿街叫卖的热豆腐花加盐当菜，有时每顿买四个大饼两个人吃，沈伊娜只吃一个半，省下半个给舒曰信吃。沈伊娜说，老舒工作忙，辛苦，一顿两个大饼吃不饱。其实她自己当交通，整天在外面跑，更辛苦。为了节省车钱，凡是传递时间不太急的文件和通知，她都是靠两条腿走路，是真正的“跑”交通。
舒曰信整天在家里写啊写的，沈伊娜则整天忙忙碌碌在外面跑。为了不引起邻居的怀疑，他们统一口径对邻居说，舒曰信是个穷作家，现在作品还没写出来，所以要沈伊娜外出替人家做做家务活，贴补家用。
舒曰信有一件从家乡带出来的皮袍，夏天时，由于没钱吃饭，就把皮袍拿到当铺去当了。后来天冷了，还是华明之拿自己的工资为他把皮袍赎出来，他才得以穿着皮袍过冬。
虽然生活艰苦，但舒曰信夫妻俩却精神振奋，意志顽强，把清苦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沈安娜不忍心让姐姐和姐夫过如此贫寒的生活，就把刚领到的工资硬塞给姐姐。
沈伊娜用妹妹的工资买了两个凳子和茶杯、茶叶，现在他们终于可以每人一个凳子坐下来谈话了。
王学文来了。
此前，沈安娜经常听姐姐、姐夫和华明之提到一个被他们称为“舅舅”的人，还不曾见过。舒曰信介绍说：“他是老李，我们的‘舅舅’。”
沈安娜大大方方地叫了声“舅舅”，对方微笑点头。从他的目光中可以看出，他对这个朝气蓬勃的年轻姑娘印象很好。
“老李”落座之后，对沈安娜说：“你在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做速记员，已经站住了脚，工作也有成效，很好。”
第一次得到领导同志的当面表扬，沈安娜还有些不好意思。
接着，“老李”耐心细致地对她进行教育，帮助她提高对党的秘密情报工作的认识。沈安娜习惯地拿出速记本，准备把领导的指示记录下来，被舒曰信制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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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不要记录。” 舒曰信说，“只能用心记。”
沈安娜难为情地吐了下舌头，马上把速记本收了起来。
“老李”因势利导，向沈安娜详细讲述了地下情报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做法，最后特别交代说：“你今后要注意搜集‘剿共’军事情报。要注意筛选，做好密藏。一定保证安全，不可冒失大意。”
沈安娜把“老李”的每一句话都认真记在心里。
“老李”说话慢条斯理，语重心长，道理朴实，逻辑清晰，真可谓：润物细无声，句句入心田。
沈安娜觉得“老李”是个很有学者风度的忠厚长者，是个不一般的“舅舅”。很久以后她才知道，这个“老李”的真实姓名叫王学文，是他们的直接领导人。这是当年她与王学文惟一的一次见面。之后都是通过舒曰信和他联系。
王学文是沈安娜和华明之参加地下情报工作的第一位领导，也是第一位好老师。沈安娜后来听说，王学文的生活也很艰苦，生了肺病，无法认真治疗，更谈不上营养，因此他当时面黄肌瘦。有一次，他到舒曰信家联系工作，邻居偷偷问沈珉：“你舅舅是不是抽鸦片烟的？这么瘦！”
沈伊娜只好解释说：“他身体不好。”
那天，王学文在舒曰信的亭子间与沈安娜见过面之后，舒曰信问沈安娜道：“‘舅舅’的那些话你都听懂了么？”
沈安娜点点头，又摇摇头。她基本听懂了“舅舅”的话，但因为内容陌生，不能全部记住，目光中流露出一丝犹豫。为了使年轻的安娜做好地下情报工作，舒曰信、沈伊娜和华明之一起，把王学文说过的话做了归纳总结：为党做地下情报工作，首先要对组织忠诚，不怕艰难困苦，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甚至生命。第二要严守机密，遵守纪律，除非领导指定的同志，一概不对任何人讲秘密工作上的事。第三要心里革命，但不能暴露进步思想，表面上要说国民党的话，做国民党的事，生活上要合乎他们的潮流。第四要分清敌友，处理好亲疏关系，对同事朋友要和气，特别要搞好和顶头上司的关系。第五要不断提高速记技术、文化水平和在国民党机关的办事能力。只有做到这些，才能站稳脚跟，安全隐蔽，做好地下情报工作。他们还对她不太懂的地方进行重点解释，直到她理解为止。沈安娜把这“五条原则”牢记在心，并运用到实际工作中。
这次回上海，沈安娜收获很大，不仅见到了“神秘”的上级领导，还从这位领导口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另外，她从舒曰信和姐姐沈伊娜那里还学到了一些简单而原始的密写和密藏技术。
第二天，沈安娜怀着兴奋、喜悦的心情回到杭州，继续在浙江省政府开展党的地下情报工作。
此后，沈安娜经常参加省政府常委会、例会，省主席黄绍竑等政府要员主持的各种重要会议，能够接触到不少机密文件。其中保安处长宣铁吾在省政府常委会上做的秘密“剿共”军事报告，对中共党组织来说，最有情报价值。
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被迫撤出根据地，向西行进，开始了九死一生的长征，留在根据地的部分武装力量，在闽浙赣、皖浙赣边区和浙南地区坚持游击战。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家，又是国民党政府财政来源之一，那里的游击队是他的一大心病。但黄绍竑是桂系，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蒋介石不放心，就派了自己的亲信、侍从室卫士长宣铁吾去浙江当保安处长，主要负责“清剿”闽浙赣、皖浙赣边区和浙南地区的游击队。王学文根据当时斗争需要和沈安娜的工作条件，特别布置沈安娜要重点搜集国民党的“剿共”军事情报。
