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不在的毛泽东
出自2007年第9期《华人世界》月刊
一、毛泽东世界观形成之路
整个华人世界几乎没有一个人具有他这样全球范围持久的影响力，他就是毛泽东。
童年的泽东
1893年12月26日，在韶峰山麓，一个苍松翠竹环抱的小山冲，在一所南方常见的农舍里，毛泽东诞生。韶山因是毛泽东的故乡而闻名遐迩。
韶山市火车站的巨幅毛泽东标准像似乎在告诉每一位来客，这里正是一代伟人毛泽东的故乡。
一幢砖木结构，坐南朝北，呈凹字形的黄色农舍的堂屋大门上端挂着“毛泽东同志故居”贴金木匾，这是邓小平1983年题写的。无论是以今天的标准还是百年前的标准，这幢位于上屋场的独立农舍都是属于气派的。可以看出，屋舍主人的家境要比韶山大部分人家要好。记者没有直接进屋，而是先绕到屋前的荷花池，百年前少年的毛泽东曾与父亲毛顺生爆发了一场韶山村民都目睹的冲突。在那时的中国，儿子公然顶撞父亲，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这次事件也被普遍视为毛泽东反叛精神的显著体现。而这一精神被学者们认为贯彻在毛泽东之后的全部革命生涯中。
东边11间半小青瓦房为毛泽东的家，西边5间茅草房为邻居家，其中堂屋共用。从厨房往东，便是横屋，全家用餐的地方，再往里走进入毛泽东父母卧室，室内的方形架子大床、青色大布蚊帐和印花床单、棉被等物一一在目。东墙上挂着毛泽东父母遗像，相邻便是毛泽东少年时代的住房，屋内陈设简单朴素，床边保存至今的一盏桐油灯，曾伴随少年毛泽东度过无数不眠之夜，在这盏小油灯微弱的火苗下，毛泽东阅读完了《水浒传》，书中梁山造反人物对毛泽东的影响意义深远，在后来艰难备尝的革命生涯中，《水浒传》一直是他放在手边常常阅读的书。
六年孔夫子：萌发爱国思想
1902年毛泽东被父亲送进了一家名为“南岸”的私塾。父亲希望能把毛泽东塑造成一个孝顺的，替他管理家业的儿子。在韶山，私塾是儿童求学的唯一选择。从8岁到16岁，毛泽东先后在韶山一带的南岸、关公桥、桥头湾、钟家湾、井湾里等多处私塾读书。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李佑新教授把这段时期称为“旧学阶段”。因为中国旧时的私塾照例从《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这些普及读物教学生入门，随后是四书五经这些传统的儒学教育，任何外来的东西都不可能在这里出现。
“那时，他常和同学们在上课时偷读禁书，老师一走过来，马上就用经书遮住。这些书大多是描写战争或反叛的，诸如《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在韶山，这些书是最能丰富毛泽东心灵世界的。”
1907年至1908年，毛泽东停学在家务农。其间，从表兄文运昌处借了一些书，其中改良主义者郑观应所著《盛世危言》、冯贵芬所著《列强瓜分之危险》，使他萌发了一种朦胧的想要振兴国家、抵御外侮的意念，初晓了富国强兵的道理，开始意识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含义，激起了他恢复学业的愿望。
“我也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读了一本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我现在还觉得这本小册子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毛泽东曾充满激情地回忆这段往事。也正是这几本书，让少年毛泽东深信：为了中国，他应该走出韶山，去学习更多的知识。
“整体来说，几年的‘孔夫子’教育，为毛泽东打下了较为深厚的古文功底，培养了他‘鉴古知今’的爱好，帮助了他后来的‘古为今用’。周恩来曾经讲到：‘读古书看你会不会读。毛主席开始很喜欢读古书，现在做文章、讲话常常运用历史经验教训，运用得最熟悉。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部第一编研部熊华源主任在接受《华人世界》采访时分析说，“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通过参加劳动实践和接触劳动群众，同情和热爱劳动人民、为劳苦群众受压迫、受剥削抱不平的思想感情越来越强烈；通过读书，特别是读了当时带有浓厚爱国主义的书，又受到很多的教育和启迪，开始了由同情劳苦群众的感情向立志救国救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升华。”
“这一时期，毛泽东情感主导的倾向是，同情社会弱势群体，即同情当地的贫困农民。”李佑新教授这样总结这段时期毛泽东的内心世界，“乐善好施的母亲的影响，《水浒传》等闲书、旧小说的阅读，亲历饥民的暴动的感受，使得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形成了上述情感主导倾向。这种倾向实质上构成了毛泽东一生价值观念的基本格调。他后来在政治、经济、伦理等方面的观念，都有这种基本色彩基调在里面。”
湖南第一师范：探索宇宙真理
走出韶山冲的毛泽东踌躇满志，心中充满了对新天地的期待和未来的憧憬，但当时的他也许还无法意识到，他的这一步不仅改变了自己的整个人生轨迹，更将改变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
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的5年半时间学习经历，是毛泽东世界观形成的最重要阶段。这段时期被李佑新教授概括为“新学阶段”。
在纪念馆老师的陪同下，笔者身临其境地感受、寻找着伟人昔日的痕迹。
黄昏时分，沿着朴素的长廊，踩着咯吱作响的窄窄的木梯，寻找青年毛泽东成长的轨迹，记者参观了毛泽东曾用功苦读的阅览室、自修教室，以及毛泽东所在的第八班上课教室、住过5年的寝室。
同样是在这件教室里，毛泽东遇到了他的精神导师杨昌济，“一位道德高尚的人，”多年以后，这位学生多次这样评价他的老师。曾经撰写《毛泽东传》的美国作家罗斯.特里尔这样评价他：没有哪位良师能比这位在爱丁堡取得中国哲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对毛泽东产生过如此深刻的影响。李佑新教授则强调，杨昌济对毛泽东的影响几乎贯彻毛泽东一生。
杨昌济热衷体育运动，认为这是把反叛导向社会变革的第一步。提倡“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口号，他坚持冷水浴。在老师的影响下，毛泽东尤其注意锻炼身体、磨砺意志。
1917年4月1日《新青年》杂志第三卷第二号上，毛泽东发表了《体育之研究》一文，文中阐述了德、智、体三者的辩证关系。毛泽东认为健康的体魄、勇敢的意志和乐观的态度都是拯救中华民族所需要的。文章有理有据，被学校保持至今。也被很多学者认为是毛泽东世界观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
