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想沙龙·第二期】红色书刊的海外传播：经验与教训

开始时间: 6月26日 周六 15:00
结束时间: 6月26日 周六 17:00

讲演题目：

红色书刊的海外传播：经验与教训

何明星先生以故事的形式娓娓道来，讲述红色书刊在日本、印度、非洲……等国家的传播，以及种种现象引发的思考。

现场或许有神秘的点评嘉宾出现

时间：2010年6月26号下午3点

演讲1.5小时，提问互动0.5小时，每位提问者将获得出版社的赠书一本，现场也将有书销售。

简介

何明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长期致力于出版文化研究，曾有三十几篇论文，被《新华文摘》、《新闻与传播》（人大复印资料）、《出版发行研究》等期刊发表或转载，并在《出版人》《出版营销》等杂志常年开设专栏。著有出版文化史专著《著述与宗族—清人文集编刻方式的社会学考察》（中华书局，2007年9月）一书。

内容简介

　　本书用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以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的发展历程为立足点；以翔实的数据、资料，描绘了一幅中国书刊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西欧、北美、苏俄和东欧地区发行传播的全景图，并用传播学的理论视角对60年来中国书刊在海外传播的文化特征、传播效果、经验教训给予了分析和总结。
　　历史总会对未来指明方向。未来中国书刊该如何“走出去”？怎样做才能走得更远？中华文化如何才能对世界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可供参考的路径，都在曾经的历史印迹之中。

推荐

毛泽东著作在世界的传播

——“红色世纪”留给当代中国的巨大文化遗产（何明星）

2008年11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古巴访问，古巴的现任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唱起了《东方红》，作为表达对中国最高领导人到访的敬意。这一当代国人久违的旋律，令很多青年人诧异：为什么古巴的领导人会唱这支“老掉牙”的歌儿？中国有那么多好听的歌儿怎么不会唱？

其实，这是上一个世纪——红色的二十世纪留给今天中国最伟大的文化遗产。无论后人如何评价，毛泽东都是20世纪中国给世界影响最大的历史人物。毛泽东没有踏入非洲、拉丁美洲一步，但毛泽东思想却在这些地方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毛泽东著作有组织的出版和有系统、有计划的发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9——1978年的29年时间，是新中国以突破当时外部世界“政治、经济封锁”为目标的而进行的有组织、有系统、有步骤的文化输出时期。当时的亚（现中东地区）、非、拉是侧重点，新中国成为这些地区一些国家、地区争取民族独立的榜样，因此蕴含“中国经验”的毛泽东著作首当其冲成为中国图书输出的大宗产品。据方厚枢先生的《毛泽东出版纪事》记载，1949年10月1日建国后即组建国际新闻局，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等机构专门承担翻译出版《毛泽东选集》外文版的工作，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中国国际书店（今中国图书贸易总公司）承担专业对外发行工作，并由中央直接领导。中国国际书店自1952年至1967年9月止，共对外发行毛泽东著作11624171册；截至1967年10月止，世界各国以65种文字翻译出版毛泽东著作共853种，其中《选集》48种，单篇本、文集、汇编本、语录等805种。有54个国家与地区翻译出版毛泽东著作，有39个国家与地区在报刊上发表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诗词》；有20个国家以20种文字翻译出版《毛泽东语录》，共有35种版本。毛泽东著作成为20世纪中国出版最多、发行量最大的图书。

半个世纪的文化传播结出了丰富的果实。毛泽东著作曾经在中东、非洲、拉丁美洲很畅销，许多国家的普通人都知道毛泽东这个名字。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等思想成为世界许多国家摆脱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和经济自给的理论之一。应该说，毛泽东著作的对外传播，是自明末西方传教士传播中国文化开始至今，近400多年间中国文化向世界传播历史中主动传播的第一次。今天重新回顾那并不久远的一段历史，总结取得的经验和教训，对二十一世纪中国不仅要成为经济大国，还要建成文化大国的路径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中苏两党蜜月期，斯大林首先提出翻译《毛泽东选集》

把毛泽东思想向世界传播，早在二十世纪的20年代就开始了，那时还是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1927年5月27日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就用俄文发表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48年斯大林提出要翻译《毛泽东选集》，并派出理论家尤金来到中国。中国由陈伯达、田家英整理中文稿，师哲组织负责中文译成俄文工作。在编译的过程中，尤金向斯大林推荐了《实践论》、《矛盾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斯大林最早阅读了毛泽东的《实践论》，之后便交给苏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该刊在1950年12月（总23期）发表，同年12月23日，《真理报》全文转载（史料见马祖毅的《汉籍外译史》，湖北教育出版社，第97——98页）。此后，毛泽东的其他著作逐步被介绍到苏联，当时有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就是中苏关系处于兄弟加同志的时期，因此斯大林提出翻译中共领导人著作，并不稀奇。

　　英国劳伦斯出版公司英文版《毛选》，首印1万2千册

有组织的大规模向外发行毛泽东著作，是在属于建国以后。据方厚枢先生《毛泽东著作出版纪事》中记载，在1949年10月1日建国后，国际新闻局即以“外文出版社”的名义出版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当时师哲任外文出版社社长，第一本是用英、法、德、印度尼西亚、阿拉伯文出版的《论人民民主专政》。

　　在刚刚组建不久的专门对外机构——中国国际书店，1950年的工作任务中就提出，中国要“输出自己的出版物，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介绍到外国去，特别要介绍给东西方被压迫民族”。经刘少奇批准，1953年5月25日中国国际书店经理邵公文与英国劳伦斯出版公司代表汤姆斯·罗素签订在英国出版《毛泽东选集》英文本的协议，这是中国建国后第一本委托翻译出版的书籍。英国劳伦斯出版公司是英国共产党所属的出版社，在新中国建国之初，毛泽东著作的主要发行对象就是世界各国共产党、左派团体等书店和会员。

协议议定，中国国际书店（甲方）将《毛泽东选集》的正式英译本在英国出版与普遍发行的全部权利赋予劳伦斯出版公司（乙方）。双方同意，《毛泽东选集》英文本卷数及各卷内容与莫斯科外国书籍出版社出版的俄文版保持一致。乙方负责制作各卷初版纸型，其所有权在合同有效期满后仍归甲方。乙方交付甲方的版权税，按销售册数的每本零售价10％计算。本合同自签字之日起有效期为三年，期满后经双方同意可续订。

劳伦斯出版公司在英国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英文本(1—3卷)分为4册，于1956年出版后，第1版印12000册，主要面向欧洲大陆以及英语国家发行。此后该出版公司一直下设“中国书店”，发行各种中国杂志和图书，如12种文版的《中国画报》，在1957年能够每期发行26万册，英、法、日三种文版的《人民中国》能够每期发行6万册，英文版《中国建设》每期发行59000册，与中国合作长达三十年时间。