记下了保安处长宣铁吾的报告，沈安娜清醒地意识到，这正是“舅舅”所要的“重要军事情报”。
沈安娜获得了如此重要的情报之后，心情非常复杂。一方面对反动派“清剿”的种种凶残手段感到愤怒；另一方面，为自己获取的情报会对党组织有用而兴奋、激动。这种难以名状的感觉是她以前不曾有过的。从此，她渐渐感受到，秘密情报工作充满了刺激和挑战。
沈安娜陆续搜集到国民党的“剿共”计划、军事措施、公路碉堡、武器装备、军事力量部署、军队建制和对中共游击队的分析估计等文件，以及黄绍竑、宣铁吾的“剿共”报告，连同附件、图表等，都设法摘抄下来，送给党组织。
与此同时，王学文将派遣沈安娜打入浙江省政府获得一些军事情报的情况，向当时中央特科负责人王世英做了报告。
王世英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1933年2月，奉中央之命调到中共上海中央局军委情报部（一般仍习惯称之为中央特科），接替转移到中央苏区的潘汉年，负责情报工作。直至1935年9月离沪转至天津，继续负责中共华北联络局的情报工作。
1982年，王学文在见到沈安娜和华明之时说：“当时有两条线能得到一些有用的情报，一条是长沙，一条是杭州——就是你（指沈安娜），都是有价值的。”
1984年，由王学文口述的回忆录中写道：“沈安娜在浙江省政府，能得到一些重要军事情报……”
如今在中央档案馆的有关历史档案中，还保存着王世英1945年向中共中央所作的《上海军委及特科工作报告提纲》，其中提到：“……如浙江省政府，派沈琬（注：沈安娜）去。”
我所知道的沈安娜（14）
“江湖”险恶
沈安娜刚打入国民党机关，怎样才能站稳脚跟非常重要。舒曰信曾告诉沈安娜：要注意观察。首先要对周围的人分清敌友，分清亲疏关系。
沈安娜走出校门就参加革命，做的又是尖锐复杂的秘密情报工作，她年纪轻，比较幼稚，没有多少观察人的经验和能力。遵照舒曰信的指示，她小心翼翼地在那死气沉沉的国民党机关里“观察”起来。首先从身边的人开始观察。
沈安娜住的是集体宿舍，和她同住的还有两个人，一个姓庞，一个姓寿。庞女士三十来岁，据说是一个当官的老婆，两人已经分居，正在闹离婚。她成天苦着个脸，对人爱搭不理的，一般很少说话，机关里的人谁也不搭理她，当然也没人敢议论她，大约是怕传到她丈夫的耳朵里引起是非。
沈安娜倒有些同情她，有时和她搭搭话，称她为“大姐”。庞女士因为自己命运不济，不爱多管闲事，与同宿舍的人，基本相安无事。
那位姓寿的小姐可就不那么让人放心了。她大约二十五岁上下，长得并不漂亮，整天没事就坐在镜子前涂脂抹粉。她还喜欢骑马，床前有一双非常漂亮的马靴，墙上挂着一条精致的马鞭。沈安娜每次看到她和男朋友出入很神秘。
寿小姐的言谈举止和生活习气与机关的职员不大一样，江湖气息很浓，沈安娜就在心里偷偷称她为“江湖小姐”，时时对她保持警惕。
庞女士和寿小姐都是广东人，经常在一起说广东话。开始她们对沈安娜还有些提防，有时正说得起劲，见沈安娜回来，就不说了。沈安娜为了打消她们的顾虑，就故意说：“你们广东话真有意思，像外国话似的。我一句也听不懂。”其实她在上海南洋高商的同学中，大部分都是广东人，虽然她不会说，听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经她这么一说，庞女士和寿小姐再说广东话就不避讳她了。从中，她也听到了一些机关里她不知道的事情。
但是不知为什么，寿小姐对沈安娜的态度一直不怎么友好。
沈安娜第一次回上海送情报时，姐姐和姐夫教她密写和密藏的技术，给了她一小瓶白色药水，也叫隐形药水。密写方法是用毛笔蘸隐形药水写在家信的背面或者空行之间。他们收到后，用碘酒一抹，字迹就显影出来了，俗称“药水信”。因为当时条件所限，沈安娜只能利用宿舍没人的时候在宿舍里密写情报。为了不被别人发现，她就把窗帘拉上，把门闩上。听到有脚步声，马上把密写药水和家信收起来，拉开窗帘打开门，就像什么事也没有一样。
有一次，她正在密写情报，寿小姐突然回来了。她用钥匙打不开门，就疯狂地砸门，并大声叫喊：“开门！开门！”
沈安娜心里一惊，自然不会马上开门，连忙把密写药水和家信收好，这才故作从容地拉开窗帘打开门。
“干什么，神神秘秘的？”寿小姐一进屋就盛气凌人地指责沈安娜道，并用警觉的目光在屋里四下搜寻，像要找出什么蛛丝马迹。
沈安娜有两个箱子，一个木箱，里面装着衣服之类的东西，一个小皮箱，里面装着一些所谓的“细软”，还有刚发的工资和那瓶白色药水。小皮箱摞在木箱上面，平时是锁着的，刚才因为匆忙，还没来得及上锁。寿小姐的目光在上面停了一下，就飘过去了，故意往床底下看了看，像是要在下面找出个人来。
沈安娜以为她没有注意到小皮箱，便怀着侥幸的心里，装作很生气的样子对她说：“寿小姐，你这是什么意思？好象我在床底下藏着什么似的！”
寿小姐向沈安娜翻了下白眼，气急败坏地“哼”了一声，扬长而去。脚下的马靴得得作响，还扬起手中的马鞭在走廊上重重地抽了一下。
沈安娜暗自庆幸虚惊一场，没想到，这位寿小姐很狡猾，第二天就让她尝到了厉害。