“青年毛泽东的读书目的非常明确，这就是为救国救民‘储才蓄能’。他认为，人之所以立志，应该就是追求真理，为实现真理而斗争。‘若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生未得，即终生无志。’他主张青年要有高尚的理想、远大的目标。多关心国家及天下大事，把自己的学习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人民的幸福联系起来。”熊华源主任分析说：“那个时期的毛泽东所关心和谈论的都是‘大事’，即‘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他要求自己并鼓励他人，为挽救今日中国之危亡，共为建设未来而‘储才蓄能’，要做确有真才实学的救国‘奇杰’，而不要做金玉其外、不学无术，专为自己生活的小人。”
毛泽东在一师就读的5年半时间，恰逢中国社会历史环境激烈变革的时期，中西文化激烈冲突。
“毛泽东在其改造社会的主张中，强调抓‘大本大源’。他的这一观点是深受老师杨昌济提出的“人的一生必须探得宇宙真理”这一观点影响而得。再比如他的理念，包括毛泽东对谭嗣同的崇拜也是受到杨昌济的影响，杨昌济一直非常推崇谭嗣同。”李佑新教授分析说，“毛泽东的这一主张构成了他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以及走向十月革命最终找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
李佑新教授认为，一师的5年半不仅使毛泽东形成了对社会对人生的主张，也是他文化心理结构形成的重要时期。“而一个人的文化心理性格具有结构上的稳定性，因此，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形成的主张几乎贯穿其一生的世界观和革命观。”李佑新说：“这种文化心理结构主要表现在两点：第一，注重现实的务实精神；第二，张扬主观意志的能动性。这两者间的对立和互补构成了其巨大思想容量的张力。”
北大图书馆：找到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与1918年8月第一次来到北京，10月经杨昌济介绍，认识了当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并经其安排到图书馆当一名助理员。北京大学的经历对毛泽东而言被学界普遍认为是其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形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北京，色彩缤纷的新世界一下涌现到毛泽东的面前，他接触到并学到了种种新的思想，获得了许多活动经验，虽然一时还来不及消化它们，但这毕竟大大打开他的眼界，迈出了从湖南走向全中国的第一步，加速了他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熊华源主任分析说。
“他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大，思想越来越激进。”李佑新认为，“这一时期让毛泽东接触到最前沿的知识、思想和精英人物，但并没有形成明确的马克思主义观。”
他在给蔡和森等同学的信中提到这样一些观点：对社会，他主张进行根本改造；中国的革命应该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要建立中共组织；唯物史观应该是吾党哲学观等等重要观点。这些观点的形成都是他走出长沙、走向北京，积极投身社会、结交名流、开阔眼界之后所得出的观点。
“我认为毛泽东到1920年已称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提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已基本形成。他的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发生在他第二次到北京期间。”熊华源认为，导致这个较快的世界观的转变，有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从客观上讲，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深入人心，再加上陆续有欧洲留学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长篇来信，对毛泽东的世界观的转变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从主观上讲，他第二次去北京，直接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和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使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基本原理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
在北京开阔了眼界之后，毛泽东回到长沙主办《湘江评论》，它成为了他评论时政、观察社会的重要平台，同时也使自己产生了重要影响力。而李佑新认为，毛泽东的思想倾向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转变，他一改往昔在一师时“民众大联合”的革命主张，认为“圣贤救世”。
上海：确定信仰的关键时期
1920年6月，毛泽东离开北京到上海，又一次见到了陈独秀，并和陈独秀谈论他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
“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影响，”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冬天，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确定了实行俄国式革命的主张，从此一生都没有动摇过。确立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宗旨。
二、他的思想是一种诱惑
1968年5月13日，在大洋彼岸浪漫国度法国，学生工人联合实行总罢工总罢课，20多万人涌上巴黎的街头，进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人群中不乏身穿中国绿军装、头戴绿军帽、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的法国青年，当时的法国报刊甚至还曾疾呼：‘巴黎街头出现了红卫兵。”这一场席卷法国全国、促使戴高乐改组政府的抗议运动，史称“五月风暴”。
