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39年苏军进入波兰东部的必要和正确
在1980年代中期，我写了《论1939年苏军进入波兰东部的必要性和正确性》一文。本打算在去年二战爆发60周年之际贴出，但因多次搬家，稿子的部分未找到而未能贴出。现稍作修改后把这文章粘贴出来。
论1939年苏军进入波兰东部的必要性和正确性
叶劲松
1939年9月17日，苏军开进波兰东部。对于苏军这一行动，最近几年我国的一些文章，专门（或顺便）论述了自己的看法。在我看到的一些文章中，都是对苏军这一行动进行指责，诸如“扩张主义意图”、“大国沙文主义”、“破坏别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道义”、“违反不侵犯别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国际公认道德准则”等等
我认为，以上指责都是撇开了当时严峻的客观具体情况，不是从阶级斗争出发，而是从日常的一般道德观念和公认的关系准则出发，去判别具体事件，并对事件的行动提出指责。
但是，历史研究要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按照这一原理，对每一事件都应从产生它的客观历史情况出发，去加以研究和判断。对于战争问题，列宁指出：“必须把……战争和它产生的历史环境联系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确定自己对它的态度”（《列宁全集》第36卷第291页）。即战争的性质，总是和那个时代的历史环境相联系。战争（或战争时期的重大军事行动）和具体历史条件相联系，对准确地分析确定战争及战时重大军事行动的性质，具有方法论意义。反之，如果不是从战争的时代背景和具体历史状况出发，而是从和平时期的关系准则去理解战争及战时重大军事行动，从方法论来讲，就是错误的，是唯心主义的。
当时的具体情况简单地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残酷的战争在进行，强大的德国战争机器在不停地向东开动。希特勒德国的反共阶级本性以及英法企图使祸水东流的绥靖政策，使苏联必须提高警惕。苏联的卫国战争必然会到来，如何使苏联在就要到来的同法西斯侵略者作战时处于有利的作战态势，应该是社会主义苏联行动的出发点。我认为，从这出发来看，苏军当时在西部边界采取的行动，是必要的、正确的行动。
我们一些同志谈得很多的是苏军行动不符合日常大家称道的国际关系准则。对于对具体战争问题要出于无私、纯洁意图去遵循一般准则的说法，使人想起列宁和蔡特金的辩论。列宁批评了保尔.勒维的错误之后，蔡特金用“保尔.勒维的意图是最纯洁、最无私的”的话来为保尔.勒维辩护。列宁对此回答说：“你当然知道，政治上起作用的不是意图而是结果。你们德国人不是有句俗话嘛——‘走向地狱的路是用善良的意图铺成的’”。
就一些关于在政治上善良的意图或符合道义的口号，引起罪恶结果的事例，列宁曾写道：“试回忆一下萨马拉的民主委员会吧，他们都是以平等、自由、立宪会议的口号相号召，而结果，则他们不仅一次，而是好几次地成了转向白党政权之单纯的道路和桥梁” （《列宁全集》第32卷第16页）。我们也可以谈，当世界大战已经爆发，强大的德国战争机器在不停地向东开动，英法企图使祸水东流的绥靖政策还在实施，波兰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已被法西斯坦克粉碎，波兰政府已逃离波兰而放弃指挥保卫残存领土的职责，苏联西部边界处于严重威胁情况下，如还脱离实际以“无私”、“高尚”的姿态向苏联发出：“以按兵不动来表示社会主义国家渴望和平的善良意图”，“以不进入波兰来维护波兰领土和主权完整，来维护国际公认道德准则”等等号召，其唯心主义作法的结果是，这些号召将成为德国法西斯奴役波兰东部人民并将波兰东部变成德国侵略苏联基地的道路和桥梁。
1939年9月17日苏军进入波兰东部以后，受到当地人民热情接待。波兰东部人民感谢苏军使他们免受法西斯奴役。对这些人民来看，苏军的行动是道义的。只有那些认为他们的抽象“道义”、“善良意图”比那千百万人民的命运更重要的人，才能对此视而不见，才认为苏军坐视法西斯侵入波兰东部并奴役千百万人是符合“道义”，并认为苏军进入波兰东部使千百万人民免受法西斯奴役是不符合“道义”。可以说，对已经被德国武力粉碎从而实际不存在的、只是在某些人观念中存在的波兰“领土完整”的尊重，就是对波兰东部千百万行将受到法西斯奴役的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波兰人命运的轻视，是对社会主义命运的轻视。至少在客观上是如此。