第二天，沈安娜下班回到宿舍，屋里没人，但她感觉屋里有些异样，仔细一看，她的那个小皮箱被人撬开了！她不由得感到脑袋“嗡”的一下。她倒不担心小皮箱里的“细软”被人偷走，她担心的是那瓶白色药水和那封没写完的密信！
掀开小皮箱一看，药水还在，钱也没丢，那封没写完的密信不见了！顿时，她出了一身冷汗。如果密信落到特务的手里，可就糟了！
这是什么人干的呢？如果是小偷，不会不偷钱，如果是特务，不会把药水留下。她去看门上的锁，没有被撬的痕迹，那么一定是……寿小姐！
可她为什么不拿药水，要拿一封家信呢？沈安娜坐在床边百思不得其解。
忽然，她想起那封家信并未放在小皮箱里，而是带在自己身上的！往日她写完密信就马上发走了，昨天，因为被寿小姐干扰，信没写完，但她也没把信和药水放在一起。刚才一紧张，居然把这件事给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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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场虚惊！
走廊上传来沉重的脚步声，一听就知道是寿小姐回来了。
“寿小姐，”沈安娜非常气愤地迎上前去，对刚刚进门的寿小姐说，“我的箱子，锁被人撬开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沈安娜本来以为她会抵赖，没想到她居然很坦然地回答：“是我撬的。”
“你凭什么撬我的箱子？！”沈安娜厉声质问道。
“哼！你说为什么？”
“是我问你！”
“我看见有一瓶白色药水。你是不是共党特务啊？”
寿小姐说话如此直接，把沈安娜吓了一跳，但是她马上意识到，如果对方真把她当共党特务，她们就不会在这里对话了。看来这人有点像上海说的“十三点”。于是她反击道：“你说什么？共党特务？听都没听说过！开什么玩笑！我那是脚气水，你不要胡说八道！我要到上峰那里告你，告你盗窃私人财物！”
寿小姐一看沈安娜口气很硬，还要告她，态度随之缓和下来：“哎，你不要胡说啊，我可没有拿你的东西。”
沈安娜见她怕人告她，马上步步紧逼道：“你拿没拿东西，等上峰指派的人来了就知道了。我这就去报告，你也马上出去！”
寿小姐一看形势不妙，只好软下来：“沈小姐，我真的没拿你的东西，我就想看看你那里面装的是什么。”
“那你也不能私自撬别人的箱子啊！”沈安娜故意得理不让人。
“对不起，对不起。你可以检查一下箱子，看看你的东西少了没有。”
沈安娜本来不想把事情闹大，见对方如此态度，就给她一个台阶下：“如果东西没少，我就不报告了。但是你要保证，以后不准乱动我的东西！”
“那当然，那当然。”
沈安娜装模作样地看了看小皮箱，说：“嗯，东西都在。”然后又故意拿出那瓶白色药水，对寿小姐说：“这脚气水很灵的，你要不要用一下？”
寿小姐连忙说：“谢谢，谢谢，我没有脚气。”
这件事过去之后，沈安娜立刻把“药水”处理掉了。她意识到，集体宿舍不适合做秘密工作，更不能写“药水信”，必须改变方式。她给姐姐写了一封信，说她病了，希望姐姐来看看她。
沈伊娜接到信，马上到杭州看妹妹。见了面，发现妹妹并不像生病的样子，就问：“出了什么事？”
沈安娜便把与寿小姐之间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向姐姐作了汇报。
“你处理得很好。” 沈伊娜沉思道，“现在看来‘药水信’以后不能再用了。”
原来，药水质量也有问题，上次沈安娜寄到上海的药水信，沈伊娜还没用碘酒显影，密写的字就隐隐地显露出来了。
沈伊娜说：“我回去向舅舅汇报，以后不能用密写邮寄了。由你自己把情报送到上海，或者由我来杭州取。”
我所知道的沈安娜（15）
认科长太太为“干娘”
沈安娜原以为国民党官僚衙门里都是坏人，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她发现国民党机关里并不是“漆黑一团”，还是可以分出好坏人的。自己的“顶头上司”、议事科科长薛元燕就是个为人正派、待人厚道的好人。
薛元燕的年龄和沈安娜的父亲差不多，瘦高个，人长得很清秀，一副文人模样。平时他对下属很和气，尤其对生活困难的下属特别关照。有一个科员一家老小没地方住，他就把自家楼下的住房以很低的、象征性的租金租给这个科员。有一个做油印工作的职工，生活十分困难，过年时，他就塞给这个职工一点钱。他在下属面前很有威严，实际上是不怒自威。有一次，这个职工因为时间紧，忙乱中把油印文件的页码装订错了，薛科长发现后眉头紧皱，却没训人。沈安娜见了，赶紧过去默默地帮助这个职工返工。薛科长既没指责那个职工，也没表扬沈安娜。但是大家彼此都心里有数。
时间一长，沈安娜认定这个科长可以信赖，就主动接近他，虚心向他请教。
有一天，薛科长问起她家里的情况，她就如实相告：“我伯父是前清翰林，父亲是前清秀才。”
薛科长听了笑起来：“你家是书香门第啊！”
沈安娜每次速记稿整理抄正后，都虚心地送科长阅改。晚上没事就练习速记，很少干别的与工作无关的事情，勤勤恳恳工作，恭恭敬敬待人。科长对她印象很好。
第二次回上海送情报时，沈安娜将这一情况向舒曰信作了汇报。舒曰信沉思片刻，对沈安娜说：“既然薛科长是个好人，你是不是用拜干亲的方法，进一步搞好和科长的关系？这样，顶头上司就可以做你的保护伞了。”
当时拜干亲的风气很流行，舒曰信才想出此策。
沈安娜说：“我见过科长太太，她温柔善良，很好说话，看样子他是喜欢我的。我先认她做干娘，怎么样？”
舒曰信说：“我看可以。”
沈安娜回到杭州，便去薛科长家串门儿。科长家有两个小男孩，很聪明，又很淘气。科长太太对沈安娜叹气道：“没有办法。要是女孩就好了。”