　　1952年，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曾在日本发行30万册

在近邻日本，与刚刚组建的新中国一直保持联系的是日本共产党等左翼组织。据马祖毅的《汉籍外译史》记载，日本在1952年就陆续出版了几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1-3卷，其中单行本《实践论》《矛盾论》印数达到30万册。1957年《人民日报》刊载了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文后，同年8月日本的《中央公论》就刊载了由亚细亚通讯社翻译、竹内实校阅的全文。

日本共产党等左翼组织成立了“毛泽东选集编译委员会”，在1962年6月以上、下册出版了日文版《毛泽东选集》第4卷，7000册首印，仅一个月时间便抢购一空。从1970年到1972年，日本毛泽东文献研究会编辑出版了10卷本《毛泽东集》，总共收录了毛泽东1907年至1949年10月1日著作427篇，以后又以《补卷》、《别卷》收集了《毛泽东集》以外毛泽东少年时代到1949年出版的文章、著作500多篇。这套庞大的文献资料，一直到1986年由日本苍苍出版社出版，20卷，收入毛泽东文稿1132篇，计3659页，约349万7千字，是外国学者编辑收篇最多、编辑最系统的一个版本。

　　伊拉克、叙利亚分别出版阿拉伯文版《毛选》，畅销中东地区

改革开放之后的1989年，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曾经专门组织一些文章回忆录，来纪念中国国际书店成立40周年。屠琳芳、景连如两位同志曾长期从事中东地区的图书发行工作，据两位回忆文章记载（见《中国国际图书总公司40周年纪念文集》第69页），中国图书尤其是毛泽东著作在中东地区的发行，经过1952——1954年的初创期，从1955——1961开始起步，到1962——1966年有了大步发展。可以说，六、七十年代是最辉煌期。

经销量最大的是伊拉克的巴格达出版社、莫珊那书店，其中莫珊那书店是伊拉克历史最悠久的书店。当时伊拉克政府积极谋求摆脱西方控制，因此大量需求中国取得独立胜利的经验，他们组织学者翻译、选译毛泽东的一些著作，1958年的发行量为9万册，到1959年达到33万册，1955——1961年累计发行超过50多万册。

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出版社，经理艾迪卜·东巴基三次访问中国，组织学者翻译阿拉伯文版《毛泽东选集》1-3卷，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多种，此外还有《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十几种图书，并把中国图书发行到沙特、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等国家和地区。大马士革出版社与中国合作长达三十多年，迄今仍是中国图书在阿拉伯地区的转运中心。

埃及的民族出版发行公司、和平书店、环球书店等此间也积极发行中国图书，尤其是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中国坚定地站在埃及一边，支持埃及收回运河主权，因此带动中国出版物在埃及的巨大增长，从1955年的不足1000册，到了1957年就猛增到21万册。

但不久后的1958年，埃及与叙利亚组成阿联，由于阿联当局在国内掀起反共浪潮，毛泽东著作的发行受到限制和禁止。两个地区扣留《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一书的阿、英、法三种文版6000册，曾长期经销中国图书的民族出版发行公司、和平书店被查封，负责人被捕。此时黎巴嫩长期从事中国图书的法拉比书店也大量退货。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著作成为非洲大陆的“超级畅销书”

据《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40 周年大事记》记载，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非洲许多国家自觉把中国当作取得民族独立、摆脱殖民统治的榜样，学习中国的经验成为许多非洲政治家的首选，因此对毛泽东著作的需求在非洲最大。1960年，中央外事小组在制定外宣工作规划进一步提出：为了适应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需要，要大大加强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要集中力量出好《毛泽东选集》的英、法、西、日等外文版，积极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日本等地区和国家推广发行。1962年在《关于改进外文书刊对外发行工作的报告》中进一步把以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发行确定为基本政策，“通过发行书刊向全世界宣传毛泽东思想。出口总方针是配合国际革命运动的发展，经常地、系统地、千方百计地而又稳步地向全世界特别是亚非拉地区发行我国书刊，首先是外文书刊，以毛泽东著作以及其他政治性书刊为主”（资料详见《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40周年大事记》第47页、58页）。因此，到了六十年代后期，中国国际书店发行国家名单中大量增加了非洲大陆国家：

埃塞俄比亚、突尼斯、塞内加尔、喀麦隆、塞拉利昂、苏丹、索马里、象牙海岸、乌干达、坦桑尼亚、尼日利亚、摩洛哥、加纳、贝宁、马达加斯加、索马里、尼日尔等国家和地区，几乎包含了整个非洲大陆。

　　其中埃塞俄比亚、贝宁、马达加斯加、加纳等几个国家曾由政府领导人发出号召，向中国人民学习，学习中国取得革命胜利的经验。因此，毛泽东著作在这些国家大受欢迎，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实践论》、《矛盾论》在一些国家几乎人手一册。

马达加斯加把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作为中学生阅读辅助教材，学校成批购买；一些学校经常开办中国问题讲座。毛泽东著作60年代在非洲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贝宁的一些国营公司还曾在1975——1978年三年间订购中国图书20多万册，主要用于干部教育和学习用的政治书籍。

最为突出的是埃塞俄比亚，一切向中国学习是政府当时的基本策略，1962——1966年订购中国图书累计97万册，其中大量是毛泽东的著作。该国的人民书店曾来信称：“你们的图书，像刚出炉的面包，供不应求……”。其中“埃塞俄比亚图书文具店”长期以来是中国国际图书进出口公司的代理商，合作关系一直保持到改革开放后。1986、1987两年间，仍然订购《邓小平选集》、《周恩来传略》《了解中国》等图书54万多册。

加纳政府在恩克·鲁玛执政时期，曾大力向中国学习，并由“人民书店”、“星书刊社”、“党书店”等单位常年销售中国图书和毛泽东著作。据中国国际图书进出口公司的统计，1962——1966年五年间，中国书刊在加纳的发行量为138万册，坦桑尼亚53万册，尼日利亚85万册，阿尔及利亚64万册，埃及56万册。此时的毛泽东著作，在非洲大陆是名副其实的超级“畅销书”。

中国与非洲大陆的文化交流，在六七十年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图书从此开始进入主流市场，这些都是值得今天的中国文化专业机构充分利用的发行网络。如埃及的“金字塔报发行公司”、阿尔及利亚的“报刊图书发行公司”、摩洛哥的“谢里夫报刊发行公司”、“突尼斯报刊发行公司”，坦桑尼亚的“每日新闻发行公司”、尼日利亚的“贝鲁大学书店”、加纳的“加纳大学书店”、塞内加尔的“塞内加尔报刊发行公司”、莫桑比克的“莫桑比克图书唱片公司”、喀麦隆的“喀麦隆报刊发行公司”、马达加斯加的“马达加斯加报刊发行公司”等大型国营公司成为中国图书的经销商。一些骨干发行书店，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如埃及的“瓦依世界书店”、马达加斯加的“东方书店”、“综合书店”、毛里求斯的“学生书店”、埃塞俄比亚的图书文具店、加纳的“莱西翁公司”、尼日利亚的“柯达书店”、乌干达的“米梯亚纳书业中心”、坦桑尼亚的“友谊书店”、“卡塞书店”等。这些书店的经理、负责人都是多次访问中国，并成为中国人的忠实朋友。