令人费解的是，毛泽东思想怎么会对其从未前往的异国，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杜明，法国著名政治学家、汉学家、法国国立政治学基金会研究员、中法人文与社会科学中心（北京）主任。1968年“五月风暴”运动时，杜明正是一名热血青年，并且是法国学联的副主席。
虽年逾古稀，但杜明思维敏锐，声音洪亮，一边抱怨记者打扰了他的工作，一边又滔滔不绝；中文流利，不过经常停顿，搜肠刮肚寻找更恰当的中文词语以精确表达自己的观点。
作为法国“五月风暴”中的一名积极分子，杜明认为。法国毛派形成有多种原因，一种是由于1956年的“波兰事件”、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等原因，法国一些共产党员对苏联感到失望，进而转向毛泽东，转向中国。还有一个原因，西方社会有一个传统，就是找不到目标，大家都普遍缺乏一个……一个…..对，精神支柱，而毛派正好承载了他们的理想，包括中国河南省兰考县的县委书记焦裕禄和东北的雷锋，也都是心中的模范。”
虽然是“五月风暴“的积极分子，但杜明说：“我既不是托派（托洛茨基主义者），也不是毛派（毛泽东拥护者），说实话，一段时间里，都准备开除我，大家都觉得我保守。”杜明表示，当时在法国，托派的力量更大，但毛派的领导人比托派的领导人要聪明得多，很多都是大学生中的精英。
到了今天，很多前毛派分子都成了社会精英，在法国政治界、学术界、文学界和艺术界都很有名，比如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贝尔纳.德博尔，2007年大选热门人物之一的霍朗德.卡斯托，心理学家热拉尔.米勒，左派无产阶级组织领袖阿兰.热斯马尔，等等。
杜明说：“我的老朋友，法国著名左派报纸《解放报》原总编辑塞尔日.朱利，也是前毛派分子。他们总体来说很聪明，很热情，也很会利用媒体。”
2004年10月14日，中法文化年期间，法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参赞、新闻处主任张泰年做客新浪网和网友交流时，有网友询问“在法国说起中国来用什么样的词汇能第一时间能表达出法国对中国的了解”，中文流利的张泰年说：“应该是长城。”主持人再问：“还有呢？”张泰年回答道：“就是毛泽东。”
对于毛泽东对当今法国的影响，杜明表示，由于林彪事件等原因，部分法国前毛派分子在上世纪70年代便趋于理性，而从上世纪70年代末起，中国的变化，也让很多法国人士包括一些右派分人士变得更加现实，开始支持中国，“包括刚刚结束访问中国的我们总统希拉克先生。”
在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之际，《国际先驱导报》曾刊发一篇对前法国国务秘书安德烈.贝当古的专访文章，年过八旬的安德烈.贝当古回忆起毛泽东时，非常动情，说：“我很早就爱上了中国。法中建交之后，我两次被毛泽东接见，有幸一睹伟人真容，早年得以近观中国，使我比大部分西方人更能体会中国的独立和坚韧，亦更能分享中国人成功的荣耀。在我这一代法国人心目中，毛泽东是伟大的人物，他让中国人民重新拥有了独立和尊严。”
时至今日，著名毛派分子、法国心理学家热拉尔.米勒表示他仍然是毛泽东的崇拜者：“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思想对法国青年简直是一种‘诱惑’，它激起了法国青年的反叛精神和改变世界的愿望。”
《环球人物》杂志曾刊文表示，法国国际研究专家认为毛泽东影响了整整一代法国人，并且，毛泽东的影响不限于一代法国人，因为当年的那批青年人，如今早已为人父母，他们会将自己对毛泽东的情结，在言传身教中传给子女。
三、文化图腾毛泽东
在最现代化的搜索引擎GOOGLE里输入“毛泽东、美国”，不论是用中文还是用英文，得到的结果都是同样的惊人：前者有1420000项，后者有1320000项。
随意打开链接，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些关键词：尼克松访华、乒乓外交、基辛格、斯诺、施拉姆……这仅仅是一些耳熟能详的联系，还不包括那些不被广泛认知的事件，比如他对美国前卫艺术的影响。
30多年前，一个叫安迪.沃霍的美国人尝试着一门全新的艺术形式，他使用丝网印刷创造了一组名人肖像，这种被称为波普艺术（POP ART）的形式让毛泽东的肖像借由丝网印刷走进前卫艺术的领域。
安迪.沃霍之后，越来越多的艺术家、设计师开始把毛泽东当做重要的表现元素，1995年美国华裔时装设计师谭燕玉因为将毛泽东的肖像融入时装设计而声名鹊起。
西方媒体偏爱毛泽东
让毛泽东第一次出现在西方视野中的是一本名叫《生活》的画报，这本四开的彩色新闻画报是那个年代美国文化的标准之一。1937年1月25日，创办两个月的《生活》罕见地用数页篇幅刊登了一组题为“漂泊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图文并茂的报道，照片的拍摄者是美国记者斯诺，其中一幅是毛泽东头戴八角帽的肖像。
在后来的几十年中，这幅照片无数次出现在美国的报纸、杂志和书籍等各类出版物中，成为毛泽东在美国乃至西方的典型标志。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1976年9月20日《时代》封面上出现了这张照片，当时离毛泽东逝世不到两个星期。
这本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杂志，对毛泽东一直偏爱有加。去年6月一期的封面上再次出现毛泽东的面孔，尽管他更主体“中国的新革命”没有太多直接的关联。加上毛泽东逝世前的六次，总共有七次之多。
对毛泽东偏爱的不止《时代》这本杂志。美国另一本重量级的杂志《新闻周刊》也在1999年9月最后一期“中国50年庆典”封面上刊登了他的头像，与他同时出现的还有克林顿，以及另外一位中国人，中国的女子朋克乐队“挂在盒子上”的主唱王悦。
之所以把毛泽东与朋克乐队放在一起是由原因的。上世纪70年代后期盛行的朋克文化中，毛泽东曾是朋克青年的偶像。欧美朋克乐队常在演出时悬挂中国国旗和毛泽东的肖像，以表明反对资本主义的立场，而在当年横跨欧美的嬉皮士浪潮中，毛泽东也曾是他们的精神图腾。
斯诺大概是和毛泽东私人关系最好的一位西方记者，1970年国庆节，他和毛泽东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这张肩并肩的照片刊登在《人民日报》上，引起了世界的关注，毛泽东向美国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号。
“乒乓外交”击碎中美坚冰
中美的坚冰，是被一个小小的白色乒乓球最后击碎。中国首先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作为回报，美国乒乓球队邀请了中国乒乓球队访问了美国。两国乒乓球队互访，成为了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两年后，尼克松访华，他和毛泽东在中国一起度过了“改变世界的一周”。