沈安娜趁机对她说：“我给你做干女儿，好不好？”
科长太太高兴地笑道：“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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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去，沈安娜带了些礼物，大大方方地喊科长太太：“干娘，我来了！”
科长太太高兴地说：“干女儿！请进来！”接着便亲切地聊起家常。
沈安娜对薛元燕仍然称科长，他也很高兴。
沈安娜住的集体宿舍，环境吵杂，还常有男职员来骚扰。尤其不便整理情报和密藏情报。自从那次和寿小姐发生冲突之后，她就没敢在宿舍里整过情报。
沈安娜看到科长家有一间堆放杂物的小房子，就对干娘诉苦说：“机关女宿舍非常拥挤，男职员老来找女职员出去吃饭、闲逛，真讨厌。你家房子宽敞，能不能把放杂物的小房间租给我？生活安静些，还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学习。”
科长太太与丈夫一商量，痛快地答应了，说：“好啊，楼下一间小房间，整理一下，你住过来吧。”
科长家的两个小男孩，正在上小学，他们想找一个家庭教师，帮助辅导两个儿子的功课。科长太太问沈安娜，愿不愿意利用晚上时间辅导一下，沈安娜一口答应：“没问题。”
沈安娜很快就搬进了科长家楼下的小屋。科长夫妇本不想收房钱，但沈安娜坚持要交，说：“不然我会心里不安的。”他们为使沈安娜心安，对外也好说话，就象征性地收几块钱算作租金。科长太太每天让沈安娜和家人一起吃晚饭，算是她当家庭教师的报酬。时间长了，沈安娜与薛家相处得很亲，像一家人。
沈安娜有了单独的房间居住，既可以避免别人的纠缠和干扰，又可以专心摘抄和密藏情报了。她每天下班以后，吃过晚饭，就辅导两个孩子的功课。实际上他们功课很好，不用辅导，只是陪读而已。
科长的两个儿子天资聪慧，但很淘气，现在来了一个大姐姐做“家庭教师”，他们就想捉弄捉弄这个大姐姐，逗她玩儿。
一次，小哥俩在沈安娜小房间的门上方塞了一些杂草。沈安娜下班回来，一开门，带着泥土的杂草落了下来，弄得沈安娜灰头土脸，小哥俩则躲在一旁乐得前仰后合。
还有一次，是晚上，沈安娜教他们小哥俩学习写毛笔字，先把要领告诉他们：身要正，腕要直，笔要握紧，这样笔力才能发挥出来，才能达到力透纸背。然后在吃饭用的八仙桌上摊开纸，给他们做示范。沈安娜俯在桌上写字时，小哥俩悄悄走到沈安娜的身后，哥哥突然把毛笔往上一拔，想弄她一手墨。没想到，他居然没拔起来。
沈安娜不但不生气，反而因势利导，对他们说：“你们看，拔不起来吧？这是我父亲教我的。他是前清的秀才，毛笔字写得很漂亮。你们是想检验姐姐握笔紧不紧，是吧？你们就应该像姐姐这样，把笔握紧了，横平竖直，这是练腕儿！好的毛笔字就是这么练出来的。”
这样一来，两个调皮的小男孩反而不好意思了。
沈安娜和两个孩子相处得很好，就像姐弟一般亲密，科长夫妻非常高兴，自然也很感激她。
闲空时，科长经常在家里和沈安娜聊天，介绍机关里的人事情况，比如黄绍竑主席怎么样，秘书长怎么样，某某人不好，不要接近他，等等。对沈安娜了解周围的生存环境，很有好处。科长还帮她修改记录稿，教她写各式公文。有了这样的顶头上司，无形中帮助和掩护了沈安娜的地下情报工作。
我所知道的沈安娜（16）
西子湖畔的爱情之花（1）
自从那次被寿小姐发现白色药水的事情之后，沈安娜再没写过“药水信”，大都是沈伊娜到杭州取情报。她每次都要检查妹妹在保密方面有没有漏洞，询问妹妹与宿舍和办公室人员相处、谈话的情况，并传达“舅舅”的有关指示，嘱咐妹妹要老老实实听党的话，保守工作机密。
沈伊娜说：“你在初中时就喜欢参加群众集会，现在转入地下工作，一定不要流露进步思想。还有你办事毛草，不细致，这是我最不放心的。”
沈安娜调皮地对姐姐说：“我现在长大了，不会那么毛毛草草啦！”
每次沈伊娜拿到情报，伪装密藏好，就马上返回上海。有几次，沈安娜要留姐姐在杭州玩半天，带她去游游西湖，都被姐姐谢绝了。她对妹妹说：“我现在翻身了，是革命者，家里还有一大堆工作等着我，现在没时间玩。”说完，就匆匆去赶火车。
沈安娜当时对姐姐的表现很不理解，觉得她不近人情。后来才明白，姐姐的工作确实很忙，内勤工作中的很多事都是她一个人干，要抄写情报，送文件，有时还要运送手枪等。
沈伊娜从上海到杭州来回跑了几次之后，王学文觉得沈伊娜一个人忙不开，也很容易出危险，于是和舒曰信商量决定，由华明之对沈安娜进行指导、联络。
他们认为，华明之入党后做过一些秘密工作，性格沉稳坚毅，与安娜是“南洋商高”的同学，关系自然。华明之可利用国际电台例行休假的时间，去杭州和沈安娜联系。华明之的任务是传达组织意图，在政治上、思想上帮助沈安娜，在工作上具体指导她从材料中筛选鉴别，分析真伪，将有用的情报伪装密藏，带回上海。
华明之接受任务后，就在假日里乘早班火车到杭州，晚上再乘夜车回上海。白天除了谈工作，就和沈安娜一起到西湖边散步。从省政府到西湖路不远，一会儿就走到了。华明之喜欢研究人文地理，每到一座城市，都要找些介绍当地历史地理的书籍浏览一番。到了杭州，就找了一些介绍西湖的书籍来看。当时西湖共有十景，每游一处景观，华明之就能讲出与此景有关的历史掌故和名人诗文，这使沈安娜对华明之的博学和儒雅更加钦佩，以前曾经去过的景点，与华明之重游时，又有许多新的发现和新的感受。