新中国在非洲大陆有组织、有系统、有步骤地文化传播至今已经结出丰富的果实。在坦桑尼亚、莫桑比克等国家，到处可见“毛泽东大街”、“毛泽东大桥”、“毛泽东村”的命名；在埃塞俄比亚，普通司机知道两个中国人的名字：孔子和毛泽东；卢旺达的国家电台曾常年向全国人民教“汉语问候语”；在刚果（金），街道上的青年人看到中国人就喊“中国，毛主席”；南非总统姆贝基在一些演讲中，经常引用毛主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论断表述自己的观点。最为重要的是，时隔三、四十年后的今天，当时一大批看着中国图书、画报的青年学生已经成长起来，成为这个年轻大陆的主宰者。

1982年，中国国际图书总公司在坦桑尼亚的达雷斯萨拉姆举办博览会时，中国图书展台前经常有一些大人领着孩子前来询问一些当时国内也少见的图书，如《狼牙山五壮士》《海娃的故事》等等，工作人员很奇怪，问到他们是怎么知道这些书的，这些大人告诉说：他们小时候经常看这些书，还读过很多中国画报和其他中国书，并当场背诵出一段毛主席语录证明对中国的了解。

2003年12月26日，前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萨利姆·艾哈迈德，面对前来采访他的新华社记者，拿出了一张珍藏多年的照片，那是1969年，年仅27岁的萨利姆出任坦桑尼亚驻中国大使。他说，“在天安门城楼上，我向毛泽东主席递交了国书。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也是我一生中一个非常难忘的回忆。”从1970年到1980年，身为坦桑尼亚常驻联合国大使，萨利姆为争取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尽了自己的力量。他还指着书柜中全套的《毛泽东选集》说到：毛泽东本人从未到过非洲，可许多非洲兄弟都知道他的名字，这是因为他的思想已融进了中国援助非洲人员的行动中。可以这样说，没有毛泽东思想在理论上的指导和中国在经济上的无私援助，非洲国家在摆脱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解放、获得国家独立和经济自给的道路上将花费更多的时间，付出更多的牺牲，走更多的弯路，这一点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

2006年，在北京成功举行48个非洲国家元首参加的中非合作论坛，这是二十一世纪中国继承“红色世纪”留在非洲大陆文化遗产的开始，但相比上一代中国人在深耕播种所期望的，显然还仅仅是开始。

　　在拉丁美洲，读着毛泽东著作而成长起来了一大批人，包括现任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

王文秀曾经是中国国际书店专门负责拉丁美洲发行工作的老员工，她在中国国际书店成立40 周年的回忆文章中总结到（《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40周年史论集》第94页）：毛泽东著作在拉美地区发行推广，与非洲相近，大体也经历了1952—1961年的初创期、1962—1976年的发展期、1977—1988年的调整期。

　　在初创期，主要是借助拉美国家的共产党、左派书店来合作，如在巴西有共产党所办的胜利出版社、旗帜书店，还有对华友好的法罗比书店、文化交流社等。其中胜利出版社曾组织翻译过葡萄牙文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刘少奇的《论党内斗争》等政治图书。旗帜书店发行西班牙文版《人民画报》每期2500册，是巴西发行最多的一家。

在阿根廷，阿根廷共产党创办的劳太罗出版社、迪尔普莱书店发行最多。迪尔普莱书店也是阿根廷经销中国图书、期刊最多的一家，图书每种3000册，《人民画报》每期3000份。墨西哥共产党创办的人民文化基金社和图书代办社，曾大量发行毛泽东著作，每种订货都在1000册以上，西班牙文版《人民画报》每期2000份，并积极向厄瓜多尔、波多黎各、秘鲁等转口。

乌拉圭共产党所创办的人民联合出版社，曾翻译出版西班牙文版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此外还有《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中国哲学史》、《春蚕集》、《李有才板话》。毛泽东著作每种订货基本在1000册以上，每期发行《人民画报》1100册，儿童读物2500册。

在古巴，1959年推翻独裁政权后，古巴人民社会党所办的古巴书店、新民主同盟所办的光华书店，都积极发行毛泽东著作，由每种2000册至5000册不等，西班牙文版《人民画报》由每期的2000份，到1961年的5000份，不久增加到10000份。《北京周报》西班牙文版创刊后，也曾发行到5000份每期。此一时期是中国书刊在古巴发行的鼎盛时期，1961年在哈瓦那曾举办“中国经济建设成就展览”。

1962—1976年，中国图书在拉丁美洲地区的发行有过很大的起伏，此段历史时期历经中苏关系破裂、中古关系冷淡，尤其是智利、乌拉圭等国发生军事政变，但由于初创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拉美地区的发行仍然取得一些新进展。比如在墨西哥，六十年代主要依靠里纳书店和美洲发行社发行中国书刊。美洲发行社是墨西哥共产主义运动领导小组成员埃梅里·乌洛来所办，在1967年访华时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到了在七十年代上半期，墨中友协和国际补偿公司成为发行毛泽东著作主力，每次订购数量均超过万册，1974年进口中国图书20多万册，其中毛泽东五篇哲学著作8万册。1975年又曾经提出订购30万册，其中《毛主席语录》10万册。

在哥伦比亚，主要是从哥伦比亚共产党退出后另组建的党派所办书店经营。如克拉维尔公司，就是工学农运动领导人阿培亚在1963年4月访华后所建。到了七十年代，发行力量由左翼革命运动组织和由加米洛神父命名的革命组织来担任，由于正值哥伦比亚独立运动期间，各种革命党派、革命组织如雨后春笋，因此对毛泽东著作的需求迅速增长，从首都、省会到偏僻乡村，纷纷来信，要求订购毛泽东著作和各种政治小册子，各类图书由1967年6万多册猛增到1971年的40多万册，期刊由1967年的30多万份猛增到1971年的40多万份。

在智利，六十年代初期，由智利共产党分离出来的斯巴达克派与中国国际书店取得联系，大量发行中国图书。1970年，社会党人阿连德当选总统，当时智利形成了一股学习中国、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智革共、社会党、激进党、左派革命运动等党派纷纷创办书店，一些工人、教师甚至农民都要求发行中国图书。因此，1971年期刊批发量每期达到15125份，订户达到30600份，图书总量为258280册。可惜不久，阿联德政府被推翻，中国书刊遭到查封，一些代销人流亡到国外。