我们知道，当时或是法西斯德国侵入波兰东部，或是苏联进入波兰东部，二者必居其一，没有其他的选择。在这二者必居其一的情况下，难道我们有权利在“道义”的词句下要求苏联允许法西斯德国将波兰东部变为庞大的侵苏基地？有权利允许法西斯德国奴役该地区的千百万人民？如果苏联不按这所谓“道义”去做，我们就指责它？没有比这更残酷、愚蠢的“道义”了。我认为，如果当年苏联真按这种“道义”要求去做，那么才真应对苏联提出指责。
国际和国内阶级斗争实践使共产党人得出一个结论：敌对阶级间的斗争结果，与其说是取决于良好的愿望或某种提倡的社会道德和社会关系准则，不如说是取决于双方力量对比，取决于斗争前双方所处的态势。
让法西斯德国占领波兰东部，将使千百万人民遭受法西斯奴役，将使波兰东部成为德国进攻苏联的前进基地，将增大法西斯侵略威胁。这是苏联对德国进攻波兰而做出决定时必须考虑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无论一些人多么希望用值得称赞的维护波兰领土和主权完整的“无私”、“善良”的口号和意图，去阻止德国坦克师团和机械化步兵师团的继续侵略，去拯救千百万人民免受法西斯奴役，但是只有在苏军进入波兰东部后，才能实现这些目的。在这种时候，战争的力量不能靠“善良”、“高尚”、“无私”的愿望或某种关系准则来制止。
物质的力量要靠物质的力量来粉碎，战争的力量要靠战争的力量来制止。对于苏军在波兰东部驻扎防守，反共但少些绥靖思想的丘吉尔，在其1939年10月1日的广播演说中宣称：“俄军应当驻守在这一线上，这对于俄国抵抗德国的威胁来说是完全必要的。不管怎样，阵地已经布防，东方战线已经开辟，纳粹德国也就不敢向它发动进攻”。也就是说，反共但少些绥靖思想的丘吉尔，从军事斗争角度出发，也赞同苏军进入波兰的行动。
恩格斯写道，历史的研究方法应当是，“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笫13卷532页）。我们不能历史是从战火硝烟弥漫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我们的思想却还处于我们身体所在的和平环境，并从这和平环境去评头论足，去判定战争时期的某一行动是否符合我们头脑中和平时期的关系准则和日常道德规范。一句话，在大战在残酷进行，几百万德国官兵向靠近苏联方向冲来，苏联随时可能被推入大战时，不能把我们的思想推向脱离实际的、徒劳无益的“道义”推理，更不能用它来指导我们的行动。如在这种场合不是考虑如何使与德军作战时有更好的态势，而是坚持应从“善良意图”出发，去恪守日常关系规则，则是现代版的宋襄公。
这里不应该忽略一个事实，就是当苏军进入波兰东部以后，在英国攻击苏联行动最起劲的，正是企图用“慕尼黑政策”假手德国消灭社会主义苏联的张伯伦一伙。少些绥靖思想的丘吉尔等人却表示对苏军行动的理解（丘吉尔在1939年10月27日给海军第一海务大臣的备望录中还谈道：尽量不让德国在波罗的海地区内得到大的地盘，乃是英国和苏联的共同利益）。
张伯伦的慕尼黑阴谋的实质是什么呢？是在地理上为德国开拓进攻苏联的道路，开拓德国能直抵苏联边境的道路。捷克斯洛伐克被出卖，完成了这条道路的一程，而英法坐视波兰西部被德军攻陷，又完成了这条道路的另一程。纽约国际出版社出版的《德国的教训》写道：英法坐视德国进攻波兰，“为的是要使苏联人一直等待到德国侵略者刭达苏边境的时候”。张伯伦之流对苏军进入波兰东部歇斯底里，是因为苏军行动对他们策划的慕尼黑阴谋是一沉重打击。因为苏军行为堵塞了慕尼黑的道路，堵塞了德国继续东进的道路。相反，如果我们对战争问题用体现“善意”的日常关系准则行事，那就是让德国完成这条大路的最后一程，就是让张伯伦一伙的“使苏联人一直等待到德国侵略者刭达苏边境”的慕尼黑阴谋得逞。