走上白堤，华明之会吟出白居易的《杭州回舫》：自别塘江山水后，不多饮酒懒作诗。欲将此意凭回棹，报与西湖风月知。
走上苏堤，华明之又会诵出苏东坡赞美西湖的名句：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杭州无西湖，如人去眉目，岂复为人乎？
沈安娜和华明之最喜欢去的景观是“曲院风荷”。此景位于西湖西侧，一是游人少，比较幽静，二是沈安娜和华明之都喜欢荷花。除了喜欢荷花的形态，更喜欢荷花那“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这里的荷花品种很多，每至夏日，荷花盛开，色彩艳丽，浓香四溢。在此观荷会陶醉于“古来曲院枕莲碗，风过犹疑酝酿香。熏得凌波仙子醉，绵裳零落情新凉”的意境之中。
华明之有时还带沈安娜去看看电影，活跃沈安娜的枯燥生活，缓解了她长期在官僚衙门里的郁闷。华明之喜欢唱歌，沈安娜就要他教她唱歌，于是他就带了口琴和歌谱，教唱他刚学的新电影《桃李劫》主题歌《毕业歌》：
同学们，大家起来，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
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
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
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
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
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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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是社会的栋梁；
我们今天是弦歌一堂，
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巨浪，巨浪，不断的增长！
同学们！快拿出力量，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过了些日子，华明之又兴冲冲地来到杭州，对沈安娜说：“上海新放映了一部电影《风云儿女》，非常好，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更是好！”
接着，就拿出纸，把歌词写上，教沈安娜唱起来：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前进！前进！进！
如果说《毕业歌》在沈安娜的心中掀起的是民族自救的感情巨浪，那么《义勇军进行曲》给予她的就是为了民族的存亡而英勇献身的力量了。唱着救亡歌曲，两个年轻人禁不住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民族的救亡事业，激昂的歌曲旋律，已经深深的印在他们的脑海里，溶化在血液中了。
六十多年后的2002年，年届90高龄的华明之，因病在医院里已住了两年。往事渐渐从他的记忆中消失，惟有那些他当年唱过的革命歌曲还记忆犹新。他常常躺在病床上哼唱“同学们，大家起来……”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他每天要坚持下床进行锻炼，可是腿常常不听使唤，他就在护工的搀扶下，一边唱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起来！起来！”一边用力站起身，医生和护士见了，无不被他的顽强精神所感动。同时他们也感到奇怪，这位已经失去记忆的老人，为什么独对这两首历史歌曲刻骨铭心呢？最后还是沈安娜的女儿给他们找到了答案──
《毕业歌》是他们的恋爱之歌，《义勇军进行曲》是他们的革命之歌。他们是唱着这两首歌，在革命的道路上相互了解，相互帮助，携手走进婚姻殿堂的。他们相濡以沫、休戚与共七十年，有歌为证，有史为证。
我所知道的沈安娜（17）
西子湖畔的爱情之花（2）
1935年春天的华明之和沈安娜，随着接触的增多，感情也在渐渐加深。西湖的景色看够了，就想走得更远，到人少的地方去。情侣们总是喜欢在幽静的地方约会，人越少越好，最好是属于两个人的世界。
一次，华明之提议到杭州郊外的“九溪十八涧”去游玩，沈安娜马上说好，那时候她已经开始对华明之言听计从了。
因为路远，又想省钱，他们就走一段路，坐一段车。九溪十八涧位于西湖西南群山峻岭的鸡冠陇下。去九溪十八涧要经过著名的茶乡龙井村，闻名世界的龙井茶就出产在这里。该村的农民大都以种植和贩卖茶叶为生，村中的街道两旁，几乎家家都支着一个用炭火烧热的大锅，现场炒制茶叶，当街叫卖，空气中弥漫着新茶浓浓的清香。
穿过龙井村，前面就是遐迩闻名的九溪十八涧了。华明之看到书上介绍说，九溪十八涧，十里长谷蜿蜒，两侧峰峦起伏，或郁郁葱葱，峰回路转；或水清石见，溪涧琤淙；或绿藻莹莹，雀鸟啁啾。清代学者俞曲园有诗云：重重叠叠山，曲曲环环路。丁丁东东泉，高高下下树。一派山谷风光，带来一片恬静幽适的山乡情趣。俞曲园在他的游记里，把九溪十八涧称为“西湖之西最胜处”。
说是九溪，不细看，根本看不出来，似乎就是两山之间的一条溪流顺着山谷拐了九道弯。一条小路在山谷中蜿蜒，行人要在路上涉过九次溪流。沈安娜没有搞清这九溪十八涧是怎么个说道，就问华明之：“怎么就看到一条溪啊？”