中美关系能够正常化离不开基辛格的努力，这位当时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71年首次秘密访华为第二年《中美联合公报》的签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针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早在10年前在美国就已经展开，这多少得益于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在西方的广泛发行。
在美国人看来，毛泽东及其思想是解开中国共产党产生和发展奥秘的钥匙。“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10年间，美国仅用于‘中国研究’的经费就超过7000万美元，”中国政治学家、中南工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曾长秋介绍说。
美国“中国研究”最权威的机构要数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被认为是西方研究毛泽东里程碑的人物施拉姆就在这里工作，上世纪60年代，他的《毛泽东》确立他在该领域的屈指可数的权威地位，这成了西方学者在研究毛泽东时必读的经典著作。
40年过后，这位曾经是物理学家参加过“曼哈顿计划”的美国人对研究毛泽东仍然乐此不疲，由他主编的《走向权力之路：1912——1949》中译本十卷本丛书已经出到了第六卷，而翻译工作于3年前就已全部结束。
这套收入了所有能收集到毛泽东的手迹的丛书花了他14年时间和心血。“全世界，这套书是最全的，”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朱政惠对《华人世界》说。2003年，在哈佛大学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谈到研究毛泽东手稿心得时，施拉姆说：“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革命领袖，虽然他在掌权后犯过错误，但他总是想把最好的东西留给中国，人们会永远记住这一点。”
四、毛泽东是英雄还是偶像
远在东方的毛泽东显然无法像影响千千万万中国青年一样对英国的青年产生震撼，但是英国几个主要人物对毛泽东的评点，让毛泽东的形象在英国的青年心中扎了根。
曾经撰写《毛泽东传》的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这样评价毛泽东：“对许多海外华人来说，毛是个英雄，他使中国站起来反抗外国的压迫。”
而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则在生活上描述毛泽东的工作方式：“那是一件陈设简朴的房间，周围摆满了书和他伏案批阅的文件。”
对毛泽东的认识更倾向于偶像化
英国人对毛泽东的时尚和商业利用远远超过中国人，当互联网还没有发展成为世界产品时候，大多数中国人还在懵懂于网络域名的时候，英国人就于1998年抢先注册了“毛泽东”的域名。
英雄的传说总是让人产生联想，进而会激发创作欲望。当毛泽东被英国前首相卡拉汉表扬为“中国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就是对他无与伦比的纪念”后，英国人对毛泽东的认识更趋于偶像化。
为了表达对偶像的崇拜，毛泽东的形象开始被赋予时尚的理念，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和物体上。在伦敦的维多利亚和阿尔博特博物馆曾经进行过“时尚毛泽东”展览，富于想象的英国人把展览变成了一场文化盛宴。由众多红色丝织品组成的毛泽东画像布上，点缀着许多黑色和彩色的照片，上面记录了许多毛泽东经历过的重大政治事件，还包括了许多毛泽东生活场景的照片。
还有很多人会把毛泽东的图像印在衣服上，甚至还有人把毛泽东图像贴在身体的各个部分，比如手臂和胸前。
以研究中国著称的英国学者格里格尔.本顿在接受《华人世界》采访时则表示，把毛泽东图案作为广告印在衣服上只是一种商业用途，仅仅是时装行业发展的一种表现，并不具有任何政治色彩。
不过，毛泽东时尚元素的背后，更多是精神上的崇敬。英国著名“滚石乐队”的摇滚乐手、甲壳虫乐队的约翰.列侬对毛泽东充满崇敬之情，甚至在约翰.列侬的歌词里还出现了毛泽东。
“年轻人把毛泽东作为了一个人物形象，看成对权力的反叛者，”《毛泽东传》一书的英国菲利普.肖特告诉《华人世界》。
痴迷毛泽东者依然存在
虽然毛泽东已经去世30周年了，但是对于英国甚至欧洲来说，他和他的思想仍旧是个谜，仍旧有很多人在研究他。号称“中国通”的格利格尔.本顿就表示：“在英国，数以百计的书籍和文章已经写过毛泽东。”
而对于毛泽东的影响，《毛泽东传》菲利普.肖特的言论很有代表性。他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美国总统尼克松说得最好，他说毛泽东“改变中国的同时也改变了世界。”
菲利普.肖特还表示，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就不会有今日，他是中国现存的主要动力之一。历史不能简化，不能低估以往人物扮演的角色，毛泽东的作用仍然很大。
菲利普.肖特评价毛泽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他在冷战时期的一系列内外政策，为中国以后的发展带来了稳定的国际环境，也使西方国家和中国之间确立了合作的基础。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欧洲人开始认为中国逐渐强大了起来，成为经济竞争的强力对手。
2006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在英国的游行队伍中，出现了毛泽东的图像，许多年轻人举着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毛泽东的图像走完游行全程。英国人对毛泽东提倡的思想理论依旧着迷，对他的乌托邦主义也充满了好奇。因此，在今天，不论在社会实践中，还是在学术研究中，痴迷毛泽东者依旧存在。
但是随着国外有关毛泽东研究的书层出不穷，也有一些带有极端的片面性。菲利普.肖特认为对毛泽东应该客观地看待，不能采取随便的态度，这样对毛泽东、对国家会产生多方面的遗憾，他期望中国更加开放。
五、德国精英阶层的毛泽东情结
有一天英戈.谢弗尔的学生突然问他：“老师，毛泽东的文章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还没有看过。”从此，这位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系的教授在他的古代汉学课堂便多了一项任务：和学生一起看毛泽东的作品，然后再讨论。
英戈.谢弗尔在柏林的家里对《华人世界》的记者讲述这段与毛泽东有关的小故事时，离他第一次知道毛泽东这个人已经过去了40年。
那是1966年的某天，还是大学生的谢弗尔在德国当地的报纸上看到了关于中国无产阶级大革命的消息。此后，他对毛泽东这位神秘的外国领袖的兴趣是越来越浓。“我是德国人，不是什么崇拜者，但是当时我很喜欢读他的著作，有些工作方法比较有趣。比如说‘一分为二’。《实践论》、《矛盾论》这些哲学文章，在欧洲许多人都比较感兴趣。”