在秘鲁，主要是在1972年胡安贝拉斯科总统取消对华图书禁令以后，中国图书取得长足进展。秘中文协、第三世界出版社、安泰书店、“我们的美洲书店”是中国图书的长期经销户。其中“我们的美洲书店”曾大利翻印毛泽东著作，《人民画报》每期3000份，《中国建设》每期2000份，《北京周报》每期1500份，是秘鲁销售最多的一家书店。

在委内瑞拉，1970年曾在中国新华社工作期满的西班牙文专家维克多．奥乔亚，回国后与人合办东风股份公司，下设东风书店，专销中国书刊，1975年又开设东风画廊经营中国艺术品。奥乔亚积极发行，曾经发行西班牙文版《人民画报》每期达到4000份，《北京周报》3000份，《中国建设》每期2000份。1972年、1975年两次访华，得到中国国际图书公司的支持。时光转到在1992年，根据马祖毅教授的《汉籍外译史》记载，阿根廷一家书店自发翻印西班牙版《毛泽东选集》两卷本，面向拉美各国发行，结果很多书店供不应求，在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就销售1000部之多。委内瑞拉仅有600万人口，而且文盲极多，这样一个销量，应该是畅销书的纪录了。

与非洲不同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对拉美地区以毛泽东著作为主的思想文化输出，表面看来成果不大，比如至今与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有合作的文化书店屈指可数，如哥伦比亚的“新时代书店”、“新文化书店”、“新书书店”；秘鲁有“我们的美洲书店”、“安泰书店”、“拍卖书店”等极少数。但从长远来看，读着毛泽东著作而成长起来了一大批人都成为这个地区的主流，包括今天的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据查韦斯总统亲自主持的委内瑞拉电视台“您好，总统”电视节目资料显示，查韦斯说：“我整个一生都是毛泽东的崇拜者”。他推崇毛泽东关于军民关系的理论，在不同场合提起“军民鱼水情”、“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以及“人民战争”等话语。更令人惊奇的是，他甚至能说出毛主席某段语录出自《毛泽东选集》的第几卷。这表明六七十年代有规模有计划的毛泽东著作出版发行，已经打下了深厚的社会文化与心理基础。

红色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毛泽东著作在世界的发行与传播，今天看来，这是新中国建国后有组织的向世界其它地区、尤其是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地区首次输出自己的文化产品，更是自明末以来至今400多年历史上主动向世界传播中国的第一次。文化输出过程中尽管带有那个时代特有的意识形态色彩，比如浓厚的“反帝”“革命”特征曾带来一些负面作用。毛泽东在1968年就两次批示纠正这种现象：“一般地说，一切外国党（马列主义）的内政，我们不应干涉。他们怎样宣传，是他们的事。我们注意自己的宣传，不应吹的太多，不应说的不适当，使人看起来好像是强加于人的印象”，“不要宣传外国的人民运动是由中国影响的，这样的宣传易为反动派所利用，而不利于人民运动”（《中国国际图书总公司40周年大事记》，第101——102页）。当时对非洲、拉丁美洲的大量文化产品输出，有相当比例是非贸易形式，即便是一些贸易销售，记账式销售也占有很大的分量等等。今天看来尽管存在着许多不足，一些经验和做法也值得深入探讨。但新中国在遥远的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文化输出，依然给当代中国留下了一笔巨大的文化遗产。

首先是为当代中国的文化专业机构开辟了一个遍布世界的中国文化产品发行网络，其次是培育了一大批中国文化的潜在读者群，再次是如此大规模的专业发行，为今天正在逐步走向世界的专业文化出版机构积累了宝贵的对外传播经验。然而最为主要的是，从20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至今，30多年已经过去了，当时的一些青年学生已经成长为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的中流砥柱，毛泽东著作在这些地区的巨大影响，都是“红色世纪”留给今天中国的一笔巨大文化遗产，如何继承并为当代中国成为世界大国服务，显然不是石油、矿山等能源合作合作那样简单，这是摆在今天新一代中国人面前的政治大课题。

（本文发表在《南风窗》2009年2期，发表时有删节）

新中国书刊曾大量发行印度？

（何明星）

中国书刊曾经大量发行印度？这个问题若是问今天的出版人，恐怕大多都是摇头。我若不是写作《新中国书刊海外发行传播60年》一书，也一样是知之甚少。

其实中印之间曾经有过密切的书刊交往，文字记录不见于任何公开出版的史料，而是在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内部的大事记里。这个自1949年12月组建的新中国唯一对外书刊发行机构（1983年之前称为“国际书店”、“中国国际书店”），在1950年至1960年的十年间，曾经把大量新中国书刊发行到印度的大街小巷，创下了一段辉煌的记录。

1950年4月1日，中印两国建交，印度是非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对印度进行第一次正式访问，两国总理在联合声明中发表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10月，印度总理尼赫鲁作为新中国接待的第一位外国政府首脑，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印之间良好的政治关系，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书刊在印度的发行。截至1958年，中国书刊发行量达到150万册，其中图书年批发量达50多万册，期刊批发量60多万份，1959年中国期刊订户达8万份。这一时期中国发行到印度的期刊主要是英文《中国画报》以及一些英文图书。中国图书刊通过印度14个邦的40多家书店建立了书刊贸易联系。除此之外，还和10多家大书商建立了业务关系。作为中国书刊主要的代理商——印度共产党所创办的新德里人民出版社，在14个邦设有分店，西起孟买东到加尔各答，北自阿姆利则南至班加罗尔、马德拉斯各大城市，都有该出版社的分支店，社会基础好，发行力量强，为中国出版物在印度的发行起过重要作用。那时候，在印度社会的上层办公室里，基本都能看到中国出版的英文版刊物《中国画报》，以及一些专门为印度读者出版的印地文、泰米尔文中国读物。

遗憾的是，因为1959年由于西藏少数分裂分子发动叛乱被粉碎，印度在中印边界挑起领土争端，致使两国关系迅速恶化。1962年，中印双方发生大规模边境冲突。自此之后，中国书刊对印度的贸易活动骤然中止，40多家代销关系中断往来，8万多个期刊直接订户全部失掉，专门为印度出版的印地文、泰米尔文图书几乎无法发行。

对于这一段双方互相隔绝的历史，中印双方从业人员，都十分惋惜。董效壁是1953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国际书店，长期从事亚洲出口工作的老职工，一直到1988年退休，他亲身经历了中国与印度关系破裂时的艰难历程。他在1988年的回忆文章中写到：