乔冠华在1939年10月9日的文章中明确指出苏军行动的必要性和正确性。他写道：“德波战事发展至9月15日左右，发生了两个最重大的变化：第一是德国军队踏过了布格河；第二是波兰政府的崩溃。这两大变化对于苏联是非常严重的，因为不管人们在口头上怎样反对慕尼黑，慕尼黑在客观形势上已经造成：希特勒的马蹄停在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大门前，顷刻之间，它可以向东驰去。苏联能坐视不管吗？3月31日以来，伦敦《泰晤士报》不是就在那里不断宣扬着：‘波兰亡，苏联危’吗？苏联出兵波兰是对这‘客观的慕尼黑’一个最有力的答复……因为这一举，波兰东部国境线上的东北突出和东南突出再也不能为人利用为任何形态的国际干涉的军事据点了”（乔冠华《从慕尼黑到敦刻尔克》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79页）。
很明显，当法西斯的武装力量冲向苏联大门的时候，苏联不能指望用遵守关系准则的“善意”和言辞去粉碎这“客观的慕尼黑”，只能用苏军的军事行动去粉碎这“客观的慕尼黑”。
列宁在谈及阶级斗争时曾指出：“当人们还不会从任何一种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论、声明和诺言中揭示出这些和那些阶级的利益时，他们无论是过去或将来总是在政治上受人欺骗或自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 列宁全集》第19卷第8页）。“不要相信空话，最好是看一看对谁有利” （《 列宁全集》第19卷第8页）。“在政策中谁直接坚持某种观点并不怎样重要，重要的是这些观点、这些建议、这些措施对谁有利” （《 列宁全集》第19卷第33页）。即不是漂亮的口号或言辞，而是“对谁有利”才是最重要的。
因此，我们在对于苏军进入波兰东部问题上，主要是看这一行动到底“对谁有利”，并决定我们的态度。我们究竟是应当支持一个实际有利于希特勒德国侵略和奴役的、坐视德军继续向东占领波兰东部的行动（虽然这可能出于多么“高尚”和“善良”的意图），还是应当支持一个有利社会主义苏联、有利于防止德国扩大侵略和奴役的行动呢？我们应当这样从阶级利益上去认识问题。历史上曾多次出现群众不能正确认识行动的阶级性质，从而反对符合自己阶级利益的行动的情况（或支持违反自己阶级利益的行动的情况）。在这些情况中，不管这些受欺骗的群众意图和愿望多么善良，他们客观上是为敌对阶级利益服务的。
有些同志认为，由于当时苏军进入别国境内，而不是在本国境内准备防御，这样就不具有防备侵略的性质，而具有“扩张主义”的性质等等。但是，战争或重大军事行动的性质，应该从社会政治性质上确定，因为战争是政治现象，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的表现（关于战争社会性质的马列主义观点，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而军事行动的防御或进攻，是军事意义上的分类。不能把战争性质这种政治性概念与防御或进攻这种军事行动概念混淆起来。不能把战争性质脱离社会政治而仅仅与战场上的军事行动联系起来。
列宁多次把脱离政治的、把战争只归结于军事行动如何进行的战争观点，称为非科学的观点。列宁指出：“任何站在‘简单的’防御或进攻的认识上来估计这一战争……从理论的观点和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是荒谬绝伦与最大的暧昧，而在实践上是对工人阶级的最大欺骗” （《 列宁战争论》1949年新中国书局版77页）。列宁还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文中指出：“战争的社会性质和它的真正意义并不是敌军盘踞在什么地方决定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就是这样想的，他们堕落到了无知村夫的庸俗水平）。决定战争性质的是战争所继续的是什么政策（‘战争是政策的继续’），战争是由哪一个阶级进行的，是为什么目的进行的” （《 列宁全集》第25卷第352、353页）。
列宁在《社会主义与战争》一文中写道：“‘战争是政治用别种（即暴力）方式的继续’……马克思主义者始终是正当地把这一原理看作评判每一具体战争意义的观点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从这个观点来考察各种战争的”。列宁的这些观点用来考察苏联进驻波兰东部是同样适合的，而且只有这样观察才是正确的。而简单地从守在边界还是越过边界来看待这一行动，并由此确定这行动是否符合某一国际关系准则，来判断这一行动是否应该，是脱离政治来观察重大军事行动的表现，是完全错误的。