华明之翻开他搜集的材料解释说：“九溪的泉水发源有两处，一为龙井之狮子峰，二为翁家山杨梅岭。向南流淌，汇合青弯、宏法、渚头、方家、佛石、云栖、百丈、唐家、小康九坞之水，注入钱塘江，故称九溪。”
“那十八涧呢？我怎么看不出来？”沈安娜接着问。
“这九条溪水，穿林绕麓，不知汇入多少细流，故又有十八涧之名。”华明之侃侃而谈，“我估计这十八涧是个虚词，就像古诗里说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白发三千丈’一样。”
沈安娜想想，也是，如果叫九溪十七涧或者十九涧，都不如九溪十八涧富有诗意，令人向往。
越往峡谷深处走，景色越美，气象越新。这里山青水秀，游人稀少，确实是个情侣们幽会的好去处。
华明之和沈安娜一路走累了，就在一道溪边休息。
华明之说：“听人家讲，这里的水质特别好，到了这里一定要用溪水洗洗脚，洗去晦气，洗来福气。”说着就把自己的鞋脱了，将脚伸进水里。
沈安娜却犹犹豫豫不肯脱鞋。华明之问她为什么不脱鞋，她有些难为情地说：“我小时候缠过脚，有点变形。”
华明之听了，十分同情地安慰她说：“现在好了，我们一起反封建，闹革命，那些封建礼教的东西不会再伤害像你一样的姐妹了。”
沈安娜听他这么一说，就不再难为情，大大方方地脱了鞋，把脚伸进水里，一边洗还一边孩子气地说：“洗去晦气，洗去晦气！”
两人并肩坐在溪边，周围的环境非常幽静，偶尔有鸟儿发出几声鸣叫，更显出“鸟鸣山更幽”的诗意。华明之诗兴大发，顺口吟出一首古诗：“两山悬似剑，相让一溪流。白石几回度，青山到处留。”
沈安娜由衷地赞道：“想不到你还真博学啊！”
华明之谦虚地说：“我这是临时抱佛脚，现学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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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坦诚，让沈安娜感到很可爱。她像一个小姑娘一样，一边开心地用双脚拍打着清清的溪水，一边好奇地问：“我们认识这么久了，怎么也不和我说说你家的情况？”
华明之微笑着看她一眼，说：“我父亲是个小职员，全家只靠父亲一人的微薄薪水生活，上有老，下有小，一个妹妹，好几个弟弟，经济上很不宽裕。我上中学时，学习成绩很好。爸爸让我上南洋高商，为的是职业高中一毕业，即可找工作，帮助爸爸分担家庭负担。在南洋高商，我经常考全年级第一名，学校给我免了部分学费，爸爸给我的奖励是，单独带我出去吃一碗上海鳝糊面。这对我来说，是很开心的事。吃面的时候我闷着头，狼吞虎咽，爸爸就拍一下我的后背说：‘吃饭要有吃相！做人要挺直了腰板！’爸爸的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后来我再考了好成绩，吃不起鳝糊面了，爸爸就给我买一碗雪里蕻肉丝面，也很好吃的，吃得我肚皮都胀了。到毕业前夕，因为参加革命活动，读书的时间少了，成绩下降，考不到第一名，拿不到奖学金，也吃不上鳝糊面和肉丝面了。”
沈安娜听了哈哈大笑：“想不到你那么馋面！”
华明之一听沈安娜说他“馋面”，还以为是说他“缠绵”呢，就笑着对沈安娜说：“我哪有你缠绵？”
这正是双方在用谐音传达爱意呢！沈安娜开心地笑了，脸上露出一对酒窝儿，笑得更甜，更迷人。在这风景如画的山水中，他们暂时放松了紧绷的神经，忘记了生活中的艰难困苦。
这时，沈安娜看到自己有点变形的双脚，感慨地说：“如果当时我不反抗裹脚的话，我就是个小脚女人了，也见不到你这位好同学了！”
华明之看着她的脚，鼓励她说：“反对封建礼教，就是要把广大妇女从社会的最底层解放出来。你看你现在，不但不用再裹脚了，还到上海上了高中。”他贴在沈安娜的耳边悄悄地说，“还接受党组织的派遣，到国民党政府机关里当公务员，实际上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彻底推翻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就像孙中山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溪水从他们的脚下流过，沈安娜觉得，华明之的话也像这溪水一样，流进她的心里。
洗完脚，华明之掏出手帕要给她擦脚，沈安娜不好意思，要用自己的手帕擦，华明之坚持要给她擦，两人将手帕推来推去。说来也巧，正在这时，沈安娜在省政府的几个同事也来此游玩，意外地看见了那亲热的一幕。沈安娜大方地向他们介绍：“这是我的同学。”
同事开玩笑问：“是你的男朋友吧？”
那时称“男朋友”即是恋爱对象。沈安娜笑而不答。
同事走后，华明之问沈安娜：“你刚才对同事介绍我是你的什么人？”
沈安娜很自然地说：“同学。难道我介绍错了？”
华明之狡黠地一笑：“不，我是说你同事问我是你的什么人？”
沈安娜知道他是明知故问，还是很坦然地说：“难道你没有听见人家问是不是我的男朋友？”
华明之高兴地说：“我非常愿意做你的男朋友！你呢？”
沈安娜仍然笑而不答。华明之的话在她的心中，激起了感情的涟漪。在秀丽的湖光山色之间，纯真、美好的爱情之花在两个有着共同人生目标的热血青年心中悄然绽放。与一般年轻人的爱情不同的是，他们这爱情的“催化剂”，是充满风险的秘密情报工作。