“在初创期除了少数资商外，我们的出版物主要依靠各国共产党主办的书店来发行，在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印度都是通过各国党办书店PPH（Peop1e ’e Pub1ishing House）人民出版社来发行我国书刊的。印度的人民出版社多达九家，它们分布在西起孟买东到加尔各答，北自阿姆利则南至班加罗尔、马德拉斯，各大城市无不设有该城市的分支店，社会基础好，发行能力强，为我国出版物在该国的发行起过重要作用。在政治形势动荡的情况下，这些同业先后与我们中断往来。印度政府更明令禁止我国书刊进口，使我国出版物对印度出口一落千丈，对其他国家的发行也面临同样的局面。

……
中印边境武装冲突发生后，许多同业通知我们停止发货，断绝往来，甚至对我们进行谩骂，但我们也收到过这样一封电报，电文如下：‘不幸的冲突，引起可怕的民族仇恨，请停止发货’。该电是印度当班书店系统中仅次于新德里人民出版社的民族书店（Nationa1 Book House）发来的，该店位于加尔各答，总经理是巴苏（S.Basu），思想进步，能力很强，对我国一向很友好。…这封电报经不少同志看过，都认为电文值得推敲，确实有些不同。看来，这封电报与其说是通知我们停发货，不如说是该店为了避免当局的迫害而采取的一种权宜措施，以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十年动乱结束后，当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中印关系稍有松动，第一个与我恢复书刊贸易关系的就是这位巴苏先生。

另外一家位于新德里南部坎普尔（Kanpur）的潮流书店（Current Book Depot） 不仅未要求停止发货，反而要我继续发货，只是要求我们少发一些。这家书店的老板曾对我有关人士说：‘只要能收到中国寄来的一本书，我就可以翻印’。同时，印度仍有少数读者来函订购我国书刊。当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满足这些人的要求，只是成效不大。例如，我们通过第三国将书刊寄给印度读者，尽管封套上贴有第三国邮票，仍被印度海关退回我店”。

在印度方面，曾经亲身经历中印文化交流相互隔绝20多年的印度新书中心职员斯瓦奔·幕克霍帕德里亚（S wapan·Mukhopadhyay）,在1988年也深有感触地写道：
“中国现在正实行开放政策以及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在熟练的处理当前矛盾方面不受旧体制的束缚，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更注重生动的实践。这一点我们通过国图公司现在发行的书刊中得到了解，并在讨论中加深了认识。我们之间的合作是同历史和未来紧密相连的。
1951年，也是国图公司成立后的两年，加尔各答的国家图书发行局（NBA）和孟买的人民出版社通过发行国图公司的出版物担负起在印度社会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责任。1962年是中印边界冲突处于极端严重的时刻，它深刻反映了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尖锐矛盾。在那些日子，没有人能从中国进口图书，那时，我们一些献身于印度人民事业的老同志遭受很大打击。1967年，在纳萨巴里农民运动期间，国图公司的书刊从历史和现实中阐明群众路线观点帮助了我们。……那时，中国书刊在印度的发行不是由任何书商，而是由我们的一些同志从尼泊尔转送进来的……1976年，印度新书中心作为国图公司的代理商，在印发行除《北京周报》以外的所有图书和期刊。现在，新德里图书中心、新世纪书店（马德拉斯）正与印度新书中心等一些书店一起在全印发行国图公司的出版物并发挥着作用”（参见何明星的《新中国书刊海外发行传播60年》，中国书籍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

中印之间这种急速降到冰点的国际关系一直到1976年后才开始恢复，互派大使，并逐步开展文化交流。根据国图公司的大事记，恢复文化交流的第一项是1980年3月，国际书店参加印度新德里举办的第四届国际书展，这是1962年两国中断外交关系之后，中国图书、期刊第一次在新德里展出，得到印度政府的高度重视。中国国际书店的新德里书展，既是一次文化行为，同时又带有一定的政治意义。时任印度总理的甘地夫人亲自来到中国展台参观，并接受了中国国际书店的赠书。通过这次书展，在1950——1961年第一个十年建立的书刊贸易渠道又开始恢复联系，比如阿莱德公司、柯莫斯书店、星出版社，新建立联系的有全印度图书供应公司等等。

在中国全面走上改革开放道路的新时期，中国与印度的书刊交流呈现了与前三十年完全不同的情形。主要表现在图书期刊艺术品的展览、展销活动大幅增加，并成为拓展印度中国书刊发行传播网的主要手段。比如继1980年第一次书展之后，1982年国际书店又派员参加第5届新德里国际书展，这次展出的图书、期刊更多、更全，获得了印度主办方颁发的外国展台一等奖。


中国国际书店在此次展出的中国科普读物，尤其是一些教科书受到印度读者的欢迎。印度政府把中国历史作为高等学校的选修课，一些英文版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受到印度人民的喜爱。与第一个十年有些相同的是，反映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发展的书刊得到印度知识界、文化界的高度关注，尤其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整个社会的发展速度十分吃惊。同作为发展中国家，印度对中国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十分关注。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印交往更加频繁。比如1990年8月，国图公司邀请印度新德里、马德拉斯两家印度共产党所属书店经理皮莱、摩尔瑅先生来访；1992年2月1日至9日，国图公司派人参加在印度新德里举办的第10届世界图书博览会；1994年2月又参加新德里举办的第11届世界图书博览会，此次中国展台共设13展架，约40平方米，展出图书747种，5300多册图书。同时展出藏文图书100多册、109种艺术品；1995年4月17日，国图公司邀请老同业印度潮流书店经理阿坎丹夫妇应邀来访，就在印度继续扩大期刊征订、转发和推动整个图书发行问题会谈；1999年11月，印度UBS出版物发行公司经理Amrit Sharma来访，该公司是国图公司新时期在印度的主要发行代理商，也是中国藏文图书的主要客户。Amrit Sharma还在本次访问中订购了1452册藏文图书订单；2001年5月印度共产党人民出版社负责人Shameen Faizee对国图公司进行业务访问；到了2002年，国图公司与印度往来达到5次，如2月份，国图公司专门派出财务部、业务部等人员共同到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考察，催收以往旧款，并同时寻找新渠道、新的代理商；11月，印度出版物进出口公司Sharman经理就《大藏经》供货问题会谈、印度出版物进出口公司Sharman经理就印度期刊、学术图书在中国发行问题等访问国图公司。

总结中印两国书刊交往的历史可以发现，在1978年之前，中印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是最主要的推动力量。1978年后至今天，书刊交流互动逐步深化，开始由前三十年单纯的实物输出到尝试图书出版合作、以进带出等方面的探索，文化交往中的政治影响日渐变小，经济因素逐渐增大。

但不可忽视的是，中印之间的书刊交流，数量比之1950至1960年的十年少很多，同时相比中国书刊在欧美地区的输出数量、交往频次以及在资本层面上的股权收购、合资合作的力度，也显得力度不够。