德国“68级运动”与毛泽东
的确，在欧洲，在德国，毛泽东就像一个突然降临的精神领袖，受到像英戈.谢菲尔这样年轻学生的热烈追捧，这个影响在上世纪60年代德国大学生左派风潮也就是“68级运动”中进一步升温，“当时，我们在学校的时候都用毛主席语录跟我们的老师谈一谈。在德国社会，他太特别了。”
英戈.谢弗尔之所以认为“特别”是因为在遥远的东方，一个东方领袖提出了德国人期盼已久的主张：妇女能顶半边天。
“从希特勒时代妇女就开始回归家庭，这样，她们就成了弱势群体，万一家庭出现矛盾，妇女重新走向社会非常困难。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妇女由于受到政府政策的支持，地位要比她们高一些。”德国史学家、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邢来顺对《华人世界》这样阐释道。
英戈.谢弗尔的看法是，作为完全不同于东德以及前苏联社会主义的一种全新形式，很多学者和青年学生想从中国的“文革”运动中获得借鉴。当然获得借鉴的不仅仅有男女平等的观念，还有“打破权威，反潮流精神”，在邢来顺看来，这才是引发当年德国乃至西欧毛泽东热的根本原因。
“中产阶级逐渐在德国形成中流阶级的时候，除了物质层面，还要追求精神自由。要求参与政治的东西，不能听你们上层所谓政治精英的引导，要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邢来顺分析说。
若干年后，这批当年投身左派运动的学生均已跻身真正的精英阶层，时过境迁，但他们身上带有的毛泽东思想痕迹都一直还在。
毛泽东研究在德国
毛泽东对英戈.谢弗尔这位大学精英的影响，体现在他从1977年开始专门研究毛泽东思想，并著有两本相关的著作《毛泽东思想导论》和《李大钊和毛泽东著作中的辩证思想的基本特点》。
如今，他的研究领域已经延伸到了整个中国思想史，他最感兴趣的是中国1919年的“五四运动”，还有就是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同时他还翻译了郭沫若的传记。虽然研究中国的时间这么长，但是他跟这个国家没有太多的直接的接触，最近一次来中国还是上世纪80年代初。
当时，他是德国驻重庆总领事馆的一名教员，主要任务是在四川外语学院教德国语言和文学。他此生仅有的两年中国之行为他的汉语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又为他日后的研究增加了不少便利。
研究中国和毛泽东在德国不止谢弗尔一个，在德国的图宾根大学和慕尼黑大学的东亚学系里聚集了不少像他这样的学者。
“高潮在上世纪70年代。研究者尤其是汉学家想知道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趋势，自然必须研究毛泽东，”英戈.谢弗尔介绍说，但他也特别强调“左派”学生对毛泽东的热情必须与学者的研究分开。“前者是带着政治倾向的，而后者主要是进行不带倾向的客观研究。”
但是随着毛泽东的逝世，海外“毛泽东热”开始慢慢减退，不过，英戈.谢弗尔却并不这么看。他说：“尽管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从客观角度对毛泽东进行学术研究的人并没有减少。人们对于当今中国有兴趣，自然也会去研究毛泽东时代。他们想知道毛泽东对20世纪中国的影响。”
有职业的，也有业余的，莱比锡民族学博物馆东亚部主任因果.南特威希就是其中一位。“我从十五六岁开始就对毛泽东感兴趣。”因果.南特威希清楚地记得当听到毛泽东逝世的消息时泣不成声的情形。“第二天第一堂课刚好是历史课，大家停止上课，悼念毛主席。我当时致了悼词。”
对德国政治家影响深远
除了知识分子，德国的政治家也是受毛泽东影响最多的一个群体。无论是德国绿党联邦主席赖因哈德.比蒂科费尔，还是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和施罗德，一提起毛泽东，都有讲不完的故事。
前新华社驻柏林记者郑汉根曾经在2003年毛泽东逝世100周年采访过赖因哈德.比蒂科费尔，他对《华人世界》回忆说，“谈起毛泽东的理论，他非常熟悉。举个例子来说，我当时是用德语采访他的，但是听到很多熟悉的中文名词，比如‘从群众中来，当群众中去’、‘群众路线’、‘无产阶级先锋队理论’。”
由于对毛泽东的喜爱，赖因哈德.比蒂科费尔进而加深对中国这个国家的热情，“他对中国的历史很有兴趣，都是用业余时间做研究。从商朝到现代中国的历史，他都做过了解，”郑汉根说。不仅如此，他还在1973年参与创立了海德堡地区的德中友好协会，随后还多年担任这个协会的主席。
事实上，除却他本人，也所领导的绿党本身也颇受毛泽东的影响。“绿党整个机制主张都是从1960年代发展过来的，难免毛泽东思想的痕迹，比如中产阶级‘要独立的，要自由’的文化价值取向，”邢来顺说。
和绿党一样，德国另一大政党社会民主党也是左派政党。据邢来顺说，这个党的前主席也是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在德文版传记中特地辟出一章谈毛泽东。
说到总理，不能不提到比施罗德更早的施密特。1972年中德建交，3年后，他以总理的身份代表德国第一次访问中国，这次访问也使他成了至今唯一一位见过毛泽东的德国总理。
毛泽东逝世30年后，也在被德国之声中文网记者问到如何看待毛泽东对中国及西方世界的影响时说：“他当年的对外关系，有一点值得称赞，那就是他没有发动战争。毛泽东曾认为，苏联和中国之间会爆发战争。但是他没有挑起这场战争，战争也没爆发。在朝鲜战争期间，他的态度一直比较审慎，直到美军北上直逼中国边境，他才决定出手。在外交政策上，他的立场令人惊讶的非常克制和温和。”
六、日本人逐渐淡忘对他的崇敬
“我的东西本来就是应景之作，不值一文，本来没有收集成册的必要，”对《竹内实文集》出版的庆功会，竹内实先生这种日本传统的谦逊之语，在高度强调自我表现的当代，作为全日本最权威的毛泽东研究专家所使用的话语令很多人不能理解。但另一方面，这何尝不是一种对照。
在竹内实开始进行毛泽东研究的上世纪50年代，对中国以及毛泽东的研究曾经成为了一种风潮。“那时中国在东南亚很被羡慕，很多人来研究，”竹内实说。在当时的日本，日本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极大，虽然对毛泽东及其中国的研究固然还要受到许多限制，但仍然有人表示出极大的兴趣。那时候（上世纪50年代），只要是研究中国的学者，都是倾向于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
而实际上，他的研究方向一直得到特殊的关注，他回忆起，在上世纪50代，他把自己的作品拿去办一些小型的展览，每次最先光临的都是警察。“只要你研究的东西是与中国有关的，别人就会说你是赤色分子。”