过了一会儿，沈安娜说：“我要带你去见见我的科长、干娘。以后你就以看望女朋友的名义来看我，不是更方便么？”
华明之高兴地说：“好！”这等于是姑娘已经答应做他的女朋友了。
我所知道的沈安娜（18）
西子湖畔的爱情之花（3）
九溪十八涧的游人很少，溪边的树木非常茂密，一丛灌木后面有一个天然的石桌石凳，是个情侣歇息的好去处。华明之看看天，对沈安娜说：“饿了吧？我们到那边歇会儿，吃点东西吧？”
沈安娜朝那树丛看了一眼，点点头。
华明之拉着她的手走过去，从肩上卸下装食物的挎包，并没有马上吃午餐，而是一把将安娜揽入了怀中。安娜没有反对，仿佛这是她意料中的事情，或者说是她期待中的事情。两颗年轻的心在激烈地跳动，似乎整个山涧都在回荡着心跳的声音。
认识这么久了，以前他们最亲昵的动作只是互相拉一下手。现在，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表明了他们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安娜把脸贴在明之的胸膛上，感到他的胸膛好宽好宽，让她觉得特别安稳踏实。
“安娜。”明之在她耳边轻声叫道。
“嗯？”安娜仰起脸看着明之。
“笑一下。”明之微笑着说。
安娜甜蜜地笑了，然后问道：“为什么要我笑？”
明之低头在她的脸上吻了一下，说：“知道么，我第一次见到你，看到你脸上的酒窝，我的心就醉了。”
安娜好奇地问：“真的？”
“真的。”明之说。这句话不是在她的耳边说的，是对着她的朱唇说的。她觉得这声音顺着她的嘴进入了她的心。
紧紧的拥抱，甜蜜的亲吻，让从未经历过这种体验的安娜产生了一种幸福的眩晕。恋爱真好！安娜悄悄在心里说，这辈子就托付给这个男人了！
从“九溪十八涧”回到市区，沈安娜就和华明之带着点心去了薛科长家，沈安娜大大方方地介绍说：“这是我的男朋友，华明之。”并让华明之称科长夫妇为“伯父、伯母”。
薛科长夫妇满意地说：“华先生是位书生，与沈小姐很般配。”
此后，华明之根据王学文指示，常去杭州，以看望恋人为名，指导和协助沈安娜的秘密情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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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段时间，华明之向舒曰信提出申请：“我准备与安娜结婚。”
舒曰信和沈伊娜很高兴，他们认为华明之和沈安娜的感情已经成熟，没有意见，但是还要向王学文汇报。
王学文听了也很高兴，说：“安娜性格外向胆大，明之内向稳重，他们俩是对好搭档。明之已经是党员，在上海也做过一些地下工作，有一定经验。明之负责上传下达，负责协助掩护，二人互相配合，是个很好的夫妻组。”
王学文批准华明之和沈安娜结婚，并指示：华明之可以结束在上海的情报工作，在杭州找一掩护职业，今后定居在杭州，专门负责指导和帮助沈安娜。定期以回上海探望父母为名，把情报送到上海，同时接受组织的指示。
1935年秋，在一个金风送爽的日子里，华明之和沈安娜在上海举行了婚礼。两人相依为命，并肩携手，走上了一条充满荆棘和坎坷的人生道路。他们互爱、互敬、互勉、互慰、互让、互谅、互助、互学，共同走过了半个多世纪。1989年9月，他们获得了由全国妇联组织的百对金婚佳侣评选荣誉奖。
为纪念这个有意义的日子，沈安娜和华明之还共同赋诗《金婚述怀》一首：
同窗又添战友情，
结侣转瞬五十春。
互助合作探虎穴，
生死与共海誓盟。
竭尽绵薄献我力，
深受培育感党恩。
桑榆自当保晚节，
半点余热一片心。
华明之和沈安娜结婚后，就辞去在上海国际无线电台的工作，到杭州寻找“掩护职业”，经考试录取在浙赣铁路局任会计。这样，他们就一起在杭州生活、工作了。
我所知道的沈安娜（19）
“一定要与党组织保持好联系”
自从有了华明之在身边，沈安娜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像一条在汪洋中漂泊的小船，终于靠上了码头。华明之就是她的坚实的码头，再也不怕惊涛骇浪的袭击了。他们有了自己的家。在只有两个人的环境中，做秘密工作就很方便了。
过去沈安娜获取情报之后，要自己整理、密藏，现在她只需把情报素材拿回来，其他的事会由华明之接着做。他细心地把有情报价值的内容从各种文件中摘编出来，密藏好。沈安娜第一次看他摘编和密藏情报时，十分惊喜地发现，华明之的提炼能力很强，文字工夫很深，她提供的材料，经他归纳梳理，就会成为一份要点明确、逻辑清晰的情报资料；华明之的手指很长，很灵巧，一张写满蝇头小字的情报纸，他三折两卷，就成了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纸头或纸卷儿，往火柴盒或者毛笔杆中一藏，很难被别人发现。华明之还会画画、写美术字，会用很多的花样包书皮，还能用纸叠出很多很多的小动物。沈安娜对丈夫的工作能力和生活情趣十分欣赏，也十分佩服。
由于他们的工作性质所限，不便与外界有太多的交往，每天下了班，他们就在二人的小世界里找事情做。有时沈安娜就坐在丈夫的对面，或伏在他的肩头，看着他纤长的手指灵巧地翻飞，做出各式各样的手工作品来。
在华明之和沈安娜结婚不久的1935年秋天，沈安娜突然接到姐姐伊娜发自上海的一封信。暗语的意思是：沈回上海一趟。
沈安娜和华明之都感到有点奇怪。
沈安娜对华明之说：“舅舅已经定了，有情报由你送；有指示，由你告诉我。怎么又叫我回上海了？”