坚持认为苏联不应越过边界的同志，他们这种观点，排除了社会主义在对帝国主义斗争中，可以采取同帝国主义斗争方式相似的方式的可能。但是，从理论上讲，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斗争形式总是随客观形势变化而变化，认为斗争方式应适应客观形势而产生。唯物主义反对在选择阶级斗争形式时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反对在不断变化的形势面前出于大脑中的一成不变的“道义”原则去教条主义地选择斗争方式。否则，就会出现以不变应付万变，在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墨守“道义”的斗争方式。
列宁曾指出：“……新内容正在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为自己开辟道路……我们共产党人的责任，就是掌握一切形式，学会以最快的速度，用一种形式去补充另一种形式，用一种形式代替另一种形式，使我们的策略适应不是由于我们的阶级或我们的势力所引起的任何形式的变更” （《 列宁选集》第4卷第257页）。而苏军进入波兰东部，正是苏联为适应德国法西斯向东进攻及英法帝国主义的绥靖政策“所引起的……形式的变更”。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写道：“一支不想掌握敌人已经拥有的一切武器，一切斗争手段和方法，谁都会认为这种做法是愚蠢的甚至是犯罪的”（《 列宁全集》第31卷第77页）那种认为德国侵入波兰西部，苏军就不应该采取进入波兰东部这种斗争方式的看法，毫无疑问是一种幼稚病的表现，它是从“道德”出发，对敌人的“斗争手段和方法”采取不屑一顾的愚蠢态度。社会主义应该向敌人学习，包括学习敌人的“一切斗争手段和方法”。社会主义也可能采取帝国主义的某些斗争方式，但正如列宁指出的，社会主义会给予这些斗争方式崭新的内容。
例如，1936年西班牙内战开始后，英法等西方国家建议所有国家都采取不干涉西班牙内政的立场。苏联在1936年8月的两次声明中也同意这一立场，不干涉西班牙内战。但不久情况表明，德国、意大利法西斯在“不干涉”的幌子下进行干涉。德意用提供飞机、大炮，甚至派出大量陆海空军部队去支持反动的佛朗哥军队。因此，这时其他国家和人民的“不干涉”西班牙，实际是对德意法西斯侵略干涉西班牙的默许，是对法西斯向进步事业进攻的纵容（应当提一下，英法的绥靖势力当时“模范”地执行了不干涉原则），是对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漠不关心。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在1936年10月23日宣布：“自己不能比不干涉协定的其它签字国受到更多的约束”。
与英法的不干涉相反，苏联、各国共产党和各国进步人士，开展了支援反法西斯的西班牙人民的广泛的“干涉”运动。除苏联向西班牙运去大批军火、飞机和坦克外，苏联和各国向西班牙派去由成千上万的志愿人员组成的国际纵队，对西班牙进行干涉（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同志也参加了国际纵队对西班牙的干涉）。这种干涉从表面看与德意的干涉相似，但它具有崭新的内容和意义，国际纵队企图用进步力量的“干涉”去制止法西斯的干涉。
对于苏军进入波兰东部与法西斯“进入”波兰西部的某些表面相似性，英国著名政治家劳.乔治正确地理解并阐述过这一点。他在1939年9月27日给波兰驻伦敦大使的信中说：“俄国军队占领的不是波兰的领土，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波兰用武力掠夺去的领土。波兰的乌克兰居民所属的种族，所使用的语言，与在苏维埃乌克兰共和国领土上定居的他们的邻居是相同的，我认为立即考虑这些重要的论点是一件头等大事。我之所以这样说，是担心我们受别人的影响，以为俄国的干涉在性质上同德国一模一样……因而轻率地发动对俄战争。如果把俄国的推进同德国的推进相提并论，这就是罪恶的丧失理智的举动。”乔治在这儿还能尊重历史事实，承认苏联军队进入波兰东部，是收回十月革命后被国际帝国主义支持下的波兰反动政府“用武力掠夺去的领土”。而我们的一些同志却无视这一历史事实。