近几年，中国在非洲、拉美等地区出现了经贸发展与“文化软实力”建设严重不对称的现象，在印度这个南亚最大的国家同样陷入中国文化影响薄弱的困境。以华为公司为例，根据商务部网站公布的资料，自1999年进入印度电信市场以来，2005年站稳脚跟，2006、2007年销售额分别为2亿和6亿美元，2008年华为公司在无线、光纤网络、核心网、数字通讯、微波等领域全面突破印度市场，先后与Re1iance电信、Airte1、BSN1、TATA电信等主流运营商签订了包括GSM、CDMA在内的设备及服务合同大单，签订合同总额逾20亿美元，实现销售额13亿美元，取得历史性的突破。华为印度公司的雇佣员工数量已经超过1000人。但中国电信行业在印度的高歌猛进，却屡屡受到印度媒体、印度舆论的批评和负面影响，以至于严重影响华为公司在一些项目上的招投标，凸现中国新时期文化“软实力”建设在南亚地区的严重不足。这背后不能说与新时期中国新闻出版业与印度交流的密度、频次大幅降低没有关系。中国图书出版，如何在文化层面上给予未来中国经贸发展以强有力支持和保障，是一个迫在眉睫的现实重任。

（本文曾在2010-1-28《中华读书报》发表，发表时有删节）

目录

序言 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程曼丽教授
导论
第一章、新中国书刊在亚洲及日本的发行传播60年
第一节、亚洲诸国的历史背景
第二节、新中国书刊在亚洲传播的第一阶段（1949—1960）
一、新中国书刊在朝鲜、越南、蒙古的发行
二、新中国书刊在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缅甸等南亚国家
三、新中国书刊在印度尼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
第三节、新中国书刊在亚洲发行的第二阶段（1961——1977）
第四节、新中国书刊在亚洲发行的第三阶段（1978—2009）
一、新时期中国书刊在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南亚国家
二、新时期中国书刊在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
三、中国书刊在东南亚的新挑战
四、新时期中国书刊在韩国的发行
1、中国书刊在韩国的传播历程（1988—2009）
2、中国书刊在韩国的影响力
第五节、新中国书刊在日本发行传播60年
一、新中国书刊在日本发行传播的第一阶段（1950——1972）
二、新中国书刊在日本发行传播的第二阶段（1972——1988）
三、新中国书刊在日本发行传播的新时期（1989——2009）
四、新中国书刊在日本60年传播效果
第六节、新中国书刊在亚洲发行的特点——悠久历史传统上的新枝叶
第二章、新中国书刊在中东、非洲地区发行传播60年
第一节、中东、非洲的历史概况
第二节、新中国书刊在中东、非洲发行传播的前30年（1949—1978）
第三节、新中国书刊在中东、非洲发行传播的后30年（1978——2009）
一、渠道的调整（1978——1999）
二、出版物内容的转变（1978——1999）
三、经营方式的转变 错误！
四、政治、经贸蓬勃发展而书刊往来相对沉默的新世纪（2000——2009）
第三章 、新中国书刊在拉丁美洲发行传播60年
第一节、拉丁美洲的历史概况
第二节、新中国书刊在拉丁美洲的第一阶段（1952—1961）
第二节、新中国书刊在拉丁美洲的第二阶段（1962—1977）
第三节、新中国书刊在拉丁美洲的新时期（1978——1988）
第四节、中国与拉美文化交流的新时期（1988——2009）
一、与跨越式发展的中拉经贸关系相比，书刊交流滞后
二、新世纪中国在拉美的艰巨挑战
第四章、新中国书刊在西欧、北美发行传播60年
第一节、新中国书刊在北美、西欧发行的第一阶段（1950——1962）
第二节、新中国书刊在北美、西欧发行传播的第二阶段（1963——1977）
第三节、在北美、欧洲发行传播的调整期（1978—1999）
一、发行品种的调整
二、曾经业务的恢复与新市场开发
三、经营机制的改革
四、渠道的调整与新生
1、友好团体主办的中小书店（包括华侨书店）
2、北美、西欧地区各国共产党、左派团体所办的图书发行机构
3、友协系统的中国书刊代销网络
4、北美、西欧地区的大中型批发商
5、北美、西欧地区的个人代销户
第四节、中国书刊发行传播的新世纪（2000——2009）
一、中国书刊发行传播的多元化、多样化和国际化
二、中国书刊在欧洲、北美等西方文化核心区的传播重任
第五章、新中国书刊在苏俄、东欧地区发行传播60年
第一节、新中国与前苏联、东欧地区的书刊往来（1949—1960）
一、中国国际书店对苏联图书期刊的进出口
二、中国国际书店对东欧等国家的进出口
第二节、新中国与前苏联、东欧书刊往来的第二阶段（1960——1980）
第三节、新中国与苏俄、东欧地区书刊往来的新时期（1981——2009）
一、中国与苏俄的书刊进出口
二、文学影响——文化政治时代的巨大遗产
三、中国与东欧国家的书刊进出口
第六章、新中国书刊海外发行60年的传播效果、经验与教训
第一节、新中国书刊在海外发行传播60年的效果评估
一、以德、法两国为例，看新中国书刊在欧洲的传播效果
1、法国对中国文学作品的接受：
2、德国对中国文学作品的接受
第二节、新中国书刊海外发行传播60年的经验
一、前三十年以民族独立胜利的经验为传播核心，成功塑造了新中国国家形象
二、奠定了中国书刊海外发行网的基础，培育了一大批中国文化的读者、爱好者以及文化事业的坚定伙伴
三、发展改革三十年，探索经营文化、输出文化、作大作强文化之路
第三节、新中国书刊海外发行传播60年的教训与启示
一、文化传播行为的生命周期？
二、文化传播的核心目标？
三、文化机构的组织核心原则？
后记

《新中国书刊海外发行传播60年》书摘一

　　　　  　斯里兰卡，一个“红色书店”的诞生

              （何明星）

提起“斯里兰卡”，人们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南亚印度洋岛国的内战。其实，斯里兰卡是锡兰岛的僧伽罗文古名，意思是光明、富饶的土地。不仅风光秀美，而且地理位置也极为重要，是进出印度洋的要道。1972年5月22日，宣布把国名锡兰改称为斯里兰卡共和国，1978年8月16日改国名为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与这个名字所预示的变革一样，新中国书刊曾经大量来到过这个岛国，“红色书店”应运而生。