华明之想了想说：“那是正常情况下的规定。现在可能是有非正常的情况。组织要你去，你就去吧。现在风声很紧，你要小心。”
沈安娜说：“我胸前别着浙江省政府的徽章，不带任何材料。路上只要防流氓，别的不要紧。”
沈安娜向薛科长打了招呼，说家里有事，星期日要回一趟上海。薛科长也没多问，就同意了。
华明之把沈安娜送上火车，反复嘱咐她多加小心。这还是他们结婚后，沈安娜第一次单独出远门，又是在“非正常的情况”下去上海，华明之自然不放心。
沈安娜说：“我办完事就回来。不会有事的。”
从杭州到上海的火车要开半天。沈安娜买了一张报纸，找了个空位坐下，展开报纸看起来。
当时的形势，正如华明之所说，“风声很紧”。近一两年，凡有共产党“机关”被国民党特务破获，过不了几天，甚至在第二天就会登报，也许是他们想展示“功绩”，也许是想用“杀一儆百”的方法威胁共产党和革命者。沈安娜从报上看到过一些“共党分子”的“自首声明”。这种“自首”有真有假。共产党员中确有少数“软骨头”自首叛变，也有的是特务机关使用的“离间计”。这种真真假假的把戏，舒曰信和华明之以前都跟沈安娜说过，她也没往心里去。
突然，报上的一则消息映入沈安娜眼帘：共党中央机关下属数十处被破坏，数十名共党头目被抓获，还有×××等数人被判死刑……
这样的消息，要比那种“自首声明”之类的把戏更真实，更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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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正是秋天，天气已有些凉意。而报纸上的消息，如同一股寒风迎面扑来，不禁使沈安娜有些不寒而栗。难道此次上海之行，真的会有什么不测？好不容易挨到火车抵达上海，沈安娜急忙去见姐姐和姐夫。
走进她熟悉的那个亭子间，只见姐夫舒曰信一人在家，而且他的脸色很不好，屋里也有些凌乱。显然女主人已有多日不在家了。
“阿姐呢？”沈安娜有些紧张地问道。
舒曰信神情倒还平和，他让沈安娜坐下，直截了当地告诉她让她到上海来的原因。
“舅舅调离上海了，把我们这一摊工作交给一位新领导‘小张’。伊娜正在为这位新领导‘住机关’，在法租界的××公寓。‘小张’很重视你的工作，叫我们通知你回来，他要见见你。大概是‘舅舅’或者‘舅舅’的上级交代的吧。”
沈安娜一听是这么回事，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你赶快过去吧。路上要小心。”舒曰信催促道。
沈安娜明白，“小张”肯定是个假名，但她遵照地下工作的规矩，一句多余的话也没问，抬脚就走，径直去了法租界的××公寓。
沈伊娜早就做好了晚饭，正焦急地等待妹妹的到来。见了安娜，这才轻舒一口气，对她说：“新领导‘小张’是广东人，你叫他‘阿哥’就行了。”
姐妹俩正说着，“小张”回来了。他见了沈安娜，紧紧地和她握手。沈伊娜张罗着三人吃晚饭。
沈安娜一边吃饭一边汇报工作。“小张”听了很高兴，鼓励她说：“你的工作很有成绩。岗位很重要，是‘老李’埋下的‘种子’。你还很年轻，组织对你寄予期望。相信你以后一定会发挥更大作用。”
接着，他又严肃地说：“现在风声很紧，一些人被捕了，一些人被杀了，一些人叛变了，一些人脱党了。但是共产党人是斩不尽、杀不绝的。前人倒下了，后人一定会跟上。当然我也有可能被捕，被杀，但是你要相信，肯定会有‘后来人’，党组织肯定不会垮。有党在，我们一定会打败反动派！只是现在我们不做无谓的牺牲。上级撤离时交代，骨干要疏散到外地，你和明之已在杭州，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千万注意保密。在你们这一摊工作中，你和华明之仍由舒曰信和伊娜联络。你们一定要与党组织保持好联系。万一断了，要等着组织来找，或者主动找组织。千万不能长期断了！”
新领导的一席话，给了沈安娜勇气和力量。她牢牢记住了“要与党组织保持好联系”的话。后来，到了1936年，沈安娜和华明之才从舒曰信和沈伊娜口中得知，“小张”在见了沈安娜后不到两个月，就被特务抓走了。接着，又有一位新领导接替。他继续“老李”和“小张”的做法，仍通过舒曰信和沈伊娜领导、联系沈安娜和华明之的工作。
舒曰信没说继“小张”之后“新领导”的名字，沈安娜和华明之也不好问。很久以后才听舒曰信说了一句：“他领导我们这一摊，时间还不短呢！”
新中国成立后的很多年，沈安娜和华明之都不知道“小张”和那位“新领导”的姓名，更不知道这个特殊的“秘密组织”就是“中央特科”。
直到1981年11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召开“中央特科党史专题座谈会”，有关单位指名要沈安娜从上海到北京出席这个座谈会。自此以后，沈安娜和华明之才逐渐知道，“小张”和“新领导”是当年中央特科的最后两名负责人。“小张”的真名叫邱吉夫。1935年秋，王学文根据王世英的指示辗转去香港，王世英作为当时中央特科的负责人，带领一部分同志撤离上海去了天津。留在上海的情报工作由邱吉夫负责。不久，邱吉夫被抓，舒曰信和沈伊娜所说的“新领导”就是徐强。他的爱人李云还直接领导过沈伊娜。徐强和李云在党组织连连遭破坏的情况下，面对残酷的白色恐怖，前赴后继，继续留在上海做秘密工作，为党做出了重要贡献。
20岁时的沈安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