1920年春，在英美法日帝国主义出动军队对苏俄的武装干涉，并支持、鼓励俄国国内反动势力大肆暴动基本失败之时，帝国主义又通过军事援助，支持资产阶级地主掌权的波兰向苏俄发起军事进攻。经过数年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苏联已经疲弱不堪，最后被波兰夺取大块领土而成为所谓的“波兰东部”。因此从历史关系看，苏联收回19年前被波兰夺去的领土，其行为也完全正当。当我们认为二战结束后中国军队收回约50年前被日本“用武力掠夺去的领土”——台湾的行为是完全正当时，我们又有何理由认为苏联收回19年前被波兰夺去的领土不正当呢？
这里还谈一谈如何对待和平共处等国际关系原则的问题。社会主义是坚决地维护、自觉地遵守这些和平原则。这不是短期的策略，而是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因为社会主义相信自己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相信能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经济（战前和战后的历史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相信在和平经济竞赛中社会主义能战胜资本主义。但是，社会主义遵守和平原则不是教条地遵守，不是象宗教信仰者盲目相信上帝会保佑他们一样去盲目相信和平原则会保佑自己。阶级斗争的现实，帝国主义总是企图用武力消灭社会主义的现实，使社会主义认识到，保卫自己和保卫和平需靠社会主义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以及提高警惕性。而认为在和平竞赛中没有希望取胜的资本主义社会，却很可能用战争来做为解决谁战胜谁的手段。
因此，当帝国主义战争机器开始践踏和平时，不能指望社会主义教条地死守和平原则而不做出适当反应。这里应强调的是，社会主义的战争行动总是对帝国主义战争行动的反应。例如，苏联在西班牙的“干涉”是对德意法西斯在西班牙干涉的反应。苏军进入波兰东部是对德国法西斯侵占波兰西部的反应。英国外交大臣在1939年10月26日上议院的发言中，对苏联进入波兰东部时以理解的口气谈到：要不是德国人开了不宣而战侵入波兰的先例，俄国人决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
正如列宁所说，“用一种形式去补充另一种形式，用一种形式去代替另一种形式，使我们的策略适应不是由于我们的阶级或我们的势力所引起的任何形式的变更”。社会主义的战争行动总是帝国主义的战争行动逼迫出来的。对于苏军进入波兰东部一事，乔冠华在《从慕尼黑到敦刻尔克》中说得好，“战争是残酷的，它需要非常的手段，我们在历史上看到过多少战争逼迫着当事者执行了他所不愿意采取的非常的步骤”。这是因为，武装力量的活动方式，不是从抽象的“善良意图”引出来的，而是实际生活提出来的。就象一切社会现象都遵循客观规律一样，它也遵循服从武装斗争本身的规律性，而绝不服从人们所愿意遵守的日常道德规范和关系准则等。
列宁指出：“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们的意志、意识和愿望为转移，反而决定人们的意志、意识和愿望”（《列宁全集》第１卷146页）。恩格斯在谈到军事行动规律性和主观意志关系时，曾讲：“海上和陆上的军事调动，便不再服从外交官的愿望和计划，而服从它自己的规律，违反这些规律，就不免使整个远征军遭受危险”。在战争已经开始，日常关系准则已经被敌人武力，被敌人用铁与火粉碎的非常时期，要求苏联军事行动不服从军事规律而服从、遵守和平时期的日常关系准则的“良好”愿望，就不免使社会主义命运遭受危险。宋襄公在残酷的战争就要来到的时刻，不顾具体情况，坚持按他的意愿，按照他的“道德”原则和固定的战斗方式行动，落个惨败下场，就是一个极好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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