那时候在日本积极宣传新中国的名人，有鲁迅生前的战友内山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他在上世纪50年代访问中国后回国，曾经大力宣扬新中国所取得的种种成就。“内山访问中国回国后，说中国已经消灭了苍蝇和蚊子，他在中国的旅途中一只苍蝇蚊子都没见到，这让我看了很羡慕，但我到中国访问后，偶尔还能在饭店里发现一只苍蝇，可见什么都不是绝对的，”竹内实说。此外，当时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还有一位也姓竹内的，叫做竹内好，他的研究比竹内实更早，还有许多著名的对中国友好的人士，比如作家大江健三郎。当时的中国在日本既神秘又令人向往，当然也有人痛恨，“因为中国实行了社会主义，有些人认为中国是变坏了，这是政治倾向不同的矛盾，”竹内实说。
竹内实忠实地保留了他内心独立冷静的态度。他在他的著作里对毛泽东的许多品质和文章大为赞扬。他的判断和评价，经常成为别人攻击的对象，当时日本的右翼文人固然不喜欢他，左翼对他也颇有微词，但事实却证明他的眼光经得起历史的验证。
毛泽东一些简短的语录口号漂洋过海，传到异邦，并由此引发人们断章取义的遐想，在一些人看来这种口号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这种风气在上个世纪60年代演变成一种新的流行。而在日本，由于对中国的研究持续和深入，这种偶像的树立没有南美和欧洲那样离谱，但也还是带动了一批人，“那时候对他有兴趣的人，不单是中国问题的研究者，还有些很时髦的人物，”竹内实说。
日本对于中国的研究，向来发达，在有些方面甚至超越了中国自己的研究水平。翻看竹内实的文集，你会感慨地发现，针对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不同时期发表的作品，日本研究界的分析几乎是同步的。相比较而言，中国同时期对于日本的研究却相当苍白。
在冷暖交互中度过20多年后，竹内实终于等来对他影响巨大的一件事。随着田中角荣和毛泽东会面，中日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于像他这样的中国问题专家来说，“一扫头上的阴影，什么压力都没有了，从此什么都可以说了。”不仅学术界如此，中国民间交流也再次达到上世纪50年代后的又一次高潮，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退潮。
人们正在慢慢淡忘世界曾经对于他的崇敬，以及崇敬的理由。“他是过时的人物了，如今的年轻人已经不关心他了，”竹内实叹气说道。在越来越多的地方，人们记住了毛泽东的一些简单话语，比如“敌进我退”，比如“妇女能顶半边天”，又或是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在谈及与美国作对时经常用到的“在战略上藐视敌人”等。
七、加拿大有家饭店叫毛家食堂
当中国的公共食堂被认为是大锅饭取消之后，到目前为止就再也没有恢复过。然而多年之后，加拿大的温哥华却出现一家被命名为“毛家食堂”的饭店。
据店主人介绍，光临这里顾客以中国人居多，点得最多的菜就是毛主席最喜欢吃的“毛氏红烧肉”，随着生意的红火，许多外国人也开始到“毛家食堂”用餐，其中多数人是冲着毛泽东来的。
“一个有代表性的加拿大人大概都听说过毛泽东，”加拿大著名汉学家王建在接受《华人世界》采访时说，之前，他曾经当过加拿大驻华使馆教育文化参赞，对中国有很深的研究。
虽然毛泽东晚年的决策导致大量华人移民加拿大，让加拿大人对其认识有些片面，但是总体上的评价依然很中肯。
为中国人民的革命而牺牲的加拿大人白求恩在中国家喻户晓。当年毛泽东与白求恩只见过一次面，之后白求恩就开赴前线，一年后，白求恩牺牲在中国的太行山上。
1970年10月，中国与加拿大正式建交，两年后，加拿大政府授予白求恩“加拿大历史名人”称号，并把白求恩出生的小楼从当地长老会手中买下来，经过三年多的修缮和重新布置，于1976年作为白求恩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同年，这栋小楼被列为加拿大国家历史名胜之一。
从此之后，到白求恩纪念馆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对此，加拿大人的理解是：毛泽东一篇有关白求恩的著名文章导致中国人对于白求恩有着无与伦比的缅怀情结。
在那篇著名的文章中，毛泽东称白求恩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白求恩评价毛泽东：“这是一位盖世英才。他一定会改变整个世界。”
毛泽东和白求恩的关系成了中国和加拿大友谊的象征，中加建交之后，加拿大总理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在职期间，曾经三次访问中国，并和毛泽东作了很多深层次的沟通。
他评价毛泽东为20世纪最伟大的领袖之一。不过，由于意识形态的问题，冷战时期的加拿大人并不能客观地对待毛泽东，冷战结束后，加拿大人对毛泽东的认识才逐步完善客观起来，反映出加拿大人对毛泽东意识形态的一系列变化。
八、越南人民说：“我们热爱毛伯伯”
“越南—中国，山连山，江连江。共理想，心相连，胜利的路上红旗飘扬。啊！啊！我们欢呼万岁，胡志明，毛泽东……”这首由胡志明作词作曲、在越南广泛流传的歌曲《越南—中国》，即使过去多年，仍有着许多越南人传唱。今天，在越南当提起毛泽东时，还是有人愿意称之为“毛伯伯”，表达对毛泽东的感激之情，在毛泽东在帮助越南抗击法国、美国侵略时的贡献给予很高的评价和肯定。
张加祥曾经是新华社驻越南的高级记者，对越南了解颇深。他告诉《华人世界》记者说，上世纪70年代越南河内新华社办公地址和越南前总理范文同家隔墙而居，他经常听到范文同的侄女和孙女依在楼梯窗口用汉语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等中国歌曲。
以歌颂毛泽东为主题的《东方红》更是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越南广为传唱，几乎人人都会唱。
越南人民一直把毛泽东当做最亲近的外国领袖来看待，感激是他们对毛泽东最真诚的感情。2006年5月，中国摄影家协会代表团应邀到越南访问，邵华作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随行，当越南摄影协会主席朱志晨了解到邵华和毛泽东的关系后，非常高兴，并表达很多对毛泽东表示感激的话语。
在越南，毛泽东一直是中越两国友好关系的象征。很多情况下，越南人民都会把毛泽东和胡志明放在一起，表示中越友谊。2006年10月举办的第三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毛泽东和胡志明的头像被越南商人做成画像小饰品放在一起展出。
随着越南改革开放的深入，中越两国交流日益频繁，大量的中国人到越南旅游投资，深刻体会到了越南人对毛泽东的感情。一位在越南投资的中国人在自己的博客里记录了越南人民的热情，他把这一切归功于毛泽东在越南的影响，正是由于毛泽东和胡志明当年的友谊，才造就当今中国人在越南所享受的待遇。
胡志明和毛泽东的关系奠定了中越关系的基础，由于在越南在困难的时刻，毛泽东毫不保留地伸出了援手，帮助越南取得巨大成就，因此越南人对毛泽东存在相当程度的崇敬和怀念。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政治经济研究室主任蒋细定在介绍《华人世界》记者采访时认为，在胡志明年代，毛泽东和胡志明的关系非常好，越南抗美时期，两国的关系也非常好，而越南人也很崇拜毛泽东。