中斯友好交往历史悠久。中国历史上称斯里兰卡为师(狮)子国或僧伽罗国。公元410年，中国晋代高僧法显从印度赴斯游学两年，取回佛教经典并著有《佛国记》一书。明代航海家郑和曾多次抵斯。15世纪，斯里兰卡一王子访问北京，回国途中在福建泉州定居，被明皇赐姓为世，其后代现仍在泉州和台湾定居。斯里兰卡沦为西方殖民地后，中斯关系一度中断。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斯政府承认新中国。1957年2月7日两国建交。此后，中斯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高层往来不断。先后有周恩来总理(1957、1964)、邓颖超副委员长(1977)、耿飚副总理(1978)、黄华副总理兼外长(1981)、吴学谦国务委员兼外长(1985)、李先念主席(1986)、李鹏总理(1990)、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1994)、陈慕华副委员长(1997)、李瑞环政协主席(1999)、朱镕基总理(2001)、贾庆林政协主席(2003)先后访斯。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1961、1972)、总统贾亚瓦德纳(1984)、总理普雷马达萨(1979、1988)、总理维杰通加(1989)、外长卡迪加马(1995、1998)、总统库马拉通加夫人(1996)、总理维克拉马辛哈(2003)等先后访华。斯现政府领导人对华友好，班氏家族与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关系密切。现任总统库马拉通加夫人系班达拉奈克夫人之女。　　

中斯之间良好的政治关系，使新中国书刊从一开始就迅速在这个面积不大的岛国发行传播开来。斯里兰卡经销中国书刊的人很多，这其中有斯里兰卡社会上层古达瓦达夫人开办的普拉加出版社，后改为黎明书店，还有斯里兰卡普通青年开办的维纳斯书店等等。中国书刊在20世纪六十、七十年代发行量达到高峰。比如1967年发行数量达为30万册，1976年猛增到70多万册，期刊发行量曾是当时全世界中国书刊发行数量最高的国家，拥有订户4.2万份。尤其是普拉加出版社用僧伽罗文、泰米尔文出版发行毛泽东著作单篇本10万多册，并常年稳定拥有《人民画报》等中国期刊丁户1万多个。当时整个斯里兰卡的人口数为1000万人左右，10万册毛泽东著作等同于“超级畅销书”。

新中国书刊影响了一大批斯里兰卡青年，有许多从读者变为一生从事新中国书刊的经营者。其中斯里兰卡维纳斯图书中心的经理阿利雅帕拉（A•D•Ariyapala）就是这样的典型。一个斯里兰卡“红色书店”就是从一本《中国建设》杂志开始诞生的。他在1988年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40周年的纪念文章中，记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

“我出生在斯里兰卡中部的一个小山村。我的家乡甘波拉——一个茶园环绕的农村城镇。上学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收集期刊和杂志。即使在我成为地区合作社的一名雇员后，我还继续这种爱好。在这里工作期间，我买了第一本《中国建设》，我被它的内容、插图、版式迷住了，后来就成为这本杂志的长期读者，每次都要从书摊出售的五本中买走一本。

那时，斯里兰卡当权者正限制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印刷品。反对红色中国的宣传一时很嚣张。发动分子对喜欢这类印刷品的人进行恐吓。因此不敢直接订阅，只能从报摊上购买。

值得庆幸的是我在一本《中国建设》杂志里找到了一份订阅单，使我有机会成为一名订户并定期获得刊物。同时，中国建设杂志社还发出通函希望订户给这本杂志介绍订阅者，我通过当地经营苏联和中国出版物的人民出版社介绍订户，作为试验，随即采用此法我自费征集了11名订户。因为我的订单没有得到答复，我就亲自去了人民出版社打听，而他们无礼的对待我，并粗暴地把我轰了出去，这一切使我伤透了心。我从他们的言行中看不到一点他们所宣传并声称支持社会主义的进步思想。我把这一切告诉了中国建设杂志社。很快我的11个订户就收到了所有的期次。

这个时候，官方就开始怀疑上我及我的工作，并把我当成了一个共产党分子。因为宣传中国的出版物，我被开除，丢掉了我的工作，然而我并没有心灰意冷，却下定决心要完成我的事业。起初，我以小本经营中国文具、艺术品为掩护，取得了相当的成果。由此，我能自由地、独立地去实现我的理想。在这以后的1962年，我为中国建设杂志社征集了43名订户。

当1963年中苏意识形态出现分歧的时候，我的业务出现转机。锡兰（今斯里兰卡）人民出版社中断了同中国的关系，卒然停止了在这个国家发行中国书刊。在这个关键时刻，国际书店提出要我做代销商，使我感到非常愉快和荣幸。这是我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一件大事。在那以后的28年间，我们没有辜负肩上的重任，全心全意的工作，发展贸易。在国际书店的帮助下，我全力以赴使中国出版物深入人心，并使我国人民对中国的巨大变化产生兴趣。越来越多的斯里兰卡人消除了对中国的偏见。1974年，我征集了16000名中国期刊订户就是明显的例子。为了表彰在全亚洲取得这样好的成绩，我很荣幸地作为一名客人应邀访问了你们的国家。1975年，我第一次离开了我的祖国，我对国际书店组织这次活动身怀谢意。

从中国回来后，我踌躇满志，准备改组我的业务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要…在重要的城市，我们成功地举办了几次中国图书、艺术品、画册、图片展览，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一些知名人士称赞我们组织能力很强。国际书店资料室里的照片将证实这一切。我的生意兴隆，其他各种中国出版物的销售也稳步增长。

遗憾的是1977年情况转变了，由于政府的更迭，暴力事件屡有发生。从事进步活动的人们经常受到惩罚。我成了众矢之的。我的书店和家舍被付之一炬，反动分子对我骚扰，并阻止我重新营业。我无路可走只得背井离乡另求活路。

我两手空空地来到科伦坡，几个月来饥寒交迫，由于朋友的帮助我才幸存下来，并于现在这个地方开了一家小书店，渐渐地生意又好起来。国际书店照常伸出援助之手，支持我，安慰我，使我重新站了起来。由于国际书店的帮助以及我本人不懈的努力，我们的工作出现了生机。

过去的8年，我积劳成疾，但是我身残志坚。我很高兴能继续为增进斯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贡献。我目前最强烈的愿望就是能够再次访问中国，会见我的老朋友，亲眼看看中国现代化的巨大成就”。（详见何明星的《新中国书刊海外发行传播60年》，中国书籍出版社，2010年版）

通过阿利雅帕拉（A•D•Ariyapala）的回忆可知，新中国书刊也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历程，这个历程与时代的国际政治局势紧密联系在一起。不仅文化交往如此，就是经贸往来也是如此。

1952年，斯里兰卡在未与新中国建交的情况下，不顾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同中国签订了米胶贸易协定，开创了中斯两国友好的经贸合作史。此后两国经济贸易一直到1982年，属于长达30多年的记帐贸易时期。这个时期，新中国也曾对斯里兰卡进行数量不菲的援建项目。