张加祥也认为越南人非常尊敬毛泽东，认为他代表着中国对越南的友谊。至今，在他的家里的展示柜里仍摆放着许多越南友人赠送的礼品，其中就有一张毛泽东和胡志明亲切交谈的照片，这是张加祥最为看重的礼品。
毛泽东对越南的影响不仅在抗法、抗美期间，即使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越之间发生不愉快之后，毛泽东依旧在中越关系的重建过程中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之后，中越的关系开进入超常发展阶段，经贸往来，双边合作，区域合作等等，合作范围不断扩大。
“中越关系正常化15周年，很少有国家关系像中越两国关系这样发展得如此亲密友好快速，”张加祥如此评价。
越南著名男高音歌唱家黎光兴曾这样说：“我们越南人民对毛伯伯有着深厚的感情。我的演唱不仅是表达我个人对毛伯伯的热爱，也表达了越南人民对毛伯伯的热爱。”
九、毛岸英长眠在这里
1950年11月25日上午11时许，朝鲜大榆洞志愿军总部。敌军4架B-26轰炸机刚刚北去又折返回来，朝地面投掷了凝固汽油弹。顿时，作战室附件火光滔天，两名战士没能跑出作战室，壮烈牺牲，一位是高瑞欣参谋，另一位则是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
在耗时30多年、完稿于2005年10月的《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一书中，武立金第一次详细介绍了毛岸英赶赴朝鲜战场以及牺牲疆场的前前后后。
2006年10月20日下午，极少接受媒体采访的武立金接受了《华人世界》的采访。武立金表示，上世纪70年代，他曾在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工作了3年，工作岗位就在朝鲜的三八线上，也就是著名的“停战村”板门店。
武立金告诉本刊记者，每逢清明节和志愿军赴朝参战纪念日，朝鲜的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都会来此扫墓，告慰英灵。金正日同志生前曾20多次来到这里，向志愿军烈士墓献花圈。朝鲜人民知道，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特别是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是为了朝鲜民族解放事业而牺牲的。
在撰写《毛岸英在朝鲜战场》这本书时，武立金曾多次拜访刘思齐老人，每次和她谈到毛岸英，70多岁的刘思齐老人还是很伤痛，忆起往事，周围的人都插不上话。提及毛泽东时，刘思齐用了一个并列句：“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父亲。”在《毛岸英在朝鲜战场》序言中，刘思齐写道：“在怀念岸英的同时，我不能不怀念伟大的父亲毛泽东。岸英殉国的消息传来后，父亲忍受了老年丧子的巨大悲痛，一边一刻不停地处理国家大事，一边以极大的爱心和耐心，先是隐瞒我，后是安慰我和劝导我，显示出一份深不见底的亲情和作为领袖所特有的坚强自制力与巍然屹立的卓绝风范。”
作为毛泽东深深器重的亲生儿子，毛岸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战死朝鲜，这个事件对朝鲜民众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武立金认为，毛岸英的不幸牺牲，“震撼着指导员的心灵，使我军英勇无畏和不怕牺牲的光荣传统更加发扬光大，对鼓舞不对斗志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2006年10月30日中午，北京大学朝鲜语言文化专业教研室主任、朝鲜文化研究所所长金景一教授在接受《华人世界》采访时表示，毛岸英牺牲在朝鲜战场，“是一件震撼人心的大事”。
金景一教授说，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时期，中国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已是对朝鲜的最大支持，作为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积极响应，第一个报名参加志愿军，入朝34后不幸战死朝鲜战场，这是中朝友谊中极为重要的历史事件。金景一教授分析认为，在朝鲜战争爆发和毛岸英牺牲后，毛泽东和金日成、中国和朝鲜的革命友谊更加深厚了。
十、肖特西方最出色的毛传作家
1999年．英国作家菲力普.肖特的《毛泽东传》付梓，英文版同时在英国和美国上市。
2004年，该书中文版面世，3个月内2次再版。2006年6月，新疆人民出版社发行维吾尔文版的《毛泽东传》。
从1999年2007年，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俄国、美国、捷克、土耳其等国家业纷纷译介引进此书，因其内容精准，被部分西方国家的高校列为教材。
先后写下《班达传》、《龙与熊——后毛时代的中国和后斯大林时代的俄国之比较》、《波尔布特传》和《毛泽东传》的菲力普.肖特现居法国普罗旺斯省，在《密特朗传》的写作间隙，他抽空接受了《华人世界》的采访。
结缘中国
肖特的外祖父生于1850年，中国道光皇帝在位时期，19世纪末曾在香港做过海关检查员，并于肖特出生前去世。这位前香港海关检查员的女儿今年102岁，半个世纪前，是她最早向肖特讲述了中国这片神奇土地上发生的事情。
上学后，肖特周围的一些同学对道教和中国的古典诗词有浓厚的兴趣，在他们的影响和鼓励下，肖特买了第一本中国书。“那是一本《寒山全集》，寒山是唐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可惜现在许多中国人不知道他，”肖特不无遗憾地说。
肖特大学的专业与中国无关，是化学和英语文学，但对中国的迷恋的确从那时候开始。20世纪60年代早期，在剑桥大学，肖特结识了一位著名英国作家的女儿，这个女孩对中国文化有着近似疯狂的爱好。很可能，她对1966年肖特的选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那时的肖特的计划是去中国做一名英语老师，在设于和BBC一街之隔的中国办事处，他顺利通过面试，却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未能成行。
“所以，接下来的我面临的问题就是究竟去哪里。命中注定，我要去的是非洲。与我同时代的英国作家，那富于冒险精神的青年人，他们去东南亚，（因为）那里正爆发越战，有许多引人入胜和可怕的事情等待发现；或者去非洲，那里的殖民主义刚刚结束，新的独立的非洲国家正在努力奋斗中崛起。”
“在马拉维和乌干达做了6年自由撰稿人以后，我受雇于BBC作为他们驻莫斯科的通讯员。”1976年10月，BBC获得在北京开办分社的许可。“就在第二年春天，我第二次来到中国驻伦敦办事处，这一次我成了第一位BBC驻中国的通讯员。1977年5月，我来到中国，一待就是4年。”