前斯中协会秘书长吉尼斯 • 席尔瓦曾撰文写道：“中国是在多方面向斯里兰卡提供援助的主要国家之一。班达拉奈克会议中心及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展览中心就是两国良好关系的佐证。建成于1971年的会议中心耗资约3500万卢比。而应已故总统贾亚瓦德纳个人请求援建的最高法院大楼也体现了中斯关系的成功。另外，中国为兴建位于维哈拉玛哈德维公园附近的文化中心提供了2000万美元。”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1983年，两国贸易开始以现汇方式结算。2003年，中斯贸易额为5.2亿美元，同比增长49.3%，其中中方出口额为5.0亿美元，同比增长49.8%，进口额为0.2亿美元，同比增长38.2%。根据外交部网站的资料统计，中国从斯里兰卡进口的主要产品有橡胶及其制品、红茶、宝石和椰油等，主要出口产品有纺织品、机电产品、建材、小五金、医药等。目前，中国一些名牌产品，如海尔、轻骑摩托车等开始进入斯市场。

始于50年代的文化交往进入21世纪后，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2005年中国与斯里兰卡签署了孔子学院文化协议，2008年斯里兰卡凯拉尼亚大学孔子学院对外招生。中国文化在斯里兰卡的传播开始在这个风光秀丽的岛国真正落地。

（2010-3-25）

《新中国书刊海外发行传播60年》书摘二

        从“援建”大军到塔鸽塔书店

——新中国书刊在外蒙大草原的60年

（何明星）

对于今天的青年人而言，说起“援建”这件事，恐怕大多数都是一脸茫然。对于出生在六十年代的我而言，也是没有什么印象的。但是写完《新中国书刊海外发行传播60年》一书之后，我却对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勒紧裤腰带，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国家”援建有了一个清晰的轮廓。印象最深的细节，就是新中国曾经派出2万多建设大军在蒙古国援建，而一同来到外蒙大草原上的还有新中国书刊。

20世纪五十年代初，新中国建立伊始，蒙古国就邀请新中国援建蒙古。1955年4月，中蒙签订了《关于派遣中国员工到蒙古帮助建设的协定》，当年首批8200名工人赴蒙。中国工人半数以上在乌兰巴托，其余遍及蒙古各省，分别在二百多个企业里同蒙古人民一起参加劳动，并主动传授生产技术，提出合理化建议。援蒙人员帮助蒙古国建筑了许多现代化的住宅，修建了宽阔坚固的街道，建设了很多蒙古急需发展的经济项目。1960年9月，中国又根据协定，向蒙古派遣第二批援蒙人员，前后两次，中国共向蒙古派出了两万多名专家和工人，帮助蒙古建立了火柴厂、砖厂、水泥厂、木材加工厂，修建了沥青公路、现代化桥梁、运动场、体育馆、三十万平方米的现代化住宅等。

为了满足2万多中国援建队伍的阅读需求，1953年，大量的中国图书由中国外交部提供给乌兰巴托中国工人俱乐部。1954年以后，蒙古国家书店成立，该书店统一办理中国书刊的进口业务，1953—1960年8年间，国际书店累计发行中国书刊55万册。此间，也有一些少量的蒙文版图书，从1951年就开始对蒙古发行，但发行量不大，最多的一年仅为2500册。《人民画报》蒙古文版最多的一年有7700册。但中国书刊从此开始在蒙古国扎下了根。

在这段历史时期，由于中国国内政治运动影响，朝鲜、蒙古、越南三国进口中国图书随着国家间政治关系的波动也经常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比如六十年代开始，蒙古受中苏关系破裂的影响，也逐渐削减中国图书的进口量，到1969年仅为1.3万册，后来就更少。70年代蒙古曾大肆驱逐援建后留在当地居住的中国华侨，曾一度达到70%的人回国。此一时间彼此的文化联系基本中断，直到中国改革开放后才恢复。

自80年代至今，两国关系发展迅速，成果显著。1994年，双方重新签署《中蒙友好合作关系条约》，奠定了两国交往的政治、法律基础，在官方层面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愈来愈多。比如根据外交部网站的资料显示，1994年双方签署《中蒙文化合作协定》；1997年，文化部长刘忠德率中国政府文化代表团访蒙，这是中蒙建交以来中国文化部长对蒙进行的首次访问；1998年，蒙古教育部长其赛汗比列格率政府代表团访华，双方签署《中蒙1998—2000年文化交流执行计划》；1999年4月，文化部副部长艾青春率中国政府文化代表团访蒙；2001年4月，文化部部长助理常克仁率政府文化代表团访蒙，双方签署两国政府“2001-2003年文化交流合作执行计划”；2001年5月，蒙教文科部长仓吉德访华；2002年3月，蒙古广播电视局长冈包勒德访华；2004年4月，文化部部长孙家正率团访蒙，并参加了首次在蒙古举办的“中国文化周”活动；2005年4月，蒙教文科部长查干访华，“蒙古文化周”活动在中国举行；2008年5月，蒙古国立大学孔子学院揭牌。

塔鸽塔书店（塔鸽塔：蒙语，意为和平鸽）是蒙古国唯一一家以销售中文图书为主的书店，2005年由中国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投资200万元人民币建成，书店里摆满了来自中国的图书、音像制品以及文化用品等。从开业至今，塔鸽塔书店以良好的服务吸引了蒙古国各阶层的顾客。比如，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蒙古语念诵经集》，引起蒙古国僧侣的浓厚兴趣。《蒙古语念诵经集》由中国内蒙古大学民族博物馆馆长贺其叶勒图搜集、整理、校注完成。念诵经以内蒙古梅日更庙各类法会上念诵的蒙古语念诵经为主，共收入了念诵经108篇，另附部分梵、藏文名词术语和500余条注释。读懂传统蒙古文的几位喇嘛特意经常来到塔鸽塔书店购买这部精美的念诵经。蒙古国大多数公民信仰藏传佛教，而蒙古国大多数寺庙在政府的鼓励和学者高僧的支持下，正在推行用本国、本民族语言念诵佛经的活动。这一活动也受到了广大佛教徒的欢迎。塔鸽塔书店荣获2009年度蒙古国图书出版行业优胜奖,中方经理达林太也被授予优质服务奖。

除了塔鸽塔书店，乌兰巴托有好几家蒙古国本土书店也日渐开始做起中国图书的生意。乌兰巴托市最大书店之一的英特尔大书店就引进了一大批中国出版的图书，销路很好。而位于英特尔大书店和塔鸽塔书店中间，蒙古国国立大学南侧的教育书店则引进了新出版的中国图书，品种、门类更为齐全。如中国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原版英语、德语、俄语词典在这家书店基本都能找到。此外，建筑设计、广告装潢、文艺美术类的书也以价格低廉、制作精良等特点深受专业人士和大学生的欢迎。

新中国书刊自20世纪50年代随着援建队伍走进外蒙古大草原之后，到了21世纪，又迎来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时机。

（20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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