巨星陨落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去世。这一天，31岁的肖特在路透社驻莫斯科分社。
“我记得当时的情景：我和办公室的一个同事一起站在路透社办公室窗前，是莫斯科时间的上午晚些时候，我们注意到所有的电传机（用于把外界新闻传回社里）都瞬间停止了，然后又突然变得疯狂，一个接一个“吐”出消息——
“啪“——北京，9月9日，毛泽东逝世。
“啪“——香港，9月9日，毛泽东逝世。
如此持续有20分钟，亚洲所有路透社分社都宣布了来自北京无线电台的这个消息。
这就是当时新闻传播的速度。没有互联网，没有卫星电话，电台里没有电脑屏幕。一个新闻“电闪”通过通讯线路落在电传机的纸卷上，立刻有人撕下来进行编辑，如果这条新闻足够重要，他们会打断常规的新闻广播，进行转播。
如果说对当时的中国人而言，毛泽东去世所带来的瞬间的感受是震惊和极度悲伤；对肖特这个从事新闻事业的外国人来说，则有着截然不同的体验。
“我的感受，首先是失望。我已经知道我可能会去北京。现在毛在我到达那里之前去世了。”“对我来说，毛泽东是20世纪一个显而易见的历史人物，无论是谁，取代了他的位置，都会使得中国变成另外一种样子。几天之后，我的直觉得到证实，我去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签署吊唁书。1月份，周恩来逝世的时候，我已经去过那里。周恩来去世的时候，大使馆的官员十分悲痛，就好像一位关系很好的挚爱亲戚去世了。而毛泽东去世的时候，我感到气氛非常两样：不是像周恩来去世那样，带着个人情感的悲伤，所有的官员看上去有一种恐惧感，就好像中国的基石被抽调了，他们都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十一、伊门道夫
德国的毛派艺术家
伊门道夫是个典型的德国人，高大、魁梧，说话滔滔不绝，喜做理性思辨，不迁就；一身黑色皮衣皮裤，戴着金表、金戒指、金项链——是他的招牌装束。
更引人注目的是，伊门道夫的左臂上刺着“毛”字，不但如此，他还有几间房子专门存放毛泽东纪念品，足有几万件，仅《毛泽东选集》就有20多个版本。
“那时我就觉得，
毛泽东的思想非常革命”
伊门道夫1945年6月14日生于德国吕纳堡附近易北河西岸的布莱德克，1964年他来到德国杜赛尔多夫艺术学院，曾试图放弃绘画寻找另一种有效的艺术方法抵制资本主义美学。伊门道夫说，他对毛泽东崇拜始于1967到1968年间。
“上世纪60年代美国越战期间，全世界都爆发反美、反战运动。这场战争——一个大国对弱小国家的打击，让我开始思考什么是公正，什么是大国和小国的平等外交，开始同情弱小国家。”
与此同时，伊门道夫搜集毛泽东的文学作品和其他的一些著作。他说“当时我就觉得，毛泽东思想非常革命。”上世纪60、70年代，中国关于“艺术、社会和人民的关系”的讨论引起了伊门道夫的注意。毛泽东提出“艺术为人民服务”，伊门道夫认为他自己作画的意义正在于此，他感到他的艺术创作找到了方向。
在如何评价毛泽东这个问题上，伊门道夫说，“评价毛泽东，是政治家和历史学家的任务。我作为毛泽东的崇拜者，崇拜的是毛的业绩，他拯救了中国人民，推翻了旧的社会制度。毫无疑问，毛泽东是20世纪世界上最重要的历史人物之一。”
活跃于上海的职业艺术家徐微强对《华人世界》说，“伊门道夫是一个善良、直率、偏执的好老头，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这样性格的人，一旦理念形成及就很难改变。从而影响其一生。正如英国著名艺术评论家、历史学家贡布里希所说的，‘没有艺术这事，只有艺术家。’”
“毛派艺术家”
花甲之年的伊门道夫毫不避讳，他年轻时是一个左派甚至是一个“毛派”，今天他的思想更接近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974年，伊门道夫提出的“艺术属于人民”，即来源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咖啡馆德国系列》是伊门道夫的得意之作，分割的画面表现出画家对德国分裂的态度。而伊门道夫更多的作品则采用光明温暖的颜色探寻着通向着美好社会的出路。
徐微强认为，德国曾经是艺术革命的圣地，著名的表现主义艺术就诞生于那块土地。作为新表现主义的重要人物伊门道夫，他代表着一个流派。伊门道夫被称为西方“活的艺术大师”，他尊立一代伟人毛泽东为图腾，说明很多人类历史上无可争议的问题，那就是毛泽东政治和艺术上不可取代的地位。
十二、毛泽东的世界粉丝
一、 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
“伟大舵手毛泽东”、“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这些句子，查韦斯像很多中国人一样，脱口而出。“我整个一生都是毛泽东的崇拜者。”
二、 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
“我们两人之间，既不需要做作的同情，也没有相互反感之处，直到毛去世，连接的我们一直是一种自然流露的相互尊重和友谊。”“我将怀着无比强烈、崇敬和钦佩的心情怀念这位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
三、 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布托
“毛泽东是巨人中的巨人，他使历史显得渺小。他强有力的影响在全世界亿万男女的心中留下了印记。毛泽东是革命的儿子，是革命的精髓，也是革命的旋律和传奇，是震动世界的出色的新秩序的最高缔造者。”
四、 英国记者菲力普.肖特
“毛泽东是20世纪一个显而易见的历史人物，无论是谁，取代了他的位置，都会使得中国成为另外一种样子。”
五、 日本学者竹内实
“毛泽东身材高大得像东北大汉，手掌却非常柔软温暖。”“他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想做一名教师，因为他上过师范，但最后却走上了革命道路。”
六、 印度工商会联合会高级顾问巴拉伯
“毛泽东和甘地一样，是民族英雄。他的英明首先在于他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的深刻理解，其次毛泽东的著作言简意赅地阐述了马列主义的原理，两者相结合，使他制定出系统的引导中国革命的战略和战术。”
七、 新加坡心理医生杨新发
“我把毛泽东思想和红色经典用于心理诊疗。”“战略上藐视抑郁症，战术上重视抑郁症。心理问题是21世纪第一大杀手，但治疗抑郁症的药物今天已经发展到第四代，我们要相信事在人为，人定胜天。”
八、 德国画家伊门道夫
“我一直遵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艺术家要为人民服务，其作品必须是高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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